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昨天，对于中国诗歌界来说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日子，中国诗歌界近百名诗人、诗歌评论家、研究者齐聚北大，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人也热爱诗歌创作的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先生郑重宣布，中坤集团向诗歌界捐赠人民币3000万元，用以促进中国诗歌事业的发展。

　　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说过，在当今这个务实年代，民众的精神困境是令人忧虑的，诗歌被遗忘绝不是社会的福音。幸好，像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同时也是诗人骆英这样的人始终没有忘记诗歌，3000万元的捐助，应该说给予了中国诗歌界很多的可能和希望。正如帕米尔文学工作室唐晓渡所说：“捐赠3000万元设立诗歌发展基金，即便在全球范围内，恐怕也称得上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大手笔；但惊世骇俗肯定只是其意义的一小部分，并且是最表浅的部分。正如一首大诗，也许多年后我们才能真正看清并正确评估中坤此举所具有的巨大建设性，而现在就可以确认的是：它必定远远超出报恩或反哺诗歌的原初动机，超出集团的自我形象设计、企业文化特色、综合发展战略等利害关系，超出董事长黄怒波，即诗人骆英先生的雄伟胆魄，甚至超出这一切的总和。对此我们除了赞赏，就是感佩。”

　　2005年的文化现象在年终时受到各式各样的总结、点评，这不是因为这一年文化方面可圈可点之处甚多，而是因为只有几只猴子在如来佛的手心翻筋斗，容易吸引和集中人们的目光。尽管2005年的文化现象多半是乏善可陈，但有关的评论更是乏善可陈，所以值得重新议一议。

　　国学热。2004年的“少儿读经”、“文化保守主义年”之说已经使国学成为热门话题，2005年国学派趁热打铁，急剧加温。这样的加热升温，2006年怎么办？我的良好祝愿是不要打摆子，中国的事情，往往是进两步就要退三步。人们记忆犹新，10年前的那一次国学热，来势也是迅猛异常，但不到两年就急速降温、无疾而终。文化建设是一个稳步积累的过程，不能像我们熟悉的口号那样：“XXXX运动，七、八年又来一次”。

　　不打摆子的前提是不要生虚火，比如，读经是可以的，办国学院也不错，但千万不要八字还没有一撇，就在那里幻想要立国教，甚至幻想王朝政治复辟，自己弄个国师当当。至于那种学费几万元，门票上千块，听课坐飞机的“老板班”、“大款班”，还是早早结束为好，因为国学毕竟不是钻石戒指，用来供富人炫耀。

　　超级女声。对超级女声的赞誉和贬斥，对它的过度解释，差一点形成超级男声。这一点再充分不过地说明，人人都想参与，参与的热情与激情，是人性的最大秘密，是市场永不枯竭的动力。唱得成就唱，唱不成就追和捧，不好意思去追和捧，就在一边发表评论。

　　操办超女的人有一颗超级经济头脑，他们只需有一个简单的设计，让女孩子怀着“赌赢了是运气，赌输了也不亏”的心理去报名，以后的事就不用多操心，人们的表现欲望，争强好胜心理，竞争意识，纵横捭阖，会自动使事情滚雪球般地扩大发展。他们赚足了钱，还意外地赚得深谋远虑的名声。

　　照道理，在2006年，超级女声应该是最大的看点和卖点，但我断言，不会有超级女声了。我给得红眼病的人找一个最好的借口：超女是2005年最大的群体性事件！

　　巴金逝世。虽有“字字千金”一说，但一般认为那是文人的夸张，不过有几个字真的贵似千金，能使等身的著作黯然失色，能使半生的盲从、懦弱和迷失得到宽恕，这就是巴金的“讲真话”三个字。为什么这句话引来亿万人的景仰，使得巴金名垂千古？其实这三个字是再普通不过，但有时居然是极其稀缺的资源。就像喜马拉雅山的顶峰，其实也就是普通的岩石，但世上能有多少人上去？难道不是有许多勇敢无畏者为了达到这个高度而遍身伤痕，还有人为此粉身碎骨？

　　有人说巴金是中国的良心，这不知是过于抬高巴金，还是贬低中国人？不过至少可以说，巴金是向善之人。对巴金的问题是：“他到底说了什么真话？”对我们的问题是：“不说假话能不能活下去？”

　　韩剧。我没有被韩剧吸引和感动，倒是被眼红和攻击韩剧的电视片制作人震惊，他们把要韩剧还是要他们的产品提高到爱国和民族大义的高度，倒使人不禁想开导他们一下。

　　《大长今》等广受欢迎，使人感到韩国的编导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生活的立场编排故事，虽然只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但人们毕竟有亲切感，而我们的东西缺的是人情，而一旦想表现人情，也往往不是使人起鸡皮疙瘩，就是把人吓跑。中国的编导似乎乐于站在统治者，尤其是帝王的立场上编排故事，为他们争夺天下的残忍，宫廷政变的阴谋，或者为后宫妃子们的争宠掬同情之泪。

　　韩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走在中国的前头，他们的大众文化生产也走在前头，有些产品高出我们一头也没有什么令人奇怪的。不过我们的电视剧也有一个优势，像卧龙保护区里的熊猫，虽然繁殖力不强，但日子过得挺舒畅。

　　陈丹青、贺卫方的请辞声明。一位清华大学的艺术教授，一位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对现行的研究生招考、培养机制的质疑决非偶然，他们的行动有点像唐•吉柯德，但他们面对的可决不是风车。有人批评他们为什么不在体制内谋求建设性的解决，我想原因并非是他们不想为，而是事实上不可能。他们的请辞声明毋宁是一种绝望的呼喊，意在引起同道和公众的注意，正如贺卫方所说，弱者的选择也许只能是回避。

　　其实，我在各种饭局上和私下谈话中，知道大学教师们、系主任们、院长们和陈、贺两位的看法没有什么差别，而且是同样地激烈、同样地一针见血，差别在于他们在会议上、报告中说的是另外一番话。

　　刘心武和红学家之争。如果这是关于《红楼梦》理解和解释的学术观点之争，那么刘心武多半要败下阵来，但事情变成了刘心武有没有发言权，该怎样发言的争论，他就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不知道是红学家们的糊涂颟顸，还是刘心武话语策略的高明。一个名气那么大的作家在一场不涉及敏感问题的争论中成了自身言论自由的维权者，焉有不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道理？

　　也许红学家们是容不下谬种流传，有些气急败坏而乱了章法。看来中国的文化人还不习惯于参与公共事务，其实他们本不该抱怨中央台邀请刘心武去讲自己的观点，但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央台作为社会言论的公器，有义务在学术文化争论中保持中立性和维持言论机会的平衡。

【2006年1月23日狱委讯】2005年12月21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异议人士许万平先生作出了审理判决。  该判决书里，对中国民主党及其海外工作人员徐文立、黄华及顾问王希哲三人有多方的涉及。并把许万平先生与三人的交往，作为判决许先生有罪的重要证据。我们为此十分的愤慨与不解。为表达我们的意见与抗议，特发表声明如下：  （一）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许万平先生的审理，多方涉及徐文立、黄华、王希哲三人，却片面地使用并不可靠的电子邮件信息作为证据，从未传招徐文立、黄华、王希哲三人到庭应讯，提供直接的证词和说明，这对许万平先生是不公平的。这必将发生证据认定上的错误。  例如，王希哲从未向许万平先生提供5000元人民币买电脑的资助。判决书说：“2003年7月，王（希哲）委托广东人李少彬向许万平之妻陈贤英的账号汇去人民币5000元，并为此向李付了手续费……李少彬不知道收款人与汇款人的关系，也不认识双方。”既然如此，没有王希哲的直接证词，法庭依据什么认定委托李少彬汇款给许先生的正是王希哲？仅依据所谓“重庆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安总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是必定片面的，是出于先验猜测的有罪推定的。  又例如，对黄华的汇款，只要稍微分辨就可以发现法庭使用了错误的材料进行了错误的认定。  涉及徐文立的部分，也有类似造就冤案的情形。因此，我们要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进入二审时，传招徐文立、黄华、王希哲三人到庭应讯，对一切有关证物作出直接的说明。  （二）最关键的是，许万平先生案的审理定案，以及近十年来，中国法院对中国民主党活动家近百人次的审理定案，都是建立在认定中国民主党是一个意图颠覆现存中国国家政权的“敌对组织”的基础上的。这个定案的基础，就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民主党是一个主张以“公开、理性、和平即非暴力”的方式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党。她的基本纲领要求“开放党禁，建立分权制衡的民主宪政”。这是近代一百多年来包括先行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无数志士仁人们，共同主张的建国理想。中国民主党的基本主张没有超出中国共产党当年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解放而奋斗牺牲的主张。执政了的中国共产党没能实现这个理想，是他们的历史失误。中国民主党的纲领，仅仅要求纠正共产党的这个失误，有什么理由能够把她视为意图颠覆现存国家政权的“敌对组织”？  我们注意到，这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许万平的审理，第一次明确引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中国民主党性质确认的《说明》，并把它列为认定许万平有罪的第一证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确认‘中国民主党’ 为敌对组织的说明证实：‘ 中国民主党’于1998年6月成立，在国内外设有分支机构，该组织敌视我国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组织策划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第五条的规定，公安部认定‘中国民主党’为敌对组织。”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向法院提供的上述对中国民主党性质确认的《说明》是错误的。  （三）我们知道，1998年6月以后，依据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中国民主党于各省先期发起成立的筹委组织，都在各所在地向当地民政部门提出了注册申请，以后部分地区筹委才改建为党部。若经审查，公安部认定中国民主党为“敌对组织”，它就应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会同民政部对“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或者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中国民主党正式宣布“予以取缔”。事实上，即使在中国公民权利最受践踏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谢富治领导的公安部在取缔所谓“反动组织”时，都是公开这样作出宣布的，使被取缔组织成员知所遵守和申诉。但1998年6月以后的中国公安部从未对中国民主党说明理由作出正式的宣布取缔，却把它对中国民主党性质确认的《说明》，秘密提供给各级法院，作为对中国民主党审理定罪的内部掌握的官方基础证词。这是完全不合法的，是不符合建立一个公正的公开的法治国家的精神的，因为它事实秘密剥夺了中国民主党被中国公安部认定性质后，申请组织它的公民们的申诉权利。从这点看，难道今天的中国公安部在对法律程序和公民权利的尊重上比文革时期的谢富治公安部更加退步？  （四）我们强烈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正式公布它对中国民主党性质的认定，并说明理由。对公安部提出的认定理由，中国民主党成员愿意依法向北京市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等待人民法院依据中国宪法和法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认定本身，作出公正公开的裁决。中国民主党将服从这个裁决。如果可能，王希哲、徐文立、黄华愿意回到中国参与这一诉讼，并承担自己应予承担的一切责任。  我们深知，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往往偏于对公民权利的限制而不是保障，因此，未必有利于公民对自己权利保障的诉讼，但即便这样，走出上述一步，起码在程序的公正上，也将标志了中国向真正文明的法治国家，跨进了一步。  特此郑重声明，亟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级人民法院、公安部、民政部研议采纳。  徐文立（签字）黄华（签字）王希哲（签字）  2006年元月22日  附注:  徐文立，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召集人。现居美国罗德岛州。 Email:[email protected] 黄华，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副秘书长。现居英国伦敦。 Email：[email protected] 王希哲，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顾问。现居美国加州奥克兰。 Email: [email protected]

 

　　罗伯特·格雷(1945—  )是当代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曾获得过许多大奖,享受英国、德国、日本及美国授予的研究津贴和基金。他被誉为英语国家中现今一位最伟大的诗人。在澳大利亚,他的诗是许多中学生的必读材料。格雷在197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溪水日志》(Greekwater Journal),接着又连续出版了七本诗册,《余像》(Afterimages,2002)是其最新佳作。他的最好作品的选集《1963—1983诗选》(Selected Poems 1963—1983)于1985年出版,随后在1998年又出版了《新诗选》(New and Selected Poems)。本中文译本选自1998年版《新诗选》,另外还包括了《余像》中的最后十首诗。

　　格雷的诗脍炙人口,令人难忘,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他的诗风以清新、明晰见长。虽然诗中充满了意象和隐喻,但并不晦涩难懂。格雷的文风,正如他在许多诗中表达的那样,力求清晰,尽可能地将他看到的和理解的精确地表达出来。他经常向我们提及著名的画家及他们的名画,似乎暗示他的诗与强调视觉艺术的画家显出的形象的敏锐与洞察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988年版的《钢琴》(Piano)中有一首名为《在夏日的绿阴下》(Under the Summer Leaves)的长诗,在这首诗中,格雷利用我们在绘画艺术方面的知识来解释他在创造意象时使用的方法:“名画大师那儿学到的详尽描述”,他讲述了他描述澳大利亚复杂的自然风景的努力。稍后,在同一首诗中,描写澳大利亚蓝天上云浪翻滚的轻柔时,他自认受到了提埃坡罗的影响。他对澳大利亚两个最著名画家的风景画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关注:   

　　在汤姆·罗伯茨的小树苗

　　和诺兰的树皮中有一种节奏。   

　　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格雷用一系列绘画的手法,如风景和具像画来阐述他最新的作品《余像》。他自己也说他的诗“是由视觉经验转化成的语言”。

　　格雷诗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色是他擅长描写已知的世界和自己对此的反映。他不是一个超自然或纯理论诗人,作品以对自然和纷繁复杂世界的敏锐感觉为基础。他认为明晰的写作风格最能表达他直接看到的事物。在一次访谈中,他说:“对我来说意象似乎是表达物质观时最合适的方法。”在本书一首名曰《在一个小港湾》(At the Inlet)的诗中,他写道:生命的圆满在于对事物的沉思。1993年版的《某些事物》(Certain Things)中有一首名为《幻想》(Illusions)的诗,其中他又写道:相信“这个世界不是它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在本质上是错误的。而在本书的另一首诗《证言》(Testimany)中,他强调不要相信那些以任何方式许诺有什么可以比地球更美之徒;相反地“我们惟一的天堂是平常的一切:我们为此处的实际存在所滋养。”

　　第三,格雷的写作技巧和多样化诗风令人瞩目。他能娴熟地驾驭自由体诗和传统的韵律诗。其诗的体裁包括短篇、长篇、散文体和叙事体。他的散文体诗(如本书中的《一首关于大自然的诗》)和他最好的抒情短诗一样表现出了敏锐的观察力和意象性。

　　还有重要的一点,即格雷对佛教中的禅宗和运用东方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所表现出的兴趣。他反对西方的“元叙事”概念,这些概念用神学和绝对的方法来解释人类。他特别强调具有地方色彩的一些可观察到的直接的东西。格雷不认为有一种更强的力量能控制和影响我们的感受和理解;相反地,他的诗暗示我们,我们正是通过格雷所见所感来理解这个世界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在他的许多佳作中,他总是在描写观察客观事物所带来的激情和愉悦之间体现一种精细的平衡,同时努力探索这些事物的意义及于我们生活的重大关系。格雷的作品告诉我们,诗人的作用是帮助我们更清楚和更敏锐地看到在我们面前展现出来的世界包含了什么。

　　作为诗人,格雷对我们首要的影响是他呈现了新南威尔士州北海岸生机勃勃的风景,那是生他养他的故乡。在《旅行:北海岸》(Journey:the North Coast)这首诗中,他描写到他在“装修好的房子过了十二个月”后,乘火车回到他早年生活的地方。以下是他透过车窗看到的情景:   

　　列车的影子,就像鸟影,

　　疾驰在银灰色的田野上,

　　越过那些看似从石头上劈开的篱笆

　　和一丛丛羊齿植物,

    　一个尽是草根的红泥土堆,

　　越过那漂满原木、树叶

　　和腐朽发黑的树干的小溪   

　　这些意象非常清晰引人,格雷用直白精确的语言来表达其视觉感受,确立了他早期的声誉。他被称为“澳大利亚诗坛上最具慧眼的诗人”。毫不奇怪,这种将视觉感受具象化和语言化的能力使格雷对用意象手法写诗越来越感兴趣,如他用日本俳句的传统手法创作的诗。在《溪水日志》中有几首诗就是这样的,而后来的每一卷诗中则更多:   

　　闷热的夜晚。

　　月亮又微小且模糊,

　　就像一杯水中的一粒阿司匹林。

　　……

　　烟囱,夜晚的天空;

　　这缕轻烟,踌躇水下的一位女子的长发。

　　(摘自《溪水日志》中的《组诗十三首》)   

　　这些诗作的魅力在于所用的隐喻是那么确切和大胆。显然格雷的兴趣和能力已远远超过对自然景色的简单描述。他已经能够熟练地攫取外部自然世界中贴近得令人惊异的形象,使我们对所看到的周围的事物更加敏锐。

　　格雷的第一本书就表现出了他对中国和日本看待世界的方法以及佛教感兴趣。在澳大利亚诗坛上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先入之见。在他的第二本书《草书》(Grass Script,1978)中,他将佛教中的发现直接体现在对新南威尔士州北海岸风景的持续关注上:   

　　我在树下整天地研读,

    　对中国古人

　　着了迷,

　　他们寻找正确的生活方式,

　　发现人必须顺应自然,

　　顺应

　　我们自我以外的东西;

　　他们热爱这个世界。

　　(摘自《达摩载体》)   

　　在同一首诗中格雷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自此它也一直成为他作品的中心。没有不变之物,他写道,没有什么可称永恒,只有变化。   

　　事物的本质

　　只不过是一空无

　　存在于乌有之乡。

　　这是它自有的本性。

　　它的根本特性就是“空无”。   

　　在格雷最新的书中,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中。”他说,“谁可能逃脱?”任何事物都离不开自然界的法则和形式。   

　　世上的万物都在流动,这意味着

　　没有什么实体,在现实的

　　某个层面上,一切都在变。

　　 (摘自《事物的漂流》)   

　　在澳大利亚,罗伯特·格雷被认为是一个有争论的诗人。一些评论家认为他一直信奉意象主义,这限制了他,使他不能超越眼前和表面的东西而看得更远。另一些人则认为他那种禅宗的超脱表明他与他人的普通生活是疏离的。另一方面,格雷因其写作的激情、意象的力量与纯粹,以及广泛的兴趣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受到大家的尊敬。最重要的是,他非常具有亲和力,作品有很强的可读性。他是二十一世纪初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此次将他的佳作译成中文,将有助于巩固他的国际声誉。
   　　　　　　　　　

　2006年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逝世一百年纪念，贯穿全年重新为作家“立碑作传”的活动，1月中旬在作家辞世的奥斯陆率先展开。
　　挪威中国艺术家共推新版《玩偶之家》
　　1月14日，“全球纪念易卜生系列活动”开幕晚会在奥斯陆市政厅举行，挪威国王和王后出席了有中国杭州越剧团参演的两小时盛会。世界各国10位杰出演员被授予“易卜生100年”特别奖。1月15日，以易卜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主题的雕塑展在挪威国家图书馆开幕，主要展出挪威女雕塑家妮娜·孙德拜（NinaSundbye）的作品，挪威财政部长与丽芙·乌曼等10位刚获“易卜生奖”的演员列席。在易卜生的出生地希恩（Skien），易卜生博物馆将于5月23日重新开放。易卜生剧院总监英格尔·布尔逊（IngerBuresund）介绍，曾在2004年来京演出《培尔·金特》的易卜生剧院将制作一台新版本的《玩偶之家》，由中国国家剧院和北京现代舞团的演员出演，易卜生剧院邀请一位挪威“新一代”导演与林兆华合作执导，音乐委约郭文景创作，最特别的是会请来中国的剪纸艺人担任“舞美总监”———给舞台剪出红纸的“玩偶之家”屋子。该版“娜拉”计划于今年9月25日在北京首演，2007年初到挪威上演。英格尔提到，易卜生剧院擅长做户外即兴表演，变换演出地点的时候，用车将演员连观众一起运到新地点继续演。2004年在北京的演出原本已经计划好在东便门一带做户外即兴演出，但前年年初的“密云事故”导致计划临时搁浅，然而在天桥剧院演出得到的反馈“还是很不错”，之后还邀请了中国国家剧院八位演员到挪威继续演《培尔·金特》，并引发了剧院再访北京的打算。
　　挪威掀起易卜生热潮
　　在奥斯陆城内，可以随处看到易卜生“复活”的迹象：他逝世前最后17年每天中午准时12点前往喝咖啡的“大饭店”，成为挪威导游介绍给旅客的必游之地。从“大饭店”步行可到的易卜生故居正在全面修葺中，世界各地的游客很快就能亲临1906年易卜生谢绝一切访客的书房。奥斯陆市中心的墙上、咖啡馆和酒吧的窗上，随处可见易卜生的肖像，剧场海报上可见“好莱坞易卜生”等等。在易卜生出生地希恩的易卜生剧院，今年夏天将排演一部综合性的易卜生作品“串烧”，英格尔说主要与自然景色结合，形式包括音乐、舞蹈和戏剧。而每年3月20日易卜生诞辰那天，挪威政府设立的“易卜生戏剧奖”都在希恩颁发。
　　易卜生剧院的执行总监格蕾·韦（GryWie）告诉记者，易卜生剧院一向极少演易卜生的剧作，今年是例外。希恩的居民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喜欢看易卜生的戏剧，因此剧院主要针对外地观众，在选择剧目上以新创作为主，即使是易卜生的作品，也偏重创新的演绎方式，主要就是演《培尔·金特》———“金特在45年内足迹遍及欧洲，我们特意把易卜生和金特两个角色分离开，让观众随着金特周游历国”。说到《培尔·金特》，英格尔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秘密：《培尔·金特》组曲的作者格里格有信件显示，当年易卜生向格里格委约作曲时，格里格原本“非常厌恶该剧浓郁的民族主义情绪”，答应易卜生后打算以同样富含“民族主义”的音乐讽刺该作品，不料反响奇好，而且没有人读出当中的反讽意味。英格尔说，在挪威大家对这一段掌故都三缄其口，不愿意破坏《培尔·金特》在戏剧和音乐上的双重“国宝”形象。
　　在挪威期间，记者分别对挪威易卜生研究中心教授克努·布伦希尔斯沃勒（Knut Brynhildsvoll）和挪威电影及戏剧界“国宝”丽芙·乌曼（Liv Ullmann）做了采访，他们谈了自己对易卜生的感受，也能从一个角度看到今天易卜生在挪威人心目中的地位。

　　丽芙·乌曼：易卜生是我的好老师
　　新京报：你在挪威被公认为演易卜生最有名的演员，你演了易卜生的许多角色，有何体会？
　　丽芙·乌曼：很难说我如何理解易卜生，因为女性是个体的人，在易卜生不同的戏剧里有不同的形象。但他剧中的女性大多象征是在往“真知”的路上，途中总遇到因为成长背景或社会现状带来的阻力，她们中间因而产生了分化：一部分选择回头，一部分选择继续向前。因此我理解她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
　　新京报：你会把易卜生作品中的女性跟你自己的生活经历联系到一起吗？它们有怎样的联系？
　　丽芙·乌曼：我从易卜生的戏剧中领悟到许多智慧，不少角色我演了不止一次，每次演，随着年龄阶段的不同，我都有新的发现。易卜生是我的好老师。我没有最偏爱的角色，但《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是我演得最多的，对我来说也最具有启发：我们女性，其实一直都像娜拉那样不断起舞，但并不是绝望的舞蹈。我们在以各自的方式起舞，在大多数依然以男权为上的社会中，在追寻真知的路上。
　　新京报：比方说，第一次演《娜拉》和现在看剧本，感觉具体有什么不同？
　　丽芙·乌曼：我第一次演娜拉是25岁的时候在电台，第二次是30岁在剧院演，然后32岁的时候做巡演，40岁的时候去百老汇演。现在我重看剧本，感觉完全不同：最强烈的感觉是娜拉要展示的是许多不同的大写的“人”，而不仅是一个个体。
　　丽芙·乌曼，挪威最有国际影响的电影、戏剧演员兼导演 

　　布伦希尔斯沃勒：易卜生不局限于时代
　　新京报：请介绍一下易卜生研究中心的情况，挪威本地的学生多吗？
　　克努：易卜生研究中心是挪威惟一研究易卜生的学院，我们每门课程有10到15人，不想再增加人数，因为教授只有两三个。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没有什么挪威人，因为研究中心是用英语教学的。目前有两个中国人在易卜生研究中心攻读硕士学位。我们跟中国的清华大学等都有合作，去年我们在中国有过易卜生研讨会，今年8月我们会在南京举办研讨会。
　　新京报：易卜生今天在挪威受欢迎程度如何？
　　克努：这一代我不确定。我们那一代读书的时候，课本里都有易卜生的作品，是必修的，但今天不是每个学校都这样了，今天的教学只是鼓励学生结合挪威、瑞典和丹麦的文学传统去自己写作。但我认为人们还是需要阅读自己国家的文学经典的，强制阅读在某种阶段也是应该的。
　　新京报：易卜生擅于刻画19世纪的社会现象，你认为易卜生的作品是不是有时代局限性？2006年挪威要发起全球纪念易卜生的系列活动，你认为会不会勉强？
　　克努：易卜生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历史时代，他的作品也不限于关注社会问题。只有阅读过易卜生，才会了解他的东西多么有意思。他的作品蕴藏着不同层次的含义，可以代表不同的象征意味，任何一个时代读他都会有新的视角、新的领悟；易卜生的作品也会令读者联想到自己的生活经历。也许这是易卜生的戏剧登台之多仅次于莎士比亚的原因。
　　克努·布伦希尔斯沃勒，挪威易卜生研究中心教授

　　张广天推出了自己的新书，名为《人类的当务之急》。“这个题目是我的发行商给我起的‘命题作文’，而其实我是朝着干掉这个题目去写的。这样，写起来就很有挑战。谁会适合回答这样一个题目？就是说，你可信的地方在哪儿？最后，人家信了又怎么办？我的意图，不是让人信我，而是怀疑我。”张广天这样解释自己出书的动机。他说《人类的当务之急》是为了质疑理想，“我可以告诉你什么不是理想，或者也可以说什么是理想。但别人的理想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的理想和你又有什么关系？你看了，有意思就行，不是为了让你信我，而是为了让你有趣。”
　　此书共分四个部分，好像戏的四幕：第一部分写作者的朋友一个叫京不特的人的传奇故事，第二部分是作者的独白，第三部分跳到一则神话故事，最后一部分是作者的排练经历。张广天称，这样安排，是努力先让读者相信这个叫京不特朋友的离奇故事，和一个怪导演的怪想法；但在后面，又走进神话去闹事了，这就看起来离谱了，也就是说，刚建立起来的可信被消解了。
　　在戏剧创作方面，张广天表示今年打算跟奥地利合作弄五六个戏，自己做一个，还有的请别人做。“我准备排《英雄广场》，伯恩哈德的剧作。他反法西斯，但不是骂德国，而是说奥地利人自己。他的作品是对民族主义的反思。我觉得这个对咱们中国也特别重要。我们这几年来，民族主义也很喧嚣，也是特别需要警惕啊。”

     在我的友情链接里，“安替博客”和“blog中文翻译”在2005年里曾先后被屏蔽，我也为我的这两个链接做过“黑色XML标志”[见左图]，算是祭奠。今天去看“blog中文翻译”是已恢复。安替则不同，在第一次被屏蔽后，曾另择它处而居，又活泛一时，最终再殁！
     我之所以祭奠一些博客——现在想祭奠已多的忙不过来——是为了那个我并不认识的人的说话的权利而非其观点或者说部分观点，恰事实是我不喜欢第一次被屏蔽后择居复出的安替，因为以前的文字更具思辩。现在的安替是又一次被屏蔽了，其内幕不详，我也向来不愿追问其背后的为甚？因为那太累太烦，亦往往于事无补。我却关心的是我们究竟可不可以说话，像人一样。另外说话是否也要分出个三五九等呢？
     因为不喜欢你的说话就贴胶布于你之嘴，是我们的施政技巧之一。这在17年间（1949-1966）有过；在十年间（1966-1976）也有过；直到现在（1976-）依然有着。这就无不证明了我们的幼稚，幼稚得试图抵御现代文明的进程，阻止现代科技的发达，甚至是要阻止人体的天然机能，生物性的嘴唇开阖。这就尤其像是“欲盖弥彰”或者说是“掩耳盗铃”了。我为我活了半个世纪没有遭遇战争而庆幸，我亦为我活了半个世纪说话须得掂量而行而悲哀。
     湘籍作家何立伟最近著作《大号叫人民》此名委实是好，启示匪浅！假如人民代表有一天也只懂“一手举馒头，一手举拳头”时，那么人民代表就只可在民间存在，因为大号叫人民的人民尚有最终的发言处。博客就是了！因此“博客”亦可算作人民代表提案处呢。你还关闭这个“处”吗？当然，由你。
     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我们就看看历史上我们的《中国话语屏蔽史》[我的，想成书但尚未成书]。
     1989年之前，我们还有公然巡游于街头的无线电监控车，由此至前，到1949年算起，早期的监控说是为了防止美蒋特务与国内地下反动组织里应外合反攻大陆的颠覆目的，这个尚可接受，稍后的和平时期则全然转换功能为监控人民的话语了……那样的历史到得文革十年，已经恣肆至极点。“下乡知识青年之歌”就曾是典型一例。
     1968年，在知识青年下乡的年代里，曾经于地下流行过大量反映知青情绪的歌曲，如：《西昌知青之歌》《知青之歌》、《南京知青之歌》、《告别南京》、《昆明知青之歌》、《重庆知青之歌》、《望断蓉城》、《山西知青》、《告别广州》、《沈阳啊,沈阳》、《蓉城知青之歌》……
     手头收藏的有以下三首的歌词——

其一：《蓉城知青之歌》[根据电影《古塔奇案》插曲“秋水伊人”改编/原唱  龚秋霞 /彭丽媛唱“秋水伊人” ]
望断蓉城/不见妈妈的慈颜/更残漏尽/难耐衣食寒/往日的欢乐/方显出眼前的孤单/梦魂何处去/空有泪涟涟/几时才能回成都/妈妈呀/几时才能回到故乡的家园/那滔滔的锦江水/那壮丽的人民南路/依旧是当年的情景/那篱边的雏菊/空阶的落叶/依旧是当年的庭院/只有你的女儿呦/妈妈呀/已陷入绝望的深渊，在忍受着无尽的摧残/
   
其二：《山城知青之歌》
流不尽的长江水/止不住的辛酸泪/长江嘉陵江哭泣声不断/伴着知青去远方/啊/衰老的爹娘别为我悲伤/
盼不到的彩云归/留不住的雁南飞/秦岭大巴山一山高一山/你让我们天各一方/啊/亲爱的姑娘莫为我悲伤/
数不尽的苦和泪/压不弯的腰和腿/跟着太阳出踏着月光归/泪水湿透破衣裳/啊/冰凉的月光照着我的姑娘/苦难的人儿何时能返故乡/

其三：《南京知青之歌》[ 去听：1  2  3 ]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故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冲云/宵/横跨长江/巍峨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人生的道路多么曲折/多么漫长/生活的重担沉重地压我的肩上/
当我吻别了你/亲爱的姑娘/擦干了眼中的泪/忘了心中的忧伤/啊/心中的人儿我离别了你/奔向远方/爱情的种子撒落在异地它乡/
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神圣而光荣的责任/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修红地球/赤遍宇宙/美好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亲爱的姑娘/你在何方/野马似的小伙子把你爱上/高山啊你弯下腰/急流啊你闪开道/让我飞到她身边/细细看上她两眼/

     明眼人可以看出，由于历史的局限，在我所找到的三首歌曲里多只是些小资调的离情之作罢了，于国于政并无大碍。其中或是多愁善感之作如“更残漏尽/难耐衣食寒/往日的欢乐/方显出眼前的孤单/梦魂何处去/空有泪涟涟……”、“盼不到的彩云归/留不住的雁南飞”；或是恋乡思旧如“那滔滔的锦江水/那壮丽的人民南路/依旧是当年的情景/那篱边的雏菊/空阶的落叶/依旧是当年的庭院……”；也有在那时令人难以想象可以存在的对于恋人恋情的公然表露如“当我吻别了你/亲爱的姑娘/擦干了眼中的泪/忘了心中的忧伤/啊/心中的人儿我离别了你/奔向远方/爱情的种子撒落在异地它乡……”、“冰凉的月光照着我的姑娘/苦难的人儿何时能返故乡……”。值得我们认真的是，其中亦不乏含有那时期烙印的反映革命的万丈豪情之词之句如“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神圣而光荣的责任/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修红地球/赤遍宇宙/美好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这就要认识一下知青之歌的许多根本的不同来。恰恰长时期来，人们网开一面，对于那时期的遭遇者持同情态度而兼收并畜这些思想之作。因此广为翻唱，直到近年。其实这些东西现在看来只是一些音乐、文学爱好者于困苦时分的自然情感抒发而已，谈不上认识的深刻。有的甚至是极左思想产物与颓废思想的杂揉，如“沉重地修理地球……”与“是我神圣而光荣的责任”的前后矛盾。
     一时期，大陆视台湾对大陆广播为瓦解目的的“敌台”，亦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华华语广播为“敌台”，更视“美国之音”为头号敌台。而以上所有知青之歌又都是敌台们用以反间的最佳工具。
     1970年，我在大巴山深山与世隔绝的三年里，正是用一架八只晶体管5个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夜夜从中国干扰台的杂波缝隙里搜寻着千山万水间隔之外的那“敌台”。知青之歌便是在那时与我相识。坦率说这些歌曲简单到只有哀怨，由于人民参与政治的被阻止，思想被禁锢，知识青年真的就不知道自己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是在中国历史上正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悲剧角色。原谅他们也只有缩回到自己的思想后院，做着一些对花落泪的小勾当。而襄渝铁路线上涌动着的数十万学生劳工却一律是童工年龄的16至17岁年纪，这个在政府是否该作以解释呢？尽管那已历史。
     因为童工，思想并不成熟，知青之歌的软弱和消极，以及他们思想的贫乏和欠缺深度是情有可原的，但即使是这样的小小情绪也被当时政府视作为洪水猛兽而加以扼杀而屏蔽。也就是因为我有全连唯一的一台“可以收听敌台”的收音机，我在“路线斗争教育”运动中被“专政”，是犯了错误的人。甚至被认为是“贵族小集团”而遭到批判。那年我17岁。
     事情发展到极端，众所周知，知青之歌的部分作者后来遭遇了被捕、专政、流放，以至终其政治生命于一生的对待。
   
     ……我以为早已被遗忘了。3000万知青的苦难较之几亿人在一个神圣意志驱使下虔诚地相互折磨血泪纵横的劫难而言，犹如旷野虫鸣渊底蛙声。作为这‘史无前列’的‘新生事物’，随‘文革’被彻底否定而完结了性命……然偶有闲暇小憩，逝去岁月的旋律时常会一个乐逗、一个乐句或动机，甚至一个乐段从自以为平复的心底泛起……真的忘了？那是300万‘共和国新生代’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啊！这一涵盖了中国城乡，触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波及成千上万家庭及其亲友的历史。这一国家付出300亿元的知青运动，就这样不分青红皂白，无声无息的消失了？歌，在游荡；心，在流浪。…… 《序曲 岁月如歌》[孙伟语]

     中国的话语屏蔽史是悠久的，其现实中的表现总是变换着或慈善或公允或“以大局为重”、“团结为要”的说词和面目。这个让我时不时想到着王克平[星星美展主要成员]的名言“那是要争取来的，而非恩赐可得……”[大意]。

　　回望2005年的图书，除文学类图书，一批非虚构类图书同样不可忽视。它们的出现，让2005年的阅读异彩纷呈。

　　畅销不衰的史书

　　史书可以说是近年来图书市场的常胜将军，2005年也不例外，先是海外学者唱主角，接着国内学者也不甘示弱，史书可以说从年头“红”到年尾。
2005年初，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大历史不会萎缩》等书刮起的“大历史”之风还未过去，同样来自美国的史景迁的中国研究系列6本又掀起海外史书高潮，作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史景迁最擅长的写作方式就是用讲故事的方法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在他的作品中既有《追寻现代中国：1600年-1912年的中国历史》这样倾力宏大主题的名篇，也有《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这样关注大时代背后小人物命运的佳作，不仅赢得了学术圈内人士的首肯，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市场业绩。此外，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等海外史学家的著作，同样引人注目。

　　严肃的史学著作如何在保证学术品质的同时尽量“好看”呢？在这一问题上，海外学者无疑做了非常好的榜样。胡月伟、钱法成、姚博初等人的《万历五十年》和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明显有着《万历十五年》的味道，它们的畅销证明“大历史”仍有其市场号召力。

　　去年，值得注意的畅销史书还有中华书局推出的“正说”系列。可惜，这股从电视荧屏刮来的“正说”之风，很快被淹没在拙劣的跟风之作中。

　　热闹非凡的红楼书

　　2004年销量超过10万册的周汝昌的《红楼夺目红》，似乎启发了出版界，令2005年几乎成了“红楼年”，一下子出了几十种“红楼书”，仅周汝昌就有《周汝昌梦解红楼》、《与贾宝玉对话》、《红楼真梦》、《定是红楼梦里人》、《周汝昌“红楼”内外续“红楼”》等好几种，此外，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冯其庸的《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蔡义江的《解读红楼梦》、王蒙的《王蒙活说红楼》、李国文的《李国文楼外说红楼》、闫红的《误读红楼》以及陈维昭的《红学通史》等书，几乎“染红”书店。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更是将这股红楼热推向高潮，并引起红学界的大争论。虽然有学者指出，这是一股红学虚热，要小心红学泡沫泛起，但似乎并不能阻挡这股热潮的继续。在近日举行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又有《刘心武“红学”之疑》、《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周汝昌论红楼艺术》、《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等红楼书现身。

　　耐人寻味的私人叙事

　　几本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的传记和回忆录让2005年的阅读，有些忧伤，有些淡定，感喟不已。它们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文革”期间的个人体验。与以往此类图书不同，它们较少宏观反思，没有动辄上升到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感喟，而是更个人化地展示出动乱年代里个人命运的无常。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收录了柳亚子、胡风、胡适等14位知识分子在1949年的日记，给读者展现了一个历史的横切面，对了解这一群体复杂的内心世界而言，这是一种靠近历史本身，更微观、近距离的观察角度；老鬼的《母亲杨沫》以非凡勇气写出了复杂而真实的人性；朱正琳的《里面的故事》以自嘲表现出时代荒诞；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对史料引用严谨，对历来重文学性而轻严密性的中国传记写作，更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

　　此外，《我们的钱瑗》、《逝去的大学》、《我的父亲沙飞》、《我与胡适先生》《不该遗忘的胡先骕》等书，以“小我”回望逝去的历史，追忆生活的碎片，更让人寻味。

　　妙趣横生的学者随笔

　　与稍显沉重的私人叙事相比，2005年出现的一些学者闲文趣文，便显得轻松，学者们“用业余的态度研究专业，用专业的态度研究业余”，使得这些“小文章”无论说史还是评论，总是能化繁为简，睿智，明白，于活色生香之间、历史缝隙之处，让人眼前一亮。余世存不添油不加醋，老老实实讲述的《非常道》，以《世说新语》的体裁，截取自晚清、民国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断，记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可以说是一部没有序和跋的细节史；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可以说是大历史的“八卦”读物，让人会心一笑的同时，也让那段历史立体生动起来。

　　李零的《花间一壶酒》，孟晖的《潘金莲的发型》，朱大可的《守望者的文化月历》，周泽雄、周实、张远山三人化名庄周合著的《齐人物论》等，轻松之处均透着深刻思考。

　　此外，逐渐进入主流视野的博客书、形成各类品牌的学术书、打造新科普概念的科学书等，都在2005年留下脉脉书香。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为何堕落成暴政者羞辱人权的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