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标:胡锦涛何时卖《人民日报》?

岁尾年初,台湾国民党和大陆共产党各爆一桩大新闻:台湾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要限期卖掉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党营媒体全部不留」;大陆共产党中宣部则辣手整肃以敢言著称的新锐报纸《新京报》,要把总编辑和两个副总编辑一股脑全拿掉。

一位香港电视记者告诉笔者,元月五日他们去《新京报》拍几个镜头,那里的记者告诉他们:《新京报》报头上「负责报道一切」几个字,已于去年十一月某日被悄悄拿去,报社门口的霓虹灯大招牌「新京报」也不知被谁撤去。国民党不断向文明人的方向挺进,共产党则继续朝吁野蛮的、不走正路的目标迅跑。

国民党的确应该卖掉《中央日报》,一个现代政党拿钱办报,搞自我吹嘘,是非常丑陋的事情。据说连战曾公开向马英九喊话「不要卖《中央日报》!」另有国民党中人建言将此报转赠连战。民间传说,古代有个时期曾实行六十(岁)活埋。钱玄同当年说,中国人一上四十就该杀。人老易悖,活埋或该杀则有些「过奖」。

实在太爱「中央」

《中央日报》不仅应卖掉,更应易名,比如可以考虑叫做「边沿日报」。从大陆边沿到台湾,从执政党边沿到在野党,已经没法再边沿了,号称「中央」实乃意淫,应该感到寒碜。世界新闻史上,我看叫《中央日报》的也就国民党的党报了。韩国也有一家《中央日报》,韩国属于中华文化圈。人家美国,压根不叫中央政府,叫联邦政府。英国,政府叫联合王国政府,也不叫中央政府。世界各国,以national指国家;而中国,以中央取代国家。中国人为甚么不爱国?就因为这。

中国人实在太爱「中央」了。既有《中央日报》在台湾,共产党不便在大陆另搞一个中央日报,于是便在其他行业发了疯地「另立中央」,诸如中共中央、中央党校、中央团校、中央乐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新闻纪录片厂、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人民政府、中央电化教育馆、中央气象局、中央科学教育研究所、中央编译局、中央美术学院、共青团中央、中央警官学院、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中央统战部等等等等,能中央的全中央了,只差中央流氓、中央娼妓、中央绞架了。毛泽东那样极权和过敏的人,居然听任这么多部门寻求「中央感」、过「中央瘾」,足见中国人山大王心理的普遍和难违。

「人民」到处标贴

中央不中央,不在文字上,也不在形式上,而在人民心里。同理,能不能代表人民,也不在「人民」标签贴的幅度和密度。国号既贴人民二字,唤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处就更把「人民」贴得像小广告一样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领袖、人民公仆、人民英雄、人民艺术家、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大学、人民银行、人民教育、人民币、人民政府、人民警察、人民邮电、人民监督员、人民勤务员、人民电台、人民防空、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大会堂、人民出版社、人民医院、人民子弟兵、人民热线、人民政协、人民画报、人民交通、人民??生、人民武警、人民公安、人民消防、人民信访、人民公社、人民铁路、人民武装部、人民军队、人民广场、人民饭店、人民生活等等等等,就差人民屠夫、人民吸血鬼了。

边沿得不成样子

英国谚语云:说一百遍「蜂蜜」或「糖果」也不能把嘴唇变甜。喊一万遍「人民」也不能把人民敌人变成人民公仆。日前有人就《新京报》事件在网上发表议论:「《人民日报》无人民,《光明日报》不光明。」

《人民日报》实际上早已边沿得不成样子,异化成「敌人日报」了。我劝胡锦涛主席学习马英九主席「党营媒体不留」的精神,早日卖掉《人民日报》,把您所谓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到实处。否则,今天的共产党与曾经是自己打败的国民党相比,就太不思进取了。

内斯比特的童年“寻宝”

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永远潜藏着一个长不大的儿童。——林格伦

  伊迪丝·内斯比特(1858~1924):著名英国女作家,生于伦敦,她的儿童文学作品使她获得国际声誉,部分作品已成为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品。

  伊迪丝一生经济拮据。她21岁结婚,后来丈夫做生意

破产,又长期生病,她便一直靠卖文为生。1915年,由于她在文学上的成就,英国政府发给她养老金。

   伊迪丝的儿童文学创作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小说,写现实的家庭冒险故事,代表作是描述关于巴斯塔布尔一家的《寻宝六人组合》、《闯祸的快乐少年》、《想做好孩子》和《铁路边的孩子们》,这类作品中儿童性格刻画鲜明,家庭生活描写真切动人;另一类是非现实的童话故事,代表作有《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魔堡》等,这些故事悬念重重、曲折离奇、想像丰富,给孩子以如临其境、真实可信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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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许多想像力超拔并醉心于天马行空的情节虚拟的儿童文学作家相比,内斯比特是个非常注重童年记忆和内心体验的写作者。她的写作是呼应现实的,同时又是面向内心的。这就决定了她的家庭成长小说既拥有异常深厚的生活基础,同时艺术风格又是极其个性化的。小说中,其情感和细节的饱满、丰富常常让阅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将故事中的孩子和内斯比特的童年等量齐观,并深深浸染,深深打动。这样的情感力量和阅读效应,是我们在面对那些纯粹虚拟的故事时绝难体会到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童年记忆?或者说,童年记忆对儿童文学作家究竟意味着什么?林格伦曾说,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永远潜藏着一个长不大的儿童。的确,童年记忆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家园和故乡,更是儿童文学作家取之不尽的艺术宝藏。正是借助于记忆的召唤,儿童文学作家们才剥离理性和世俗的包裹,一次次返归童年,返归内心深处那个永远的儿童,以爱心拥抱生命的稚拙和纯粹,让智慧在情感和记忆中穿梭,在故事和细节里流连,最终顺流而下,抵达童年生命的内核。

  在这一点上,内斯比特自然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相比较世界范围内同时代的其他儿童文学作家,内斯比特记忆里的这个儿童可能更加清晰而持久。以至于,她只能选择不断为童年写作来释放对童年生命那种洞察幽微的理解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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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过内斯比特传记的人都知道,她的童年是布满了伤痛和无奈的。困顿不堪的家庭和颠沛流离的生活如同两个面色阴郁的幽灵,始终尾随着她的成长,也涂抹出她人生的灰暗基调。她原本有着令人艳羡的家庭出身。父亲是农业化学家,在伦敦还开办了一所私人的农业学院。内斯比特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幼年的她是父母和姊妹中最宠爱的。可是幸福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内斯比特三岁时,灾难降临了。随着父亲的病逝,这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很快陷入了困顿。为了照顾多病的大姐,全家先后迁往法国和德国。直到内斯比特13岁时回来。这期间,内斯比特的教育也是断断续续的。

  成人之后,她的生活道路也是充满了坎坷。21岁时,她和一个银行职员结婚。不久,丈夫就破了产。为了养活贫病不起的丈夫,她代人绘制卡片,并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四十多年。到内斯比特40岁之后,丈夫先是双目失明,不久就撒手人寰。内斯比特为了维持家庭,更是拼命写稿,常常写到筋疲力尽。1915年,因为文学上的成就,英国政府总算奖给了她一点菲薄的养老金,使这个贫困一生的儿童文学作家终于有了一点生活的保障……

  可以说,现实中屡屡发生的家庭变故和精神创伤深深影响着内斯比特的儿童文学创作。内斯比特用一个个趣味洋溢的故事抚慰着现实中遭遇不幸的孩子,同时也弥补着自己童年的遗憾和缺失。这一点,我们在她的小说中,时时可以看到。在她的笔下,外在的环境变迁、家庭不幸常常伴随着成长,考验着童心的内在质地,但最终,借助于爱心和理解,孩子们在与困难和命运的游戏和较量中,都无一例外地获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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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内斯比特笔下是非常典型的。

  巴斯塔布尔家近年来一直在走下坡路,不走运的事情接二连三。妈妈去世后,爸爸大病了一场。爸爸生病期间,他的生意合伙人卷走了财产……到最后,爸爸因为付不起学费,多拉、奥斯瓦德、诺埃尔、艾丽丝等六个孩子不得不辍学在家。

  为了挽救破落的家庭,奥斯瓦德提议大家一起去寻宝。他的建议得到了其他五个兄弟姐妹的一致赞成。他们先是在家里的地窖里掘宝,一无所获之后又转而去当侦探,去卖诗歌,去编报纸、投资酿酒……在经历了种种失败之后,他们却意外地从贫穷的印度人那里得到了财宝……

  《寻宝六人组合》,【英】伊迪丝·内斯比特著,任溶溶译,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定价:12.80元

  故事中,开篇就是妈妈去世,爸爸生意破产的家庭窘境。可是这样的处境里,我们看不到眼泪和悲伤,看不到无奈和忧愁,看不到怨艾和颓唐,看到的则是孩子们跳跃着的身影和智慧,看到了孩子们的忍耐和坚强,以及他们责任感和爱心交织的情感与心灵的真诚迸发。

 

  通观全篇,孩子们的寻宝行动是五花八门的。其中既屡屡出现“勇捉强盗,却又被强盗所吸引”“自行研制感冒药水”等让人忍俊不禁的趣味场面,也不乏“夜半窥视隔壁邻居”和“密谋欺骗老绅士”这样“不道德”的做法。但是,即是这样,你也绝对不能够把他们的这种寻宝的行动简单地看成是闹剧,更不能将他们的异想天开定义为荒唐。因为对孩子们的行为,你不能够简单地采取成人世界通行的“道德主义”的评判方式,而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视他们行为背后的心灵和愿望,从而认可他们“好心办坏事”的生命形态。比如,小说中,孩子们寻宝的目的不止于体味游戏的快乐,更在于“让穷下来的家重新富起来”。这一系列行为的背后闪烁着童心的智慧和真诚,这才是远比行动本身更为值得珍视的精神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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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斯比特是个理想化的作家。小说中,她总是不厌其烦、细致入微地描写孩子们的每一次寻宝,每一次玩闹,每一次闯祸。孩子们言行中渗透出的自信、乐观、率真、聪慧无一不显示了作家对童年生命情态的准确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事来源或许是内斯比特童年记忆和童年生活的再现,但是内在蕴涵上,更多的却是作家情感与心灵的发现,是作家通过自己的爱心、智慧传达出的更悠远、更深邃的心灵回味和精神缅想。

  这样的审美倾向也凝聚在系列中诸多闪烁着人性光彩的成年人身上。故事中,他们对孩子们的行为简直是感同身受、心领神会。最典型的就是“爸爸”的老同学“福克斯”。当他被孩子们误作强盗当场“拿下”后,竟然那么神情自若、天衣无缝地配合“表演”下去,这就让一场惊心动魄的“勇斗歹徒”的行动瞬间转化成为一场妙趣横生的游戏。

  他们都是深谙童心奥秘,葆有赤子之心的大人。面对孩子的“恶作剧”,他们不是怒发冲冠、呵斥谩骂,而是和颜悦色,轻言慢语,在呵护孩子自尊和真诚的同时,适时地给予他们提醒和引领。应该说,在这些极其“哥们”的成人形象身上其实寄寓着作家对童年生命的深情和期望。这是一份理想主义的情怀,从中也透示出内斯比特极其本色、本位的儿童观和教育观。

  相比起上面这些光彩斐然的邻居和朋友形象,内斯比特笔下的爸爸妈妈更是让人感慨良多,钦敬不已。

  在《铁路边的孩子们》当中,不幸以另一种方式不期而来。一场飞来横祸将爸爸带走,从此杳无音信。遭此大难,全家只好退掉城里的房子,迁往偏僻的乡下。可就是这等惨淡的局面,在妈妈口里,却变成了“宝贝们,我们将离开这座房子,住到乡下去。一座可爱的白色小房子。我知道你们会喜欢它的”。“我们要去玩一下做穷人的游戏,我的小妞儿”。何等沉重的现实,却又是何等轻松的口吻!一种爱心包容下的举重若轻的智慧,一种含泪的微笑。

  正因为爸爸妈妈们的坚强、乐观、善良、正直,所以,家庭尽管表面上危机四伏,风雨飘摇,但是从来不缺少笑声和爱意,不缺少正义和良知。或者说,正因为有这样的父爱和母爱的照耀,所以孩子们才会做出那么多充满勇气和智慧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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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知道,写作对内斯比特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她的天才的表达能力和对童年生命的深刻洞察促成了她笔下这些汩汩滔滔、绵延不息的故事,另一方面,写作也是她藉于谋生,藉于供养她贫病交加的丈夫的惟一方式。为此,命运多舛的女作家选择了一种更为便捷的叙述——系列情节,反复故事。这样的叙述和故事在作家的文学地图上是可以预先设定的。一个个平行的情节如同一串五光十色的宝石,被作家用细密的叙述串缀成一件灿烂夺目的珠链。

  而对阅读来说,萦回跌宕的情节和张弛有度的节奏引领着心灵体验的一叶扁舟,在文字和情感的高峰、低谷中徜徉迂回,深深沉浸,悠悠回味。这是一种别样的审美享受。

  从这个意义上说,内斯比特是个聪明的善于讨巧的作家。

  当然,内斯比特更是一个站在此岸世界,眺望彼岸世界的真实、务实的作家。在一系列家庭生活小说中,内斯比特固然写出了心目中的理想的孩子和大人,但是,她的故事却始终没有偏离现实中和记忆里的童年轨道。在她的笔下,孩子们的每一次行动无论怎样充满奇思妙想,怎样令人拍案称奇,都没有超出他们思维和认知的可能范畴。这是内斯比特现实的地方,也让她的故事在趣味的航道上一次次逼近真实。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内斯比特写的不仅是她的记忆,她的理想,更是她心底里那个永远长不大的自己。而这,恰恰是内斯比特笔下那些“陈年旧事”之所以光彩斐然的根本原因所在。

阿连德出马挑战《哈利•波特》


阿连德女士和狗   /摄影:威廉·戈登

  好莱坞买下了智利最著名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一套童

书三部曲的电影改编权,准备将其打造成《哈利·波特》和《魔戒》级别的超级儿童大片。

  这套三部曲包括以下三部:《野兽之城》(City of the Beasts,2004。原文书名和出版时间均指英文版。下同)、《金龙王国》(Kingdom of the Golden Dragon,2004)和《侏儒森林》(Forest of the Pygmies,2005)。阿连德女士外号“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文坛享有的极高声望,自然非罗琳女士可比。但反过来说,阿连德想当南美的JK·罗琳,也有大大的难度。不过,这套原属玩票性质的童书,在世界各地颇为畅销。

  此童书三部曲的英文版,由哈泼柯林斯集团在美国出版。该集团童书业务主编凯瑟琳·苔根(Katherine Tegen)告诉《纽约时报》,这笔电影版权买卖“对我们实属妙不可言,伊莎贝尔也极为兴奋”。

  买方是与迪斯尼公司联合制作了《纳尼亚王国:狮王、妖婆和大衣柜》的瓦尔登传媒公司(Walden Media)。《魔戒》三部曲的制片人之一巴里·奥斯本(BarrieOsborne)将监制阿连德的《野兽之城》。

  1942年,伊莎贝尔·阿连德生于秘鲁利马的一个智利社会主义政治世家,她的社会主义者叔叔萨尔瓦多·阿连德于1970年当选智利总统,三年后,在中央情报局和右翼军人的流血政变中被枪杀。伊莎贝尔终也出逃,长年流亡国外,并以1981年轰动文坛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幽灵之家》走上文学道路。

  《野兽之城》是伊莎贝尔·阿连德童书三部曲的首部,讲一个名叫亚历山大·科尔德的15岁少年,因母患癌,忙于化疗,遂在放暑假时被送去和姥姥同住。孩子他姥姥名叫凯特,行事古怪,脾气暴躁,受雇于《国际地理》杂志,正准备带着一个采访组,深入南美的亚马逊丛林内部,探寻一头在当地神出鬼没,有点人模样,长着大爪子的可怕“野兽”。

  亚历山大终于获准同行。队伍里还有一个12岁的小姑娘娜迪娅·桑托斯,一对少男少女成了好朋友。探险之路处处杀机,又有内奸的疑云笼罩全队。亚历山大和娜迪娅一片爱心,却被仇恨外人、精于隐身术的“雾人”部落所绑架……

  三部曲的后两部《金龙王国》和《侏儒森林》,将离奇探险的地点,分别放在了喜马拉雅山和非洲的肯尼亚。这后两本的故事就不讲了,反正到了最后,那小英雄亚历山大,已年满十八,还让他姥姥领着满世界疯跑。

  智利早已结束了反动军人的独裁统治,实现了政治民主,阿连德女士虽也回国积极从政,却在美国安家。大约20年前,她嫁与加利福尼亚的一位美国律师威廉·戈登(William Gordon),也就是本文配发的这张女士和狗照片的摄影者。她未从夫姓,仍留阿连德三字,光宗耀祖,亦与她一贯的女权主义呼声相合。

海明威后人状告酒吧侵权 店主称因狗得名

据外电报道,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中北部城市格林斯博罗市中心半年前出现的豪华酒吧———海明威酒吧,被文学巨匠的后人指其店名侵标。但酒吧东主表示,店名来自他养过的一条英格兰斗牛狗。

据报道,海明威的子孙在美国中区法院提起诉讼,他们要求店主杰夫停止将海明威这一名称作为酒吧名,称海明威一词等同于这位著名的作家。原告律师称,这家酒吧的命名会误导消费者。

原告的诉状说,海明威公司是作家海明威的后人拥有的公司,他们拥有对他姓名、照片、签名和角色的所有商标权。

店主杰夫表示他并不了解海明威后人已在打官司,他指出这家酒吧并没有东西使人想起这位作家。他说:“实际上我们的酒吧海明威不会来,他喜欢的是其他类型的酒吧。”

畅销全球的《朗读者》1月与中国读者见面

《朗读者》 译林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有史以来第一本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德语书《朗读者》1月中旬将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是一本以一场令人动容的“不能之爱”打动全世界千万读者的德国小说,它在德国甚至成为每间中学讨论的话题,在美国,《朗读者》入选著名的欧普拉读书秀后,很快风靡北美,并造成全世界范围内的阅读话题。在中国,许多作家和学者曾在文中提到对它的兴趣与钟爱。1月,这本书的纪念版中译本将由译林出版社郑重推出,期待由小说对人性、羞耻与罪的深入反思为新年的读书注入力量。

    本书作者、柏林洪堡大学法律系教授本哈德·施林克曾获德语推理小说大奖,并凭借他最为轰动的作品《朗读者》获得四个重要文学奖项。他也同时是法律学家,法学博士,曾在波恩大学、法兰克福大学任教职,且身为北威州宪法法官。作家与法律学家的双重身份使他既能从人类命运的高度看待惊世的爱情,又能把人性中共有的问题以引人入胜的方式表现出来,写出一个耐读的故事。在《朗读者》中,少年伯格与比他大21岁的女人,公共汽车售票员汉娜发生了一场终生难忘的爱情。他很久以后才知道,汉娜曾经身为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而后者宁愿坐牢也要保守一个秘密……著名作家曹文轩非常喜欢这部小说,表示很愿意为《朗读者》作序,因为他“有话可说,只可惜是作一篇序,篇幅不宜过长,由不得我去铺张。”在序言中,他真诚地指出:“在我为他人开出的所有书单中,无一没有这本书的名字。这样一本书,正合我的阅读趣味与文学理念。在20世纪的文学普遍放弃感动的文章而一味――甚至变态追求思想深刻的当下,再一次阅读这样令人感动的小说,我们在感动中得到了深华。”肖复兴、毕飞宇等作家也热情撰文评论。

    1月推出的《朗读者》纪念版请在国外游学多年的著名学者钱定平先生担纲翻译,他以富有韵味而饱含激情的语言传达了小说的人物和主题。

    译林出版社此次为把《朗读者》纪念版做好,特意邀请著名配音艺术家童自荣先生朗读小说中最富戏剧性和激情的节选,制作成精美CD赠送给读者。拥有“上海滩最有磁性声音”的童自荣先生年逾六旬,声音的华美飘渺依然,而朗读中更添了几分回忆的苍凉。老艺术家新的演绎当能满足“童迷”们的心愿。童自荣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很喜欢《朗读者》,认为其中所表现的“德国年轻一代之负责任”值得我们深思并学习。

    对于《朗读者》,权威的《纽约时报书评》评价说,“感人至深,幽婉隽永!小说跨越国与国之间的樊篱,而直接同人类的心房对话。”《朗读者》的责任编辑向记者介绍,她在编辑过程中多次阅读《朗读者》全文,而从来没有感到厌倦,每次都会产生新的感受。一些书评人提到“因为太喜欢,都不知怎么下笔”为增强中国读者的现场感,编辑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施林克教授,作者就《朗读者》在国外引起轰动的前前后后,就小说复杂的主题,就他对中国读者的期待坦诚地说出了心里话,专访已收入书内。米拉麦克斯(Miramax)公司买下了《朗读者》的电影版权,安东尼·明格拉将出任导演。施林克教授认为,“安东尼·明格拉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我相信他能以我的书拍出一部伟大的电影。”

    记者看到的《朗读者》是国际大32开,正文为80克纯质纸,内有黑白照片;封面采用了艺术纸印银和烫银以体现书的情调和品位;装饰性腰带则别出心裁地设计成女子形体状。据悉,《朗读者》特地选在岁末年终推出,是想在承前启后的时刻,以一个不平凡的故事启动新年的感动与思考。

《朗读者》:战后德国第二代人对战争的反思

 《朗读者》内容简介:

  少年伯格15岁那年得了黄疸,在路边呕吐的时候遇到36岁的公共汽车售票员汉娜,汉娜把他带回家,帮他清理。伯格来汉娜家致谢,汉娜正在穿一双长统丝袜,伯格突然心里动了一下,转身跑下楼……这以后,他们开始交往,读书,做爱。

  汉娜经常会有一些伯格不解的举动,直到有一天,她突然从汉堡消失了。

  伯格再次见到汉娜时,是作为法律系大学生参加法庭实习,而面对面站着的汉娜,是接受审判的纳粹战犯。原来,汉娜曾当过集中营的女看守。伯格渐渐明白了一个秘密:汉娜不识字,所以她要伯格读书给她听,所以她有那些奇怪的举动,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掩盖这个她认为是羞耻的秘密,汉娜放弃了提升职位的机会,去做女看守——这是不需要识字的。她甚至为了避免遭遇辨认笔迹这样可能使秘密暴露的事情,而承认罪行都是自己干的。伯格在揭示真相以解救汉娜和维护汉娜尊严间挣扎很久,也许其中还有很多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东西。汉娜最终入狱了。

  一段时间以后,伯格继续给她寄读书的磁带,汉娜竟然渐渐在狱中学会写字,经常写些字条给伯格。伯格从未回过只言片语。这期间他结了婚,又离了婚。有一天,女监狱长打电话给伯格,说汉娜刑期将满,他们注意到伯格是惟一与她联系的人,请伯格接她出狱。伯格去见了汉娜,原先健壮美丽的妇人已老,伯格瞬间流露的惊诧和失望被汉娜捕捉到了。她对他说:“小家伙,你好自为之。”在汉娜出狱前一天,伯格决定去接她出狱。然而他见到的只是情人苍老的尸体。就在出狱的那天清晨,汉娜自杀了。她留下了一只铁罐子,里面有些钱,请女监狱长交给伯格处理。他找到了汉娜故事中的一个犹太受害者,随后把钱捐给犹太人组织。带着犹太人组织的信,伯格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站在汉娜墓前。故事就是这样的结局。

  这是一个让文学界震惊的故事,不大的篇幅里包含了很多,你可以说它是一部跟爱情密切相关的感人小说,可以说它是成长小说——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二战后的德国第二代人对他们的父辈,对战争的反思。也可以说它讨论了人性与尊严。出版后德国每个中学都在讨论《朗读者》。它很快就成为全世界范围的阅读话题。

  国外主要媒体评论:

  感人至深,幽婉隽永!小说跨越国与国之间的樊篱,而直接同人的心房对话.——【美国】纽约时报书评

  小说描写得德国人精确之三昧,语言却感人肺腑.作者无疑是位天才作家,正因本书而突显于世。——【德国】法兰克福汇报

  读者绝对不能错过本书,在今天的德语文学中,这本小说真正具有绝世珍品的价值.——【德国】柏林每日镜报

  小说描写的是一段爱得残酷的情,吸引力极强,读者一旦本书在手,就会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当然更不忍放手.——【德国】慕尼黑晚报

  世人真有福气,这样一本小说居然有人写出来了!——【瑞士】苏黎士世界周报

  我一上来并不喜欢女主角汉娜,但随着小说的进展,我对她开始感到深深的同情,最后,我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气.这是一本绝非寻常的小说.——【英国】读者书评

  亚洲各国指责“日本对二战缺乏反省”,对比这本书反映出来的德国人对纳粹深刻的反思,我们日本人简直是什么也没做!——【日本】读者书评

  一本了不得的书,一个不得了的民族!——【法国】世界报

  读者绝对不能错过本书,在今天的德语文学中,这本小说真正具有绝世珍品的价值。

  ——【德国】柏林每日镜报

  小说描写的是一段爱得残酷的情,吸引力极强,读者一旦本书在手,就会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当然更不忍放手.——【德国】慕尼黑晚报

  是一篇让日本人羞愧欲死的艺术檄文.——日文版《朗读者》译者

英国人尊重外国名人 老舍伦敦故居获蓝牌屋殊荣

   华声报伦敦消息:英国人爱好人文历史,对人类社会有杰出贡献的外国名人,其在英国的故居也每每受到英国人的尊重和爱护,当中包括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在伦敦的住所。

  据香港《东方日报》报道,伦敦的名人故居多如繁星,伦敦市政府遂自1867年起在这些房子的门口镶上一个蓝色椭圆形的金属或陶瓷小牌,写上曾经居住于此的名人姓名和居住时间,以供瞻仰。挂了蓝牌的房子不得拆除,成为受保护的文物。

  能够镶挂蓝牌的文化名人需具备下列条件,就是必须是一个领域内公认的杰出人物、为人类福祉作出重要贡献、具有一定知名度、诞辰逾百年并已辞世。如非英国公民,这位人士居英的时期须是其生平事业中的重要阶段。

  老舍上个世纪20年代在伦敦的一处住所,就于2003年底获赠“名人故居”的蓝牌。这个住宅位于靠近伦敦诺丁山的荷兰公园圣詹姆斯花园31号,门口还写“舒庆春”三字,是老舍于1924至1929年应邀赴伦敦讲学期间,住得最久的房子。

  老舍留英时的创作,如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及《赵子曰》等,被视为其文学生涯的开端。英国政府特将他的寓所列为名人故居,老舍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

实力派作家获日本文学最高奖

新年伊始,由日本文学振兴会主办,每年评选两次、代表日本文学界最高荣誉的芥川、直木奖最新一届的评选结果17日揭晓。

获得芥川奖的是丝山秋子(39岁)发表于《文学界》9月号上的《在海上等候》。获得直木奖的作品是东野圭吾(47岁)发表在《文艺春秋》上的《嫌犯X的献身》。丝山是经第四次被提名后得奖,而东野则是第六次被提名。两人均是人气和成绩兼备的实力派作家。

在记者会上,两位获奖者分别发表感言。丝山轻松地笑道:“芥川奖好比粘在脚底的饭粒,不拿下它就不舒服。现在的感觉就像拿掉了喉中骨鲠。”东野笑着说:“(获奖之路)说长也长,但因为一直有种紧张感,所以老实说,我很高兴。”

丝山秋子出生于东京,现居群马县高崎市。2003年凭借文学界新人奖进入日本作家圈,2004年获川端康成文学奖,去年被提名为直木奖候选人。《在海上等候》刻画了担任制造业管理职务的女强人与男职员间的微妙关系。

东野圭吾出生于大阪市,现居东京。1985年以《放学后》出道并获得江户川乱步奖,后又创作了《秘密》、《白夜行》等人气作品。《嫌犯X的献身》是描写天才数学家为了所爱女性而谋划“完美犯罪”的正统派推理小说。

颁奖仪式将于2月17日在东京会馆举行。两位获奖者将分别获得100万日元的奖金。

谭恩美将出任新版《洛杉矶时报杂志》文学主编

  华裔美国畅销书作家谭恩美,将出任改版后的《洛杉矶时报杂志》文学主编。

  新杂志将更名为《西部》(West),自2006年2月5日开始出刊。“西部”的刊名,是该杂志196

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早期的老名字。谭恩美的工作,主要是为该杂志以“加州故事”为主题的小说栏目“金州”(Golden State)约稿。

徐坤:用话剧逼问婚姻

  寂静。惟有男主角的独白穿透这剧场的黑暗,他向自己发问,同时,似乎也在逼问每一个在婚姻爱情生活中沉浮的心灵:“接受,还是放弃,这是个问题。人都不坏

,可都存在问题。每个人,都必须承受不能承受之痛。有时,人就像一个坏了的时钟,越走越错……”

  瞬间灯光亮起,全场掌声欢动。观众把掌声送给北京人艺年初的重头戏《性情男女》,却很难想像,这么一出成熟的话剧竟出自一位首次操持话剧创作的“门外汉”——作家徐坤。

  导演任鸣这么评价和他首次合作的女作家:“尖锐。”徐坤说:“戳穿一切温和表象下的矛盾,并以巨大的形而上的穿透力向生活发出拷问,这就是我的戏剧的惟一目的。”

  一位可以称得上是成功人士的男士,他的带着16岁女儿的前妻,和现任娇妻,三个人纠结在爱情婚姻生活中,《性情男女》试图向他们内心的情感、肉身的欲望、灵魂的皈依发问。按照徐坤的说法,她并没有刻意地追求婚姻爱情题材,但是,“手指敲到那了,它就自动出来了”,创作者总是本能地听从内心声音的召唤。有过婚姻之痛的徐坤还是希望将这部首次尝试创作的戏剧写得尖锐一些,因为在生活表层之下,人性的本质内部,是不是还存在着太多尚待揭发的东西,可能人自己也并不知晓。“这是一个在不断的言语的交锋中,每一个人进一步认清自己的过程”。在徐坤看来,对家庭的矛盾,每个人都在进行着自我的拷问,但关键并不在于给出答案,事实上也没有答案,“吵嚷过后,喧闹过后,生活依然继续,这似乎是生活本身深刻的悲哀”。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情感变得特别脆弱,一撒手,就没了。”徐坤淡然说。

  虽然是首次操持话剧写作,但徐坤感觉写起来还是比较顺利,一切顺理成章。“作为一个职业写作者,体裁和文体的界限不是问题,考验的还是个人的功底”。徐坤感觉,如果说戏剧和小说的写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句子如何变得更加精练,和小说随心所欲的描写不一样。“它把所有的心理描写和过程全删掉了,完全就是对话,特别要功夫”。

  徐坤喜欢话剧,还是人艺的“发烧友”,人艺所有的大戏、经典戏全都看过。“当钟声敲响,大幕拉开,真有物我两忘的感觉”。所以,她觉得,话剧这种体裁和电影、电视剧是不一样的,真人演出对演员功底的考验,对剧本的考验,都是实打实的。“尤其是,结果当时就能显现出来”。

  回忆起演员们第一次联排时的感觉,徐坤用了“新奇”来形容。“像我们在写作时,你是有一种声音在记录的,那种抑扬顿挫,在脑子里会知道,让自己来念是怎样的。”但她突然发现,这些句子从别人嘴里出来时是完全不一样,“那种句读,平仄,重音的部位,跟原来设想的完全不一样”。徐坤“发现的惊喜”是颇有感染力的,听说后来名编剧邹静之和她打趣:“是不是很过瘾啊?”

  而徐坤“客串”话剧编辑的经历也颇富偶然性。人艺的导演任鸣和徐坤同是青联委员,还同在文化组,见一次面就说一次,“徐坤给我们写个本子吧”,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性情男女》,和不久将要演出的,改编自王蒙作品的《青狐》。

  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剧本,徐坤总是将它们看作一个特别神圣的东西。也许,对文学的神圣的崇拜感,对职业的神圣感,对于徐坤这样一些出生于60年代的作家来说,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所以,她总是试图对人的存在,对人的生活发问,这也让她首次创作的剧本和许多轻飘飘的剧本相比,多了些沉重的质地。

  但是,除了质疑之外,徐坤强调的还是“相信”,比如爱情。对于她来说,爱情更类似于一种宗教般的情感,对它的信念她一直没有变。“人与人之间肯定需要存在一种真正的爱情”。不久前上映的影片《神话》主题曲中,有一句话曾深深地打动了徐坤,那句话是:“万古沧桑,只有爱情是不变的神话”。也许,“神话”的涵义是,不可及,但必须要长存心中的。

  但无论如何,徐坤说,“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