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白先勇又来了，带着他的青春版《牡丹亭》。不久前，这部轰动中国两岸的昆曲传统名剧在深圳完成第63场巡演。与台湾、北京、上海其他城市一样，白先勇的昆曲又迷倒了深圳观众，9小时的古典美学盛宴，让他们为之倾倒。
　　昆曲·传统美学
　　记者：这部《牡丹亭》您想告诉观众什么呢？
　　白先勇：最想告诉观众，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古典美学曾经有过这么辉煌的成就。我们要重新认识“她”。《牡丹亭》本身是个经典，勾起我们的文化乡愁，我们似乎远离了我们的文化家乡。观众感动的原因是觉得美，而这么美的东西竟然是我们自己的。
　　爱情·似水流年
　　记者：您选择《牡丹亭》奉献给观众，这也是您的爱情观吗？
　　白先勇：对，我的爱情观和汤显祖一样，是情真情深情至。目前为止，能打动我心灵的作品还是这类的。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解自己的性倾向？
　　白先勇：我想这（同性恋）是天生的，从小就知道。
　　记者：你和王国祥先生守望40年，《树尤如此》一文能看出你们的至情至爱。您在文章结尾写：“那棵意大利柏树位置的空白犹如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1992年，王国祥先生过世，1994年，您提前从加州大学退休和这有关系吗？
　　白先勇：他是我的恋人……应该说他是我一生的生死之交。这份感情里面包括朋友、爱人、儿时默契的伙伴等多重含义。他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人。他的过世是我人生中最无法挽回的遗憾。但是我提前退休和他过世没有关系。
　　记者：1979年，你写了同性恋题材的《孽子》，反响很大。您说过，这篇小说其实最想表现的是父子关系。您父亲白崇禧将军生前知道您的性取向吗？
　　白先勇：我和父亲没有谈过这方面的事情，但我想以父子间的了解，他心里或许明白。但我们没有说过。他对我们孩子的私生活相当尊重。他的“不讲”，也就是不干涉的态度。
　　写作·悲悯情怀
　　记者：人们对于您文学作品的理解使得您总是和悲悯情怀、乡愁等等词语联系在一起，这种悲悯情怀是天生，还是您的经历使然？
　　白先勇：我性格中的悲悯情怀与天性和后天经历都有关系，我自己从小生过重病，对别人的痛也能感受到，觉得人生无常。我曾说过，我写作是为了把人类心灵无言的痛楚转换成文字。

   记者昨日获悉，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买断《断背山》版权，目前书正在赶制当中。

    对于书中颇具争议的部分内容是否会删节，负责此事的刘编辑表示不会作任何删节。同时他透露，希望该书能赶在奥斯卡颁奖期间与读者见面。据介绍，小说《断背山》选自作家安妮·普鲁克斯的一部西部牛仔小说集，原书名叫《断背山：怀俄明小说集》，共收入11篇小说，《断背山》只是其中一篇，全文2万多字。出版社透露，中文简体版估计会以《断背山》直接命名。

    中国古语“入鲍鱼之肆，久闻而不知其臭”，这的确是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说中国共产党是个像流氓集团一样的黑帮组织，很多中国人似乎难以接受，尤其是那些在共产党羽翼下安居乐业的“体面”的文人、学者和精英们，以及共产党政权拉拉扯扯的人，因为，那岂不是对他们智力和道德的贬低吗？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入鲍鱼之肆、久闻而不知其臭的问题。
    对民众来说，他们谨小慎微地度日，似乎从来没有思索过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比他们有学问的、高踞于他们之上的知识阶层不仅没有说过，反而经常歌颂这个“黑帮”集团，所以共产党怎么会是个黑社会，黑帮组织。然而，人们只要跳出共产党划出的圈子，平心静气地看看事实，就可以看到，这个堂而皇之的共产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为了权力，从来都是像流氓一样，没有任何伦理道德可以约束他们。眼前这一次低劣地谋杀高智晟律师，卑鄙地打劫大纪元技术总监李渊博士，不过是到了图穷匕见。它不仅再次证明了这点，而且也证明了他们真的已经走投无路，除了这种赤裸裸的“原始”的“流氓手段”外，别的都已经没有用了。
    不是吗，五十年代，这个打家劫舍的流氓集团掌握了政权后，很多民众还真的相信流氓把贪官打走了，他们可能是正义的，为此而积极配合这些流氓们的谎言。那时，无须流氓集团自己出手，民众们就已经互相残杀了。然而到了八十年代，民众们逐渐看到了他们的面目，互相残杀少了，虽然如此，当时他们还是可以利用民众的互相监视。我的一个朋友那时负责留学生工作，他经常的任务是，接到汇报，哪个留学生思想不稳定，要“叛逃”，他们要及时把这位留学生诱骗到使馆，胁迫押回大陆。当时，这个流氓集团控制的整个大陆，其实就是一个大监狱，所以他们相信，押解回来就万无一失，可以随意惩罚。这种手段，毫无疑问是流氓手段。
    一九八九年，这个流氓集团突然发现，就在这个大监狱里面，发生了不稳定。这也就是说，在流氓集团的羽翼下发生了不稳定。如何办？小流氓们不明事理，或者说还有些人性的小流氓们有些彷徨，少数流氓头子则想据此抢权，而只有那个黑社会老大，邓小平此时非常明白，这事关整个流氓集团的命运，因此，他说出典型的、千古遗臭的流氓话，杀他个二十万，换二十年安定。
    八九年天安门事件，那是典型的，没有任何人间伦理道德束缚的，流氓式的暴力屠杀。意大利的黑手党虽然能够制造出如此残暴事件，可是比起中国共产党的杀人规模，气势，就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八九年的残暴确实换来了某种“安定”，但是，流氓们却深知，在他们脚下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民众不仅不再互相残杀，也不再互相监视了。在他们的脚下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安定了。于是九十年代对留学生们，对异议人士的流氓手段不再是八十年代的绑架，而是驱赶出去。对此，笔者深有体会，为了阻止笔者回国，他们吊销了笔者的护照，不要说不敢讲出原因，甚至连一句话都不敢回答。更荒谬的是当德国的移民局和他们联系的时候，他们居然说，查无此人。
    我常常可怜那些官员，流氓集团的铁律，已经逼得他们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偷偷摸摸地耍流氓。如此对比，八十年代的流氓手段，还并不是那么难为这些下属，“小流氓们”能够雄赳赳气昂昂地把你从机场边门押解回去，而九十年代他们已经没了昔日的威力，到了真的面对你的时候，这些奴才们还要颤颤巍巍地说，您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
    替主受过，可怜可叹！
    屠杀没有给反抗的民众带来惧怕，反而大大改变这个流氓集团的心理，那个用屠杀换来的安定使他们一方面他们不敢再像以前那样用经济把每个人锁死，另一方面风吹鹤唳、草木皆兵。十年后，他们镇压了在他们的统治下，却想不按照他们的调子生活的法轮功。但是这一次快刀、暴力斩的不是乱麻，而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五十年过去，人们终于开始彻底看清这个流氓集团的丑恶嘴脸。
    五年的镇压，换来的却是九篇全面对于流氓集团的清楚地描述，七年的迫害，结果是八千万人宣布彻底和共产党集团决裂。
    回想三十年前，这个流氓集团对于有异议的人，可以像猫捉老鼠那样肆意玩弄你；二十年前，则无可奈何地变成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但是，如今却是老鼠变老虎了！
    这个流氓集团终于发现，迫害如此残暴，规模如此巨大，居然面前这个法轮功，不仅很少有人畏惧，而且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关起门来，打不尽，赶出门外，蓬勃生。
    流氓手段招招用尽，如何办，难思量。但总不能听之任之，不为之。拿了流氓集团薪俸的打手机关，捉襟见肘、黔驴技穷，只有采用黑手党，乃至小流氓集团使用的，原始的流氓手段，制造车祸，暗杀高智晟律师，蒙面打杀李渊博士，砸他几个电脑。但是，小流氓们实在是应该明白帮派中的规矩，时下，做的不好，流氓主子会毫不留情地把你们抛出来，一切后果都是你们自己负。以后清理历史问题，是你手上有血。
    替主分忧，可耻可恶！害人害己！
    而江泽民这些大流氓们则更应该明白，砸几个电脑，除掉一两个人，现在已经无济于事，很可能会引爆更大的危机。
    黑社会老大邓小平说，杀它个二十万，换取二十年的安定，现在二十年期限已经逐渐接近，牺牲者们坟上树木都再次成材，飒飒风寒，尔等谁还敢再说，杀它个二十万，换取二十年安定，谁还敢再来个天安门事件？！这就是历史的进步，民众二十年奋斗的结果！
    捧着“辉煌”的经济“改革”结果，流氓集团们却没有了五十、六十年代的底气，战战兢兢，只有采取一些鸡鸣狗盗、鼠窃狗偷的行为。二十年“安定”即过，天象已尽，正是，
    请看明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大流氓、小流氓，早作打算，好自为之！
    
    2006-2-13于德国埃森

在我眼前是一排棕榈树
窗玻璃上污渍斑斑
并不影响我看清午后阳光下
这一排光芒四射的棕榈树

 

正当李安执导的影片《断背山》横扫全球影院之时,儿子为我从网上下载了这部角逐奥斯卡的最热门电影.我是用好奇和探索的目光追随两位年轻.英俊的牛仔走进断背山的.

我以为故事会一直在断背山上展开,没想到两个牛仔都下山了,他们娶妻生子,打算用正常的家庭阻断断背山。但是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上过断背山的人，永远下不来的。

影片最后的镜头，是欧尼思含着满眶泪水抚摸杰克一直珍藏的自己那套在断背山上穿的，沾着鼻血的牛仔上装和衬衫，他轻轻地责备杰克：『你怎么可以离开？』我不禁潸然泪下，因为我了解了同性恋，绝不是病态扭曲的人的情感，更不是中国警察抓的流氓，它不是兽性，而是人性，是强大而永恒的人类之爱。

导演李安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断背山，只是你没有上去过。』

听着影片结束的字幕音乐，我同样流泪的心一下子联想到了冰点，它是和我一样千万中国新闻人心中的断背山。

六四屠城之后，随《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经济学周报》一批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报刊被封杀，总编、记者被撤职、被流亡、被投进监狱，17年来，迫害从来没有停止。但是前仆后继的坚守理想、信念、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中国新闻人从来没有放弃经营自己的断背山。

冰点的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杜涌涛按照中国宪政民主思想光谱，都属于六四天安门一代，他们的新闻事业与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六四之后，他们在当时的团中央，中青报开明领导的保护之下，背着处分捱过整肃，他们以出色的智慧和勇气与专制暴政，与鹰犬们周旋，在全国党报都成为各级宣传部的黑板报，以谎言和假大空的说教向全党全国强灌狼奶，中青报却郁郁苍苍成为中国读者的断背山。

1999年底中宣部七道金牌逼迫做了华东水灾最出色报道的中青报不得不做编辑方针大调整。四中全会後向朝鲜古巴学习，全国新一轮割喉开始，中青报内安排卢跃刚加盟冰点把每周一版的特稿版改造成四个版面的周刊。当全国报纸被商业化、娱乐化淹没，或为党权鹰犬、或为富豪奴仆，齐为『精英联盟』效忠时，冰点坚持与社会互动，成为中国新闻人为读者保留的断背山的独峰，虽然冰点人『总想发表的总被枪毙』，但他们在断背山的独峰上，不长的21个月为读者提供了草地、阳光、冰雪、山岭和溪水。

1月24日，冰点竟然被团中央宣传部一纸公文封杀了，13位冰点人被赶下与他们命运休戚相关的断背山，向往断背山的新闻人该怎么办？钟爱断背山的读者又该怎么办？

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在他个人的第一时间，向新闻界同行、向知识界法律界朋友、向冰点周刊海内外的热心读者揭露了党中央宣传部，团中央宣传部倒行逆施封杀冰点的真相，表达了他公开的抗议。这是继04年卢跃刚、05年李大同、贺延光公开信之后中国新闻人仅有的维权行动

新闻自由现在在中国是非法行为，所以中国是把记者投入监狱人数最多的国家。维护公民的正当权益现在在中国也是非法行为，所以有汕尾血案，有高智晟、郭飞熊被全国追杀、殴打。现在冰点人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其示范意义是昭示性的。新闻自由永远是中国优秀新闻人的断背山，六四的坦克履带碾不垮，专制和暴政同样摧不垮，敢于为自己职业行为负责任的新一代新闻人是中国新闻的脊梁，享受高官厚禄的工具和喉舌们只是巍峨苍莽的断背山峰下可怜的爬虫

我向冰点人致敬！我向我心中的断背山致敬！。

【高瑜注：该文9日在苹果日报评论版发表后接到香港朋友的电话，人家很不好意思地提醒我，“在网上下载电影、音乐是犯法的”我立刻进行咨询，得到的回答是，中国没有这条法律，当前只是提供者犯法，下载者不犯法。得到这样的回答，我的脸才真的开始发烧了。】

当代中国作为正在制度转型的大国，新闻出版业在其中的分量，我在评论一中已有阐述，自上而下的改革固然重要，但新闻出版业从业者自身的努力也同样重要，制度与人的共生性意味着好制度与人的努力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所谓“自己拯救自己”、“天助自助者”正是此意。

当代中国新闻出版业存在如下两大问题，是冲破信息钳制的瓶颈：

一、新闻出版机构散如乱沙、不堪一击

在公权力的打压、监控之下，人人自危，犹如一盘散沙，不但无以助人，即使主动抗争者亦属少数，一家被打压甚至非法取缔，其余各家即噤若寒蝉，这种情况虽属可理解，但应当努力改变，只有积极为自身争取言论自由，反抗强权钳制，并且广泛联合可联合的同仁同道，真正成为争取言论自由的主体力量才是出路；

二、新闻出版业普遍散漫无序，缺乏行业伦理意识

新闻出版业缺乏自尊、自律、自我负责，这与制度性的信息钳制之间固然千丝万缕，关系至大，但在新闻出版业自身可控范围内的许多方面，各新闻出版机构普遍缺乏基本的遵守行业伦理意识，还存在着自愿、主动、故意发布虚假信息，制造垃圾信息、腐败、抄袭等肆意侵犯社会权利、侵害其他媒体和公民名誉权、著作权的恶劣情形，因此，新闻出版业应当自省、自新，努力做到对自己行为担负应负责任。当然，这一切最终的缘由都可归结到非法的制度性钳制政策。

虽然中国新闻出版业的症结在公权力，但仅仅寄希望于公权力是不够的，今日中国新闻出版业所呈现的行业凋敝现象，主因固然在政府，但新闻出版业自身的软弱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无行也难辞其咎。新闻出版业的权利不可能袖手坐享，自人类有历史以来就不曾出现过从天而降、无需权利享有人努力的权利，中国新闻出版业本身对争取所有属于新闻出版业的权益亦负有道义和行动上的义务和责任。
此次《冰点》事件中及此前，《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先生、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先生及《冰点》团队，为当前新闻出版业如何维护媒体尊严作出示范，他们为中国新闻出版业的自由长期不懈努力，在遭到非法停刊之时，冲破各种精神枷锁、思想禁忌和环境桎梏，以理性抗强权、以行动争自由，显示了职业媒体人的中正立场和风骨，一定程度上堪为媒介表率。

中国新闻出版业全体同仁应当支持《冰点》同仁的义举，进一步坚定言论自由理念，不畏强权，各新闻出版机构也应当从自身做起，遵守基本的行业伦理规范，努力做到诚实、真实、正直、严肃、自律、自由，谨守良知底线，为催生并迎接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出版界——一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新闻出版界做好准备，打下牢不可破的基础！

唯此，中国新闻出版业才有可能打破僵局，为其制度的革故鼎新提供动力！

在冰点事件的评论一中，我认为应该取消中宣部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的非法钳制，尽快启动新闻出版立法程序，走法治正道，这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即新闻出版业的产权现状及其改革。

垄断是万恶之源，1949年迄今的中国历史给出了深刻的教训和经验，1978年以前与1978年迄今，如果不那么严格地说，可谓兴衰两重天，不能不说其主要原因即在于产权上是否实行政府垄断政策。

迄今大部分产业均已实现产权社会化、私有化，这是经济上取得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尚有少数关系中国未来兴衰、中国人精神素养的行业如基础能源、地产、新闻业、教育等行业尚在政府垄断之下，这导致了政府行为上严重的寻租现象，腐败因此而成为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毒瘤。

在这一切的垄断之中，新闻出版业方面的行政垄断危害极端恶劣，举其大端，不外下述：

第一，新闻出版业丧失自主权

由于产权阙如，新闻出版机构在发表报道和言论时不具有自主权，它们成为政府甚至只是某些官员个人的麦克风，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谎言充斥于庙堂之近、波及江湖之远，新闻出版机构唯以乞丐之卑苟延残喘，无法发挥其正常功能，偶有理想不灭的从业团队试图突破困局，也在这产权垄断的泥淖中折戟沉沙，新闻出版业处于朝不保夕、生死飘零的恶局之中。

第二，公民与社会的言论自由和基本知情权被剥夺

新闻出版业的政府产权垄断，导致新闻出版机构失去生存权，他们像机器一样发布政府需要却未必是人民所需的信息，并且受控于书报检查官，大量的信息在发表之前即遭封杀，国人对于许多重大事件只能获得一个垄断者即政府所希望人民接受的信息，至于信息之真假完全依靠政府自律，而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存在这样自律的政府。几十年如一日地阉割事实、制造谎言，久而久之，虚假信息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社会的基本知情权被剥夺。愚民政策成功了，而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却在停滞甚至倒退之中。

第三，在全球化时代将中国新闻出版业打造成侏儒，彻底丧失国际竞争力

新闻出版业的产权行政垄断，导致新闻出版机构的全面侏儒化，这在全球化时代是一个虚门待盗之举，即使目前国际新闻出版业因政策之故尚未进入中国市场，但这种日子毕竟有终结之日，如果现在继续这种完全非理性的新闻出版业政府垄断做法，一旦国门洞开，必致中国新闻出版业全军覆没，届时，国人信息来源几乎完全依托于外国新闻出版机构，而国内新闻出版业即使可以开始重整山河，与外媒一争雄长，也会遥遥无期。

而一旦产权禁令解除，中国新闻出版业将进入公平竞争之境，新闻出版机构将以事实本身竞争话语权和市场，其最终归宿是打碎国人信息樊篱、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并且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正常水平。

鉴于此，中国政府应该尽快取消新闻出版业的产权垄断政策，公权力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的长期摧残应当结束了，还言论自由于公民与社会！

2006年1月24日，久负盛名的《中国青年报.冰点》被中宣部勒令停刊整顿，一份如此杰出的周刊被肆意封杀，是中国大陆新闻业的恶劣管理制度作祟之果。

《冰点》事件不是孤立的个案，它是大陆新闻界继《新京报》无端撤换管理层之后的又一起重大事件，也是多年来自《岭南文化时报》被非法停刊，《方法》杂志、《环球经济报道》被非法停刊，《书屋》、《同舟共进》被强行改组，《南方周末》被多次强行改组，《战略与管理》杂志被非法停刊等无数扼杀舆论事件的延续，这些恶性事件严重侵犯公民言论自由和社会权利。

多年来，中宣部采取事先审查、文字阅评警告、事后追查、开会宣布拟封杀的作者、书籍黑名单（与会媒体不得记录）、封杀恐吓、电话通知停刊等一系列卑鄙手段，配以新闻出版业产权制度上的国家垄断，打击、分化、瓦解国内新闻出版业，致使国内新闻出版业生似漂蓬、死如草芥，呈现着一派零落凋敝之相。中宣部钳制了国内舆论，取消了人民知情权，愚化、奴化了国人精神。

中宣部对中国大陆媒体享有如此生杀予夺之重权，在法律上却是一个子虚乌有不存在的机构！它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约束，它无法无天，可以肆意虐杀任何媒体——中宣部是非法机构！

在举国倡导法治的当代，居然存在着这样一个享重权不依法、权霸神州却丝毫不必承担任何责任的隐形机构，可谓荒诞透顶。

呼吁《新闻出版法》立法已有近20年的历史，却至今仍未列入法治议题，是源于权力阶层人治的思维惯性。中国新闻出版界至今延续着1949年以来的言论政策：政府一言堂，罢黜百家，独尊权术，这种政策的长期延续已是恶果累累。以至于中国社会对于一步到位的言论自由可能未必能够立刻适应，因此当代中国的言论自由程度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历时性的问题对待。

掌权者以为钳制言论就能够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自由的舆论可以弥补司法的部分缺陷，在司法的边界之外给社会提供一个矛盾缓冲地带，广泛的言论渠道将释放部分社会冤怼，有助于在最终意义上缓解各种深层的社会矛盾。同时在其他良性制度的配合下，社会整体较易获得均衡和谐。

不过，若以为言论自由就是不受任何约束，这也是一种误读。自由不仅仅意味着权利，同时也意味着责任，有多大的自由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任何言论都应对遵循良法。一方面，政府不得对即将发表的言论进行事先审查，这是基础性的言论自由之最低要求。另一方面，已发表的言论是否触犯法律，应该由司法来裁断，任何部门、任何个人都不应该越俎代庖、以权凌法，这也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言论法治模式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当前中国因为长期的言论恶政导致社会而对乍然开放的言论承受力不够，可能引发暂时的混乱，从而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限制，以便在稳定之中有步骤地达到言论自由的境界，也应当由法律规定，而不是由中宣部甚至几个阅评员来断定是非、非法钳制。

言论自由的立法过程应当透明、合法，尤其应当举行立法听证，即社会有权介入立法过程，对于法律确定哪些种类的言论属于限制范围也应当获得社会认同。这样的法律实施之后，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修订，直至达到人们所理想的言论自由程度。

当今中国处在旧制度向宪政制度转轨的重大历史关头，参酌古今中外的类似历史时期，强行压制乃至封杀舆论的做法不但给政治转型，也给社会转型埋下祸根，而开放报禁，还公民、社会以言论自由者则往往能安然转型、渡过危机，台湾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过渡到民主宪政制度，与他们取消国民党中宣部管制并决然开放报禁是分不开的。

如前所述，健康、负责任的新闻界对社会具有重要的稳定功能，是社会政治转型的稳压器。健康良性的新闻界立足于基本的新闻自由理念及其制度设计，唯此方能形成外部的法治支持和约束，内部的健康行业伦理准则，并且形成内外良性互动的局面。转型关系到所有中国人的未来福祗，而健康良性的新闻界是一切权利得以顺利实现的基础条件，是好社会的基石。

当今中国社会亟需而且能够承受言论自由，它应当、也必须属于法治。

鉴于此，为中国未来计，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地位、身后荣辱计，中国共产党应当取消中宣部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的非法钳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尽快启动新闻出版立法程序，走法治正道，结束新闻出版业无法可依的荒诞局面，《冰点》周刊理应无条件复刊，永远结束类似《冰点》事件这样的恶剧。

如此，则国家民族幸甚，中国共产党幸甚！

1955年12月1日，在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家百货公司工作了一天的黑人裁缝罗莎.帕克斯登上了回家的公交车。那时的公共汽车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也就是说，在车厢里白人要坐前半部分，而黑人只能坐在后排。可是那一天的黄昏正值下班高峰，上来的人越来越多，于是驾驶员（当然是白人）便命令坐在黑人部分上的四个乘客站起来为白人让座。其中的三个照办了，只有帕克斯太太坐着未动。

　　旋即，她就遭到逮捕。理由是蔑视蒙哥马利市关于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
　　这时，一位年轻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愤怒了。他站出来告诉大家：“美国民主的伟大之处是为权利而抗议的权利”，号召黑人弟兄拒乘公共车。四天后，蒙哥马利市数千名黑人由拒乘开始，掀起了一场美国现代史上黑人为争取基本人权的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他们扶老携幼、互帮互助，或乘小车或步行，甚至宁肯跑着去也不乘公共车。为此，许多人被白人老板解雇。罗莎•帕克斯在多次接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暗杀恐吓后,不得不迁往密西根州。
　　但他们争取平等的脚步并没有因此停顿。他们勇往直前，义无返顾。在拒乘了381天后，美国最高法院被迫作出关于蒙哥马利市在公共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为“违宪”的裁定。他们回到了久违的公共车上，虽然自由的梦境并没有随着最高法院的裁定书一齐来到，此后他们注定还要为自身的权益付出更多的代价，但胜利毕竟是胜利，以至于44年过去，也就是1999年的6月15日，美国国会议员、民权领袖及各界代表近千人还齐集国会大厅，参加由克林顿总统亲自授予这个瘦弱的黑人老妪，今年86岁的罗莎.帕克斯国会最高荣誉奖的仪式，大家一致称帕克斯太太为“美国自由精神的活典范”。
　　这个朴实无华、通体散发着慈爱辉光的太太曾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上那辆公共汽车并不是为了被逮捕，我上那辆车只是为了回家”。但在一个充满歧视的车厢上，坐着还是站起，确实是一个问题。克林顿在引用金博士的话说：“她坐在那里没有起来，因为压在她身上的是多少日子积累的耻辱和还未出生的后代的期望”
　　——难道坐着也是一种权利？
　　是的，当我们正襟危坐、西装革履开着各种有聊或无聊的会议时，当我们俯仰自如、伸胳膊蹬腿看着电影电视时，当我们铺纸展墨、故作深沉伏案工作时，我们何尝意识到坐着也是一种权利？同理，当我们把每次的演出、报告以及各种会议的前排席位让给权豪政要、名腕大款时，我们不认为我们是在放弃权利。相反，在许多场合，我们几乎是自觉地、心悦诚服地站起来以利名角登场。我发现，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种族对“坐”几乎有一种源自“集体无意识”的仇恨。汉语辞典里有关“坐”的词语几乎全为贬义：坐罪，坐等，坐误，坐牢，坐吃山空，坐而论道，坐地分赃，坐视不管，坐失良机，坐以待毙，坐井观天，坐享其成，坐山观虎斗，不一而足。以至于当一个湖南口音的中年人站在城楼上，向我们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我们几乎是不加分辨地狂喜不已。
　　“站起”当然也是一种权利（比跪着好），问题是站起以后干什么？是烧杀抢掠、棍棒齐飞镇压“反革命”，还是实事求是、公买公卖抚恤有贡献的人？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人都有言说的权利，还是百鸟朝凤、一花独放、深文周纳镇压并不叛逆的胡风？是天纵英明、效法三皇、鼓励诤谏弥谤，还是躲在深宫、引蛇出洞、诱奸般将五十万提意见的知识分子发配充军？是休养生息、轻刑薄赋、百姓安居其土，还是重敛扰民、砸锅卖铁、使四千万勤苦的农民成为饿死的冤魂？是痛改前非、悔过自新、而后制礼作乐使万民幸福安宁，还是将错就错、掩耳盗铃、为一已私利而以百姓为刍狗、打家劫舍、十年无宁？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想好，那么我们不妨先坐着。坐着就是拒绝起哄，就是把存在的全部重量都托付给大地，就是以一种不卑（不同于跪）不亢（不同于立）的姿态来维护主体的人那大写的尊严与深沉。
　　佛家把修持叫“打坐”，把入境叫“坐忘”，把死亡叫“坐化”，就是基于“坐”的立体性和安祥性。当楚王的高官以宰相之位许于濮水之上，庄子是坐着的；当贵公子钟会驾轻衣肥、趋前搭讪而打铁不受影响，嵇康是坐着的；当怕狗的钱玄同，征衣褴衫，来到会馆，请大师出山，鲁迅也是坐着的。无独有偶，古希腊罗马时期，权倾四海的亚历山大王来到一个木桶前，恭敬地说：“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结果，蹲在里面的哲学家第欧根尼没有动，只是斜睨了一下眼睛，说：“我请你走开点，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坐着，是幸福的。

新华门前为民请命，严正学被警方带离失踪

【2006年2月14日狱委讯】金迪报道：著名画家、行为艺术家严正学夫妇，2006年2月11日去亚运村购物时，朋友来电说：“高律师来了，就在‘九头鸟酒店’问去不去见他？”，严正学夫妇就去了，现场早有十几位访民。严向高律师请教法律问题和询问伤情鉴定的标准，严和众访民与维权律师高智晟见面后，回家路上，严正学被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记者今天（13日）采访严夫人朱春柳，朱说：  “当夜（11日）严正学在‘北京回龙观城铁’被带走。我们只是听说高智晟是有名的维权律师在亚运村，就去见了。出‘九头鸟酒店’回家路上，严被带走后，我担心受怕一夜无眠。至五更（早晨4点），严回家躺倒就睡。清晨7点，台州警方说，台州两警官已飞到北京了。9点40分，严背起装着帐篷、睡袋的登山包被警方带走的。严走后，我发现严忘了带昨夜准备好的方便面、八宝粥，追出去时，警车已走远了。严正学离家已经3、4天了，渺无音讯，打台州小灵通无人接应。我至今不知道严正学在什么地方？”  记者感叹：“新华门前严为民请命、揭露腐败、结的官恶太多，这一次是凶多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