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前的骑驴诗人陆游

 

读陆游诗“细雨骑驴入剑门”,总要使我联想到一些骑驴的人物,从张果老、阿凡提、桑丘•潘沙……直至本大爷。但我认为经典的骑驴意象,是头裹花帕子的小媳妇儿骑在驴屁股上,让老公在前面牵着,一巅一巅——不说大家都明白,这纯粹是由那个小日本儿化装偷地雷的不端行为制造出来的。

陆游在四川骑毛驴儿是怎样的一种形象,我不知道。只知道他是在1169年为了一个九品的夔州通判官入川,到川陕前线王炎军中渡过渭水,去过大散关,后在四川官场上东游西荡,自然也荡到了嘉州,那是1173年的事,官职为摄知嘉州事,套用现时的说法,叫代理市长。那时在嘉州做官,至少有一大好处,就是天天可拜大佛,求大佛保佑——那是给嘉州带来了莫大光荣的一块另类大石头,当然,这只是现代人的发明。那时,海通和尚开凿的大佛已经过了一次修理,法像是庄严的,大像阁是辉煌的。对陆游而言,已是一尊有370年的资格的老佛爷,礼拜它不会吃亏。“不辞疾步登重阁,聊欲今生识伟人。”他正是如此。

陆游摄知嘉州,时间只有9个月,代理就代理吧,人模人样的也算是个父母官。作为父母官,他该干的活儿也干了,诸如检阅操练队伍——这叫重视军备,备战;兴修水利,重修著名的吕公堤——这算重视农桑,备荒;建造岷江浮桥——那是重视交通运输,为人民;亲自收集唐代大诗人岑参诗歌80余篇,刻印《岑嘉州集》,在荔枝楼雕刻前人文章画像——这至少算文化搭台吧。所以,后人评价他说:“尝监郡嘉州,流风善政,至今艳颂也。”

可是,他大爷有个德性,喜欢吃喝玩乐,一直吃喝到了大佛所在的凌云山上。本来,吃了玩了就行了罢,谁知他大爷还要舞文弄墨的自娱一下——整个臭文人的习气。你看他这位代理市长的诗:“公事无多厨酿美,此身不负负嘉州。”“五十衰翁发半华,犹能把酒醉天涯。”“邦人讼少文移省,闲院自煎茶。”鸡、鸭、鱼、肉,酒、茶侍候。就这德性,让他在两年后的1176年好好的受了一次教训。

那年,朝廷任命陆游为嘉州知州,官升至五品,算得上他“事业”的顶峰。谁知任命刚下,陆游还未到任,就被收回,而改任主管台州桐柏山崇道观。如此朝令夕改,乃是因有人向朝廷揭发:“陆游摄嘉州,燕饮颓放。” “不拘礼法,恃酒颓放”当年的鸡、鸭、鱼、肉,酒、茶侍候,被人当作罪名了!正五品的前程也因此断送。对这一遭遇,陆游特作《蒙恩奉祠桐柏》诗云:“罪大初闻收郡印,恩宽俄许领家山。”对朝廷不无嘲讽。其后与友通信,愤愤不平:“晚参戎幕之游,始被边州之寄,知者希则我贵矣,何嫌流俗之见排;加之罪其无词乎?至以虚名而被劾。”接着一肚皮牢骚:“岂图下石之交,更起铄金之谤。素无实用,以为颓放则不敢辞。”陆游心想,咱不就没事儿干时叉了几只王八,喝了点小酒儿么。代理市长的活儿咱没少干。嗨!说咱颓放就颓放,破罐子破摔——干脆咱号个“放翁”得了。

我想,如果他在嘉州时就游游山,玩玩水:“是邦山水窟,领会得佳处。” 找找峨眉山的和尚谈谈经,说说禅:“我是天公度外人,看山看水自由身。”那是想说他坏话的人也没门儿的了。

再或要几个小妞儿一起唱唱曲儿,什么“邦人莫讶心情懒,新出莺花海里来”:“人与江山均是梦,心非风月尚谁知”。那只能说个为官不在状态,最多是个“开拓精神不足”罢了。

但他没有这样做。

因此,我想,是嘉州的什么东西使他忘乎所以呢?出生于如诗如画的江南鱼米之乡,他不至于被嘉州的风物弄晕吧?嘉州的丙穴鱼,未见得能赛过江南的鲈鱼;峨眉山的木耳也不至于胜过西湖的莼菜;中峰的“白芽”,难道当得了浙江的“顾渚春”?这些我琢磨不透。于是,我琢磨个小小的问题——陆游在嘉州外出的代步工具是什么?他有诗说“肩舆走江村”,那么,滑竿儿是一种了。“月窥船窗挂凄冷”,船肯定少不了。“下马憩村寺”,马也当是吧。但,我总觉得他主要还是骑驴的——“去年寒雨中,骑驴度剑阁。”“射虎临秦塞,骑驴入箭门。”他这么说。看来,骑驴是他在四川的惬意。离开川陕前线后,他成了骑驴在官场行走的诗人。然而,一骑上驴子,在中国的文坛上,他或许能成为一个巨人;但在中国的官场上,他就只能是个矮子。几百年后的郑板桥也是这样,“诗书画三绝”的诗人,老来只得骑驴下杨州。一仆、一驴、几卷书,便是他在官场转了一生后的最终结局。

不管怎样,嘉州对陆游来说,是个忘不了的地方——“平生何足忆,惟有嘉州路。”如此情深,嘉州究竟给了他这位寓公什么呢?不会是失之交臂的正五品的知州官吧。不会是在大佛前“骑驴”的愉悦吧。“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妨。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这或许也有因嘉州而惬意因嘉州而失意的影子吧。反正,他是怀念他所知道的嘉州的,至少,他忘不了在嘉州山水中的诗酒自娱。这让我高兴。不过,他之后的嘉州他就不知道了,也不会怀念了。

他之后的嘉州是这样的:1231年(陆游离开嘉州58年后),蒙古军突袭四川,揭开了宋蒙四川之战的序幕。

1234年,宋蒙联军攻下蔡州,金亡。

1235年,蒙古国对宋宣战。

1236年,蒙古军横扫西川,嘉州开始受到蒙古军的侵扰。

1259年,蒙哥死于四川钓鱼城。

1261年,名将昝万寿任嘉定府知府。战功显赫。与钓鱼城守将张珏齐名。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

1275年6月(阴历),“昝万寿以嘉定及三龟、九顶、紫云城降。”(《宋史》)昝万寿降元后改名为昝顺,以示顺应了元统一中国的历史潮流。

1280年,重庆突围失败被俘后的重庆府知府张珏自杀。

这与陆游“无关”。

旧时芳华最堪惜

 

爱书之人,皆有此癖:看到一本好书,恨不能旋即得手览读,或得之不忍猝读,怕囫囵了书中的“好”,恐口中未留余香,反倒胀了胃,《张家旧事》就是这样一本让人爱怨交加的书。托朋友千辛万苦从遥远的北方买来,其间就有了一个个故事,而书中更多的故事恰似一杯香浓的咖啡茶,啜饮之后,余香满口,真正叫人爱不释手。那书的封面是一位身着旗袍,手撑红油纸伞的清雅淑女,在一排青瓦格窗的旧屋前,神态娴静而淡远,让人蓦然怀旧。那书的扉页上有一把老式钥匙,嘎吱打开记忆的大门,让你去领略上世纪初发生在一个名门望族中的天真童趣、温暖亲情、至真爱恋和众多生命里苦乐、曲折、异彩纷呈的故事。

湘西出了一个巨匠沈丛文,多少年来一直是湘西文人的骄傲,而这本《张家旧事>>里,有老先生的爱情和亲情。沈夫人张兆和即是张家三小姐“黑凤”。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张家是安徽合肥的名门望族,与当时排行第二的李鸿章李家有姻亲。沈老的岳父张树声很早离开故土,领着一家老小生活在苏州、上海。他虽出身大家,却没有任何恶习,且爱书如命,是当时姑苏城里藏书最多的人,也是一个相当开明的富绅。他教育子女尤其是家中女孩接触新思想,接受新生活,用知识和文化的力量摆脱陈腐道德观念的束缚,成为身心健康的对社会有用的人。张夫人也开风气之先,在家里掀起一场佣人识字革命,张家还捐出祖产巨资,致力办学,办起苏州第一个幼儿园及著名的乐益女中。这在二十年代的中国,是了不起的创举,今日有钱之人也未必能做得到如此完美。

富裕殷实的家境,诗书唯美的家教,淡泊名利、严谨开明的家风以及平和宁静的生活环境,让张家四位小姐各个都出落得气质超俗,才情万种,成为那个年代上海名校中十分抢眼的人物。三小姐张兆和在上海公学功课特好,女子全能运动冠军,是公认的“黑凤”校花。因为聪慧健美,追求者众多,沈先生就是其中一个。当时他是中国公学的教师,爱上了校花写了不少信得不到回音,顽皮淘气的“黑凤”招架不住告到校长胡适那里,校长只笑着说“沈丛文先生顽固地爱你”。“黑凤”不以为然,竟然说“我顽固地不爱他”。幸而有这个“乡下人”的“顽固”,一来二去,终于打动“黑凤”芳心,两个“顽固”的人结成了几十年忠贞不渝的伉俪。从此后同甘共苦,经历了生活的重压、磨难和无数场风风雨雨。

从那些充满旧时温情的老照片中,看到沈先生在人群中略带羞涩的笑容,一派旧时知识分子儒雅风范,绝想不到他当年一旦找到爱的目标,是那么富有勇气和恒心。书中说沈先生是很胆怯的人,第一次上讲台,他紧张得十分钟讲不出话,然后突然大叫一声,吓得下面的学生都怔住,他却说“你们来了这么许多人,我要哭了。”多么可爱的先生,好温馨的往事。终于明白了沈先生作品中那种纯朴、淡远、宁静的氛围,是受了湘西民风和张家家风熏染的渊由。

“文革”期间,沈先生夫妇自然逃不过运动的冲击。沈夫人先于他下放到湖北咸宁挑粪种田,与冰心结成“一对红”,留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北京。待到有一天他也要下放了,张家二小姐张允和去看他时,发现满地狼藉,到处是灰尘,沈先生只将当年“黑凤”写给他的第一封信揣在胸前温着,“接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伤感的往事,患难中的深情,不禁使人热泪纵横。

当年青春勃发的俊男才女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霜,逝去的早已飘然而去,健在的也已是耄耄老人。当年的张家二小姐张允和与她九十四岁的郎君周有光,在一个有阳光的午后,冲上一杯香浓的咖啡,向你唠叨的都是隔世的故事,所透出的那份安祥与静谧,一如书中雅致的老照片风格,简洁而淡定。

咖啡虽苦,留下的净是余香,时间将往事过滤得只剩下无尽的爱意和温馨。其实当今善感的人们也厌倦了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也渴望真挚和纯情,也知道旧时芳华最堪珍惜。

自然四季尚能周而复始,人却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是哲学。

对于逝去的你且不要管它是否轮回,你尽管像张家老人们那样神定气闲,积极入世地活着没错。

「一周网事」态度问题

    关键词:张靓颖 念错字、金庸 开博打假

  靓颖同学念错字了。她不认识繁体的“国”字。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又是多么不值一提的小事啊。上天堂和下地狱全在网民的态度上。每逢明星遭遇类似尴尬,都会成为轰动一时的娱乐新闻,网站在重要的位置推,报纸在迅速跟进地炒,遭罪的就明星一个人,只恨自己上台前没事先查查字典。对于靓颖同学所犯的错误,不妨像小学老师对待学生那样,轻轻弹一下脑门,提醒一下一定要加强演员的自我修养,没必要上纲上线———不认识繁体“国”字总不至于成为民族罪人吧。

  余秋雨在中央电视台还念错过字呢。

  金庸先生开博客了。开博的第一篇文章便是一篇郑重的声明,声明乃用手书亲笔,下面按常规附加了工作人员敲出来的方块字。能看到金庸先生的手书是幸运的。在声明中,金庸先生称,博客网上面的金庸专栏不是自己开的,在上面连载的“金庸新作”也不是他写的,甚至还要进入法律程序。依照以往的经验,金庸先生的声明照例会是大炮打蚊子,越郑重最后越有可能不了了之。

  金庸先生应不应该维护自己的权益?废话,谁的权益被侵害都要去维护,名人的尤其需要。博客网应不应该撤掉以金庸名义开设的专栏?毋庸置疑,当然应该撤掉了。可是网上有几十家以金庸为名开设的网站,有几百个金庸专辑,在这样的状况下,一家家去打官司,会把一帮人马累死。其实,金庸先生不妨退一步海阔天空,说一声“罢了”———这样的建议显然对金庸先生是不公平的,关键是金庸先生的态度,他在武侠小说中塑造的侠客将宵小之辈踩在脚下的时候,杀还是不杀不就是一转念的事情吗?

  丹青先生骂人了。骂抵制于丹的十博士是“傻X”,骂公众舍得花钱去吃宴席不舍得花钱看展览。如何看待丹青先生骂人,也是态度问题啊。如果有幸是丹青先生的朋友,会为之鼓掌称快,骂的真好,就应该用脏字,不用脏字不足以表达对艺术之爱对无知之恨。只是可惜,丹青先生的朋友遍天下,可加在一起也不过那些人啊,毕竟芸芸众生中,知道饭馆门朝哪儿的,要比知道展览馆门朝哪儿的多得多,骂是宣泄情绪的一种方式,但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王朔在记者未经他允许将他骂杨澜的话公之于众后着急了,接连地诘问记者为什么把私下说的话发表在了媒体上。相信骂人也不是丹青先生的本意,不过也是像王朔那样,在面对记者时一时无法自控而已。

  直到前不久才发现,我们原来一直生存在一个对立的世界里。尤其是在网络虚拟世界,这种对立情绪更加明显。体现在很多事情上,总会有一帮人大力支持,另一帮人极力反对。大家都晃悠在同一张网上,遇到事情蜂拥而上,自觉地形成对抗两派剑拔弩张,很少有人愿意静下来客观冷静地探讨问题。可这年头,谁愿意跟你客观跟你冷静啊,大家都是牛逼人物,都是意见领袖,都有惊天动地的真知灼见,不说是不行的,说得少了是不行的,不把对方辩友打趴下是不行的。从北极到南极,到国家大事到鸡毛蒜皮,这世界一直都是这么乱。

「一周阅读热点」也说《论语》

  电视上于丹讲《论语》讲得轰轰烈烈,甚至连带引出了一系列批判她的图书。另外一边,李零谈《论语》的书静悄悄地出版,却获得一致好评。

  一个是励志的“心灵鸡汤”,一个是知识分子的解读,比较一番,意境之差异,甚是有趣。

  《丧家狗———我读〈论语〉》,李零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定价:48元

书情--07.04.20

  文学

  《伊斯坦布尔》

  作者:奥尔罕·帕慕克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

  定价:29.00元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的这部自传性作品,书写的既是一部个人的历史,更是一座城市的忧伤。帕慕克以其独特的历史感与善于描写的天分,重访家族秘史,发掘旧地往事的脉络,拼贴出当代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生活。

  《武则天》(唐宫女性三部曲)

  作者:赵玫

  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2月版

  定价:30.80元

  在一片读史热中,赵玫的“唐宫女性三部曲”———《武则天》、《上官婉儿》、《高阳公主》三部描写唐代宫中女性的长篇历史小说,也重新修订出版了。这位女性作家,选取了独特的视角,从三个女人的角度来展现盛唐的历史兴衰。

  《爱情有毒》

  作者:骆平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

  定价:17.00元

  成都女作家骆平这本描述职场女性婚姻生活的小说,带着香水和咖啡的味道,在保持时尚优雅的同时,努力探究婚姻与职场的问题,含蓄而充满魅惑。她描写了一位隐忍、恋家、持家、极度包容妻子的典型成都男人。

  《龙虾》(“773恐怖在线”第三季)

  主编:有容

  版本: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年2月版

  定价:15.00元

  在《鬼吹灯》推动的恐怖小说热中,“773恐怖在线”的系列文集推出第三季了,喜欢恐怖小说的粉丝一定不会错过。这期共推出《龙虾》、《斑点》、《面膜》三本,收录成刚、庄秦、花想容等的精彩短篇若干。

  人文

  《辩证法随谈》

  作者:李瑞环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

  定价:36.00元

  继《学哲学用哲学》后,李瑞环的新书《辩证法随谈》又出版了。全书28万多字,收录了1412条富有辩证意蕴的精彩段落,是李瑞环数十年来学哲学、用哲学,特别是运用辩证思维指导实践成果的概括与总结。

  《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

  主编:米歇尔·莱马里等

  版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版

  定价:36.00元

  法国两位政治学者米歇尔·莱马里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主编的这本书,全面地研究了知识分子史,从高教界、戏剧界、美术界到电影界,从天主教知识分子到女性知识分子,自1898年知识分子诞生以来的历史都得到体现。

  《傅佩荣〈论语〉心得》

  作者:傅佩荣

  版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1月版

  定价:20.00元

  继于丹之后,台湾地区的哲学家傅佩荣即将登上百家讲坛,讲叙孔子的思想,他解读《论语》的方式与于丹有着不同。于丹在《论语》心得中,只介绍了《论语》中为数不多的几段表述,而傅佩荣的《论语》心得则更为全面。

  心灵

  《心理访谈》

  编著:《心理访谈》栏目组

  版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2月版

  定价:28.00元

  作为全国第一档以现场个案访谈为表现形式的心理栏目,央视12套的《心理访谈》开创了新的节目形态。作为该栏目内容的文字结集,本书将为面临种种社会生活压力、处于心理危机和心理困境中的现代人提供解决方案。

  《平凡的孩子也有春天》

  作者:鲁稚

  版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3月版

  定价:26.00元

  本书鼓励天下的父母们从平凡的家庭中培养不平凡的孩子,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书中针对家庭教育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和困惑,对如何培养一个人格健康、素质全面的孩子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有见地的解决之道。

  《平民时代》

  作者:(美)捷润

  版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7年3月版

  定价:30.00元

  针对中国现代平民的生活特点及普遍心态,作者捷润结合自己长期在中美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成功与失败,表述了深刻新颖的人生理念,为平民百姓克服自悲心理,在精神面貌上走向至上,开辟了一条通路。

陈丹青:骂久了会变怨妇

画家、“批评专业户”出新文集《退步集续编》,激情在继续“退步”

  在囊括近几年自己公开文字的新书《退步集续编》自序里,陈丹青写道:“先前哪想到回国会来教书呢?结果辞职走掉;更不料此事演变成社会话题,从此好像欠了前世的债,给舆论逼成‘批评专业户’,这样子叫嚣。那真是我该做的事情吗?”这是陈丹青扪心自问的问题。陈丹青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愿沉默,但骂下去也不好。骂久了,人会变得像个怨妇,你去看怨妇,都写在脸上,一辈子恨那个男人,恨到后来,挺好一个人,就完了。”“那你会变成一个时代的怨妇吗?”“呵呵……”陈丹青的问题,也许是每一个人的问题。

  骂过不少人的陈丹青“会变成一个时代的怨妇吗”?本报记者王嘉宁摄

  出书

  我总捡别人的边角料

  新京报:《退步集续编》中收录的文章多是已经发表在报刊或是在公开场合的演讲以及一些你博客上的文章,你担不担心读者读完书会掩卷沉思,“这真是退步集续编”,别人说你退步和你说自己退步的区别是什么?

  陈丹青:上一册《退步集》也都是发表过的文章,后来编成一本书的样子。所以我不好意思让大家来买我的书。

  我该在书的封腰写:“别上当,你们都读过”。可我也不能自作多情,以为别人都读过我的文章呀。

  新京报:听说你越来越留意大师次要的作品,有一天我们会读到你的《次要的作品》吗?

  陈丹青:我已经取了一些“次要的作品”在这部书里。

  你会发现一些图从前没人知道。比如景山与韩辛画的一幅毛主席和华国锋肖像。

  话说回来,我学问很可怜。所以我写《多余的素材》,或者将来果然写《次要的作品》,都只是捡些别人不在意的边角料。

  我不是一个有资格的作者。我发表观点和文章,都是“侧着身子”,随时准备正角色来替换我。我不是个学者。

  像易中天那样,三国历史随口讲出来,哪个人物都熟悉到家,我绝对没那本事。真要做学问,得老老实实回到图书馆,读书、做卡片,是要下大工夫的。

  新京报:把三篇谈论鲁迅的文章结集在一起,其中《笑谈大先生》开篇即说鲁迅先生长得“好看”,为什么要从“好看”说起呢?用王尔德话说:“惟浅薄之人才不以外表来判断。”讲讲你的“以貌论人”。

  陈丹青:谁都在以貌取人啊!蒋介石选将领,都先看照片。

  画室

  像样的画出自破烂地方

  新京报:听说你的画室也刚刚布置好了,今后有更多的时间画画吗?

  陈丹青:天晓得。至少目前媒体还是不肯放过我。

  不过我给你讲,有好画室,不能保证画出好画。我所有像样的作品都是破烂地方画出来的。画“西藏组画”时,一个七平方米的烂房间,窗户都没有,我蹲在门口画出来的。我都不记得画板往哪儿搁。

  条件不是很重要。我总是很感动福克纳说的话。他说:“你给我一杯水,一个面包,我就给你文学,你给我一支铅笔,我就给你小说。”我当然很想有个画室,一个梦,但我得干出活来。

  新京报:本月28日在北京酒厂TRA国际画廊将举办你、马可鲁与冯良鸿《纽约三人行》的画展,展出你们三人上世纪90年代在纽约画的作品。这次展览是否意味着自由后的你回归美术界?

  陈丹青:就是大伙儿乐一乐嘛。国内对去纽约的画家还是不太了解,一天到晚衡量你有没有进主流,好像人活着就为主流。其实我们过着寻常生活,挣钱养家,然后画画,真实地活过来。

  新京报:你说过:“十四岁那年我临摹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的素描,有几张还在。那是我此生画得最好的画。十多年后我画出‘西藏组画’,才明白少年时代的视觉记忆至关重要。”时间感是你文章的一个线索,严守记忆意味着什么?

  陈丹青:这是童子的可贵。我经常问:你们听过教堂的童声合唱吗?纯净极了!至于记忆,我想人不甘心就活这么短一段时间,多知道以前的事情,生命可能显得长一些。

  至于“向前看”,不就是一座坟等在那儿吗?

  国学

  最好的温度是“温”

  新京报:你女儿八岁去美国读小学,那边老师推荐的都是经典名著,中学她又选修“但丁”,这又意味着什么?

  陈丹青:人家的“国学”没有断。我们这儿“国学热”,正好说明“凉”了太久,现在热了。但凡“热”的事物,很快就会冷的,最好的温度是“温”的,别太热,别太冷。阿城告诉我,古代所谓“烹人”,不是把人放进滚烫的油锅,那油其实是“温”的,扔进去,渐渐的,人的骨头啊,肉啊,就烂了,分开了。

  新京报:时隔一年半回头看看对木心的推荐,你觉得有没有过激之处?

  陈丹青:我非常克制、非常客气、非常照顾大家的神经。在中国,你推荐了谁,文学到底怎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资格和权力在谁这边。你说得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根本不是文学圈的人,我没资格,也没权力做这件事。权威先生们不吱声,我很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新京报:你说过,教育的大悲哀,便是偌大的公事永远流于窃窃私语,止于窃窃私论。对于沉默的大多数,又何止是教育?

  陈丹青:对呀,大家都很世故。当年陈独秀不是真的和胡适过不去,是主义之争。

  但现在争论,是真的和你过不去。

  有位老先生说得很好,他说,中国可以挑战人性,但不可以挑战地位。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所以大家都不太说话,要说也吞吞吐吐,因为大家要面对权力,而不是学术。即使你在体制内没位置,在媒体上有个位置,大家也把它当私属利益看待,而私属利益不容挑战。这是利益化的后果,学问是次要的,是幌子。

  图片

  让东西方名“鬼”相识

  新京报:新书里让人感兴趣的除了文字还有不少图,其中今年元月办理离校手续前,你在清华拍摄了一棵小树,为什么选择它做第一张照片?

  陈丹青:我喜欢那个院子。那是清华人事处、外办和工资科的院子,至于选它嘛,第一,那是个四合院;第二,这个院子是我出国后第一次进入一个单位,我整整18年没有进入单位。而一个单位的核心是人事处,这是我很有意思的经历,我会记得它。

  新京报:新书中有16个彩版,你试图将“明四家”的画与文艺复兴同行的并列与对照,想说明什么?

  陈丹青:我们一天到晚说东西方文化,我希望具体,尤其艺术,你得听到、看到,那件作品才是真的。有人问我中国有没有“文艺复兴”,我想,有过,但和意大利不一样,可我说破嘴皮都没用啊。你看吧,有图片在。

  此外我参照年代背景:中世纪对照中国哪个朝代?文艺复兴又对应哪个朝代?然后我们来看看同样在十六世纪,一个意大利人、一个中国人,在做些什么。我介绍各种历史上的“鬼”互相认识。沈周从来没有机会看一眼达·芬奇,我让他们在图片上彼此认识了。

  新京报:书中你觉得最有味道的是哪一张照片?

  陈丹青:是卡帕1938年拍摄于汉口的照片,我把它放在《师生关系没有了》后面。

  这张照片其实跟文章没关系,但非常动人。马路上的警察小孩都在围观,紧紧挤在一起,居然挽着手。警察的面相并不很和善,可是小孩子那么自然地牵着警察的手。没人叫他们的手握在一起。我看见一种如今已不了解,也不存在的人与人的关系。

澳洲评最受欢迎百本书 《哈利波特》居首

 

澳大利亚一百本最受欢迎的书近日评出。《哈利·波特》名列榜首,《达芬奇密码》和《指环王》分列二、三名。

此次排名是由澳大利亚一家著名连锁书店“安格斯和罗伯逊”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超过七万五千名读者进行了不同方式的投票。 “安格斯和罗伯逊”书店今天在墨尔本城市广场公布了该榜单。为“澳洲文学运动”捐款的读者,将可获赠这一百本书中的一本。

在名列第四的经典小说《傲慢与偏见》和名列第五的《杀死一只模仿鸟》之后,澳大利亚本土作家康特尼所著的《一个人的力量》名列第六,成为排名最前的澳大利亚作家。此外,康特尼还有四本书入选,分别是《愚人节》、《土豆工厂》、《杰西卡》和《四把火》。在最受观众欢迎一百本书中,有十六本出自澳大利亚作家之手。

榜单显示,魔幻小说在澳大利亚广受欢迎。在前二十名中有五本均为魔幻小说,除前三位外,尚包括排名十七的《龙骑士》和排名十八的《哈比人》。

连 岳:当生命的死亡都成为廉价品

 

4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死亡33人的枪击案件,是美国历史上最惨烈冷血的屠杀。这事当然攻占了我们所有纸媒与电子媒体的头条,而同一天,河南平顶山煤矿爆炸让33人生死未卜,在媒体上的位置就次要得多了。似乎是为了给媒体出难题,4月18日在辽宁铁岭清河特钢厂,从而天降的钢水烫死了32名工人,更是让人听了头皮发麻,但是它在媒体上停留的时间肯定不如美国的枪击案长。

似乎因此可以骂一骂我们的媒体了,美国人的命就是镶金包银,自己人的命就不值钱?我当然不想为中国的媒体辩护,它们有的天阉,有的自阉,毫无雄风,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也已经没有什么信誉可以失去。但是客观地说,这次责怪它们倒是真的骂错了。来个残酷一点的假设,美国的大学校园,从今天开始,每周发生一起枪击案,每次都死它几十人,规模与频率只要与我们的矿难相仿,我想,半年一年以后,我们的媒体也会将它们处理成小新闻的。

在这几年内,矿难新闻原本封锁得紧,媒体要搞点消息很难,登出来后往往都会成为议论的焦点,巅峰期的《南方周末》,许多头版新闻就是此类事件。后来矿难新闻不能隐瞒了,我们才发现,我们烧的是血煤,动辄有上百人死去,官员们不停地在现场宣誓、流泪,以为有用,其实没有用;媒体的头版也经常出现矿工们无助的眼神盯着读者;到了现在,人照样死,新闻价值却越来越小。可能各地的官员们会惊喜地发现,放开报道矿难以后,更不会成为媒体的焦点了,让悲惨的事情泛滥,人们的心就会逐渐凉掉,他们将对媒体说:拜托,说点开心的事情来听听吧。

我隐约记得,每当有人提及保障打工者权益,不要轻易剥夺公民财产权(比如不得野蛮拆迁、征地),甚至要有实质意义的工会——总之,建议要把人当人看的时候,就有经济学家,或者官员,出来明示与暗示:表示这样会降低我们的竞争力。好像只要资本肯来,我们就得提供环境给它污染(像厦门的PX项目),提供工人给它盘剥。整个系统运转的核心就是压低人的价值,在这种背景之下死去,怎么有可能像美国的受害者一样值钱呢?别说媒体乏力,就算媒体有力量把人变值钱了,可能反而会显得不懂事。

对于简单思维来说,主张人的权利,维护自己价值,那就是无理取闹,这样的人可以理直气壮对农民说:你不是吃饱了嘛,怎么可以抱怨征地赔偿不公?对打工者说:你不满意可以不干嘛,怎么可以演跳楼秀呢?他们对保护环境的人说:哪有发展经济不破坏环境的?他们对那些想发言的人说:人多嘴杂,什么事都定不下来,你们还是安静一点吧。只要个人的价值稍稍增加一点,仿佛就是损害他们的价值,就是给他们找麻烦。

所以,我们就只好廉价地死掉,死亡这种东西,都变得像我们制造的廉价品一样,大量供给,值不了几个钱的。

鄢烈山:两种公开性:中国之命运的抉择

 

□贪腐的黑暗势力、邪恶势力走上了前台,在显示他们的力量,对弱势和正直的人们构成威慑。能对付贪官污吏这种“公开性”的,只有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体现民主法治的公开性

□是否实行全面的政务信息公开,当然只是民主政治和民主监督的一个步骤,但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公开性是民主政治的起点也是特点

□依靠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和公权机关的民主原则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也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根本制度所要求的。没有民主就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光明前途

首先声明,这里的所谓“公开性”,不是指像张钰那样主动或璩美凤那样被动把性事广而告之,而是特指政治信息对公众广而告之,并兑现公民参与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监督的宪法权利,如落实强调了多年的政务公开、阳光财政等。所谓“两个中国之命运”,是借用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标题,见《毛选》第四卷。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国共两党大决战不可避免的时刻,毛泽东针对蒋介石此前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指出:中国面临两种前途或者说命运,一种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即光明的中国,新中国,另一种就是……黑暗的中国,老中国。我们当然要争取光明的前途,要建设一个新中国。

反腐败工作的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时至今日,我们对此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

4月9日至10日,全国纠风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前对纠风工作作出重要批示:“纠正不正之风,关键在建立制度;国务院各部门要带头。”中纪委书记吴官正致信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群众监督,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畅通各种监督渠道,使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得到及时解决,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与会的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则指明了这次纠风工作会议的大背景,是为了“推动纠风工作深入开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他强调要“全面推行政务公开”。

作为会议的背景资料,南方日报摘发了《瞭望》周刊的专题文章,称“为迎接十七大,中纪委监察部近期集中组织纠风活动”,“重点纠权力寻租、霸王条款、潜规则”,“纠风着眼长效机制”。由此我便想到了当前的中国,同样正处于两种中国之命运的较量,而用带点主体性的说法,就是两种中国之命运的抉择、决战。

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或故作言辞激烈;其实也不是新话,曾主持中纪委工作的元老陈云生前早就讲过,反腐败工作的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对此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正如提倡讲真话的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前夕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所言,这些年“腐败越来越严重”。这应该是每一个不自欺欺人的中国人都可以感受到的严峻现实。买官卖官、官官相护或相杀的恶性案件、丑闻,已经失去了“人咬狗”般的新闻性,亿元级的贪官已不稀罕。最令人不安的是,腐败的潜规则正在变成显规则,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半月谈》(内部版)近期一篇《透视贪官夫人的奢侈生活》被《报刊文摘》等报刊和网站广泛转载。文章列举了一些贪官夫人的例子,她们挥金如土的奢侈是完全公开的。湖南省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的前妻李某因涉嫌窝藏转移赃款被拘留在看守所时,检察人员讯问她某一个礼拜从银行提出的8000元钱款作何用途。她回答:“买东西呀!我穿的用的都是名牌,哪像你们呀!”——你看她东窗事发了,还那么张狂,用鄙夷的口吻对审讯的检察官讲话,不难想像她平日的作派!

如今不少地方的贪官如成了精的老鼠招摇过市,根本不把什么党纪国法和老百姓放在眼里。前些日子,有报道披露了河南濮阳市的一些官员大盖别墅,又闻河南省委书记怒斥有些县市科级干部就有300多平方米甚至600多平方米的住房。这种事多得很。近日又有报道说“国家三令五申严控别墅建设用地,但在徐州铜山县,违法私建别墅,居然停了又盖”,户主除了村民,大多是市机关干部。此前有官员在庐山建别墅的报道。这些被曝光的显然只是冰山一角。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贪官的胆子怎么就这么大,等于是在自己举报自己?不,他们是在公然向社会宣战:老子就贪了,你们奈我其何?

常言道,邪不敌正。其前提当然是正气足够强大

这也是一种公开性:贪腐的黑暗势力、邪恶势力走上了前台,在显示他们的力量,对弱势和正直的人们构成威慑。这也见诸贪官恶吏们的口头禅:你有本事去告呀!能对付贪官污吏这种“公开性”的,只有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体现民主法治的公开性。常言道,邪不敌正。其前提当然是正气足够强大。正气怎样才能强大?正气,堂堂正正,光明正大,要靠阳光来滋养。邪气再盛的地方,也怕公开。李大伦当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的时候,乌烟瘴气,那个用“双规”敛财的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猖狂至极,但他也还是怕媒体曝光。不论是重庆的“彭水诗案”,还是山西的“稷山文案”,在表明了那里的“土皇帝”一掌遮天的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公开的舆论监督的忌惮。上文说的那些挥金如土的贪官夫人和建别墅的贪官,如果有国际通行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她(他)们还敢那么张狂吗?

公开性是民主政治的起点也是特点

是否实行全面的政务信息公开,当然只是民主政治和民主监督的一个步骤,但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独裁政治无所谓公开,“老大哥”说了算。宫廷政治也不能公开,太和殿的皇帝宝座上方虽然有“正大光明”的牌匾,但那只是教谕臣民不要搞阴谋诡计夺权篡位的。公开性是民主政治的起点也是特点。既然我们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追求,在间谍卫星满天飞的当今之世,还有多少机密是涉及国家利益不可以公开的?

毛泽东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报告中说,要建设一个有光明前途的新中国,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他当时讲的是战争年代要依靠民众;建国后,他反官僚主义,搞防止“党内资产阶级”出现的“文革”,靠的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大民主”方式,实践证明并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应当抛弃。但是,依靠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和公权机关的民主原则却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也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根本制度所要求的。

没有民主就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此,举国上下已有相当的共识。那么,就从政务公开,就从广泛而切实的新闻舆论监督开始吧!

今天,你“精英”了吗?

 

这段时间股市火爆,银行里天天排长队。为了方便省时,我去离家不远的一家工商银行营业所办一张贵宾卡。走到装修豪华的金账户大厅门口,两个金灿灿的英文单词扑面而来:EliteClub(精英俱乐部)。不久前,有个保险推销小姐向我推销一个险种,开口就说:“像您这样的精英人士……”她的名片上写着:“××保险公司精英部销售经理”。

我是一个“精英”?这让人感到很不自在。相信类似经历在许多人身上都发生过。2003年年底,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受伊丽莎白女王之封成为一名“勋爵”。他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自嘲般地说:“我一辈子都在同资本主义和权贵阶层做斗争,怎么现在我自己也成了权贵阶层的一员?”

我必须说明一下,我对于“精英”这两个字的不自在,与摇滚歌星和左派青年的反叛精神基本没有什么关系,更不是出于那种常见的故作姿态式“低调”,而主要是因为我的生活及思想状态,与我理解中的当下中国“精英阶层”实在毫无任何共同点。

“精英”这个词在现代中国人的理解中,相当于英语里的“elite”。非常有趣的是,至少在美国,elite并不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羡的正面词汇。相反,它更多地意指“权贵”、“不平等”等涵义,因而含有相当大的贬义成分。美国学者赖特·米尔斯于50多年前出版的《权力精英》(ThePowerElite)一书集中地反映了美国社会民众对“精英阶层”普遍的不信任和批判态度,它已成为20世纪社会学经典著作。旅美华裔学者林毓生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附带地讨论过“elite”何以在中国(包括台港澳地区)被蒙上一圈正面的光环的问题,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他颇具洞见地指出,这与中国的儒家传统有极大关系。在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结构中,居于最上层的“精英”是读书人阶层。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因为出仕而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权力,还有一部分虽未做官但原本就是有财产有地位的“一方缙绅”。不过,他们藉以成为社会“精英”的核心资本,并不是他们有财有势,而是他们的“儒者”身份。在儒家的传统价值体系中,“士”的身份资格,与权和钱是无关的,甚至第一位要素也不是学问,而是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使命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精英”之所以具有正面形象,是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怀有更强烈的责任意识:不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也不论腰缠万贯还是一介布衣,他们都会自觉地背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

说实话,我从内心深处渴望获得一张这样的“精英俱乐部”的入场券,但遗憾的是,我自知这一辈子可能都修炼不到那个境界。更令人痛心的是,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精英阶层”,在现代中国已经不复存在。

今日中国的“精英”,是那些居住在戒备森严的豪宅里,乘坐高档轿车,身着外国名牌,把孩子在很小时就送出国的“成功人士”。最让我失望的是,对于这一群脸上时时闪现着紧张、疲惫和自得相混合的古怪神情的elites,我们当下的社会大众,无论是一心一意地艳羡奉承,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火冒三丈,说到底都是一种焦虑情绪在作祟(盲目嫉恨是一种反面的体现)。仿佛有一个声音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所有人的内心:我什么时候才能“成功”?我靠什么才能赢得踏上这班“精英特快专列”的车票?极少有人清醒理智地问一问(遑论“精英”们自问了):这班特快要把我们带向何方?这趟专列上的那些家伙在干吗?他们对我们有什么义务和责任?我们应该对他们提出什么要求?

我很担心这样一种情况发生:由于“精英”与“大众”始终都不能正确地认清自己在社会中应当充当的角色,“精英”越是缺乏安全感,就越不想承担责任,越想尽快捞一票以防日后之万一。而“大众”则急于通过各种门路获得“成功”,从而及早摆脱现有身份,跻身“精英”行列。这样,双方便不能达成一种责任与权利相互制衡的良性平衡关系,而有识之士念兹在兹的一个和谐稳定的“公民社会”,也终将与我们失之交臂。

作为传统中国的“精英”,“士”这个阶层是儒家“道统”的守护者。我在这里并没有呼吁复兴儒家理想的意思,这是当下的时髦,一些人正指望着靠它来“成功”呢。但是,我还是要问:在今天,社会究竟应当把鲜花和掌声更多地投给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精英”,还是那些在权钱的地盘上取得成功的当代“eli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