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这两年在一起混的朋友以作家居多，因此这两年看的书也较从前多——朋友出了书，定然是要看的，他们正值创作高峰期，很勤奋。另外，还有一些原本不是作家的朋友也半

推半就地被拉拉扯扯进到作家队伍中来。

　　廖一梅《悲观主义的花朵》是这两年我所读过的女性作家小说里最好的一部，作为处女作来说，她的起点可真够高的，当然，这肯定得益于她多年的话剧和影视剧编导的功底，玩弄起文字来，有副泰然自若游刃有余的架势。其次，她个性几乎圆满，所以很难在她的小说中找到女性作家常见的小家子气和矫揉造作，这里的小家子气并不是指内容上的，而是指遣词造句上的，当然女性作家多半写写爱情，现在连新秀的男性作家们也要分“言情”这一杯羹，“小家子气”是整个时代的造就。

　　廖一梅的小说很大气，文字老练，仗着她多年撰写舞台剧的经验，闪光的句子像台词一样在书中不断抖落，比如，“爱情是好爱情，只是与你无关”，听着都铮铮的，带响儿，我甚至能想象这种话在舞台上、在剧场里的效果。

　　出于阅读习惯，我想当然地把书中女主角想作廖一梅自己，她一直给我的印象就是那样：活泼而不咋呼，聪明而不自得，坦率而不八卦，很有准儿，很稳当的样子。书里的她爱上一个有点年纪的文坛前辈，但中老年人瞻前顾后的爱情观令她备受折磨，直到那个人意外死去，该表的情没能表，该说的话没能说，落幕。是个悲观的故事，但并不给人添堵，里面描绘的生活圈子并没离我们的日常啸聚太远，时常会心一笑，甚至第一遍读的时候，我专挑一个明显是身边某个朋友的人物追读。当然可能是廖一梅太了解他，但总也说明她的观察细致入微，掩卷后我甚至自责以后得对这人好点不要老是讽刺打击，因为她说他也有颗柔软的心，她把他的天真写得令我稍有感动。

　　很难得的在这本书里看到了正常女性做主角，以往自怨自艾型女作家总会莫名其妙地伤感和神经质，那些苍白的人物毫无文学价值。也许当下，戏剧比小说更贴近生活吧。

　　我愿意看明白人写的东西。明白，听起来容易，真明白的又有几位呢？更多的女性作家，是在写作过程中写明白的，更有甚者越写越糊涂，谁有功夫陪她们长大呢？廖一梅的明白和懂事，赋予了这本书一种平和和踏实的力量。

　　孟京辉的插图小画儿画得很有意思。这俩人举案齐眉的架势，让我看到悲观主义的花朵正乐观地开。

　　《悲观主义的花朵》/长篇小说/廖一梅著/作家出版社出版/定价：18.00元

　　中新网2月13日电 华人导演李安执导的电影《断臂山》，横扫全球多项电影大奖，并获美国奥斯卡电影金像奖八项提名。据香港媒体报道，近日在港掀起《断臂山》热潮，不少喜爱这出电影的年轻男性更抢购多年前推出的《断臂山》短篇小说，多间连锁书店都出现断市，书店要实时补货。

　　城邦(香港)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吴芷琴表示，《断臂山》小说由美国普立兹奖得主作家安妮普露(Annie Proulx)所写，文学性浓，主角是同志，所以顾客较慢热。及至电影获奖愈来愈多，小说销量随之上升，顾客以二十至三十多岁男性为主。

　　三联书店中环总店店员表示，上月才引入《断臂山》中、英文版小说，上周已断市。商务印书馆铜锣湾分店店员称，《断臂山》小说断市，最快本周内取得新书。

　　九五年迁居美国怀俄明州的安妮普露，创作短篇故事《断臂山》。故事讲述两名牛仔青年日久生情，两人结婚后分开，四年后再遇，许下盟誓每年见面，后来其中一人意外身亡，成为未亡人的终身遗憾。

2006年1月24日，《冰点》终被中宣部假手团中央的宣传机关下令停刊整顿，这是中国新闻恶性管理制度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这是中国新闻界的重大历史性事件。

 

历史证明：只有极权制度需要新闻管制，妄想永远把大众蒙在鼓里，贯彻愚民政策，图谋“一言堂”万寿无疆。然而无情的现实证明：恶性新闻管制的土壤注定要生长出李大同、卢跃刚、杜涌涛、贺延光和他们那个形弱质坚永葆朝气的冰点群体。这是历史的唯物论，这是生活的辩证法，不会依任何人的欲念而转移。

 

《冰点》坚守理念，十年不易。他们编发广大作者的智慧和良知，体现出舆论监督权力、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受到了广泛、持续的赞扬。这样一份显示着先进性的党报周刊，竟遭蓄意封闭，消息传出，两岸舆论震惊或出意外，全球为之震动则属必然。

 

事出有因。它决非孤立个案。这是中宣部近几年屡屡封闭、改组诸如《新京报》、《岭南文化时报》、《环球经济导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以及《书屋》、《同舟共进》、《方法》、《战略与管理》等等等等报刊杂志这类恶性管理行为的延续，其源大多出自该部的一个“阅评小组”。中宣部把“宣传”异化为 “管制”，代行政府权力，应属越权，构成违宪。“阅评组”自始以“审”代“阅”，以“判”代“评”，根本名不副实。他们为了钳制舆论，剥夺言论自由，除了扣帽子、打棍子之外，竟至发展到制造各类“黑名单”，暗中追查，待机而发，有时一个电话指示便完成了“执行”过程，使相对方失去了申辩的权利。他们的做法荒诞粗暴，全然不受法律约束。据知中央从未授予他们持有特权。他们甚至违背中央16届5中全会通过的文件精神，把励行法制，以法治国的国策从根本上架空。人们会提出问题：宣传机构不保护媒体，不保障言论自由，还有什么作用？
    试看他们得胜称庆之后，人们得到的却只是舆论界尽失活气，新闻业几近枯萎。人们听不到争鸣，看不见和谐。“主流意识”也不知流到了何处。

然而，我们曾是高歌“不自由，毋宁死”追随革命进军建设的。诚然，我们都届暮年，但自信锐气不减，于是愿效梁任公“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回顾六七十年的教训，透过历史风云，深知一旦失去言论自由，当权者就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哪里会有心情舒畅，政通人和？而今纵览天下局势，又感悟一条规律：在集权制度向宪政制度转轨的历史关头，剥夺大众言论自由，不敢让人说话，一定会给政治转轨、社会转型埋下祸根，不免引发群体对抗，导致动荡。古往今来，执政者用暴力维持强权政治，得到了多少血的教训，我们怎能失忆？

    言论自由对于提高执政能力不可一日缺失。其底线恰恰在于保障而不是给予，更不是赐予。而保障的基本要求应是：政权不得以国家的需要加以限制，例如不能借口“稳定”予以剥夺。经验证明：广开言路有助于“稳定”，处置孙志刚事件的经验是最好的例证。自由的舆论释放了冤抑，社会矛盾得以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司法的缺陷。汕尾事件的教训，更从反面证明了我们的论断！

言论自由的意义不在于保守固有文明，而在于能够导向不断的创新。取消言论自由注定会妨害创造力的发挥，因而应当尽快立法，扩大公民的自由权利，保护媒体的言论自由，促进国家的进步兴旺，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法国大革命产生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二战后出台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对此都有示范性条款，何不接轨仿效？

 

概括以上申明，提出如下要求——
 一、中宣部就冰点事件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深刻检讨，汲取教训，撤销“阅评小组”。二、全面恢复《冰点》周刊，不得“秋后算帐”。

三、尽快出台《新闻保护法》，废除一切恶性管制新闻的办法，保障新闻媒体的职业权利。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这是先烈狱中高歌的《自由颂》。我们将踏着先烈血痕，竭尽薄力去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与《冰点》一同前行。

签名（以姓氏笔划为序）：
江  平 朱厚泽 李  锐 李  普 何家栋

何  方 邵燕祥 张思之 吴  象 钟沛璋

胡绩伟 彭  迪 戴  煌

2006年2月2日，于北京

 

 

世界从荒诞开始

 

 

　　《费尔迪杜凯》的译本之所以出现得这么晚，是因为翻译界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费尔迪杜凯》是不可翻译的。因为书中出现的很多词由于过于生僻甚至连波兰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据中译本译者易丽君教授介绍，书名《费尔迪杜凯》其实就是作者创造的新词，在波兰还成立过一个“费尔迪杜凯迷俱乐部”试图探讨这个词的含义。《费尔迪杜凯》英译者的勇气显然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褒扬，评论家伊娃·霍夫曼也在《纽约时报》上专门撰文赞扬他直接翻译波兰文的译本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该民族语言的骄傲。

　　贡布罗维奇的小说尽管情节荒诞，莫名其妙，但是结构却匠心独运。一个叫尤瑟夫的三十二岁的作家被他的老师强行变成了小孩并送入学校，改名尤奇奥。于是一个荒诞世界的画面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首先受到这个冷静作家嘲讽的是教育界，在由混饭吃的腐儒、无视学生个性的教育家，种种滑稽场面召之即来。他的同学敏透斯为了摆脱不成熟，宁可找乡下的“长工”交朋友。可等他们到了乡下，敏透斯发现找个长工“拜把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齐奥在城市和在乡下的两个故事的结尾都严格遵从阿里斯托芬喜剧的原则：以所有的人在地上滚动、打闹结束。在两个故事中间，他插进了不相干的小故事和离题的前言。在“前言”里，他与读者推心置腹地谈起写小说的难处，当小说家的困境，以及关于他自己对于小说的雄心壮志。对于老一套的框框，他豪迈地问道：“归根结底究竟是我们创造形式，还是形式创造我们？”在阔步迈过各个话题时，他不忘表述自己的瞬间感受：“就这个话题很难开什么小玩笑。但小玩笑总会不请自来。”

　　美国老牌杂志《新共和》的文章称贡布罗维奇是“波兰文学中最伟大的朋克。”这个看法尽管新鲜但很肤浅。事实上，贡布罗维奇逆流而上溯回到小说的源头，在那里吸取到了革新的力量。因而这个归来者身上才有那种清新的活力，以及对于当代陈腐观念的深恶痛绝。这一切集中体现在他小说中生气勃勃的分析力量，说犀利简直是用词不准……犀利得令人寒心。

　　1939年夏天贡布罗维奇到阿根廷旅游，上船后他发现自己是除波兰国家足球队全体队员之外的惟一旅客。也许在横渡大西洋过程中，他领悟自己的命运：真正的荒诞才刚刚开始。

五年磨一剑 谭恩美出新作     《救救溺水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     作者：谭恩美（Amy Tan）     Putnam Adult     自从1989年以《喜福会》成名以来，谭恩美即成为美国华裔作家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位。这也是她自《接骨匠的女儿》之后，近五年来出版的首部小说。     《救救溺水鱼》的故事远离了美国，也离开了华裔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甚至不再是那些母女相互较量又相依为命的故事。这一回，谭恩美把我们带到了中国和东南亚的缅甸。     11个美国游客在中国惹了麻烦，先是集体拉肚子，而后又闯祸，亵渎了神庙——在云南的“石钟寺”里撒尿，结果遭到当地头人的诅咒。他们决定提前去缅甸，不料又在圣诞节走失于克伦邦的密林，最终落入一个难民部落的圈套。后者正在等待头领的归来，以及一本可以佑护他们的智慧天书。旅行队对自己已遭诱拐浑然不觉，而队伍中的一个小伙子鲁珀特（Rupert），竟被部落中人认定是100年前离去的大神“小白哥”（Younger White Brother）的投胎转世。     故事的叙述者，是两周前遭谋杀而死的比比·陈（Bibi Chen），一个本来也要随这支旅行团出发的旧金山社交名流和艺术专家。她人死心不死，不想放弃这次远足，于是以自己的在天之灵，一路跟随着生前旅伴。死人开口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无所不知。从天上看人间，肯定一切尽收眼底。如此一来，全知型的叙事就变得合理了——尽管死人开口才是最大的不合理，可谁在乎呢？     比起活着的时候，陈女士显然更开心。谭恩美通过她的嘴所讲的这个故事，充满了挖苦、幽默和笑闹，又以讽刺的口气和喜剧笔法，描写着东西两种文化间的误解、军政府对山民部落的压迫，甚至现代媒体和全球化商品大潮的无处不在，集诙谐、神秘和政治历史于一身。     美国战争惊险小说“教头”出新作     《人质》（The Hostage）     作者：W.E.B.格里芬（W.E.B.Griffin）     Putnam Adult     自从“9·11”事件之后，与伊拉克有关的题材就成了美国出版界的热点。这不，W.E.B.格里芬的新作《人质》一出版，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甚至挤掉了《达·芬奇密码》排行榜“老大”的位置。     《人质》是格里芬的“Presidential Agent”系列的第二部（第一部是出版于2004年的《按总统之令》），也是他的第三十六部小说。主人公三角洲部队少校查利·卡斯蒂略协助国土安全部工作。总统要求他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儿，一位美国外交官被谋杀，而他的妻子也被绑架。恐怖分子威胁她说，如果不交待出她兄弟的下落就要杀死她的孩子。她的兄弟似乎知道联合国和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当中的丑行，其中涉及到1600万美元的费用。各式人等都觊觎着这笔巨款。卡斯蒂略的任务就是要弄清一切真相……     格里芬被称为“美国战争惊险小说教头”、“美国军方的桂冠诗人”，他写过许多反映美国军队事迹的系列小说，如“战时友谊”，“战争中的男人”，“关乎荣誉”，“荣誉勋章”等系列，他的很多书迷都是把他的小说当成军事史去读的。（文/海冰）

    每一个热爱和关注文学命运的人都会深切地感受到，近年来，文学的概念和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在以往的数千年人类历史中，文学的特点相当固定而清晰，那就是：以书面文字为基本媒介，以人性和审美为精神主导，以教育、知识、趣味娱乐为辅助，承担着人们宣泄情感、传输思想的任务，是人类精神文化中历史悠久而有独特意义的重要部分。

    但是，自20世纪初开始，这一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审丑对审美的颠覆，自波德莱尔将丑作为欣赏对象拉进文学中，文学中美的内涵就受到极大的挑战和颠覆，丑与美一道分享着文学的荣耀。文学形式上也一样，鄙俗与优美并存于文学形式中，口语取代优雅书面语的中心地位。这使文学的评价标准变得含混，也预示着传统文学观念的深层危机。

    20世纪末，这一危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文学传播媒介向网络系统的扩散，“文学”的范围被迅速扩大，虚拟的网络取代传统的纸质成为文学的承载形式，使以往遥远的文学突然变得亲近而轻易。储存量庞大的文学网站需要大量的作品粘贴，尤其是手机小说、短信文学的盛行，使文学标准失去了以往的严格和限制，以至于无论意义、深度，也无论文采辞藻，只要有基本通顺的笔墨，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或抒情意味(甚至只要有能够哗众取宠的卖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发表，成为文学。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功能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许多人不再视文学为神圣，不再将文学当作认识世界的工具和教育的手段，而只看中它的娱乐和趣味性，将它混同于商品世界里一种普通的消费工具，博取人们一点同情的眼泪或者满足他们一点怀旧的感伤。在这方面，一本言情小说、一篇怀旧散文，与一则晚报猎奇、花边新闻，一场肥皂剧，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一个作家的情感花絮或文坛争斗，也完全可以混迹于各种娱乐节目，与歌星影星争奇斗艳。

    这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文学”的概念迅速失去了以往的准确内涵，甚至可以说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边界，因为既然什么都可能是文学，什么人都可能创作文学，那么，文学概念也就失去了意义，作家身份也不再像以往一样神圣，而是随之显得暧昧和广阔。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好的文学，也随之而失去了判断和评价的标准。其次，很自然地，人们开始质疑文学的意义和价值，质疑文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身份定位，并对文学在未来存在的可能性失去信心，“小说消亡”、“文学消亡”的观点时见报端。

    在将文学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作家称作“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以往时代，这种情形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也许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随着社会经济和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文学的生存空间和方式发生变化，其概念和内涵的转变是自然的，传统文学理论的许多方面，如“经国之大业”、“认识功能”、“寓教于乐”以及书面表达等观念和评价标准，必须做出适当的调整。事实上，这也并非全是坏事，它既是一场危机，也是一次自我蜕变的契机。比如它从传统的神圣殿堂跌落到大众中，有所失落却也未尝不是新的发展。王国维说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确是箴言，也是历史的规律。

    然而，正如沃尔夫冈·伊塞尔所说：“现在的问题是，就历史或社会而言，文学是否反映了历史哲学或社会学理论难以把握的某种特别的东西。……像文学这样的镜子为什么要存在下去，它又是如何使人们认识事物的。”(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文学标准和范围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它不再需要规范和限制，而是亟待明确和调整。只有具备了自己不可取代性的独特个性，文学才能在任何时代都体现出自己的存在价值，酝酿出其不朽的生命力。而边界的确定是具有独特性的重要前提，因为毕竟，一个小便器和艺术品《喷泉》之间只有微小的外观差别，但却有着实质性的遥远距离，文学同样如此。

    我个人以为，文学最需要明确的边界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人类精神的关注。因为与物质文化相比较，文学所关心的只能是人的精神，它所承担的是表现人类精神世界、传达人类思想情感的任务。这应该成为我们判断是否文学以及判断文学优劣的重要标准。其次，美也应该是文学的重要前提(尽管方式比以前要更宽阔，但不应该背离其基本特性)，不管是什么时代，不管其媒介物是什么，都应该尊重文学美的特性。最后，我们还应该提到理想主义。因为单纯的科学主义很可能最后走向末路，只有以人类精神为最终目标的文学(艺术)才能给人类以光明前途。在这方面，我以为诺贝尔当初确立文学奖将一个重要标准确定为“理想主义”是非常有深意的，它表现出一个思想深邃的科学家对人类未来的深远关注和远见卓识。   

    有位老教师非常愤怒地说了一件事。她所带的高三班在“一模”之后，开了家长会，一些家长对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复习安排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我的孩子能不能得高分？还有没有潜力？他们纷纷从自己孩子的角度对教学提出各种要求。教师说，我们的复习按教学计划施行，学校也有总体安排。有个做母亲的说：“‘一模’过去了，哪些同学行，哪些学生不行，已经很清楚，我认为教师不应当把精力花在那些考不取重点大学的学生身上，应当重点辅导像我女儿这样的学生。那些垃圾学生就让他们算了。”——听到这句话的教师都受了强烈的刺激，人们很难相信在2005年的一所名校里能听到家长极端放肆的言论，而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这句话竟然从一个做母亲的口中说出。同时让人不解的是据说此人颇有社会地位，属于引导社会精神文明一类的人物。

    奇怪吗？不奇怪。

    家长敢于这样对教师说话，说明我们的教育环境被污染到何种程度了。

    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舶来品，往往是过时的旧货。就说这“竞争机制”，虽然兴起在西方，但是已经不时髦了，现在更多的谈的是“合作共存”、“双赢”。我们这边引入“竞争机制”时还掺进不少“本土创造”。连教育也引进了竞争，校园里也有教师介绍经验说：“一个班要有几只狼，学习就带上去了。”学校里公然只谈学习竞争，不谈合作学习，友情互助。就连小学生的成绩也排名次。仿佛这么一来，万物附势竞上，中国教育新生了，民族就有希望了。在这种大趋势下，教育被当作服务性行业，竞争成风。有些地方，教育局长号召学校竞争，学校校长则号召教师竞争，教师则号召学生竞争，学生在竞争中不可能得到正常的人文关怀，他所受的教育也成了非人化教育，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看不到合作与友谊，看到的只是“你死我活”，看到的只是弱肉强食，名次落后声名扫地，做人得做“人上人”……

    据说南方有所学校门口的雕塑就是“狼与羊”。

    在学校里能看到这样的学生：他目中无人，可是教师对他另眼相看；他有什么不满，不屑对教师讲，他直接与校长通话；如果谁指责他没有教养，教师就会解释说“不过他成绩很好”；他家的车停在校门口，门卫请他往边上停，家长说：“你再敢口罗嗦我就把小孩转到别的学校去！”……

    缺乏对弱者的怜悯，缺乏对人间贫者的同情，缺乏责任感，缺乏正直与善良，缺乏自省忏悔的意识，呼吸着应试教育的空气，又在这种家庭教养的熏染中，孩子能有怎样的人格追求呢？然而，即使是升学型教育，人也不能这么快就变成狼啊？不过，如果生活在狼群中，感受的是“狼文化”，你就不必惊讶他很快会发出第一声嗥叫……

    经过千万年的劳动，野兽进化成了人。而在残忍的教育下，人很快就能回变成野兽。

“它想把某些东西攫取到手，但却企图把自己描述成正在向这些东西进行斗争；它批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自己却一心一意地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它谴责消费主义是庸俗思想的反映，是西方影响毒害的结果，但享有特权者对西方的消费品和物质享受却视为珍宝。”

  前苏联高级外交官舍甫琴科，1978年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任内，突然宣布叛逃到美国定居。这在当时一下子成了各大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人们对他叛逃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女人、酗酒、金钱等等。6年以后，舍甫琴科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与莫斯科决裂》，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不愿继续做一个伪君子。

  确实，单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是很难给舍甫琴科的“决裂”行动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的。作为苏联“高干系统”的一员，他享有在美国根本不可能享有的广泛的特权：高薪金、高级公寓、莫斯科郊外最好地区的别墅、政府提供的由专门司机驾驶的轿车、火车上的专座和卧室、机场的贵宾待遇、外人不得进入的游览场所和医院、专供他们子女上学的学校以及供应减价出售、数量充足的消费品和食品的商店，等等。

  舍氏描述说，苏联的高干阶层“比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贵族都更像贵族。当我成为这个阶层的一部分之后，对给予我的奢侈品和特殊优惠感到又惊又喜。” 这个阶层“居住在远离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之中，和大多数群众之间，在心理上有一座高如中国万里长城的屏障把他们隔开，几乎成了国中之国”，当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女儿伊米莉亚有一次对他说：“我的父亲住在天上，二十五年来，他从来没有到莫斯科街上去过。他看到的只是车窗外的景色。”还有一点也是很引人注意的：舍氏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刚刚43岁，是葛罗米柯的红人，非常有希望在任期结束后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既然生活优裕，前程远大，有什么必要玩这种“危险的俄罗斯轮盘赌”呢？舍氏写到，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正是他的晋级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在驱使他变节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1970年，他在刚满40岁时，被葛罗米柯任命为自己的私人政治顾问，开始介入苏联最高层的政治生活，“看到了苏联领导人的真面目，而不是他们希望别人看到的形象”。他惊讶的发现，“苏联领导人并不相信他们向苏联人民灌输的意识形态，也无意把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原则落到实处，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特权”；“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一些同僚虽然深知意识形态的重要，但他们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却只了解一些皮毛”。他得出结论说，“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处于一种濒临死亡的状态，不过在克里姆林宫涂成金色的陈旧而寂静的走廊里隐藏着一座博物馆——一座思想的博物馆，肉眼可以看得见，但却像琥珀所包裹着的一只苍蝇一样，已成为化石。”

    但苏联的特权阶层正是“一些靠保存这种化石而飞黄腾达的人”，因此，虽然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却还要强迫别人相信。舍氏这样描述这个阶层：“它想把某些东西攫取到手，但却企图把自己描述成正在向这些东西进行斗争；它批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自己却一心一意地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它谴责消费主义是庸俗思想的反映，是西方影响毒害的结果，但享有特权者对西方的消费品和物质享受却视为珍宝。”

   舍氏认为，这种言行分裂状况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为了保住地位和特权，“我假装信仰我所不信仰的东西，假装把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我不但在公开场合，在党的会议上和会见朋友时，笑容可掬，扮演着伪君子的角色，甚至对家里人和我自己也是如此。”“这种生活过了多年之后，我便开始在镜子里看到了杜里安·格雷（英国作家王尔德的长篇小说《杜里安·格雷的画像》的主人公，他因为长期撒谎、作恶多端，其画像变得满脸皱纹，狰狞可怕）的真正的画像。”

   舍甫琴科在书中写道：“在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已丧失信念的情况下，却还要每时、每事、每地弄虚作假——这不是人人都能忍受的。被迫这样做就犹如强迫一个虔诚的教徒去和一群咄咄逼人的无神论者居住在一起，这些人不但强迫他摈弃上帝，而且还逼他一口一句脏话辱骂上帝和圣经。”他的同事中有的因酗酒丧命，有的发疯，更多的日益变的麻木和玩世不恭，甚至习惯了这种两面派的生活，而他自己在经过了长时间痛苦的犹豫后决定：与莫斯科决裂！

   舍氏在写作这本书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担任苏共总书记，但地位已经很显赫。他认为，戈氏所以能够青云直上，在很大程度上纯粹是得益于一个偶然因素：1978年以前，戈氏担任高加索斯塔夫罗波尔州党委第一书记，那里有遐迩闻名的矿泉，是疗养胜地。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联领导人定期去那里疗养。“戈尔巴乔夫作为当地的第一书记，有机会和他们多次见面，并且能像俄国人说的那样——卖弄自己。” 舍氏认为，这种选拔干部的方式，也是特权阶层维护自身利益一种方式。

   叛逃毕竟是不光彩的。我相信，舍甫琴科用这样的理由解释自己叛逃的原因，无疑有为自己辩解的考虑，但他对前苏联特权阶层精神状态的描述，应该说还是准确的——1991年，在苏联解体前夕，一项对苏联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状况进行的调查结果和舍甫琴科的结论不谋而合：在苏联上层社会中，只有不到10%的人信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但他还是过低估计了“这种普遍的精神分裂”对苏联的危害。他在这本书的最后断言：苏联并不会很快解体。但仅仅过了7年，这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国家”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与莫斯科决裂》[苏]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科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1月第1版）

   早晨，王怡夫妇和余杰夫妇发来祝福的短信，才知道今天是感恩节。这个严酷的世界上有一些温暖的朋友，足以让我们心怀感激。

    下午，和高智晟律师、许志永博士去范亚峰家里聊天。范亚峰博士带领高智晟律师作了决志祷告：“我愿意一生一世为荣耀主而活，我愿意为中国的爱与公义而征战”。

    几年来，高智晟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为狱中的维权人士呐喊、为受酷刑折磨的法轮功信仰者辩护、为受迫害的基督徒辩护、为政治犯和良心犯辩护，凭着知识、良心和过人的勇气，他成为大陆最著名的维权律师和人权斗士之一。他在蔡卓华案、郑贻春案、许万平案、朱久虎案以及太石村事件中的精彩表现都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从来不对法官、检察官、局长、各种官长点头哈腰，摇尾乞怜。他成为基督徒，恐怕也是中国维权运动中一个不大不小的精神事件。

    几年来，面对法轮功学员遭受极其严酷的迫害，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大陆知识分子保持了可耻的沉默。虽然我在几篇文章里提到了法轮功的遭遇，但还没有一篇文章专门为他们的苦难而作。据我所知，除了高智晟之外，大陆还有几个作家、学者公开为法轮功说话；但高律师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与其说他为我们挽回了面子，不如说他让我们在继续沉默的时候更觉得羞耻。

    良知、真诚和勇气还不是高智晟的全部可贵之处。他热情、幽默和乐观，朋友们和他在一起绝不会感到乏味。我们这个体制培养了太多无趣的人，我甚至觉得做一个无趣的人还不如做一个坏分子。焦国标先生要做“阳光中国的阳光男孩”，好可爱。而高智晟在中国还没有成为阳光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阳光男孩了。在陕西一起做调查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欢笑，他模仿刘宝瑞讲“珍珠翡翠白玉汤”，惟妙惟肖。他学《马大帅》中的人物，管我叫“彪、彪、彪哥”，逗得我们乐不可支。那次从靖边看守所出来，我们四个人被十余个武警团团围住的时候，高律师和我们一起面不改色，笑着跟他们讲理。老高跟我们感慨，对付四个西装革履的律师尚且如此恐怖，可以想见当地人民哪里会有什么安全感？

    在今日中国的后极权主义恐怖之下，高智晟，以及他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们，正在用微笑来面对那些制造恐惧的人。

    高智晟的律师事务所最近遭到北京司法当局的整肃，他的律师执业权利受到威胁；而且从10月20日起，他的人身自由就被无理限制，北京市安全局、北京市公安局的20名左右的便衣、开始寸步不离地跟踪他，每天10多辆车在他家周围进行监视。对这些在寒冷的冬日里监视他的便衣，他在文章中写道：“每当早上起床后透过窗户，看到他们一个个不停地在原地蹦跳以驱离寒冷的场面，我和夫人的心理都感到很难受，今天早晨我和夫人还商量着如何解决这群年轻人白天的热水饮用问题。”他果真给这些人送去开水，而且绝非出于羞辱，的确是出于对这些年轻人的关心。这些便衣的反应是立刻背过脸去。他多次跟我说，这些专制的执行人，同样也是专制的受害者啊。凭着这种对制度的透彻判断和对人性的悲悯情怀，他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来自美国、香港、澳大利亚、法国的普通民众打来电话对他表示支持和敬意，来自中国各地的公民纷纷表示声援和问候；几个上了年纪的北京市民说正在他家门口等着，非要见他一面不可。

    便衣一直跟到楼上，他们以这种方式时刻提醒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处在他们的掌控之中。那天从饭馆出来，那些人躲在车里对着我们摄像；那意思是说，谁和高智晟在一起，他们都很清楚。可我们也很清楚你们清楚。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制约的安全部门还有什么不清楚，你们清楚到师涛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发了一封什么邮件；你们清楚到明明知道会引起国际国内的抗议仍然要给他判处十年徒刑。我们也是想让你们知道，我就是要和他在一起，为他的自由而战。我还要故意走到你的面前，让你知道我的内心没有一丝恐惧。在山东临沂，我们被跟踪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搭茬，跟他们说笑，还给他们递名片；而他们也不好意思总躲在角落里心虚的张望，也不好意思一会儿装作买水，一会儿装作买报纸。

    从亚峰家出来，高律师开车送我。那辆“津AX6865”和另外两辆无牌照的轿车紧紧跟上。让我意外的是，在行到大钟寺的时候，那辆“津AX6865”猛然撞了我们一下，恶意追尾！这是几天来高律师的车第二次被挤撞了。我们下了车，那个司机站在那里若无其事，目光充满挑衅。典型的极权主义凶徒的形象，是那种文革培养出来的阴谋深不可测的样子。由于高律师要赶时间接孩子，我们什么也没说，衹对他平静地一笑了之。我说，你不要送我了，我先陪你接孩子回家。高律师说，你看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一些人可以公开开着无牌车满街跑，一些人可以公开地制造交通事故。我想起了余杰在《天安门之子》的序中所记述的警察的谈话：看来制造事故让异议人士人间蒸发是当权者多么渴望的事情。

    这次追尾仅仅是他们向高律师挑衅的一个小插曲。一个与人性为敌的制度不断地在生活中制造这些羞辱：公开的谎言、暗箱的选举、私刑的滥用、电话的监听、敏感词的过滤。我曾在一份关于游行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中写到：“公民不能被政府认为是一些不懂事的孩子，我们是自治的公民，探索自由的中国公民。”难道政府是不懂事的孩子？

    他们想制造仇恨，可我们对他们衹有同情；他们想制造恐惧，可我们并不害怕；他们想羞辱我们，我们回之以微笑；他们想让我们疯狂，可我们坚守理性。高律师开车每到转弯之前都早早地打开转向灯，防止他们反应不及；高律师理解他们在执行命令，也有自己的难处；高律师还说，他不仅要为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基督徒和所有孤苦无助的人祷告，还要为那些施加酷刑的凶手、参与罪恶的法官和监视他的那些安全局便衣来祷告。

    他的女儿显然感受到了某种不安。在一下午的手工课上，她给爸爸了一个苹果形状的护身符。我说你给它起名字了吗？她说还没有。我说，那就叫“平平”吧，苹果的苹和平安的平谐音，希望你爸爸平平安安。老高高兴坏了，马上把“平平”挂在车里。

    一进他家的小区，就有三辆车，有个中年男子一看见我们，马上用对讲机跟什么人说，回来了！再往里门前又有两三辆；楼侧面，有一辆广东车牌的，也是；老高说，在楼背后，晚上还有两辆；加上尾随我们的三辆，监视高智晟的至少有12辆轿车。老高不衹心疼那些受冻的便衣，他还心疼纳税人的钱。后来老高送我到公交车站，两个年轻人鬼鬼祟祟地尾随，用对讲机不停地向上汇报。高智晟感慨又来了：“同样是30多岁的年轻人——”，我马上用赵本山小品里的腔调接一句，“怎么做人的差距就那么大呢
？”相视大笑。

    在回去的路上我就在想，和高智晟在一起的这个感恩节的下午，到底意味着什么？又想起郭飞雄最近传出来的一句话，坐牢的感觉不错。想起被软禁的盲人陈光诚的笑声。想起《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安迪的微笑。想起蔡卓华的母亲那平静而坚毅的深情。想起在坡上村教会第一次听到人们背诵《诗篇》时我的感动：“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监禁和死亡尚不能使我们惧怕，警车便衣、秘密调查、恐吓电话、故意撞车、停业通知等制造恐惧的手段岂不是徒劳？

    我们没有仇恨、我们没有敌人；因为爱与自由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用微笑来面对那些制造恐惧的人。与其说微笑可以驱逐我们的恐惧，毋宁说，微笑可以帮助他们克服恐惧。

当今中国的五种基本主张
（“八九一代”访谈录之一）
——访赵辉

赵辉，男，四川乐山人，１９９０年自厦门大学毕业，大学期间遭遇上个世纪末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并因此在毕业后阅读、思考，以求对当代中国社会乃至近现代中国的诸多问题有所了解。１９９１年至今作为“盲流”游荡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从事过多种或长或短的职业，１９９８年开始编辑生涯并以“李朝辉”的笔名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文章若干。网络时代以来，对当代中国思潮产生了浓厚兴趣，混迹于国内各大中文论坛。现居北京。

王丹：我觉得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好象外国人好象比中国人更关心中国的政治，西方媒体经常大幅报道胡锦涛怎样，曾庆红如何，海外华人更是议论纷纷。但从媒体来看，很多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却不感兴趣。这更加深了我一向的认识，即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正在开始——注意，仅仅是开始——形成，国家与社会分野的轮廓正在开始清晰。如果此项判断为真，那就意味着，观察中国未来走向，应摆脱国家本位立场，而更多关注社会层面的变化。我这几年在海外，对这方面比较生疏，想听听你的看法。
赵辉：你的观察是准确的，中国政治确实有外热内冷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固然如你所说，与国家和社会的逐渐分野相关——其实中国２０年来的改革，也就是有一个极权的国家逐步向一个专制的国家的转变，从而社会逐步从国家那里获得了一点自我，但在专制条件下，这一自我是不完整的。而从近一些的因素来看，权力交接，在海外看来这似乎很重要。但在国内人看来，却未必如此，许多人的看法是，当下之问题不是换一两个人就能解决的，也正因如此，许多人对高层政治并不很关心。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人关心，有不少人还相当关心，对于当前的变化，国内反应不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阵营：
一是拥护当前改革方向的既得利益派，他们支持改革开放，支持法制的进一步落实，拥护“三个代表”为标志的体制范围的政治参与扩大化，但并不追求开放言论开放结社等突破体制范围的政治参与扩大化。这一部分人对十六大最为关心，其支持力量来自社会中上层，包括政府官员，私营企业主，收入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与开放事业相联系的外向型经济活动参与者。
二是拥护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路线，但认为改革还远远不够的民主派。他们除支持改革的上述方向外，还要求开放言论与结社，要求进一步推动政治改革。他们对于十六大的关心相对较低。这部分人所属社会阶层比较复杂，从信仰自由主义的青年人到位置尚可的社会中上蹭，主要是因理念趋同而结合在一起。八九一代是这派的主力。当然，由于大陆目前的政治环境，这一派的主要话语诉求往往采取比较迂回的方式，所谓的学界自由主义，其实就是民主派的呼声。
三是彻底否定当前改革方向的回头派，这主要是一帮老左，文革“三种人”以及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当中的一部分，近来也有一些青年学生参与其中。他们反对市场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很难获得社会中上层的同情，但他们打出的社会公正、消除贫富差距等要求，却很对社会中下层的要求。随着中国社会分化的进一步加剧，这一派的支持者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可能。
四是所谓民族主义。其实现在中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民族主义，而是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混杂着不同的国内政治主张。我把他们大致分为支持改革开放的民族主义、反对改革开放的民族主义和泛民族主义三类。
最后一个是所谓新左派，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暧昧，在表示怀疑的同时却并未有彻底否定的表示，是一个主要以批判为言说方式的团体。不过，严格地说起来，比起上述四个阵营来，该派具有更浓厚的学院圈子色彩，而尚未真正成为一种政治主张。
            
王丹：你这样的划分比较清晰，但我觉得实际上的分野却未必如此清晰，我想在五个阵营中，有不少人是处于犹豫状态，对自己的定位并不明确；还有的人根本就是混杂各种不同主张加以改造后利用。我认为，观察社会上不同阵营的演变趋势，重要的是看主张维护旧体制的力量与主张解构旧体制的力量，彼此之间的实力对比，尽管简单化，但也许是更清晰的分野。
赵辉：你说的对，在我作出上述５类分野时，我是用中共现行——或者至少他宣称的——改革开放路线为参照来作出的，但是，对于改革开放路线的不同态度，对于体制的作用自然是不同的。在上述５种主张中，除了第一种之外，后面几种主张其实都对体制有一定的解构作用。要说否定当前路线的彻底性，其实倒以回头派为最，此外，民族主义对于“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新左派对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负面影响，都各自有具体的批判对象，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显得声音比较大，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官方所宣称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感召力和说服力。
相反，民主派的地位相对要尴尬一些，一方面，在当前中国的言论环境下，民主派与当局在政治参与扩大上的分歧由于言论限制而不能广为扩散；另一方面，民主派与当局在市场、开放和法制等问题上确实有着部分的重合。两方面作用的结果是，由于否定性一面被强制消音，民主派反倒显得否定性不强了。也正因为如此，你所谓的维持和解构的力量对比在当今中国呈现很混沌的局面，一方面，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主张维持现体制的人数正在逐年减少，而另一方面，主张解构旧体制的力量在中国似乎还处于潜伏的状态。

王丹：因此，现在中国面临一个民主派重新寻找自己位置的问题。我以为，以往的民主派既缺乏清晰的操作目标，又缺乏明确适宜的前景构思，在说服力上就显得不够。中国的民主派应当关心现实问题，研究回应政策，以理念批判现实，又具备可以与既得利益集团对话的基础。
赵辉：民主派在当前显得否定性不强，更多地是由于其开放言论和结社等声音不能充分表达的缘故，而这也是民主派的根本问题之所在。在目前情况下，民主派必须加大这种声音的表达力度。此外，我认为在当代中国的言论论争中，民主派的策略也存在着错误，他们与新左派和民族主义的争论，往往表现为和这些派别中极端话语的争论，但又采用全称判断，这不利于在当今中国形成最大范围的最低共识，亦即对于开放言论和结社的共识。因此，民主派还应该尽量争取除极左回头派之外的其他派别中同情政治改革的人群的支持。
正如你所说，应当关注现实问题。民主派对扩大政治参与的强调，并不仅仅是从若干舶来的观念引申而出，而是建立在对当下中国问题的体察之上。中国的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是一不争的事实，而犹为重要的是，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分化和阶层冲突，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的出现，这就不能没有政治参与的扩大。

王丹：最后问你一个具体的问题，你刚才讲过，民主派中，八九一代是中坚力量，你能介绍一下对他们的大致认识吗？
赵辉：笼统地谈一代人或者一
批人总是困难的，我也祇能尽力尝试一下。在我看来，这一代人主要受到两件事情的影响，并因此形成其有别于其他人群的看法，第一，他们受89民运的影响，从而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进程抱有高度的危机感，他们很难相信什么祇要经济持续发展，社会问题就会应刃而解之类的说法，而更倾向于认为，在出现真正的制度变革之前，一切都可能是不稳定的和反复的；因此，一个具有更广泛政治基础和政治参与的制度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要优先解决的问题；第二，他们经历了90年代的经济浪潮并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使得他们对于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有着坚定的信念。即使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也带来许多不好的东西，但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制度的、文化的以及最根本上要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来克服，而不能因此否定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因此，在我看来，八九一代人的特征是明显的，那就是在认同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之外，还要求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并期望由此建立起一个可以保证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的良好制度。我想，随着社会分化和冲突的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控制，八九一代所代表的这种观点，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因为，如果我们放弃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成为一句空话，而如果我们不发展出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未来既是不确定的，更是危险的。
王丹：谢谢你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