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阿钟在朗诵诗，中为李劼)

自由写作委员会快讯/纽约当地时间2007年4月28日下午2点至4点，独立笔会年度出访人阿钟的“黑夜中的吟唱——阿钟诗歌朗诵会”在纽约成功举行。朗诵会由独立中文笔会成员秋潇雨兰与王一梁共同主持。国际笔会分会“海外华文作家笔会”成员诗人海鸥、彭国荃、蔡可风、《一行》诗人李斐、诗人黄翔等出席了诗歌朗诵会。

在诗人黄翔表演了两首令人耳目一新、风格独特的“肢体语言诗”《今生有约》、《人体之河》后，诗歌朗诵会拉开了序幕。首先由秋潇雨兰介绍阿钟生平，随后王一梁向听众介绍了独立中文笔会的情况及“自由写作年度出访人”的由来。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年度出访人”设立于2005年，每年资助一位大陆会员出国考察。首届出访人为小说家吴晨骏，出访北欧；第二届出访人为学者焦国标，出访日本；本届出访人是诗人阿钟，出访美国。

在阿钟朗诵诗歌后，主讲人李劼做了精彩讲评。他说，在诗歌已成为一种奢侈品的今天，为有像阿钟这样坚持写诗20多年的诗人感到欣慰。“像这样的国家是不配有自己的思想家、诗人的！” 李劼说。作为阿钟二十多年的老朋友王一梁，也结合阿钟的生活评点了他的诗。

最后，本会会员胡平做了精彩的总结发言，认为过去每个文人都会做诗，中国是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中国诗人应为用自己的母语写诗感到骄傲。

此外，羊子女士也做了即兴发言。“海外华文作家笔会”成员海鸥朗诵了自己的诗，阿钟代诗人李斐读了他的诗。

（黄翔在“阿钟诗歌朗诵会”上做肢体表演）

 

（记者采访“阿钟诗歌朗诵会”现场）

　

 

 

自由写作委员会快讯/纽约当地时间2007年4月27日，独立中文笔会年度出访人诗人阿钟在法拉盛拜会王若望遗孀羊子女士。在诗人尚年轻的八十年代早期，曾数次聆听过这位倡导自由言论大师的教诲，当年王若望与羊子的婚事也曾在沪上一时传为佳话。羊子女士见到这位来自家乡的诗人，神情激动，诗人用乡音与羊子女士亲切交谈。

羊子说，很多年后第一次读到王实味的《野百合》，才知道王若望原来是王实味的传人。当年延安时期，一个在大砭沟、一个在小砭沟倡导言论自由，尽管结局各异，其实殊途同归。今年是王实味被砍头六十周年，明年就是王若望九十岁冥诞。王若望的骨灰至今依然存放在寓所，羊子希望有生之年，能有一天亲自捧着王若望的骨灰回到祖国。

自由写作委员会成员王一梁、以及上海友人魏泉宝等同时在座。

                                                             （阿钟与羊子女士）

 

近期，陈丹青的作品《退步集续编》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续编》收录了近两年来各媒体对陈丹青的采访记录、各地的演讲文稿，以及他博客里的文字。与《退步集》相比，《续编》话题略有调整，增加了对人文和艺术的剖析。

在过去的几年里，陈丹青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发言。他抨击中国海归的“工具人格”，呼吁“救救鲁迅”，给国内讨论热烈的“文艺复兴”泼冷水，以致很多人忘记了他的画家身份。

在新书自序里，陈丹青讲到了自己在 清华大学办理辞职手续与同事学生辞别的前后。因看到校园里“乖顺的盆景”，感慨“盆景也要好生供养，体制怎能轻易改！”言语间颇多无奈。2007年元月，他还关掉了自己的博客。这一切都让人怀疑：他是否打算停止愤怒，偃旗息鼓？

16日，一袭西装、面貌清瘦的陈丹青如约出现在北京中关村某咖啡馆里，在与记者进行交谈时，他依然激愤，国骂不离口。

画画现在是业余爱好

《财经时报》：很多人感觉你近两年来光批评了，有没有画画？

陈丹青：画了，一直在画画。我曾经说了，媒体会分配任务：李银河一天到晚谈性，王朔一天到晚骂知识分子，然后我一天到晚骂教育。只要我愤怒一回，我就得为公众一天到晚24小时板着个脸。

不过我全时画画的状态结束了，现在是业余爱好。 哈哈。

《财经时报》：你今年完全从大学出来了，以后有没有新的打算？

陈丹青：没什么打算。你们媒体都替我打算了。

《财经时报》：你在新书里讲，说自己提出辞职之后，院领导见你了还是“笑嘻嘻，亲爱极了”，你觉得自己原来“闹了一场喜剧，百分之百的喜剧”。为什么这么说？

陈丹青：都是这样嘛！中国就是人际关系社会，唱红脸的很少嘛。

《财经时报》：一个月前人大国关学院的张鸣的事情，暴露的是否就是你之前说过的大学行政化的事情？

陈丹青：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每个学校、每一层楼、每个办公室，都有一个教授或副教授在跟他的顶头上司明里暗里闹膈应。只是张鸣这事儿曝光了。

《财经时报》：你有没有关注中学教育或幼儿教育？

陈丹青：媒体把我请辞这事儿曝光以后，很多陌生读者来信，比例最高的是高中生，非常奇怪，我一点没想到！高一高二高三的都有，说是谢谢我为他们说话，其实我在学校闹脾气时没想到高中生。

我在西单图书大厦签书，来买书的好多是高中生，我很意外。

《财经时报》：高中生都是怎么反映的呢？

陈丹青：非人的生活啊！有一位《大学生》杂志的新编辑告诉我，他是某某二中毕业的。某某二中的别称就是“某某第二监狱”：围墙、铁丝网、监视器。一年到头早晨五点起床，晚上十二点睡觉。各种威逼监视，无所不用其极。常有孩子自杀。每年春节学生喝醉了，就把可恶的学监暴打一顿，扔河里去，然后再捞起来，第二年继续当他的学监。平时老师要挟的话是：不好好读书？你永远农村户口！

这话对吗？很对。可这是教育吗？监狱也不是这么管呀。狱卒说：好好劳动！不然赎不了罪——如今“农村户口”就是原罪啊！

于丹就是个神甫

《财经时报》：你现在对于丹热有什么看法？

陈丹青：我没资格批评于丹，我没听过她讲《论语》。但我批评对电视明星的批评，因为这不是值得批评的事物，太正常了，学者早该上电视。如果你觉得他(她)讲得不好，你去讲，这就是我的态度；再或者，你自己去读《论语》。接受群体不一样，你不能要求所有听于丹的人自己去读原典，于丹也不会要求所有人只听她讲《论语》。电视是中性的，人们不想看，会立刻换频道。

所有神甫都在讲《圣经》，这么讲、那么讲，但你不能喝止：不对，《圣经》不是这样的！然后神甫就得改口。于丹这类角色等于社会层面的“神甫”，西方几万几万这样的人，等于我们这里的居民委员会小主任啊什么的，做做思想工作，调解调解，开导开导，前提是你要能说会道。其实于丹特像从前共青团系统能说会道的辅导员。

《财经时报》：我记得你去陕西台做节目的时候，说台下的学生“表情都很茫然”。社会现在有这么一个群体，这应该是于丹出现的原因吧？

陈丹青：很茫然，无主见，集体无主见。国学热是市场需求，非常简单，老百姓要听，他就会听，不要听，你再上电视做秀也没人听。现在道德沦丧，信仰真空，谁出面“布道”，谁就有观众。学者不必急于批评，应该研究的是：中国在这个时期为什么会有学者上电视？为什么会有国学热？为什么通俗的说法会有听众？通俗说法和经典阅读的内在区别是什么？等等等等。

研究这些，会比单是批评更有价值。所有“热”的事情总会“凉”的，可是这其中恒常的规律应该去找一找。

王朔、阿城是人精

《财经时报》：从2000年以来，有了“海归”这么一个概念，包括你在内，阿城、刘索拉、艾未未都纷纷回国，这背后是什么原因？

陈丹青：就是中国好起来啦，很生动。自己的国家嘛，很亲切。我们是一群盲流，流来流去，又回来了。苍蝇飞了一圈，又回来了。

《财经时报》：回国7年后，你觉得自己有变化没有？还像以前那么激愤吗？

陈丹青：变化？就是对中国更了解了。遇到让人激愤的事情，我还会激愤，我愤怒的功能还没成功地被阉割掉。

《财经时报》：你知道王朔对你的老师木心先生的批评吗？

陈丹青：看到了，算是客气的。他骂那么多人，顺便带一句，一小点唾沫星子，还好，没关系，骂我的人多了。每个人在说别人时，说出的其实是自己。

《财经时报》：我记得你好像说过你非常喜欢听王朔讲话？

陈丹青：对，他比体制里的人真实多了。底下谁不在骂？体制里的人照样骂，不过是在背后、在饭桌上骂，然后干杯，脸上全是血管。

《财经时报》：你看了王朔的新书吗？

陈丹青：我是他连续剧的忠实观众——他的书不很看得下去——《爱你没商量》、《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就死》、《阳光灿烂的日子》，一百多集，一集不落，我还推荐过好多人看。

第一次认识他是在纽约，我对他说我一天到晚看你的连续剧。后来陪他出去玩。我介绍他和阿城认识，我先给阿城打电话说见不见？他说见啊，都是英雄啊，然后就给打电话，他们到加州聚了。

《财经时报》：你觉得《阳光灿烂的日子》好看吗？

陈丹青：我喜欢，但我会审慎表达我的喜欢，毕竟那是我们这代人的喜怒哀乐，我不想让下一代人陪着我们也来回忆、找快感……我们发现小时候看革命电影，闹半天，原来是帮着左翼青年在怀他们的旧，我们傻×，陪着哭，以为那也是我们的事儿，其实是我们在怀他们的旧。

可是好电影能够成功地传达经验，向各种不同的人群传达经验。

《财经时报》：你不希望我们这些70、75、80后喜欢这些吗？

陈丹青：我没有资格让你们喜欢或不喜欢。你们应该有自己的痛点、快感，不要跟着上一代人瞎起哄。在美国，披头士一代人，喜欢猫王一代人，喜欢重金属摇滚一代人，分得很清楚，你喜欢你的，我喜欢我的，是吧？我们呢，老是拽着下面几代人一块儿……等青年人有自己喜欢的事儿，这帮人还出来批评，指手画脚。我讨厌这样子。

《财经时报》：我听王朔说过，说看到阿城在咖啡馆里滔滔不绝，他对阿城的“聊功”很景仰，我觉得王朔已经够能聊了。

陈丹青：对，人称阿城“天下第一聊天高手”。我跟阿城熟，他刚从乡下回城我们就认识了。他们俩有相似的地方，都是解放后的北京人，全中国最能聊的都在北京这一块，属于人精级的。

《财经时报》：这么多年阿城好像一直没有作品出来？

陈丹青：这是我佩服他的地方，他说放下就放下，我死乞白赖还要画画，他说放下就放下了。但你怎么知道他没写呢？写、发表，是两回事。

市场会自己调节拍卖热

《财经时报》：春拍又开始了，前段时间法国热热闹闹讨论了中国当代艺术热的事情。像张晓刚，他的画动辄上千万元，你对中国油画这么高的拍卖价格怎么看？

陈丹青：中国现在外汇储备逾万亿，它会在各个领域有事发生，拍卖只是其中一个领域，很正常。

《财经时报》：现在传统的书画是不是相对廉价了？

陈丹青：那要看你怎么廉价了，现在一幅书画多少斗方多少万，也不廉价了，现在没有权威了嘛！民国时候还有个于右任、马一浮之类，现在你拿个人的字出来瞧瞧，大家都服气的，没有！

《财经时报》：有人讲，现在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五次收藏热，而且规模空前，你觉得这种热存在泡沫吗？

陈丹青：泡沫总会有吧，这跟楼市股市一样，但这事儿只要真的交给市场，市场自己会调节。你说第五次热潮，我想每次都跟国力有关系。宋朝的时候，全世界一半GDP都在中国，不得了。宋朝还是科技昌盛的时代，中国科技的黄金时代在宋朝。

《财经时报》：最近古根海姆基金会与上海美术馆合作搞展览，你对国外基金会进入中国有何看法？

陈丹青：西方人抢着到中国来啊，想疯了！这么大市场，全世界还剩几个？还有几个市场洋人的魔掌没伸进来？！如今这么一大块市场放开，什么魔掌都想伸进来啊。从传教士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真正成功的就是49年至79年，成功地不让你魔爪伸进来。改革开放就这么回事：来吧！一块儿做生意，大家分。改革挺难的，开放容易，一开放，什么事儿都进来了。

《财经时报》：我们感觉你跟当代艺术一直保持着一种距离。为什么你对当代艺术不怎么关心？

陈丹青：没有啊，我和他们很多人都认识，都是朋友。他们做得很好，我站一边儿鼓掌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参与进去？我对哪个圈子都是旁边看看，你看我从来不属于哪个圈子吧？说起来我自己就是当代艺术，在纽约我早弄所谓的当代艺术了。当代艺术不是什么价值评价，不就是你还活着，弄点花样。别夸张古典，也别夸张当代。

《财经时报》：现在艺术界出了一种艺术手法叫恶搞，有很多人反对，说油画不要恶搞。

陈丹青：我在纽约什么都瞧见过。我对中国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让事情发生了。太少恶搞了，这叫什么恶搞？很起码，很有限。有点事，大家就“哇”一下子……很正常的事情嘛！然后他搞不下去了，别人会再出来恶搞！你称他恶搞也可以，善搞也可以，事情总得有人弄嘛！

《财经时报》：现在你的画在海外拍卖价格也很好吧？

陈丹青：我一分钱都拿不到的。现在拍卖行绝大多数画都不是我送的，有两年没送了。纽约拍掉那幅，其实15年前我就卖掉了，我拿了一万美金。别人都以为我一天到晚在那数钱，要知道永远是资本家在挣钱，艺术家赚钱很有限，艺术家永远玩不过资本家。我的画拍成价钱这么高，很意外的，很不好意思，我老师都卖不了这么贵，清朝人，甚至明朝人也没这么贵，我还没死呢，哈哈。

上世纪80年代，西方拍卖行经历了一个历史性变化：活人也开始进拍卖行了。八十年代以前，活人的画基本上进不了拍卖行！结果我刚到美国，历史性变化发生了，活人蹭进去了，火了！

这个过程20年后轮到中国，现在中国活人也进入拍卖行了。中国往往受惠于西方的大形势，同时又受制于它。当西方人眼珠子不转过来瞧你一眼的时候，没你的事！当他转过来瞧你，摸摸你脑袋，你这边立马跟着好起来。

《财经时报》：受制是什么情况呢？

陈丹青：受制太多了。从政党政治到艺术品拍卖，我们在所有事物上受制于西方，一百多年。今天要没有西方市场，中国单独玩成这样不太可能。现在是“全球经济”年代，中国已经进入这个大游戏，一切的一切都因为西方，它主宰整个世界、资金、大PARTY.中国现在也有门票了，可以自己掏钱买门票了。也会自己开个大PARTY 请洋人进来玩玩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永远过去了。

 

中国作家章诒和说，北京法院不受理她控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违法禁书一案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章诒和呼吁，为了中国出版制度的法制化，中国作家要更具担当精神，勇于站起来维护自身权益。

《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使得作家章诒和驰名海内外。她的另外一本书《伶人往事》被当局宣布为禁书后，章诒和状告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剥夺宪法赋予她的公民权力。

*章诒和：推动新闻出版法制化*

章诒和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没有人认为她起诉新闻出版总署违法禁书案的官司会打赢，但她认为，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必须用法律手段维护作为公民的正当权益，从而推动中国新闻出版的法制化。

章诒和说：“其实终极的目的还不在于输赢。中国官司的输赢不代表对与错，其实全世界官司的输赢都不能代表对与错。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新闻出版的法制化，所以我们并不气馁，也不灰心。我们会继续地去做。”

*起诉书石沉大海*

章诒和自4月18号向北京一家中级法院递交了起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违法禁书的起诉书之后，至今收不到是否予以立案的回应，如同石沉大海。

与此同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现人事变动。共青团出身的柳斌杰日前出任新署长，原署长龙新民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出任副主任。《联合早报》星期五报导说，新任署长柳斌杰上马伊始宣布说，他将“多用智慧，少用权力”，全面提高国家新闻出版物的管理和执法水平。

*实权在中宣部*

作家章诒和认为，柳斌杰很会说话，也很能思考。章诒和强调说，中国查禁制度的实权是在中宣部，新闻署并没有多大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包括《伶人往事》在内被禁的八本书是中宣部所定，新闻署宣读，因此章诒和认为，柳斌杰只是说了坐在署长位置上所能说的话。

章诒和说：“柳先生这样说本身就是一个智慧的反应。我觉得他之所以说出这样一句话，恐怕不止是禁这8本书，应该讲是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党政机关非法查禁图书、新闻、出版这样一种普遍现象，他做了一个归结。”

*处理禁书事件不当*

《联合早报》的文章评论说，柳斌杰“多用智慧，少用权力”的说法多少印证了外界先前的猜测，那就是前署长龙新民处理禁书事件不当，给胡温亲民形像抹了黑，尽管也有报导说，龙新民被贬去中共党史研究室主要是因为他出任北京市委副书记时出了问题。

章诒和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所以包括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在内的高官去留都成为敏感问题。但章诒和认为，不论谁出任新署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的作家群体不应等待某人的赐予，而要自己站起来去争取自身权益。章诒和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有民主觉悟、公民权益意识和道德勇气，要有考虑民族、命运和他人的胸怀，为中国民主法制建立要更有担当精神。

章诒和说：“我觉得胡锦涛先生能够顺应这样一个潮流他必可为。如果说我们都不动，就让胡锦涛先生一个人动，他有再大的本事，中国的现状也不能让人快乐起来。我一个人站起来，跟8本书的作者一起站起来，跟去年一年据说是上千本被查禁的书的作者全站起来，这个结果会很不一样。这个国家是我们的，我们每个公民都有一份，我们是养政府的，政府是为我们公民服务的。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理直气壮地去生活，去面对一切侵犯自己利益和权益的话，这个国家民主与法制的道路会走得很快。”

 

“他人的生活”因获得奥斯卡奖而走向世界，在国安部门日益深入渗透民众生活的中国，这部影片引起的共鸣非常强烈，尽管官方媒体只字未提此片获奖的资讯。

德国近年来一直在发掘共产党统治这段历史的黑暗面，涉及这一题材的还有“再见，列宁”等影片。但一直以出“思想家”著称的俄罗斯不仅在历史反思中缺席，脆弱的民主体制更是风雨飘摇。在其他东欧各国，曾在社会主义专制政权中安全部门任职者，想登上政坛困难重重，只有在俄罗斯，这一经历反而成了领袖魅力之源。

我曾就此问过两位俄罗斯的知识精英，其中一位答复是因为民主化带来的结果不如原来预期的好，反而使俄罗斯失去了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另一位则解释说因为苏联统治时期长达70多年，尤其是精英群体几代人均受其惠，如果否定这段时期，就等于否定自己以及父辈乃至爷爷辈的一生，所以大多数人都不主张掀开这段历史的黑暗面。这位知识精英还谈到，正因为如此，所以俄罗斯现在展示的前苏联历史是相当不完整的，有十月革命但没有列宁；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卫国战争，但没有史达林。

正因为没有清算社会主义制度的累累罪恶，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俄罗斯，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曾经带给他们的痛苦假作不见，只有对失去原有世界地位的悲哀叹惜，只有对俄罗斯经济萧条的扼腕绝望。也正是在这种期待中，前克格勃官员普京才能毫无障碍地登上总统宝座，并被俄罗斯人以“彼得大帝第二”相期许，他本人亦以此为其政治生涯的最高目标。

清算历史罪恶时，制度与人的关系，以及个人应该对那段历史负什么责任，这确实只能因时、因地、因民情而异。不过只要不过分短视，就应该明白至少应该有个原则，那就是俄罗斯固然可以接受前克格勃官员普京做总统，但对克格勃这一专制政权用来钳制民众思想政治自由的工具，却必须要从道义上和政治上加以清算。

而俄罗斯正是因为没有清算这段历史，因此经济走出低谷，但政治上的倒退却非常明显，比如为了钳制不同声音，打击对立势力，特别是打击那些控制舆论的经济寡头，以求控制舆论；撤掉原来的安全总署，按克格勃的风格重组新的国家安全部；控制杜马，并让它为自己所用；越来越多地使用原克格勃人员作为重要官员；个人崇拜又死灰复燃──这一切已经使俄罗斯本来就异常脆弱的民主制度命若悬丝。

俄罗斯的一些知识精英对此的解释是，为了稳定（其实是经济状况改善），为了俄罗斯再次成为超级强国，他们甘愿在政治上冒险。而普通公众则希望普京的统治使他们的生活既像在前苏联时期那样轻松，同时又享受当年所没有的自由。而普京创造的“俄罗斯经验”此刻还有一个国际知音──中国，因为普京，中国当局又找到了一个“威权体制能够保证经济发展”的范例，所以不管俄罗斯与中国如何同床异梦，中国吹捧普京都全力以赴。

但普京所利用的手段，只不过是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史达林等政治强人的专制铁腕的翻版。不仅如此，普京在经济政策上模仿中国政府，加强国家在经济发展与资源分配方面的作用，强化国家调控体系，使俄罗斯经济成为“可控制的市场经济”。

但俄罗斯人显然有意忘记一点，那就是普京的经济复苏是国际石油市场价格抬升给了他良好机遇，不完全是他的政治手腕在起作用。仅仅据此再加上所谓“中国经验”，就贸然断定专制手段有利于经济发展，显然太过轻率，因为至今为止，人类已有的经验仍然证明，只有以公正、透明、制衡、监督为特征的民主政治，才能保证一个国家长期稳定的发展，并让人民有尊严地生活。

反思历史从来是苦涩的，但忘记历史却注定要受到惩罚。可以肯定，俄罗斯如果退回到苏联时期，恐怕俄罗斯人既不会得到苏联时期的轻松，又享受不到目前这种脆弱的民主体制下的自由。这一道理于中国也一样：怀念毛泽东时代并让中国退回到那个时代，中国人连哭泣的资格都将丧失，因为第二次重犯旧错无法令人同情。

 

提要：中国的《宪法》大约还不如女人的月经带，因为月经带至少会被用上一次，可是中国的《宪法》谁用过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朱鎔基、胡锦涛、温家宝都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杀人的革命传统不但代代相传、而且发扬光大了。日本人用机关枪，德国人用煤气，中国共产党除了机关枪、监狱和劳改外，还用矿井、用工业事故、用有毒食品、用汚染的江河！胡锦涛们把“惊悉”、“悲痛”、“深切同情”、“诚挚慰问”、“沉痛哀悼”等词汇统统送给了外国人，而与中国人无缘。原来天天把“爱国主义”挂在口上的中共权贵集团只是一批对中国人民毫无感情、甚至充满敌意的卖国贼！

以写政治间谍小说《致命》三部曲闻名海内外的杨恒均先生，原来还是个多管闲事的人。他在昨天，即2007年4月27日，又有一篇大作出世，这篇大作叫《今天心里很难过》。

杨兄长袖长舞，亦文亦商，入有豪宅，出有靓车，难过什么呢？原来杨兄昨天吃过晚饭后，在他的公舘   广州白云区“汇侨新城”附近目睹了一宗暴行：八点二十五分左右，在新市南路，“两个壮实的男人把一个男人按在地上，其中一个扯下趴在地上男人的裤带，把他的手反捆，地上的人好像死了一样，把头埋在地上，弓着背，一动也不动。”围观者说地上的人偷了人家一个电脑，正好经过的四个“治安员”就把他狠狠打了一顿。

接着一辆小箱子货车疾驰而来，车上下来三个粗壮的汉子。他们怒气冲冲，其中一个一下子抓起地上的人，另外两个同时踢出一脚，那个“小偷”像风中的破絮，被踢得飞起来又落下去。他瘦削、黝黑的脸上有三条正在流的血；地上已有两滩血了。另一个又揪起小偷的头发，另两个再狠狠地踢他，每一脚都落在腰上、屁股上、或者大胯上，就这样一脚又一脚的把他踢到箱子车的后箱门。这时两个“治安员”互相看了一眼，然后不约而同地踢出一脚，竟然活生生地把那个“小偷”踢到离地一米多高的车厢里……

那辆车子扬长而去，杨兄这时才意识到那些打人、抓人的人没有一个穿制服，带警棍的，那个车只是普通的民用货车，他记下了车牌号：粤AMG367。

围观者说反正打的是“小偷”，是什么人打的有什么关系。大家都散开了，又若无其事地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杨兄“的心却一下子沉到了谷底，难过得要命。”他想起几年前一个叫孙志刚的被活活打死，他知道“以正义和维护公义的名义”打死人的事时有发生，至於屈打成招，或者把人打残废，更是屡见不鲜。人们   为什么对自己的同类如此残忍！

那些对双手反绑在背后的人恶狠狠地踢出一脚又一脚的人是谁？谁赋予这些人有打人的权力？！

杨兄太年轻，太没有见识了，所以少见多怪、才会大惊小怪。例如年纪大一点的铁流先生，他就亲眼看到了更壮观的场面：我们党在五十年代土改、镇反的时候，可是几十个一批、几十个一批的把人拉出去枪毙的。因为毛泽东同志说过，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天津准备於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画”，“都能大杀几批”。所以，当时全中国都在热火朝天的开展杀人比赛。

仅仅在1950年至1953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就杀关管了三百多万人，消灭了二百四十万。之前的1946年至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已经杀了二百多万地主、富农。

之后，三五反、反胡风、肃反、反右，哪一次都是杀人如麻。三年人祸，三千多万人被活活饿死。文化大革命中杀死、打死、逼死的有二千多万，当年十二岁的何清涟，不但听到了湖南道县大杀“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屍体，堆在城墙边没被掩埋的就有上千具的消息。 而且亲眼看到了资江上“每天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屍体顺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死状奇特。”

杨兄悲天悯人，想向农民工们讲述新通过的法律，告诉他们法律不但保护好人，也保护所谓的坏人；然而，毛泽东1949年12月在苏联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中国准备死三亿人。”这三亿不是好人吗？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如此，江泽民、李鹏、朱鎔基也如此，胡锦涛、温家宝仍然如此，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杀人的革命传统不但代代相传、而且发扬光大了。请随便看看今年以来的几起“杀人事件”吧：

4月23日，重庆市客车坠桥事故，死亡人数达26人。

4月19日，河北省邯郸峰峰集团大淑村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6人下落不明。请注意：在矿井的“下落不明”，意味着什么？

4月18日，辽宁省铁岭市清河特钢有限公司发生钢水包脱落事故，32人死亡。

4月16日，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周庄镇王庄煤矿发生爆炸，33名矿工被困井下，当局决定封井灭火，33名活生生的矿工生命就这样封掉了。

4月16日，湖南省株洲市攸县黄丰镇长城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2人被困，目前仍未救出。

4月16日，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拴马桩沟发生煤矿塌方，4名矿工被困。

4月1日，四川芙蓉集团白皎煤矿煤与瓦斯突出，造成4人死亡、9人受伤。

3月31日，湖北省大冶市大箕铺镇大志山铜矿发生透水事故。6名被困井下的矿工生还机会渺茫。

3月28日，山西省临汾市余家岭煤矿瓦斯爆炸事件，死亡人数上升至26人。

3月27日，贵州省汪家寨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造成10人死亡。

3月18日，山西省晋城市城区西上庄办事处苗匠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亡人数升至20人，1名矿工被困井下生死不明。

3月15日，一辆从四川泸州市开往陕西西安市的大客车在陕西汉中坠入褒河水库，25人遇难。

3月10日，辽宁省抚顺矿业集团老虎台煤矿发生透水事故，造成22人死亡，7人下落不明。

1月28日，贵州省煤矿瓦斯爆炸，致11名矿工遇难，5名矿工下落不明。

煤矿是中国的高危行业。每年有5千多矿工死於矿难。新华社报导，中国去年共发生2,845起煤矿事故，造成4,746人死亡。其他事故也死人无数。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集体屠杀！日本人用机关枪，德国人用煤气，中国共产党除了机关枪、监狱和劳改外，还用矿井、用工业事故、用有毒食品、用汚染的江河！

说他们漠视生命，也不尽然。他们对自己的生命却极为珍重，中国公共卫生系统一个报告指出，中国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占总人口百分之30的城市人口享有百分之80的卫生资源；而其中绝大部份又为高干和退休高干所霸佔。

他们对外国人的生命也很重视。4月16日美国佛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枪击案，造成33人死亡后，对本国死人从来是熟视无睹、麻木泠血到了极点的胡锦涛、李肇星，就狗颠屁股的忙不叠致电布、赖斯表示什么慰问，胡锦涛电文如下：

惊悉美国佛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枪击惨案。值此悲痛时刻，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名义，向阁下、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同情和诚挚慰问，向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祝愿负伤者早日痊癒。

胡锦涛们把“惊悉”、“悲痛”、“深切同情”、“诚挚慰问”、“沉痛哀悼”等词汇统统送给了外国人，而与中国人无缘。原来天天把爱国主义挂在口上的中共权贵集团只是一批对中国人毫无感情、甚至充满敌意的卖国贼！

可惜这夥卖国贼却把热脸贴到了冷屁股上，布休、赖斯并没有“礼尚往来”，向中国发电对中国的死难者表示同情；杨恒均对此也是愤愤不平，杨兄当然知道“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布希凭什么向给中共出卖了的中国人民发慰问电呢？

这是例外：4月24日，中资石油公司项目组在埃塞俄比亚遭武装袭击，9名中国工人死亡，1人轻伤，7人被绑架；中国政府居然“强烈谴责这一武装袭击暴行，对中国和埃塞俄比亚遇难者表示哀悼，对其家属及伤者表示深切慰问。外交部、商务部、中国驻埃塞使馆和有关企业等……向埃塞俄比亚方面提出紧急交涉，要求全力搜救遇袭中国人，确保其安全获释，并切实採取有效措施，保护在埃塞俄比亚的中资机构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协助做好善后工作。”这是因为这几个中国人是死在外国—-而且可以抗议一下的小国。

杨恒均有雄心壮志，打算给农民工讲《宪法》和人权，讲关心和爱心。然而我党的传统却是专杀好人、专杀自己人。至於《宪法》，更是笑话，中国的《宪法》大约还不如女人的月经带，因为月经带至少会被用上一次，可是中国的《宪法》谁用过了？毛泽东倒用过，不过他那次除了《宪法》、还拿着《党章》来教训刘少奇和邓小平，所以只能算用了半次。到了刘少奇也想用的时候，《宪法》早已成了废纸了。

《宪法》即是废纸，“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运。所以，难过的只有杨恒均，胡锦涛、温家宝并不难过。

28apr2007於流浮山寨

今天晚上遇到一件事，却让我这几天一直快乐的心一下子沉到谷底。八点二十五分左右，我拐进一条小街市——新市南路，走了几分钟看到前面一群人紧紧围在那里，我挤进去，看到两个壮实的男人把一个人按在地上，其中一位扯下趴在地上男人的裤袋，正在把他的手反捆，地上的人好像死了一样，把头埋在地上，弓着背，一动也不动。

我小声问身边的围观者，他们说地上的人偷了人家一个电脑，一个女的追出来，他还推人家，结果正好被这几个经过的治安员（？）撞上，他们把他狠狠打了一顿，讲叙的人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说到这里，一辆小箱子货车疾驰而来，在小街市如此快的速度行驶，把我吓出一身冷汗，车子嘎吱一声停在我旁边，从车上下来三个粗壮的汉子，他们怒气冲冲，其中一个一下子抓起地上的人，另外两个同时剔出一脚，那个被踢打的小偷像风中的破絮，随着踢来的脚，飞起来，又落下来，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这时才借着商店里的灯光看到他的脸，瘦削，黝黑，棱角也挺分明，微微睁着眼，脸上也看不出表情，但我注意到脸上有三条正在流的有点暗紫颜色的血，那三条血流显然不是从头上的一个伤口流出的，应该有两个伤口。我再低头一看，地上已经有两摊血，有些像黑色的花。后来旁边的围观者告诉我，刚才有四个治安打这个小偷，他们可能是武警，不知道是不是已经退伍的武警。可是我注意到这些治安都没有穿制服。

这时，其中一个治安揪着小偷的头发，向车上拉过去，由于小偷的裤带已经抽出反绑着他自己的双手，小偷的裤子掉到大胯上，所以步子午法迈得大。另外两个治安又开始愤怒，都狠狠地剔出一脚又一脚，每一脚不是落在那小偷的腰伤，就是屁股上，或者大胯的地方，不知道是那小偷走快了，还是这一脚又一脚的猛踢把他踢着走，他来到了箱子车的后箱门。两个愤怒的治安停下来，互相看了一眼，然后不约而同地狠狠踢出一脚，竟然活生生地把那个小偷踢飞起来，小偷落下来时，已经是在离地一米多高的车厢里，那瘦削的小偷滚在车里的地板上，我想他一定很疼，可他始至终没有啃一声，更不要说反抗了。在车厢箱子的门被愤怒的治安狠狠地关上前，我看了那个小偷最后一眼，经过刚才的猛烈的踢打，他脸上的血迹已经不成线条，而是黑呼呼的一片，只有眼睛还毫无表情地微微睁着，里面看不到希望，也没有绝望……

箱子车疾驶而去，我这才意识到，那些愤怒的男人们没有一个穿制服，也没有警棍什么的，而且那个车只是普通的民用运货车，就在那个车子消失前，我赶紧记下了车牌号：粤AMG367

我看到有两个穿保安制服的人骑在摩托车上过来，我拦住他们，问那些带走小偷的人是干什么的，他们怎么能那样围打一个没有还手能力的人。保安狠狠瞪了我一眼，喊道，想干吗？走开——

围观的人群也很快散开，在散去前我找到了两个，问他们那些人怎么回事，他们说大概是保安，也许是治安巡逻，也许是武警，但不是公安，从他们的声音里，我不但看不出有什么表情，而且他们还加了一句，说反正打的是小偷，是什么人打的有什么关系。

很快周围的人都散开了，大家又开始若无其事地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我呆呆地站了一会，发现除了地上两块暗紫色的血迹之外，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可是我的心却一下子沉到了谷底，难过得要命。不知道那几个怒气冲冲的大汉要把那个瘦小的小偷带到哪里去，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先给他止血，不知道他会不会被带到一个地方被他们当练习拳打脚踢的沙袋，继续发泄他们那些不知道因何而来的愤怒……

我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几年前一个叫孙志刚的被活活打死，其实那只是冰山一角，我自己就从体制内出来，并不是不知道以正义和维护公义的名义打死人的事时有发生，至于屈打成招，或者把人打残废，更是屡见不鲜。刚才那一群治安为什么那么怒气冲冲？没有人喜欢小偷，可是那么多身强力壮的男人猛踢一个不还手——手已经被反捆的人，又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对自己的同类如此残忍！

我心里真地好难过，也许是人到中年，我想我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我不应该再到这种地方散步，事实上，我左看右看，应该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年纪和社会经历的人会来到这种地方散步，这里是农民工的地方，是外地民工，特别是年轻人的地方。我本不应该再过来散步，我的心脏应该已经受不了这样的场景。

我常常想，我什么时候心中会充满那样的仇恨？会对一个头上血直流，双手反绑在背后的人恶狠狠地踢出一脚又一脚呢？那些人显然不是公安，但如果是治安，他们向谁负责？谁赋予这些愤怒的人打人的权力？！

我最想知道的是，他们把那个小偷带到哪里？他们会不会把那可怜的人带到一个没有观众的地方，然后用人类最残忍的方式继续折磨他、打他呢？

那个可怜的小偷头上的伤伤到里面没有？流了那么多血，他们会不会给他治疗？他今天能不能熬得过去头上的伤？又能不能熬过这些愤怒的同类的踢打？

我已经离开那个能够干预此事的体制很久了，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该向谁打电话。我除了心中难过之外，很是无能为力。我只好把那部车牌记在这里：粤AMG367, 是一个后面带箱子的中型货车，事件发生地点：新市区新市南路，发生时间：2007-4-27。希望有能力干预的人能够打听一下，我只是想知道，那个小偷是否会被打死。如果只是因为偷了一台电脑，我愿意帮他赔偿，只是不要再打他。

对世界上的不平进行思考，在思想和主义之间挣扎和畅游，也有时候让人怒发冲冠，但却绝对比不上这种亲眼见到的一件小小的事——我说小小的事，从那些围观的麻木不仁农民工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这种“小小的事”，让人无从也无法愤怒，只是让人感到深深的悲哀，让人难过得不知道如何过下去，就在我走出很远了，我还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我的兄弟姐妹和亲戚中也许没有小偷，甚至如果我们更努力一点，也不会有人背井离乡到外地打工，可是，每次碰上这样的情景，我的第一反映仍然是假如那个被欺凌的人是我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甚至我自己的子女，或者，干脆把那个人换成我，——而这个时候，我的血液就仿佛凝固了似的……被上百人围着，被四个治安拳打脚踢，先是跪在那里像不倒翁一样被人踢来踢去，然后被踢得跪不住了，就趴在地上，头上流血了，手被捆绑在背后，还有凶猛和愤怒的穿着各种皮鞋的脚踢在自己身上各个部位，——我突然想起来，他当时趴在地上的姿势，原来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下阴不被踢，而那些治安却总是找那些地方踢……

也许大家都不会像我那样到这种地方散步，更不会像我这样心理阴暗地经常要把自己放在被害人的地位上思考问题，再说，广州毕竟有好多高尚住宅区，大多地方的治安也比这里的好，我当然住得起，而且我还有能力随时到国外任何一个地方柱居。

然而，我还是难过得无以复加。我想，只要我们周围还有这样的一幕幕残忍的悲剧在上演，我们谁也脱不了干系。金像今天，我本来应该出来喊一声，阻止他们暴打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可是看到那些愤怒的人，看到周围麻木的脸，我不知道如何开口了。

最近在这里散步时，我常常生出一个想法，就是等我有条件时，我要开一个小茶饮室，专门招待南来北往的农民工，一杯清茶，一个窝窝头，或者几片饼干，一分钱不收，请他们近来休息一下，利用这个机会，我就找一些义务老师，向他们讲人权，讲宪法，告诉他们，我们都是人，都享受一样的天生的和宪法赋予的权利。还要向他们讲述新通过的法律，告诉他们法律不但保护好人，也保护所谓的坏人，你有权保持沉默，你需要律师在场，你的身体和共和国城门上的那张毛主席画像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一天只要招待一百个，向他们讲一百次宪法和天生的人权，讲关心和爱心，讲许许多多本来在学校就应该被教育可从来没有人教给他们的道理——是的，总有一天我要开这样一个茶室，到时欢迎你过来讲述或者倾听。

可今天是没有办法了，心情彻底被毁了，被那些怒气冲冲的治安，被那个可怜的趴在自己血泊中的小偷，更被周围一张张漠不关心看热闹的面孔给毁了……

今天心里很难过。

2007-4-27 广州白云区新市

　

（不知何故，近日有关年度出访人阿钟访美消息中的图片均无法成功上传，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为此特撰打油诗一首，以示遗憾。）

三条消息都看到，

可惜图片看不了；

一梁一梁再努力，

纽约扭腰传喜报。

【2007年4月28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采访报道/海外民运人士杨建利星期五结束长达五年的刑期，上午律师莫少平及兄姐从北京监狱接到了他，莫少平律师接受本台采访时说，由于杨建利被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暂时在大陆期间不便接受媒体采访，莫律师转述了情况：“按照正常法律程序，是正常释放，所有证件和书籍信件都返还给他，我们在门口接的他，九点钟左右，然后送到他北京的亲戚家，我们一起吃的饭。他今后的打算是肯定要去山东给他父亲扫墓，第二个他扫完墓之后打算尽快返回到美国，但返美还有些手续和证件要办，这就不细说了。他就这么两个打算。” 受杨建利家属委托发布消息的台湾的评论人士林保华杨月清夫妇曾在出狱后与他通话，杨月清星期五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杨建利其后行程还是未知数：“他说过去几年很多朋友、媒体关心，帮忙营救他，他表示感谢。他说我现在最想两件事，一个就是去山东拜祭父亲，一个就是和家人团圆。但是其它具体东西都没有计划，都是未知数，像什么时候去山东、留多久、什么时候回美国，都没有具体考量。（他没说有没有答应当局限期内回美国？）没说，我也没问。老实说，我们不愿意说他现在已经自由了，他就是从小笼子放回大笼子，还在那个笼子里面。我跟他讲完电话之后，他是能自由的上路了？有没有人跟？有没有人在那里等着？这些都没有人知道。” 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杨建利八十年代留学美国，获得加州柏克莱大学分校以及哈佛大学双博士，虽然有美国永久居留权，因为不愿放弃中国公民身份，他从未申请美国护照。八九年六四后积极参与中国民运，关注中国未来发展的杨建利，是设在美国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也曾当选海外民运团体“民联阵”副主席，但因此被列入中国当局黑名单，他九六和九九年两次申请返回中国都被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他零二年为了了解大陆工人运动，以假身份冒险入境，后被中国当局以非法入境的罪名，判处五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杨建利被抓捕判刑事件受国际高度重视，美国政府曾以外交途径要求中国释放杨建利，令北京当局受到压力的同时，杨建利本人也成为当局惯用的人质外交的备用筹码。据莫少平律师介绍，当局去年曾两度打算提前释放杨建利，其中一次杨建利因当局要他立刻离境拒绝他去山东祭奠亡父的要求，而宁愿回去服刑至今。 因此，在他最终刑满获释前夕，家属仍非常担心当局会不顾他的人身安全，采取强硬措施递解他出境。对于当局最终没有这样做，评论人士林保华有这样的分析：“一个因素是杨建利态度很坚决，一定要到山东扫墓，不愿直接去机场上机回美国，如果中国政府还那样硬的话，那双方一定会搞僵；第二点我想距离明年奥运越来越近，世界各人权组织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也越来越关心，中国政府也不希望在杨建利问题上再给其他国家口实，所以他在这方面情愿做些让步，但他这个让步有多大，我们也不知道。”

　

 

各位﹕重发17年前我写的这篇稿子﹐作为经验教训﹐以更好的处理奥运事件。

林保华

﹝香港星岛日报 1990-10-3﹞

为了进行“体育统战”，北京这几年来无所不用其极。海峡两岸最终以奥运模式的“中华台北”，使两岸的健儿可以在同一个场子里进行竞技。为了积极争取台湾参加今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以表明中共“三通”的成功，北京当局不惜在去年利用逮捕“自立晚报”记者黄德北事件，卖人情给台湾奥运会副主委﹑当时行政院院长李焕的公子李庆华，将黄德北放了。而李庆华也因此得意非凡，以为北京真的看得起他，因此更加卖力，不顾六四屠杀的恶劣形象。拼命巴结北京。

也许李庆华和台北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只要积极支持北京的亚运，北京也会支持台北在1998年主办亚运会的要求。于是，一时间双方打得非常火热。

台湾奥委会主任，台北参加亚运会的体育代表团团长张丰绪到达北京以后对新华社记者说“参加第十一届亚运会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心情倍感轻松。”同一天的报纸上，还刊登路透社发出的中国亚运会代表团团长袁伟民和台北亚运会代表团团长张丰绪在联欢会上热烈碰杯的照片。

香港“文汇报”记者在9月24日还访问了来自台北的国际奥委会荣誉委员徐亨。徐亨表示，他作为台湾总统李登辉的高级决策顾问，已经向当局提出了解决中国大陆运动员入境比赛的建议。因为要争取主办1998年亚运会，所以这个入境问题可望在今年或明年解决。徐亨还说，从两岸体育会员接触之中，他感觉到北京不会反对台北提出申请主办。

北京利用这段蜜月期，搞了小动作，将“中华台北”改为“中国台北”，以表示台北还是北京属下的地方政府。台北那些人，说“顾全大局”也可以，说“投降主义”也可以，竟然也就接受了。他们大概以为，只要对北京保持善意﹝犹如科威特政府在两伊战争期间善意地支持伊拉克一样﹞，北京就会投桃报李﹝李登辉和李庆华﹞，支持台北申请亚运会的主办权。但是结果是台北越是这样软弱和不争气，北京越是瞧不起台北，觉得它可欺。于是在亚奥委会讨论主办权问题时，北京不但不支持台北，甚至提议不许台北代表上台发言。由于这个提议太过离谱，因此以12对4票被否决。

北京已在宣传台湾同胞的“骨肉情”﹑“血浓于水”等等，而且事先制造了种种许诺的假象，结果却是支持“异族”主办下一届亚运会，这种做法无疑是慈禧太后式的“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了。而台湾奥委会中的一些人自甘做“家奴”，夫复何言？

事后虽然北京的奥委会主席何振梁一再解释，又哪里说得通？何振梁解释北京之所以不支持，是因为大陆运动员的入境问题，但是张丰绪和徐亨事先都进行过解释。可见北京这一招另有所图，实际是要达到孤立台湾的政治目的，避免台湾因为举办亚运而提高它在国际上的地位，而亚洲国家也因此而可以比较北京和台北的优劣。

当众多亚洲国家因为伊拉克侵略科威特而要求取消伊拉克的参赛权时，北京极力以政治和体育分开来维护伊拉克。而台北要求举办奥运会，北京却以政治心态来反对。无论从民族感情，或者是是非公义，北京的做法都是站不住脚的，这是统战工作中的大败笔，太早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台北奥委会主席张丰绪因为这件事大感不满，决定提前回台北。他说了那么一句：“莫名其妙，我们也不知道这么好的关系﹐为甚么一百八十度的改变态度来打击我们。”

这就是台湾一些人的幼稚心态，对中共缺乏认识。和中共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中共统战工作中的“过河拆桥”特性。中共现在要统战以前的“阶级敌人”，或者是“资产阶级分子”，必然是有它的政治﹑经济目的﹐到没有了利用价值，自然不会再去统战了。例如中共将海外华侨分为几等，就是视这些地区华侨的价值而定，这几年中共将“台湾同胞”捧到美日华侨之上，是因为要台湾“三通”来促进它的“统一大业”。实际上是“革命事业”。等着台湾人纷纷涌回大陆﹐并且带着大批资金去投资。而这次亚运会，台湾又包机去北京，中共浸淫在胜利之中，张百发就陶醉地说：现在不就三通了吗？因此他们在胜利冲昏头脑情况下，过早地露出了马脚。

现在由于张丰绪拂袖而去，北京又要赶紧进行补救工作，声称这是一场误会。而且大概他们也摸透了这些人的脾性，所以相信过了一阵以后，这些事会淡忘，“海峡两岸交流又会好起来，分久必合嘛”！

如果台湾方面不吸取教训，相信受骗的机会还会很多。问题是在体育方面受骗了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交流的其它方面会聪明一点吗？

北京不支持台北举办1998年的亚运会，可能还有更深沉的动机。这正如北京不肯答应放弃对台湾的动武一样。因为如果台北在1998年举办亚运会，那么北京在1998年以前就不可能对台用武，否则会破坏整个亚运会。因此北京为了保持自己的主动权，就不能支持台北举办亚运会。如果北京真有这个想法，那么台北真是要防止北京随时武装入侵。可是台湾居然这个时候要裁军，也同样使人莫名其妙。

总之，这次亚运会台湾受骗固然是坏事，但也会变成好事，早些“莫名其妙”，比以后才“莫名其妙”更好，因为可以早日从“莫名其妙”变为“有名其妙”，这对台北当局调整大陆政策有好处。现在关键在于台湾朝野如何对待这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