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圣经》时代的大卫王以来，被翻译最多的希伯来语诗人；
□以色列士兵必带两样东西，一是行李，二是阿米亥的诗集
诗人阿米亥
诗人·犹太人·耶路撒冷人
他是以色列最著名的诗人，也是现代希伯来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诗深受以色列国民的喜爱，亦广及于世界大部分地区。他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政治上的鸿沟让他自己也深知，他永远不可能站到那文坛盛名之巅。
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1924－2000)，诗人，犹太人，耶路撒冷人。
从“犹大·普佛伊费尔”到耶胡达·阿米亥
我们先从他的名字说起吧。
1924年5月3日，耶胡达·阿米亥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乌尔兹堡，“耶胡达”是个典型的希伯来名字，乃“犹大”一名的现代拉丁拼法，但“阿米亥”不是他的本姓——他出生时有个德国姓氏：普佛伊费尔(Pfeuffer)，只是在1936年移民到巴勒斯坦后，他笃信正统宗教的商人父亲，才给全家择定了新的希伯来姓氏。阿米亥的意思是“吾民生存”。
定居巴勒斯坦，使阿米亥一家逃脱了600万犹太人遭难其中的大屠杀，这本属不幸中的万幸，但阿米亥无法摆脱心灵深处的内疚。他不断地在诗中写到这种感觉：
我不是死在大屠杀中的六百万人之一，
我也不是其中的幸存着。
我也不是出埃及的六十万人之一。
我从海上来到应许之地。
——《我不是六百万人之一：我的寿数有多长？》(黄福海译)
从儿童时代起，阿米亥便开始学习希伯来文，后来上宗教学校，研习犹太教典籍，尤其是祈祷书。当他在12岁随父母移民耶路撒冷时，已能讲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
进入青春反叛期的阿米亥，开始对正统的犹太教信仰产生拒斥，令其父母大为沮丧。好在反叛的日子没有延续太久，二战期间，他应召进入英军的犹太旅，与法西斯战于北非。1946年，他加入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地下武装突击队帕马奇(Palmach)，并参加了1948年的独立战争，在内盖夫沙漠地区与阿拉伯军队作战。
战争结束后，阿米亥进入了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研读《圣经》和希伯来文学。但他涉猎广泛，大量阅读英国现代诗人的作品，如T·S·艾略特、狄兰·托马斯和W·H·奥登(后入籍美国)，尤其是奥登，阿米亥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受到他的很大影响，两人日后也成了很好的朋友。不过奥登比他复杂得多，就外表简洁这一点而言，阿米亥也许更像另一位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而特德·休斯一度被称为阿米亥的“发现者”，因为他最早在1970年代便将这位希伯来语诗人介绍到了西方世界。
非凡的诗歌人生
1955年，阿米亥大学毕业，在耶路撒冷一中学内谋得教职。同年，在开始诗歌创作六年之后，他出版了自己的首本诗集《现在及他日》(Now and in Other Days)，其诗风让人耳目一新。《现在及他日》是以色列文学史上第一代口语化的希伯来语诗歌，标志着一种全新风格的诞生。
1956年，由于苏伊士运河危机，阿以之间再度开战，史称第二次中东战争，阿米亥又从军上前线。
他这一时期的诗歌表现出明显的爱国主义，以及对新生的以色列国家的认同，诗中大量用典，包括圣经语汇，且广涉犹太人的历史。但他随后的作品愈加简洁，口语化的特色更为明显，评论家指出，这明显是受了英国诗风的影响。
1958年，阿米亥的第二部诗集《两种分离的希望》(Two Hopes Apart)出版，从此奠定了他在以色列诗坛和作为“帕马奇一代”(指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有从军经历的作家)代表人物的地位。此时的阿米亥，在诗艺上的革命性姿态更为明显，对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成了诗作的主体，那些传统上被认为不宜入诗的语汇，如坦克、飞机、汽油，以及某些专业术语，都出现在他的诗中，并混以《圣经》的句式，或祈祷书的语气，以及德国的抒情诗风和英国诗的现代主义。一方面，他让古老的希伯来语焕发了青春；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方式肢解和重构着古老的希伯来习语。他的诗完全是现代的。
阿米亥坚信，现代诗万不可回避现代主题，但又不能完全脱离传统。他以十足的个人化和口语化，与希伯来诗歌数千年来面对民族苦难时的集体声音决裂。他第一次用希伯来语唱出了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歌。
阿米亥十分多产，一生写有1000余首诗，出版了25本诗集，两本小说和一本短篇小说集。他不仅仅是诗人，还是小说家、剧作家、随笔家，甚至儿童文学作家。
1962年，阿米亥发表了剧本《尼尼微之旅》(Journey to Nineveh)，并陆续出版了数本小说，包括1963年的《非此时，非此地》(Not of This Time， Not of This Place)，它以复杂的叙述结构，讲述一个犹太移民到以色列寻找身份的过程，被视作以色列后现代文学的先驱。此后，他先后出版了诗集《耶路撒冷》(Jerusalem，1967)和《诗集》(Poems，1969)，受到评论界高度评价。
20世纪70－80年代是他诗艺和出版的高峰。1971年到1976年，他到了美国，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做访问教授，其间，1973年10月阿以战火再起，史称赎罪日战争，他又一次回国从军。
1971年，他发表了第二部小说《野店》(Hotel in the Wilderness)，并先后出版了《耶路撒冷和我自己的诗》(Poems of Jerusalem and of Myself，1973)，《阿门》(Amen，1977)、《时间》(Time，1979)、《情诗》(Love Poems，1981)、《大宁静：问与答》(The Great Tranquility： Questions and Answers，1983)、 《世界是屋及其他故事》(The World Is a Room and Other Stories，1984)、《你本是人，仍要归于人》(Of Man Thou Art， and Unto Man Shalt Thou Return，1985)、《耶路撒冷诗篇》(Poems of Jerusalem，1988)，以及《甚至拳头也曾是五指伸开的手掌》(Even a Fist Was Once an Open Palm with Fingers，1989)。
1982年，因为“在诗歌语言上的革命性变化”，阿米亥获得了本国最高荣誉“以色列奖”(Israel Prize)。
他晚年的作品在形式上变得更为松散，主题亦不再那么精确，甚至放弃了主题。1998年，他出版了生前的最后一部诗集《开·闭·开》(Open Closed Open)。2000年9月22日，耶胡达·阿米亥因患癌不治，在耶路撒冷去世。
2007年4月，《开·闭·开》在中国出版，这是中国第三次出版阿米亥的诗集。
诺贝尔文学奖之谜
阿米亥的诗歌已被译成30余种语言，罗伯特·奥尔特(Robert Alter)甚至说，他是自《圣经》时代的大卫王以来，被翻译最多的希伯来语诗人。他在英语国家影响极大，几乎所有诗集都曾被译成英文。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他都有大量读者。在人口只有几百万的以色列，他受欢迎的程度更令人叹为观止。人们不仅可以在婚礼上，也可以在葬礼上听到他的作品。而在199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当年的获奖者之一、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亲口朗读了他的诗作《上帝怜悯幼儿园的孩子》。
阿米亥诗歌最早的系统中译者之一傅浩，还屡次提到一个不无夸张的说法：以色列士兵上战场，必带两样东西，一是行李，二是阿米亥的诗集。
“在过去20年间，他哪一年都该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在2000年12月10日的《纽约时报》上，乔纳森·威尔逊(Jonathan Wilson)这样评价去世不久的耶胡达·阿米亥，“但是他知道斯堪的纳维亚的评委们关心的到底是什么，不论他的个人政见如何，尽管他无疑属于鸽派，但他来自栅栏错误的那一边。”
这就是说，阿米亥要想得奖，必须得过政审关，但政审是讲出身的，而来自以色列，本身就是个不可接受的障碍。
他是和平主义者，但不是反战分子，他深知战争造成的苦难，又认为战争有时不可避免。他在晚年表示：“我的口号，可以这么说，近年来一直是：不是是什么，而是不是什么。理想不再是和平，而是没有战争。”他不回避政治，但从未受其左右，并反复拒绝人们把他推上以色列国家诗人的高位，他说，自己无法像以色列诗人纳坦·奥特曼(Natan Alterman)那样振奋民心，他只代表他自己。
著名的巴勒斯坦诗人马哈穆德·达威什(Mahmoud Darwish)把阿以冲突解读为“两种记忆之间的斗争”，阿米亥深得他的敬重。
“他的诗歌对我提出了挑战，因为我们写的是同一片土地。”达维什如此描述他与阿米亥之间的文学／政治关系，“他想依照自己所需来使用风景和历史，而这基于我被摧毁的身份。所以我们之间有一种竞争：谁是这土地之语言的拥有者？谁更爱它？谁写得更好？”
阿米亥性格谦和，为人低调，成名后也一直保持简朴的生活，自觉远离政治，甚至文坛，无帮无派，不搞圈子。傅浩与他有过密切交往，并在阿米亥去世后，由衷地用“像父亲一样”形容对他的印象。
除了在诗歌上的个人成就，阿米亥对现代希伯来语和以色列文学亦有极大的贡献。
希伯来文学有漫长的三千年历史，以色列文学却只有六十年可以讲述。文学上的断代，不得不借助政治事件，即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的成立。以色列文学——指以色列作家的希伯来语创作，便由此开始。
以色列的第一代国民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欧洲各国的犹太移民，所操语言五花八门，幸得19世纪犹太复国主义者中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让希伯来语从一门早已退出日常生活，只用于宗教生活的“已死的”语言复活。但语言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语法和词汇，还需要依靠伟大的文学作品，建立起这种新语言的表现力，以及意义上的深度和使用上的广度。阿米亥对于现代希伯来语的意义，就像歌德之于德语，塞万提斯之于西班牙语，乔叟之于英语一样。他和“帕马奇一代”作家们的文学实践，不仅奠定了新生的以色列文学的基础，也定义了现代希伯来语作为一门文学甚至世俗语言的诸多可能。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凸显了传统希伯来诗歌中难得一见的世界视角，不再单纯描摹与上帝的交流，对故土、神和父亲的爱，或是狭隘的情诗，以及回忆犹太人历史苦难的哀歌。
阿米亥和诗歌翻译
中国对希伯来文学译介较晚，无论理论还是作品，都不多见。我手头最早的一本专著，是1991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近代希伯来文学简史》，顾晓鸣主编，陆培勇译，作者约瑟夫·克劳斯纳。非常奇妙的是，此书竟然由阿拉伯文版转译，而且许多古怪名词，如“热爱锡安山的团体”、“闪米特人的敌人”，或“神圣国土”，大概是“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反犹分子”或“圣地”的另类译法，似见当时的我们对希伯来文学和犹太历史仍然相当陌生。
中译的耶胡达·阿米亥诗集，据我所知，共有三部，前两部都是选集，译者傅浩，分别为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耶路撒冷之歌：耶胡达·阿米亥诗选》，以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上下两册《耶胡达·阿米亥诗选》。最新的一本，便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之黄福海译《开·闭·开》，这算得上第一部全译的专集。
1993年3月，《耶路撒冷之歌：耶胡达·阿米亥诗选》出版时，阿米亥本人还专程飞到北京，热热闹闹地出席了此书首发式。
上述三书，均由英译本转译。阿米亥本人通英文，并曾与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一起，将自己的诗集《阿门》译成英文——阿米亥译第一稿，休斯帮他校译，并润色词尾。其他英译者中，以查娜·布洛赫(Chana Bloch)和查娜·克隆菲尔德(Chana Kronfeld)，以及格伦达·亚伯拉姆森(Glenda Abramson)等最获赞誉，她们不仅是翻译家，也是研究阿米亥的专家。
但是，1994年，在阿米亥70大寿时，罗伯特·奥尔特却在《现代希伯来文学》(Modern Hebrew Literature)杂志上撰文，题目就叫《不可译的阿米亥》(The Untranslatable Amichai)。文中指出，阿米亥对希伯来语的革新性贡献，显然在翻译时被另一种语言过滤掉了。同样，语言本身也遭到了破坏，特别是在译成英语这种较为年轻的语言时。比如，在某些现代习语中，阿米亥故意使用《圣经》词汇，而不用现代希伯来语的近义词，以表达某种特殊含意。
奥尔特举了个例子，在阿米亥的情诗《在本世纪中叶》里有这样一个句子，英译为“the linsey－woolsey of our being together”——直译过来是“使我们共处其中的麻毛混织物”，无论对英文还是中文读者，这一句都显得古怪可笑。但是希伯来语用的“sha’atnez”一词，意指《圣经》时代的一个禁忌，即麻毛不可混纺。傅浩采意译，作：“在我们共处之渎神中，”虽属不得已而如此，却将一个寓意暗藏的平白句子变成了直截了当的比喻，留给读者的空间被挤压殆尽，所导致的最直接后果，便是诗意的丧失。而希伯来语的读者，却可立刻从中抓住阿米亥的寓意，即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明显触犯了禁忌，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
译诗是个多么危险的行当啊，即使有好的翻译家，即使是阿米亥这样以精确、简洁和透明的日常语言著称的诗人。
我无权评价中译本的优劣，但可以欣喜地看到，两位译家都声称将“准确”放在第一位。不过，译本中适当的注释必不可少，这样做，同样是为了译文的准确，也是为了尽可能弥补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失。但是，傅浩的译本中没有什么有研究价值的注释。而黄福海的译本，则将英译者与中译者的注释混合一处，且未分别加以注明，窃以为这样做似有不妥，因为注释本身也是研究成果和翻译心血的体现。
■ 康慨
阿米亥的诗
打开关闭的，寻找失去的，歌唱沉默的
此前从没有一位诗人像阿米亥这样，如此细致地用诗歌这种形式，来描写耶路撒冷五光十色的日常生活
《开·闭·开》是耶胡达·阿米亥2000年9月去世之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获得评论界几乎交口一致的赞颂，被誉为希伯来诗歌中的极品之作。此书英文精装版(2000)的封面，是一块出自古代犹太人墓碑的三角形残片，它放在阿米亥的书桌上，上面刻着“阿门”两字，并且贯穿全书，出现在五首诗中，仿佛记忆的碎片，隐约之间连缀着他的人生，以及犹太人的生生世世。
打开、关闭、打开。在我们出生之前，一切
都在没有我们的宇宙里开着。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一切
都在我们身体里闭着。当我们死去，一切重又打开。
打开、关闭、打开，我们就是这样。
——《我不是六百万人之一：我的寿数有多长》(黄福海译)
中译本包括24首组诗，表达的是他一贯的恒久主题：爱情、舐犊之爱、战争及其后果、上帝／父亲、童年、时间、土地，以及耶路撒冷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可能极为细碎的东西。此前从没有一位诗人像阿米亥这样，如此细致地用诗歌这种形式，来描写耶路撒冷五光十色的日常生活。而传统希伯来文学中的圣城，只有一种形象，亦即《圣经》和拉比们所描述的那种圣洁家园的形象。《纽约时报》对此书的评论曾冠以《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印度女作家阿伦德哈蒂·罗易的小说，1997年获布克奖)的标题，说的就是这一点。以色列最著名的小说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也说过：“读阿米亥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他写诗的地方好像就在我们的厨房、我们的起居室、我们的卧室。”
阿米亥曾这样谈到这座城市：“耶路撒冷最神奇之处便是，我总能从中发现不知道的小角落。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小城市(the biggest smallest city)”。在他去世后，以色列《国土报》刊文称，耶路撒冷失去了它“最柔情的爱恋者”。
“在耶路撒冷，一切都是象征。”他看到耶路撒冷的过去：“耶路撒冷正坐着哀悼，她坐着守丧，／那些前来探望和安慰她的人们，／无论白天黑夜，都没有给她安宁。”他写这座城市的现在：“有时候耶路撒冷是一座刀剑的城市。／甚至对和平的希望也会尖锐得刺破／坚硬的现实。不久，它们就变得迟钝或脆弱。”他依稀看到未来：“在耶路撒冷，希望是永恒的跳动。希望像忠实的狗。／有时她跑到我前面去侦察未来，嗅个究竟……”(黄福海译)
在他的诗里，个人的幸福也是一切事物的准绳，亲情高过国家的、社会的和宗教的律令。在战乱的世界上，爱——而不是上帝——是唯一的庇护所，尽管它十分脆弱。他的诗中也写到战争，但没有英雄主义和荣耀感，而上帝要为缺乏慈爱而负责。他既庄重又诙谐，既热情又冷静，世俗但敬神，隐喻但具体，含义丰富但毫不晦涩。阿米亥曾说：“我们始终在写我们失去的东西。”他反复在诗中提到露特(Ruth，黄福海译本作“露丝”)，她是他少年时代的恋人，当年留在了德国，最后死于大屠杀。露特的名字成了童年、和平、青春和爱情等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
露丝，露丝，露丝，我童年时的小女孩——
如今她已是他性的替身。
他性即是死亡，死亡即是他性。
你会不会回到我身边，如同死人
有时候会回到人间，好像再次出生？
——《名字、名字，在他日，在如今》(黄福海译)
另一个反复出现的形象是他的父亲，他象征着传统、历史、戒律，甚至上帝，当然，还有爱。此前有一首短诗，以《我的父亲》为题，写道：
我对父亲的记忆裹在
白纸里，好像白天上班带的三明治。
就像魔术师从帽子里拿出
宝塔和兔子，他从小小的身体里取出爱，
还有他双手的河水
奔流着善行。
——康慨转译自Azila Talit Reisenberger之英译
多隆·罗森布卢姆(Doron Rosenblum)曾在《国土报》刊文指出，“读阿米亥的时候，人们几乎感觉不到从讲话到诗歌，从世俗到庄严之间的转换。他以仁慈和少许平静，浓缩了我们艰难的生活。”
阿米亥将现代与传统，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深厚的普世意义融为一体，再现了整个人类、犹太民族，以及每一个人的生存境遇。
已故英国桂冠诗人特德·休斯也是他的拥趸。休斯曾在英文杂志《耶路撒冷报道》(The Jerusalem Report)中写道：“他的诗给予我的影响，便是把我自己的人生放在我面前——不知怎么就把它打开了，让我们从头再活上一次，展现每一时刻的全部丰富之处，并将我从自己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
他的语言是简洁的，却凝聚了高度的技巧；他的体验是个人的，却包藏着集体的记忆；他的感情表面上是单纯的，内里却复杂而深奥，也许我们可以因此说他是“伪单纯”，以此“诱使”我们投入其中，不由自主、一遍又一遍地诵读，直到那一刻，也许是日后的某一天，潜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喷薄而出，让我们因为自怜，因为全部的人生所失，因为身边一切美好的“微物”，而轻声哭泣。
读一读阿米亥吧，静静地。
■ 康慨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九位小说家和一位诗人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与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于2003年开始合作的出版项目，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以向世界推广以色列作家和作品为目标。这套“译丛”共精选以色列当代最著名的九位小说家和一位诗人的代表作品各一部，选目由双方商定，每年出版两种左右，五六年内出齐。这是有史以来国内最系统最全面介绍以色列绚烂多彩的当代文学的大型译丛，所有作品均是国内首次翻译出版。入选的作家和诗人称得上是最佳之选，已经出版的作品有：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坛宿将阿格农的《一个简单的故事》，在国内已经具有相当知名度的阿摩司·奥兹的《黑匣子》，有数度提名诺贝尔奖的大卫·格罗斯曼的《证之于：爱》，有梅厄·沙莱夫创作的“以色列最好的小说”《蓝山》，有以色列当代最杰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大诗人耶胡达·阿米亥最后的诗集《开·闭·开》。后续的五种包括阿坡菲尔德的《奇迹之年》、耶霍舒亚的《情人》、约拉姆·卡纽克的《亚当复活》、约舒亚·凯纳兹的《旧爱重来》以及海姆·比尔的《时间的纯素》，同样值得关注。 ■ 冯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