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思来想去，忽然发现，刘宾雁先生一生最大的遗愿是“文化自治”！

据说西方古代圣骑士，一生只发三次誓表达三种忠诚： 一次效忠誓言，宣誓效忠至高天主和国王；第二次是婚约誓言，约定对自己的妻子不离不弃； 第三次是忠诚誓言，忠诚於自己选定的主人，永世追随。

刘宾雁也论述了中共体制下的三种忠诚：第一种忠诚是“老黄牛”或“雷锋似的愚忠”，对党奴才般的忠诚，只忠于“党性”；第二种忠诚是对党敢于抗旨直谏的忠诚，忠于人性第一，人性统帅党性；第三种忠诚是首先忠于自己，再忠于他人、民族、国家，小我优先，大我在后。

刘宾雁强调他一生选择的是“第二种忠诚”，意思是，我还是向往共产主义的，但是中共做错了，我希望你们纠正，恢复你们一个正面的形象。这叫“小骂大帮忙”， 我实际是为你好。像治病救人一样，我给你药吃是为了让你康复。

可是中共和自由民主派对此“第二种忠诚”都有争议——

刘宾雁本是执政党一员（中共党员），却要以“独立写作”公开批评本党来表达“第二种忠诚”，“体制内”认为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反党行为，为在野党、“体制外”或“国际敌对势力”提供了“枪炮”，不开除党籍不逼其流亡不令其客死异乡，不足以平党愤。自由民主派则以为，“第二种忠诚”虽然代表百姓监督了执政党，但却并未彻底跳出马克思主义的“体制内”局限，有碍彻底追求自由民主。

今日我想，刘宾雁五十年呼唤“第二种忠诚”，客观上提出了中国首先须回归“文化自治”的问题，已得到海内外东西方的共同敬仰。在刘宾雁去世后，准确地解读“第二种忠诚”的精神指向，积极推进“文化自治”，也许是对刘宾雁最好的纪念。

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其实是以“退后一步”的“政治妥协”蒙胧地追求一种“文化自治”，这种“文化自治”既在中国古代一再出现过，也是今日西方先进国家的治国之道。

所谓“文化自治”，就是文化不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独立于政府，执政者无权干预文化发展秩序，信仰多元，教育独立，新闻出版自由，文化问题由文化界自主解决，民主决策。在中国现阶段无法彻底建立民主市民社会时，先着力追求“文化自治”，建立“文化特区”，可能是执政党和在野派都可以在“现实主义”下勉强接受的一个“共生线”？在执政党建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特区”之后，再推进“文化自治”的“文化特区”建设，也许是有可能性的。这比直接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政治特区”，可能要容易和现实得多。从中共25年的改革来看，“政治特权”是从无谈判的余地的，只要稍一触及，就会强烈反弹到暴力镇压；而西方民主社会，必从“文化自治”开始。若“自由民主派”能退一步，暂不要求“开门”搞“政治体制改革”，只以“第二种忠诚”追求“文化自治”之“窗口”；中共执政者亦退后一步，撤除文化管制，放手民间建立“文化特区”实施“文化自治”——双方在“文化自治”的底线共生，中国有可能在“经济特区”和“文化特区”的引导下，最终和平进入“和谐社会”、“民主社会”？

通观现有的160多种文化定义，简而言之，“先进文化”是有利于人类自由幸福生存的生活方式（人文教化的思想与言行），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的种种传播方式。

春秋战国时代就是一个中国“文化自治”的经典时代，老子、庄子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自由解读《易经》，创立《道德经》、《南华经》；孔子在体制外独立生存，有教无类，创建了儒家学说（礼教伦理）和中国民间教育体系，墨子以帮会形式组织“非攻”“兼爱”“尚同”墨家学派……司马迁身为朝廷史官却可以民间文化的追求撰写信史《史记》；尔后魏晋盛行道家文化，唐宋兴起佛教禅宗，皇家皆任“文化自治”传统在一定程度自在发展。严格说起来，中国只有秦始皇、清代和“新中国”三个时代彻底取消了“文化自治”，其它朝代，多少维持了“文化自治”的基本框架。考之华夏兴旺发达时期，都是实行“文化自治”较多的时代。

至于现代西方文明的支柱“文化自治”，集中表现在宗教信仰自由、大学独立（教育独立）、新闻出版自由。

中国历代封建专制社会，虽然残酷落后，却始终保持了小政府大社会——不仅有“文化自治”，而且统治的主力只在县域以上，县以下的乡村，基本是由乡绅代理的“乡村自治”。中共执政后的最大特色，就是全面取消了中国三千年的“文化自治”和“乡村自治”。孙中山没有改革好中国上层结构，毛泽东更是破坏了中国底层的“文化自治”和“乡村自治”，20世纪一百年，“革命”使中国文化生态和乡村生态跌入华夏五千年历史最低谷。

刘宾雁从1956年出版《本报内部消息》到１９８０年代出版《人妖之间》，始终厉行“第二种忠诚”，从反右到文革，从文革到“反自由化”，他总是迎难而上，逆风飞扬，顽强地表达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文化自治”的强烈要求。只可惜，多年来，朝野都未能准确解读。

自从1985年《第二种忠诚》在何家栋主编的《开拓》杂志上发表，刘宾雁就更明确地追求以“敢于公开对共产党的领导提出不同意见”的“文化自治”。2004年10月19日，刘宾雁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赵紫阳的政治改革》一文，通过赞扬赵紫阳的政治改革集中在“扩大新闻自由”，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第二种忠诚”首先是追求“文化自治”的改革。

他说：“我对于赵紫阳先生有所了解，是从他1987年年初担任总书记，也就是反自由化运动期间才开始的。在一批知识分子党员被开除出党之后不久，赵紫阳就委托主管意识形态的芮杏文找首都一批知识分子谈话。假如意在做些抚慰和表态，开个会就够了。可是这回是每次只找一个到两个人谈话，可见是真要听取意见和探讨些实质性的问题了。这种事1949年以后还没发生过，所以我印象很深。接着，赵紫阳在五月十三日讲了一次话，就把声势浩大、令人难以乐观的反自由化运动实际上给结束了。接着，就是他着手扩大新闻自由了。人们未必记得，正是在八十年代三次反自由化运动之后，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达到一个新高峰。《人民日报》1988年两会期间关于三峡问题的连续报道，明显地是为反对三峡工程的社会力量助威。苏晓康的那篇把长期以来的禁区─公检法的腐败赤裸裸揭露出来的报告文学《自由备忘录》，在1987年以前是不可能发表的。《河殇》的问世引起王震震怒，下令电视台停播，而赵紫阳出面制止，使王震第一次大丢其脸，也使文化界的精神为之一振！在1987年以前，像何家栋和高瑜那样把一个《经济学周报》在几个月内改造成另一家《世界经济导报》那样的事，恐怕也难以想象。 ”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是“文化自治”的重要标志和关键所在。刘宾雁以“第二种忠诚”追求“文化自治”，不仅影响了总书记赵紫阳，而且还为前总书记胡耀邦所推行。鲍彤在《把胡耀邦的精神注入中国的政坛和文坛》中就说：“以第一种忠诚对待共产党的党员，并不全都出于虚伪。其中，也有出于盲目和迷信，也有出于高压下的无奈，但客观的后果，都会伤害党，毁坏党。第二种忠诚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理性的态度，能够在党失误和失足的时候，正常地帮助和挽救党。 ”

此次悼念刘宾雁的热潮中，不少人也注意到了刘宾雁思想的核心是“第二种忠诚”——

如“王怡在发言中回顾了刘宾雁的名篇《第二种忠诚》对自己的深刻启蒙”，章海陵在《第二种忠诚改变中国》文章中说：“刘宾雁推出《第二种忠诚》，对中国更具震撼力。他指出，对党忠诚的不仅有“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雷锋，也有对党的决定和路线表示反对的“第二种忠诚”，它改变了中国：体制内的正直人士开始与党棍作坚决斗争；……

青年自由主义学者余杰虽然对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有异议，但也在《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文章中清醒地指出：在我看来，“宾雁先生，包括已经去世的王若望、王若水、李慎之、任仲夷先生，在海外的苏绍智、郭罗基先生以及国内的李锐、胡绩伟、朱厚泽等先生，他们是同代人中走得最远的少数佼佼者。在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和堂而皇之的屠杀之后，他们对中共政权的本质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对自己早年的错误选择也有了各自不同的反省和忏悔。在进入晚年之后，他们的生命之光没有黯淡，反而大放异彩，他们尽可能多地说真话，求真理。……不久前巴金的逝世成为沉寂已久的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成为谎言帝国中对谎言的一次最绚烂的装饰——以真话的名义。那么多靠谎言生活的文化名人们装模作样地赞美‘一辈子说真话’的巴金，这真是一个不把廉耻当作廉耻的时代。与之相反，真正坚持说真话的刘宾雁先生逝世的消息，却不可能在任何中共控制的媒体上报道。因为巴金早已对中共的统治‘无害’了，而刘宾雁先生依然是‘有害’的，所以中共当局冷酷拒绝了老人叶落归根的愿望。”

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不只是在王若望、王若水、李慎之、任仲夷、苏绍智、郭罗基、李锐、胡绩伟、朱厚泽等著名人士身上产生了共鸣，而且在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等一批中共高层领导中得到深刻响应，至今大有市场。可以说，中共党内今日的改革派，都是“第二种忠诚派”。要中共全党宽容“第二种忠诚派”，不是什么难事。这也就说明，由“第二种忠诚”呼唤的“文化自治”，完全可能成为中国大陆在开放党禁“政治改革”之前，先行实现“文化自治”——宗教信仰自由、大学独立、新闻出版自由。

“王师北定中原日，公祭勿忘告乃翁。”刘宾雁遗志化宏图之日，必是“开放报禁”的“文化自治”在中国大陆实现之时——那时必然举国隆重悼念“文化自治”的号角刘宾雁！

2005年 12 月13 日于深圳“早叫庐”

深圳龙华人民北路125#玉华花园玉永阁306# 邮编：518109

电话：0755-27746908 ，13902918149；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原载《争鸣》杂志2006年1月号

我不是理论家，不懂一样主义。依我理解，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对人性的弱点有深刻的体认，很明白任何人包括自己都有软肋和局限，所以宽容且谦逊；他不容任何人轻易剥夺自己的天赋权利，不会轻率出让自己的正当权利包括自主选择权，同时尊重别人的各项权利包括自主选择权，所以执著又大度。

我不是信徒，未入一家教门。但我相信，一颗真正高尚的心灵，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有自度度人的愿望，断不会蔑视众生；在他眼里，任何一种对别人的优越感都是轻薄的狂妄的，何足道哉。

我钦敬真心诚意舍身求法的圣徒，鄙视见风使舵巧言令色的小人；感激脚踏实地为民请命的志士，厌恶装腔作势沽名钓誉的佞人。

一、为什么要来讨论这个无趣的话题

我曾发表过一篇杂文《搞不懂的“中流”》，调侃那家专门刊载“极左”遗老们“大批判”檄文的杂志。说他们不便称自己为“上流”（“旧社会”的权贵富豪才以属于“上流社会”自炫），又不甘承认自己“下流”，所以只好命名自己为“中流”；要不，就是没弄明白“中流砥柱”这个片语的含义，把意思弄拧巴了。该文惹得那帮“左”大人很不受用，我却在偷着乐。

我曾发表过《“建设性”是嘛玩艺》的评论，捍卫我作为一个公民，质疑现状、揭露时弊、表达愤怒的言论自由，慨当以慷，忧思暂忘。

我也曾发表过《强势•主流•高端以及……》的短论，辨析当下传媒最爱自我吹嘘的几个“关键字”。我想问问吹嘘者，你所说的“主流”是民意的“主流”，还是官话套话的“主流”？你的“主流”位势是来自公众的信任还是权力的垄断？不论我的辨析是否正确，我感觉自己提出了一个有探讨价值的话题。

然而，提起所谓“体制外（写作者）”、“体制内”，我感觉好似捧起了一坨烂泥，说品评太恶心，说掂量也生厌。我本想不予理睬，却不乐见其谬种流传。促成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是，近期我看到网路上和报纸上都有智商并不低的人采用了这对莫名其“沙”的概念。

先是在网上看到2005年12月19日一个笔会组织《写给吴思的颁奖词》。颁奖的结语是：“在吴思先生的写作里，有着中国智慧的宽容、坦诚及和解意愿”。这当然也是颁奖者的写作“导向”，我极表赞成。这句话的前一句是“在吴思先生的言路和思路里，有着坚韧而灵动的民间草根愿心，这可能是比他创造的概念更大的贡献，他不是颠覆、否定、进行不可调和地批判，而是提供对话、表述，提供人人可以通感通约的理性识见。”也就是说他平等、包容、理性的写作态度，比他创造“潜规则”、“合法伤害权”等概念的贡献更难能可贵。颁奖者把奖颁给吴思这样有工作单位（所谓“体制内”）的人，本身也是宽容、和解态度的体现。然而，就是这份倡扬“自由写作”和理性宽容的颁奖词，也采用了什么“体制内”、“体制外”、“体制边缘”的概念，且将所谓“体制外写作”的要求看成一种更高的境界。

然后是2005年12月24日的《羊城晚报》“花地”版搞了一个戏拟的《2005年文坛九大公案》回顾展。第3大公案是某人诉我“误导杂文”案。编者在仿拟的“裁决”中说：“争执的焦点在于‘站在哪里’——站在‘体制内’或‘体制外’……因此，在体制外的原告可能要求过苛，在体制之内的被告对原告也要多一些体谅。”编者对我当然没有恶意，但他像学结巴说话一样，自己不知不觉间也被结巴话语“克隆”了（本文亦有这个问题）。

由此看来，如果对这种状况视而不见，所谓“体制内（外）”的概念谬种，就有可能像禽流感病毒不遭阻击一样传播开去，损害健康的话语环境。

二、谁在“体制”之外？

讲“体制”就得先给“体制”下个基本说得通、大家可以接受的定义。

我们通常说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等，涵义明确，指的是一套权力结构以及保证其有效运作的相应的法律、制度和不成文规则。但那些言说“体制”内外的人所谓的“体制”，却似“第22条军规”若隐若现教人捉摸不透。如果是指“饭碗”的“属性”，根据是否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工作来区分体制内外，那倒也简单明晰，但搬用者似乎又不是这样界定的。如果是指不便于明言的政治体制，则举凡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范围的人，无人能置身于这个“体制”之外。

“体制”是根据一套政治原则、政治文化和社会伦理建立起来的，只要还没有彻底崩溃，它的力量在它的势力范围内无远弗届，岂是你可以随意“外”之的！庄子是个散淡的人，但他十分明白“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那个时代的“天地”当然不包括今天可以移民的欧美，而只有“中国”及四方蛮夷。“中国”不必说了，蛮夷也被纳入了“朝贡体制”或“宗藩体制”。而“江湖”上的团伙、占山为王的绿林豪杰们以及后来的佛教、道教组织，也都实行等级制，有主从关系，与朝廷的君臣体制本质上并无二致。

今天有没有依“君臣之义”建构的“体制”（那些出现掌握绝对权力的“一把手”和“一言堂主”的地方应该是吧）这里不讨论；我只想问，谁能因为自命在“体制外”就可以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可以完全拒绝执政党的政治领导而不受管治？你在私营企业工作，你是私营企业主，乃至你呆在家里什么也不用干，你就可以不受“体制”束缚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体制”就像渗入空气中的特有元素，已迷漫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只要你还没有离开这个国度，你声称自己跟“体制”一刀两断了，这不是痴人说梦，就是装愚卖傻！

如今的写作者，不用提为老板、地方官员、明星当枪手的某些“自由撰稿人”，就是无功利的作者，除非你写了不想发表，甘心放在“抽屉”里，你根本就不可能置身于“体制”之外。在某个没有什么影响的小报小刊，或者在网路的BBS版上发泄几句，也并不表明你就超拔于“体制”之外了，那不过是无关痛痒、无足轻重，在“体制”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自说自话，或被当作顽童似的撒娇撒野轻蔑地对待罢了。

就算你当真去搞什么“体制外写作”，挑战“体制”，所有文字只在境外发表（姑且不论完全发表于境外的言论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有多大），你在国内总有生活来源吧？而这生活来源，不论是辗转汇来的稿酬，还是出于何方馈赠，纵然是来自海外慈善基金或个人的纯人道主义捐助，也仍然与“体制”权衡利弊得失之后的容忍有割不断的联系：是“体制”意在改善国际形象（人权纪录）的表现；甚至是“体制”本身（作为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可以善意地理解乐观地评价，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官民互动和国际互动，是最终走向“和解”、“双赢”和社会进步的良性开端。

前述那家笔会组织在给吴思的颁奖词里写道：“在众多体制内的写作者，不得不进行‘算计’‘辩解’的写作里，吴思先生的‘利害算计’是最为公开的、透明的、诚挚的，他以身检验着我们生存的底线。”我可以
补充说，个别自命为“体制外”的写作者同样有“算计”，甚至有更为精明的利害算计，不过不像吴思先生那么诚挚。

有的人非常清楚，随着执政者的“执政能力”提高，不想升官发财的平民百姓在国内媒体（包括网路）发表文章并无多大的政治风险，只要媒体敢发，出了问题被追究的是媒体相关责任人，他们如果“守土失责”会受惩罚，撰稿人却可以平安无事。在境外媒体发表“出位”、犯忌的言论也未必出什么大事，仍然可以出国访问、演讲，只要不搞串连、不搞组织活动，不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是不会坐牢的，纵然坐牢一般也不会把牢底坐穿，更不会受到张志新一样的对待。

有的人正是看准了这种政治行情，仔细预测了安全系数，反复评估了成本收益率，于是把握时机，一反小心翼翼的故态，装出一副比谁都要彻底要激烈的模样，俨然成了唯我独革的体制外“斗士”。这种声调突然高了几个八度的体制外“斗士”，是否真的勇士且不管，逼人“舍生取义”攒节烈牌坊，道学家的气味未免太浓了！。倒是那些平实地、坚韧地坚守着自己的良知的人，才更值得我们敬重和信托。

在当今中国，真在“体制外”的，我看除了各色通缉犯，可能还有两类人：一是扯旗搞武装暴动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今天若有人啸聚水泊梁山，不消一天，政府的快速反应部队就可以将其荡平。二是黑社会，黑帮势力。可是“警匪一家”、“黑白通吃”的新闻报导，我们已见了不少，哪里还会相信有纯粹“体制外”的黑恶势力？

请问，那些通过行贿受贿、坐地分赃、变相合伙等手段内外勾结，鲸吞大批国有资产而暴发的“民营企业家”、大贪官污吏，他们蛇鼠一窝，共生共荣，谁是体制内谁是体制外？分什么“体制内”、“体制外”，简直是“无事生非”没话找话说。

再者，按照某些人的划分，当下中国全部的媒体、全部的公立学校、全部的公立科研机构等等，无一不属于“体制内”；如果身处“体制内”是一种原罪，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当下中国全部的媒体、全部的公立学校、全部的公立科研机构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全无价值？是不是意味着这些领域的从业者都有原罪？持这种观点的人把自己当作救世主，是不是太狂妄了？他到底是要拯救芸芸众生还要与世人作对？

说到写作者，与我有同样感觉的人不是个别。牙医出身，只做过短期的作协合同制专业作家的余华，在2005年9月9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上对此有明确的回答——

记者问：“有一种说法是，体制内的作家在思想上不能独立，而作家的写作最重要的就是思想的独立。你认为呢？”

余华答：“不存在体制内体制外的区别。例如莫言、苏童、贾平凹，他们都是在体制内，但他们依然很优秀。读者要明白这个一个道理：只要作家是生在中国，就是在体制内写作，不可能独立。要说不同无非就是有的人有工作，有的人没工作而已。”

也是那个9月，我在去西安的飞机上翻一本航空杂志，读到四川的藏族作家阿来的一篇专访。这位元有工作单位的茅盾文学奖得主毫不迟疑地驳斥别人对他的身份“定性”说，我认为我的写作很“另类”。

三、人的思维也分体制内外吗？

如果说将人的工作岗位、社会身份区分为“体制内”、“体制外”还勉强可以接受，那么，将人的思维划分体制内外并且认定“体制外思维”优于“体制内思维”，则完全是毫无意义的谵言妄语。

在前述《羊城晚报》那个涉及到我的“公案”报导中，“原告”称：鄢烈山一再对我说他“不赞成‘体制外思维’”，他相信“体制内思维”的作用更大。这是“原告”的杜撰，我根本不认同，又怎么可能采用“体制外思维”、“体制内思维”这种极其荒谬的说法呢？有心人可以查阅，关于写作的短论、前言、后记，我这些年写了不少于20篇，从未使用过这种烂泥巴“术语”。我还没有神异、高贵或悲惨到需要人代言，这种观点若真是我的想法也不值得害怕对众人高声讲出口。

我认为，将人的思维分什么“体制”内外，无非在袭用阶级分析划“成分”的老谱，将人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人们的的思想意识，置换成了人们在“体制”内外的身份决定了人们的思维。人们的社会存在对人们的思想当然是有影响的，但以此来判定人们的思维优劣高下，这种“决定论”不值一驳。

自古以来，真正的思想者、人类文化创造者的思维与他们所置身的体制并无必然的联系。众所周知，古希腊思想之集大成者亚里斯多德出生于御医之家，贵为王者师。启蒙运动的泰山北斗伏尔泰，出入“体制”内外，既蹲过两次巴士底狱，多年流亡国外，又曾托庇于贵妇夏德华夫人的城堡一十五载，并且有一段时期做了普鲁士国王腓德烈二世的上宾。无论何时何地何种身份，都不妨碍他“不露双手”地对专制王权和神权“射出暗箭”，使他无愧于一个时代的表征。至于莎士比亚、拉辛、歌德、贝多芬、莫札特这些作家、艺术家，他们人生经历中与王室、宫廷的关系更紧密，却不曾使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减色。作为思想者、写作者，他无可替代的创造（比同代人多出了什么，为后人留下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以中国而论，春秋战国时期，孟子曾痛駡“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倘若杨朱与墨子真是鼓吹了“无君无父”，那他们的思维之超前可谓先知。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断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在君主制的一统天下，他能有这种思维也是十分了不起的。然而，杨氏、墨氏、黄氏之所以能有这种惊世骇俗的思想，并不是他们预设了一个什么“体制外思维”的立场，而是因为他们从自己的生活感悟和求真求善的社会改造目的出发，思想百无禁忌而得出的结论。

这样的讨论也许太抽象，可以仁者见智，让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将思维分成体制内外的荒唐吧。

那些大贪官，一边利用职权大捞特捞，一边让老婆孩子先走一步移民西方发达国家，自己则身藏多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他们的思维绝对是“体制外”的；而对于雷锋，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人们一提起他，想到的不是“学毛著”而是“做好事”（即从古到今都为“体制”所容的“行善”、“助人为乐”），雷锋的思维绝对是“体制内”的；难道一个正常的人会认为贪官比雷锋更值得尊敬吗？

我鄙弃“体制内（外）思维”这种毫无意义的概念，但在勉强接受体制内（外）这种“两分法”的条件下，我承认同样的思想观点可以选择“体制内”或“体制外”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来表达。这只是表达方式的不同，是言说策略的选择而不是思想差异。古人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改革开放前揭批邓拓吴晗廖沫沙“打着红旗反红旗”，讲的都是表达技巧。李敖讲“反求诸宪法”，我讲“公民写作”中的“循名责实”，都是指正大光明地用“体制”不能不容忍的话语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它们与什么“体制内思维”岂可混为一谈？

让我抄录1997年出版的杂文自选集《中国的个案》的后记中的结束语来结束这篇随感体的文论吧：

尼采“重估一切价值”，他提出唱反调的四项原则：“第一，我只攻击那些胜利的东西——如果心须的话，我会等着它们变成这样时才攻击他们。第二，我只攻击那些我在攻击时找不到盟友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攻击那些我须单独攻击的东西……第三，我从不攻击人身——我只运用人物当作一个有效的放大镜，借此可以使那一般的，但捉摸不定难以接触的丑恶看得更清楚。……第四，我只攻击那些排除一切个人差异的东西，只攻击那些不乏不快经验之背景的东西。”（《瞧！这个人》之《为什么我这样智慧》第七节）
我没有尼采的才力，没有他的那种自信，但我想向他学习。

听说一个北韩少女到中国卖淫，一个晚上只要二十斤大米，回去后若被发现，全家人都要被粗铁丝穿吁锁骨，拉出去枪毙，万幸的，才能被投进劳改营。金正日因造假币、洗黑钱，最近刚遭到国际金融的制裁，再次狗急跳墙，到中国来就是跳墙的最大动作。本月十五日，北韩的三星上将李赞卜又公开对美国进行核讹诈，就是为主子跳墙擂鼓。而中国这时候接待金正日，只能解释为要给这个世界流氓帮大忙。

显示主导地位

奇怪的是，中国此次并没有完全尊重小金一向出行秘而不宣的作法，而是充份发挥香港世界新闻中心的作用。从小金一过鸭绿江，就开始爆料，让外国传媒顾东顾不了西，顾南顾不了北。

十五日中资的重量级媒体报道的消息竟然完全准确。十九日下午，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孔泉调侃一家外国记者：「你前两次『藉故』没有来参加我们的记者会，我以为你跟随采访这次重要的访问了（台下笑）。」好不得意。中国此次对国际传媒大玩猫戏鼠，无非显示对付金正日这个小流氓中国是老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争夺和加强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作用。

任何独裁政权，决策从来不尊重人民的感受，中国和北韩没有区别。十八日晚，中国人才在「第一时间」从CCTV（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知道金正日在中国做了九天非正式访问，而且沿吁当年邓小平的脚印，对中国做了一次南巡。这对中国人民是莫大的羞辱。

改革代价太大

邓小平六四屠杀两年半后，对世界大打改革开放牌，才作了九二南巡，否则他个人的历史将以六四画句号。老邓的南巡究竟给中国人带来甚么？老邓重启的改革，只能称为第二次改革，是有别于胡赵在第一线领导的前十年改革。

九二年后，中共启动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是政府和利益集团对大多数人财富和利益的疯狂掠夺。老百姓控诉：「房改是把你的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二老迫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中共此次让金正日看到的高楼大厦、高速公路、高科技企业，享受的超豪华酒店、珍馐美味，皇宫般的服务，是建筑在六千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四千万农民失去土地、城市一点五亿人失去应得的社会保障、基尼系数达到零点五三至零点五四为代价的。

邓小平主张的改革，更是以严重的资源环境为代价，而且也都让老百姓承受，「七十年代淘米做饭，八十年代洗衣涮碗，九十年代鱼虾断代，新世纪致病致癌。」可以说九二年后的改革，是邓小平「政治铁腕统治＋经济改革开放」的全面实现，中共中联部奉命给金正日安排的南巡路线，就是给这个小夥计传授邓小平的真经，给银子，六方会谈都是中朝两党黑箱操作的相互价码。

中韩唇齿相依

中共从来不怕身边再出现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邻国，怕的是这个北韩的独裁者被推翻，那才叫唇亡齿寒。如果朝鲜半岛发生东西德方式的颜色革命，无论对中共还是金家小朝廷，都意味吁鸡飞蛋打。为提高两个独裁政权执政能力的这次金正日中国南巡，必将作为丑闻留在二十一世纪的外交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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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于一九八九年及一九九三年两次被捕入狱，并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首届「新闻自由奖」。

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单纯想到，“胡锦涛”是从共青团体制里脱颖而出的国家领导人，但是会说出这样的话，也透露了他显然不曾更深刻地细思过，共青团是个什么样的体制？这个领导人所领导的“国家”，是个以什么为本的国家？他的权力来源是什么？正当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纪初掌握中国政权的“胡锦涛”这三个字，代表了什么意义？

它当然代表了超高的经济成长指数，让世界惊诧，让国人自豪，可是同时，在政治自由的指标评比上，中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说，这是以“西方右派”的标准来衡量的，不符合“中国国情”。好，让我们用一个社会主义的指标吧。追求资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贫，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贫富差异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迫近0.45，这已是社会大动乱的门槛指标。指标数字下，多少人物欲横流，多少人辗转沟壑。

也就是说，“胡锦涛”三个字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史里，仍代表一种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专制集权；在追求平等的大趋势里，它严重的贫富不均。

在您刚刚上任时，人们曾经对年华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为，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物，您的心灵和视野会比您的前辈们更深沈，更开阔。共产党权力革命的杀伐蛮横之气，终究要被人文的体贴细致和文化的润物无声所取代。但是，两年了，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

被割断的喉咙

促使我动笔写这封信的，是今天发生的一件具体事件：共青团所属的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今天黄昏时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来最敢于直言、最表达民间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换下了主编而变成一份吞吞吐吐的报纸，原来勇于揭弊的“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被撤走论罪，清新而意图焕发的“新京报”突然被整肃，一个又一个有胆识、有作为的媒体被消音处理。这些，全在您任内发生。出身共青团的您，一定清楚“冰点”现在的位置：它是万马齐喑里唯一一匹还有微弱“嘶声”的活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这仅有的喉咙，都被割断。在“冰点”编辑们正式得知这个“割喉”处分之前，所有跟“冰点”有关的字和词，已经从网路上彻底消灭。

在您的领导之下，网路警察的绝对效率，令人骇异。

选在今天执“刑”，谁都知道原因：春节前夕，人们都已离开工作岗位，准备回乡围炉。报纸开始扑天盖地报导娱乐，制造温馨；电视开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联欢，生产快乐。选在这一天割断中国仅有的喉咙，然后让普天同庆的欢声把它淌血的声音遮住。行刑者蹑手蹑脚走开，过完年，一切都已了无痕迹。网路警察的效率和现代传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现的二十一世纪统治技巧。

网路警察动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时间动手，是怕国际媒体知道。偷偷摸摸地执行，费尽心机地隐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虚心和害怕。但是，请您告诉我这个困惑的台湾人民：这“和平崛起”大有为的政府，究竟为什么如此的虚心和害怕？

“冰点”的停刊，其实没有人真正的惊讶，人们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个宿命论者永远在等着鬼的半夜敲门索命；我发现，太多的灾难和压迫，使得大陆很少人相信好事会长久、梦想能成真、正义能落实。刊出龙应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时，网路上已经四处流传“冰点”被封杀的臆测；今天，只是“鬼”终于被等到了。而“冰点”“勇敢”到什么程度使得共产党用这样阴暗的手段来对付它？

仇外的建国美学

今天封杀“冰点”的理由，是广州大学袁伟时先生谈历史和教科书的文章。因为它“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领导”。而“毁”掉了一份报纸的袁伟时先生的文章，究竟说了什么的话，招来这样的惩罚？

我认真读了这篇文章。袁伟时以具体的史实证据来说明目前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谬误百出不说，还有严重的非理性意识形态的宣扬。譬如义和团，教科书把义和团描写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对洋人的攻击，对于义和团的残酷、愚昧、反理性、反现代文明以及他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和耻辱，却只字不提。综合起来，教科书所教导下一代的，是“一、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二、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三、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对于这种历史观的教育，袁伟时非常忧虑：“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锦涛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产党是以美化秦始皇、盗跖、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奠定自己的权力美学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个政权都会设法去建构一个所谓建国神话和图腾──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进党的企图。但是，建构的国族神话里如果藏有仇外情绪，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危险。在二十一世纪，国界几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来愈是一个紧密的村子，因为唇齿相依，不得不忧戚与共。中国为什么极力争取主办奥运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图以最大的动作向世界推销一个新的中国形象：你看，中国是一个充满发展能量、爱好世界和平、承担国际责任的泱泱大国！

如果对外面的世界推销的是这样一个形象，关起门来教下一代的，却是“中华文化至高论”、“外来文化邪恶论”以及义和团哲学，请告诉我，哪一个中国是真实的？总书记能够光明磊落大声地告诉国际社会吗？

袁伟时说，教科书不能罔顾史实，不能赞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国人对自己狂热，对外人仇视。这样的认知，锦涛先生，在我们这里，叫做“常识”。在北京，竟然是违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入罪之论。那么能不能请您告诉我这个台湾人民，您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

哪一个是你真实的面孔？

我们暂且不管大陆的知识份子和一般人民读者怎么看这“冰点”事件，但是我很愿意和您分享像我这样一个台湾的知识份子的感受。至于龙应台这样思维的人在台湾有没有代表性，有没有影响力，您自己判断。

我对中国大陆有着深切厚重的情感，来自命运血缘，历史传统，更来自语言文化。在台湾生长，我同时发展出与这一条“家国认同”情感线平行并重的执著，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而从这种尊重和坚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价值：譬如主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对贫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对国家暴力的绝不容忍，对统治者的绝不信任，譬如对知识的敬重，对庶民的体恤，对异议的宽容，对谎言的鄙视……

这一条我称之为“价值认同”的理性线。当“家国认同”的情感线和“价值认同”的理性线相互冲突时，我如何取舍？毫无犹豫，我选择后者。二十年前，我曾经写“野火”和国民党那个“家国”对抗；李登辉当政时，我曾经为文批判他的虚伪
与狭隘；陈水扁不公不义，又迫使我执笔彻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闹不清我究竟是“统派”或是“独派”，不妨这样试试：台湾和大陆，哪边符合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的“家国”。哪边违背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离之弃之抵抗之的对象。如果两边都符合我的“价值认同”，那就开始讨论统一吧。所以，我是统派还是独派呢？

以这样的价值结构来看今天“冰点”事件，您说我这个台湾人看见什么？

我看见这个我怀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缘家国”，是一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

它，把真理当谎言，把谎言当真理，而且把这样的颠倒制度化。

它，把独立的知识份子当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识份子当家仆使用，把奴才当──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钥匙，交到奴才的手里。

它面对西方是一个脸孔，面对日本是另一个脸孔，面对台湾是一个脸孔，面对自己，又是一个脸孔。

它面对别人的历史持一个标准，它面对自己的历史时──错了，它根本不面对。它选择背对自己的历史。

它拥抱神话，创造假象，恐惧真相。他最怕的，显然是它自己。

……

您，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请说服我

我真正想说的是，锦涛先生，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实在不在乎团团和圆圆来不来台北，虽然熊猫可爱得令人融化。但是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个被逮捕的记者的安危。如果中国的“价值认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钥匙的奴才在垄断它的解释和执行，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击、戒律、监控的对象，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究竟是什么呢？而我对中国的情感还是有条件的，台湾还有很多热爱、深爱、无条件地执著地爱中国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么东西去跟他谈统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骂呢？

重点不在团团和圆圆，您知道吗？重点也从来就不在民进党，您明白吗？

重点就在“冰点”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上，因为，说穿了，锦涛先生，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份子，您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

    其实，我们本不该对霍霍的磨刀声充耳不闻，因为新政从来都在“打左灯向左转”，频频发出的信号也从未有过任何不和谐的音符。无论是加强执政能力的叫嚣，还是对维权浪潮的拼命打压，乃至对言论空间的追杀，以及对舆论监督的诸多限制，甚至早在上台前对民间修宪活动的迫害，其风格一以贯之实可谓始终如一。“冰点事件”表明，新政与真相为敌的赤裸裸，终于到了赤条条的地步。看起来，这2006年的第一场雪，早在四年前就已凛冽彻骨。这个缘木求鱼的和谐社会，从来就不是我的情人。

    当局控制媒体言论的套路，是事先检查和事后惩罚“两手抓”，但像新政这样一味刚猛地一路走来，却也并不多见。曾记得八九之后的一段时期，稳定压倒一切和反对和平演变，是施政的主要出发点。苏东剧变和小平南巡之后，主义已被中共自身所抛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腐败的日益加剧，使得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而强人政治结束后的“江湖”上，仅有的信念便是追求“稳定”，能做的也只有掩盖真相。笔者认为，眼下这根压倒了一切的“稳定”信条，恰恰是危害稳定的万恶之源。

    “冰点”的横空出世和悲壮牺牲，在“新中国”写满了屈辱的新闻史上，留下了让后人驻足凭吊的墓志铭。在这个不可能有新闻的时代，李大同和他的冰点同仁们，凭借着匹夫之勇只手擎天，承担起了“影响”时代的使命。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是他们是有着做人底线的报人，他们宁愿自己“剁手”也不肯无原则地为“灯塔”作怅！既然在赵勇之流小官僚的面前，冰点非但不肯投怀送抱，甚至不愿低眉顺眼，那么秋后算账便是迟早的事。因而，不论当局以任何借口行事，冰点都注定在劫难逃。

    但是对“冰点”周刊的封杀，只能说明当局的无比懦弱。这种懦弱是如此地深入骨髓令人不齿，是因为它已经到了连自己的历史都不敢面对，甚至连《国际歌》也不敢低吟的程度。而当局对于末日审判的恐惧，不仅已被局外人认清，甚至连那些专司“批发”真理的宣传部门，也习惯了用口耳相传并且禁止记录的方式作恶——记者师涛的十年冤狱，便是最新的恶例！纵观民国以来的百年历史，从未有过任何一个政权，是如此的迷信强权，同时又是如此的畏惧真相，而且是如此的依赖谎言。一个惧怕真相的政权，单靠保鲜防腐，终究难以持久。

    当局对冰点的整肃，无损于真相的传播。正如滕彪博士所指出的，从来不曾有谁战胜过真相！笔者认为，我们能在漫长的冬夜中捱到今天，是因为有冰点反射出的亮光指引，是因为心中有那不死的希望顽强地疯长，昨天冰点的融化，则只能预示着严冬之后的春天即将来临。冰点选择了悲壮地走进历史，对冰点事件的不再沉默，便是我等应有的回馈，这也是我们对自己良知的起码交代。

   连冰点都已融化了的冬天，已经只能是残冬，春天再也不会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