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当我来到圣彼得堡郊外的皇村（今称“普希金城”）的时候，我没有为叶卡特林娜宫富丽堂皇的“琥珀厅”而惊叹，却漫步在人迹稀少的林间的小路上，因为这小路上留下过普希金和恰达耶夫们的足迹，留下过他们的思想和诗歌。在这弯曲的林间小路上，我想起了普希金的《致恰达耶夫》：
　　我的朋友，让我们献给祖国
　　我们灵魂中最美好的激情
　　请相信，就要升起了
　　那迷人的幸福的星星，
　　俄罗斯将从睡梦中惊醒，
　　并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写上我们的姓名！
　　比普希金年轻一代且被其寄予厚望的历史哲学家恰达耶夫，是一名近卫骠骑兵军官，普希金这样描述他说：“他在罗马至多是布鲁图，在雅典他是伯利克里，在我们这里则是一名近卫军官。”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则从恰达耶夫的身份与思想的巨大落差中发现了“俄国思想史具有非正规性的特点”。
　　恰达耶夫曾是一位抗击拿破仑侵略的英雄，他作为胜利者昂首步入巴黎，在从巴黎回到俄罗斯之后，却惊讶地发现：我们解放了整个欧洲，却单单把镣铐留给了自己。于是，他开始在《望远镜》杂志发表自己的《哲学书简》，这是俄罗斯独立的创新思想的萌芽。由于恰达耶夫对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历史传统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判，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自以为是的“爱国者”们愤怒地谴责作者是俄罗斯的“敌人”和“叛徒”。俄国书刊检查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篇文章及其产生的影响。连不爱读书的沙皇也亲自阅读此文，并立即下了一道谕旨，声称这篇文章“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并下令关闭《望远镜》杂志，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官方甚至派出医生，每天上门去给恰达耶夫“治病”；禁止他写作，命令他沉默。
　　掌权者发怒了，“天子之怒”可以“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大众也发怒了，众口一词，三人成虎。有人敢于承担暴君的压力，却不敢与公众舆论为敌——脆弱而敏感的“民族自尊心”是万万不能触动的。但是，面对沙皇的怒气、面对大众的怒气，恰达耶夫仍然守着自己的价值本位。他拒绝接受“卖国贼”的指责，而只听从良心的声音。既然沙皇将自己宣布为疯子，他便写了一篇题为《疯人的辩护》的长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柔和地回应了那些铺天盖地的辱骂：“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对祖国的爱会造就英雄，对真理的爱会造就智者和人类的恩人。对祖国的爱会分裂各民族，引起民族仇恨，并会马上给大地披上丧服；对真理的爱会传播知识的光芒，创造出精神的享受，并使人们接近上帝。通向天国的道路所经过的不是祖国，而是真理。”在恰达耶夫看来，爱祖国应当与爱真理统一起来，人是因着爱真理而爱祖国的，而不是相反。如果掌权者或大众要求一个知识分子以一种违反真理的方式去爱他的祖国，那么他应当坚决拒绝之——无论何时，祖国都不能高于真理。那种否定真理的爱国，其实只是爱帝王和他们的情妇而已，这是奴隶对奴隶主的爱，而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以一颗伤痛的心真正地去爱那多灾多难的人民与土地。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爱国方式。恰达耶夫选择的是后者，他是俄罗斯思想史上最早去民族主义化、去民粹主义化和去沙皇崇拜化的思想家。
　　沙皇发怒了，大众也发怒了，恰达耶夫依然保持着平静，他手上拿起的是笔而不是剑。平静的人比发怒的人有力量，首先发怒的一方其实已经显示出了他的心虚，你绝对不要跟他一样发怒。普希金如此评论恰达耶夫说：“他永远是个哲人，有时则是空想家。但对轻浮的芸芸众生来说，他又是冷静的观察者。”的确，富于思想家气质的恰达耶夫比富于诗人气质的普希金更有应对邪恶势力的智慧，他只是安安静静地陈述自己认定的道理，不管对方是否接受，也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普希金则以诗人的冲动拿起了枪，选择了“以枪对枪”的方式对抗小人的挑衅。于是，普希金陷入了沙皇精心设下的圈套，在与流氓的决斗中毫无价值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随着致命的枪声的响起，诗歌也中止了。与之相反，恰达耶夫始终是以笔为枪地战斗着，正如赫尔岑对其哲学通信的评价——“它如同在黑夜里响起的枪声”。
　　我想，当年恰达耶夫就曾经在今天我所站立的这片郁郁葱葱的草地上，仰望着不远处沙皇辉煌的宫殿。贵族们正在其中莺歌燕舞，纸醉金迷。“以你自己的方式去爱你的祖国吧”——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恰达耶夫才痛苦地发现了俄罗斯人的“不言症”，发现了俄罗斯人“在道德结构上出现了空白”。恰达耶夫对自己祖国的爱，乃是通过强烈的自我否定来实现的：“我们在世界上是孤零零的，我们没有给世界任何东西，也没有教会世界任何东西；在人类的思想总体中我们没有贡献任何一个思想，我们没有拿出一样东西去促进人类理智的进步。甚至，由于人类理智的进步使我们遭到了惩罚，我们便曲解这种进步。”用别尔嘉耶夫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热爱自己祖国的人的绝望的呼声”。恰达耶夫不是重复西方的思想，而是创造性地改造了它们，使它们成为此时此刻俄罗斯的精神资源。
　　吹嘘俄罗斯是欧洲第一强国的沙皇，指出俄罗斯的存在“仅仅是给世界提供某种重要的教训”的恰达耶夫，他们究竟谁是真正的爱国者呢？沙皇爱的是自己的权力宝座，他希望所有的臣民都是奴隶，以奴隶的方式爱奴隶主；恰达耶夫爱是俄罗斯的大地和人民，他希望每一个同胞都能够自由地生活和呼吸，他追求尘世的上帝之国，期待着圣灵的新时代，并相信俄罗斯将以新的语言向世界讲话。恰达耶夫是一名忧郁型的思想家，这样的思想家仿佛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沙皇拥有精锐的近卫军，恰达耶夫却拥有心灵的自由；沙皇拥有帝国巨大的疆域，恰达耶夫却拥有精神对时间的超越。沙皇可以禁止恰达耶夫发表其作品，却不能禁止恰达耶夫的思想在广阔的精神世界里传播。所以，思想者以柔和胜过刚强，思想是不能用刀剑来征服的。
　　对于人间的君王、对于君王背后的庸众，恰达耶夫多次申明了自己那不可撼动的信念：“我从未获得过人民的掌声，也从未追寻过民众的宠爱；我一直认为，人类只应该跟随自己自然的领袖，跟随那些上帝册封的君主，我一直认为，人类在其真正进步的道路上的前行，只有在那些人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自天国获得了引导人类的使命和力量。”是的，思想者不必向掌权者乞求权力，思想者必不惧怕掌权者的武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赞同“皇村”后来被改称为“普希金城”——是的，这里是属于普希金和恰达耶夫们的，是他们精神的故乡，是他们思想的栖息地。

《重庆晚报》报道，12月21日下午，丰都湛普镇马安完小的教师凌生明罚该校三、四年级的三名女生在碎石路上跪爬一公里。孩子哭得撕心裂肺，并说：“一辈子都会记得老师教我们像狗一样在地上爬。”凌生明已受到记过处分，并垫付了37元医疗费。但三个小女孩所遭受的身心痛苦将给她们留下终生难愈的创伤。令人震惊和痛心的是，这三个孩子在凌生明离开后仍然心怀恐惧地继续爬行。我认为，她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们的头脑中没有丝毫的人权意识，在教师的强力威慑面前，她们只知道服从权威的任意支配而不知道起身保护自己。

人权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受宪法和国际法保护，神圣不可侵犯。而身体自由和精神尊严又是其中两项最基本的权利。意识到自己的身体自由和精神尊严不可侵犯，这是人真正成为人的精神标志。而教育孩子具备基本的人权意识，则是父母对孩子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启蒙。我们应当在这三个孩子的哭声中觉醒：未成年人正置身于一个危险和伤害丛生的世界，对她们来说，这种人权的启蒙教育是刻不容缓的。回顾传统，古圣先贤的“身体发肤不可毁伤”的教诲，“匹夫不可夺其志”的训诫，从来就要求我们以敬畏的态度善待自己和他人的身心。在跪爬事件中，如果这三个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体只受自由意志所支配，自己的精神有权被尊重和善待，她们就有可能拒绝屈从那富于象征意味的跪爬指令，站着走开。尊严地活着，不是避免未成年人受伤害的必胜法宝，但却是拒绝伤害、反抗伤害所必需的第一步。

《南京晨报》曾报道过“鬼马老爸”刘书宏的教育方法。他告诉刚上小学的女儿刘真然：“如果老师让你罚站，你一定要跟他讲‘我不罚站，我有我的人格和尊严’。”我们该为刘书宏的这段话高声喝彩！跪爬事件已成为彰显这种人权教育的价值意义的必要背景。如果孩子不懂得讲出这样的话，如果孩子只懂得服从，一旦出现比“罚站”更残忍的伤害，孩子已无路可逃。被伤害的孩子是无辜的，没能有效地保护自己不是她们的责任。作为父母，应当知道孩子面对伤害时是那样的弱小和无助。她手无寸铁，这种人权的启蒙教育是父母给予她的最基本的防身武器。她们长大之后，会懂得这种人权教育的分量，她们会为父母始终站在她们身后支持她们而骄傲。

鲁迅先生说：“救救孩子！”在今天，为有效保护孩子的权益不受伤害，我们能做的事还有很多，例如，执法部门应严肃处理各种涉嫌虐待儿童的案件，对应依法处理者不得姑息；例如，成年人应在日常生活中严肃对待自己和他人的人身权利，为未成年人确立榜样；等等。但是，维权永远是自身的主体性的觉醒而非恩赐，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成年人透过生动而有效的人权教育，及时唤起孩子的人权意识，恐怕是最重要的。

　　在中国，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官方通常把它视为反面教训人物。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里，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对他的“公开性”、“透明度”尤其提出了批评。从苏东事件以后中共对言论和思想的警惕来看，显然，中共吸取了所谓“千里之堤、毁于一穴”的教训，意识到极权统治的瓦解始于一定程度的言论开放。从这个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的“事业”促进了前苏联的利益而损害了中国的民主利益，因为他所提供的“教训”促进了中共的“成熟”：意识形态的工作要学古巴、朝鲜。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乐意看到前苏联的解体，索尔仁尼琴如是说：“人类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个人都把每一件事当成他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命攸关地关切着西方在想着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关地关切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当我们把苏联发生的一切当作自己的事情时，我们想知道，在一个逆淘汰的机制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意外事故”是怎样发生的？给铁幕制造“麻烦”的人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1955年，戈尔巴乔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被分配到一个叫斯塔夫罗波尔的边疆区的共青团工作，用中国的话来讲属于“团派系列”。1962年，任边疆区团委书记（相当于中国的省团委书记），1963年任边疆区党委组织部长，1970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相当于中国的省委书记）。由于和二号人物安德罗波夫保持着良好关系，而安深得勃列日涅夫的信任，于是戈尔巴乔夫被视为“自己人”，1980年调往莫斯科担任中央书记，开始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进入权力的中枢，1985年，当选为苏共总书记而成为一号人物，用他的话来说，他“拥有的权力比俄国历史上任何专制君主都大”。
　　
　　显然，戈尔巴乔夫的仕途非常顺利，他象一切极权制度下的官员一样服从着官场的潜规则——首先进入某小圈子。早在内定他担任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时，勃列日涅夫跟他谈了一次话，就已经把他看作了“自己人”。“他（勃列日涅夫）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说：也好，至今都是外地人在干，这回总算是自己人了”。后来在内定他为中央第一书记后，安德罗波夫又跟他谈了一次话，再一次对“自己人”的身份进行了确认，两次谈话，戈尔巴乔夫均旗帜鲜明地表明拥护以勃列日涅夫为核心的中央。
　　
　　“自己人”，是极权体制下选拔官员的第一标准。“为什么到1978年的11月仍然选中了我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记起了契尔年科的话：列昂尼德伊尼奇（勃列日涅夫）的出发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从进入官场的第一天起，戈尔巴乔夫就在努力使自己成为某些人的“自己人”，正是这种和不懈的努力，才使他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和其他官僚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戈尔巴乔夫的伟大之处在于，没有利用自己因“政治上的成熟”而获得的权力来谋求个人的永久独裁，而是摧毁了独裁体制、造福于国家。
　　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自上而下的推行民主改革，才使苏联这样一个历史最悠久的共产党国家实现了和平转轨。不能设想，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象苏联这样各种矛盾激化的国家能够过度得如此平稳。单单是民族矛盾就可能使苏联陷入血腥的内战和种族冲突，苏联有多次内战的机会：当波罗的海沿岸的爱莎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时；当叶立钦挫败819事件而试图迫使苏联解散时，戈尔巴乔夫都有很好的理由来维持建立在个人独裁基础上苏联体制，比如，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就是一张很好的牌，他完全可以把维护自己个人权力的意图隐藏在这张王牌背后，但是，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放弃权力服从良心。于是，苏联共产党输了，人民赢了。
　　
　　良心，是官僚体制下获胜的最大障碍。但在戈尔巴乔夫的身上却多少保留了一些，“我从自己的生活中悟出的另一个教训是，对别人心地善良，自己也会得到百倍报偿”。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在官场中混了30多年的政治人物还有这种传说中的品质。但如果不是良心又是什么呢？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在这里是苍白的。恐怕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另外一个人也会做他做的事，因为在1989年这个转折关头，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采取了服从良心的选择。此时此刻，戈尔巴乔夫的个人素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作用无论怎样高估都不过分。他这样认识暴力：“我生平另一个重要的教训是：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都是两败俱伤。当然，可以把弱的一方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材料早晚会积累起来必将引起爆炸”。
　　
　　
　　一个有权腐败独裁的人用权力消灭自己的独裁，单单依据良心是不能说服人的。对于一个残酷的政治斗争成长起来的人来说，蔑视暴力是反常的。对我们读者而言，戈尔巴乔夫的选择仅仅靠良心支撑，是可疑的。人物的自传难免隐善扬恶，更何况是以说谎为职业的政治人物。
　　
　　究竟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自我消解权力？一种可能性是因为他缺乏对放弃言论控制给共产党政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缺乏预见性，以为自己有能力掌控局势，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开放，帮助党战胜官僚主义，解决长期独裁体制所带来的弊病，从而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象他在《回忆录》里声称的那样：“我从许多人那里听到一种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把权力拱手让出去了。这被看做是软弱的表现，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的确，迄今为止，在所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看法。我不仅有思想准备，而且实际上我有意识地把事情办成这样，即到了一定的阶段，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可以易手了，从人民选举出来的一部分人手里转交给他们推选的另一部分人手里。实际上，联盟协议签署后我是打算这样移交权力的。”
　　
　　我们无法确定他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但我们能够确定他是苏联有史以来最倾向于民主价值的最高领导人，造成他这种倾向的应该跟他早年所受的教育与关，由于爱好读书，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为他打开了初步的人文视野，他回忆道：“正是莫斯科大学给了我决定生活选择的基本知识和道德力量，正是这里开始了长年累月，对我国历史、它的现在和将来进行重新思考的过程。可以断言，没有这五年就没有政治家戈尔巴乔夫”。显然，他十分看重大学所接受的正规教育，以至于他驳斥一种普遍的说法——社会即大学，在他心中“唯一的大学是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我们有理由相信相信，他的民主价值观在这段青春岁月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在这期间，作为一个爱读书文科学生，他读到了理工科学生大多不能读到的东西，“我还在大学课堂的时候就领略到了政治的奥妙。当时我读到了亚里斯多德、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洛克、杰弗逊、撤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当然，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
著作……大学给定的智力高度使我永远避免了自高自大和自以为是。”
　　
　　一个人在青年时期掌握了较为对称的知识后所形成的价值观，往往会影响其人格走向，乃至于道德的发展。正如法国的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中说：“政治问题正如社会问题一样，首先是一个道德问题。……人的感情因素在政治生活中总是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希望政治生活变得更道德一些是有道理的。人类的理性能够使奴隶制与农奴制消亡，能够使国王的特权与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丧失，那么，难道把节制与忠诚、公正与人道这么一点点道德因素引进政治领域就不会获得成功吗？” 戈尔巴乔夫或许就是基于类似的价值观和信念才有可能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而不改变。一旦错过了青年时期，对一个官僚来说，即可能构成终身的精神缺陷，理性几乎得不到真正的发育。这或许是世界各国领导人大多出身文科的缘故。
　　
　　比较有意思的是，自列宁开始的苏联国家领导人的专业与他们的民主意识构成了某种联系。列宁以校外生的身份通过了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考试。斯大林曾经是神学院学生。赫鲁晓夫毕业于莫斯科工学院，勃列日涅夫读的是冶金学院，安德罗波夫是中专毕业（水运技术学校）毕业生，契尔年科是师范学院毕业生。列宁、戈尔巴乔夫和普京都是读大学法律系的，这三个有一定人文背景的比那些理工科背景或者长期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更为开明。理工科背景固然有务实的倾向，但更有僵化的特点，由于这个领导群体受专业的局限，缺乏对人类文明丰富性、多样性的了解，缺乏对世界历史的把握，必然对世界大势缺乏准确判断，往往以理科思维来解决社会问题。勃列日涅夫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技术官僚，在他统治时期，是苏联军事势力增长最快的时期，各项统计数据大大超过了以往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对准苏联的美国导弹最多、最不安全的时期和苏联社会最僵化的时期，而戈尔巴乔夫以后的时代放弃了军备竞赛，是苏联历史上军事实力相对最弱的时代，但美国的导弹已经不再对准前苏联地区，它们都对准了中国。前苏联地区得到了以往花费巨资进行军备竞赛而无法得到的安全。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也曾经进行过改革，但由于工程师出身的领导者缺乏自由主义理念的支撑，改革大多急功近利，体现出实用、肤浅的特点，从而无法深入下去。苏共20大结束了斯大林模式最负面的一个特点——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但保留了这一模式的灵魂——党对权力的垄断。若领导者没有一定的自由主义信念，把世界其他文明和价值作为参照系，就不大可能实施帮助苏联真正摆脱困境的改革。
　　
　　人文视野，爱读书，能韬光养晦，是戈尔巴乔夫身上体现出素质，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当从中国或者其他类似国家的社会演进中得到印证。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唐朝德清籍诗人孟郊的乐府《游子吟》感动千年。

　　一首诗，牵出了一项关注亲情的文学活动——2003-2004首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荷兰、芬兰、丹麦、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以及全国各省市和港澳台地区的数千华人共同抒写了自己的游子情怀。

　　一首诗，牵出了一个温馨的文化节——2004中国·德清首届中华游子文化节。在散文大赛的颁奖晚会上，获奖作者、著名艺术大师韩美林激情飞扬，著名作家张抗抗的激情演讲，著名二胡表演艺术家闵惠芬激情演奏，给所有参加晚会的游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游子文化论坛上，韩美林、黄亚洲、张抗抗、赵丽宏、张颐武、李敬泽、王旭烽、陈源斌等名家畅谈游子文化，期望游子文化的弘扬为当代社会道德重建和民族复兴作出贡献。今年，我们为了传承这一良好创意，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增进现代社会的人间亲情，激发华夏子孙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怀，同时，为了打造游子文化品牌，提升德清知名度，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政府同北京新浪网、浙江省作家协会等单位再次携手，举办第二届“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

　　主办： 北京新浪网、浙江省作家协会、文学报、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政府

　　承办：浙江省德清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1、大赛征稿有关要求

　　　(1)海内外各界人士均可参赛，尤其欢迎海外游子和在异乡创业、打工、求学的游子来稿。

　　　(2)以抒写游子情怀为主题，可以叙写游子与父母间的亲情故事，讲述在异乡创业、打工和求学的故事，要求情节感人，内容健康真实。使用汉语写作，体裁: 散文，字数在1500-5000字为宜。

　　　(3)作品原创，已经发表于互联网，但没有以任何形式在传统媒体上发表过或者被出版过的作品允许参加本次大赛的评比活动。

　　　(4)作品确系作者本人所创作，文责自负。

　　　(5)本次活动所有投稿文章著作权一律归文章原作者所有，作者向本次大赛投稿视为接受下述条款：同意大赛组委会拥有大赛作品出版权；同意组委会在其它媒体刊发转载使用。在不发生重复授权的前提下，作者本人保留向其它媒体的直接投稿权利。

　　(6)大赛的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

　　2、大赛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 奖金10000元人民币，发给获奖证书

　　二等奖5名 奖金5000元人民币，发给获奖证书

　　三等奖15名 奖金1000元人民币，发给获奖证书

　　优秀奖若干名，发给获奖证书 .

　　3、征稿时间：2005年12月28日-2006年2月28日

　　4、大赛评委会：

　　终评委主任：冯骥才

　　副 主 任 ：黄亚洲 张抗抗

　　评委：赵丽宏 侯小强 王旭烽 李敬泽

　　初评委主任：陈源斌

　　5、大赛评选办法：

　　　(1)初选：由组委会组成初评委，初评委从来稿中选出约60篇优秀作品。

　　　(2)二选：约60篇作品交付初评委打分，得分高者30篇进入终选 。

　　　(3)终评：30篇作品由全体终评委投票，决定21篇获奖名次 。

　　　获奖名单2006年4月在新浪网文化频道公布。颁奖仪式在浙江省德清县武康举行(2006年4-5月与第二届中华游子文化节衔接)，邀请终评委、初评委的作家专家和部分获奖作者参加。

　　6、投稿方式：

　　(1)网络投递：新浪网文化频道“孟郊奖”全球华语散文大赛专题网页(cul.sina.com.cn/ )设置的信箱[email protected]，符合要求的散文在专题网页刊出。投稿者必须为作者本人。请在投稿页如实填写您的笔名、真实姓名、联系地址、邮编、电话以及个人简介等，以便今后取得联系。主办单位承诺对个人资料严格保密。

　　(2)邮寄信件：浙江省德清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大赛办公室，邮编：313200 信封左下角注明“征文”字样。其他同上。

　　联系电话：0572-8289093 0572-8289092

　　联系人：章小姐 杨先生

　　与《尤利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并称为20世纪西方三大经典文学名著的《洛丽塔》，无论在读者、书评家或是文学界都因其性描写场面而广受争议。其中文版自1989年夏天问世后，十余年内国内先后有近10个译本出现，但从未出版过一部全译本。近日，记者从上海译文出版社获悉，我国首部全译本《洛丽塔》即将由该社推出，该版本采取美国权威注释本为底本，由曾经翻译过索尔·贝娄作品、劳伦斯作品集、狄更斯《远大前程》等作品的知名翻译家主万翻译。

　　50年来无一部中文全译本

　　纳博科夫在1954年春天将《洛丽塔》完稿后拿给出版社，先后遭到四位美国书商的拒绝，纳博科夫只好到欧洲去碰运气。第二年，巴黎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了《洛丽塔》，多亏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慧眼识才，将它封为1955年最佳小说之一，这才引起评论界的关注。面对众多议论，纳博科夫坚决否定了《洛丽塔》是所谓色情小说的嫌疑。

　　尽管当《洛丽塔》被引入我国时已是享誉世界的名著，但它的命运同样并非一帆风顺。记者注意到，在已有的多个中文版《洛丽塔》(包括繁体字版)中，竟因种种原因没有一本完整地将原著译出。除译文版外最新的一个版本2000年由译林出版社推出，于晓丹翻译，该版本删掉了部分性描写语句；2000年台湾先觉出版社的版本没有译出第31、32、33章；更为恶劣的是个别版本竟然还加进了原书中没有的性描写场面。

　　译文社将推出两个版本

　　据上海译文出版社赵武平介绍，2005年9月是《洛丽塔》出版50周年，各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出版机构，如美国的兰登书屋、英国的企鹅出版社、法国的伽理玛出版社、德国的苏尔坎普出版社，都相继推出了这本富有争议的名著的纪念收藏版。上海译文出版社于去年取得这本书和其他纳博科夫作品的独家翻译出版权，从明年起将陆续推出其8到10部小说和散文作品。据悉，本次出版的全译本《洛丽塔》将以精装和平装两种版本出版，其中精装版首有长达5万余字的专家导读，作者是纳博科夫的弟子小阿尔弗雷德·阿佩尔，这篇将近100页的专论，从纳博科夫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谈起，详细论述了《洛丽塔》作为一部经典名著的不同寻常意义。

　　这位专家说：“作为一份病历，《洛丽塔》无疑会成为精神病学界的一本经典之作；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它超越了赎罪的各个方面；而在我们看来，比科学意义和文学价值更为重要的，就是这部书对严肃读者所应具有的道德影响，因为其中暗含着一个普遍的教训。任性的孩子，自私自利的母亲，气喘吁吁的疯子———这些角色不仅是一个独特的故事中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也提醒我们注意危险的倾向，指出具有强大影响的邪恶。”

　　同以前的《洛丽塔》版本相比，主万的译本以美国权威注释本为底本，不仅翻译严谨，补齐了此前因为各种原因删节和遗漏的段落，而且增补了将近900条阐释性的注释，是中文读者能够见到的唯一一本全译注释本。该版本注释出自美国研究纳博科夫的专家，多为批评式的，包括校勘版本、大量解释文本的密码。

   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日前推出了小说新作《再见，我的书》，鉴于这个书名，加之作家本人已70高龄，日本评论界认为该部作品很有可能成为大江文学创作生涯的终点，而作品中表现出的“爆炸性”则更令人啧啧称道。
    《再见，我的书》是大江健三郎“后期的工作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两部分别为《被偷换的孩子》和《愁容童子》。在这部小说新作中，享有国际声誉的建筑家椿繁向自小就在四国老家相识的古义人提出了炸毁东京超高层建筑的“恐怖计划”，目的是用“个人的暴力装置”来对抗“国家的巨大暴力”。
    大江健三郎说，作为一个市民和战后民主主义者，我绝对支持和平宪法第九条，当然反对包括自杀性炸弹袭击在内的一切恐怖行径，但小说家的想像力总是那么奇怪而又超越常规，希望读者能够从这点出发来理解这部作品。
    这个被称为“胜败在此一举”的恐怖计划其实只是大江的一个隐喻，在核武器不断扩散的今天，人类世界已经进入了崩溃的边缘，与这种绝望相比，炸毁一幢建筑已经谈不上是“绝对的罪恶”。诚如大江健三郎所言，他在作品中要表现的是一种“源自绝望的希望”。
    整部作品自始至终回荡着现代派诗人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中的那段著名诗句：“别让我听取老年人的睿智，不如听他们的愚行，他们对恐惧和狂乱的恐惧……”（引自汤永宽的译文）。面对时代的暗流，每个人将如何进行抵抗？大江健三郎以一个小说家的想像力和七旬老人的“愚行”，向世人展现了他的伟大“预感”。著名作家岛田雅彦在《朝日新闻》上撰文指出，这部小说无异于“投向当今社会的炸弹”。《读卖新闻》则称赞大江健三郎敢于用自己的“愚行”直面混沌的世界，在对恐怖事件的不安成为“日常化”的今天，这部小说显得意义深远。文学评论家、东京大学教授沼野充义更是将《再见，我的书》誉为“大江文学精彩的总决算”。
    大江健三郎已驰骋文坛半个世纪，可是谈到今后的打算，老人仍目光炯炯地表示：“通过活字阅读话语的时代即将来临，人们将重新认识到文字原初的力量，因此就我个人而言，‘最后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2005年12月28日独立笔会讯】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欣闻：独立作家、维权人士杨茂东先生因报道和协助广东省太石村村民依法和平抗争活动被捕关押三个多月后，昨日与其他同案被捕人士均获不起诉而释放。本会对杨茂东先生的人身自由失而复得表示祝贺和慰问，对有关当局终于依法结案表示欢迎，并借此机会呼吁各地公检法机关全面落实“人权入宪”的相关条款，落实中国早已成为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确实保障言论自由等各项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释放所有因言治罪的狱中作家、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人士。 

今年39岁的杨茂东，以网上笔名郭飞雄（郭飞熊）更为人知；1988年毕业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曾为民间出版人，策划与编辑出版了1998年至2001年四年的《中国新诗年鉴》和其它数十种书籍；同时也是多产作家，发表了历史小说《李世民》等数部长篇作品以及诗歌、散文、评论、报道等；近年来从事民间维权活动，担任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顾问。

今年7月，广州市番禺区太石村的村民要求罢免被控贪污基金的村委会主任，杨茂东应邀为这些村民提供法律咨询，支持他们通过合法的民主改选程序进行抗争，并一直向新闻媒体和在网络上广泛报道相关消息，引起了中外媒体和广大网民的关注。不料，正当太石村的民主改选趋于平稳之际，当地政府于9月12日出动近千名警察和治安人员入村干预，与村民发生冲突，并逮捕了数十人。而杨茂东于9月13日再次访问太石村时被拘留，10月4日被加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正式逮捕——在此之前，改选委员会七名成员全部辞职，绝大部分签名支持罢免动议的村民声明退出，使罢免动议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失效；此后又发生了针对外来调查情况的学者、维权人士和试图报道该事件的中外新闻工作者一系列暴力攻击行动。国内媒体由此不再报道与当地官方舆论不同的消息和观点，国内网站讨论太石村事件的内容屡遭删除，收集有“郭飞雄文集”和以此事件为热点讨论的《燕南社区》于九月底宣布关闭整顿。杨茂东在被拘捕后为抗议当局非法抓人，曾绝食近两月之久，一度生命垂危被送进医院。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等国际人权团体曾为此发表声明，强烈抗议中国有关当局拘押杨茂东，严重关切其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并敦促当局在拘押期间尊重其基本权利，确保他与家人、律师充分联系以及任何必要的医疗条件，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鉴于广州市番禺区有关当局无辜拘押杨茂东先生达三个多月之久，使其身心俱受伤害； 

鉴于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先后下达“退查书”和“不起诉书”，使杨茂东先生终于获释； 

鉴于中国政府早在1998年就已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又于去年三月将人权概念首次加入宪法； 

鉴于中国各地侵犯人权的情况依然普遍而严重，尤其以言治罪的个案继续层出不穷，本会不完全统计的狱中作家名单上，现在虽少了杨茂东，但仍有四十多位在案； 

本会为此声明如下： 

1，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依法结案，释放杨茂东先生等无辜被押者，值得欢迎和提倡； 

2，广州市番禺区有关当局以言治罪拘押杨茂东先生达三个多月之久，使其身心俱受伤害，实有执法犯法之嫌，其上级机关应予调查和追究； 

3，各地公检法机关必须全面落实“人权入宪”的相关条款，确实保障言论自由等各项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释放所有以言治罪的无辜狱中作家、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人士，包括本会会员师涛、张林和杨天水。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尽快批准中国早在1998年就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根据该公约继续修改中国宪法和相关法律，使杜绝以言治罪的恶法根源。 

德国笔会会长尤纳赫·斯特拉瑟（Jonaho Strasser） 

大会主题：无安宁世界上的写作 

欢迎大家到统一后的柏林来 

亲爱的国际笔会会友： 

国际笔会代表上次在德国聚会是1986年。第49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当时在德国汉堡举行，主题是“国际文学的当代历史”。当时德国仍在分裂中，欧洲也如此。明年你们来时，将发现这个国家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变化最大最明显的是国际笔会代表大会所在的柏林。今天，这个曾经以一座墙来标志德国和欧洲分裂的城市，已经重建为德国首都，而且也成为东西方南北方的集会场所。 

任何到柏林来的人都能发现许多德国历史遗迹。在柏林这里，历史呈现了多面，从德国艺术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伟大成就，到纳粹的罪恶，都在这里留下了它的痕迹。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洪堡和费希特教过书的著名大学，参观著名音乐家、文学家和学者的旧居，访问世界著名的剧院，例如“柏林人大剧院”（Berliner Ensemble）以及两家大歌剧院，还有夏罗恩（Sharoun）建筑设计的柏林爱乐音乐厅；当然你也可以找到提醒人们记住黑暗历史年代的历史遗迹，例如市中心的大屠杀纪念馆、犹太博物馆和普洛曾西（Plötzensee）行刑场，这是1944年6月20日策划刺杀希特勒失败的人被处死的地方。 

国际笔会的第七十二届代表大会将从5月22日至28日在柏林的历史中心，即座落在御林广场（Gandarmenmarkt，也称宪兵广场）的希尔顿饭店举行，其背景建筑都洋溢着德国历史精神。大会期间主要的夜间活动都将在历史名胜举行，例如柏林人大剧院、艺术科学院及法国大教堂。我们有信心向所有代表和与会着提供一份扣人心弦的会议节目。 

主要有三大项目的夜间活动：一个时间较长的文学之夜，有全世界许多著名作家参加；一个特别以非洲文学为主的文学之夜；以及一个介绍德国文学中没有德国文化背景的移民作家的文学之夜。 

三个下午活动（指非会议讨论的文学活动）也列入了大会白天日程：一次是由著名笔会会员各自介绍一位他们选择的作家；一个下午的文章讨论，重点是大会主题“无安宁世界上的写作”；最后，是一个下午的诗歌活动。 

我们非常感谢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德国笔会的永久会员，同意在本届大会上致开幕辞。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霍斯特·舒尔勒将赞助第七十二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致欢迎辞。此外，许多著名作家也已确认他们将出席大会。联邦总理办公厅的招待回也已列入会议日程。 

和本届大会活动与讨论相关的大会主题“无安宁世界上的写作”，不仅强调国际笔会宪章要求其全世界会员承担的为争取和平所做的努力，也显示文学和艺术高于意识形态的冲突，高于各种利益的冲突，有不可替代的人类价值。特别是在世界上那些人民遭受战争灾难的地方，在政府蜕变瓦解的地方，在犯罪集团把法律玩弄于掌股之间的地方，在战争成为生意生意成为战争的地方，文学和艺术更显示真正的价值。“无安宁世界上的写作”也说明我们作为作家不得不面对现实。 

亲爱的会友，我们德国笔会的每个成员都将尽我们最大努力，使你们在德国和柏林度过的这段时间成为难忘的经历。除了熟悉柏林的历史和现在之外，作为大会的附加节目，我们还安排了到波兹坦市的旅游，以及沿着柏林水道的汽船游览，以及会后到德累斯顿和威玛市的旅游节目。我们可以尽量安排，使你在柏林大会期间过得舒适愉快。避免大会后将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的旅店客满的压力。因此，如果你能尽快预定和确认你的报名登记，我们将非常感谢。 

我们期待你的到来！我们期待和你们的对话和讨论！ 

德国笔会会长尤纳赫·斯特拉瑟（Jonaho Strasser） 

　

独立笔会国际秘书万之注：大会的报名登记在2006年3月15日截止。报名表以及有关材料、会议日程可以向本笔会秘书处索取。 

第三届自由写作奖和第一届林昭纪念奖今揭晓 
中国大陆作家知识分子吴思、卢雪松分别摘冠 

独立中文笔会12月20日于中国北京发布新闻通告，决定将第三届自由写作奖授予现居北京的作家吴思。

为表彰面对政治迫害或被剥夺人身自由的逆境不屈不挠高扬自由写作精神的中国年轻作家和知识分子，独立中文笔会于2005年首度创设的林昭纪念奖也同时揭晓，首届获得者是居住长春、现年32岁的大学女教师卢雪松。 

成员遍及中国境内及海外包括东亚、北美、欧洲、澳洲等地区的独立中文笔会创办四年多来，以弘扬中文文学和捍卫言论自由为宗旨，积极倡导和践行自由写作精神，促进中国社会言论自由和公民文化建设，并在广泛的国际范围与国际笔会及各友好笔会团体等全面合作，声援和营救因言获罪的狱中作家，推动人权状况的改善，赢得了众多独立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注和支持，也受到国际社会和舆论的高度瞩目。自由写作奖和林昭纪念奖的创设与颁布，为实践笔会宗旨树立了鲜明的标志和方向。 

本届自由写作奖与林昭纪念奖的提名阶段在今年8月展开，11月中截止。受理提名并进行初选评议阶段工作的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分别陆续收到会内外人士的多项提名，最后确认第三届自由写作奖候选人为廖亦武、汪建辉、吴思、杨春光（去世）和张林（系狱），首届林昭纪念奖候选人为井蛙、卢雪松和杨银波。

经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初选、理事会决选，于日前产生评选结果：吴思获第三届自由写作奖，卢雪松获首届林昭纪念奖。

独立中文笔会秘书处20日也同时发布第三届自由写作奖授奖辞和获奖人吴思的获奖感言，首届林昭纪念奖授奖辞和获奖人卢雪松的获奖感言。

吴思，男，1957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农民日报》任编辑、记者，1993年任《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1996年底至今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副社长。近年来出版有《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等著作，在公众知识分子社会影响深远。

卢雪松，女，1973年生于 长春， 1996年获吉林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1999年至2001年在吉林大学文学院就读硕士学位进修班，学习现当代文学。现系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教师，从事传播学及中国电影史等专业的教学与研究。2005年春夏之间，因在课堂上及课后与所教学生探讨文献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等文化学术问题，遭学校强令停课，并因此被当局非法取保候审。此事件被称为“卢雪松事件”引发海内外公共舆论的巨大反响。

　

真正深入中国历史的思想者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自由写作奖颁奖词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余世存执笔）

在众多候选人中，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决定授予吴思先生获得2005年度自由写作奖，以表彰他对自由写作精神的坚守发掘。

中国大陆的写作者，多跟官学、专制的体制及其生活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宿命对中国的写作者构成了持久的挑战。这专制甚至能够把那些最具有个人性的作家、最具有自由倾向的学者收编为国有，征用为政教合一下的学术文化的装饰品，如巴金先生、费孝通先生、冯友兰先生等都曾如是。这种政教合一的党文化或体制文化对人性的侮辱和损害，使得这些写作者们大多成为牺牲，难以进入人类文明构筑的写作传统的殿堂，难以展示人性的高贵美好，难以推动我们中国人生命的自我完善。

90年代末，吴思进入公众视野的时候，中国的写作者们为回应挑战进行了不少的努力，先锋写作、私人写作、下半身写作、公民写作，等等，都企图摆脱专制生活的写作品性，而能够直面人和文明的真相。其甚者，则明确要求体制外写作。这些努力有大有小，成就有高有低，但都说明，在中国，对自由写作的要求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吴思先生虽然身在体制边缘，却有着无所谓于体制的健康心态，在众多体制内的写作者不得不进行”算计””辩解”的写作里，吴思先生的”利害算计”是最为公开的、透明的、诚挚的，他以身检验着我们生存的底线。

吴思先生的写作少而精，没有任何假借地进入了公共领域。他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等历史著述，是当代中国不多见的具有公共影响的作品。他独创的概念之多在同辈作家中是少见的。如”潜规则”、”血酬”、”合法伤害权”等，都是写作者们梦想不得的思想性贡献。这些概念已经成为当代汉语最活跃的词汇之一，被广泛地用于学术研究、时政评论、大众传媒（如诸多电视主持人也常用”潜规则”这一术语）。思想观念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公共效应，可见其巨大的解释力和涵盖力。

他的写作文史兼备，融于既逻辑贯通又生动通俗的叙述语言之中，对中国历史作出深刻而独到的思想透视。或者说，像他独创的那些具有高度解释性和涵盖性的概念一样，他的语言在当下中国的历史写作中也堪称独创，一种简洁有力、直率跃动、不乏幽默的剥笋式写作；他用“重讲历史故事”的方法，层层剥掉大话厚硬的历史包装，引导读者渐入中国文化的内核，故事讲完，读者也就随之豁然开朗。

在中国繁荣论和中国崛起论叫嚣得让中国人自己大都相信的时候，在中国人多以为”这里就是现代性，就在这里跳舞享受”的时候，吴思先生从历史老人那里借来了”奥卡姆剃刀”，他那”片面的深刻”有力地拷问着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他承继五四新文化运动、80年代的文化启蒙等史观传统，指明了我们中国人的来处和去处；他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要真正提升自己的文明或人性水准，我们要获得人性的自由和机会，还需要艰苦的努力，任重而道远。

吴思的写作属于真正的个人写作。他首先在官学之外，其次在学院体制之外，最后在学术写作规范之外，进行只属于他独特的自由地表达。他打破了中国当代虚幻的写作分工现象，不为官话、翻译话、学术语言所动，而直接诉诸于人的日常经验和超验体验。尽管官学恼火他颠覆了对历史写作的意识形态操控，学院轻视他的观念先行或片面深刻，他不囿于传统的学理或学术规范的思考方式及表达，也的确与主流知识界有着不小的距离；但他的写作，既是真正的独立思考，也因而真正地属于民间大众。在官学和知识精英们都心仪于文化专制传统或文化保守主义之际，吴思的历史祛魅工作就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吴思先生是真正深入中国历史的思想者，是把历史真相生动地讲述给我们听的有心人，在他对历史的梳理里有着对当代中国的温情和梦想。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愿意借此机会向吴思先生表达敬意，他荣耀了自由写作、丰富了自由写作。在吴思先生的言路和思路里，有着坚韧而灵动的民间草根愿心，这可能是比他创造的概念更大的贡献，他不是颠覆、否定、进行不可调和地批判，而是提供对话、表述，提供人人可以通感通约的理性识见。

在吴思先生的写作里，有着中国智慧的宽容、坦诚及和解意愿。

中文作家独立笔会发布
2005年12月19日

吴思获奖感言：我的利害计算

今年七月中旬，我和首届“自由写作奖”获得者王力雄一起吃饭，听说我获得了这个奖的提名。当时我心里亦喜亦忧，以忧为主。

《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给我带来了许多荣誉，再添一道，属于锦上添花，固然很好，但是边际效用难免递减。这两本书也给我招来了一些麻烦，再添一道，说不定就是压倒骆驼的那根稻草。更何况，这个奖的分量绝非稻草可比。我知道官方对独立中文笔会和这个奖非常敏感，在他们眼里，这个异己组织，还有他们的授奖活动，都具有国字号的分量。

我问力雄：“你的奖金是多少？”他说：“两千美元，就是意思一下。”两千美元对我生活的影响确实不大，我不缺这笔钱。我又问：“这好像是大麻烦呀，我该怎么办？”力雄说，你可以给刘晓波打个电话，告诉他你的顾虑。晓波还是通情达理的。

这个电话让我很费踌躇。我不得不权衡轻重，计算利害。这番计算，可以反映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利害格局，反映我这等人的价值观念。在读史的时候，我对这种材料很感兴趣，找不到还责备古人，所以不揣鄙陋，追记保留。

作为当事人，我至少有三种选择：一、坚决支持，全力配合。二、拒绝领奖，并事先通知笔会会长刘晓波。三、不吭气，不支持也不反对。

我的选择属于信息不完全的选择，因为我不能确切地了解选择的后果。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官方的反感将如何影响获奖人的命运。但我又大体知道底线：王力雄先生和章诒和老师并没有长久丧失自由。如果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我就会坚决拒绝领奖。不过我也知道，他们二位出书发文的难度都比我大，受到的限制比我多，王力雄的日常活动有时也受到干扰。这使我看到了可能的损失。这些损失是否值得承担？此外，前两届获奖者纯粹是独立作家，而我还有一个杂志编辑的身份。这是我的饭碗，也是我喜欢的事业，我不想失去这个工作，更不愿意连累我所服务的杂志。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目前尚无先例，我无法预测。但我知道，一旦官方使出常用手段——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围魏救赵也好，釜底抽薪也罢，神出鬼没，防不胜防，收拾我真是小菜一碟。

总之，获奖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比改革开放前小多了，但还不够小，至少对我来说，两千美元和锦上添花的荣誉不足以补偿这些风险。

那么，拒绝领奖如何？我认识几位独立笔会的朋友，我认为他们的事业很高尚，对国家和民族大有好处，他们在努力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而且冒了很大风险。我暗自希望搭便车，由他们出面，争取实现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我坐享成功的果实。他们推车上坡的时候，我很想假装看不见。但他们看见我了，招呼我帮忙推一把，就推一把。这时候，让我拒绝，我实在说不出口。这太丢脸了。我害臊。

账算到这里就结束了。我知道我心中的另外一条底线了，这道线也是难以跨越的。从搭便车的角度看，我认为帮忙有点亏。但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没有人吃这个亏，没有人努力争取，宪法承诺的权利就永远是一纸空文。尽管我们躲躲闪闪，大道理还是懂的。这个大道理逼出了我的义不容辞之感。当然，最有力的还是孟子视为人性的羞恶之心。从做人的角度说，我丢不起这个人。我还要在中国生活下去。我需要良心的安宁。

于是，我给晓波打了个电话。我说，听说我获得提名了，我先表个态：第一，需要我配合的事，我一定做，不会闪了你们。第二，我觉得获奖对我是个麻烦，最好是别人获奖。我不仅是个作者，还是个编辑。我怕作者连累了编者。

今天，刘晓波先生通过电子邮件正式通知我，经过提名、初评和终评，我荣获“独立中文笔会第三届（2005年度）自由写作奖”，奖金2000美元。我心情平静，波澜不兴。数月前已兴过了。

我做了让我心安的选择。

正如先贤教导的那样，“尽人事，听天命”，随它去吧。原来还想再引一句“临难毋苟免”给自己打气，但觉得话太重，我又得奖又发财的，用着不合适。还是把先贤的这两句话移訤?

【2005年12月20日独立笔会讯】

今天下午，刘宾雁追思会在普林斯顿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大纽约地区和华盛顿、马里兰、新英格兰等地的近200名各界人士，聚集普林斯顿大学麦克什（McCosh）会堂，缅怀我们的师长、朋友和楷模刘宾雁。阳光明媚，初雪已经融化。寒风轻轻掠过草地，带来草芽儿的清香。普林斯顿这座美丽的大学城，这块庇护过众多流亡者的温情的土地，向我们的刘宾雁先生作最后的告别。

会堂前面，高挂着刘宾雁遗像。两侧是高尔泰先生手书挽联“莫道英雄去不还，已闻新雁起寒汀”。后面楼座栏杆上，悬挂着大横幅“中国的良心刘宾雁先生千古”。刘宾雁铜像座立在他喜爱的白菊花和白玫瑰花丛之中，其下是刘夫人朱洪所献的红石竹花牌。两旁摆列着独立中文笔会、中国学社、香港支联会以及“争鸣”、“动向”杂志社等各组织和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两侧墙上，挂满了挽诗挽联。

2时正，追思会正式开始。治丧委员会主席苏绍智先生首先致词。他说：宾雁的一生，是坚持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站在正义的立场，向一切专制邪恶进行斗争的一生。他留给我们的，不止是大量文学作品，更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楷模。苏先生最后说：“宾雁，你安息吧。你日夜期盼的让中国工人农民老百姓过上的那种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饥饿的自由的日子是会到来的。”

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说要为宾雁先生作一个颂词。他高度评价刘宾雁一生，认为他继承了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之一——“士”的传统。就如同范仲淹那样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并为此付出代价。他一次又一次受到迫害，一次比一次光荣。与其说刘宾雁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中国文化的光辉传人。

法学家郭罗基先生激动地回顾了多年与刘宾雁相交相知的往事，认为他不仅是“中国的良心”，也是民运的良心。他曾经很严厉地批评某些海外民运人士，疾呼：“咱们大家讲一点良心好不好！”现在，中国放逐了良心，抛弃了良心。“宾雁，现在你终于自由了。你的灵魂终于可以自由地在中国大地上翱翔！”

老诗人郑愁予朗诵了他献给刘宾雁的长诗。自由亚洲电台副台长绍德廉在讲话中语带哽咽。他献给朱红女士一幅自己手写的中文书法“宾雁千古”。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宾雁的老朋友林培瑞也发表了十分感人的讲话。除此，还有十余位各界来宾致词，回顾和刘宾雁一起生活过的日子，阐释他非凡一生的意义。

普林斯顿学生弦乐四重奏小组演奏了几首寄托哀思的乐曲。作家苏炜、严亭亭、北明朗读了中国大陆以及世界各地发来的唁电唁函。北明演唱了大陆作家廖亦武特地为刘宾雁作词的《雁魂曲》，很多人潸然泪下。在乐队伴奏下，陈愉领唱了刘宾雁喜欢的《在松花江上》，人们在哼唱中想起了遥远的故乡。

最后刘宾雁的长子刘大洪代表母亲和亲属向与会者致答词。郑义代表治丧委员会工作小组致谢词。

散会后，人们围拥在刘夫人及其家人身边致意、话别，久久不愿离去。

现在，由治丧委员会安排的悼念活动正式结束。作为治丧委员会内部的工作小组，我们感谢刘宾雁的亲属和民众给予我们的支持和信任。我们在此鞠躬道谢！所谓 “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十多天的悼念活动中，我们获益甚多。我们深切感受到刘宾雁这个被毛邓两朝君王所嫉恨的名字，在人们心中所激起的波澜。从冰雪覆盖的北欧瑞典到花团锦簇的东南亚曼谷，从旱风凛冽的中国西部到初雪漫天的美国东岸，到处都有人在难过，在祈祷，在啜泣。有人曾如此说：“刘宾雁，早就没有人记得这个名字了！”——是这样吗？大陆有一位画家叫严正学的，想试验一下：“当年在十亿中国人民中如雷贯耳的刘宾雁，今天是否已被人民遗忘？”他起草了一份名叫《魂兮归来》的募捐函，拿上街去，逢人便募捐。许多人不仅记得刘宾雁这个名字，还能记得作品篇名。两名蒙冤上告者捐了15元，异口同声感叹：“好人不在世！”一个打工仔捐了20元钱，相当于他一天的工薪。一位看自行车的大妈，捐了一把硬币共8元钱。一位退休的老教师经过，捐了10元钱，叹息道：“宾雁先生的灵魂，还找得到还乡的路吗？”一位失业者捐了10元。一位老上访户捐了7元4角。一位管厕所的捐出刚收到的7个硬币共5元，说他最绝望的时候，是刘宾雁的作品给了他活下去的信心……

——我们没有料到，经过二十来年严密封锁，刘宾雁这个名字竟然还具有如此感人的魔力！

我们久久思索：这个刚刚逝去的人究竟是谁？他不是伟大的政治家如华盛顿，不是常胜的军事家如拿破仑，不是杰出的思想家如海耶克，他也不象爱因斯坦窥视了宇宙的秘密，也没有发明电灯蒸气机或电脑。那么，他怎能在如此广阔的地域激起如此深刻的情感？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无论左、中、右，无论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甚至也无论他的批评者或被他批评过的人，都流露出真挚的哀悼之情。——这个刘宾雁究竟是谁呢？

刘宾雁其实并不代表某种功业或主义。有人说他代表良知，代表勇敢、正直、刚毅、善良、纯真、睿智、谦和、悲悯……都对，但又不止于此。与其说刘宾雁代表着这些高尚的品质，不如说他直接就是高尚的生活方式。刘宾雁之感人，正在于他秉持良知去生活。他反对过国民党、共产党，甚至也批评过反对共产党的海外民运。他从不迎合时尚，从不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只是按照自己未曾被极权统治扭曲的人性去生活。比如，说真话本来是一种基本道德，但为此承受苦难并终生不悔，这就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再比如，懂得爱与宽容，也是一种品质，但无论对敌手还是对贩夫走卒皆一以待之，同样也成了生活方式。就这样，刘宾雁抗拒着极权社会对人性的戕害，活出了动人的美丽。他凭直觉把握了极权主义的秘密：我们和极权主义最深刻的冲突，归根结底，聚焦于人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刘宾雁以自己光辉的富于人性的生活，成为楷模。当我们怯懦苟且的时刻，请想想刘宾雁吧：即便在极权社会中，一个人也可以象他那样有尊严地生活。

这个世界因了他而变得更加值得生活。

这是他为自己拟定的墓志铭：“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

——生活的真理居然如此平凡。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做到的。

让我们象刘宾雁那样生活！

刘宾雁治丧委员会

2005年12月17日晚于普林斯顿

刘宾雁治丧委员会共同主席苏绍智先生首先致词

作家苏炜主持会议

前排就座的刘宾雁先生的家属。

会场：横幅“刘宾雁先生追思会”；高尔泰先生手书挽联“莫道英雄去不还，已闻新雁起寒汀”。

追思会会场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发言 

著名汉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发言。

笔会副会长陈奎德在刘宾雁追思会上发言 

　会场：横幅写“中国的良心刘宾雁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