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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飞熊和维权村民已获释 赵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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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28日狱委讯】刚才，赵昕接到王怡先生和范亚峰先生短信和电话，告诉了一个特别重大的好消息：今天中午得到确信，郭飞熊先生和冯秋盛先生等维权村民一起，已经被全部释放，名义是不予起诉！ 很快，艾晓明教授、郭艳律师、唐荆陵律师、高智晟律师、郭飞熊先生的姐姐也发来短信，告诉我这个重大的好消息。大家都建议郭飞熊先生明天就立即去做身体检查，以免留下后遗症。飞熊的姐姐满心喜悦地告诉赵昕：”我弟弟已经回家来了！” 应该承认，这样的一个好结果比起陕西民间石油投资案的结果还要好些，起码没有像陕西一样，依然起诉了冯秉先等民间维权人士，所以我们对这样一个结果表示谨慎的欢迎！ 当然，太石村村民依法民主罢免村主任的事件还远没有结束，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利益还没有得到依法维护。我们将继续高度此事件，并继续为太石村村民提供法律服务。 郭飞熊、冯秋盛等以法维权的非暴力勇士们，所有海内外的良知人士，都热忱欢迎你们的自由回归！ 赵昕于成都军区八一骨科医院病床上 2005年12月27日 |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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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 关于会员杨天水再次被拘押的紧急声明 （2005年12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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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26日狱委讯】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惊悉：12月23日下午3时半左右，本会会员杨天水先生在南京街头与朋友一起被十多名便衣警察围住，对方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将两人强行分开带走，去向不明。据次日获释的其朋友指出，他在被带走去问话时，在坚持要便衣警察出示证件后才得知他们属于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有关警方剥夺杨天水先生的人身自由早已超过48小时，至今仍未通知其亲属，显然有违法关押之嫌，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对此表示严重关注和强烈抗议。 44岁的杨天水本名杨同彦，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教师和公务员，现为自由撰稿人。1990曾因“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2000年出狱后被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的附加刑至2004年5月31日，其间被警方以“违反剥夺政治权利的有关规定”两次拘捕，后一次是2004年5月27日被拘留十五天至6月11日释放，此后理应依法恢复了所有公民权利，但同年12月24日在杭州访友期间被警方以“口头传唤”带走,12月25日强行押回南京，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刑事拘留，又于2005年1月24日获“取保候审” 释放；2005年12月23日再次被警方拘捕，至今下落不明。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保证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和第七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逮捕人的时候，必须出示逮捕证。逮捕后，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九条规定，“对被盘问人的留置时间自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在特殊情况下，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至四十八小时，并应当留有盘问记录。对于批准继续盘问的，应当立即通知其家属或者其所在单位。对于不批准继续盘问的，应当立即释放被盘问人”； 鉴于杨天水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异见作家，也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一贯遵循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也就是通过写作来品评时政、批评专制、捍卫公民权利，近年来却多次因此遭警方骚扰和违法关押； 鉴于杨天水先生是本笔会继师涛和张林被判刑后又一因言论表达被关押的会员，也是本月下旬仅两天内继马亚莲被警方拘捕、郑贻春二审被维持七年徒刑原判、许万平一审被判十二年重刑后，第四位被有关当局枉法监禁的网络作家； 本会为此声明如下： 一、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对杨天水先生的拘押，无论是基于何种根据和理由，都违反了上述法律所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杨天水先生受法律规定保障的基本权利已遭严重侵犯，必须立即纠正和处理这一违法侵权事件。 二、在杨天水先生被关押期间，有关公安部门应该保障他有权得到法律代理、会见家属、人身健康安全以及其它不受剥夺的各项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 三、有关当局必须停止对本会会员和其他人士行使言论自由权而写作的骚扰和迫害，并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杨天水以及师涛、张林、马亚莲、郑贻春、许万平等因言获罪而遭关押的人士。 |
刘晓波/给友人的诗（四首）
给友人的诗
◎ 刘晓波
眼睛中的烛火
——给忠忠
沿着混浊河边的荒凉柏油路
我们，又去喝酒了
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
向我谈起最熟悉的你
他说第一次与你见面
看到了你眼中的冷峻
而在我的记忆中
我们之间的相视
给予我的
只有你眼中的烛火
你那特有的光亮
使我的血液透明
也许，我还没有
深入到你的骨头渣里
在你的心底
那难以触及的角落
确实有一种
永不融化的冰冷
如果真的如此
但愿你从我的凝视中
感受到同样的烛火
今夜，你要去街头烧纸
在这座没有祭坛的城市
我请求你
不要亵渎老人的亡灵
请求你就看着我的眼睛
把我的注视当作一点烛火
我不是祭祀祖先的纸钱
不是点亮寒夜的火焰
不会在你伤心的时刻
为你送去虚幻的温暖
你就把我当作灰烬
尽情地挥霍吧
黑色的有毒的我
只有在走向坟墓的路上
成为你的慰籍
今夜，我喝了你的酒
今夜，你有权剥夺我
直到赤裸得如同
没有腐烂的骨头
晓波 1999·10·24晚22时
附记：这首诗是在酒桌上构思的。回家后，十分钟内一挥而就。
他妈的，廖秃头来了
——给过去写诗的廖胡子现在吹箫的廖秃头
我的老婆刘霞
还是别人老婆的时候
曾和她的前夫一起
向我郑重地引见你
她的前夫称你是
巴蜀诗歌领袖
而她，更喜欢叫你
廖胡子
初次见面，并未注意
你是否留着大胡子
但那时你的诗句
长得足以环绕地球
你很疯狂
又有点儿弱智
居然把1+1=2
变成先锋艺术的嚎叫
那时的我比你更猖狂
面目狰狞 口吐白沫
否定一切的尖牙齿
决不会轻易放过你
你是否还记得我的结巴
或者暗自里觉得我
比你更弱智
从涪陵到京城的路很远
你的胡子沾满了
对文坛暴发户的厌恶
你走了
当我终于成了刘霞的丈夫
昔日的廖胡子变成了今天的廖秃头
我宁愿从未见过你
相信你的头从来如此光亮
走到哪儿都带着一支箫
黑色的曲调代替了
开放时代那无所不在的诗与屌
我猜这支箫，是你
从死囚的诀别中乞求来的
或者，以你的那种
生性的蛮横动物般的凶猛
干脆就是从死人
那紧闭的口中抠出来的
坟墓的气味浓得呛人
腐烂后仍然余音绕梁
又一次
我变成了监狱“贵族”
你来北京陪着刘霞去远足
她躲开杯盏交觥的聚会
一个人枕着荒凉的夜晚
流着泪听你吹箫
老廖呀，你这个大秃头
我不想知道
是否那夜你只吹给她一人
大秃头能否给夜晚一点点光
我唯一能够确定的是
那箫声带着诀别和死的气息
一直吹进她的灵魂
又通过她的灵魂
吹进了铁窗后
我的梦里
那一夜
我的噩梦中有你
突然的血腥窒息了你
突然的牢狱成就了你
你那张老脸是一块
被箫声惊吓的石头
任警察们尽情抽打
却永远一种表情
冰冷而坚硬
大屠杀在一个黎明完成
你的箫声和诗句
诞生于最黑暗的夜晚
铁镣手铐电棍和死亡
奠定了你后半生的基调
老廖哇，你这个大胡子大秃头
再为我老婆和我吹一曲吧
在这块丧失了记忆的土地上
为世纪末无辜的殉难者安魂
为下世纪无耻的幸存者送葬
1999年11月12日于北京家中
附记：忠忠来电话，廖秃头今晚就到，声音中透着兴奋。我的心跳也突然加快，立刻坐在乱七八糟的桌前，迎接廖秃头的到来。八十年代，是朦胧诗崛起的时代，老廖作为巴蜀诗派的代表，曾经来到京城，我对老廖的长句子长诗的苛刻嘲笑，至今仍然让他耿耿于怀；再想“六·四”后我们共同的命运及友情，心中难免有些不安。这么好玩的朋友，当初为什么要……必须给他写点什么，这是我内心的命令。
听廖秃头吹箫
——给吹箫的老廖
决不是一个适于吹箫的场所
你却奇迹般地
把肉体化为箫声
那个小餐馆很简陋
却有特别好吃的烤牛排
朋友们胡乱地交谈
陌生人议论着“法轮功”
你把狱中的诗集送给亚伟
这个自称幸福的书商无言
只是手有些微颤
突然的怀旧引来了箫声
你双目紧闭
拒绝一切可视之物
眼皮和睫毛的抖动
昭示了生命的如此脆弱
你的嘴唇并不光润
粗糙的声调使空气凝固
满座皆在箫声肃穆
摆出欣赏音乐的优雅姿态
闭目屏息，还似有所悟
惟独我瞪大眼睛盯着你
空无一物
原以为乐器必须有
轻柔的手指和优雅的抚摩
而你张开的五指却紧握着
一根烧红的铁棍
肌肉的狰狞和骨节的崎岖
那种紧张的用力
让我为你捏一把汗
这么精巧的乐器
如何承受而不粉碎
是徒手攥住血刃
是勒紧赌徒的喉咙
是抠进情人的肌肤
是直视死亡的激情
你原本锃亮的大秃头
在这箫声中暗淡无光
如同你送别死囚的夜晚
老廖老廖老廖啊
别人听你吹奏灵魂
用伤感而敏锐的心
我却如同动物，在箫声中
倾听你肉体的抗挣
那是从未屈服过的肉体
是的，是肉体
我敢肯定
是你在牢狱中
与电棍镣铐相对峙
与臭虫虱子死亡相亲的
肉体
1999年11月16日于北京家中
附记：在我整理这首诗时，老廖又他妈的用箫声为我伴奏，还真娘的有点儿情调。
政治幻想狂
——给力雄
题记：早就想给你写信或写诗，但一直找不到那一瞬间的心痛。你严肃的面孔让我畏惧，生怕我的笔亵渎了你。
今晚，玫瑰开在酒杯里
廖秃头的狼嚎
惊醒了小燕那开心的笑容
却撕不开忠忠
吃了忆苦饭的表情
少方，这个昔日的囚犯
变成了充大头的买单者
还有我，干瘦的猪八戒
背着已有几分醉意的媳妇
围着扎眼的大秃头
笨拙地飞翔
只有你，一直坐着不动
那杯“金托尼”的点缀
显得有点儿轻浮
你这个清教徒式的人
在朋友们撒欢之时
居然也眯起笑眼
把自己的绝对初恋
提前到六岁的童年
而我知道
在我还未见过
“红旗”轿车的年龄
你和你的弟弟
已经坐着第一台
苏联人帮助生产的“红旗”
检阅般地周游中国
家族的遗传本来会使你
进入权贵或准权贵的行列
但你是个学汽车的呆子
只相信1+1=2
这类最简单的真理
当你把一包千禧年之夜的糖果
发给山沟里的穷孩子时
童年的那次坐“红旗”的自豪
在你的记忆中
是唯一的一次享受特权
还是臆想中的绝对初恋
于是
你用三个汽车轮胎
扎成简陋的筏子
只身去黄河漂流
你审慎地选择河段
不想做传媒中的一时英雄
因为你知道
这条被称为母亲的河
有多少阴谋
又是多么野蛮而险恶
只有一个西藏向导
只有穷光蛋的行头
你就去攀登世界上
最高最险的大陆
你太了解生命的界限
知道没有敬畏的狂妄
注定要坠入深渊
不怕粉身碎骨的信徒
毫不犹豫地拒绝
徒有其名的牺牲
也有时，你很贵族
起码象有产者的后代
教会别人怎样吃生鱼子
懂得餐后要喝雪梨酒
我家的冰箱中
有你送给刘霞的生鱼子
在我们两口子的心里
你的位置就在我家的冰箱中
永远在零度之下——
不朽
你开着破旧的吉普
四处游荡的时候
从来不会忘记
带上几个女人
也许，正是这些女人
在坎坷的旅途上
给了你绝妙的政治幻想
恰是“六·四”的狂热
以及之后血腥的时辰
你制造了一场
比这个操蛋的民族
那漫长的历史上
制造过的任何灾难
都可怕的黄祸
那个“保密”的署名
让我联想到政治局里
也有不动声色的蛀虫
而就是这冷血的蛀虫
使我边写诗边流泪
力雄呀，每次上路
你永远找不到一台好车
你就是经常搁浅的旧吉普
内蒙之行，那么遥远
你载着我的在监狱外
苦苦挣扎的妻子
去喝马奶酒去吃手把肉
也让大草原的蓝天下
那冒着热气的牛粪
飘进我冰冷的铁窗之梦
但是，没过多久
妻子那龟裂的文字里
是你的又一次旅行
突然中断在大西北的监狱中
力雄啊
你这个改变了
达赖转世灵童的肤色的
政治幻想狂，为什么
如此具体如此细腻地
抚摩着痉挛的诗行
然后用一杯红酒
滋养着就要被榨干的夜晚
告诉你，力雄
如果我下地狱
也决不会饶恕你
我要用魔鬼的利爪
死死抠进你的骨头
把你的政治幻想
当作灰烬中的最后晚餐
2000年2月20日于某酒吧
2月21日改于家中
《自由写作》首发
孟浪/祖国（诗，五首）
祖国（诗五首）
◎ 孟 浪
祖 国
如此赤裸的鸟儿
被投入如此赤裸的天空
如此赤裸的天空
鼓舞起如此赤裸的太阳
我们在恐怖中——
呵，鸟儿痛失羽毛
太阳痛失光芒
我们在可怕的黑暗中……
我们在可怕的飞翔中……
2000．7．25
千年一九九七
鸽子踏响红瓦
少女的赤脚被烫着了
来自罗马的军队
也来自北京。
商旅围困千年
解放的骆驼用白骨呼应
白骨，铮铮作响的
还有今夜不眠的群星。
自由，这大地上的露珠
在饥儿的鼻翼颤动
又在颠覆中危险地消失：
他们要长大——轰赶虚无！
1997．6．20
对告别的执行
脚与站立之间，倒下了
召唤的手臂——
我们每一次的身体
又一次被野蛮地抽象。
站立与前进之间，迈步
已成为飞逝的过去：
城邦呵，光和影，明和暗
是和非，行者用身体正疯狂廓清。
前进与道路之间，到处是
方向的丧失——
我们每一次的生命
在丧失中回归或抵达，浑然不觉。
道路与目的地之间，仅剩、仅剩
无穷尽的腿、无意义的摆荡
我们是静止的、剧烈的——
这是对告别的执行
这是执行中的告别
有些本质低头不语，有些，随风飘零。
2000．3．7
「鹰不是白云里的寄宿生」
鹰不是白云里的寄宿生
而我可能是，也还优秀。
大地被时间裁成课本
鹰偶尔才翻动它
我终生在读。
新娘在空中飞来飞去
她裁取了鹰的翅膀。
当我成为校长，满是眼泪，不是威严
柔软的闪电写字，并委地
哦，鹰不是白云里的寄宿生，我枉执教鞭。
1999．6．2
无 题
战书与降书之间
正是辽阔的国土
祖国，也许就这样展开双翼。
当一个幻影抵达火星
而不是胃镜或太空探测器……
当另一个幻影正接近北京
而不是打地心冒起的幽浮……
流浪的国土
在白云里迷途。
当宇宙被两个幻影所左右
而不是言情作家的描绘……
当两个幻影有些害羞地重迭在一起
而不是众少年的欢呼……
但我看到无尽的战书把国土紧裹
降书在白云里被漂洗得如此洁净
祖国，必须降落。
他满是手指
她却五官皆无
你敢于为宗教而写作
默祷的众少年现身在黑暗中。
流浪的祖国
土地测量员并不迈步，从身体里放下带罪的轮子。
1997．7．5—7．6
《自由写作》首发
马建/西藏人的困境（随笔）
西藏人的困境〔随笔〕
◎马 建
当一头鹿感受到被追杀，那逃亡的越远对它来说就越安全；远处就是希望的乐土。
我是在极权社会长大的，做为个人求生的最后一道防线；思想、欲望甚至念头的自由都被控制着。终于，政治恐惧激活了我被钳制着的绝望，逃离开那个形同监狱的社会，也是一次越狱的行为。而逃的越是遥远，反叛的激情就越强。
那是去赢得思想的自由而投奔的另一个人生舞台，也是去异国他乡的终极方向。而西藏对于封闭的中国而言，就是最遥远的佛国了。我就是怀着那种心态走进了到处是枪口的西藏。
一九八五年，我终于进入三年旅途最远离尘世的“香格里拉”，充满神秘感的高原佛国。
到达拉萨那天，口袋里几乎身无分文了，在朋友的宿舍住下来以后，马上就开始找活赚钱。先是在西藏自治区电视台的大门两侧，画两幅发展经济的宣传广告。一个多星期画下来，我浑身是尘土，街道的墙上平添了大片干净的色彩，引来无数藏民围观。
现在，我真不希望那不是拉萨大街上最早的商业广告。
赚了五百元以后，我又承包了自治区矿产局举办的介绍西藏矿产资源的招商展览。从西藏是中国最大的水力资源一直画到铁、锌、铜、森林等矿产和林业的开发潜力。也画了很多矿石提炼以后可以做出哪些生活用品，还画了从猴子变成人的进化过程，以表示商业开发是人类进步的必然。
半个月又赚了二百多元，并且由于晚上就住在展厅，半夜很容易去食堂偷啤酒和烧鸡，省了我不少生活费。
算了算基本上够三个月的旅费以后，就开始准备在西藏的旅行路线。我心中的西藏是一片非人间的佛土，藏语叫“香格里拉”，意为“心中的净土”。
但赶上了和平解放二十周年大庆，拉萨完全是个戒严的城市了，我虽然不是藏民，但也是汉民中属于坏人类型的长头发装扮。晚上溜出去在街上走动了一下就被藏族民兵抓住查身份，天亮才被电视台的朋友认领出来。
可以感受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敌对关系达到了极点。但当时只是知道藏人对汉人的恨随时会爆发。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会劝我，说藏民们都有刀，持刀合法，要小心别被捅了。
出去也更危险，道道关卡围截检查往来的行人，就只好等过了这狗屁节再出发了。
庆祝游行的当天在街中游行走动的要经过政治审查，在街两边欢呼的人也都要严格挑选，完全就是一场武装的政治演出，感受不到一点节日气氛，虽然歌声号声响彻天空，藏人的恐惧和恨用手就可以感触得到。
之后我选了两条路线在后藏游荡了两个多月，经历最难忘的除了天葬，就是佛土无佛了，六千多座庙宇成为废址，幸存的七、八座，没一座是完好无损的。为了恢复宗教政策而从农村拼凑进来的老小喇叭们多是为了有口饭吃。每座寺庙都挂着出家僧侣规定：“……热爱国家，热爱共产党，……入寺后，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认清唯心和唯物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观。……” 而员警就驻守在寺院里，看守着那一群群诵经的喇嘛。
做为一名受了戒不久的佛教徒，感到共产党真是无处不在，而佛和我一样，连自身都救不了，还能拯救谁呢。我感到自己内心的崇敬被冲垮，如病人被迫要伸出舌苔，让医生诊断你生了什么病一样的尴尬。
现实的政治恐惧与宗教信仰，特别是藏传佛教与世俗的男人女人，甚至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也都令我迷惑不解。因为我的信仰原本就不是从内心生出来，是需要现实的触动，但盼望己久才踏入的人间净土，正是我感到最不该停下来的地方。
回到北京以后我头脑依然空空荡荡，就开始通过写作来寻求内心的平衡。因
我想以一个寻找内心自由的流浪汉的眼光走进爱情和同情、道德和信仰以及文明使我们失去了什么，并根据这五个想法选了五个故事来写，而这五个故事都是来自我对西藏高原的感受；从原始自然的生活去对比现代人的处境。
为此，我跑遍了图书馆，查阅了很多宗教社会调查资料，还包括了高原植被和气候。结果，从道听涂说的故事里，渐渐又呈现了我对佛教的质疑。所以，在写作的二个多月，我也一直在反省自己的信仰。
写完以后就带着手稿，来到朋友高行健家里聊天喝酒，半夜他进到睡房一直读到凌晨才出来把我弄醒。他认为很好，不要再改动了，由他交给《人民文学》的主编刘心武发表。
两个多月以后，我己经到了香港，在一个画商家里租了床位，每天为他画些商品油画为生。一天晚上，香港电视上突然出现了中央电视台的镜头，播音员正在说：…马建的小说透过一个流氓骗子的眼光，以低级下流的笔调，丑化了藏族同胞，文中没有一处表现藏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斗争生活，是一篇格调低下的作品。……通知各有关单位不准传阅，立即就地消毁。
我马上打电话问深圳的朋友，他告诉我公安局己去调查，我在中国的最后一晚都在他家干了些什么。同时被传讯的还有其它朋友。他警告我算是运气好，但千万别回国了。
一夜之间，我成了全国的批判对象，而《人民文学》主编刘心武被撤职查办，编辑部也停刊整顿，并在《文艺报》发表了题为“严重的错误，沉痛的教训” 的检讨。声称“发表这样的文字，背离了党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
当年正是全国二十八个省市爆发了学潮刚被平息，但余波未平，人心浮动。邓小平铲除了开明派的胡耀邦，掀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先开除了新闻界的刘宾雁，教育界的方励之，思想界的王若望之后，文学界找个作家开刀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没想到是我。刚开放的文学界马上就收缩了。
事发三年以后《文艺报》又发表了一篇“舌苔事件备忘录”的报告文学，开头是这样描述当年的北京；一九八七年二月，北京一个阴沉沉的午后，从东单到西单，十里长街的每一个报刊亭前，突然挤满了涌动的人头。
“《人民文学》还有没有？”没有买到的人立刻匆匆离去，直奔下一个目标。买到的来不及回家，就站在路边电线杆旁，急速地翻阅。
“看看，就是这篇小说，特黄……”
当时的人们大概是初次看到中国出现了“性开放”的小说，以至于五元一本的杂志在黑市要二十元才能买到，甚至还有了手抄本。连我出国前留给深圳《特区文学》的一篇二千字的小说，也因来不及撤稿，刚发行就被查封了。
从此我的小说作品和名字都被禁止在中国出现。
十八年后的今天，因要出英文版，我又一次打开了这部被查禁的小说，发现自己己不是当年那个流浪西藏的汉族青年了。现在要再写一篇有关西藏小说的话，我一定会加上政治，加上共产极权对西藏宗教的扼杀。
那时我渴望真理，急于要解剖自己的思想，追求个性和自由。但在那个专治国家，中国人所了解的西藏历史，基本都是官方灌输的那一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西藏就从农奴制“解放”了。我们不会把唐朝将文成公主献给西藏的松赞干布国王为妃，看成是谋求两国和好，而是证明西藏是中国的。对一九五九年的藏民起义，更理解为“叛乱”被镇压了。而达赖所代领的西藏流亡政府，则是分裂中国的敌对势力。带着那么多偏见走在佛土肯定是一无所获的。
直到离开中国在香港住下来，才慢慢看清了中藏历史和今天的西藏真相。
达赖喇嘛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在中共统治其间，有一百二十万藏人被害死。其中死于狱中十七万人；被枪决十六万人；四十三万人死于战场；三十四万人饿死；被逼自杀和批斗至死共十万人。整个死亡人数相当于西藏人口的六分之一。这种死亡比例远超过被共产党消灭的汉族人口，在战领史上实属罕见。
从宗教意识看中国统治西藏，那就是共产教侵略了佛教。从政治统治的角度看，那就是大国统治小国。在中国的历史上总是专制强大时就控制着西藏，衰败时西藏便独立。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中国历史的正常逻辑，西藏也是。在“合”的时代，“分”是必然的，但在哪一年分，就要随历史的变化，也就是由中国政治的更替来决定西藏独立的进程。目前如果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搞街头民意调查，那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是不允许藏独，像汉族一样，任何反政府的活动都会被镇压。独立只能等专治垮台才有希望。
但一个拥有自己的文化风俗和文字，有着自已独立自主的历史的民族，就己经是主权所包括的一切了，我当然赞同藏民的“爱国”，并为他们在自己的家园流亡着而祈祷。无论是心灵或土地，被占领了都不会给生活带来精神幸福。
但今天的西藏和半个世纪前己无法衔接了，除了天空和没有新闻言论自由，可以说一切都已改变。执政的藏民干部都是共产党利益集团的成员。
今天西藏的市容远比我画的那两张广告要五彩缤纷，一条现代洒吧饭店横在布达拉宫下面，新建的广场耸立着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零五年的二期工程还包括把广场建成集休闲、现代音乐喷泉等大型旅游观光景点。从前在街边上赶着牛羊喝着自带的青稞的藏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在饭馆看着电视吃川菜的现代藏民，而且和汉人一样玩扑克和打麻将。多数人忙着发财，忙着当有身份有地位的干部，他们依赖中国政府，不会是反叛者。
只有少数藏人感受到不能说不能写更不能表达的痛苦，他们大都是佛教徒和学者，还承担着被迫害的宗教文化的记忆。最近藏族女作家唯色的《西藏笔记》被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峰认定为：“赞美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葛玛巴，宣扬佛教等严重的政治错误，有些篇章已进入政治误区，例如，《尼玛次仁》，描写宗教人士尼玛次仁，在国际会议上与达赖喇嘛的支持者相遇的困惑，反映作者对达赖喇嘛分裂祖国的认识还模糊。”随后新闻出版局在中国全面查禁了此书。
事件发生，西藏文联成立对她进行思想教育的小组，迫使她承认以自己的眼光观察西藏是错误，必须放弃佛教，保证今后对西藏现实的描述遵照政府的要求。还派她去青藏铁路工地，写歌颂文章立功赎罪，因为她还曾反对修建青藏铁路。
共产党对藏族作家的迫害也是对西藏文化的不尊重，只要是发现了有人为记忆而活着，便马上洗脑，这一点和十八年前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打着“反恐”旗帜抓捕更多的反叛者反而有增无减，很多反叛青年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汉人在西藏造的监狱中度过。逮捕，加刑，无期徒刑，死缓，枪毙等词是藏人在甜茶馆习以为常的聊天话题。可以说，新西藏就是个变富的大监狱而己。
我庆幸小说发表时己逃离中国，不然下场也许比今天的唯色更差。
快速推进的“青藏高原经济带”，计画，把西藏列为西部大开发中的亮点。正在修筑的青藏铁路建成后，将和全国的经济市场连接在一起了。目前西藏每年接待的旅游人数是三百六十万人，收入达二十八亿元。铁路通车以后，西藏必将成为中国的“黄金热线”。每年的游客将是上千万人次了。
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西藏，对于汉藏的文化冲突、宗教冲突就都变成少数人的闹事，多数藏人，特别是年青人宁可西化、汉化、现代化也不愿意藏化，不愿意回到过去或历史的连接点上。
社会的发展必将以拋弃原有的观念为代价，那么仅仅是旅游经济的冲击就足以更新传统的西藏了。
去过印度的萨兰达拉的藏人回来以后，大都更加喜欢了经济富有的新西藏，而那些靠个人奋斗成为藏人新贵的阶层，和汉人一样，对共产政府不恨也不爱。可以说，今后加上四川、浙江等汉人的大量涌入，一个只能称为“新西藏”的政治社会己经形成，“藏族独立”这个词，是对少数囚犯专用的，和多数正常追求过现代化生活的藏人没什么关系了。
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里，向人们展示的那块神奇“香格里拉”， 今天正在上演着世界品牌商业旅游争夺战，云南首先在四年前将中甸县改名为香格里拉县之后，四川也将日瓦乡改名为香格里拉乡，而亚丁乡也自称为他们才是“最后的香格里拉”，近日西藏也宣称真正的香格里拉，在拉萨东部的昌都。
青藏高原是人类仅存的几块最后的净土，一旦大规模展开旅游业，特别是矿产资源的开发，会给高原生态带来重大影响。后果也许是今天的中国，开发一片毁掉一片，条条河流被污染的现实。
在这所谓的“高原经济圈”开发热朝中，那西藏就真成了人们梦中的“香格里拉”了。
2005.5.10
《自由写作》首发
郑义/略论猪权与人权（随笔）
略论猪权与人权
◎郑 义
这世界确乎十分的“人道”了。
即便是屠宰传统的食用动物，也在“动物福利”的强烈舆论与法规中受到越来越严格的规范。目前，世界上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制定了有关“动物福利”的法规。其法理源于对生命的怜悯与敬畏，即动物这种相当高级的生命与我们人类一样具有痛苦、恐惧等基本感受与情感，因此，即便要屠宰它们以供人类食用，也应该在饲养时给它们起码的生存空间，在屠宰时尽量减轻它们的痛苦。比如宰杀前必须洗澡，必须隔离屠宰，绝不可令其它猪看到而引起惊恐，必须在电击昏迷之后才能放血肢解等等。
当然，这说的是中国之外的世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动物福利”似乎有奢侈之嫌。记得网上有好事者曾贴出一则“异闻”，说江苏徐州（铜山县大黄山乡）村民某王发明了一种“生烤活驴”的屠宰法，现场实录如下：
“将一头活驴绑在树上，用烈火活烤这头活驴，在烈火的烧烤下，驴拼命挣扎，发出惨嚎，驴皮肉开始烤烂，半小时后，血开始从被烤焦的皮肉中渗出，王某将一桶用水、味精、盐、辣椒粉、五香粉混成的液体，从驴的嘴中强行灌入，而驴在长达近一小时的惨烤中，已口渴难忍，不得不去喝王某做成的混合物（液体）。但驴子喝入后，开始进行第二次挣扎，焦烂的身体发出烤肉的味道。驴的惨嚎声，会响彻乡里，围观的农民及过往行人达百，但无人过问此事。驴子喝入的液体，在烈火的熏烤下，开始不断地随着体内的血液渗出，直到驴被活活烤死，整个过程长达一个多小时。王某开始将驴子的肉一片片的割下，这就是他的成功之作。但是这种严重惨杀牲畜的现象极为罕见。不但无人过问，而且，广东省的某电视台却鼓吹王某的这种杀驴做肉的方法是中华民族的烹饪发明，并且在近期将王某的惨杀驴做成肉的过程，拍成录象，在社会上进行推广！”
这应该算是一条社会新闻，不过是民间发表而已。虽然没有第二个独立消息来源加以证实，我还是宁信其真。鲁迅先生说他自己“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我倒不是。我宁愿以最好的善意来推测国人。但“生烤活驴”这种事情确有先例。比如我知道有一种活烤王八的烹调法，边烤边灌佐料，与“生烤活驴”有异曲同工之妙。再比如晋南某地还有“开水泼驴”法，也是捆起来，活活的一瓢一瓢的开水慢慢泼，据说那驴肉口感极是脆爽。依我看，这“生烤活驴”不过是上述二法之混用，无甚独到之处。有一种“活炸鲜鱼”的技艺倒是值得参考：将鲜鱼剖腹去鳞、切断神经，再以湿布包裹鱼头，将鱼身入滚油速炸，最后浇上事先烹好的调味汤汁装盘上桌。可怜那鱼被吃掉半边还张口喘气，真乃世界奇观。由是观之，“生烤活驴”尚有精益求精的余地。
中国人似乎也不都是如此残忍。荒山僻岭的兽医院，给牲口动小手术，也要备一桶凉水浇头，转移注意力，趁牲口那出其不意的一激灵时下刀。生烤活驴，如果怕打麻药影响肉质，灌点酒也不错。白酒太贵，薯干酒就可以，上头极快。插队那阵儿，只有薯干酒卖，半碗灌下去就能放到一条大汉。给驴灌上两海碗，不信它不醉。一来可以减轻点痛苦，也许吧。二来若有人“抢占道德高地”，不忍驴子挣扎号叫，咱就可以笑骂那畜牲是喝多了正藉酒撒疯呢！
再回到那则“异闻”。如果某电视台认为“生烤活驴”是“中华民族的烹饪发明”，恐怕别人也没有强硬的反对理由。论及烹调技艺，咱们中国人确是独领风骚。
但是，洋人似乎并不认可这种“吃的艺术”，他们把被吃的一方看得很重，却又不吃素，是不是有点伪善了？国际上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提出了动物生而有之而人类还必须加以保护的“五大自由”：一曰不受饥渴的自由，二曰生活舒适的自由，三曰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四曰无悲伤与恐惧的自由，五曰表达天性的自由。以第一大食用动物猪为例：一只乳猪至少要吃13天母乳，猪窝必须铺稻草，要有供它拱食的泥土，运输途中必须保持清洁，要按时喂食和供水，运输时间超过8小时就要休息24小时，还有，就是上文提到的隔离屠宰电击昏迷等等。
我认为动物的“五大自由”很好，（我承认大有伪善之嫌，）但我拿不准我的同胞们作何感受。譬如，回到插队的太行山，该如何向乡亲们宣讲猪的权利？我现在就看到了他们那种疑虑而同情的目光：老郑呀，不是在美国呆傻咧？
说起人权，老罗斯福不过才提出了“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受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倘若猪会说话还信神，肯定会加上言论和信仰这两条，就成了七大自由。不管是四大自由还是七大自由，如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真有一百年，那离咱们就还是比较遥远虚幻。你看看，一只乳猪至少要吃13天母奶，一只乳人呢？那些被遗弃、被出售的女婴，有哪条法律来保证她们都吃足了13天母奶？猪窝要铺稻草，人窝呢？铺什幺不说了，能否享有不被推土机加警棍强行捣毁的自由？猪要有可供拱食的泥土，人是不是也应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可供刨食的土地？还有，人的运输条件是否可以不那幺拥挤，挤到令人发疯而跳车自杀？至于人的屠宰，则更不能跟猪比了。屠宰前洗澡一条实属空想，不提也罢。能做到不虐待、不上刑、不示众就已经不能再好了。猪对人类做了贡献，我们要善待猪。据我理解，那些被处死的人，至少也以他们的最后的“伏法”为政府立了威，也算是对国家做了贡献，何必还要反复刻意残害呢？
旧社会，押往刑场的死刑犯，一般是可以向街边的店铺要酒肉吃喝的。阿Q临刑前，还喊了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看来喉管舌头还很健全。名作家汪曾祺写过一篇小说叫《大淖记事》，旧社会的事情，其中有一段民团捉了土匪凯旋归来的场面：
“这队伍是四列纵队。前面是号队。这不到一营的人，却有十二支号。一上大街，就‘打打打滴打大打滴大打’齐齐整整地吹起来。后面是全队弟兄，一律荷枪实弹。号队之后，大队之前的正中，是捉来的土匪。有时三个五个，有时只有一个，都是五花大绑。这队伍是很神气的。最妙的是被绑着的土匪也一律和着号音，步伐整齐，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甚至值日官喊‘一、二、三、四’，他们也随着大声地喊。大队上街之前，要由地保事先通知沿街店铺，凡有鸟笼的（有的店铺是养八哥、画眉的），都要收起来，因为土匪大哥看见不高兴，这是他们忌讳的（他们到了县政府，都下在大狱里，看见笼中鸟，就无出狱的希望了）。”我不是厚古薄今的人，但看了汪曾祺先生的描写，仍然有一种今不如昔的感受拂之不去。
据说法国曾拒绝接收一批从乌克兰运到的猪，因长达60余小时的运输过程中未按规定休息，侵害了猪的基本权利。纵贯美国东海岸的95号公路上，曾有卡车失火烧死小狗致使司机入狱的“异闻”。两名司机大卫和爱德华正是为了保护狗的基本权利，怕狗受冻，才在车厢里点了一台丙烷取暖器。结果引发火灾，44只小狗烧死，24只小狗送医，两名司机被控以68项虐待动物罪。身为中国人，此类的消息总令人黯然神伤，含愤抱屈。美国大量进口中国焰火，也不知道进口商是否了解：在那些出口节日辉煌夜空的花炮厂里，根本谈不到什么劳工基本权利，不仅生产条件极为简陋，还不时发生爆炸。如此保护猪权狗权而漠视人权，我以为至少是一种逆向的种族歧视。
无论如何，我还是赞同保护猪权狗权的。这抉择来源于下述信念：只有当罪大恶极的囚犯的人权都受到切实保护，所有人的人权才算获得了最终的保证。同理，我们也可以说：只有当被猎杀屠宰了数以千年的动物的基本权利都受到尊重，人权这种观念才在人类社会中获得普遍的最终的确立。
佛说众生皆苦。
我们应该对生命有起码的怜悯与敬畏。
2005年11月10日
阿钟/记忆（散文，三篇）
记忆（散文）
◎ 阿 钟
一九七六年九月的那个下午
九月，暑气尽褪，空气中隐含着肃杀的气氛，阳光冷冷地映射在墙上。墙上，泥灰剥落，坚的半个身影被映在墙上，脸上是青春痘留下的凹坑。坚表情冷峻，其中掺杂着几分痛苦。这时候的坚，癌症晚期的症状已开始显现，疼痛已开始向他的身体攻击，但这种痛苦还没到不能忍受的地步。所以，这时候的坚，冷峻的表情由于疼痛而被强化了。
这是下午三点的阳光，稀薄的阳光中传来了汽笛的鸣声，由远而近，逐渐汇成一片。这是一个虚弱的国家和她羸弱的人民在一个巨人离世时惊慌失措的哀恸。汽笛的鸣声持续了片刻，接着便是死一般的沉寂。我们知道，此刻，在北方一个巨大的广场上，一个规模宏大的追悼会正在举行。但追悼会的消息我们要等到明天才能从报纸上读到。
坚的脸在阳光的映射下显得更加苍白，死亡已开始向他逼近。与这位死去时还手握权柄的老人相比，坚实在是太渺小了，而且还如此年轻。坚的眼睛在阳光下显得复杂而深邃，坚看到了什么呢？六年前，当这位大伟人挥一挥手，坚便一无反顾地投身于边疆的广阔天地，开始了其乐无穷的战天斗地的生涯……
坚的嘴角突然抽搐了一下，坚说道：“这种人，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二个月后，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坚在病痛的折磨中也死去了。
2005-12-9
一九六六年秋天的开始
早晨，妈妈还没有起床，木也没有起床。
这是秋天的早晨，妈妈的脸带着几分迷茫：谁这么早来敲门？
来者是木的老师。
木已经7岁了，到了入学的年龄，再过几天，木就要上学去了。王老师，四、五十岁的年纪，但在木的记忆中，王老师的面容已经模糊不清，岁月把过多的往事都抛入到了遗忘的大海，但王老师这天的举动却留了在木的记忆中。
红卫兵在烧书。
这就是王老师突然来访的原因。在这个天刚蒙蒙亮的早晨，王老师象一个勇士，挨家挨户为每一个将要入学的新生送去也将挨烧的课本。
在小小年纪的木的心里，却觉得王老师真是多事，这些书让红卫兵烧了多好。几天后，木在父母的逼迫下，无奈地进了学校。这是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木在第一篇课文“毛主席万岁”的读书声中，开始了人生识字糊涂始的岁月。
木已经学会了读“老三篇”，木已经知道上课不可以讲话，不能做小动作，木也知道上课的时候手要放到背后，这些都是参加红小兵的条件，但是有一天，王老师来到了课堂上。王老师说，今天，我们要评选表现好的同学参加红小兵。于是，王老师报了一个同学的名字，便问大家：
“同意×××参加红小兵吗？”
大家齐声答：
“同意。”
于是这个同学就算加入了红小兵。
老师又报出了木的名字，对同学们说：
“×××同学这几天的表现有退步，你们同意他当红小兵吗？”
全班齐声答：
“不同意！”
木从此就成了班上的差生，木从此便与“先锋组织”无缘。从此，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革命运动便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2005-12-23
一个八十高龄偷情者的下场
天气奇冷。
三老头子偷偷地带了一个老太婆回家来。这个老太婆也有八十多岁了，跟他的年龄也相差不多。不幸的是，三老头子被人捉奸在床，被子还没捂热，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了自己的罪证。
有人去报告了居委会，联防大队派了四、五个大汉，直接把三老头子从床上请进了派出所。三老头子慌里慌张，老棉裤也没系好，裤腰带的一端拖在了屁股后头；老太婆哆嗦着手，那件藏青色棉大褂的扣子怎么扣也扣不上去。
这是六十九弄的黄昏上演的一出轻喜剧。人们尾随在联防队员的屁股后面，直到把这一对老混蛋送到了派出所门口。
三老头子在乡下是有老婆的，竟在八十高寿之际还要搞腐化，岂不是找棺材睡？
从此以后，弄堂里又多了一个扫地的；三老头子被归入了坏分子的行列。
那天黄昏，冷寂的弄堂里突然热闹起来，人们嘴里呼着白气，会心地笑着。联防队员猛烈地敲打着三老头子的门，在嘭嘭嘭的敲击声中，那扇破败的门似乎就要散架。门开了，三老头子的脸出现了，黄昏的阳光再清楚不过地呈现出这样一张老脸，上面写着：惧怕、惊慌、无奈、沮丧、羞愧、无路可逃时的就范、羞愤之中的一丝仇恨……他的眼睛里，阳光闪了一下，随即熄灭，而那些微笑着的人们的眼睛却明亮起来。
哦，黄昏时分的阳光竟是如此美丽！
2005-12-24圣诞夜
《自由写作》首发
井蛙/上海澡堂（散文）
上海澡堂（散文）
◎ 井 蛙
我是在冬天到上海的，那是我去香港后第一次出境。心情激动、兴奋、狂热。像一只被关了多年仍渴望飞的鸟。走在衡山路上，被一排排法国梧桐树迷住了，树叶顶端，那成排的老式洋房也使我欣喜不已，我为此多看了几眼，仍不能释怀。想起儿童时代在邮票上对江南民居痴迷的情景来。我对建筑的喜爱不仅仅是对建筑本身，而是对建筑里面的人也充满了好奇。
晋逸在衡山路附近租了套洋房。她在公园接我的时候，上海的天气清冷但不干燥。我穿着那件红色长大衣和格子短裙，黑色长围巾。她说我，几年不见，竟然也是那样神采奕奕，步履轻盈。确实，我一走出机场，就有被释放的快感。说明我对香港已经厌倦透顶了。因此，脸上也多了几分生动的表情。
我和她已经认识二十年了。
她一个人住。老洋房门前的灯盏，一到黄昏就亮着，我冒着冷雨从别处回来。她给了我钥匙，有时她下班回来了，有时候没有。我远远望着那盏灯，心里就有孤独的感觉。因为冷，也因为天黑，更因为她在屋里等我吃饭。我喜欢老上海人的奢侈，柚木地板，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洗手间。连天花板上的吊灯也是古典法国式的。吃饭的时候，就想这套老式洋房以前的主人是谁呢？瞎扯了一通，从一大堆的外国大使到享誉半个世纪的文坛巨人再到上海滩里的黑帮老大。她笑了我一顿，我不理会，这个从小喜欢写诗但又随手扔掉的家伙。我还问她这套房子需耗资多少。她说每月超过三千。我问你在上海的工资多少，她说六百。因为她比我早到上海没多久，所以这些都成了理由。她每天要吸两包高级烟，晚上在网吧里耗最少十小时，喝得醉醺醺回来。我那时把她誉为“垮掉一代。”
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她吃完晚饭后就到附近的网吧玩游戏，一直到凌晨回来。我已经睡了，第二天一早，她正儿八经地到一家美容院上班了。她起床我竟然不知道。所以，碰不上面。我睡到中午才醒，决定又到外面吓逛。我没坐车，光走路，不知道走了多远，天突然下雨，我就在一条老街道卖小笼包的小食馆停下。这时，被一个醒目的招牌吸引住了。我定睛一看，写着：东方澡堂。
时值中午，晋逸昨天说过会和一个同事回来跟我吃饭。我立刻乘计程车回去。因为走得太远，即使不下雨，也无法辨认回去的路了。
她和同事刚回到家。一个江西女孩，圆脸，两腮红通通的，也许是她们冒雨走得急的缘故。她礼貌地向我问好，我看她穿着一双湿透了的很薄的短袜子，就从旅行袋里抓起一把前些天在淮海路买的厚袜子扔给她一双。她有点腼腆，像个乡下姑娘。但最后还是接受了我的好意。
那是我在上海时她们不用上全班的唯一一天。
我立刻缠着晋逸，我说吃完饭我要到澡堂洗澡去。她哭笑道：
“家里的热水无限洗，跑到澡堂去干嘛呀。”
我说，我从来没在澡堂洗过澡呢。我一定得进去一次。
那位江西女孩一脸惊讶地看着我，问我为什么从来没去公共澡堂洗过澡。我说，我们那里没有公共澡堂。我今天才在一条老街上发现澡堂的。
对于上海人或者北方人来说，到公共澡堂洗澡就像在家里吃饭那么平常。可是，我还是第一次进去。我激动得心砰砰跳。
门票每人五元。
晋逸将沐浴露、洗发水、大毛巾都帮我放在一个橱柜里，然后锁上。我一进去的刹那，被吓坏了。里面都是裸体女人。其中一个趴在长椅上，享受着另一个女人的捶背，也许他们是亲人。不错，我问她们了，她们是母女俩。
江西女孩爽快地将衣服一件一件地往外剥，像剥花瓣一样。最后剩下一朵裸露的花骨朵儿。我一脸羞涩地站在那里，动弹不得。只见澡堂里头，裸体的女人到处走上走下，时而在橱柜里取东西，时而彼此开玩笑搭腔。还有，一个身上很多肉的中年女人，正漫不经心地在查看自己的乳房。我傻掉了，没进来之前，我还以为，公共澡堂像泳池一样，大家穿着比基尼，只是水是热的罢了。或者像桑那一样。我没想到，这里的女人对自己在公共场合裸露身体竟然显得如此从容。
江西女孩正在催我：“你怎么还不脱呀？”
“啊？！脱，就快脱了！”我真的被她吓了一跳。但又不好意思表现得那么窘迫。
这时候，那位趴在长椅子上享受捶背的女人，一口上海国语笑着把脸转过来，她说：“小姑娘，别怕羞，你们乡下人在自己家里洗惯了是不习惯到外面洗的。洗了几次就好了。”
我支支吾吾地答应着。
她问我哪里乡下的？
我一时反应不过来。晋逸把腰都笑弯了。
“问你呢，哪里乡下的？！”
“哦，我是从江西过来的。”灵机一动。但被江西女孩掐了我一下。
上海女人才把脸转过去。继续趴在那张长椅上。
四只眼睛正不客气地朝我这边扫射过来。我小声地以商量的口吻跟晋逸说，能不能不脱underwear啊？就在此时，我第一次看到晋逸和江西女孩的裸体。晋逸由于消瘦，腿很长，看起来算有点美感。但那位江西女孩，虽然才17岁，但由于矮小而稍胖，感觉一般。我没像欣赏上海的法国梧桐树和老式洋房那样欣赏她们。因为，她们距离残酷的现实太近了。
我把外面的衣服都脱了。剩下underwear。也许正如那位上海女人说的，洗多几次就习惯了。可是，自那次之后，我没再进澡堂洗过澡。
回去的那个晚上，我还做了个恶梦，梦见自己成了一个体态丑陋的女人，浑身的肉像云贵高原的梯田一样一层层的往上长。我在梦里对人体产生了恐惧。因为，被艺术家吹捧到了艺术层次的人体美，现实中并没给我带来美感。反而，我从那几个女人身上看到了人体的丑。这种丑带给我恶感。所以，我曾经看过的那些中世纪的人体画，那些个头硕大，体态肥胖的女人，也没给我带来艺术的美感。十二金钗在我的脑子里，她们都是我喜爱的美人。但是，如果她们都一窝蜂地把衣服全剥光了，近距离站在我面前，不知道我还当不当她们是美人。假如她们的体态真的如她们的心灵她们的诗歌般写满神韵，那也许对我这次的想象力所遭受到的袭击是一种挽救。否则，那种灾难就更大。
我从这些裸体女人的脸上，没看见半点的羞涩。也没从她们身上读到某些超越肉体的美。也许她们只是来洗澡，洗干净了就回去了。谁也不去看谁，谁对谁都没兴趣。像吃饭一样平常。况且，她们说，到公共澡堂洗澡，只是为了节约，因为在家里洗澡水电煤的消费比在外面大。
正如晋逸说的，大家都是去洗澡，说白了是去除污。不像西施在河里戏水。或者贵妃在华清池里跳舞唱歌。我们谁也没亲眼看见过西施戏水，也没欣赏过贵妃在华清池里如何媚态千种，但为何一提到戏水，我们脑子里就立刻浮现出一幅迷人的画卷？我想，那才叫艺术的感觉。
古人称洗澡为沐浴，而现代人却直露地称为洗澡。沐浴与洗澡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沐浴给人留下想象力，而洗澡只是除污。试问，一个女人在给自己的身体除污，有什么好想象的呢？但你说一个女人正在沐浴，那就不一样了。沐浴，不仅仅是除污，它还有内在的精神的参与。
现代人为除污玩了很多花样。据说日本提供男女共同裸浴的场所。有些人把那种场所称为色情场所，有些则不然，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在鼓吹性开放。性开放，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大家是否适合或者允许在公共男女浴池里亲热？其实，这种男女公共浴池不是现代人创造出来的。相信没几个人不知道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只是，参与的男性只有他自己罢了。历史留给他的只有四个字：荒淫无度。
我们如果在公共场合到处都能看到人的裸体。并且男女之间毫无距离感，时间久了，男人和女人除了肉欲，便再也没有想象力了。失去想象力，美感从何而来？爱情的美好，就在于它为两个相爱的人提供了对未来的想象。
我知道，我多去几次澡堂洗澡，就不再会感到羞涩。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最后一件脱掉。脱掉最后一件之后，我就像她们一样，大胆地走来走去，这样下去，我洗澡也只是去除污。再发展下去，我对谁的裸体都不感兴趣，包括我自己的。我也不在乎身上的肉是多了还是少了。是像梯田那样一层层往上长，还是变得皮包骨头。因为我对美丑已经麻木了。个人唯一的隐私毫无保留地被自己公开了。
离开上海之前，那位江西女孩又来过一次，她穿了一件横条毛衣。脸还是红通通的，两次对比，我发现，其实穿上衣服的她比裸体要好看许多。
临走的那天，在通往南京的火车站，晋逸问我，如果一个男人在我面前裸体，会有什么感觉？我说除非我爱他，否则不会有什么感觉。爱，就如戏水，有精神的成分。不过，我开玩笑地附加了一句：但这个家伙不能老是裸体，否则我又做恶梦了。正如罗兰巴特在脱衣舞的幻灭中写道：当脱衣舞女脱下最后一件内衣时，她的性感就消失了。
上火车之后，我依依不舍地望了几眼法国梧桐。就是这样一种对一棵树的含蓄，我才会在隔了一年之后，再次怀着无限美好的想象来到上海。而且，那些树，还是我第一个冬天喜爱过的树。
2005－9－4
美国西海岸
《自由写作》首发
黄翔/独立笔会流亡作家访谈录之一
流亡作家访谈录
——答中国独立中文作家笔会问
1.什么是流亡作家？
当人们称呼您为流亡作家的时候，你对这种称呼感到习惯吗？
当人们称呼我“黄翔”、“作家”、“流亡作家”时对我都是一样的。我首先强调我只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正如我在最近的一篇长文《在意大利的天空下—文艺复兴故乡精神之旅》中所说：“流亡是个神圣的词语”、“是一种神圣的人生经历和体验”。被放逐的屈原就是流亡者，被驱逐出佛罗伦萨的但丁也是个流亡者，而且都是“政治流亡者”，也是坚守人类的“大政治”—“良知”的诗人。
但我不喜欢纯粹从政治的角度，刻意为自己贴上一个政治标签。
所谓政治流亡既是身体流亡，也是精神流亡。不存在纯精神流亡，如果你不喜欢中国大陆的体制而离开它，这只是你自己的内在选择、是个人的自我放逐。与其说是“流亡”，不如说是“漂泊”。因为你没有外在的压力、不受到驱逐，不需要“亡命”，所以不需要自视或“定位”为“流亡”。而对我个人而言，“政治流亡”只是一种生命表象，它的深层本质是“宇宙生命”的漂泊。我更愿意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流亡，并超越于“流亡”这一概念所指的一般社会层次和特定的“政治”含义。如果不是真正因“犯罪”而“亡命”，“流亡”更适宜于指社会政治领域的政治反对派或政治活动家；受到“迫害”和“放逐”的诗人，实质上也是流亡，但他在精神上超越于这个层次。诗人和作家的“流亡”的深层意义是“宇宙生命的飘泊”。他们的精神边界大于政治的界定。有宇宙性质的精神包含，却没有宇宙性质的政治指向。而且，就“漂泊”而言，“有国内的漂泊，也有国外的漂泊；有生命内部的漂泊，也有生命外部的漂泊。”这种精神领悟与通常意义的社会政治无缘，纯属精神创造活动领域的“精神领悟者”。
苏联和中国都是专制主义国家，都存在对作家的迫害。在中国，这种迫害，特别是指针对非官方的民间自由写作者或来自社会底层的民间作家的迫害。这种迫害在中国比前苏联更甚、更巧妙、更隐蔹、也更残酷和不易为外界所知。如我一生六次被投入监狱、失去自由，外界都几乎一无所知。在那个非网络的时代，只要消息受到官方严密封锁，一个人就如同沉入黑暗的深渊，见不到天日。所以，我作为一个长期为言论自由而抗争者，每次被以不同的“刑事犯罪”名义投入监狱，个人痛苦的命运和遭遇，从未引起过国际社会的关注。只是第六次在北京被捕关押昌平，才最后总体爆光。所以，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并不意味着中国对行使言论自由的作家、主要是民间维权作家迫害的终止。不但如此，现在反而变本加厉。
民间的作家在官方眼里不是“作家”，只是被以各种名义逮捕、判刑的“刑事犯罪分子”。在官方看来所谓“作家”是被官方承认了的人，所以，除非特殊情况，他们一般不会受到迫害，因为官方不会迫害被他们“承认”了的人，他们迫害和杀害的都是“阶级敌人”。如以前被他们杀害的“反革命分子”，其中许多人就是最早的“政治反对派”、“反对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也是最早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官方作家被迫害至惨的有胡风，他的悲剧是双重的，既有外在的迫害、也有内在的“合谋”。他在狱中仍然对把他打入黑牢的毛主席寄托希望，“念念不忘毛主席”为他澄清冤案。“六四”时期叛离体制、被迫逃亡国内和流亡国外的作家有郑义，在前体制内作家中，属特例。
2.您是怎么走上流亡之路的？
希望您能向读者讲讲您是怎样离开中国的，您为什么选择流亡？
不少流亡作家刚开始踏上流亡之路时，常做过这样的梦，在梦里，他们回不到中国了，
1958年我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我被第一次正式投入监狱，并从作家协会贵州分会除名，从此作品禁止发表。1978年我和我的朋友们公开创办全国第一个民间社团“启蒙社”，并创办全国第一份公开发行的自由民刊《启蒙》。这就是民主墙运动的开始，我为此入狱，这是我一生中六次受到监禁中的第三次。中央曾为此秘密下文：“不准发表黄翔作品，扩大他的影响。”所以，最后离开中国前我的作品被封杀四十余年。
1993年，我第一次应邀访美。回国后，1994年又被迫害入狱。释放后迫害并未终止，官方莫名其妙指我“负有美国人权使命、在美国遥控指挥‘反革命集团’并为该集团幕后策划者。”在我离开中国前，我的名字已上了起诉书，因为我是“幕后策划者”、又“负有美帝国主义的人权使命”，是“严重刑事罪犯”，所以立案者奉命内定欲重判我十五年。其中“首犯”是比我年青的朋友陈西，他曾宣称贵州民主运动要在全国领先、公开表示要向我学习。在我离开中国后，这位一腔热血、一身正气的朋友竟被重判十年徒刑，当时我已被迫流亡国外，闻讯不禁怆然泪下！我们最近才通第一次电话，他告诉我，今年才刑满出狱。我之所以能够离开中国、流亡美国，因当时中国正申办奥运，我是他们手中的一张“人质”牌。当时在中国人权的联系下，我的问题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关注，后经由美国出版者协会主席威尔·施瓦布个人名义邀请下，我于1997年再次离开中国。
流亡不是我的选择，对我来讲是无奈，我并不想离开中国。我从离开中国的第一个瞬间起，就开始怀念中国。所以，我第二次离开中国后，在美国写的第一首诗是《逃避逃亡》，以后又写有《中国之恋》等。中国对我而言不等同于党国。但是我不离开，我已经先后失去了十余年的自由，如果再重判一次，我一生都在狱中度过了。这就是不堪回首的专制制度的罪恶！这种罪恶并不会因苏联解体而终止！
我没有做过“回不了中国”的梦，也没有做过“再也离不开中国”的梦。但我无时不怀念中国，中国也无时不在我的心中。离开中国是我心灵的创伤，我并没有特别的解脱感。
但是，西方世界的自由，无论对我的肉体还是精神，都是至关重要的。我的作品不可能受到专制政治的接纳，他们容忍不了自由的精神生命和精神生命的自由。他们只能容纳“超越政治”的“纯文学”的“朦胧诗”。事实上“朦胧诗”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专制的产物”。数十年后的今天，这一历史档案终于被新一代作家和学者王怡们打开，并作出最初的历史剖析和解密（可参阅我的《在意大利的天空下—文艺复兴故乡精神之旅》一文中的“呼唤全球新的文化复兴”一节）。我不离开中国我的作品终生封杀、终生禁止出版。作为一个公民，我等于没有公民权；作为一个作家，我等于不存在。而现在许多人仍然还在重复着我曾经经历的命运，他们同样无从“纯文学”、无从“超越政治”，而将自身独立的精神创造作巧妙的置换、而能为“专制政治”所接受。他们不作出依附专制“小政治”的选择，而维护和坚守的是人类的普世价值，仅管为此必须面对的是新一轮的迫害、扼杀和湮灭！
3.流亡作家和海外作家的关系
您怎么看待大陆作家？包括体制内的作家与异议作家，您和他们有什么差异？
文化是多元的，作家是不同的。大陆作家和海外作家比较，有的人是很有才华的，写作水平也较高，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总体上比海外强。但他们的创作限于环境制约，作品中普遍缺少生命自由精神，看不见专制社会环境中的“真实的中国”。至今未出现一个挑战体制的人、一部挑战体制的作品。作家应是“人”的作家、不是“党”的作家；文化也如此。中国应有一场真正的文化复兴，它正在呼唤巨人、也理应产生一批足以进入世界文学殿堂的新世纪的文学巨匠。海外作家同大陆作家比较，一般来说，作品更具自由精神和普世性，这是总体比较而不是就个体而言。我个人如果同海外作家或异议作家比较，其差异也许就是：写作既关注社会，但不停留和局限于当下；既关注政治，但政治对我而言，既不是执政党的立场、也不局限于反对党的立场，而是超越于两者之上的人类良知的体现。写作就是面对全部广阔的人生，包括人类全部历史和现实。文体不人为设限，打破各种形式的边界，形成一种混合文风。而对于诗歌而言就是一种综合文字、朗诵、书法、音乐和绘画的“立体艺术”或“立体写作”。如我的“房子诗歌”、“爵士乐”和“摇滚乐”诗歌、“雕塑的诗歌”和“行走的诗歌”，有的已经在美国匹兹堡和意大利威尼斯实验、作现场表演。对于我，诗人既是文字书写者、也是肢体语言的阐释者和行为艺术家。
4.流亡者的处境
您能谈谈您目前的处境吗？您在流亡中，您主要的困境是什么？
我来到自由世界，享有了精神表达的自由，也享有了表现人类良知这一“大政治”和不依附、不认同专制“小政治”的真正的“超越”的自由！我的作品先后得以全部见到天日，现共出版各种形式的中外文文学作品共二十部左右，其中包括我的百万字长篇。今年内我计划出版我的“梦巢”系列新著两至三部，现已出版一部。我现为美国匹兹堡驻市作家，明年元月起，我应邀在匹兹堡大学英语系（由他们配备翻译或由我夫人雨兰担任英译）开课讲授以我自己和当代自由文学以及现代文学史为主体的中国文学。所以，今天我的“故乡”和“家园”，已超越了地理空间，它主要指人类“心灵”和“精神”的辽阔空间。仅管如此，我仍然对中国满怀眷恋。
我出生于中国大陆，在那儿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我现在西方世界坚持用母语写作，朗诵中国诗歌、表演我的“诗歌书法”，以此弘扬东方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相互沟通和交流。我发现，我现在美国所拥有的，正是我在自己祖国失去的。至今我的作品在中国大陆仍处于封杀状况、不能与同时代人见面，这就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困惑。我的得与失均在此。
5.流亡是一种特殊的处境，它对您写作有什么影响？
流亡使您的写作发生了什么变化？您在异域是否感到了文化的间隔和冲突？
流亡使写作枯竭、也使写作旺盛，这也许因每个人的人生积累、底气或后劲而异。对我而言，流亡海外使我拓展了写作题材、形式或方式，扩大了精神视野。它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从一片“红色的大陆”来到了“蓝色的星球上”。东、西方文化思维、观念乃至语言表现各自相异，但我以自己的方式寻求融入，却不因此丢失而是仍然保留自己原有的特色。因为我的交流是文化性质的，主要形式是诗歌朗诵和诗歌书法，两者都带有我的独特的表演性，仅管因不同语言的间隔需要经过翻译，但东方艺术和肢体语言的表达，仍然为我的听众或观众理解和认同，并受到热情欢迎。在匹兹堡和威尼斯都获得异乎寻常的成功。中国人在海外，早期多为开饭馆、属推销中国“饮食文化”；继而是拉二胡、弹琵琶，属引进和传播中国民间的“民乐文化”；而我个人综合诗歌朗诵、音响艺术和现代书法等，以“立体艺术”或“立体写作”方式面对西方公众，可划入东方现代“精神文化”范围。我在这方面的尝试有“房子诗歌”、“爵士乐诗歌”、“摇滚诗歌”、“行走诗歌”等，目的是在前人之后进一步深化东方文化底蕴、体现中国当代文化的自由精神，力求让诗歌走出一方书桌、走出小沙龙、课堂和传统的书斋，从单一的平面书写延伸到现代形式的立体书写。使诗歌作为一种文化，既带有行为性，也带有表演性，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拓宽诗歌艺术的表现自由。
诗歌中的“自由精神”在当代中国是绝迹的，至今受到极权体制的封杀，也同时受到依附于专制者的“新生政治花瓶”、“老套文化犬儒”和持“伪民间立场者”的共同联手遮蔽和消解。这批人的总体精神特征就是依附现存体制，其中似乎也不乏玩弄社会批评“造型”者，但这类人的本质只是“小骂大帮忙”。他们持维护官方的“体制内”立场，协同官方排斥真正来自民间并深受社会底层认同的体制外力量。官方不喜欢的，他们也表示不喜欢；官方鼓吹和认同什么，他们也配合鼓吹和认同什么。出于迎合执政者和实现个人终极政治功利目的的需要，他们对充满自由生命精神、揭示社会体制本质并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的“民主墙”自由精神运动及其历史真象也故意错误导向、不惜人为歪曲和诋毁！这不仅暴露了他们无耻的政治奴仆心态及其功利追逐与选择，也同时暴露了他们的思想品性和精神资源的实质和来处，因为他们正是在那个专制社会体制内，从小就被洗脑并喝“专制”的狼血虎奶成长起来的！而我所要做的并且始终为之坚守和维护的，正是人类的精神自由、大宇宙个体生命的自由，也是当代中国诗歌精神中所匮乏的自由！这种弥足珍贵的“自由”不仅应属于中国大陆二十一世纪的新一代人，也应使当代中国新的自由人文精神在西方世界得以弘扬、并能动地与西方文化相互产生碰撞与交融。这一精神目标与追求，在异国它乡得到人们宽宏接受与容纳、并受到理解和认同。为此，美国人先后两次为我拍有不同的专题纪录片，包括电影和电视。我最近以中文新写的书，英文大报也用了近两个版面发表译文向公众介绍。我不以为这里纯粹是什么“政治”原因，这只是政客的狭隘心胸和揣测，或者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偏执与陋见。我所了解的一般美国民众，无论政治或宗教都不持极端立场，而持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多元兼容态度。他们关注和喜爱的是与他们相异的文化，西方有不少人对东方人文满怀热情，使我感到一种潜在的中国热，包括意大利也如此。这是一种生命热爱，而不是一种社会立场。西方人并不把我这个对中国始终怀有眷恋者，视为他们生活中的“局外人”；也不把我这个无奈被迫离乡背井的人，定格于一个“政治”动物，我在他们眼中是诗人、也是艺术家。他们对一个人的关注，是出于对“人”存在的生命价值和权利的关注，没有人要求我站在广场上去振臂高呼：“打倒！”而媒体对我的专题采访的通栏标题的名称是：“写作的权利”。这个“权利”正是我至今被人剥夺而几近一生丧失殆尽的！
6. 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化的关系
从世界文化范畴，您怎样看待汉语和汉语写作？
中文本身就是一个大的语种。东方思维形式包罗万象，它的形而上的抽象思维是绝妙的、对于习惯于具体思维的民族是很难抵达的，特别是诗学领域。中国语言、文字和汉语写作，理应视为一种独特而巨大的文化现象的存在；并应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或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现代专制政治却应进人类现代文明“学前班”，它是中国现代人文发展的主要障碍，也是自由文明的死敌。
7.请您谈谈您在流亡中的写作？
您写了什么作品？
来美国以后，我已整理和出版我长期被湮灭的三百多万字的幸存作品，这些作品包括了各种形式。民主墙时期我的早期作品除英译外，尚有法、英、汉文本。近年翻译出版的有我的一部各个时期的诗歌选集的英文版和日文版。我也写有大量新作。今年已经出版的有《匹兹堡梦巢随笔》。现在正写作的是《在意大利的天空下—文艺复兴故乡精神之旅》，准备收入我的即将出版的“梦巢系列”中的一部《蓝色星球上》。我计划整理和写作的还有“女性系列”、《智慧之书》、《黄翔诗歌书法艺术》。
美国人很喜欢我的诗、包括我的朗诵。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读一读我的《匹兹堡梦巢随笔》，这本书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不同场景的真实记录。我的百万字长篇《自由之血—天空下的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天空》，这部书分上下卷，读者包括关注当代中国文学的美国人在内，反应和评价都很好。文学本质上同权势是否认同无关，也同媒体的人为炒作无关。好的作品也与商业无缘，读者少而精。我的第一部《梦巢随笔》，是在台湾出版的，写的是贵州高原灵山秀水和四季风物的变化，凡读过的人都表示喜欢，曾有一个女孩子一个人买过十几本，当礼物送人。今年在匹兹堡大学召开的中太平洋地区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设有“黄翔专题研讨会”，与会学者对我的作品、特别是“梦巢”，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并分别提交了不同论题的论文。但我以为，文学本质上是寂寞的，而诗化的心灵是孤独的，为此，我呼唤更多的知音。
8.有关回大陆的想法
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一些流亡作家已经回归大陆，在大陆出版著作，您对此怎样看待
我不知道中国究竟发生了多大变化，我唯有塞满脑子的对它往昔的记忆。在中国出版著作是好事；出版“依附专制”的精神产品是耻辱。我无时不怀念并想重返故园，但中国大陆对我是个未知数。是否“回归”不取决于我内心的呼唤，但愿它不再是一个“士兵在我的诗行里巡逻”的警察国家。
9、大陆最值得您怀念的是什么？
至爱亲朋？地下文学沙龙？乃至乡音，美食，一条街道上的独特气味？
贵州高原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在贵阳哑默家旧式庭院中的地下文学沙龙：
“野 鸭 沙 龙”
10、作为一名流亡作家，您最想对未来的大陆作家说的话是什么？
我想对他们说：“但愿你们不再重复我的命运；如果命运注定要重复，那也决不放弃‘自由写作的坚守’和抗争！”
2005年12月8日最后定稿
“中国特克尔”使人青睐非虚构小说（文讯）
廖亦武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被查禁作家，其谴责天安门大屠杀的诗“大屠杀”使他入狱4年，他的《底层采访录》上了中国政府的黑名单。
通过其三篇记实性访谈录的译文，《巴黎评论》的读者认识了亦武的作品。这三篇非虚构作品最初发表在现由菲利普·古勒维奇担任编辑的这本文学季刊上。
“这些访谈录是我闻所未闻的，” 古勒维奇说：“另一方面，它们让我想起从斯塔兹·特克尔到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一切。它们对中国社会的现状提供了有趣、怪异的一瞥。”
访谈录中包括一名职业哭丧者、一名人贩子以及一名公共厕所管理员。每一篇都各具魅力，读了让人欲罢不能。
芝加哥作家黄文是亦武这些访谈录译文的幕后策划者，通过朋友，他找到了亦武，他们通过电子信箱交流。亲自见面是不可能的，因为亦武不是藏起来，就是始终处于被监视下。
黄一眼就看出亦武是“中国的斯塔兹·特克尔”。黄相当着迷于口述史，当他在中国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正是特克尔的《Working》的中译本（中译名为《美国人谈美国》，译者注）为黄提供了一幅美国生活的宽广画面。在这本书里，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美国人……医护助手，机场搬运工、挖墓者。
“这本书是启示录，一扇打开中国人寻常难以见到的普通美国人的窗口，”40岁的黄说：“我认为亦武的访谈录做的是同一件事情。通过它们，你不仅看到摩天大楼和中国经济奇迹，在这里，普通人打开了一扇现代中国历史的窗口，以及它对人们生活的冲击。”
有关《底层访谈录》美国版的商谈正在进行之中，其中约有50篇访谈录，包括风水先生、杀人犯、街道主任、和尚及街头盲音乐家。黄的梦想是让特克尔为该书写序，以求圆满。
“我通过斯塔兹的作品和他启发性的访谈录了解到美国，”黄说：“现在通过廖的勇气与果断，美国人将看到那些真正组成了中国社会的人们。”
（原载《芝加哥太阳时报》，2005年10月2日
作者 Mary Houlihan，商雨译）
《自由写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