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崔卫平流传颇广的《为阿伦特一辩》一文中读到阿伦特为《人的条件》德文版一书献辞写给海德格尔的一首小诗：
这本书的献词空着，
我怎么把它题献给你
给我信赖的人
给我忠诚于他
却没有挽留住的人
无论怎样
都满含爱意
这首诗的原文是读过的，印象中却似乎不是一首情诗，也没有这样的情意绵绵，不免起疑。崔卫平给出的文章相关资料来源有两处：《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美）阿丽斯贝塔·爱丁格著，戴晴译，董乐山校；和《热爱世界——汉娜·阿伦特传》，（德）阿洛伊斯·普林茨著，焦洱译。可巧手里有爱丁格的书德文版，找来一查，发现这首诗在122页，原文如下：“Die Widmung dieses Buches ist ausgespart. wie sollte ich es Dir widmen， dem Vertrauten， dem ich die Treue gehalten und nicht gehalten habe， und beides in Liebe. ”我试着重译了一下：
这本书的献辞空着
我怎能把它题献给你
那个我信赖的人
那个我既忠诚过
又没有保留忠诚的人
而两者都充满了爱
我的翻译大体上是逐字逐句译过来的，和崔卫平文中所引差异最大的是最后三句。按我的翻译，海德格尔并不是阿伦特“忠诚于他，却没有挽留住的人”，而是“那个我既忠诚过，又没有保留忠诚的人”。两者的意思大相径庭，前者给人爱情诗的印象，而后者则有些暧昧不明。
不知崔卫平文中引的这首诗依据的是哪一本书里的译文，我猜想是爱丁格，因为她在另一处提到，阿伦特尽管深爱海德格尔，却没有为之终身不嫁，而是先嫁给了君特·安德斯，在流亡巴黎时期与之离异后又嫁给了海因里希·布吕尔。很可能译者因此有了先入之见，在翻译这首诗时作了不忠于原文，然而忠于爱丁格对两人关系的解释的处理，而崔卫平更将它作为替阿伦特的爱情辩护的依据。这首诗对于理解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关系确实非常重要，然而这重要性却不在爱情上，而在学术上。爱丁格的书纯粹以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爱情为主题，忽略了两人思想上的差异，自然也就不能彰显这首诗的真意。
实际上，爱丁格的书自出版伊始，已因其简单的心理分析与女性主义方法受到许多置疑和批评。现象学家雅克·达米尼奥在他的《色雷斯农家女与职业思想家——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一书中肯定了爱丁格对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关系的观察，他们思想上的联系是单向的，海德格尔说，阿伦特听，然而这不能证明——如爱丁格所说的那样，阿伦特在思想上依赖于海德格尔。阿伦特的主要著作《人的条件》与《思的生活》与其说表明了她对海德格尔哲学的依赖，不如说表明了她的反叛，“一旦将阿伦特对‘世界’、‘制造’、‘话语’、‘政治’等所说的与海德格尔所说的对比，人们就不可能看不到阿伦特……在每一点上都作出的针锋相对的论点”。《汉娜·阿伦特和马丁·海德格尔通信录：1925-1975》的编辑者乌苏拉·卢兹也在后记中对爱丁格的书颇有微词：“这本书引起的轰动实际是对书的质量的极大误解。爱丁格拿到书市上的，是一份传单似的东西，且以她自己的方式——有意无意地——把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的关系带入了舆论的话题。”
根据卢兹的说法，最早提到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秘密关系的是伊丽莎白·杨－布吕尔1982年出版的阿伦特传记《为了热爱世界》。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最为详尽的阿伦特传记，几乎在每一本研究阿伦特的书中都找得到。说是几乎，因为它并没有出现在爱丁格的参考书中。原因也许是，杨－布吕尔和爱丁格是两位视角完全不同的传记作家，而不同视角的传记作家对于人物生活事件取舍的不同导致了人物形象的迥异。杨－布吕尔为思想家阿伦特作传，所以她关注所有影响阿伦特思想发展和形成的人和事件。例如，杨－布吕尔没有如爱丁格一样，详细描绘阿伦特1928年离开海德格尔后，后者一再地约她幽会……诸如此类的故事。但她描述了阿伦特因为与海德格尔的隐秘爱情不得不过一种孤独隐居的生活，这种生活如何让天性热情的阿伦特痛苦不堪，最终导致阿伦特离开马堡大学。爱丁格则把阿伦特当作一个女人来描写，而完全忽视阿伦特作为思想家的特质。可以说，她和海德格尔一样，仅仅把阿伦特当作女人，所以崔卫平才要为作为女人的阿伦特辩护：“这个女人，让人艳羡死了。”
实际上，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爱情不同于普通爱情之处在于，两人是伟大的思想家。但如果在爱情故事中插入他们的思想，似乎这个爱情故事就不那么具有玫瑰色彩了：他们在思想上是敌人。然而如果不涉及他们的思想，那么他们的爱情故事还有什么意思？和琼瑶小说和《廊桥遗梦》有什么不同？爱丁格为了重构一个缠绵的爱情故事所做的努力，自有其意义， 然而我们不能忘了，阿伦特一生向往的却是成为一个思想家，一个可以和海德格尔对话的思想家，而上面提到的这首诗正是其思想独立性的证明。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1960年，为阿伦特带来巨大声誉的《人的条件》一书即将出版（德文版书名为《积极生活》），她犹豫不决，不知自己是否应该或者能够将《积极生活》一书题献给海德格尔，因为这本书在方法上受惠于她在1952至1954年间访问弗莱堡时与海德格尔的讨论。最后她给海德格尔写了一封信征求意见。然而，海德格尔却在阅读《积极生活》后大为恼怒，他与阿伦特的通信甚至因此中断。平心而论，《积极生活》确是一部备受争议的书，至今如此。它关于“本真的政治”的新概念，作者散文化的风格，对于材料不合学院规范地运用，都是阿伦特的批评者们喋喋不休的题目。尽管如此，海德格尔的反应似乎也太激烈了些。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
答案在阿伦特一封没有发出去的信中。严格说来这不是信，而只是一张字条，就是上文提到的那首小诗。对于了解阿伦特哲学的人，这首诗的意义不难解释：阿伦特曾是海德格尔的学生，然而她却没有忠于海德格尔的哲学，《积极生活》一书方法上虽受惠于海德格尔，然而就内容而言，却是对海德格尔的背叛。所以她犹豫：“我怎能把它题献给你？……那个我既忠诚过，又没有保留忠诚的人……”她虽然希望把《积极生活》题献给海德格尔，然而她并不确信，“那个我信赖的人”能原谅她的背叛。所以她辩解说，她的背叛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同她的忠诚一样，“……而两者都充满了爱”。这里的“爱”更多是指对思想的爱。雅斯贝尔斯曾经批评海德格尔的哲学里没有爱，而阿伦特希望能够影响海德格尔，将爱——尤其对世界的爱——融入思想，而这又是出于对思想家海德格尔的爱护了。
海德格尔却不是一个能够被自己的学生影响的人。他没有读到这首小诗，但这不妨碍他阅读《积极生活》后做出令阿伦特担忧的、然而是正确的判断：他当然读出了阿伦特忠于他的地方，也读出了阿伦特不忠于他的地方。而他从不能忍受自己的学生越过“海德格尔哲学”的界限，阿伦特也不能例外。阿伦特最终没有将这封信发出去，可能因为她早已知道结果，在事后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她承认自己是自作自受。也可能因为她不愿意公开地宣告自己已经背叛了海德格尔哲学，无论如何，她肯定知道，这首小诗只会加倍地触怒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拒绝对话，阿伦特就让对话在她自己的著作中展开。她的批评在海德格尔看来，是对海德格尔学说权威的“不忠”；然而从思想层面上看，这又是对海德格尔的“忠诚”，因为她试图纠正海德格尔哲学中的问题。阿伦特早已为自己在哲学层面上辩护过了。根据她的政治哲学，必须严格区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就此而言，学问才是公共事务，而她与海德格尔的私人关系并不具有公共性，并不适宜作公共讨论的题目。爱情是私人的，两个人的。所以阿伦特批评法国文化中，由于公共空间的萎缩而形成的对私人事件近乎变态的关注——如米兰·昆德拉在《缓慢》中所描述的一样，“在那里，没有什么是秘密”。或许可以同样的方式质疑今天的中国文化，我们如此关注学者的私人生活，甚至胜过学问本身，是否也是由于公共空间的萎缩造成的呢？
转自《书屋》200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