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华:“一块红布”,因而“一无所有”

的确,正如龙应台女士所说,举凡广场、公园、高楼广厦、主要道口等“政治污染”垄断重地,这些日子都淹没在了红色之中。是节日气氛、是动物式嬉闹还是权贵升平的炫示,晃荡的灯彩、落霞般的血红,叠映着党官的长舌、贪官的血盆大口!

龙应台在《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中,剖析共产党当局封杀《中国青年报·冰点》的“时机选择”说:“选在今天执‘刑’,谁都知道原因:春节前夕,人们都已离开工作岗位,准备回乡围炉。报纸开始扑天盖地报导娱乐,制造温馨;电视开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联欢,生产快乐。选在这一天割断中国仅有的喉咙,然後让普天同庆的欢声把它淌血的声音遮住。”

节日的中国特别浅薄、特别虚假、特别浑浑噩噩,是没有头脑、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到处游荡的荒冢。

嘴动心不动的宣传工作者让冷得瑟瑟发抖的贫民,向党磕头、谢恩;皮笑肉不笑的人物们硬是逼着摄像机,瞄准党的温暖。有藏民一家几代人只有一件破旧的大棉衣,白天轮流穿着出门,晚上一起挤进去取暖;冻得直跳的灾民们参加了领救济的演出之后,有的大男人仍然穿不得领到手的小棉袄,要求调换时干部一声吼:有得领不错了,自己找人换!英明的党官,请告诉他:谁肯以大换小呢?

那些必须起早到校、冒夜回家,成天窝在山阴背后漏顶秃墙中学习的孩子们,坐一会儿就得起来跑几圈,否则会冻僵。

全部家当也许不值几百元的中国亿万“无产阶级”,在它的先锋队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下,没完没了地享受着这种一贫如洗、一无所有的生活!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你是谁?我是谁?所有的中国人只能跟党走!说什么追求、自由,被行尸走肉劫持了还能有什么!

“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为何你总笑个没够为何我总要追求,难道在你面前我永远是一无所有!”脚下的地是狼窝,凶险得无法安身;身边的水是狼遗,污臭得不能再用。必须爱国的我们已不再有祖国!借用冰点上面袁教授的说法,曾经我们都喝了狼奶,但今日狼奶成了狼宫里的专用补品,只供给受宠的狼子郎孙们受用。“我”也追求过,可是“我”的喉咙被割断,于是不能再歌唱;“我”的舌头被钉死,于是不能再说话;“我”的眼窝被挖空,于是不能再远望……我们成了天生的聋子、哑巴、瞎子,成了残疾的弃儿。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噢……你这就跟我走!”摇滚歌手崔健呀,每次演出都有森严的警察相伴的你,你就是一无所有,你也无处可走!一无所求的亿万草民,手当然还要颤抖,泪水当然还会涌流,但是爱不能、恨不得,这边是虎穴,那边是狼窝,一无所有、一无所求的苦难,何时有尽头?

哦,是的,崔健呀崔健,“一无所有”的你我,为什么、为什么总是一无所有,只因揭不下那障眼的“一块红布”,看不见四周的黑暗、看不见八方的窨井,我们在红色的荆棘丛中踉跄、在红色的阴沟中扑腾,怎能不浑身刺痛、遍体鳞伤?让你那嘶哑的摇滚再激越些吧,穿过弥漫的红色,在这虚张的上空,炸响亿万人们心中春雷般的愤怒吧——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在想什么,我说要上你的路。看不见了你, 也看不见了路;我的手也被你拽住, 你问我还在想什么,我说要让你做主。我感觉, 你不是铁, 却象铁一样强和烈;我感觉, 你身上有血, 因为你的手是热乎乎。我感觉, 这不是荒野, 却看不见这地已经干裂;我感觉, 我要喝点儿水, 可你的嘴将我的嘴堵住。我不能走也不能哭, 因为我身体已经干枯;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 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嘟嘟……”

龙应台把“冰点”比作“万马齐喑里唯一一匹还有微弱‘嘶声’的活马。”“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这仅有的喉咙,都被割断。”她怒问:“这‘和平崛起’大有为的政府,究竟为什麽如此的虚心和害怕?”因为“一块红布”上面还滴着狼的血奶。

龙应台说“我看见这个我怀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缘家国’,是一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

它,把真理当谎言,把谎言当真理,而且把这样的颠倒制度化。

它,把独立的知识份子当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识份子当家仆使用,把奴才当──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钥匙,交到奴才的手里。

它面对西方是一个脸孔,面对日本是另一个脸孔,面对台湾是一个脸孔,面对自己,又是一个脸孔。

它面对别人的历史持一个标准,它面对自己的历史时──错了,它根本不面对。

它选择背对自己的历史。它拥抱神话,创造假象,恐惧真相。他最怕的,显然是它自己。”

一块红布遮不住红彤彤的残酷。就看看近日的国内外报道吧——

中国漏报禽流感地区出现人类病例——“中国已确定发生十件人类感染H5N1禽流感病例,其中七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 (WHO)更关切中国没有通报H5N1禽流感的地区出现人类病例,目前情况仍不明朗,可能与中国部分地区侦测、监控能力不足有关。”

《作品》2005年第12期被封杀——因为发表了老作家李汝伦的一篇文章《遗民泪尽胡尘里》。文中有一小段说:“八年抗战中,抗战口号喊得贼响贼响的大诗家,却一首抗日的诗也没有写过,中国人民的苦难、中国军的将士们的浴血奋战,艰苦卓绝的奋勇牺牲,竟不能使之动情。他的诗全是以杀中国人为快……中国大地那如山如岭的血债,不在他的关心之内,他关心的是因此(战争赔偿)而增加了‘日本人民的负担’。”

有人监听向党中央举报腐败的王培荣住宅电话——“2006年1月21日下午,二次向中央、国务院署名举报徐州腐败的举报人王培荣向公安局、安全局报案: 有人冒用国家安全局停用电话号码0516-83881048对王培荣住宅电话(号码:0516-83884475)进行监听,伺机对二次向中央、国务院署名举报徐州腐败的举报人王培荣下手。”

武警持枪在闹市巡逻——“1月24日,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800多名警察手持冲锋枪在碑林闹市区巡逻,他们八人一组,列队前进,步行巡逻,每次巡逻大约20分钟.当地公安部门认为 ,这样的巡逻有利于遏制犯罪活动。”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星火村村民控诉——“我们用血泪控诉西安市新城区政府恣意践踏法律、无视社会稳定和公民及集体的合法权利,暴力强行拆迁我村民赖以生存的村办企业秦林商业街的罪恶行径。2006年1月13日、15日晚,新城区政府秦林路拓宽指挥部和新城区执法局官员带领100多市容管理人员和雇用的200多个打手,手持铁棍、木棍,护卫3台挖掘机强行将秦林路挖开,致使交通和正当合法的经营完全中断,村民的生路受到严重威胁,权益受到公然粗暴的侵犯。”

上海为世博动迁2万户 雇人造假新闻——“上海为主办世界博览会,动拆迁居民近2万户。部分居被强制拆迁者,上访却遭到拘押,当局雇人制造欢迎拆迁的假新闻。”

全国饮用不符合标准的地下水的人数达数千万之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曾对我国118个大中城市地下水的监测资料进行过分析,发现这些城市的地下水已普遍受到污染。其中重污染的城市占64%,轻污染的城市占33%。因污染给我国水资源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约377亿元,其中地下水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又占二分之一左右。”“我国地下水污染问题的确较严重,主要表现在地下水污染范围日益扩大,全国三分之二城市地下水水质普遍下降,局部地段水质恶化,300多个城市由于地下水污染造成供水紧张;地下水污染不仅检出的成份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且污染程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增加,有些地区深层地下水中已有污染物检出;天然水质不良与水型地方病问题突出。据统计,因天然水质不良导致水型氟中毒2297.78万人,碘缺乏病、克山病567.5万人,患大骨节病102.5万人。”

2006年全国房价还要继续涨——“据新华社近日的一则消息说,2005年1月至11月,北京市商品住宅期房价格不降反升,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6776元,比2004年同期上涨1183元,涨幅21.2%。消息还援引北京市社科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首都社会发展报告》指出,在去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强烈反映了房地产行业的暴利和广大工薪阶层买不起房的问题。此后中央政府顺应民意采取一系列措施希望把过高的房价降下来,但是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地区的房价不降反升,北京表现尤为明显,而且有专家预测,2006年全国房价还要继续涨。”

五初中生写出乞丐调查报告:大众同情心削弱——“据5名中学生的调查,深圳乞讨群体从年龄上看老人和未成年人占多数,身体状况残疾、有病的较多,性别上女性多于男性。”“是否会施舍乞讨者?过半受访者通常选择不予理睬,只有一成人会选择给钱。”

河北一初中辍学率近90% ——“在教育部今年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一组数据显示:如果全国小学和初中的学生加起来约1.8亿,按全国平均的辍学率计算,估计全国辍学的学生在230万左右。”另据专家调查:“农村初中辍学率高达43%”。

乌金世界的反差——“矿工们,常年在高风险、高强度、阴暗、潮湿(或高温),通风不良,煤尘、瓦斯浓度常常超标的矿井下作业,工人们透支着健康,付出了降低寿命预期的代价!许多井下一线煤矿工人年收入不足一万元?!在煤矿高利润、高回报的今天,在不断涌现出百万、千万煤翁的——这个乌金世界里,这是多么大的反差?!”“2005年,煤炭行业发生矿难3341起,死亡5986人,平均每天死亡约15名矿工。”

一位私企老板的过年帐单:30万礼金——来自河南信阳的一家建筑安装公司的老板张经理告诉记者:“快过年了,各方都得打点,给有关领导和实权人物拜年必不可少,估计30万元打不住,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投资。”

    说几则南京地方的新闻吧——在江浦县某学校,老师为了使“考试成绩任课老师排行榜”好看(不好看影响了校领导的官位和自己的饭碗),强行替学习差的学生请抢手;在江宁区某学校,老师为了使“考试成绩任课老师排行榜”好看,强行让学习好的学生替成绩差的学生当抢手,以证明教学效果提高快;某小区内的电信业务出现网通公司与中国电信公司不正当竞争,弄得业主不知所从;著名的超市买的牛肉却是用牛肉汤煮出来的猪肉(电视报道当天作者发现自己买的“牛肉”竟然也是猪肉,立即下楼退货!);一些超市竟然出售某地下加工点用大量回收的过期奶粉重新包装成的名牌奶粉……

够了!这还像个国家、还像个社会吗?共产党的政客们:“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让我们都来动手撕碎那块红布吧——

一块红布,把拉磨者的眼罩住,就算是气喘吁吁,也下不得沉重的架轭,为了它曾经是幸福的承诺;天地从此只比磨盘大了一圈啊,牛棚成了昂贵的贫民窟。

一块红布,一条原地打转的魔圈,一砣永远拉不停的石磨;一则关于天堂的谎言,一种痒痒儿般的舒服。饥饿的人张大了口呀,漫过的红水是化开的冰毒。

一块红布,一条挣不脱的铁练,一具打不碎的枷锁。已经干枯的我们,却不能走也不能哭!

何时那块红布才能系在一个时代的骨灰盒上呢?文明真正到来的那一天!台湾朝野敢跟大陆真正谈统一的那一天!《新京报》不再被整肃、“冰点”不再被封杀的那一天!像南京最近的蔬菜价格吓人地高穷人们能够上街抗议的那一天!煤矿的黑奴们敢于抗议黑心老板、黑心衙门而不被毒打抓捕的那一天!乞丐们回到农村不干活也能吃饱不再需要乞讨的那一天!孩子们不再们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轮流上学和辍学、更不用因为考得不好而毒死父母或者自己跳楼的那一天!

    除了反人民的力量,谁不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呢?!

肖雪慧:这里的“皇族 ”优越感还风光无限

几个月前,跟几位朋友一道去大邑参观过民间收藏家樊建川在那里建的抗战博物馆。建抗战博物馆本来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不想却招致重重压力。一些楼馆建了一半,缺乏资金被迫停工,犹如滥尾楼般搁在那里,使偌大的展区显得十分荒凉。最令人唏嘘的是二百多位阵亡将士铜铸雕像的遭遇:所有铜像不能获准刻上姓名。循着展区指示牌,我们明白了,这些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捐躯沙场的英雄必须隐匿姓名,至多作为无名氏出现在“抗日壮士群”。其实,我们一行人去的时候,即使沦为无名氏的群雕也没让展出。后来又传,整个博物馆都不让展出了。馆关闭了,可很多人记挂着它。元旦那天,天气奇冷,但听说市图书馆举办有关抗战博物馆的演讲,闻讯而来的人竟坐满了整个大厅。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抗战博物馆的事莫名其妙的变得很有些敏感,主讲人迟迟不进入主题(注),大半时间在讲民俗收藏、文革收藏和收藏生意经。种种收藏自然会引来不少名流。他边讲边用幻灯展示一个个来访者。其中,毛新宇大概是留下很多轶事的一位。最有意思的事发生在饭桌上。主宾落座,随同毛新宇来的人以湖南人中出了毛泽东、刘少奇、曾国藩来挑起话题,称湖南人最了不起。四川人不甘示弱,列举了邓小平、朱德……。双方较起了劲,各自一一列举下去。此时,毛新宇只管自顾自埋头苦干,没答腔。随行人员见他不停吃肉,拿“邵将军说,你要少吃肥肉”劝戒,他才开口,问:“邵将军在哪儿?邵将军在哪儿?邵将军来了?”“哦,邵将军没有来啊!那可以随便吃嘛。”说完,继续埋头苦干。最后,湖南、四川各自都列举出80来人。双方算是打个平手,休战了。这时,毛新宇不依了:“还是湖南人最了不起。因为我爷爷是大王。”

主讲人把这话一转述,讲演厅里爆发出一阵大笑。我呢,恰好元旦前没几天在网上看到署名“毛新宇”一篇纪念“我爷爷”的文章,也甚是有趣。特别是文章中声明他是“毛泽东的嫡孙”,有着“不同寻常的血脉传承”,很引人发笑。有的网页上还展示了他几幅内容和字迹都很逗的“题词”。文章、题词和饭桌上一锤定音的“我爷爷是大王”,无不表露出深入骨髓、念兹在兹的“皇族”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跟21世纪的时代反差太大,十分滑稽。可毛新宇浑然不觉。不过,对于一个有认知障碍的人来说——认知能力正常,肯定不会发表“嫡孙”、“血脉传承不同寻常”和“我爷爷是大王”那样的声明——再怎么反复表现一种不合时宜的优越感,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社会环境刺激和助长这种优越感,使他沉迷于血统高贵、肩负着振兴和弘扬“我爷爷伟业”之重任的幻觉中,在公众面前不断出洋相,对他其实很残酷,这种社会环境本身也过于病态。

不幸的是,我们的社会环境的确病态严重,弥漫着以权位为尊的浓厚腐味(饭桌上那番以政治权势人物的多少论高下的无聊较劲不就这味儿?),许多人对攀上权力金字塔顶端并坐稳龙位的人,有着如泉喷涌的献媚热情,无论那高踞宝座之上的人再怎么伤天害理、祸国殃民,也不会使有精神跪拜癖好的人热情衰减丝毫。说起来,这种病态很是历史悠久,从国人开始背负臣民身份,就在积累了。在这块土地,使国人背负臣民身份的专制皇权时代偏偏特别漫长,达两千余年。“家天下”的社会结构和与之高度耦合的意识形态在无情摧毁人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同时,一刻不放松地着力培植服赝于皇权及作为皇权代表的“官家”的奴性。它既把许多人熏陶、“教化”得在精神上彻底匍匐于“皇上”脚下,并且逢权势人物便矮三分,又不断撩拨起一些人做帝王的春秋大梦。这两种似乎截然相反的精神状态其实互为条件,少了任何一方,另一方都存在不下去,它们形影相随,双双积淀在国人心理深处。这献媚的奴性与君临天下的帝王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机缘合适,两种精神状态在同一人身上可以毫无困难地易位,甚至两种状态同时共存于身的人,也不少见。倒是自由精神、独立人格不能见容于二者,所以总是同时遭到有奴性狂热的人和做君王梦的人仇视和追逼。即使专制皇权制度百年前已经轰然崩塌,这可悲状态也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虽说无数先贤的努力曾使皇权崇拜一度销声匿迹,在“立人”上也颇有成效。可是先贤们努力的成效被消灭自由精神的制度性力量铲除得一干二净。空前的个人崇拜运动对雄踞权力顶端的特殊个人的神化、圣化和由此唤起的叩拜热情,会令过去任何一个享惯了尊荣的帝王都自愧莫如。

如今,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朝向使每个人得以在精神上站立起来的公民社会,已是大势所趋。但许多人的头脑还被新老专制时代留下的巨大阴影笼罩着,受着那个时代精神遗毒的戕害。敌视人性尊严的力量则利用公共权力资源,调动各种手段,强化过去遗留的以权位为尊的病态评判标准。特别有意思的是文化政策。并不自由的电视、电影拥有篡改历史真相、把宝座上的罪恶当盖世功勋颂扬的无限自由,拥有美化帝王、美化主奴关系社会格局的无限自由。大量充斥荧屏的这类剧目凭借影视文艺直接作用于视听神经的直观性和大众娱乐性而对人所具有的潜移默化影响,在强化病态评判标准、“弘扬”精神遗毒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别以为就影视界有一拨人在这上面忙个不停,就他们把一个个戴皇冠和不戴皇冠的帝王翻来覆去拍个不休。书籍、报刊等纸质大众传播媒介也没闲着,源源不断为社会提供同类“精神食粮”的高产者多的是,而且同样有无限自由、同样畅通无阻,起码,肯定不会像那些揭露黑暗的傻帽记者们,重重障碍横亘在前:比方说,舆论监督稿件必须经被监督一方圈阅方可发稿。

各路大仙配合发力,把国民的精神病态刺激得十分活跃。一大帮人走火入魔,陷于伟人情结、帝王热和爱屋及乌的皇家热而不能自拔。这般社会环境下,毛新宇时时表露“领袖嫡孙”的优越感和许多人憋足劲追捧,都不足为怪。如果“嫡孙”优越感仅在个人生活圈表露,如果追捧者的追捧是与公域无涉的个人行为,没什么大不了。世有百态、人各有志嘛。可如果滥用社会公器,比如若干全国性大报竞相提供版面让署名毛新宇,充斥着“嫡孙”、“不同寻常的血脉传承”(人民日报)这类渲染身世优越感的文章在全社会范围传播,或者发表文章胡吹瞎捧,影响的就不是小范围,性质也不是什么“世有百态、人各有志”了——毛新宇“只知有汉不知魏晋”,莫不成这些大报也这样?

说起一些并非私人经营的全国性大报吹捧功夫,分别出自中青报记者和解放军报记者访谈的两段评价就很让人长见识:“嗜书如命,疾恶如仇,关注现实,研究历史,不愧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孙子”和“他的史学才华和治学的严谨态度,令记者钦佩”。就差没用上“天纵之才”这类词汇了。只可惜,富有“史学才华”又“治学严谨”的毛新宇作为军事科学院博士受邀中央电视台,一番关于二战爆发原因和“我爷爷”对二战胜利的贡献的宏论通过现场直播走向世界,不光令任何稍有二战史常识的人目瞪口呆,还让人对我国本来就已经很贬值的博士学位产生更大疑问。而罩在毛新宇头上的除了“博士”,还有上校、研究员等一大堆头衔。不消说,这些头衔如同“博士”头衔,可别想指望它们名实相符。然而,有关机构滥授职衔,其实跟权威媒体请他就他分明不了解的重大问题发表看法的做法一样,既害他本人在自我认知上产生严重错觉,没法以平常心过平常人生活,还使军衔、学衔、学位如同儿戏。

不管滥授头衔或滥用社会公器,背后作祟的都是那使人拜倒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病态热情。在由公共机构在公共领域示范、渲染精神病态的情况下,对权势者的奴性热情怕是还会继续燃烧。

200629

注:主讲人后来进入了主题,就抗战博物馆收藏品的收集以及就若干相关史实发表了精彩演讲。笔者又获悉,经内容调整和反复交涉,博物馆将重新开馆。但阵亡将士的铜像仍然不能刻上姓名。

刘晓波:末日的贪婪和疯狂—有感于郭飞雄被殴事件

    春节期间的官方媒体,皆在营造“盛世”气象,现政权的口号“建立和谐社会”,响遍大小晚会、专题节目和新闻报道,节日里的访贫问苦是中共的保留节目,每逢重大节日都要如期上演。
    
    今年除夕,党魁胡锦涛去革命老区,总理温家宝去中原油田,以特别表示党中央对底层民众的关切。从电视报道中看,胡温春节亲民的节目还挺丰富,扭秧歌与民同乐,包饺子与民同吃,送红包与民同富。
    
    这些节目表达的主题只有一个:官权的慷慨恩赐和草民的感激涕零。
    
    中共官权的霸道,不仅在于垄断所有权力和主要资源,而且在于它垄断所有“善政善行”,所以,胡温亲民就是国家大事,就是伟光正,就要锣鼓喧天、掌声雷动、大肆渲染,而民间维权人士在春节期间去看望村民就是别有用心,就要百般阻止,就要被打被抓。
    
    因帮助太石村村民维权,郭飞雄先生曾被番禺地方当局投进监狱,在郭先生本人的绝食抗争和国内外舆论的声援下,106天后郭先生被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郭飞雄重新获得了自由。象其他上了官方黑名单的异见人士一样,不过是从有形的小监狱迈入无形的大监狱。从他走出监狱的第一天起,为了防止他再次以行动投入维权活动,他的行踪便在警方的监控之下。
    
    但郭飞雄并没有退缩,而是再次前往太石村,向村民了解情况和提供援助。自然地,它也再次遭到当地派出所的长达12个小时的非法扣留。而当非法扣留无法制服郭飞雄之时,官权便再次动用阴暗的黑社会手段对他进行群殴。
    
    据郭飞雄介绍,2006 年2月4日零点30分左右,他被一群秘密警察从派出所大厅拖出,对他进行非常“专业性”的群殴——只造成致命内伤而看不到流血外伤的殴打。这群打手抢走了郭律师的相机和胶卷,把他按倒在地上,狠狠地踢打他的肾脏和腰部。“打完以后,他们就象电影上黑社会那样,重新把我的相机挂在我的脖子上,把眼镜带在我的脸上。把我扶好。就像黑社会的人表演一样。”
    
    在互联网时代,随着草根维权事件的此起彼伏,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法律界人士的介入越来越多。他们为草根维权提供法律咨询、诉讼代理、与地方政府谈判,尽量把底层民众引上依法维权之路;当体制内救济无望之时,他们突破官方封锁,向外界发布信息和呼吁国内外的舆论救济,使某些草根维权行动迅速变成备受瞩目的公共事件,在国内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也使中共官方意欲将草根维权消灭于萌芽状态的企图难以实现。所以,官权在镇压当地民众的同时,也必然要迫害维权人士,阻止和恫吓,封锁和压制,砸饭碗和关监狱,无所不用其极。近年来,为了使暴力镇压不给外界留下把柄,官权又常常动用黑社会力量来对付维权人士。
    
    尽管,动用黑社会力量对付维权人士的卑鄙做法,大都是地方官权所为,但没有独裁制度的制度性支持,地方官权不可能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也就是说,正是中央官权的默许,地方官权的滥用权力才越来越无法无天,其滥施暴力也才越来越穷凶极恶。
    
    仅在太石村事件中,就发生多起黑社会化恶势力对维权人士和记者的群殴事件。
    
    2005 年9月26日,帮助太石村村民维权的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唐荆陵、郭艳两位律师和一位凤凰周刊记者,在前往太石村时遭到一群不明身份者的围殴,车辆被砸坏,挡风玻璃破碎。四人报警后,番禺区派警车护送离开现场。行至半途,警车却调头而去,艾晓明等人旋即遭到数辆车的围追堵截,车内的歹徒挥舞棍棒和匕首。
    
    10月7日,《南华早报》记者刘晓欣和法国广播电台记者Abel segretin到太石村采访,遭到把守在村里各个路口雇佣的“保安”殴打。另据当地村民讲:“打人的保安是太石村党支部书记请的,一天100元,任务就是把所有来太石村的外地人外国人打出村去!他们每天喝酒,到处打人抓人,黑色恐怖呵!”
    
    10 月8日,人大代表吕邦列陪同英国卫报记者本杰明到太石村采访,遭到身份不明的一群暴徒的围殴。暴徒们把吕邦列拖下车,把两个记者隔在一边,残酷殴打吕邦列,打得吕先生眼珠突出、舌头割裂,身上满是唾沫及尿液,直到昏死过去。卫报记者最后一次看到吕邦列时,吕先生打到路边的沟中,鲜血淋漓。
    
    2006年2月1日,因代理太石村案而遭解聘的维权律师唐荆陵去探望郭飞雄,他在回家的途中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跟踪和围殴。唐律师的后脑遭到拳头猛击,并被身份不明的四个人逼到巷角。后来,唐律师和艾晓明教授一起报警,人身威胁才得以解除。
    
    半个世纪前,中国人经历过饿死几千万人、还要高唱“社会主义就是好”的癫狂时代;1989年以来,中国人仍然经历着持续的野蛮对待,从屠杀孩子的残忍到不准母亲们哭泣的冷血,从镇压法轮功的恐怖到汕尾东洲的血腥,还经历了数不清的官匪勾结镇压民间维权的野蛮。
    
    但在民间权利意识觉醒的时代,无论官权如何镇压,也无法制服此起彼伏的民间反抗,仅就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而言,群体性反抗事件连年增长,2003 年有5万多起,2004年增加到74000起,2005年再增加到87000起。所以,胡温不得不高喊“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等口号,官方媒体和御用精英也不断呼吁“仁慈专制”或“有限度的剥夺”,但对于独裁权力的贪婪和疯狂并没有起到抑止作用,恰恰相反,各级官权非但毫无多少收敛,反而愈发践踏法律、不要面子、甚至完全不计政治成本,动用从政府暴力到黑社会暴力的手段来对待民间的正当要求。
    
    这种权力疯狂,不再是对
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狂热,而是权贵们对特权利益的无限贪婪。贪婪使人变得不可理喻,走向贪婪的权力尤其疯狂,邪恶的制度又让权力疯狂畅通无阻,在中心城市的繁华和权贵们的一夜暴富的背后,是疯狂的权力性掠夺;政治恐怖不再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屠杀,而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是不准报警的权力抢劫,是报了警也无人受理的官官相护,是坚持报警就被戴上手铐或被黑社会追杀。
    
    有独裁制度撑腰的各级官员,他们的极端贪婪和无法无天,已经使中国进入最为可怕的官匪一家状态——黑社会以贿赂收买官府,官权利用黑道力量摆平麻烦。
    
    官权的黑社会化标志着末世的分裂和
疯狂。
    
    2006年2月4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