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人物专访系列之冯象
老百姓为什么骂人
法律程序有所不同，其基础是政治权力乃至国家暴力介入的制度性安排。老百姓希望并且相信，政府和国家应能主持公道即伸张实质正义。所以权势者或其雇佣的律师钻程序的空子，利用程序手段阻挠、破坏或延宕正义的实现，老百姓就会不满，要骂人，“丧失理性”
对话·也谈钉子户
人物周刊：先说一个最近的案例——重庆那个散打冠军出身的拆迁钉子户，讨论得最多的还是“公共利益”和“私权 ”孰轻孰重的问题。
冯象：钉子户、上访专业户等不是新事物，文学作品(如《废都》)中早有描写。大约始于“文革”末尾而在“新时期”成熟，同国家立法和普法的部署并行发展，属于一支顽强的民间传统。美国好像不会有钉子户，因为地方高度自治，老百姓对发展商、对政府都可以说“不”。我们住在波士顿远郊一滨海小城，某年，一家国际连锁酒店看中了老港口海关一带黄金地段，上上下下游说公关，说是可以建一座高级会议中心，促进旅游，带动经济，增加就业。然而被我们市民投票否决了：选择不发展，拒绝商家的诱惑，保护了小城的历史和宁居的环境。市府即民选市长和议事会也无可奈何，更不存在州“领导”“批条子”干涉的可能。
上帝说：光!
就有了光。
这句上帝创世之言，人们听得较熟的旧译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冯象上溯希伯来语《圣经》，与各种西文译本和注释比较，玩味那个神奇的动词“是/在/有/生”，译成了这样。
摩西率众出埃及，在沙漠之中看到一轮“太阳”，冯象译为“红日”……
于是有些明白他说的：翻译，是母语的竞赛，是译文与原文的对峙，是一个诠释过程——原著语义声韵、思想感情、符号象征以及风格意境的理解与表达；而语言，接近科学。
《圣经》是西方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要译它，须懂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文化、宗教思想和制度实践，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迦南、埃及、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及东地中海文明。冯象常去波士顿美术馆看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墓室壁画、器皿首饰，回到他的铁盆斋继续慢慢雕琢，仿佛一个石匠，或圣徒。
窗外，那个位于麻省北部新伯利港的小镇上，居住着一些老派的人——会有人包场请全镇人看一部好电影，放映之前，会有人上台朗诵诗歌。
3月22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一间大会议室。距离讲座开始还有45分钟，一位老先生拄着拐杖进来：“啊，我要来看看冯契先生(1915-1995，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曾任华师大哲学系教授)的公子。”很快满座，后来的师生只能站立或席地而坐。
漫谈译经之前，冯象轻声道：“翻译《圣经》不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每年有好多人在做；在英语世界，每年大概都有几个新版本出来。”
他不用手机，不看电视，偶尔上网，常去书店。家中茶几上叠着《死海古卷》、《古今符咒录》之类，讲的都是千百年前的事。但在美国税季，他又实在忙碌；他的法律业务专长是：知识产权。
每年回国2-3周，开讲座、会朋友，继续接触新词汇，譬如“情侣衫”、“红眼飞机”、网络用语“顶”与“靠” ；偶尔，将北京“的哥”的一句牢骚写成一篇法学文章。曾在云南下乡9年的“六八届初中生”、今天生活在别处的两栖学者，就这样与火热现实保持一种既紧密又适度疏离的联系。
他对现实的描述和分析让隔了一个大洋的同胞有强烈的“陌生感”，因为没有“腔调”，也寻不见凶猛词语。他持与父辈一脉相承的儒生风度参与到社会批判中来，却总能用一两句平实的话切中大局的要害。他不作振臂高呼，不慷慨激昂，时时幽他一默，喉咙不响，效果蛮好——如“永不核心期刊”，又如“培训二奶，认证‘外遇文化执行官’”。
年轻时，他学了许多“无用”的东西，譬如十几种语言：小时候4年俄语；云南乡下自学英语、法语、德语，拉丁文教材是福州路旧书店淘来的，两毛钱；后来，在北大师从李赋宁先生研习中古英语和乔叟；再后来，希腊语、古冰岛语、希伯莱语、亚兰语；1987年，访友偶遇一位威尔士老人，跟老人学威尔士语……这些“无用”的知识引领他直接进入欧洲中世纪文化，慢慢打磨出一把理解现代西方的关键性的钥匙。于是今天他说，大学本科最好不学热门“实用”的东西……
室内有些闷。讲座完，冯象鼻尖有亮光、脸泛微红。大学生上前要求签字合影，他一本一本签完，然后立起来，在每一帧定格里微笑。一位翌日约访的记者对预定时间有些为难，他轻声慢语跟人商量，尽量凑对方时间。
当晚与友人聚餐，冯棉(华师大哲学系教授)冯象兄弟选了绍兴黄酒(父亲当年在丽娃河畔的最爱之一)，且是不喜甜不加姜丝的老派喝法。当年下乡“饿酒”，冯象曾用医用酒精兑水喝。
告别时风起，冯象从包里取出一顶绿色线帽，戴好，往少年时的居住地慢慢走过去——那一刻，他能否依稀望见起舞的苏格拉底？(此文未经本人审阅。感谢实习生周晶婕整理讲座录音。)
国内的种种纠纷和社会冲突，有的能用法律解决，有的法律就奈何不得
人物周刊：先说一个最近的案例——重庆那个散打冠军出身的拆迁钉子户，讨论得最多的还是“公共利益”和“私权 ”孰轻孰重的问题。请您结合《物权法》的颁布，谈谈这个挺“出格”的事件。
冯象：此事我不明底细，无法讨论；因为久居海外，不常回国，也写不了时评。我是“网盲”，上网主要查专业文献和法律资料，每天早晨看几条BBC、法新社和香港报刊的头版新闻，但并不细读。信息时代信息爆炸，消费不完也消受不起。国内的好事丑闻，多半是听人侃的。有几位年轻朋友脑子灵手脚快，时时通报，让我略知一二，写文章倘若用得着，即可检索。《木腿正义》和《政法笔记》确实分析了一批案例，目的是揭示政法体制的转轨路径和相关的社会控制策略、文化屏蔽机制。你说苏力先生认为我持一种“冷眼观察和批判的态度”？可能是的吧。隔了半个地球，我多少是处于“局外人”(l&a pos;etranger)的位置上——当然，没有法国作家加缪笔下的那一位怪异。
钉子户、上访专业户等不是新事物，文学作品(如《废都》)中早有描写。大约始于“文革”末尾而在“新时期”成熟，同国家立法和普法的部署并行发展，属于一支顽强的民间传统。你问这类纠纷在美国如何解决？好像不会有钉子户。因为地方高度自治，草根政治和民间公益团体发达(包括商会、环保组织等)，老百姓对发展商、对政府都可以说“不”。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我们住在波士顿远郊一个滨海小城，城里有许多18、19世纪的老房子，有几处还是当年华盛顿和美国革命先驱呆过的，很漂亮。某年，一家国际连锁酒店看中了老港口海关一带黄金地段，上上下下游说公关，说是可以建一座高级会议中心，促进旅游，带动经济，增加就业。报上随即大力宣传。然而被我们市民投票否决了：多数人赞同草根公益团体的立场，选择不发展，拒绝商家的诱惑，保护了小城的历史和宁居的环境。市府即民选市长和议事会也无可奈何，更不存在州“领导”“批条子”干涉的可能。
国内的种种纠纷和社会冲突，有的能用法律解决，或者拿传统民法例如物权学说包装掩饰了，让人暂时忘记。有的法律就奈何不得，条文再“健全”也没辄，叫作“钉子”，又名“疑难”案件。现在由媒体和时评家来报道议论“轮番轰炸”，引起公众的注意；像你讲的，点出其中的法律难题，例如怎样平衡“私权”与“公共利益”，也不是坏事。我说过，新法治的 “温情”运作，一刻也离不开大众文艺和媒体的宣传配合。新闻报道跟法律时评，便是这文学化的法治的右臂。现时一部分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新法治是寄予厚望的。仅就那一份精心培育的信仰而言，应该说，新法治的建设相当成功。
人物周刊：在《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中，您为我们解读了辛普森案这枚硬币的两面。打个比方——排队买紧俏商品，为了公平公正，红袖章老伯伯请大家遵守规则：不许插队，不许带买，大家很听话；但最后商家无货可售或出售假劣，大家仅仅学会了怎么排队，然后还被告知：学会排队是很要紧的，因为以后可以再排别的队。
所以，事隔多年，我还是想问：到底是程序正义这种形式重要，还是人们扬善惩恶的愿望重要？“正义失败了，但在体制层面抽象地促进了法治”，是不是一种辩术？
冯象：简单说来，程序就是办事的顺序、规则。我们盖房子、做学问，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否则容易出错，影响效率。你举的那个例子也说明问题：排队购买紧俏商品，红袖章老伯伯维持秩序，不许夹塞，不许代买。为什么？为了避免拥挤混乱，不让力气大的不讲理的钻空子、欺负弱小。在此意义上，程序是公正的最低限度的保障，虽然紧俏商品有限，排在后面的人可能买不到，因而浪费了时间精力，甚至失去别的机会。
但是，法律程序有所不同，其基础是政治权力乃至国家暴力介入的制度性安排。通常情况下，老百姓希望并且相信，政府和国家应能主持公道即伸张实质正义。所以权势者或其雇佣的律师钻程序的空子，利用程序手段阻挠、破坏或延宕正义的实现，老百姓就会不满，要骂人，“丧失理性”。于是在制度上就需要有个说法，一种“学理”或信仰的解释，来安抚他们。所以法治化的社会控制必然有繁复抽象、渲染技术的一面，古今中外皆然。与之相关，还有一个法律人的职业化或精英化问题，是法律人集团一直关心的。就是如何限制法学院/系的规模和数量，加高律师和法官资格的门槛，以使法律人的职业训练和工作伦理跟普通人拉开距离，能够以严格的行业规范和道德自律为条件，向国家换取执业垄断和司法独立。惟有这样，才能把程序正义建立起来，再充分意识形态化，让老百姓接受。这一点，在当前的中国，基本上还未起步。
法治的另一面，则是古人所谓“治吏”或“御臣”，即法律对官员和权势者的约束，或实质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一面如果软弱，具体的表现，便是反腐败的不力。但这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通病，不论民主宪政、资本主义与否，也不论官员是否享有“高薪养廉”的特权。高薪养廉，自然是“肉食者”编造的神话。自古清官穷、贪官富；而且越富越贪，不会餍足。近年抓起来公布罪行的那些贪官，有哪个是因为收入太低、“心理不平衡”或“制度不健全”才堕落的？毛主席时代基层干部没几个钱，但贪污腐败的少，为什么？那时候的思想、做法和制度，在现在的人看来，恐怕是极不健全的。我想，穷根究底，还是官员的道德品质和组织纪律出了问题。而这困局涉及巨大的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 (又名“呆账”，我论述过)，大到了不敢碰也碰不得的地步，因此才变得如此棘手了。
张爱玲的老上海故事对我没有吸引力
人物周刊：《墙与诗》中，听您解读哈金，想到同在美国的北岛和隐居激流岛的顾城，您如何看他们后期的作品？您对《红楼梦》、鲁迅、张爱玲，怎么看？现在活着的中国作家里，您最喜欢谁的作品？
冯象：我是西学出身，长期在美国生活，国内的小说戏剧，多年没看了，没时间。因此说不上喜欢或不喜欢哪个作家。但由于文学圈子里的熟人多，道听途说，得知一点花絮八卦。偶尔也应朋友邀请，或者遇上有兴趣的题目，写一两篇评论。
不过，20世纪的白话新诗我下了点功夫，研究格律和现代汉语的音韵节奏、欧化句式等问题。从郭沫若《女神》到戴望舒、艾青，从食指、海子到世纪之交的“新新人类”，都读。现在回国讲学，遇上年轻诗人还一块儿泡吧喝酒，念他们的新作。
你问对张爱玲、顾城等人的看法。顾城早期的东西好，有童趣。假如当初他停下来写故事，或许会成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而这一块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弱项。你想，需求那么大，却少有给孩子们讲故事的人才，这民族一定是遭遇了什么不幸。童趣是天生的，教不会，学不来。日本人这方面比中国人强，各门艺术包括民间工艺都能表现童趣。所以他们的动画片做得好，比迪斯尼的还要好。这是我的一个美国“教女”告诉我的，小观众自个儿的评价。
张爱玲文字警策、造句精巧。据说她看书喜欢拿一支笔删改别人的句子，用这个方法训练语感，是个风格意识极强的作家，对《红楼梦》也有独到的见解。可是她的故事对我没有吸引力。旧上海和老香港那些小人物的心态、声腔、做派和出没的场所，我太知道了，不觉得新鲜。
我的译经跟重建西学或解决社会问题无关
人物周刊：“我们必须重建西学”背后，是否意味着民末清初以降，中国人在向西方拿来的过程中发生的误读或有意识的曲解，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重译《圣经》是不是您选择的一个起点？
冯象：“重建”是我在一封信上说的，收在增订版《木腿正义》，你读得仔细，注意到了。但我的意思并非指前人向西方学习，误读或曲解了什么。那是不可避免的；何况创新有时候就是因误读而起、从曲解出发而成功的。90年代以来西学之衰落，除了政治和文化生态变迁的影响，还连着高等教育和学界的腐败。如钱学森先生一针见血指出的，大学走了歪道。中国人办教育，20世纪上半叶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通通丢掉了，一律奉行长官意志，“数目字”管理。将来如何推倒重来，扫除垃圾，回归正路，我们这一代怕是不行了，既得利益者太多。看下一两代人吧，也许他们受够了损害，能抓住机会，拿出勇气和政治智慧，迫使“肉食者”及其共谋者让步。
但是，译经跟重建西学或解决社会问题无关，纯粹是出于学术和文学兴趣。这一点我已在《摩西五经》的前言里讲明。(见《木腿正义/雅各之井的大石》)
译本有舛误，不影响宗教传播
人物周刊：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佛经翻译中存在很多问题。您认为宗教经典翻译中的错误，是个多大的问题？对于千百年来人们的信仰和修为，有什么影响？您对《圣经》、佛教经典和《古兰经》，做过一些比较吗？
冯象：世界主要宗教当中，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最大。前辈学者，凡受过传统教育的，对佛经都有些研究。“ 文革”以前和“文革”过后，先父常接待外宾——那时候上海人还少见多怪，南京路上常围观外国人——好些是来访的佛教界人士，他少不了陪同参观寺庙，谈论些佛学和经文典故。回家就着绍兴老酒，兴致上来，也跟我们说说。所以佛经故事我很早就有兴趣，读过一些。但佛学博大精深，经文浩如烟海，我是外行。
佛经汉译，大概也有不少错漏，陈寅恪先生等先贤指出过。但译本有舛误，一般不会影响宗教的传播。人们信教，是因为内心有所觉悟而皈依，或者生活陷于迷惘痛苦，无所依凭，欲寻求真理。所以教士布道，都是说些浅显的道理，跟学术讨论是两码事。如今荧屏上那些风靡全国的“心灵鸡汤”节目，也是这样；出点差错，甚至误读了经典，也无关紧要。只消观众看了高兴，对人生增强信心，“爽”了就好。考订文字、辨析义理，是学者和经师的任务，不是普通读者和信众关心的。信仰关乎个人灵魂的福祉，礼拜神明则需要仪式和组织，这些都不是单纯的译经解经所能奏效的。
至于经文载体语言的神圣，历史上只有少数几种语言获得这一待遇。例如埃及的圣书(象形)文字，古人以为是神明所赐，故而须由祭司和专职文书来书写、解读、保管文献。《圣经》的希伯来文和《古兰经》的阿拉伯文，传统上也享有极高的尊崇，因为这两种文字直接承载了神的启示，所传经文则是那启示的完满无误的记录。而基督教《新约》的希腊普通话(k oine)，则同欧洲的其他语言一样，没有那般神圣，因为耶稣福音的原话，是公元初年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母语亚兰语，门徒们译成希腊文传世，已经跟“天国圣言”隔了两层(详见《宽宽信箱/天国的讽喻》)。更何况希腊文在早期基督徒看来，是异族“行淫”即膜拜宙斯、维纳斯等邪神偶像的污秽了的语言。所以历史上，希腊文虽然一度成为东地中海文明圈的普通话或文学语言，却从未达到“至圣”的地位，像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在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心目中那样。
《圣经》汉译，除了研习原文善本、琢磨西文经典译本，还应当参考《古兰经》。《宽宽信箱》里讲海枣与凤凰那一篇，我就核对了几种英译《古兰经》和马子实(马坚)先生的汉译，并请教通晓阿拉伯语熟悉中东风俗名物的专家，从而确定和合本等旧译的舛错。马先生学贯中西，曾在埃及留学8年，以阿拉伯文著《中国回教概况》，将《论语》译为阿拉伯文。回国后任北大东语系教授，著译等身，还主编了《阿汉词典》。他是云南沙甸人，那村子从前我每次上昆明都要路过，下车休息，很熟悉。马先生以“忠实、明白、流利”做白话译经的标准，白寿彝先生称赞他的译本“超过以前所有的译本”。所以我读得十分认真，而且希望将来时间精力允许，学习阿拉伯语，从原文研习这部天经——穆圣宣布的“永久的奇迹”。
我没有回忆“文革”的资格
人物周刊：您说过云南那段生活(1969-1982)“不是往事，是现在，时不时就在眼前”。幸存，远行，生活在别处。回首当年，金雪飞写成了《沉默之间》，高尔泰写成了《寻找家园》……您有没有写过回忆云南知青生活的文字？很多知青抱怨那段日子，您对那段生活是一种什么感情？
冯象：去年你邀我写“文革”和知青的事情，我没答应。1966年5月“文革”爆发，我只是个毛孩子，初一学生。跟着高中生外出“串联”，步行“长征”，看大字报，能懂什么革命？我没有回忆“文革”的资格。那个大时代“十年浩劫 ”的风云人物好些还健在，应该请他们回忆，保存史料。诚然，“文革”中各人有各人的经历，无论造反、保皇还是逍遥(当时把两派之外不积极参与的人叫作“逍遥派”)，都有精彩的故事，都值得写下。或如巴金老人提议的，造一个纪念馆或图书馆，让后人受教育，总结教训，永远铭记。
不写还有一个理由。回忆录、随想录之类是老人的专长，不到岁数就忆旧，我觉得别扭，而且极易浪费了文学素材。前些年到北京讲学，在三联书店楼上的咖啡厅会友，吴彬大姐推荐钱宾四(钱穆)先生一本小书《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我在返程飞机上一口气读完，真是诚笃隽永之至。那种阅尽人世沧桑的素朴文字，只有学问做通了上了岁数的人才能驾驭。大概这就是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