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俄国的历史是不断扩张与移民的历史，开拓疆域的亢奋与俄罗斯文学创作中崇尚“边缘化”有一定的联系，首都不在中心而在边界，与文学创作中的“力求极端”有相同内在冲动。激情既是创作的原动力也是“极端”的最好的催化剂。因而俄罗斯人性格外向，浪漫精神有余，理性精神不足，导致文学史上群星灿烂，享誉世界，却罕有伟大的哲学家。俄国人一直认为，当写作成为一种商业活动时，作家遵循的便不再是内心的呼唤，而是读者的需求与庸俗的标准，这种人充其量只能算作“写手”而不是真正的“作家”。俄国恰好是一个鄙视商业、漠视物质的民族，崇尚内在的精神自由和宗教情感，这使他们先天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冲动。

　　从修道院隐修士创立罗斯古典文学开始，文学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7世纪宗教“分裂运动”后，民间出现了一批不认同官方思想的人，他们认为沙皇代表的俄国不是真正的东正教国家，而是一股假宗教之名控制国家的恶势力，他们有义务有责任在民间寻找真理，寻找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基杰什城(蒙古入侵时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城市，为了不被蒙古铁蹄践踏，全城沉入湖底，以后每当国家危难之时，湖底都会传来卫彻大钟的响声)，寻找纯净的东正教王朝。这批“真理的寻觅者”，是一种“思想体系”的群体，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他们把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身目标，就注定了必然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特有的“分裂”气质与周围的环境和人群格格不入，往往持一种极端偏执的行为方式，在文学创作中则流行极端的表达方式。当然，也只有依赖于思想的狂热和自我沉醉，他们才能经受住迫害，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存下来。由此俄国人特别崇拜“怪人”、漂泊者和虔诚的教徒，“平凡的人因为流浪而不平凡”，流浪也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抗。

　　由于俄国文学的艺术力量与道德价值紧密相连，“文学不断的干预生活，生活又不断地干预文学，从而使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

　　东正教是基督教中最原始最少规范的一种形式，它远离推理演绎、远离逻辑论证。正教学说向来对经院繁琐理论没有好感，它认为不需要制定形式、不需要思辨理性，只需要深思默想内在的信念和灵魂的感悟。他们的很多结论都是通过东正教哲学的着魔般的“感悟”思维方式推导出来的。在古俄语中“苦难的人”和“罪人”是同义词，“罪”和“罪行”是同义词，对“犯罪”简称为“罪”，而“罪犯”就是“罪人”，“罪人”也就是“不幸的人”，“不幸的人”就是“苦难的人”，这一连串链接是俄国人特有的条段和逻辑转换。东正教教义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没有必要用虚伪的自尊来掩盖自身的污点，只有挖掘出“藏在记忆深处”、“心灵地下室”的丑恶的一面，才能净化灵魂、拿到通往天堂的钥匙。从这种观念中，产生了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和赎罪感。

　　俄国社会是矛盾的，一方面是顺从与沉默的人民拥戴好沙皇，但同时又存在着官方与民间、上层与下层、知识界与人民的割裂。俄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与痛苦、流放、苦役和牺牲相伴，在官方的强权压迫下，他们像异教徒一样在社会的边缘冷眼旁观，强烈感觉到社会的病态和不公平。不满现状、厌恶政权和同情“小人物”便成为俄国文学的基本特点。苏联时期的20世纪70年代，有人提出要在莫斯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建立雕像，政府答复说，他笔下没有一个正面人物，怎么能为他树碑呢？作家协会的答复说，在一个病态的社会下心理正常的人又怎么能生活下去呢？——俄国文化中重体验不重理论的特点，使他们具有“实践的世界观”。既然现实是“丑恶”的，“真理”来自底层，反叛在现实中的表达顺序为：首先对旧世界的“恨”先要表现为“自责”、“忏悔”与“赎罪”，其次表现为“人民崇拜”、“苦难崇拜”，最后达到走向破坏现实。

　　俄国知识分子的忏悔不是悄声向神父一人的忏悔，必须是大声当众忏悔，越是追求完美的人就越要承认在人民面前有罪，忏悔自己不同于“人民”的地位，于是惟有“体验苦难”、“体验孤独”、抛去浮华的物欲，才能获得解脱。教义问答上说，“卑躬者必昂扬”，就是指把丑恶公布于众、悔悟罪过就能得到精神的升华。这些思想在俄国的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身上都可以体现出来。格林卡的音乐以及以列宾为首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巡回画派”都反映着同一主题。1993年索尔任尼琴回国面对欢迎他的人群发表了这样一番讲话：“忏悔是俄国人最重要的思想反省过程，”这70多年的灾难就在于丢掉了这个传统，“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你自己怎样参与了欺骗和暴政，必须从现在开始。不必指责谁和定谁的罪，我不能替你们进行忏悔，你们也不能替我忏悔，因为进行宽恕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每个人，因为上帝。”

　　忏悔过后的第二步是崇拜大地、崇拜苦难和底层意识。俄罗斯平原的广袤无垠与苍茫无形形成了“知识分子”特有的“大地母亲”情怀。他们认为，只有投身到大自然中去感受到生命的源泉，才有立足之本，才不会被城市的污泥浊水所吞没。俄国历来认为作家要有圣徒的情操，受难者的形象，要关心“小人物的价值”，惩罚社会的罪恶。

　　体验痛苦从隐修士开始就是一种美德。在俄国知识分子看来，痛苦不仅是人本质所有的，而是产生思想最重要的动力，因此必须深入检验自己“感受苦难的能力”，“惟有如此，知识分子才能最强烈、最准确的把握生活的脉搏”。他们认为，知识分子的职责在于“体验苦难，把被侮辱与被凌辱的感觉表现出来”，“把狼吞噬羊和羊被狼吞噬的感觉表现出来”，就会有一种“快乐感”。人民崇拜是知识分子感到自己生活略高于人民是有罪的，赎去自己的罪过只有一个办法——献身于“人民”，只有这样才意味着脱离了“空谈的人、双手沾血的人”。人民经历了最多的苦，人民生活在底层，“真理”就蕴藏在人民当中，“体验苦难”结果就是“人民崇拜”。这种推理必然导致“人民的神圣化”、“人民的抽象化”，“人民就是上帝”，那知识分子又不能同时服务于“两个上帝”，其他的“上帝”就成了伪“上帝”。要为这个“上帝”献身，就必须有利他精神(这是后来“战斗民粹主义”、“革命民粹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

　　最后一步是付诸行动——“破坏的合理性”。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给他们建立“天堂”，把“群氓”领出黑暗，拒绝做到这一点的任何人和事都是“恶”，都应当无情地消灭。“破坏”现实就是扫除“恶”。建立天堂的激情和破坏现实的冲动，在俄国人看来是一种和谐的自然状态——甚至不要求创造和建设，只要求破坏，破坏是创造的手段之一。新的社会制度当然要有物资保证，但它是通过破坏来达到的，只要从少数占有财富的人手中剥夺这些财富，还给另一部分人，自然就获得了物资保证。这一点被后来“民意党”和布尔什维克领会得最深刻。在这个过程中有反文化和对财富恐惧的倾向。19世纪官方宫廷的“法国化”和下层知识分子的“草根化”分离以后，民间便对“文化”有一种心理的疏离和行而上思维的敌视。文化和不能容忍的贵族习气缠绕在一起，于是就走向了与14世纪传播文化完全不同的道路，摒弃文化、厌恶财富，理想状态是所有的人都成为“纯朴的穷人”。民粹派有一句名言：“只有一种状态比贫穷更坏，那就是富有”。他们认为，富人都是恶棍，财富是腐蚀人灵魂的东西。他们从心底里向往一种贫穷和朴实无华的社会模式。

　　总之可以看出：对“人民的爱”可以转换成对“个人的恨”；建立天堂可以转换成破坏现实；利他精神可以转换成战斗激情；禁欲的个人实践可以转换成普遍道德；大公无私的献身和不择手段的马基亚维利行为都可以是相通的。这种转换还有一种崇高感，还有俄国特有的思想性和道德性的外衣包裹。这是俄国知识分子行为的推理链条，它可能在逻辑上缺乏根据，在心理上却是紧紧衔接的。

　　所以，俄国知识分子“坚定有余、宽容不够”。文学界喜欢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布洛留波夫)如果掌了权，可以轻易成为“新沙皇”。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革命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造一个沙皇”。托尔斯泰倡导的宽容是个例外，因此他为整个俄国知识界所不容，而被开除教籍。另外，从党派、思想史的角度看，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跨度过大，缺乏兼顾二者的温和的中间层面。因此，“俄国人很容易从一种完整的信仰转向另一种完整的信仰”。1990年时认为俄国属于“西方文明”的人有70%，10年以后持这种观点的人只有13%。“要么全部，要么全不！”是俄国人习惯的思维模式，妥协的中间路线往往两头不讨好。19世纪后半叶民粹派“恐怖主义”在俄国盛行，1874-1880年的6年间沙皇流放的“民粹派恐怖分子”就达1.7万人，他们宣扬“破坏的合理性”而不屑于做“温文尔雅”的理论家，“干革命”比“宣传革命”要重要得多。仅在1905-1907年革命的两年半时间里，社会革命党就搞了200多次恐怖活动，以至于这一时期沙俄的政治苦役犯与流放者中，该党成员占了大部分。而二月革命后带有温和色彩的孟什维克和“社民党化”的社会革命党都难成气候。就孟什维克的思想渊源来说，是最接近马克思主义原本思想的一批人，它可以说是一直没有“本土化”、“民粹化”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但是在俄国也是最吃不开的人，到如今都没有恢复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

　　正是这种好极端化的思维模式，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专制管理形式、对世俗化资产阶级社会的对抗以及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等特点。因此在俄国历史上，西化与反西化、革命与反革命、改革与反改革，都是用激进的方式进行的。与此同时，妥协、渐进、温和、宽容等特征为社会所不容，经常遭到左、右两端的夹击，陷入“两头茫茫不到岸”的境地。激情导致的冲动可以产生很大的力量，但是激情消退后又会造成蔓延社会的失望与颓废。

　　俄国人有一种不怕流血怕流汗、革命容易改革难的传统。苏东剧变以后，“社会民主主义”浪潮席卷了整个东欧，惟独在俄国运气不佳，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老资格活动家卡加尔利茨基悲观地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俄国一开始就是乌托邦式的，在很多情况下它只是一种形似而质异的假象。叶利钦在1990年代后半叶曾人造中左、中右，注定无法取得成功，而戈尔巴乔夫社会民主联合阵营只有1%的选民，俄共中的社会民主派也难成主流。卡加利茨基则在《俄国左派：希望、失败与斗争》写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只能是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而“俄国的群众运动永远都不会成为社会民主运动，哪怕是‘带有俄国特色的’。俄国左派若想成为有影响的力量，他们肯定是激进的”。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文学院教授，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专家)

 

——读马卡宁《审讯桌》

中国人一谈起苏俄文学，就是从普希金到索尔仁尼琴一路数下来，偏偏当代部分是一个空缺。而要走进当代俄罗斯文学，从一九九二年开始设置的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俄语布克奖”是一扇重要的窗口。一九九三年第二届俄语布克奖得主马卡宁，是少数的在苏联解体前后均保持了旺盛的创作热情的优秀作家之一。马卡宁对解体前后苏俄社会的批判与揭露，直接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中从果戈里到契诃夫的伟大传统，也就是将人性的解剖与制度的解剖结合起来，具有了一种入木三分的力度，因而他被誉为是“当代的果戈里”。 一九九三年，马卡宁以中篇小说《审讯桌》一举击败了其他几部大部头的长篇而夺魁。这部分量并不重的作品，究竟有什么魅力让评委们一致投票给它呢？这部小说就像是一幕布景极其简单的话剧——在舞台的中央，除了一张铺着呢子、中央摆放着长颈玻璃瓶的桌子以外，什么也没有。但是，单单靠着这张桌子，就足以让所有“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苏联人心惊胆战了——这种摆设的桌子，通常是克格勃审讯所谓的“犯人”时候使用的桌子，谁被抓到这张桌子前面，谁就如同进入了地狱一般。这张桌子上虽然没有任何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但这张设置不乏温情的桌子本身就是一件最可怕的刑具。这张桌子是一种象征，象征着那个将大部分奉公守法的公民都当作敌人来监视、防范和迫害的时代，象征着那个信奉“契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时代，象征着那个人权和人格尊严受到肆无忌惮的侮辱的时代。马卡宁从这张桌子开始写起，也就牢牢抓住了那个逝去不久的时代的魂魄。换言之，那张桌子就是庞大的苏联帝国“稳定”的根源，不过这种“稳定”乃是牺牲了公民的基本人权、公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稳定，也就是一种“停滞的稳定”——它只是适宜于少数已经过上“共产主义”生活的高级官员而已。最后一任克格勃主席巴京卡在回忆录《摆脱克格勃》中指出，克格勃是专制制度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这个制度简直就不可能存在。它一直是一个国中之国，它曾试图强迫人们相信他们并不相信的东西……它把恐怖行为提高到国策的地步。”马卡宁的中篇小说《审讯桌》正是以高度浓缩的艺术表现手法，形象地揭示了旧制度的不合理性和非人性。 坐在被审讯者位置上的是一个无名的老年公民。他本来是一个如履薄冰地在极权制度下生活的老实人，这样的人物曾经多次出现在果戈里和契诃夫的作品之中——在沙皇统治下，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或者是“谄媚的大多数”，是守财奴，是套中人，是谨谨慎慎的小公务员；但是，在斯大林体制下，他们连沉默的权利都不能保有，而必须成为党的忠心耿耿的“螺丝钉”。这位老人和他的大部分同龄人一样，一生中接受过无数次审讯，他最熟悉的家具，不是自己每天晚上睡觉的床，而是那张克格勃审讯室里的普普通通的桌子。一天晚上，老人接到了一个电话，命令他第二天清晨到那个让所有人都心惊胆战的部门去接受审讯。老人虽然没有像比他更胆小的某些人那样立即就跳楼自尽，但也吓得夜不成眠。他回忆起了自己一生中曾经接受过的一百四十二次审讯，而明天的审讯将是第一百四十三次。 老人还回忆起了那些审问过他的人，那些人全都是些没有名字的人，他们只有属于那个庞大部门的“番号”。但是，老人依稀记得其中一些人的特征，比如最凶狠的那个审讯员就是“有危险的年轻的狼”——他可是《狼图腾》中所宣扬的生存守则的忠实实践者，“他随时随地都想咬人一口。他一点也不考虑为了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自己的油水而审时度势。因为他的抓捕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像本能似的，已经是他的本质。倘若你精疲力竭，倒了下来，你的随便什么就该被咬掉。”与“凶狠的狼”互相搭配着出现的，必然有一位仁慈的老人。他们是缺一不可的，一个扮演红脸，一个扮演白脸，配合得天衣无缝，老人会这样对待被审讯者：“当他们把你鞭打够了，折磨够了，他会把你抱起，像抱着个孩子，表示心疼。他会表示怜悯。别人折磨你，侮辱你，而他却会抱起你，说：‘你太遭罪了，孩子。这是必要的，孩子。我没有别的法子……’”审讯者中还会有一个爱提问题的家伙，他微笑着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问，问的大都是似乎微不足道的问题，比如你喜欢看足球吗，比如你的妻子的生日，比如你的孩子的家庭作业，然后再突然来将你的军。审讯者中还会有一个典型的“党员”，他是一副养尊处优、悠闲安宁的样子，有病的心脏藏在脂肪的褶皱之中，他会和蔼地对你说：“朋友，我可不是法官，我是党派来帮助你的，我只是想知道你的思想历程，对，你的思想历程……”他的发言就像是在作政治报告。在审讯中出现过的，还会有一个永远都不苟言笑的书记员，有时偶尔还会出现一两位美丽或者不美丽的女性。总之，对于被审讯者来说，他们都像神一样高不可攀，因为你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上。 明天的审讯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老人的心头。老人的精神崩溃了，他恍恍忽忽地走上街头，走向那栋熟悉的大楼。他骗过守门人，走进那个熟悉得不能在熟悉的房间——“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我只有一个想法，既不是作为审问者，也不是作为受审者坐在那里，而只是平等地坐坐，沉默无语，继续在半昏半暗中看着他们全体，并猜想谁是谁。”然后，老人打开灯，他在完全满足于桌子和椅子的摆法的同时，轻声地笑了起来。“我感受到一股非同寻常的冲动：心中充溢着各种感情，我的手掌已经放在桌子上，我仿佛在用手掌压挤呢子和桌子的表面，引起旧桌子的反抗。在某种激动中，我甚至轻轻地用拳头敲它……”以前，桌子是他的主人，现在他是桌子的主人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有资格伸手去拿桌子上放着的长颈玻璃瓶，他可以来喝玻璃瓶中的水了。玻璃瓶放得很远，他努力去够它，就在他用力的那一瞬间，多年来饱受压榨和恐惧的心脏终于迸裂了…… 主人公倒在了桌子上，桌子成了他在世界上最后一刻的朋友，成了他的一口棺材。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据说故事的原型来自于对公众开放的克格勃档案馆中的一份短短的报告。任何一个作家的想象力都无法超过那个时代的荒谬与黑暗，马卡宁所做的仅仅是像历史学家那样记录真实的时代而已。包括小说的主人公在内的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所有人，都已经被异化了，被桌子所异化了——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桌子，尽管桌子代表着恐惧，但恐惧本身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巴京卡敏锐地指出，苏联社会存在的秘诀便是不断地制造恐惧气氛：“以人民的名义‘保护’人民，与人民的‘敌人’斗争，这种从人民那里篡夺来的权力，是由不得人民作主的。不是由人民，而是由党来确定，谁是敌人，敌人是永远需要的。没有敌人的话，这种体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契卡主义’，这就是根据一个臆造出来的方便公式，经常不断地寻找敌人：‘谁不跟我们一道，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契卡主义’，就是经常不断、不受任何限制地侦察和以暴力镇压每一个人，只要他不能纳入布尔什维克党思想体系那个僵硬的模式。特工机关的思想体系不是与法律，而是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完全融合，这就是‘契卡主义’。”可以说，短短的《审讯桌》与宏大的《古拉格群岛》一样，都是对“契卡主义”的血泪控诉。与索尔仁尼琴直截了当地谴责和批判不同，马卡宁以一种极其内敛的方式，不动声色地讲述了这个苦涩而冷峻的故事，从而凸现出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冰山一角。 苏联的统治者们过于迷恋克格勃的力量，也就是“审讯桌”的价值，他们认为可以利用“审讯桌”来实现长治久安，利用“审讯桌”来禁止老百姓思考和言说。著名的异议知识分子罗伊·麦德维杰夫在《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一书中披露，长期担任克格勃头子、后来登基成为苏共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曾经建议在地方和中央建立一个克格勃的独立部门，其任务是“组织反间谍工作去与境外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政治局赞成此建议，一九六七年底克格勃就建立起一个新的部门——第五局。麦氏分析说，虽然“思想颠覆”这个概念让人很难、或者根本无法下一个单一的定义，但是在苏联仍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存在“思想罪”。在苏联的法律文献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典的说明文字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话：“思想颠覆是指那些作用于人们的思想感情的手段，其目的在于破坏、损害和削弱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影响，在于削弱或分裂革命运动、民主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通过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径利用诽谤性的、伪造的、或者有倾向性的材料去实现，以造成意识形态方面的损失。”这是什么法律呢——公然说“合法”的手段也可以定罪，只要你表达的观念跟“上面”不一样！对此，麦氏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论断与六十年代苏联社会的性质有密切关系。那个时期的苏联社会可以说是强制控制思想的专制社会，而不是民主社会。”正是这样的法律，让克格勃成为苏联社会的“无冕之王”，让“审讯桌”成为苏联人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象征物，让无数像小说中的无辜老人一样的公民背着“敌人”的罪名耻辱地死去。 然而，一个靠着“审讯桌”维持稳定的社会，一个将公民当作“敌人”的社会，肯定不是一个能长治久安的社会——当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时候，巴京卡发现：“苏共已经威信扫地，就连几乎人人都是党员的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也不肯出来保卫它了”。因为审讯者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自己随时随地就被安排坐上了被审讯者的位置上。对于马卡宁和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今天的俄罗斯社会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毕竟再也没有了那无所不在的“审讯桌”，以及深夜让人心惊肉跳的敲门声，这就是俄罗斯社会最大的进步吧——这样的进步怎么赞美都不过分。 ——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九日

—   抗议非法逮捕杨天水、李元龙

并请布什与胡景涛就此各自表述

 

 

 

 

在美国，你若生病了，打个报警电话“911”，救护车就来了，车上下来的是警察，他们送你去医院，形同家庭保姆。在中国，警察不请自来，登门入室，在私人生活空间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在你屋里东翻西找，为的是搜查你写的什么，一旦发现你个人写的文字，有什么“敏感”内容，就视为“犯罪证据”。平日里警察即使不来，也不会停止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监控，包括窃听电话、检查邮件（特别是国外邮件）、盯梢和跟踪什么的。警察本来是一种公益职业、且应具有公德，但这种警察不但没有公德、反而缺德。在这个意义上，一度对法轮功学员尤甚。

中国警察制度的建立，本应是出于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生活安定，但在专制社会的条件下，中国的警察就变成了“专制警察”，兼有了维护专制社会“思想治安”和“精神秩序”的特殊职能。这样的警察成了思想杀手和畸形的社会公害，扮演的是一种极不光彩的令人羞耻的角色，成了社会精神多元并健全发展的名符其实的社会公敌。他们的所作所为，美其名曰“维护国家安全”，其实质却是出于巩固极权体制和维护特权阶层的利益。当代人、特别是曾深受其害者，提到这种专司“专制职能”的特殊警察，心理上都难免厌恶，不知这些人的妻室儿女是否会以他们为荣？！在正常的健全的文明社会中，这种警察形象是一种畸形的、扭曲的变态形象。当然，警察中也有真正为社会和群众做好事的，这类人理应受到社会尊敬。但肩负维护专制社会的“安全”和“秩序”、专职进行社会思想和精神谋杀者，却不在此列。

思想专制是现代社会人类的天敌，这也无异于说，共产极权制度是人类自由精神的杀手，也是社会公害和全民的死敌。这类针对人类的思想和精神施暴的国家，全球只残存中国、北韩、古巴、越南，其中以倡导“和谐社会”的当下中国为最。

共产专制国家的残暴历史和现实，早已尽人皆知，需要人们从各方面来谴责，需要各个国家及其政要一致来谴责；而在中国，特别需要和首先需要中国知识分子摆脱群体依附状态起而谴责，象近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其主编李大同勇于起而责问和谴责一样。而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其中坚力量之“作家”、“诗人”、“艺术家”、编辑和记者中，需要更多的象李大同一样具有文化品质和职业道德的人。知识分子应该是具有自由魂的特立独行者的先锋群体而不是适得其反。不是那种自古至今唯功利是图、患得患失的腐儒群体，那种眼光只盯着职称、俸禄、高级住宅和出访机会的人，在专制夹缝中苟且求存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自鸣得意和沾沾自喜的人，天生胆怯、以假当真、假话“真”说、假戏真唱的人，对社会黑暗和民生疾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甚至与邪恶和腐败同谋、直接参与、跻身其中的出卖天良而恬不知耻的混蛋！！！不，这不是真正的社会精英、不是知识分子！今天的知识分子，是凡事都要面对胡景涛、面对现政权问个一明二白的人！决不由谁“孤家寡人”一人说了算、自个儿面隅而泣、自己对自己生闷气、任人日死不吭声！

由此，我想到华人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这是一位进入世界文学殿堂的人。我以为，面对共产公害和警察国家对言论自由的践踏，每位自由行使言论表达权利者，都应该站出来帮助精神弱者和丧失言论自由的人说话！不要把政治和文学截然分开，更不要以诗人、作家等文人知识分子干预政治没有用，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逃避人生的态度，任凭世界上的精神暴虐泛滥成灾、任意横行！公开谴责共产邪恶和精神暴虐是一个当代自由作家的天职！一个作家要创作并出版文学作品，并以此面对社会和公众，就理应有利于提升全社会和全人类的美德和公德，使一代一代的人更清晰地区别善恶、全民惩恶扬善！在这个意义上，诺贝尔文学奖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一样，都应是人类公益的关注者、人道精神的象征和不失伟大人格力量的人。文学奖获奖作家与和平奖获奖者达赖、昂山素姬和卡特一样，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关注人类和世界，因而获得举世公认和举世尊敬！

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是同一性质，但在对人类危害的惨烈程度上，中国和前苏联比后者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最近读到瑞典国会议员、瑞典驻欧洲委员会代表团的林德布劳德（GORAN LINDBLAD）先生的文章，标题是《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会更好》，这是朴实的大实话，这话本应该由有良知和血性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由共产党体制内幡然醒悟或宣布退党者来说。同时也应该由各个国家的议员和政要来说，如布什就应该挺身站出来这样说话。在关注人权和全球范围内的和平问题上，布什应该向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前美国总统卡特学习，特别是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布什应把对中国人权现状的关注提高到美国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及其利益之上。布什应该关注一个叫杨天水的中国人，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意味着公众人物应关注未引起公众关注的弱势者和小人物，名闻遐尔的人应注意默默无闻的人，而不是只限于那些大名鼎鼎的人彼此之间互行注目礼。杨天水是一个不同于胡景涛的人，却未必不比胡景涛更具有人文视野和仁义之心。这个人温文尔雅、知书达理、不人云亦云、唯唯诺诺。软中包含着最硬的东西，那就是他的骨头！还有，此人看待世界和判断人间是非，绝不自囿于“党团”意识，受其人为束缚和先验设限。在这个意义上，“大人物”未必见其果然“大”，“小人物”也未必天生注定“小”。在我的眼睛里，类似杨天水、张林、许万平、高智晟和郑贻春这样的人绝非庸常之辈，而是应受人礼赞的大丈夫、真君子！这样的人在以往中国的异议者中不乏先例、但他们的后继者如今却越来越多，并且在知识界人士中也频频涌现。他曾住在中国南京一间简陋的出租房里，生活极其简朴，却始终不忘对社会公正和挣扎于底层者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八九“六四”运动中，他曾因“反革命罪”被判处十年长刑，2000年出狱后，被剥夺政治权利四年，附加刑至2004年5月31日。在此期间，他仍未终止在政治高压下的一系列公民维权活动，为受到专制者打压的异议人士呼吁和救援。为此，他在度过十年漫漫刑期后又再次被捕。他是在南京街头被十多名便衣将他和他的朋友团团围住强行带走的，对方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其家属更不知情。杨天水是一位基督徒，其一言一行、包括参与和介入维权和社会活动，都纯属于对社会的深层关爱。他一生中已经两度在圣诞节前夕被捕，也就是说，在一个人短暂的一生中，他在“不平安”中先后两次失去了十次以上的人生的“平安夜”。杨天水先生请保重！并请接受一个素昧平生者和所有关注你的命运的人向你遥致祝福！

布什先生，你已经读过毛泽东传记，并且正同他的又一轮后继者胡景涛打交道，在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和毛泽东的残暴历史后，相信你更清醒地看清了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和人权状况。面对中国和美国两种不同的社会体制，我再次提醒你，希望你象开创中美人权外交的卡特先生一样，始终关注越来越恶劣的中国人权现状，同所有正直的中国人站在一起，呼吁中国当局无罪释放新近入狱的中国异议知识分子杨天水先生！

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传闻中国大陆要大抓一批人，主要对象就是在网络上行使言论自由的维权人士和民运人士。在杨天水被非法逮捕之际，重庆知名的资深异议者许万平先生竟被重判十二年！维权律师高智晟被䧟入警车和便衣的追踪和包围中，每天无从得以脱身并险遭预谋杀害！身陷囹圄的诗人师涛、独立作家张林、诗人兼政论家郑贻春等人仍然还在狱中度过漫长的铁窗生涯！与此同时，边远贵州又传出消息，《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其被捕理由就是以“夜狼”的笔名在国际互联网上发表文章，其中问题“最严重”的文章之一竟是《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藉》。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藉有罪吗？！在这里，我首先要问布什。它构成“犯罪”、“逮捕”和“判刑”的理由和法律根据吗？！我同时也要问胡景涛。也就是说，这个近乎天大的笑话问题，要请布什和胡景涛就此各自表述。不仅要由布什先生来回答，也要由承传毛泽东式的专制衣钵并由“毛泽东思想”武装到牙齿的我的同代人和近龄人胡景涛来回答！一个千年文明古国发展到今天，竟会发生这种咄咄怪事、闹出这种“国际玩笑”，不仅有违人类社会公正、道义和律法，也有损一个大国的声誉和尊严！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和尊重吗？这是肆无忌惮地公然侵犯和践踏人权！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人是否还要继续生活在丧失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中？！中国是不是还要继续自外于“政治和文化”多元兼容的现代社会之外？！中国人是不是还要继续不能享有结社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包括组建反对党的权利，十几亿公众的社会头脑是否还要继续受到精神强暴、限制和操控？！是否要把全民当傻逼、继续信奉“伟大、光荣、正确”，让“革命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让全民再次䧟人空前绝后的“思想战”、“心理战”和“神经战”之中永无宁日？！是否每个中国人都要象警察那样去思想、与警察的思想同步、同调、与警察的思想保持同一性质？！是否每一个人的精神生命都要置于权力划定的“警察式的宇宙时空”内、同警察一言一行保持一致、这样才能保证这个“和谐社会”不被颠覆？！而每一个行使言论自由的人、包括文弱书生才可免于“颠覆国家政权”的“法律”追究？！

诚如端典议员、瑞典驻欧洲委员会代表团的林德布劳德先生所指出的：“为了强制对公众的控制，共产党政权扩张警力到了一种非常疯狂的程度。”而其对人权的侵犯，已达到“很可能因为明天有人要一颗心脏，今天就会处决一个犯人”的程度！中国究竟要追求真正的社会和谐，还是要把自己强化为一个超级“警察国家”？！是否全民都要受到警察监控甚至每个人都成为变相警察互为监控？！作家是“警察作家”、诗人是“警察诗人”、艺术家是“警察艺术表演”者，而所有大学都是灌输“警察意识”的“警察教授”？！而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领导人不再是真正的“人民公仆”而只是一个“警察头子”？！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而且必然是，最后激起全民族精神上揭竿而起的灵魂起义！巨大的“警察国家”随时有可能在全民的声讨浪朝中，面临灭顶之灾！！这绝非危言耸听！！！

已经是什么年代、什么世纪了，人们还有什么理由依然还要置身恐惧和害怕暴力？！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难道时至今日在偌大的中国大地上，只允许共产党“一家独鸣”，并以一党窃取一国、使其成为全民族的思想和精神的象征？！不仅如此，还要以精神施暴的方式强迫每一个当代中国人接受并承认这一荒谬的事实？！博大、兼容才能唤起普遍的尊敬，狭隘、专横只能引发厌恶和轻蔑。今天的人们拒绝“罢黜百家”的一党“文化”独裁，需要的是容纳百川的民族精神胸襟和博大的时代情怀。你共产党可以作声，别人又不是哑巴？有话大家说，有屁人人放，岂容谁独家堵住别人的嘴巴和屁眼？！《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被捕后，他的妻子表示：“他未完成的事情，我会继续做下去！”这就是受害者及其家属，面对专制暴虐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姿态和声音！人活着，就要活出一份精神、一份正气来，绝不向邪恶俯首低就并沆瀣一气！

李元龙无罪！杨天水无罪！天底下所有思者、言者皆无罪！人是生而自由的，无论思想和言说，都是每个投生人世者与生俱来的天经地义的权利！

边远贵州毕节地区的李元龙，名不见经传，但是现在人们知晓了他，这位无端受害者成了一个亮点。对李元龙的“法律”指控不仅毫无根据，而且荒谬已极！这本身就是以执法的名义“违法犯罪”！如果不立即撤消对李元龙的指控并立即无罪释放李元龙，相信早晚必激起举世公愤！如果“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藉”就等同“犯罪”，那么，无异于指控上千万侨居美国的华人都成了“罪犯”，都是“叛国者”，都是中国警察眼中的“敌人”！都必须以“法律”的名义对之实施逮捕、起诉、关押和判刑！因为这些人不仅在思想上加入了美国国藉，而且在行为上加入了美国国藉，并且宣誓效忠美国、成了货真价实的美国公民。按照中国警察对李元龙的指控逻辑，上千万的美藉华人的“罪行”不比李元龙更严重吗？中国警察是否要按照中国“法律”对他们发出通缉令并施行集体追杀呢？！是否要求美国政府合作将他们递解出境、交回中国实施“法律制裁”呢？！

这个问题有必要再次向布什、也向胡景涛强调并大声询问：你们对此将如何作答、各自作出何种解释？！

一个李元龙蒙冤受害，就会有居住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数千万“李元龙”站出来！！！

中国和美国不应貌合神离，应是友好国家，不能由警察奉命或为了迎合上头，盲目在民间煽动反美、仇美情绪。久居美国并深入美国的普通人中，没有谁发现一般美国人对中国无端持有敌意；相反的，在中美民间文化交流中，真正的中国文化和东方人文精神受到美国人普遍的热爱和认同。我甚至在美国和意大利都同时感到一种中国热，发现人们对中国充满文化意义上的美好而神秘的向往。中国就是中国，华夏就是华夏，并不等同于一个执政党，更不等同于警察化的狰狞面目和在专制制约下的黑暗、邪恶、暴虐的中国社会现实。

听说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而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却仍然万变不离其中。或者说其性质根本毫无变化，反而朝相反的方面倒退，特别在精神文化层面上。这种与世脱轨而不是接轨的精神走向，究竟要如何为中国现代文化定位并将它引向哪里去？！

李元龙一案，使我想起我自己。曾有过一个公安局兼国安局的局长随心所欲地对我说：“我们抓你，并不需要你犯罪，而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此人名叫樊儒林，曾因涉及被判死缓的原贵州省公安厅长郭政民一案一度入狱。他的话使我记忆犹新，至今不寒而栗。这就是中国的法律。近年旅居海外，也许因为思想的自由表达，而引起官方的某些人注意，据朋友暗示，这些人竟视我为什么“反华大合唱首席男高音”。这种思维和语言至今流毒未清，使我想起“文化大革命”，甚至想起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漫延的“土地改革”年代中的“打土豪、分田地”式的赤化思维，“镇压反革命”时期的愚民思维。中国人在美国，相信没有谁要反华，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华人，而海外的华人比“专制警察”更热爱那片土地、人群和文化。相反，“专制警察”对那片土地和国家带来的是蹂躏，他们效忠和信奉的不是“华夏”而是“权力”。他们也不热爱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的灿烂的文化，这些精神“文盲”只能有认同和读懂“党文化”的能力和水平。真正承传、弘扬和拓展中华文化的却不是“党”，而是一代一代饱受摧残和凌辱的自由的精灵。这个“党”不仅从来与民族文化无缘，反而与民族文化为敌，他们一会“打倒孔家店”、一会“批判孔老二”、一会又出于统战的需要或借复古主义以加固皇权的目的而重尊“儒学”。翻来覆去、反复无常，至使警察无所适从，文化认知上晕头转向。这些纯属工具的警察，连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他们把“反专制”和所谓“反华”混为一谈，对两者根本无从区分。而“党”和“华”对他们来说却是一个性质、等同于一回事。

如果警察的职能只是监控思想和逮捕思想者，那么这个职业就是社会公害。“警察”这个名称在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现实和历史记忆中，就是一种很“臭”的称谓。作为一个正常的未被扭曲和异化的人，都不会心甘情愿去做专职摧毁“思想”的警察。在清醒的海外华人心中，中国是文化的中国，不是极权政治的中国。文化是自由的文化，不是一党专制的文化。千年文明的古老中国，曾有过诗经、楚辞，也有过唐诗、宋词，无论诸子蜂起的春秋，还是诗人辈出的盛唐，没有哪一个“文化中国”的历史阶段，为视“言论自由者”为敌人的“警察”留下一个位置。任何执法者，都应以保护自由言论为荣，以打击言论自由为耻！

中国正面对一场伟大的人文复兴，这场复兴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上个世亿1978—1979年民主启蒙运动、也即被受到专制者取缔和镇压的民主墙自由精神运动。八九“六四”运动促成社会意识的普遍觉醒，是它在更大的范围内的历史性延伸。法轮功修炼者群体的出现，可视为民族道德意义上的净化和升华。一批新型律师的出现并身体力行地维护法制，是法学意义上的精神复兴。而大批维权者和民运人士以网络为阵地抨击时弊、推进社会历史进程，体现了全社会政治民主意识日趋成熟、民主精神日趋凝聚。这场伟大的文化复兴运动，不仅是人们心灵的期许，而是一股早已存在的历史潜流。它正从地下涌上地面，它的波涛全程涌流之日，就是历史大转折完成之时。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生活中的其中任何一个领域，都有新人如浪花持续涌现，任何顽石都不足以抗拒和堵塞！

最后我呼吁，立即撤消对杨天水、李元龙的非法指控，恢复他们的人身自由，并释放所有因行使公民合法权利而遭受警察迫害的人们！杨天水、李元龙等言论自由表达者，其言行是否需要警察以“执法”的名义强行介入并兴师问罪？其言行的精神价值和是非功过，是否应由警察以“执法者”的资格横加干预、并按“警察标准”对精神事物作出评估和判断？！警察是人类精神世界及其创造活动的审判官吗？！人类世界的文明演变及其历史进程，是由警察来掌舵和导航吗？！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还能容忍我们伟大的文明之邦成为一个现代“警察国家”吗？！

特邀请布什就此问题自由发言，也恭请胡景涛先生给海内外所有华人并整个国际社会一个透明的说法！！！

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是挛生兄第，思想专制是全球的公敌！全民起来讨伐“警察国家”！全社会总动员一致唾弃“警察专制”！人类绝不能容忍政治和文化专制的双重阴影悬垂在我们的头顶！也不能继续承受一个庞大的历史垃圾堆存在于我们美丽的星球上，占据我们血肉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全部时空！！！

 

2006年1月24日夜即兴

2006年1月28日夜改定

 

 

――－首发《民主论坛》

我被从老家绑回应城市的经过 杜导斌

【2006年1月30日狱委讯】回老家看望父亲的要求，很早我就提出来了，国保答应到时候会考虑。到了腊月，回到家里的侄女在电话中跟我说，爹爹身体今年大不如往年，不爱走动，不爱说话，常常一个人闷坐。父亲已经高龄八十二岁，又住在医疗救护条件极为有限的乡下，随时都有可能离我而去。我坚定了回家一趟的决心。腊月二十七是年前上班的最后一天，但因为快过年，这几天各机关上班基本上都不正规，多少年来一向如此。清早，几位应城朋友请我喝酒——应城这儿有喝早酒的习俗，大约十点左右，单位里打我手机，说有人找。我知道国保的麻烦又来了。不过，这一次他们来，我倒是有点希望。我希望自己能正大光明地回老家，希望在回家过程中顺利，不会受到什么骚扰，不想把晦气带回去。因为酒正在进行中，不便撇下朋友们独自走掉。十一点过后，大伙一散，我就回到单位里。国保的人明确告诉我，我回老家的要求上面不予批准。我说，这一次我回去定了，除非用手拷把我拷住。国保回答：后果自负。然后详细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哪天回来。我一一如实告之。 应城直达黄陂只有7：40的一趟车，腊月二十八清晨，我和孩子坐上了回老家的车子。没人阻拦，我隐约之间感到有点出乎意料。果然，约九点钟，当车开出很远一段路之后，妻子来电话了，说国保的已经批准我回家，只是必须履行一个手续，打个请假条。我想，已经放假了，还请什么假？再说，车开出这么远，如何回去得了？还有，回去了他们真的会放行吗？我决定任其自然。车到杨店，一辆警车呼啸而过，我就以为是来阻拦的。从黄陂顺利转车后约十二点，终于回到了两年多不得一见的父亲的家中。 父亲兄嫂侄儿侄女们见到我们回来，高兴不已。父亲脸上挂上笑容。村里的乡亲们得知我回后，也过来叙话。在与父亲谈话时，父亲讲，这一段不大高兴，主要是担心我的事。父亲的话让我内疚。过一天就是大年了，我在心里合计着，大年清早在家里吃个团圆饭，然后赶到数里外的叔父家，见见多久不见的叔父和堂兄堂弟，正月初一赶往姚集镇，给舅舅二姨五姨们拜个年。下午16：20，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是国保的，询问我具体在哪。心里升起一种预感，刚刚团聚可能马上就得分离。五点多钟，应城国保的人又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到了姚集，要我到姚集镇上去，说是只需要过去办个手续。我回答，不可能！天已经快黑了，即使我想过去，也没有交通工具。他们询问了详细方位，我知道，不告诉也没用，这么远跟来了，实在找不到，他们还不会找本地警察？那样将更复杂，给父兄们带来的负效应更多。我对家人说呆不长了，马上得走。父亲没有作声，兄长和乡亲们不理解。我想，瞒也没用，这种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讲清楚。 我说，秘密警察找上门来了。他们不懂秘密警察是什么。我打了个比喻说，就是电影里放的戴笠的部下那样的。我说，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天地良心的事，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家乡父老的事，请大家放心！此前几年回来，我跟乡亲们讲过很多关于农民待遇不公的事，讲过农民不应该交税，不应该不如城里人，在老了和病了时，政府应该给钱帮助，并就老家的农民负担问题向他们作过调查。他们，起码中间的部分人是理解我的。 见我要走，哥赶忙盛上煨好的鸡汤，要我和孩子吃，还没吃上两口，手机又响了，一看是国保刚才打进来的号，知道他们已经到了村口。家乡习俗讲究过年顺利，一年顺利，年过得不顺，一年不顺。父亲的特点我是了解的，他老人家希望顺利，尤其是过年，记得儿时，从腊月开始，讲不吉利的话都要挨父亲批评。我不想再给父亲增加任何不愉快，不希望他们走进父兄的家门，也不愿意让家人看到我的窘迫处境，放下碗筷，叫上孩子，提上简单的行旅，挥挥手告别。家人和两位同学却定要送我。村口公路上，两盏车灯刺透夜幕，我和孩子笔直走了过去。车上却只有司机，另外三个黑影听见喊声退了回来。见到我家人，他们送上两塑料袋礼品，对我哥说，单位里有急事，必须马上回去。 据国保的来人说，如果我不回来，他们也不能回来，得在黄陂过年。围绕如何把我弄回来，国保很是费了一番心思。有的是警车，但没用，说是担心会给我造成不好影响（我想，不仅有这一层，大概也担心警车被人厌恶可能被砸被打），没挂警灯的车又派出去做其它事了，他们花八百元请了一辆出租。怕工作做僵了，不好处理，叫上我单位的人，再买些礼品，以拜年的角度进门，以单位里有急事做理由。平心而论，腊月二十八了，这些国保人员还不能在家安安稳稳，对他们个人我确有些歉意。在回家的过程中，他们的亲人也在不停地打电话询问，得知马上能回去，通话中高兴的语气我能体会得到。大概是高兴，晚餐他们代表共产党在黄陂请了客，回到应城问完话后又请吃了宵夜，还请我洗了澡，这是两年多来我第一次得到公款的垂青！ 这件事，更加坚定了我要申诉的决心！要坚决推翻那个强加到我头上的违宪的不合法的判决！我应该更加坚定地为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而奋斗！ 感谢观察网和博讯网对这件事的关注！感谢林洪女士打来电话关心我的处境！感谢打来电话和发来短信问候的朋友们！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朋友！ （来源：博讯）

虽千万人吾独往矣

为杨天水再入狱作

一平

 
 
一、

年底了，得“贿赂”些作者，挂个电话、寄个卡片、写封信等等。我
给天水的信说：“新的一年，盼望你安全、健康！”是客套，其实是
实话。在中国，有什么比安全、健康对他更重要呢？膨胀的时代，人
们要的很多，“恭喜发财”喊得比当年老毛万岁都嘹亮。但那不是天
水的世界，他的世界在别处。

天水兄的回言，铿锵明亮：“虽千万人吾独往矣”。我笑了，回他：
“我是美国老爷精神，不行就投降，可别牺牲。”他再回，还是那么
严肃，说：“也对，凡不善妥协，往往也就不能宽容。”他这一说，
我倒有些愧疚了。我问他的生活，家中可好，经济上有无难处？他有
些尴尬，说“出狱后，一直独身。身体好，干力气活也能谋生。”最
后一句是，“你太忙了，我们以后再联系。”我觉到失言了，不该问
他私事。

二、

我和天水未曾谋面，来往都是稿件。最初，他来信说：“过去我写文
章是为了道义，现在也兼求些稿费。”我明白他的难处。我读过他不
少文章，知道他坐了十年牢。入狱时29岁，出来近40了。他叙述，监
狱十年，“早晚米饭萝卜干，中午老菜帮子，汤里飘着小蠓虫，强制
劳动，还有刑罚虐待。”狱中，他以命抗争，曾六次绝食，每次多则
十几天。他在牢中得了糖尿病，出来后又奇迹般好了。大概是上帝的
恩赐。

天水是志士。尽管国家腐败得一塌糊涂，可偏偏有那么一些人，横而
不流，浊而求清。由此我想到墨子、想到屈原、想到司马迁、苏武、
想到文天祥、史可法、徐锡麟，想到陈天华、陈布雷，想到遇罗克、
杨小凯。我这里不是类比，也不论对错高低，而是讲民族延续的血
脉。人有衰病之时，但生命某些元素至死犹在。此刻，我又想到黄
琦、郭飞熊和仍在狱中的杨子立等四君子。

天水是天真的人。出狱后，他多次从商，以维持事业。先同人买掘土
机，搞建筑，但掘土机被同伙倒卖了，赔了十几万；后到杭州从事服
装业，数万元的衣服又被同伴拐走；壮心不已，亲友凑了几万元，再
来，又赔得精光。天水说是公安从中捣鬼，也许。但也有些“意见”
人士，生意上挺成功。在伟大乌烟瘴气的中国，滚滚红尘欲海中，一
个人抱定理想，以义为志，虽千万人而独往，那非有一颗天真之心不
可。天真，天地之诚矣。

三、

真理、高尚、英勇，都很可贵，但做人更在日常处事为人。这样说
吧，后者是前者的实处。否则，那些耀眼的词，也会把人带到对面
儿。回首上个世纪，不乏教训。天水有段讲他母亲的话，很让我感
动，“母亲年高70，还为姐姐操持家务，料理三个孩子的生活，身体
很好。我被捕之后，她大病了一场，从此再没康复起来。可数的几次
探监，母亲总是平静默默地看着我，说几句家常，从未埋怨过我。
1997年夏天，她那次来，一言未语。当时我就感到以后再没机会见母
亲了。”

他叙述妻子，“她是南京理工大学教师，我被捕之后，她要上班，带
孩子，压力可想而知。1994年，她连几元探监的路费都没有。虽然我
们1993年就离婚了，但她没被吓倒，却积极地帮助我。本来她是继续
等的，但是我希望并敦劝她重新建立生活。”天水出狱后，没再娶，
他清楚自己的命运，不愿拖累别人。

四、

天水的文章勤、思如潮涌。他著述甚多，包括政论、思想、历史、宗
教，也有小说、诗和翻译。郭国汀说他才华横溢。我敬重他，但以为
他的思想和文字还有点毛糙。他不象学历史的，倒象诗人。40几岁，
还算年轻，将来他会更成熟。

天水的信念、社会理想，人们谈论得很多了，不需多述。我倒更看重
他所倡导的人之“自我建设”，此近乎中国传统中的“修身”。“自
我”这个词，人们用滥了，且多用于“扩张”：权力、名利、欲望等
等。在中国的贪婪和堕落中，“自我”推波助澜，是动源。真如那句
名言：“自由啊，多少罪恶借汝以行”。

自由的前提自律，无自律非自由，自律是真伪自由的试金石。“自
我”同样有此意。“自我”首先是建立──“人”的意义、规范和责
任；而不是索要和放纵。前者是“人”，后者生物而已。天水提出九
爱，“总的说来是应当爱人类、助人类。在此前提下，必然要爱劳
动、爱科学、爱物力、爱公益、爱公正、爱自由、爱民权、爱自
然。”他的所作所为，出于这里归于这里。他说自己是“推动者，而
不是推翻者”。看一个人，最终要看他肯定什么，而不只是批判和反
对。没有建设之肯定，一味反对，常常导向毁灭。

天水是基督徒。他说：“宗教是终极关怀，引导人们积极向善，互相
关爱，净化人们的心灵，鼓励人们的勇气，倡导人们主持正义，而它
的途径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他引用《哥多林前书》：“我若能说
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
般。”由是，我知道他精神的来源和根基，知道他说的是实话：看到
难友“家属困难重重，而我爱莫能助，我的心灵充满了经久深刻的惭
愧。”

五、

天水饱经磨难，我原以为他清瘦精悍。后来，他传来照片，西服领
带，胖胖的，笑笑的，大脑门，满面红光。我看了半天，哪象坐过牢
的啊？我写信说：“一幅福相，分明是老总。”他回信：“我可是地
道的无产者。”这幅喜兴照，让我放了心，他能应付命运，我也能和
他开开玩笑。他好脾气，开朗乐观，来往信件总是闪着喜气。一段时
间，他好久没音讯，后来信说：“人家找我电脑的麻烦，耽误了你的
文章，也耽误了我的稿费。”他的乐观，让我渐渐忘了他的难处和危
险。

那封美国老爷信，发出没几天，就得到消息，杨天水被警察带走了。
我忐忑不安，怎么就忽视了他的处境呢？怎么能对他开那种玩笑呢？
那个玩笑是不是灾兆？我有些自责了。我等待着、盼望天水能象他
人，问问话，一半天就回来。过了圣诞，等，再等，又过了新年，眼
下已靠近春节了。糟了，还有什么希望吗？渺无音讯。

我惦念他。他关押在哪儿？他怎么想？他受虐待或上刑了吗？他会再
被判刑吗？三年、五年……？如果真再有十年，他挺得过去吗？我不
太相信他的糖尿病真好了。即使好了，也还会再犯。30岁坐牢，和40
多岁坐牢甚不一样。而他肯定还会再绝食。此刻，他怎么样？怎么看
自己的案子？有律师了吗？

我想到那幅照片，宽宽的额头，喜兴和善的笑。多好的人啊！不，不
能让他再陷牢中，应该想想办法。但能怎样呢？师涛不是已经判了十
年吗？我看到的不幸太多了，已经无力诅咒，甚至不会再恨。我真正
地要为他向上帝祈祷：给他安全，给他自由，给他公正，给他信心，
给他和平，给他光和希望！

（2006年1月10～12日） 
 

民主论坛
 

 任鸿隽是20世纪前半叶科学救国的代表人物，他是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重要发起人，称他是科学社的灵魂人物并不过分，在主持中华文化基金会期间，他对推动科学事业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和同时代的科学同道者一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撒播了现代科学的种子，其贡献之大应该得到科学史的公正评价。他是科学家，也是教育家，曾担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对高等教育有许多独到的见识。他和胡适同时在美国留学，有长期深厚的友谊，他和陈衡哲结婚后，他们夫妇和胡适的交往一直没有中断过，在胡适这个自由主义朋友圈中，他们都是重要的成员。《独立评论》时期，他们夫妇发表的文章很多，任鸿隽也以饱含锋芒的笔调，写下了几篇抨击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文章，今天读来还是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激动、对国家民族的真诚。前两年出版的“任鸿隽文存”以“科学救国之梦”为书名，确是恰当的。可惜，没有将他当年的一些科学以外的文章都收集进去，未能全面凸显任鸿隽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光彩。

　　1932年6月5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三号上，任鸿隽发表《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一文指出：

　　“教育的目的与党的目的完全不同。大概说来，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在党的场合，设如人与组织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以顾全组织的利益。

　　……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于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知识上的好奇心。有了知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经确定的了；他们的问题，是怎么的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知识上的好奇心。”

　　在他看来，“党化”和“教育”是一对矛盾的名词，有了“党化”就没了“教育”，反之，要去“教育”，也一定要去掉“党化”，“党化教育”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在特殊的情形下，比如国民党通过党务学校、中央政治学校等特别组织来宣传党义未尝不可，“不幸我们现在要党化的学校，不是这样的一类，而是全国一般的由小中以至大学程度的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面去宣传党义，便立刻有许多问题发生。……我们以为宣传党义的最好方法，是把党义放在一个自生自活的地位，而不要把它放在特殊阶级之上，使它失去了自由竞争的机会。因为一放在特殊阶级之上，它既不用与人竞争，便渐渐地失去向上改进的本能；同时在课室中或教科中强迫输入的党义，也未必能得到生徒衷心的信仰。这岂不是南辕北辙，爱之适以害之吗！近年以来，国人对于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固然是因为政府的种种失政，使人失望，但是所谓党化教育，于党义的传播，并无一点好处，也可以概见了。”对于国民党政客、官僚把持某些学校，作为自己的地盘势力之一，徒加了更多的纷扰，他的结论是：“办学校以教育为目的，方有成功的希望，若以政治的目的来办教育，是非失败不可的。”

　　　此文一出，许多朋友看了，都对任鸿隽说：“你真大胆。这样的问题，岂是可以随便讨论的？”他回答说：“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提出谈谈，唤起国人的注意。况且现在不是言论自由的时代吗？我们若是多所顾忌，而不敢讨论眼前的重要问题，便是放弃国民的权利。”

　　因为来自南京的一封读者来信，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任鸿隽又写下了《再论党化教育》一文，进一步提出自己对教育的见解，他说：

　　“在我们看来，教育只是一个社会里面，老成人们加于少年人们的一种训练。这种训练，自然是以老成人们要形成少年人们的理想为标准。人在少年时代，受教育感化的力量狠大，所以施教者的理想，最能影响受教者的思想行为。因为这个原故，社会中的领袖或‘先觉’，往往能利用教育的力量，把他们的理想，在受教育者的身上表现出来。尤其是在近今教育制度发达，组织完备的国家，教育力量的表现，更为明显而重要。……我们不要忘记，教育的主体，是一个未发展的人，而其余的利用，都是由这个人生出来的。所以在政治家一方面看来，教育的工具观，非常重要；可是在教育家一方面看来，教育的自身的价值，自然有他的相当地位。而且就广义说来，教育的自身价值观，可以包括教育工具观。因为教育必定有一个目的，教育的工具观，不过表示教育目的的所在罢了。

    　其实上面所谈的，还不是根本问题，我们认为根本问题，而有讨论价值的，是教育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换一句话说，教育家要承认个人的目的比社会的目的重要呢？还是社会的目的比个人的目的重要呢？从历史上看来，野蛮社会，可以说只有社会的目的，没有个人的目的，……在危机存亡的国家，希望借教育的力量，来唤起人心，发生效用，那么，社会目的的宣传，自然比个人目的重要。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一个社会，是由个人的分子组成的。有了健全的分子，不怕没有健全的社会。一个健全的教育制度，必须社会与个人有完全的和谐；要使社会的发展，助成个人的自达，不要牺牲个人的自达，来助成社会的发展。”

  　 对于“健全的分子”与“健全的社会”这个观点，他在 1933年7月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烦闷与大学教育》中说得更清楚，这原是他在南开大学毕业式上的一次演讲，他提出了“生活的力量”这个概念，“要培养生活的力量，第一要各个分子的健全。若是大学教育还有它的目的与意义的话，培养社会上健全与有用的分子，就是它的最高的目的与意义。你在大学毕业之后，可以做一个医生，一个律师，一个工程师，但你是不是一个社会的健全分子，还得待考。”“人与国家的烦闷有一部分是由自己力量造成的，因此，解决烦闷的方法，也有一部分是自己的力量所能左右的。我们希望社会上健全分子的增加，即是造成烦闷力量的减少。同时这些健全的分子能够通力合作，向着完成一个较大的较高的组织进行，那便是生活力量的增进。有了强大的生活力量，我们还怕有什么烦闷不能解除！”

　　任鸿隽对“党化教育”的批评，用在今天也许更为合适，相比之下，“党化教育”的程度而且远过于当年。一个社会多几个像任鸿隽那样清醒而且认真的人，这个社会便多了几分希望，如果他们成为社会的重心，这样的社会就更容易成为健全的社会。

朋友在电话中说，停掉“冰点”只能说明少数人的虚弱和恐惧；越是这样，就越是说明这样的局面一定要结束，而且结束得更快。民主是一种世界潮流，逆世界潮流而动的人必然自取灭亡。

我当然同意朋友的说法，但是我的担心更多一层：在今天和未来，停掉“冰点”这个栏目，将会给我们的精神生活带来怎样可见与不可见的损失？这件事情将会给我们民族的道德与文化带来怎样深远意义的影响？我其实不在乎作出决定的极少数人，他们在未来的历史审判中将扮演的角色，他们的最终结局如何，那是他们自己操心的事情；而因停掉“冰点”造成的对于我们民族精神道德的损害，这才是我真正感到忧虑的。

中青报这个每周一次的栏目“冰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忠诚与良知，意味着敏锐与对读者负责，意味着一个开放的、活跃的窗口。李大同先生率领的这支小小的队伍，在同行与读者面前，所树立的是“正直与勇气”的形象，与常见的“瞒与骗”的做法恰好相反。

将这样一个栏目取消，是对于整个新闻界以及新闻评论界的一个严重腐蚀。它所发出的指令是：不要再走“冰点”的道路，否则就是“冰点”的下场。而当绝大部分（或几乎所有）业内的人们仅仅出于恐惧或者自保，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放弃对于现实与历史的忠诚态度，放弃自己职业操守，人们还能指望从报纸上读到什么呢？一张报纸除了是一张废纸，还能够是什么呢？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张“废掉了的报纸”，它对于一般读者所起到的腐蚀作用，是一张真正的废纸难以企及的。因为它将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压抑下去了。人们看到这种不痛不痒的东西，就会说：“你看，这就是捣鬼的结果”。本来人们认为报纸可以是讲理或者伸张正义地方，生活中遇到不讲理的事情可以拿到报纸上来评说；可是当他们看到报纸本身也遭遇了如此不讲理的事情，就会自然地想：这个世界没有讲理的地方了。

而当一般民众大抵都有这种感受——“这个世界上没有讲理的地方了”，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普遍的价值虚无，是我们民族道德水平的整体下降。“既然你不跟我讲道理，为什么要我跟你讲道理”？说句不客气的话，在我们民族现有道德水平的问题上，那些当官的、有权的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你们经常当着众人的面，做下一件又一件蛮不讲理的事情，谁还能指望什么？

取消“冰点”栏目，也是对于这个民族目前仍然坚持讲良心、讲道理的人们的一次整肃，是对于这个民族艰难挣扎中的正气力量的一次整肃。总之，巨大的损失不是目前能够看得出来和能够估计的，它的影响必定是深远的。也许这正是某些人所要达到的效果。然而，即使是这些人，对于我们民族整体道德、精神水平的再次下降，并因为这种下降所带来的看不见的损失，他们负得了这个责任吗？他们有过一分钟考虑其所作所为对于我们民族未来深刻的负面影响吗？显然，于未来而为今天埋单的，不仅是这少数几个人，必将是我们整个民族，是我们所有人的子孙后代。
2006年1月27日

──《观察》首发

岁末年初，两大媒体整肃事件震惊海内外，《新京报》高层大换血，《中国青年报》下属《冰点》被停刊。

我在《记住冰点及其杀手》一文说：“最后，我还要告诉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和现任中青报总编李而亮，作为助纣为虐的恶吏及媒体杀手，你们的名字也将被记载中国新闻史的丑闻录中！”

现在，我为自己的疏忽向李大同和《冰点》同仁道歉，因为我放过了最大的媒体杀手——中宣部。

虽然，直接宣布整肃两媒体的决定的都不是中宣部官员，前者是主管者《光明日报》，后者是团中央宣传部，然而，谁都清楚，背后的杀手非中宣部莫属。

《新京报》是南方报业与光明日报合办，光明日报是主管方。而光明日报是直属于中宣部的三大党报之一。据境外媒体透露，《新京报》高层大换血之前，在事发之前数天，中宣部某领导视察光明报业集团，专门针对《新京报》问题与光明报业集团进行关门会议。之后才有12月28日光明报业集团派出的工作小组抵达《新京报》，以集团党委名义宣布免去《新京报》总编辑杨斌、副总编辑孙雪东、李多钰的职务。

据《冰点》主编李大同的介绍，中宣部阅评小组多次刁难过《冰点》，此次停刊也是中宣部召集团中央有关负责人和中青报负责人开会之后，由报社的社长和主编向李大同宣布的团中央宣传部的决定。《冰点》副主编卢跃刚也介绍说，整肃《冰点》是中宣部极少数恶吏所为。

在我看来，作为团中央机关报的《中国青年报》，在大陆分类上属于“党报”。而对一家党报下如此狠手，绝非中宣部的小吏所能拍板，必有主管报刊的副部长的批准和部长刘云山的点头，才敢下手。

在中共执政史上，只有朱厚泽先生出任中宣部部长时期（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时期），提出过“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政策，为中国的思想界和新闻界创造过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而在其他时期，中宣部的惟一职能就是充当独裁政权的舆论杀手，专门负责阉割社会的舌头。它管制媒体、操控舆论、压制思想、扼杀学术，独裁制度犯下的所有罪错都有中宣部的参与。

在古代中国，虽然因言获罪者要被割屌割喉、甚至要砍头灭族，可谓血腥和残酷。但皇权时代再残酷，也没有负责控制言论和思想的专门机构；而在当代中国，虽然废除了割肉屌的酷刑，但在精神控制上的严厉和精密远远超过皇权时代，建立了中宣部这样的专门机构。据焦国标先生的统计，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权和各类企事业单位，中国的四百万个大大小小宣传部门，雇佣了八千万人来专门从事思想控制（《开放》2005年12月号）。而怪就怪在，四百万个机构和八千万官员，每年要花费纳税人多少银两，干的却是专门限制纳税人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脏活。

中国纳税人真贱，用辛苦赚来的真金白银来购买思想管制！

在明朝，中国古代的皇权独裁达到一个高峰，最醒目的标志就是“东厂”的建立。“东厂”在中国历史上的臭名昭著，不仅在于它的恶贯满盈，更在于它是制度化的秘密警察机构。时至今日，“东厂”的恶名仍然被不断提起。而中共政权建立的中宣部，实质上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东厂”，使控制言论和思想的邪恶权力制度化，也就是阉割人的灵魂或精神的制度化、日常化、习惯化、程序化，其恶性累累，可谓罄竹难书。

2004年，焦国标先生曾发表长篇檄文炮轰中宣部，他也因此失去北大的教职。现在看来，焦国标盘点出的中宣部十四种罪恶，包括愚昧、枉法、冷血、弱智、权钱交易、掩盖罪恶、蹂躏传媒人的是非感与正义感等，一点也没有冤枉了中宣部。

今天，中宣部扼杀了《冰点》，就是践踏优秀传媒人的是非感与正义感的恶行。

人有口，要说；有耳，要听；有眼，要看；而中宣部的职业就是封口、塞耳、遮眼，也就是不把人当人！

要问中宣部是个什么东西？我的回答是：它不是个东西，而是魔鬼的利爪。

中宣部是媒体的监狱，专门囚禁那些新闻界的良心。

中宣部是灵魂的杀手，专门扼杀那些向往自由的灵魂。

中宣部是喝足了狼奶的机构，每一次伸出魔爪，必有有良知的新闻人及其报刊被扼杀。

基于此，我呼吁新闻界、知识界和律师界的良知者公开声援李大同和《冰点》同仁！

如果我们不能为斩断中宣部这只灵魂杀手而齐心协力，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都永远无法拥有自由的灵魂和自由的新闻！

2006年1月27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说：“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科学和学术要得到健康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用行政命令支持一种意见，压制不同意见的发表，只会造成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只能起到阻碍科学进步的作用。中外历史一再证明了这个道理：以政治权力干涉学术研究自由，最终必然酿成恶果。

在整个生命科学中，最重要的学科无疑是遗传学。孟德尔的豌豆实验拉开了遗传学出场的大幕。尽管以其名字命名的定律经过了30多年才为世人所认可，但孟德尔对于遗传学的开山之功已被公认。随后，经过摩尔根的研究，遗传学定律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然而，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以李森科为首的科学黑帮“米丘林学派”却在苏联当局尤其是斯大林直接支持下，全盘否定孟德尔–摩尔根的染色体–基因理论，把整个经典遗传学打成了“资产阶级伪科学”。1948年8月，苏联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又称“八月会议”)。李森科在大会上作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论”、“新见解”，概括为几个方面，作为“米丘林生物学”的主要内容，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

纵观斯大林的历史，便可以看出他一贯以哲学简单地取代自然科学。李森科以非理性、非实证、反科学、不顾学术伦理道德的态度胡乱否定传统遗传学的肆意妄为，正中斯大林企图贬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下怀。只有那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伪科学者才会借助于权力来抬高自己打压同行。臭名昭著的八月会议，最终确立了李森科在苏联学术界的红色教父地位，苏联的遗传学遭到全面浩劫，在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直到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才被逐出苏联政治舞台，结束了他对苏联学术界长达三十多年的黑暗统治。历史上俄国在遗传学方面是有优良传统的，在国际上也曾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李森科事件之后，苏联在遗传学乃至整个生物学方面几十年来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其严重的长远性破坏作用使俄国的遗传学至今还没有恢复其昔日的国际地位。

回顾中国人口学的发展经历，就会发现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自从1980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之后，中国的人口学就日益沦为“基本国策”的辩护工具，一切不同观点都受到压制，有关计划生育的负面报道被禁止在公开媒体中出现。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中国的人口学与李森科的遗传学如出一辙。比如，对于“地球能养活多少人”这个问题，国外的科学研究结果林林总总，不同学者的观点和结论存在极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异。这些不同的观点都是由不同的、有巨大差异的计算方法所支持的，他们得出的数字从不足10亿到超过1万亿。然而，中国人口学家的结论却是清一色的“中国只能养活16亿人口”，几乎没有一个人口学家敢质疑这个结论。原因很简单，“16亿人口极限”是“一胎化”政策的理论依据。为什么要推行“一胎化”这种极端的人口政策呢？因为要使中国人口峰值不突破这个所谓的“人口上限”。如果有哪一位人口学家认为“中国能养活20亿或30亿人口”，这不是和“一胎化”政策唱反调吗？

从下面两个例子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学的堕落：其一，在1980年，当时中国的人口学家对于推行“一胎化”政策可能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衡这两大负面效应都没有作出正确预测，并且为“一胎化”辩护；其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出现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现象之后，中国人口学家又争辩说：“印度和韩国这些没有实行过中国式计划生育的国家也出现了性别比失衡现象，所以性别比失衡与计划生育无关！”这种逻辑就好比：有一位医生对一位肺癌患者说：“你患肺癌的主要原因是吸烟太多。”这位患者争辩说：“张三没有吸烟也患上肺癌了，所以吸烟与患肺癌无关！”我们知道，患肺癌有很多种原因，不吸烟的人也可能患上肺癌，但吸烟无疑是诱发肺癌的重要因素。同样道理，出现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很多，有少数国家不实行计划生育也出现性别比失衡，但实行计划生育无疑是诱发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尽管仍然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但人们生男孩的愿望可以通过多生来实现，所以并不一定会出现性别比失衡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仍在正常范围内，就是因为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比较宽松。而在汉族地区，当理想的生育孩子数量无法被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对孩子性别的偏好就受到严重挤压，其结果，“数量偏好”被“性别偏好”所代替，这就导致了性别比失衡。

在1980年，中国的人口学可以说刚刚起步，对很多人口理论都没有搞清。不但那时是这样，甚至到了1999年元月，当时的《人口研究》主编乔晓春博士在该刊第1期卷首语中感慨道：“难道我们的理论已经很完善，中国人口问题已经解决了吗？不是。实际上我们连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都没能够搞清……。”人口理论没有搞清楚，那么人口数据呢？从1991年以来，人口学的一个关键数据—-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就一直没有搞清楚，人口政策就是建立在没有真实数据的“空中楼阁”之上的。只要政治权力仍笼罩着人口学研究领域，中国的人口学将永远是“连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和数据都没能够搞清”。

　从“文抄公”一词可以看出，文人抄袭现象古已有之。但“文贼四起”之风，好像是近年来才愈演愈烈的。老也抄、少也抄；官也抄、民也抄；师也抄、生也抄，甚至师生合伙抄。而且，抄袭者不断挑战法律和道德的底线，手段之恶劣，气焰之嚣张，实乃前所未有。

　　人们把文人抄袭比作偷儿盗窃，但从道义上看，文人抄袭实际上比一般盗窃还要恶劣。偷儿盗窃，有不少是因为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而当下文人好像还没有困顿至此境地者。至于作协主席，大学教授、博导这一类的角色，他们显然是属于上流社会的有头有脸的人物，许多人的高位本就是“窃据”的，再来抄袭，那就是“双重盗窃”了。

　　另一方面，一般偷儿盗窃之后，总是要将赃物尽量藏匿，以免被人察觉，所谓“做贼心虚”。但“文贼”们则不然，他们对赃物非但没有藏匿之意，相反，还要拿出去公开发表，攫取名声。偷儿被捉之后，为千夫所指，脸面尽无，而从最近被捉拿的几个“文贼”的表现来看，他们非但没有羞惭心虚之意，反而表现得比谁都理直气壮。这种捏住了手腕还要抵赖的厚颜无耻，恐怕连偷儿都会自叹不如罢。

　　在法律上，文学和学术的抄袭、剽窃，比一般盗窃更容易取证、甄别，而在互联网时代，这一类事件也更容易被披露。在舆论和法律高强度的监督下，依然不能阻遏一些人的抄袭冲动，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不过，郭敬明抄袭案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文贼”们的胆大妄为的心理基础。作为“80一代”偶像的郭敬明，其抄袭行径被披露之后，尽管受到了法律上的处罚，却很少受到道德上的谴责，相反，他的年轻的拥趸们反而为其剽窃行径叫好，把以抄袭出名看作是一种不俗的“本领”。文化上的“笑贫不笑娼”的道德风气，为“文贼”们的胆大妄为，提供了强大的心理动力。在此心理动力的驱动下，作家、学者们即使不以抄袭剽窃为荣，至少，他们对此早已没有了羞耻心。到这个份上了，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郭敬明案出现之后，公众尚且可以将此视作所谓“80一代”人的堕落的表征，并借此来撇清自己一代人与堕落之间的关系。然而，随着叶辛抄袭案和某大学著名法学教授抄袭案的出现，情况变得更加严重起来。

　　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叶辛涉嫌抄袭，这一消息刚刚传出，这就好比听有人告诉你一个千万富翁在超市偷手纸被抓了一样，谁都不相信是真的。但随着事件真相的披露，人们不得不相信这一天方夜谭式的传闻是真的。刚刚下达的法院判决结果表明，该事件已从法律上做出了判决。但这还仅仅是法律上的一个结果。真正令人感兴趣的是作家们对这一事件的态度。

　　叶辛本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为自己喊冤，他不希望媒体再炒作这件事情。而对于被指控的剽窃行为，他只是说“我很遗憾，整个过程我是上当了。”并称自己最大的错误在于自己没有看清合同，抄袭责任本不该由他来承担。至于法律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那是法律上的事情。但从叶辛的这一番表白却可以看出，叶辛实际上早就预知自己的行为有侵权抄袭之嫌，而他所想要做的，并非回避抄袭，而是想着怎样有效地逃避抄袭行为的责任。他后悔的不是自己的抄袭，而是抄袭了却没有成功地逃避责任。这就好比贪官被揭露之后，后悔自己没把赃款都挥霍掉。可见，作家的道德底线已经没有了，他后悔的只是没有在输了官司。如果官司赢了，看来他是不会有任何愧疚的。至于将事态的扩大归咎为媒体的“炒作”，这一说法更是掩耳盗铃。

　　叶辛还进一步提醒他的同行们，今后在从事影视改编和人物传记改编时，一定要处理好著作权问题，要形成书面文字，避免有后遗症。这位副主席的谆谆教导，确实值得作家们好好学习。而且，作家们确实也能够立竿见影地领会其精神。据报道，一伙在九寨沟参加中国当代名家九寨笔会的知名作家，在游山玩水之余，也没有忘记交流叶辛案的心得体会，互相传授抄袭、剽窃经验。他们通过记者得到了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涉嫌剽窃案败诉的消息，表示不相信叶辛会剽窃他人作品。另一位作协副主席称，他的直觉告诉自己，叶辛不会有剽窃行为。他应该带着他的直觉去起诉法院。一位年轻作家则提醒同行，“作为一个编剧，我觉得应该和影视公司签好合同，合同里面一定要说明所借用资料的版权由公司承担，否则出了问题，官司必输无疑。”这是一篇多么绝妙的“文贼”的自白书啊！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在事情败露之后，会输掉官司，而丝毫没有觉得抄袭行为是可耻的。他们只是希望能够合法抄袭。

　　看来，“合法地无耻”已经是主流作家们的共识。既然作家们依然普遍抱有这种想法，可见他们早已无耻成性。他们无非是一些潜在的“文贼”。即便没有作案，却早已存了贼心。既然如此，我敢料定在叶辛之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人要以身试法，而且，他们会做得更加隐蔽和更加具有“合法性”。

　　差不多与此同时，也有另外的学术腐败案被披露，却是另一种局面。号称韩国“民族英雄”的科学家黄禹锡由于涉嫌在科研成果上弄虚作假，被学术和司法机关调查。黄被迫公开向国民道歉，并辞去自己所担任的一切职务。黄禹锡的结局自然是咎由自取，但他依然保持了知识分子最后的道德底线。他知道在学术上弄虚作假不仅是违法的，同时更是不道德的。一个既违法又背德的人，是不配担当知识分子这一称号的，更别说是一个民族的科学英雄了。黄以辞职和公开谢罪，在最后的关头保住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和公民的最基本的尊严，也表达了他对国民和知识的尊重。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话用在黄禹锡身上，应该是恰当的。但用在中国的“文贼”们身上，就不那么恰当了。前些年，公众对于“文贼”现象往往痛心疾首。因为那时，知识分子、学者、作家这一类人，在公众心目中还扮演着社会良知和道德楷模的角色。现在，公众对他们早已不抱这种希望了。公众的愤怒也就如同面对一个刚刚捉倒的普通窃贼时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差不多，只因为“文贼”们连基本公民道德都不遵守，而且触犯了法律。

　　凭我对当下中国的作家、学者们的了解和对文化腐败现状的估量，我丝毫奢望这些作家和学者们能够成为公众的道德楷模，甚至不奢望他们能够洁身自好，我只希望媒体能够更及时和更充分地关注和披露种种抄袭、剽窃的现象，希望相关的法律更完善，并能更有效地介入这一类事件。看来，要遏制文化腐败的“病毒”的肆意蔓延，通过道德规训的途径已经难以奏效，只能依靠腐败惩治制度的建设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