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评《所谓的知识分子》 卜大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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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润 译：所谓的知识分子 台湾：究竟出版社,2002
保罗．约翰逊引经据典地解剖了那些吾人心中的完人和大哲，包括卢梭、雪莱、马克思、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罗素、沙特、乔姆斯基等人，发现他们虚伪、虚荣、傲慢、自私、易怒、贪婪、吝啬、刻薄、粗暴、好色、偏执、顽固、说谎、自我中心、极度自恋、忘恩负义、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双重标准、自欺欺人……几乎人类所有的恶行劣迹全在他们身上出现。可是他们却宣称自己爱人类，宣称他们要改造人类社会、造就幸福的乌托邦……。 本书作者用五项标准检验这些知识分子：道德、对周围亲友的态度、对自己理念实践的行动力、表里一致的诚实，以及他认为最“关键”的问题││知识分子对暴力的态度。 结果，那些大哲没一个考试及格。公、私德部分一塌糊涂已不必多说，对自己父母、兄弟、姐妹、朋友、随从、情人、佣人不只是冷漠刻薄，简直是冷酷冷血。至于对自己理念的实践，不是做不到甚至反其道而行，就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偏执到底以致生灵受害而不顾。而表里是否一致、是否诚信，就更是不堪闻问。最“关键”的暴力问题更令人失望，大师们个个口口声声和平博爱，却为了实现自己的理念，无视于或甚至纵容鼓动暴力。马克思不必说了；沙特、罗素、高兰茨、赫尔曼、乔姆斯基，都先后一度美化或合理化希特勒、史达林、波布的大屠杀，而后来令他们狼狈尴尬，名誉扫地应算是现世报。这让我想到台湾一些所谓知识分子的大师、名嘴、名流者，为了实现中国统一的抽象理念，竟硬要合理化连中共都羞于强辩的七千万中国人非自然死亡–包括天安门屠杀–的史实。 中国儒家讲究士大夫要内圣外王、言行合一，但大儒朱熹却刑求官妓严幼芳以公报私仇，又迷信风水挖了别人的墓来葬母，而且不让母亲生前吃到好米，自己还娶两个尼姑为妾。此外，陆游、海瑞、米芾这些“士”也都有不少恶行劣迹。可见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都有相同的“道德贫困”。 在这本饶富趣味的书中指出，每个被作者点名的知识分子都在言行上背叛自己。“他们在自己所欲攀附之权贵人士的圈子里通常毫无批判能力，只是一味附和。因此他们非常危险……我们必须牢记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在第一位。” 试图以抽象概念改造社会和高道德标准的吃人礼教，已造成人们大量的苦难，因此检验知识分子是不是谋杀犯变得非常重要。作者虽是保守主义者，却用功至勤地搜集大量资料让这些知识分子“现出原形”。本书的贡献即在对知识分子“除魅”，并使凡夫俗子清醒，不再跟着“吹笛人”走向毁灭。知识分子云乎哉，必须施予严厉的监督检验才行。 |
看过法哲阿弘（Raymond Aron）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痛责冷战时代美苏两国知识分子“陷溺在一种跟国家合一的制度里”、所谓“拟似的同一性”；再看萨依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揭橥“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面向”，并要求知识分子具备“双重视角”；又看傅柯强调知识分子必须站在主体位置独立思考之后；再读这本《所谓的知识分子》，会不由得有如五雷轰顶。原来，正是这些大知识分子们根据他们自以为是的独立思考的结论，给周围甚至世界不少人们造成苦难。更糟的是，原来这么多顶着历史光环的圣贤智者，人格竟是如此卑劣下作。陈奎德:精神病、偏执狂，精神先知？——从林昭想到的
近年来，由于胡杰先生辞去公职千辛万苦拍成电视片《追寻林昭的灵魂》，在海内外引起深度共鸣与反响。“中国的圣女”林昭的名字不胫而走。林昭，已经成为在中国暗夜沉沉年代里的一烛自由之火，闪烁着一种人性甚至神性的焰辉。
然而，时日稍久，笔者渐渐风闻了一些窃窃私语，据说有人曰，在当时背景下，考察林昭言行和作品，她实际上患有带偏执狂特征的精神病云云。其实，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在一九八○年八月，当人们知道了林昭悲剧性的际遇而众声喧哗怨声载道时，在平反“冤假错案”风起云涌的胡耀邦时代，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受命覆查林案，就是以精神病为由宣告林昭无罪的。 不过，要注意的是，这是在林昭被中共秘密杀害已十二年之后的事了！须知，在林昭生前系狱时，上海精神病院院长粟宗华曾为保护林昭而说过她精神不正常。结果，粟宗华医生遂被指为“包庇反革命分子“，最后终于抑郁成疾，含恨而终。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时，在关押和杀害林昭的五、六十年代，林昭必须是理智正常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在今天，在平反“冤假错案”及其之后的日子里，林昭又必须是病人且必须是精神病患者。中国人的身体状况是那么复杂，医生当然是诊断不了的。只有中共政治局才赋有最高明的医术：有病无病，是何疾病，病状轻重，统统应由党做出政治诊断。
林昭案使我想起前苏共头目赫鲁晓夫的一句名言：“苏联境内没有不赞同苏联共产党的人，没有不赞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人，而只有精神病患者。”
在这个意义上，林昭当然就是精神病患者了。
今天，林昭已经由“反革命”进化到“精神病”患者了。那么，很显然，今日的中国，也就由“斯大林时代”进化到了“赫鲁晓夫时代”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何以言“进化”？因为林昭倘若在今日，她就会被关进类似前苏联“喀山”精神病院那类专门对付异议人士的医院里，会在那里静静地接受脑部治疗，安渡残生；而不会浪费家庭（上交的）五分钱子弹费，不会被秘密处决了。免遭一枪，岂非进化？
笔者并非游戏笔墨。我当然相信林昭为精神超凡先知而非精神病患者。现代确实也有一套相当严格的医学诊断程序以区分精神患者与正常人。
然而，倘若我们以更纵深的眼光看，诉诸历史，环顾世界，可以知道，事实上，“精神病”、“疯狂”这些词的所指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间与地域而有重大变化的；其含义在不同时期甚至无法衔接，有明显的断裂。在这方面，法国思想家米歇尔。傅柯（Michel FOUCAULT）在《文明与疯狂》一书中，有深湛的研究。
事实上，笔者愿意相信林昭是一类似欧洲中古时期的“疯子”。那时的“疯人”，虽异于普通人，然而绝对不被鄙视。实际上，他（她）们被认为是上邀天宠的一个特殊阶级，与尘世之外的神秘世界保有接触。他（她）们赋有赤子之心，能够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在日常事务上他们傻傻的，很不精明，然而却受到上帝的祝福，拥有常人所没有的大智慧。 （欧洲只有在16世纪末叶理性主义大规模兴起之后，这种观念才发生突变，“疯子”、“精神失常者”才被看作病态，被监禁起来，被排除在社会之外。到十九世纪此观念又一大变，二十世纪初再变一次。）林昭那种特立独行，在狱中声称“一息尚存，此生宁愿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的义无反顾个性，那不计利害，不顾环境，不管众议，言人不言的秉赋，在在使人想到中古那些拥有赤子之心的“疯子”。
就是在现代，关于精神病患者与精神超凡者的界限，也并非那样绝对清楚划然而别的。最典型的就是开启现代主义潮流的作家卡夫卡。在常人看来，卡夫卡肯定精神有些不正常。事实上，他也确实在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眼睛观察世界，观察自我，反复怀疑。因此，他的人物与场景，在后人看来，总是那样迷濛、复杂、深邃、神秘。
菲利克斯•波斯特博士曾经按现代精神病理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了人类历史上300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得出的结论是：具有严重的精神病理毛病的名人，比例极大，……在思想家中有26％，如尼采、罗素、卢梭、叔本华等；在作曲家中有31％，如瓦格纳、柴可夫斯基、普契尼、舒曼、贝多芬、莫扎特等；在画家中有37％，如梵高、毕加索等；在小说家中有46％，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海明威、普鲁斯特、劳伦斯、卡夫卡、司汤达、福楼拜、莫里哀、托马斯•曼等等。
难怪米歇尔•傅柯要说：“禁止发疯如同禁止发言”了。
让我们试比较一下如下的图景：1966年，当亿万人摇曳着“小红书”，如痴如醉，如癫如狂，涕泪纵横，山呼万岁时，林昭在监狱里，发狂似地用自己的血书向红卫兵欢呼的对象，向他们的“万岁”爷，向中国的“宙斯”，作最后的抗争，诚如她再早一点的长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中写的：
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可耻的年代，结束它们，
不惧怕阿西娜的战甲
不迷信阿波罗的威灵，
更不听宙斯的教训或恫吓，
他们一个都不会留存。
这些滚烫吓人的诗句，与围墙外的欢呼，它是何等的不协调；与无边无际的人山人海相比，她是何等的孤独。
当时，在众人眼中，她无疑是疯子；而在她眼中，这个国家疯了，这些人都疯了。
究竟谁疯谁醒？是“众人皆醒她独疯”，还是“众人皆疯她独醒”？ 这是个哈姆莱特式的问题。
对此作出判断，也许言人言殊，也许至今还有人肯定红卫兵当年的狂热。然而，有两点恐怕是任何方面都不能回避的事实：首先，当年广场上大部分的欢呼者本人如今都否定了自己当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其次，林昭批毛的论点如今已获得广泛认同，毛的暴政的事实已日益出土，毛本人已经日益清晰地铭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因此，谁疯谁醒？结论应是不言而喻的。
一个社会，它的精神宽容度，特别是它对那些异端、“疯子”、“精神病者”的容纳能力，是该社会创造力大小的重要标尺之一；同时，也是该社会人性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
而读了林昭在狱中 “天日何在”的赫然悲怆的血书，每一位当年苟活的国人，势当谦卑地垂下自己的头颅。恰如一诗句所断言的，“她的头颅，放在天平的一方，亿万中国的头颅顿时失去了重量。”
──《观察》首发
赵达功：维权人士为何要转变为异议人士
一般说来，最初的中国维权人士起码从表面看来都是从维护共产党利益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出发，依照中国法律和党纪，为广大受权力欺压的百姓鸣不平，揭露官员的腐败和以势欺人的丑恶行径，但在这个过程中，维权人士往往都走向共产党和专制政权的对立面，转变成坚定的政治异议人士。 (博讯 boxun.com)
党纪和国法这两项是中共官员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别以为挂在嘴边就说明他们要执行党纪国法，恰恰相反，违反党纪国法的中共官员比比皆是，认真起来，共产党也清楚，党纪和国法只不过是给老百姓看的，哪里敢真正实行党纪国法？
维权人士不管维权的出发点是什么，其行为在共产党看来就是“反党”。尽管中共当局口口声声喊“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媒体监督” （江苏当局最近在喊），如果维权人士、受侵害民众把监督付诸于行动，中共当局就接受不了了。
我不相信维权人士一而再、再而三受到当局迫害，还会拥护共产党，还会有“第二种忠诚”？举两个事例，先说上海的马亚莲女士。她不是个政治异议人士，直到现在我觉得她还不是政治异议人士。马亚莲女士只不过为拆迁问题上访，按照中共的说法，不过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此简单的事件，她却一次有一次被上海当局拘捕关押，甚至先后被劳教两次，甚至被绑架、殴打。期间，郭国汀等律师曾经给予法律援助，独立中文笔会也不断呼吁抗议，海外民运也给予了声援，一些国际组织也给予了严重关注，唯有共产党政权从不关心她的权益，唯有共产党成为她的唯一对立面。几年来，她的温暖只能来自不同政见者，来自反对共产党专制制度的仁人志士，试想，马亚莲女士还会拥护共产党？她现在似乎已经是政治异议人士了。
再说说揭露山东济宁“下跪副市长”李信的中国舆论监督网的李新德。他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他维权反腐败完全是按照党纪国法来做的，其出发点就是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其所作所为也符合党纪国法，但结果如何呢？他办的中国舆论监督网一次次被封杀，他本人一次次受到当局恐吓威胁。他所接触的中共媒体许多记者、编辑和学者私下都支持他，甚至包括个别中共官员，但中共当局不支持他，甚至迫害他。唯有海外民运、海外媒体、国内有良知的不同政见者支持他。虽然他还是共产党员，但谁能相信这样的共产党员不会走向共产党的反面？他迟早都会成为政治异议人士。
于是我在想，反对专制制度一定是共产党内那些忠实于党纪国法的人，一定是是那些权益受到当局侵害的民众。这些人或迟或早都是反党分子，觉悟的过程很简短，因为中共当局毫不掩饰，太赤裸裸暴露他们的真实嘴脸。
我不相信太石村广大村民拥护共产党，我不相信汕尾被枪杀的村民家属拥护共产党，我不相信陕北油田威权者拥护共产党，我不相信千千万万上访者、强制拆迁者拥护共产党，我不相信那些被抢占土地的农民拥护共产党……。不相信共产党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是亿万中国人民！
2006年2月3日
大纪元首发
川歌:可怜的王逸舟
前些时, 我看到了王逸舟博士, 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他的。当时，他正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内容大概是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贵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的王博士面容带有一丝忧虑，在电视上四平八稳地讲叙着一些现象、理论、评述。我没在意他具体讲了些什么，反正能够在我们的好政府严控下的媒体上言说，所说内容应当可想而知，再灵巧的百灵鸟一旦被在咽喉里缝上几针，大概也唱不出什么好听的歌来。因此，王博士讲了些什么实际上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王博士坐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贵宾席上，他在言说，他有话语权。
我知道王博士已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了。十七八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喜欢政治哲学理论的文学青年时，我在当时的《理论信息报》认识了王博士。那时，他是与他的老师苏绍智先生在一起做研究的。思想贫乏的我为博士所写出的那些论述全面精当倾向前瞻的文章所吸引，并且不能不为之叫好。我们的博士在以他卓著的理论才华在宣扬民主自由的理论呵，这真能不吸引人且让人尊敬呢。在专制的中国敢于大胆地言说民主追求自由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的王博士就是这样了不起的理论新锐。后来，《理论信息报》停刊了，很多的知识精英被迫流亡海外，这其中包括王博士的老师苏绍智教授。正如我在一首诗中所说的：”美丽的飞禽远逝，远走他乡。”看来，王博士应当也是一只美丽的飞禽，只是这只飞禽没有飞走，因为我不知道的原因，王博士留了下来。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在深深的孤独之中做着我的诗人之梦，写着我想写的那些文章。大概王博士后来一直在做着理论研究，并且因为一些研究成果或其它原因担任了官方的重要研究机构的一个部门的领导人。因学问而致仕，王博士在大陆并不是第一个，更不是仅有的一个。比如他的同姓的更为著名的王沪宁先生，已经官至很有影响力的中共中央理论研究室主任位置了。据说王沪宁先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招牌式的政治理论：”三个代表”。
自从那次在电视上见到王逸舟博士之后，我不免又大发了一番感慨，请原谅我是一个好发感慨的人，这可能也是一个文人酸性的表现之一吧，好在我并不在意我的酸性。我发了一番什么感慨呢？我的感慨是象王逸舟这样有着可说是丰盛理论才华的学者也成了政府的一个话筒了，至少他在电视上讲着那些外交方面的评论的时候是一个话筒，无论他多么优秀，只要他站到那个讲台上，他就必然受到极大的限制，他就必然不能发出真正的自由之声，他所说所言就必然要被打上共产党专制话语的印记。我不怀疑王博士的才华与良知，他一定与某些无良的学者不一样，比如那个在悲惨的六四事件刚结束就急切地为中共作辩护的何新，王逸舟山博士一定是善良的人，一定是一位有品格的学者。可是，他在那一刻的形象在我的眼中不免变形。我当然不认为凡是在官方的媒体上露面发言的人们都应受指责，但是，在自由言说的量度很小的官方媒体上发言的人们，我们难以从他们的发言中听到金石般的真理之音也是事实，尤其是在涉及政治与文化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言论中，我们更难发现真理的踪迹。由此，王博士在电视上讲评的行为只能更多地让人理解为一种职业行为，他在履行他的职业所要求他做的事情，他的职业要求他所说所言不能不符合官方的统一标准，而这已与一个真正的学者所应当做的相去很远了，一个真正的学者是应以他对世界卓尔不凡的理解，以他的良知与知识服务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上的王博士是有些可怜。当然，或许我是说错了，或许，可怜的不是王博士而是我。谁知道呢？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众说纷纭，很多问题没有定论。
最后，我想说的是可怜的王博士并没有失去我的尊敬，我的质疑与怜悯始终指向那剥夺了人们自由言说权利的可恶的强盗体制。我相信，人们都知道这个体制，正是它正在沉重地压迫着中国与中国人民。
武汉异议人士探望秦永敏家属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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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3日狱委讯】新年伊始，武汉地区异议人士相约于2月2日前往著名民主斗士秦永敏先生弟弟秦晓光先生家拜年，并委托秦晓光先生捎去武汉地区朋友们对秦永敏先生的新年问候。 另据可靠消息；泛蓝成员蒲飞先生也于当日在武汉被四川国保警察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节日探亲访友是中国人维系社会和谐的传统。然而，正值当局＂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漫天飞舞时却又在亲手制造这种非人性，反传统的举动。不仅是剥夺良心人士的自由，连人性中最自然美好的亲情，友情，人情也一并扼杀。据悉；秦永敏先生家人每次探监均有国保警察陪同监视。秦先生自关押以来，多次受到狱方指使的其它犯人的殴打，视力急剧下降，而多次坐牢遗留的肺结核，风湿病也因监狱的伙食太差和狱方对其病不理睬不医治而加剧。其家属表示，希望国内外良心人士关注秦永敏的受难现状，敦促当局和狱方改善对秦永敏的人不人道的待遇。 秦永敏弟弟秦晓光先生 |
国家是我的，你凭什么叫我“莫谈国事”？！
20多年前的少年时代看革命电影，常常为电影中茶坊酒肆中“莫谈国事”（或“莫谈国是”）的标语下——国统区老百姓在自己的家园里噤若寒蝉的那副奸诈和狼狈相——所困惑、可笑和气愤。困惑的是，国家是老百姓自己的，谈论“国事”应是份内之事，而老百姓明知不公不义却视而不见，安分守己；可笑的是，他们当面不说，背后却不怀好意地乱说；气氛的是，当得知老百姓之所以敢怒而不敢言，是因为当政的国民党残暴和反动。当时，我为“旧社会”的老百姓感到悲哀，同时，自己庆幸自己生长在一个“言论自由”的“新社会”。
及至自己长大，并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的时候，我渐渐发现，小时候电影中的镜头，就在现实中上演。如，家长会叮嘱你在外面听话；师长会告诫你离政治远一点；单位开会，领导谈到敏感问题时会诡秘地笑笑；学术会议上，组织者会提醒学者们只谈学术，不论政治；召开学术沙龙，大家会自觉地回避敏感话题，稍有离题者，同仁们多会告诫；报告演讲、论文著作，更是必须“政治正确”；就连互联网的自由论坛，也是“规矩”齐全。……这时，自己就不仅为自己悲哀起来了。
我认为：国家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国家是我的！
我在我自己的国家里谈论“国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相反，如果不谈“国事”，才是不正常的。你凭什么叫我“莫谈国事”，让我“闭嘴”？！——不用打着“自由民主”和“天赋人权”的幌子，我有充足的理由证明我有谈论“国事”的权利和资格，这个权利和资格是我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与生俱来的。
当然了，你叫我“莫谈国事”，让我“闭嘴”，那也是你的自由，你有权利行使你的自由；但是，你的自由仅仅限于你“叫”、“让”我“闭嘴”，即，你的权利也仅仅是“言论”上的，而不应该是超出“言论”之外的“暴力”。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与你“和而不同”，仅仅作为一个“异议者”与你和平共处。
——这些，当不在话下。我要说的是，当下我们的绝大多数国人，特别是绝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已经自觉地认同并接受了“莫谈国事”的规矩，他们将“学术”和“政治”分开了，他们将“真知”和“良知”分裂了。他们认同了老舍先生在《茶馆》剧本里的两个特务的道白：“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这现而今嘛，谁给钱我们给谁效力！”他们天真地自以为能够做到“独善其身”或“自了汉”，而不是“奴才”和“帮凶”——其实，这是绝无可能的。因为，世道变了。
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的国民性》文中所说的事情——“在历史上，我们也可证明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决非天性。魏晋清谈，人家骂为误国。那时的文人，不是隐逸，便是浮华，或者对酒赋诗，或者炼丹谈玄，而结果有永嘉之乱，这算是中国人最消极最漠视国事之一时期，然而何以养成此普遍清谈之风呢？历史的事实，可以为我们明鉴。东汉之末，子大夫并不是如此的。太学生三万人常常批评时政，是谈国事，不是不谈的。然而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而达到酒德颂的时期。有的避入山中，蛰居子屋，由窗户传食。有的化为樵夫，求其亲友不要来访问，以避耳目。竹林七贤出，而大家以诗酒为命。刘伶出门带一壶酒，叫一人带一铁锹，对他说‘死便埋我’，而时人称贤。贤就是聪明，因为他能佯狂，而得善终。时人佩服他，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的坚实。”——再也不会出现了，“刘伶”犹如嵇康，已成绝响。在谈到我们民族的三个弱点：忍耐性，散慢性及老猾性时，林语堂说：“我相信这些都是一种特殊文化及特殊环境的结果，不是上天生就华人，就是这样忍辱含垢，这样不能团结，这样老猾奸诈。这有一方法可以证明，就是人人在他自己的经历，可以体会出来。本来人家说屁话，我就反对；现在人家说屁话，我点头称善曰：‘是啊，不错不错。’由此度量日宏而福泽日深。由他人看来，说是我的修养工夫进步。不但在我如此，其实人人如此。……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这忍耐之德也就成为国民之专长。所以西人来华传教，别的犹可，若是白种人要教黄种人忍耐和平无抵抗，这简直是太不自量而发热昏了。在中国，逆来顺受已成为至理名言，弱肉强食，也几乎等于天理。贫民遭人欺负，也叫忍耐，四川人民预缴三十年课税，结果还是忍耐。因此忍耐乃成为东亚文明之特征。然而越‘安排吃苦’越有苦可吃。若如中国百姓不肯这样地吃苦，也就没有这么许多苦吃。所以在中国贪官剥削小百姓，如大鱼吃小鱼，可以张开嘴等小鱼自己游进去，不但毫不费力，而且甚合天理。俄国有个寓言，说一日有小鱼反对大鱼的歼灭同类，就对大鱼反抗，说‘你为什么吃我？’大鱼说：‘那么，请你试试看。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么？’这大鱼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叫做守己安分。小鱼退避大鱼谓之‘守己’，退避不及游入大鱼腹中谓之‘安分’。这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相安为国’，你忍我，我忍你，国家就太平无事了。”（《林语堂著译人生小品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可以说，林语堂上述对国民性的分析丝毫不亚于鲁迅。
今天，有人在怀念、呼唤“毛泽东”，这是不奇怪的。看一看我们社会的哲学——“难得糊涂”、“忍”——就清楚“毛泽东”对于我们当下的意义了！
我要问：国人，你还要“忍”多久？！——不要问我：我不认同“忍”！我要不懈地谈论“国事”，因为，我认为，“国事”，就是我“自己的事”！
看“文化人”的蝇营狗苟！
文化博客 学术如此多”焦”
我向来敬畏作家兼出版人李师江，此君自我评价起来颇不留余地，“文坛表扬家”们评其为“继王朔之后最具叙事魅力的小说怪才”，说“此番李师江旋风刮回祖国大陆，势不可挡”，国内还没开花，就成了著名海外作家。李师江搞起出版来也作风泼辣，他策划了一套《简明
话说中国》，本为跟风大型丛书《话说中国》，却宣传为“大型历史畅销书《话说中国》之精华本”，而且强行给大历史学家许倬云挂了总顾问的牌子，让毫不知情的许教授无功受禄。更早以前，同样是李师江策划的“隐藏的大师”书系，也因挂学者止庵主编之名惹起风波。这样出的书，可否也算伪书？看来，攒一套大书，挂一个大家，卖一通大钱，已经成为师江的市场营销三板斧，而且认准了许倬云止庵们的性格弱点，先斩后奏再哄，屡试不爽。
类似的学术热点，上周还有几个。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杜贵晨反复研究《西游记》，考证出孙悟空是山东人，他的住处花果山其实就是泰山。立论之大胆，想像之奇特，堪与刘心武老师的“秦学”媲美，且对推动泰山的旅游经济殊有贡献，是学以致用的学术典范，造福乡里的拳拳之心更是令人感佩，至于遵守学术规范等问题，倒是等而下之的小节了。
上周另一新闻更让人困惑。北京律师刘刚以其收藏的一幅古地图《天下全舆总图》仿绘本作为“物证”，断定美洲是中国人发现的，与英国业余历史学家孟席斯的“中国人发现美洲”说不谋而合。这下郑和大人印度、非洲、美洲都到了，而且据称还到过南极，有成为“环游地球第一人”之势，无怪有学者称“郑和是架永动机”。可能是“发现美洲说”过于玄妙，这次国人没有掀起认领美洲热潮。在不久前的图书订货会上，红学家集体走台亮相，周思源、张庆善、蔡义江等红学家合推了一本《名家解读红楼梦》，周思源还自封为批刘心武第一人，要捍卫自己的“首批”权。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食物链”：刘心武“吃”央视，红学家“吃”刘心武，人人都“吃”红楼梦。“学院派”与“草根派”的红学之争终于放下架子，把酒言欢，羞羞答答半推半就地成为了商业的“三陪”。至于红学到底是不是伪学问这样的终极命题，倒无人去认真追究了，毕竟老祖宗的饭还是很好吃的。
而博导更是频陷“抄袭门”。美女作家任晓雯指称中国人民大学博导金元浦抄袭自己的关于《大话西游》的毕业论文，仓促之下，金先是以“技术问题”、“一些疏漏”、“是学生具体搞的，自己不太清楚”来应付，一夜之后，金博导就奋勇反击，表示“极大愤慨”，称任晓雯是“恶意炒作”，反而是任抄袭了自己的观点。但同时有心人发现，金元浦将自己的涉嫌抄袭的文章从个人网站删除。
学术如此多“焦”，引无数看客竞折腰。前几天，一位跑文化的记者朋友辞职了，因为文化学术界让她有了幻灭感，该记者用四个字描述她眼中的那个世界：蝇营狗苟！
古巴首次对外开放海明威档案
古巴将首次对外开放从未发表过的美国大作家海明威在该国生活期间的档案。获准赴古巴进行相关研究的，是英国威尔士大学的讲师菲利普·麦林（Philip Melling），他希望，此次研究能有“开创性的发现”。
海明威生前在古巴生活、工作长达30年，他对古巴人民，尤其是对卡斯特
罗有着巨大影响，他的故事流传于全岛，其作品亦为古巴学生的必读书。
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15
附录一
美国《独立宣言》
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大陆会议，
美利坚十三个联合邦一致通过的宣言
在有关人类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
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14
第二十八章
美国政府为何总跟微软过不去？
——美国诉微软案(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