八十年代的流行阅读

憧憬美丽的琼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在发育的小女孩,总是穿一袭小碎花裙,她们往往青涩得连偷窥一眼男生,都会拘谨得手心发潮,但她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在桌底下藏一本琼瑶的言情小说。

那时,很多女生都疯狂地迷恋着琼瑶,仅有的一丁点零花钱汩汩地往外流。连租书店的老板娘,也暧昧地说,哟,这些小姑娘,都成小大人了,然后唇边绽放一个甜美的笑。

现在人们再提起琼瑶,就像谈论狂跌的股票,注水的猪肉一般,难免觉得俗。

可在那一个物质仍很匮乏的年代,一段单调得只有黑白两色的时光里,琼瑶为我们搭建了一座精致的城堡。

在琼瑶看来,情爱的理想归宿是家庭,所以故事往往琐碎而唯美。但正是这种琐碎,构建了我们的青春底色。

记得某个郁闷的午后,第一次看到《海峡》杂志上面琼瑶在祖国大陆首次刊出的作品《我是一片云》时,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心潮澎湃地把它读完的,只清晰地记得,起身时,前襟已被泪水洇湿了一片。温婉而灵动的词章,像一袭如水的旗袍,成为紧扼心头的温暖。

那段年月,成长中的我们,像突然赤裸地站在演讲台上,心里惶惶然不知所措,这是段摸索着路标走路,没有光亮的日子。封闭在逼仄的天地里,我们轻而易举地被忧伤击中了脑袋。

很多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女孩子,都幻想自己一如琼瑶书中的女主角,等待命中的王子骑着白马破风而来。他应该有浅海般微蓝的眼睛,发根清爽,笑起来满脸的阳光。女孩则坐在他自行车后,尖叫着穿越一条又一条巷弄,抑或躺在阳光浸满的草坪上,看飞鸟从昏黄的天空急急掠过。两个人在小小的天地里,可以一直一直地这样厮守下去。

可现实和小说中构筑的世界难免有太大的距离,有些女孩苦苦等来的感情往往还没有来得及成长,就已经夭折。当她们看到自己心目中的男主角站在高大的香樟树后,牵着另一个女孩的手,世界便在顷刻间崩塌。于是琼瑶的小说被她们悉数锁入箱底,上面落满了尘埃,纪念着她们的青春年代。

明理智慧的亦舒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果说琼瑶是台湾言情小说的领军人物,亦舒则可称之为香港言情的翘楚。这两位作家,分别代表了台湾与香港两地对“爱情”这一文学命题的不同观念。

亦舒与琼瑶的创作有一定相同之处。两人都以爱情为小说主线,且都为高产畅销书作家,但因人生历练不同,所处地域环境不同,琼瑶的作品古典婉约,亦舒的小说则较为西化现代。

相对而言,亦舒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而且主要是以香港和欧美的现代大都市作为背景。她的作品虽然也都是在描写爱情故事,但主人公的感情发展与身边的社会关系网络有着重大的联系,而前者往往屈从于后者。所以,亦舒是一个以笔为刃,善于制造幻觉和迷梦的女人。这让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孩子由衷地喜欢。

《男男女女》、《西岸阳光充沛》、《迷迭香》、《阿修罗》……亦舒对“爱情”的态度是矛盾的,它们没有琼瑶爱情戏中的唯美,在理智上她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至纯至美的爱情事实上是十分脆弱的:一旦现实内容掺杂其中,它立刻会变了味道甚至土崩瓦解。

那是一个白衣胜雪的年代,在彷徨和迷茫中,我们开始看亦舒。她的书中打满“made in hongkong ”的烙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轻灵的窗,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阅读生活中,刻骨铭心的回忆。

读完三毛,想去流浪

三毛在十几年前用吊丝袜结束了自己的漂泊。从此,关于流浪、关于撒哈拉的记忆一直令我们难以忘怀。

可以说三毛温暖了我们的整个八十年代。我们是看着三毛的书长大的。许多人说我们俗气,说我们幼稚,说三毛笔下的文字里有着多少的不真实。可是我们依然坚持着心里面这份美好的情愫。我们是相信三毛的,相信三毛的美,相信三毛的真,相信即使三毛是在编造故事也不过是想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世间那些热烈的情感罢了。所以即使那些是假的我们也认了,毕竟三毛的文字带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幻想和期望,它们带着我们长大。

还记得那些读三毛的夜晚。我们打着手电筒躺在床上,虔诚地看着三毛笔下的爱情,想着三毛模糊的面孔,看着看着不由得会有泪滴下。当属于三毛的“撒哈拉”那样别致地轻轻在我们面前展开,我们沉醉于对那种浪漫,那种勇敢,那种逆境中的智慧的欣赏。那样的一片沙漠海,三毛依靠着爱情和坚强白手成家,于是就有了棺材变成的家具,于是就有了旧汽车轮胎装饰成的温馨小座位,三毛凭借着无数个不可思议的创造,在这样一个没有花朵的荒原开出了春天,千千万万个女人骨子里可望不可即的浪漫,让勇敢的三毛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写《稻草人手记》时,她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写《哭泣的骆驼》时,她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在写《温柔的夜》时,她是一个温柔多情的人;在写《撒哈拉的故事》时,她是个做事热情而认真的人;在写《梦里花落知多少》时,她又是一个美丽的、幸福的、无怨无悔的女人。

现在,看着三毛的书成长的我们已经长大,三毛在我们心里撒下的更多是爱的种子,我们在心里深深地想念着三毛的一切。想念当年那个扎了两条大辫子,穿着长裙在沙漠上奔波的女子,她的脸上有着岁月刻下的痕迹,但她对生活的热爱初衷不改。

一页页地翻过了三毛的生活,点点滴滴地记录着热爱生命的旅程,我们好像能够望见那长长的裙,长长的发,在阳光下飞舞,以无比绝妙的姿态晾晒着一串串长长的回忆。

金庸,走进另一个世界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在八十年代,可以说金庸用他笔下的三昧真火,照亮了整个武侠帝国。初时他似天将亮时昏黄的灯,后来则变成为阅读者心底最温存的火。我们在其纸上辽阔的疆域里乐不思蜀,一代人从他的书中获得过愉悦和感动。

在金庸三十一岁那年,他写出了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之后便一举成名。“金庸”,作为一个“神话”由此诞生。后来,金庸与梁羽生、百剑堂主合称“三剑客”。他们还在报上开设了《三剑客随笔》,三人合写一个专栏,以展现“三剑客”“社会时互放的光芒”,给“新派武侠”留下一段历史见证。

自《书剑恩仇录》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接着,《雪山飞狐》一出,石破天惊,全城争读。《射雕英雄传》更被视为“天书”,新派武侠小说的宗师地位,由此奠定。那年,金庸不过三十四岁。若真要赶赶时髦,回首当年,金庸的梦想却是当一名外交家。命运和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却成就了一派武侠宗师,这也可谓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人的幸运。

在那个年代,金庸的武侠可真是不得了,像个迷宫一样,走进去就再也不愿出来了,它们一点一点引爆着我们体内隐秘的能源。因为那些阅读的快感,我们感到每一寸肌体都变得流畅和充盈起来。正因为现实有太多的不如意,大伙儿才喜欢那种寄情山水诗酒以求遗忘的浪漫,喜欢那种横刀跃马,以剑血叩江湖的悲壮。翻看小说,像进入了另一个时空,郭靖的憨直、黄蓉的慧黠、小龙女的轻逸、段誉的痴情、南海鳄神的直爽、慕容复的阴毒,一幕一幕全翻涌在了纸上。我们中了金大侠的“毒”,沉醉在这个绮丽迷幻的世界里,难以自拔。

金庸笔下的人物寄托了我们一代人的梦想和渴盼:纵横捭阖,傲睨天下的幻想;对潇洒自由,孤高自诩的气质的向往……

而最令人称绝的还是,金庸将武功描写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髓糅杂在一起,琴棋书画,九宫八卦,医道,用毒,皆可化为绝世神功,并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作为“武功”的最高境界。除此之外,他还着力描写人物练功的艰难历程和坚韧性格,并有声有色、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主人公因祸得福、置死地而后生的必然寓于偶然之中的哲理意境,使他们的“武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所以,在那个年代,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到处都有“金庸迷”。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像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

汪国真——写下青春的诗行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给暗恋的女孩子写情书时,往往顺手拈来,摘抄几句汪国真的诗: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汪国真的诗中不仅仅有青年人的生活和那种明白晓畅的表达方式,更主要的是一种超然、豁达、平易、恬淡的人生态度。这种站在人生的更高层次俯视现实中的一切,所采取的“汪国真式的人生态度”,不能不说是汪国真诗歌备受青年读者欢迎的原因所在。

“汪国真”热卷起的浪潮异常剧烈,他的诗集不断被翻版,复印,销量达几十万册。

在那时,读和抄录汪国真的诗是一种时髦和年轻的表征。他们用廉价的硬抄本,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属于青春的文字和忧伤的回忆。

在纯粹的大学校园里,能写出汪国真式的诗是许多学生的憧憬,诗歌在真挚的咏叹中,在肥沃的文学土壤里拔节成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歌充盈的年代,它成全了许许多多汪国真式的诗人。最经典的说法是,一片树叶掉下来会砸到两个诗人的脑袋。写诗,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怀念方式。

人生路迢,悲欢交替,风雨晨昏,那些天蓝年代的点滴,在我们行走的路途中,又一次泠泠而起……

舒婷:不做攀援的凌霄花

我在我的纬度上/却做着候鸟的梦/梦见白雪/梦见结冰的路面/朱红的宫墙后/一口沉闷的大钟/撕裂着纹丝不动的黄昏/呵,我梦见/雨后的樱桃沟/张开圆圆的舞裙/我梦见/小松树聚集起来发言。

就诗歌艺术而言,舒婷无疑是“朦胧诗”群体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朦胧诗”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引人瞩目的文学成就,是那个乍明还暗的80年代所放射出来的最为夺目的文学光芒。

那时,单纯而执著的青年,常常躺在宿舍的矮床上,就着粗陋的一日三餐,拿着舒婷的诗集在15瓦的灯泡下反复“吟唱”。月光洒在他们脸上,在那片诗歌的温床里,青年们虔诚得仿佛谛听雪落的声音。

舒婷曾说过,通往心灵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仅是诗;一个富有正义感又富有同情心的人,总能找到他走向世界的出发点,不仅仅是诗;一切希望和绝望,一切辛酸和微笑,一切,都可能是诗,又不仅仅是诗。

她笔下是剥茧抽丝般提炼过的生活,连龌龊的争斗都化成飞扬的羽毛,一切纷乱的人生场景在薄薄的书页里变得诗意和完满。

评论家基普认为:“舒婷的诗提供了一种‘软性’话语模式,也提供了禁欲的一代人的情感模式,经过了革命的禁欲年代,这些年轻人的个人情欲终于获得了一点点舒解的可能。但比起日后的‘新生代’诗人的狂热的情感宣泄来,舒婷一代人的欲望舒解则显得十分可怜。一点点假想的发泄而已。”但是,舒婷对于那个年代的“文学青年”而言,无疑是真诚而伟大的。“朦胧诗歌”的盛世,在她轻柔的指尖下开启。这个睿智的女人,用她苦心经营的文字,羽化为一座秋山的絮羽,让游离的灵魂获得温暖和皈依。在诗歌早已陨落的今天,你是否还记得舒婷,记得我们的19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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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片云》,让祖国大陆的我们第一次知道了琼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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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汪国真的照片也成了爱诗人的珍藏。

小说《断背山》将删节性描写

独得4尊金球、同时也是今年奥斯卡大奖热门的电影《断背山》,尽管不被引进,但它的原著小说仍有望与国内读者见面。针对部分媒体提出的“中文版小说《断背山》将不被删节”一事,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明确表示,《断背山》出版时肯定会有删节。

  《船讯》将同期引进
  据悉,早在《断背山》获得金球奖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买下了作者安妮·普鲁克斯包括两万字《断背山》在内的一部西部牛仔小说集的版权。同时将出版的还有安妮·普鲁克斯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船讯》。
  安妮·普鲁克斯的作品几乎得到了美国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其中《断背山》也得到过欧·亨利奖。《断背山》在搬上银幕之前,并没有多少人读过,但现在却成了畅销书,美国一家公司不久前还专门出了个64页的单行本。
  单纯从原著小说的情节上看,这是个并不复杂的爱情故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精练语言的运用,而电影则进行了延伸发展。

  “同性恋描写肯定将被删节”
  由于该书涉及同性恋这一敏感题材,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此的处理将相当谨慎,不可能删掉所有同性恋情节,否则将破坏故事的完整性,但过度的性描写是一定会被删除的。
  近年来,我国图书市场上的同性恋题材小说已并不罕见,如白先勇的系列小说、我国内地首位公开同性恋者身份的崔子恩的“桃色文学系列”、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的同性恋文学名著《莫瑞斯》等等。但每部书都对性场面描写作了删节处理,同时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也是得到多方肯定的。作为在美国纯文学领域享有高度评价、重在阐释人类情感交流与变化的《断背山》能够在我国得以出版,也并非意外之事。

影视文学圈典型抄袭个案

   其实这些年,文学界、影视圈的抄袭现象层出不穷,说得难听点叫剽窃,说得好听点是借鉴。

    文学抄袭难鉴定,影视抄袭就更难判别。当编导黔驴技穷,或者不愿意好好创作的时候,随手就“借用”别人的东西,实在既快活又省力。

    回顾那些经典的抄袭个案,不由叫人恍然顿悟,原来同是抄袭,手段还迥然相异。

    无知无畏型

    说到这一类型,据说最经典的莫过于前两年少年作家郭敬明“抄袭”庄羽的案例了。

    2003年12月,庄羽向北京市一中院起诉,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的郭敬明所著《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剽窃了她所著的《圈里圈外》一书大部分情节、主要人物特征、作品的语言风格等,甚至还照搬了《圈》的片断以及部分语句等,抄袭多达100余处。后来北京市一中院作出判决,判令被告郭敬明、春风文艺出版社立即停止《梦》一书的出版发行,共同赔偿原告庄羽经济损失20万元。被告北京图书大厦停止销售《梦》一书。

    对于这样的判决,常以孩子自称的郭敬明发表声明强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12月3日作出的只是一审判决,根据法律规定,该判决为未生效判决,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这个声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笑谈流传。

    一丝不苟型

    大陆青春偶像《侬心太软》在宣传时就直言不讳地打出“金牌日剧《悠长假期》之大陆版”的广告语,要是你以为这只是吸引人眼球的噱头,那可能就大错特错了。据称如果你耐着性子把此剧看完,会发现从头到尾就是一出不折不扣的“拷贝”,大到剧情发展,小到台词细节,每一处都透露着浓浓的“克隆”味道。据说在拍摄此剧时,演员一边看着盗版《悠长假期》的VCD,一边现场“学习”的,一丝不苟的程度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中国的偶像剧从来都是软肋,没有好的制作班底,没有优秀自然的青春偶像,据称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抄袭了。《侬心太软》并不是个别现象,像《新闻小姐》,《天下有情之甜蜜蜜》等据说都是它的“同盟好友”,甚至被称为“中国偶像剧开山鼻祖”的《将爱情进行到底》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抄袭”了“经典”日剧《爱情白皮书》。

    借鉴学习型

    2005年,《好想好想谈恋爱》火爆沪上荧屏。

    据说此剧说穿了就是美国电视剧《欲望城市》的中国版。虽说不是完全克隆,但基本人物性格、命运发展、台词都非常“相似”。该剧导演从《欲望城市》找到了风格模式的参照点,然后再把其中涉及的大胆话题去掉,加上一点符合中国国情的情爱关系,便成了自己的作品。

    比起那些赤裸裸的抄袭来说,说,此剧还是有自己的风格和长处的,时尚的戏服和画面镜头、轻松的节奏、窦唯作曲的电子音乐等都是它的亮点。但说到底,“克隆宝宝”虽然有着属于自己的漂亮包装,但“基因”却还是别人的。

世界华文文学联盟推出大陆少年作家排行榜

   据《华文文学》报道:世界华文文学联盟,在综合分析自1990年始,至2004年底的15年内,大陆有据可查的近400名少年作家具体创作情况,根据作品影响力、作品质量、读者认可度及作品是否有多种版本出版,是否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等15项指标,为其归类打分,首次推出该联盟大陆少年作家排行榜。分别是:韩寒、郭敬明、金今、郁秀、张悦然、刘婧、蒋方舟、边金阳、刘冬阳、春树、易术、胡坚、蒋峰、孙睿、李傻傻。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尼将出席香港国际文学节

 

  诺奖得主希尼、布克奖得主班维尔将出席

  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Man香港国际文学节”将于3月6日至15日举行。本届文学节以“亚洲”为主题,2005年布克奖得主约翰·班维尔(JohnBanville)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默斯·希尼(SeamusHeaney)等40余位国内外作家将出席,其中包括内地作家苏童与棉棉。

据悉,今年香港国际文学节包括专题座谈会、与作家会面、阅读环节、新书发布、学校参观及其他特别活动,而今年的免费入场的节目比往年多。其中“青春成长路”部分邀请4名文学名家,包括两位少年时已蜚声国际的短篇小说家:美国作家耐尔·佛鲁登伯格(NellFreudenberger)

  和泰国作家Rattawut Lapcharoensap,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传奇诗人西默斯·希尼和加拿大小说家查尔斯·福伦(Charles Foran)将在这环节中畅谈自己的作品。

  另一个环节是“制造亚洲文学热潮”。反传统的印度记者特荷卡(TarunTej鄄pal)将在节目的第一部分畅谈自己的小说《炼金术的愿望》(“TheAlchemyof Desire”),而第二部分将集中讨论东南亚的新写作,出席的作家包括:菲律宾诗人KripYuson,印尼作家Ayu Utami,以作品贯穿香港及喜马拉雅山的新进小说家ChrisTao.今年大会安排了很多非小说的环节,例如邀请了两位来自英国的著名历史小说作家麦克·达什(MikeDash)及汤姆·斯坦奇(TomStandage)来谈写作经验。

  此外,本届文学节还安排有很多以青少年为主题的节目,让过千名本港学生与作家及诗人交流接触。其中较引人瞩目的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伊恩·威柏(Ian Whybrow),他曾出版过《小狼的故事》系列等60余部著作,并被多国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2005年度全球记者和新闻自由报告

 

 

(2005年度全球记者和新闻自由状况调查报告封面。RFA照片)

【2006年2月16日狱委讯】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二在首都华盛顿的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2005年度全球记者和新闻自由状况调查报告。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2006.02.14 的采访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的这份报告,共记载了几十个国家在压制新闻自由方面的几百个案例,其中包括记者被杀害、骚扰、监控、和被非法关押等。报告描述了记者在战争中和专制政权下所面临的恐吓、危险、阻碍、和对新闻自由权利的侵犯。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统计,2005年,全球共有47名记者因履行他们的记者职责而被杀害。而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共有100多名记者牺牲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杀人凶手有90%仍然逍遥法外,是10年以来最严峻的时期。

报告说,从2000年到2005年,记者被杀害人数最多的国家有5个,他们是菲律宾、伊拉克、哥伦比亚、孟加拉和俄国。但到2005年底,伊拉克替代菲律宾跃居第一位,共有22名记者在伊拉克被杀害。

在新闻发布会上,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安-库铂女士指出,2005年,共有24 个国家的125名记者被关进监狱,与往年相比有增加趋势。其中4个国家关押记者的人数超过被关押记者总数的三分之二。库铂说:

“中国有32名记者被关押,居第一位,古巴有24名,东非的厄里特里亚有15名,埃塞俄比亚13名。居第5位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缅甸和美国居第6位。”

报告在谈到中国部分时指出,自胡锦涛上台后,对异议人士、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人士采取了强硬措施,对媒体的打压也更为严厉,人们自由表达思想和传递信息的权利受到侵犯。报告列举去年1月赵紫阳逝世为例说,中央主管宣传的部门只允许各家报社发表与中央统一口径的有关赵紫阳生平的短消息,中国官方的讣告也由官方的新华社统一转发,讣告称赵在1989年的政治动乱中犯有“严重错误”。政府还对互联网中传播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封锁,使人们看不到海外中文网站对赵紫阳的悼念和对中国政府的抗议。

报告以中国网络作家郭飞雄和长沙记者师涛为例说,郭飞雄因报道广东太石村民的抗议活动和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而被捕,石涛则因公开了中宣部对其所在报社的控制和传播有关纪念六四15周年的信息,而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刑10年。此外,两名外国记者在太石村采访时受到殴打,其他记者也受到警方的骚扰和讯问。

报告说,以所谓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为借口来打压新闻自由,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做法。比如土地征用、劳工抗议活动、失业、公共卫生问题、环境污染、以及对党员干部的调查,都属于国家机密的范围。这使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大打折扣。

在中国的国际信息和传媒公司也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去年,中国宣布了一系列的规章和条例,迫使在华的互联网企业与中国政府合作。

在新闻发布会上,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安-库铂女士特别批评了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监控,以及美国互联网公司在这方面对中国政府的妥协: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美国的一些公司正在这方面为中国政府提供帮助,例如美国的古狗公司,他们除了对信息进行审查外,还帮助中国政府对电子邮件进行监控。”

报告举例说,去年7月,据被中国政府禁止的博讯网报道,因为美国互联网巨人雅虎所提供的信息,导致长沙记者石涛的被捕。而雅虎则称,作为全球性的公司,雅虎要遵从所在国的法律和法规。到8月份,雅虎就在中国赢得了一笔大生意。

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安-库铂女士在会上强调说:

“这些问题不仅威胁到中国的记者和中国普通网民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我们还认为,如果美国互联网公司对中国政府的帮助能够成功的话,可能会为其它专制政权压制互联网自由树立榜样,比如象伊朗和越南这样的国家。”

中国目前大约有1亿网民,也是使用手机人数最多的国家。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去年9月,中国政府宣布了对互联网信息传播和手机信息进行监控的新规定,以压制民间的反日情绪,和在农村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示威抗议活动,违反规定的网站,将被处以罚款或关闭。比如新规定实施还不到一个星期,报道太石村农民抗议活动的一家网站就被迫停止运作。安-库铂女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认为,需要现在就向中国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并要求美国公司的协助。美国公司必须把自由表达思想的道德准则置于获取利润之上。”

保护记者委员会主管亚洲的协调员鲍伯-迪亚斯也在会上对中国政府封锁互联网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

“中国目前32名被关在监狱的记者中,有18人的被捕是与互联网络有关的。我认为,我们将在亚洲看到更多类似的现象。”

迪亚斯说,中国政府会继续压制新闻自由和公众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他预计,这一状况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刘晓波:公开的谎言 无耻的狡辩

看到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在2006年2月14日记者会上的发言,让我再次领教了中共官员的毫无廉耻,几乎个个具有公开说谎不脸红的老本领;也很佩服他们学到了与国际接轨的新本领,即便每天都在公然践踏普世规则,他们也硬要用普世规则来应对国际指责。比如,美国有“年度世界国别人权报告”,中国就有“美国人权白皮书”;眼下,美国国会马上要召开“中国的网路:自由或压迫的工具?”听证会,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就针锋相对地召开记者会,硬是援引“国际通行做法”为中共的邪恶封网制度进行辩护,还声言中国网制规则是从美国的《爱国者法案》学来的。

 

在记者会上,刘正荣副局长大言不惭地说:中国政府对网络的管理采取的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我们从来没有想要控制互联网,所有做法的立足点是规范互联网,创造一个良好的秩序。……所以我不赞成用‘控制’这个词。”他还恬不知耻地声称:“中国至今没有任何公民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而被逮捕。”

 

同时,刘正荣再次对进入外国的网络公司发出利益要挟,他说:中国的互联网市场是巨大的,这个市场也是开放的,相信会有更多外国公司愿意来分享中国巨大的市场利益。他还暗示说:中国政府不会直接干预外国公司的营运,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应该知道如何进行合法的服务,具体怎么做是公司自己的事情。

 

我不知道这位刘副局长所言的根据何在,但就我个人了解的事实而言,就能提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刘正荣所言,没有一个字是真实的。

 

例证一:先从我个人的遭遇谈起。在法律上,我是一个中国公民,而在中共政权眼中,我却象“不可接触的危险”,常年处在警察的监控之下。我也是个独立作家,经常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但我的文章无法见诸于国内媒体,而只能在境外媒体发表,甚至我的名字“刘晓波”三个字,也成为报刊、电视和网络的禁忌。

 

比如,在境外古狗搜索引擎上输入“刘晓波”,能得到528,000项结果,而把“刘晓波”输入“古狗中国”和“雅虎中国”,搜索到结果分别为21,000项和22,900项,境外是境内20多倍。

 

更过分的是,把“刘晓波”输入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得到的结果居然是:“抱歉,没有找到与‘刘晓波’相关的网页。”

 

也就是说,“古狗中国”和“雅虎中国”还算手下留情,多少能搜到2万项以上,而中国“百度”则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无怪乎昝爱宗先生撰文引用一位名为jiangj04的网友的留言说:“我不知道刘晓波是谁,我也不想知道。这么普通的名字,百度竟然搜不到,难道中国叫‘刘晓波’的都死绝了么!?因为一个‘刘晓波’,‘坑’杀了一万‘刘晓波’吗?”

 

我要质问刘正荣副局长,同一个词的搜索,在中国境内搜索与在境外搜索竟能有如此大的区别,究竟是中国特色的结果还是采取“国际通行的做法”的结果?

 

例证二:在中国国内,几乎所有境外的中文网站全都上不去,比如,西方知名媒体的BBC中文网、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德国之声、法广等,台湾的中央社、中国时报、自由时报等,香港的苹果日报、明报、争鸣、开放等,海外华人办的大纪元、博讯、多维、看中国、新世纪、观察、议报、北春、民主中国等,而只有通过“动态”、“无界”等代理服务器,中国大陆网民才能看到以上这些境外的中文网站。

 

我要质问刘正荣副局长,难道“国际通行做法”就是花大钱构建号称网络长城的“金盾工程”,设置敏感词过滤系统吗?

 

例证三,自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中国出现许多个人的、民间的思想网站和时政网站,这些网站不同于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它们突破了中共的封网,为大陆网民提供被官方封锁的敏感时政信息,登载异见人士的言论和组织网络签名,而这些致力于突破封网系统的民间网站,如“思想的境界”、“不寐之夜”、“文化先锋”、“宪政论衡”、“民主与自由”、“公民维权网”,几乎都有过屡关屡开、屡开屡关的经历。其中,“不寐之夜”被关过五十次以上,“民主与自由”被关过四十七次,网站主持人野渡先生多次遭到刁难。目前,这些网站已经从大陆消失。甚至连大学校园内的网站也遭到严厉整肃,北大的“一塌糊涂”被关闭,其他著名的校园BBS被“实名制”变成与社会隔绝的孤岛。

 

就我所知,还敢于刊登官方禁止内容的民间网站,只剩下服务器在国外、访问量有限的“自由中国论坛”和“递进民主”两家了。

 

我要质问刘正荣副局长:难道如此大规模封网关站和整肃高校BBS,又是那家的“国际通行做法”?

 

例证四:中国网民在快速增长,现在已有1.1亿,是世界第二的网络大国。同时,中国网络文字狱位居世界第一。黄琦、欧阳懿、刘狄、杜导斌、师涛、罗永忠、张林、郑贻春、许万平、李智等人,无一不是因言获罪的网络作家。另据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发布的2005年全球新闻自由现状报告:在167个国家新闻自由状况的排名表上,中国排在第159,属于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之列,已经有62网络异议人士系狱,全球第一。所以,“记者无国界”才把中国行为政治异见的最大监狱。

 

我要质问刘正荣副局长: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中国的网络文字狱全球第一吗?

 

例证五:众所周知,美国的思科公司帮助中共建设网络长城“金盾工程”,多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微软、雅虎、古狗,也都与中共的网络管制相配合。设立的敏感词过滤系统,“微软中国”还关闭过安替的个人博客。而雅虎最无耻,居然向中共警方提供用户的个人资料,在师涛案和李智案中扮演了“文字狱帮凶”的角色。

 

我要质问刘正荣副局长:难道这些来自自由美国的世界顶级网络公司都是没有受到中共政权的压力而自愿地践踏网络自由吗?难道你不知道在师涛案和李智案中,两人被判重刑的证据中,都是有雅虎香港公司提供的吗?

 

够了,足够了!以上例证充分说明,刘副局长硬把中国的“独裁特色”说成是“国际通行做法”,是在衣冠楚楚地公然向世界说谎,也是在堂而皇之地“拿屁股当脸”!

 

2005年11月17日,中共国务委员唐家璇出现在凤凰卫视的镜头中,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中国的人权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国的人权不怎么样。”

 

为此,我在《唐家璇的脸皮真够厚》一文中指出:唐委员这种大言不惭的劲头,很有点硬是“拿屁股当脸”的无耻。而无耻者无畏,公开说谎不脸红且理直气壮。

 

我想,这段对唐委员的评论,也非常适于转赠给刘副局长!

 

2006年2月15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论坛》2006年2月15日)

昝爱宗:只准孩子们姓“党”姓“国”的背后

党国之大,每天发生的新闻,不是好消息,便是坏消息。最近有个好
消息传出,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任职的省份辽宁大连福利
院,决定开始将执行了30年的女孩姓“党”、男孩姓“国”的不良规
定给废除掉,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也算有了“以人为本”的开端。

《华商晨报》2月10日消息,辽宁省大连福利院废除女孩姓“党”、
男孩姓“国”制度,我的第一评论就是一句话:“是时候了”。废除
这个已经在大连福利院沿用了30多年的规定,是中国人权意识的觉
醒、中国人享有私权利的一个见证。

无论是普通家庭里的孩子、还是福利院里的孩子,都有一个公民人格
平等和人身自由的宪法权利,任何非法的强制权力都不能强加在他的
头上──除非经过他本人的自决同意。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
这些未成年人还不能决定自己选择哪个姓氏或有智障,但权力强加给
他们一个“党”和一个“国”字,恰恰是政府以“党国”的名义强迫
他们去姓“党”和姓“国”,表明这个政府在其中扮演着一个违宪的
“不道德的角色”。本来,大家都是百家姓,百就是众多的意思,百
家姓姓“私”而不姓“公”。众所周知,人不能一姓,家也不能是一
家。同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百姓就是百家姓,党也不能一个党,
“党天下”更要不得。

大连市福利院30年来“想当然”地用“党”、“国”作为孩子们的姓
氏,据说这“体现了政府对孩子们的关爱”,实际上恰恰相反。政府
此举,无一不是“党啊亲爱的妈妈”或“祖国我的母亲”的翻版,是
体现强权而非体现平等。从另一方面看,如此众多的“党”“国”孩
子走上社会,还在某种程度上使孩子们“标签化”了,使他们时刻牢
记“党的恩情”,不能离开“祖国的怀抱”,终身做不成一个“法律
(尤其是宪法)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公民。

一个国家的人民政府,制定任何政策必须由被治理者所同意、所认
可,否则这个国家的政府就不是人民的政府,就无法保障公民私权
利,无法制衡政府公权力,就不是宪政民主国家,更不能保证国家建
立长治久安的公民社会。

据悉,辽宁大连市民政局福利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现已决定将百家姓
作为福利院孩子姓氏改革的参照,孩子们的姓氏将从百家姓中选择,
名字可能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如果孩子被送到福利院时身上留有名字
之类的线索,福利院将尽量保留该信息,或者根据其他情况给孩子取
名。如此,只是一个办法,改革总比不改革要好。笔者认为,在没有
最好的办法的前提下,尽量找一个符合宪法精神并合情合理合适的办
法,比如由立法部门、民政、公众舆论参与制定一个恰当的方案,然
后公示,由广大民众提出修改意见,进一步充分考虑民意后,修改后
公布执行,才能说明这个“办法”不是民政一家之意见,也不是
“党”一家之意见。

同一片阳光下,同一个地球村,无论是多民族、多人口的大国,还是
民族单一人口不多的小国,公民人身和人格自由,都是应该是平等
的,尤其是公民私权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都应该呼吸到自
由的空气,享受到民主的阳光,有权在一个宪政之国得到政府的保护
而非伤害。

中国之大,一定要尽快实行宪政,一定要尽快建立公民社会,否则政
府随时以国家的名义滥用公权力,侵害私权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
百姓点灯,中国就永远没有希望,就永远进入不了和谐社会、稳定社
会。

王中陵:“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新世纪的《自由颂》

“不自由,毋宁死”!中宣部假手团中央封杀《冰点》,终于激起群
愤。江平、朱厚泽、李锐、李普、何家栋、何方、邵燕祥、张思之、
吴象、钟沛璋、胡绩伟、彭迪、戴煌等13位德高望重的著名人士授权
萧瀚先生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要求:

1、中宣部就《冰点》事件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深刻检讨,汲取教
  训,撤销“阅评小组”。
2、全面恢复《冰点》周刊,不得“秋后算帐”。
3、尽快出台《新闻保护法》,废除一切恶性管制新闻的办法,保障
  新闻媒体的职业权利。

这是惊天动地划时代的伟大事件。藏在黑幕后见不得阳光的“阅评小
组”到底都是些什么人?人们不得而知。谁给了他们对新闻界生杀予
夺的大权?他们在黑幕下是如何操作的?对此,人们也是一无所知。

近几年来,为读者喜闻乐见的刊物,因遭中宣部“阅评小组”构陷而
被封闭、被改组的不胜枚举。诸如《新京报》、《环球经济导报》、
《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以及《书屋》、《同舟共进》、
《方法》、《战略与管理》等悉遭荼毒。新闻业日渐枯萎,天怨人
怒。茫茫九州,竟成了一个万马齐喑的世界!“阅评小组”祸国殃民
一至于此,罪莫大焉!

正如133位学者所说,中宣部把“宣传”异化为 “管制”,代
行政府权力,己经越权,己构成违宪。“阅评小组”以“审”代
“阅”,以“判”代“评”,钳制舆论,剥夺言论自由,扣帽子、打
棍子,制造各类“黑名单”。种种不轨,胆大妄为。目无法纪,罪不
容诛。

言论自由不但是宪政的必要条件,广开言路对于依法治国的执政者来
说,也是一日不可或缺的。中宣部“阅评小组”既然违宪,理应依法
追究。

江平等长者在联合声明的最后说: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这是先烈狱中高歌的《自由颂》。我们将踏着先烈血痕,竭尽薄
  力去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与《冰点》一同前行。

“踏着先烈血痕,竭尽薄力去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与《冰点》
一同前行。”我相信,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心声!

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

所谓‘官本位’,简单地说,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

  君主独裁专制制度的核心是人身控制,而其实现的基础和保障就是权力,权力的内涵不仅仅是支配人,而且也包括由其转化的不可计数的直接的经济利益。专制制度全仗各级官吏来维系,掌握权力的官吏就成了特殊人物,官大者威风赫赫,权倾一方,官小者也是养尊处优好处无数,官之身价与神秘,就在于他们手中的权力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各种特权与实利。官位成了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权力成了财富的代名词。权力是比贷币更具流动性,更方便的一般等价物,或者说,中国社会的特征是政权支配金权,孔方兄只配做印把子的仆从。中国特殊的社会形态导致投机政治比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能更好更快地聚敛财富。吕不韦正是参透了这一点,才将异人视作“奇货可居”。
  追求名利是人的天性,而出人头地,名利双收的捷径便是做官,官越大,获利越厚。官位权力和财富构成奇妙的“三位一体”,财富的多少取决于官位、权力的大小,正是基于这一点,人的价值实现的最佳途径就是做官,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的最好方法也是做官。升官发财的意识浸透了国人的灵魂。
  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人中流行着一种称为“升官图”的游戏。这种游戏使用的工具包括一个骰子和标有从普通学生到政府宰相各个等级位置的图案,每个参加者通过掷骰子决定是升级还是降级,在官梯上爬得越高,就会从等级低的人手中赢得越多的钱。这种游戏的参加者不仅是识字的人,一些文盲也乐此不疲。(11)
  反过来看,没有权力作后盾的经济利益也是靠不住的。西汉武帝时,由于长年对匈奴作战,导致国家财力枯竭,雄才大略的刘彻便向商人开刀,发布了著名的“告缗法”诏令,鼓励全国商贾之家的奴仆告发其主人的偷漏税行为,偷漏一缗(一缗即铜钱一千文),即成罪状,要抄家查产,充军发配,此举一下使汉武获得无数财政收入,同时使商贾们彻底破产——“杨可告缗遍天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汉书·食货志下》)。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掠夺。(12)
  历史上唐玄宗、唐肃宗、唐德宗也学着刘彻这一套,不过,他们要稍稍文雅些,名为“借商”,每次借款达数百万缗,(13)结果自然是“刘备借荆洲——有借无还”了,谁还敢斗胆向皇帝讨债。
  林彪得其神髓,将其简练地总结为:“有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一夜之间就可以打倒。”
  简言之,作官是最赚钱,最安全的买卖。所以中国发了财的商人要捐官:既为求自保又为图发展。所以历史上胡雪岩之流的红顶商人大行其道,至今被奉为成功商人的楷模。
  人身控制的直接后果就是,任何人要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依附比自己更强有力者,由此形成中国社会的另一大特色——人身依附。
  按每个人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别,全国上下形成一个等级依附系统,只有一个例外,即皇帝,因为他是权力的母体。后妃、臣僚依附皇帝,地方官依附京官,小官依附大官,奴仆依附主子。被依附者对依附者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依附者的物质利益直接源于被依附者,依附者被人依附,被依附者同时又是依附者,而且大系统中有子系统,子系统中又有子系统,人身依附成为人际关系的普遍形式。
  正是由于人身依附,各级官僚无法成为独立的政府官员,而只能是帝王的代理人或家奴,同样,因为一个人的收入和升迁与自己的顶头上司有着密切的关系,得罪上司的代价是巨大的,又由于这样的官僚有为数众多的替代品,因此,下级也永远只能是上级的工具,而以人作的工具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听话(好使不好使),而不在于这工具本身有多大价值。
  中国的官僚政治有一个致命的遗产——层层任命制。官吏不是经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官吏不是为事业服务,而是为长官或上级服务。中国官吏的最大特色是“做人”,官吏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有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密切程度,搞掂了上级,就等于戴稳了乌纱帽。于是,“报喜不报忧”,上交则谄(谄媚),下交则渎(轻慢),就成了官场的常态。
  人身依附的格局,使下级只对上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做法,必然导致残酷的反达尔文优胜劣汰进化规则的逆向(精英)淘汰。
  所谓“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学术领域的精英,一些真正德才兼备的精英人才往往会遭冷遇、排挤甚至打击、压制。那些有独立思想或独特见解的人才,他们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优秀而在生存竞争中首先被淘汰出局,而一些缺乏能力、没有自己观点的庸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钻营附会而成为“适者”顽强地生存下来。苏辙先生形象地将其称为“君子斗不过小人”规律。(14)
  “淘汰”制本是人类社会选拔人才的最有效机制,即通过某种竞争规则,选拔优胜者,淘汰劣败者。“逆向淘汰”则不然,它是将优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而那些善于阿谀逢迎的庸人反而成为“适者”生存下来。究其原因,在于人的天性。人性的一个艮古不变的弱点就是喜欢听好话,精英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而不屑于钻营,庸人们则非拍马逢迎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要把全部的资源用在迎合上级上,在人身依附的格局下,作长官的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他们自然会获得更多提升的机会,这样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因此,在“利出一孔”的社会,淘汰精英就是最大的政治。特立独行的精英人才被扼杀,整个社会必然万马齐喑。
  “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中国的官场成为一个巨大的人才黑洞,将天下精英统统吸引到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喜形于色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15)广大的士人(知识分子)要想出人头地唯一的渠道便是做官——因为:“人生世上,除了此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16)
  无数的精英挤在入仕这唯一的独木桥上你争我夺,兵戎相见,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17)结果,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向来有窝里斗(内耗)的老传统,窝里斗的残酷与大规模地糟蹋人才世所仅见,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这是中国人的原罪。毛泽东就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中国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什么窝里斗在中国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强大,为什么中国人会产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妖魔鬼怪思维,唯一的解释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没有劣等的民族。
  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和收获竞争。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
失败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发财机会,他们就必然不得不为此大打出手。民间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激烈,这乃是从古至今中国社会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术出神入化,社会动荡不宁,人民贫穷愚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后果,使个人既无独立的政治地位,又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即使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以化为乌有,历代开国功臣的悲剧就根源于此。
  韩信、白起、伍子胥、文种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历史上有名的将军谋臣,为其帝王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力。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在中国,除一人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
  财产权是宪政的基石、人权的屏障、市场经济的核心,社会繁荣的枢纽,是人类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也是维系人类自由与尊严的根基,政治文明的温床。
  人们总是抱怨知识分子缺少风骨,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归根结底,知识分子这一悲剧角色的罪魁祸首就是“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专制政权之上的“毛”。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府机关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之,在这种社会,所谓士人的独立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