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浪:无界彷徨(书评)

无界彷徨(书评)

——《诗与坦克——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作品选集/文学卷》

跋语

孟 浪    

 

文学是彷徨的产物,但在中国和中文世界,它常常诞生于不可动摇的坚执。

独立中文笔会已经成立五年多了,作为自创会之始在重重困难中介入会务的老会员,我也从一开始就承担了以促进文学创造、推动自由写作为要旨的自由写作委员会的召集与协调工作。

记得那还是在创会当年(2001年)的冬天,我在波士顿剧院区的一个剧场兼画廊作“职业守望人”时,刚刚由参与创会的30余名会员高票推选担任笔会第一届主席的宾雁先生自普林斯顿发来传真,书面提议任命了他身为主席而外的另三位笔会班子成员:笔会副主席、执行主任、自由写作委员会召集人――在已成为我们这个年轻的笔会最早的原始文献之一的那份传真中,宾雁先生给我戴上了“自由写作委员会召集人”的“帽子” 。

作为一度极度抵触网络直至近几年才被迫、被动积极接受,而始终对纸媒印刷品情有独钟的“老派”文学写作人、编辑人,我在笔会创办之后也始终认为应该成为笔会要务之一的事情,就是出书、出刊物。一句话,少讲废话,出作品。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创会初期的客观条件和人事原因所致,我自由写作委员会这边除了与宾雁、郑义,还有贝岭、陈军等一起,在2006年6月尚称圆满地完成了笔会第一届自由写作奖(得主王力雄)和第二届倾向文学奖(得主廖亦武)的评选、颁奖事务外,其他工作事项的推展上举步维艰。“委员会”的帽子太大,所以在那个阶段,我们一般把这一摊子称为“自由写作项目” 。我心中有的只是文人的彷徨。

第二届班子产生后,在晓波、迈平等首届理事会、秘书处的努力之下,笔会更上层楼,多项工作开始有序展开。一度曾由世存、亦武主持会刊(印刷品)在国内创刊的编辑出版事宜,终因中国大陆作家和知识分子人权状况的恶化而未果;自2005年底开始,会刊因应客观形势变化转型为网刊,身在民主国家和自由地区来回走动的我,与现居旧金山的王一梁一起,理所应当就多承担一些,主持和执行现名《自由写作月刊》网刊的编务。尽管包括自由写作委员会在内的笔会各工作机构,在诸同人齐心协力下近两年来颇有起色,甚至有声有色。但身在自委会协调人其位,我念兹在兹的出书、出作品(印刷品)的玄想还继续悬在空中。彷徨在继续。

感谢香港的晨钟书局负责人姚文田先生,2006年他建议提出由晨钟书局统筹印制、出版发行《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系列丛书,终于落实启动。没有他的倾心投入,没有他的慨然资助,这套属于《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作品选集》的出书计划至今也还可能束之高阁。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这套选集的第一册《诗与坦克》——文学卷。我和余杰从会员回应征稿的来件中,从笔会网站已发表的会员文集中,从互联网的浩瀚世界中,不敢说沙里淘金,倒可以说聚沙成塔,编选了我们在此不能免俗也以抛砖引玉“自许”或“自谦”的这第一册“书” 、这第一册“作品” 。

经历了五年多的“玄想” ,笔会冠之以“文学”的书终于出来了,表面上我应该是喜,甚或大喜,而在内心深处,我依然是忧——因为,我称之为无界彷徨的一种力量,仍然让我审视、让我质疑、让我省思。

独立中文笔会的旗下,应该都是、应该更是一个个个人,一个个漂漂亮亮的个人,一个个践行自由写作精神的个人,一个个高蹈文学创造世界的个人。我竟要说,我们首要的、主要的任务是,作为公民作家、作为作家公民的个人让作品说话——在暂时抛离或跳出文本、必得直面意识形态的前提下,那就只是让个人对国族说话,让权利对权力说话,让文体对制度说话,让存在对虚无说话。——无界彷徨的窘境和坦途已了然于此,当代汉语文学或中国文学的窘境和坦途,我想,也豁然其中。

由于本书篇幅和既定体例的限制,也囿于视野和阅读量及编选所投入的时间紧迫,义工的我和余杰都抱有某种遗憾,我或余杰愿意入选的作家及作品未必入选了,而我或他未必一定会网开一面的稿件,但也终究让读者在此遭遇。这也毕竟是彷徨的结果,主要的,是我的彷徨。

坚决地,无保留地,我们全文收录了林昭遗作——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 。作为当代汉民族语言自由写作的先驱和典范,林昭凛然挺身以一个个人的非凡勇气和力量,昭示了“诗与坦克”之战中诗性的庄严和荣光。独立中文笔会的行列中将永远有她的一席。

结束此跋语前特别申明,对本书的批评和建议,作为编者的我和余杰无任欢迎。我们更希望不久的将来有《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作品选集》文学卷的续集继续出版,那样的话,我们的遗憾可能多少会得到消弭,尽管续集的编者不一定还再是我们了。

彷徨依仍,文学永存。

2007年1月于香港新界

 

 

《自由写作》首发

 

汪建辉:修改中篇小说(短篇小说)

修改中篇小说(短篇小说)

依  茕:不死的杂草(文论)

王左峰:悼念岳父唐湜先生(随笔)

悼念岳父唐湜先生(随笔)

王左峰   

 

听到岳父唐湜先生病逝的消息,实令人伤感万分。虽然他已重病很久,我太太阿丁多次回国探视护理,我也有所心理准备,但最终听到她泣报父亲去世的噩耗时,也难禁悲从中来,黯然垂涕。和唐先生多年的交往一幕幕在我眼前重现,真是历历在目,犹如昨日。

我认识唐先生是在1965年。那时由于我的“反革命”家庭出身,没有“考”上正规的高中,所以到了一个民办的温州黎明中学去上高中夜校。唐先生正在那里兼职教英语,从此我就成了他的学生。

由于唐先生对学生十分关心爱护,让我们几个对英语特别有兴趣的同学平时有空到他家里,另外教我们学习课外读物。就这样,我们几个同学就经常到他家里去学英语。记得当时也读点莎士比亚的作品,象《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等。我还尝试作过片段的翻译。

那时,我的家住在松台山脚下。唐先生做工的水泥预制厂在清明桥,离松台山很近。有段时间,他经常在午休时间出来找我。我们一起到松台山上找个幽静之处,或是对坐在草坪上,或是相依在树荫下,教我一人读英语。记得那时他在山上教我读过一本英文原版的《西洋文明史大纲》,很有趣味。松台山上的片片足迹,见证了我们师徒俩在那艰难岁月中共度的美好时光。

唐先生对我的师生之情实为深重。此后我却辜负师恩,对他造成严重的伤害,使我深感歉疚和惭愧。1973年,当我和他的女儿阿丁论及婚嫁时,遭到了他与其家人的一致反对。由于唐先生自身被打成右派的惨痛经历,使他觉得像我这样的书呆子,在往后的日子里,难免会重蹈他的覆辙,如果把女儿嫁给我,一生将无幸福可言。在他眼里,我作为学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乐于施教,但作为一个将女儿托之终身的女婿,却万万不可。我当时年少气盛,竟不顾唐先生全家人的反对,带着他视为掌珠的小女儿私自离家出走。闹得满城风雨,给她全家造成极大的心理伤害,现在想起来,真是深悔当年的孟浪狂妄!

事实上,唐先生的担心是很有远见的,我终于未能逃过和他相同的命运。我虽已多年游学海外,远离家园,但故乡、故国仍然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这个他乡的游子。我终于在1998年“偷渡”回国,去坐牢劳改,成为同他当年一样的囚徒。据说我被捕时,唐先生刚好在香港旅游,蓦然看到大街上有人举着我的相片游行请愿,要求放人。此时此刻,不知唐先生是否有“噩梦成真”之感。

1999年,在唐先生80岁做寿的时候,我大姐来金华监狱探监,我叫她为我送2千元寿礼给唐先生,聊表心意。后来我大姐说,寿礼已送去,只是唐先生没有收,说我自己坐牢也需钱花,等我出狱后再说。现在是言犹在耳,而人已作古。此恩此德,何以为报!唐先生的去世,使我思绪万千,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是觉的非常可悲的是,虽然唐先生现在已经逝去,他一生的痛苦也随之结束,但造成他痛苦一生的外在因素却未能随风而逝。不知哪年哪月,这造成我们一代代相继痛苦的大环境会改变,让我这个学生女婿也能到他这个岳父老师的坟前点燃一枝香,向他诉说我多年来对他的追忆和忏悔,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唐先生你暂且安息吧!

于西班牙马德里。

 

《自由写作》首发

 

奚  密:另一种辽阔(文论)

晓  枫:《成都日报》社反右斗争纪实(回忆录·下)

《成都日报》社反右斗争纪实(回忆录·下)

晓  枫     

  

 

我要活到“共产主义”

那两只讨厌的“苍蝇”成天都跟着我飞,挥也挥不去。每天晚上他们都守在我的门前,要不要还在窗户上幌动下脑袋。我发现他们不是防我跑,是担心我受不住压力自杀。我想了很久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话挑明。三天后的一个早晨,我穿戴好衣服,刮净胡子,容光换发,一身精神,笑嘻嘻地向他们说:“不好意思,你们守了我几个晚上,真辛苦,连茶也没有喝一杯。我知道你们怕我想不通自杀,不会的!我要活到共产主义,要过一过‘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日子。请你们告张秘书长,我问候他。”

这一招还真灵,守候我的人第二天就撤走了,批判斗争却升了温,隔三差五一次大小会,逼令交待与流沙河、石天河、丘原、茜子等人的关系,说些什么?密谋些什么?渐次渐次迫我交出来往信件,我怕牵连他人,一个晚上,我将不少读者对我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读后的称赞书简,一火烧掉。妻子看见问:“烧它干什么?”我回道:“别留着害人。”妻无言,脸色越来越忧郁。市委张静山副秘书长和他领导的反右五人小组,发现从我口里抠不出什么东西,又见我态度仍然强硬,便组织人拼命写大报,竟然将大字报贴到我住家街道门前的宿舍走道两旁,花花绿绿有百多张。只要我上下班一经过,便有小孩子追着喊:“右派、右派,晓枫,黄泽荣……”我心里不是滋味,但又无法表述与回击,这些孩子并不明白事理,受政治空气在操控,就像污浊河沟里没一个干净的蝌蚪。一天,我在家吃饭,一群孩子竟然追进院子来喊,我继母动气了,认为欺人太甚,一边骂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一边动手撕扯这些大字报,并边撕边骂:“你们做事也太欺人了,贴大字报贴在单位就够了嘛,哪有贴到别人家里来的道理?我儿子是右派我总不是右派嘛!……”妻子有点担心,怕这一撕惹出麻烦。我不言声,心里特高兴:撕,撕,撕,撕个精光,连报社的一下撕才好哩!可能他们也认为此做法理亏,那两个监视我的彭、杨极积分子也不敢上前阻止,无声无息地溜回报社汇报去了,不过此后再没人敢把大字报贴到家里来,看来做人还得勇敢一点。

报社反右斗争搞得轰轰烈烈,批判斗争火力转向新揪出来的右派杨蓓、陈泽昆、邱乾坤、苏定生等人身上,倒把我闲置起来。我便借这闲暇时间,大读特读各种名著,如《契可夫短篇小说全集》和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书陪伴着我苦闷的日子,知识填补着我空虚的心灵,它给我启迪,它给我力量。通过这些名著,使我更认识了眼前這是非颠倒的世界,人性的真善美丑也在這里受到检验。想不到财贸组的王传生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扔来一个小小的纸团,我溜进厕所打开一看,上面写着這么一首诗:“不要气餒,不要失望,是金子永远闪光,是脓疱一撅不振!”我心里一热,险些流出眼泪来。想不到這位平时从无交往的同志,能冒风险送来关怀支持。又一天中午我去厨房取飯,一位姓刘的炊食员见四下无人,竟然给我一大勺红烧肉,笑着小声说:“吃好吃飽身体好,放宽心想开点,”我默黙点头,以示感谢。

我独坐椅上,抱着高尔基的《人世间》冥冥地沉思苦想:整个中囯无处不充塞着利与害,升和沉的格杀,善与恶,美和丑的争斗。在這无情的格杀争斗中,胜和败往往取决于人的良知和灵魂的洁净。可是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它不但污染了社会环境也扭曲了人性,造就出一个一个的变态的“英雄”,又伤害了一个一个活脱脱的純洁生命。這些“英雄”,這些生命,全是在這不見硝烟战斗中拚杀的结果。因此每个人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变成了一颗杀伤力极强的子弹,自已若要晋升提拔,就必须踩着对方的肩头或射穿他的心脏,不然什么也得不到。生与死,荣与衰,常常是一念之间。人,有生命有渴求的人,谁不趋利避害,谁又不为利祿奔忙?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学说,才把人的一切最卑劣、最无耻、最邪恶、最残忍、最下流、最暴虐、最冷酷、最丑陋 的灵魂调动起来,并贯以全新的、生动的、美妙的革命词藻,让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大胆作恶。于是,卖友求荣成了“追求进步”,落井下石成了“站稳立场”,捏造陷害成了“靠拢组织”,告密检举成了“追求进步”,一切被亵瀆,一切被颠倒,人世间再没有宽容、怜恤、同情、仁慈。于是整个社会、囯家、民族全沉论墮落在你死我活的格斗中。我曾经是這个墮落的追隨者,沉沦的营造者,但在這个时候仍有人关怀我,看来人世间任有未被腐蝕泯灭的良心,怎不使我动容!

八月初的一个星期日,我和妻往带着孩子去人民公园游园,突然发现几个面熟的人在我身后指指点点。我搜索枯肠想了会儿,原来是1952年“三反运动”我在市税务局打过的“老虎”。那场近似玩笑式的运动早已结朿,他们也再不是“老虎”了,我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一下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回避还是面对?我思虑片刻,大大方方走过去向他们深深一鞠躬,说:“同志,对不起,我当年把你们搞错了,特向你们致歉。” 这几只当年的“老虎”有些懞了,静了会儿,内中一人开怀大笑地说“晓枫同志,稳住,也许他们把你也搞錯了。”不待我回答,他们一闪身加快脚步离开了。我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也许他们把你也搞錯了……”

全国反右斗争在“伟人”的亲自领导布署下,取得了可喜的局面,除一些民主人士、名专家、名学者纷纷落马外,运动忽然转向党内。一天,张烈夫总编辑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态度极好地教育我一番说:“小黄,对错误认识得怎样?不要悲覌嘛,只要能下定决心改就是好同志,照样会有前途。”

张总编輯是我1951年在市郊和平鄉土改工作团的团长,后又是我在三区工作的区委书记,他曾在煤油灯下手把手地教过我的识字,我也曾扛着枪保护他下村的安全,一年前他出任日报总编辑又调我来文艺组作编輯。用他的话说,我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干部”,可他没有保护我,照样把我定为“右派”。后听人说,他想保保不了,上面早早发下话:“晓枫支持流沙河《草木篇》,又参予茜子‘贝多芬俱乐部’,是个‘极右分子’!”有什么办法,到哪座山唱哪支歌,别人也有儿有女啊!

“我天天在思考,为什么自已会成为右派?”我低低回答,望着他那张似笑非笑深不可测,刮得光光的脸。“這就对了”他拍了拍我的肩头,突然话鋒一转说: “你和叶石部长关系不错,他召开的几次鸣放座谈会,你是参加者。他在会上是怎样动员大家发言的,说了些什么?怎么说的?”

我骤然感到:上面要揪叶石了。叶石是是中共成都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宣传部部长,主管全市教育、卫生、文化艺术口,不但有文化水平,还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对人不拿架子,是我最尊敬的一个领导干部。我不能落井下石,便支吾其词说:“叶部长没说什么呀!叫大家鸣放不能远离‘双百’方針。”他见我口风紧,只笑说:“也没什么上面叫问一问。”

当夜回家,我把这一情况告妻子。妻不相信说:“不可能啊!昨天叶部长还在市府大礼堂,向全市小学教师作报告,动员反右斗争。” 果不出所料,一周后,叶石部长在全省党代表会上,被省委书记李井泉亲点为党内“大右派分子”。40年后才知道有两个原因把他打成右派。一是,他自来和省委一把手李井泉书記关系不好,1957年3月上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后看望中央一位老领导,出门恰遇李井泉也上门来拜望。李心虚,怀疑叶石向中央领导反映了他的问题;二是,他说李井泉未原原本本传达毛主席反右斗争的指示,只有六条划右派的标准,而没有不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提供這个材料的人是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守愚,也就是《鲜为人知毛泽东故亊》作者张戎的父亲。当然,这些都是共产党内部狗咬狗的争斗,但也可以说明一点,反右是在整人,整那些不听领导话的人。

全国不断抓右派,右派也在不断升级,从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从思想意识形态变成了反动分子。我们逐步感觉到它不同于过去的政治运动,看来结果会不妙。因此单位对我们一步一步的加温,开始还一边工作一边反省,后来只反省不在工作,再后赶到报社印刷厂去撤铅版打杂,再再后是集中学习不准回家。有什么办法,应了古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既然是圈进鉄笼子里的牲口,就等着屠夫的宰杀吧!

 

轻轻松松失去自由

1954年全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但是,這部宪法从来没有实行过,任何公民从来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古今中外自有文字記载以来,任何政党都不具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的权力和职能。即使执政党,也绝不例外。执政党不等于党执政。党是党,政是政,党、政必须泾渭分明。不得党政不分,不得党政合一,不得以党代政,不得一党专政。党的信仰、主张、纲领和方针、政策、策略,不是通过党的直接执政、而是通过全体党员的共同努力和辛勤工作来实施的。即使公民犯了罪错,政党只能建议政府职能部门依法查处,不得擅自直接给犯有罪错的公民以处分的。再有任何政党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都是非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曾授予中国共产党、中国也没有哪部法律赋予中国共产党可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非党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是无法可依、违背法律的,是非法的。

再看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对党员的最高处分是开除党籍,党章并无书载党具有直接给非党公民以处分的职能,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非党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无章可循、违背党章的。还有世界上任何政党都无权直接给另一政党成员以处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应该是政治上平等、组织上独立的政党,彼此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中共各级党委直接给各民主党派成员以戴右派帽子的处分,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违背组织原则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先生在他《依法治国的一些思考》一文中写道:“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未经任何法定程序,就凭中共中央一个通知,《人民日报》的一篇名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就搞起来了,结果把大批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和民主人士打成‘右派分子’,造成严重后果,使党内‘左’倾错误和骄傲情绪日益发展起来”。胡平在《一九五七•苦难的祭坛》中指出:“……从现代法理上讲,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次由国家实施的犯罪,由国家有组织诬陷公民、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直至非法拘禁,滥用刑罚等等。‘改正’反右运动,首先就必须涉及国家罪错问题。但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所谓国家罪错,从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理所当然的空白,更不会有任何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历次罪错承担半点责任…”在中国,根本无自由和人权可言,不要说“地、富、反、坏、右”纵是清清白白的平民百姓或国家的机关干部以及党团员又怎样?“三反”一来,领导动下嘴:全部集中学习,不准外出,吃住行统一行动,谁敢说這是違犯法律;“肃反”一夜之间翻箱倒柜,把所有人的来往书信与日记查个遍看个遍,谁敢吱一声?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在“一言而为天下法尊崇“人治”的中国,尽管有1949年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的宪法,实际上仍是一个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国家,毛泽东自诩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在1959年他在一个批示中明白申言:“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实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尽管反右斗争始于1957年6月,但中共只有划“右派的任务数”,却无划“右派的标准”,直到1957年10月15日,毛泽东才羞羞答答的通过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通知说:“自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分别拟定了一些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要求中央予以审查批准。考虑到斗争中的实际需要,中央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免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有畸轻畸重的地方。现在将经过中央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标准” 有六条: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通知”还规定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又说“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于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4)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杜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对待他们。” 

从這些历史文件不难看出毛泽东发动的這场反“反右斗争运动”,完全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囯宪法”的运动,也是違反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运动,可是党内党外各级领导干部却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对他,相反大唱赞歌,鼓掌拥护,而這些被划为右派的分子还相互揭发,俯首就范,竟没一个人说不。我想如果当时右派们敢联合起来说不,决不会有二十多年的悲惨命运。唉,中国知识分子太软弱太没有骨气,直至今天仍然如此,不敢签名,不敢联合起来向中共讨回公道。

有了这把“上方宝劍”,于是在 1957年“十·一” 前夕,党办主任阎凯把我们12名“分子”召集一起宣布:“根据市委通知,从现在起,你们要集中在单位学习,统一食宿,听候处理,想得通要执行,想不通也要执行。这是规定,这是纪律!”大家面面相觑,敢说个不字吗?静了好半天,邱乾坤低声地提出个请求了:“阎主任,我妻子马上临产了,她母亲不在成都,能否过了中秋,我又不会……”阎主任一脸严肃,想也不想回答道:“恐怕不好办,这是市委的规定,哪个人没点特殊情况,集中再说吧。”本来还有几个人也想诉诉苦衷,一见這情况谁还讨没趣呢!

宣布完毕,每人给半天时间回家取行李。我回到家妻还未下班,继母见问:“怎么这么早就回来,有什么事吧?”我没正面回答,从继母手中抱过孩子,不停在她小臉蛋上亲吻。孩子两只小手搂着我的脖子,咿呀咿呀吐词不清地叫个不停“爸爸,爸爸”。我取出为她出生时买的玩具爬娃,扭上发条放在桌上,爬娃“喀咔喀咔”的扭动屁股在桌上爬来爬去。孩子看见突然动起来的爬娃很惊诧,但没有哭,只紧紧抱着我看,咯咯地笑。不知为什么,我快活不起来,心坎上像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一种不祥的阴影总追隨着我,对家眷恋的情感越来越浓,生怕失去她似的。這是一个普通的家,每一件物品都是一个故事,姐姐在我结婚前将自用的楠木藤床送给我时深含感情地说:“荣弟,你总算苦出了头,不容易啊!你十二岁当学徒,十五岁参加革命,十七岁就养活爸爸、婶婶,帮姐姐担了责任。现在结婚了,我和你二哥没什么送的,送你们這张楠木藤床,伴你们一生一世,百头偕老,恩恩爱爱,幸幸福福,永远跟着毛主席走,把工作干得更好,为黄家争光。”她母亲虽然对這桩婚姻不甚满意,也送了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张红色木桌,一再叮咛我说:“我把女儿交给你了,一要对她好,二不要叫他累,三你要进步快一点,不能老是个组长。”

我立刻趴在地上向她磕了三个头说:“妈,你放心吧,我会努力的。”当我去年调入报社,在创作上获点小名气,她常拿着发了我文章的报刋,在认识的人中炫耀说:“我那女婿读书不多,你们看他文章写得多好,有点鬼聪明。”现在我成了大右派,她又该怎样向人们说呢?桌上小圆钟敲过六下,告我妻要回来了。我每晚伏案写稿,她特地买回这架钟,作出硬性规定:每晚不能超过下夜两点。我谨守规定,到了下夜两点就乖乖上床睡觉,唯怕惊动熟睡中的她,动作总是轻轻地惟恐打扰了她的睡眠。正想着,房门轻轻启开,妻抱着一束晚香玉笑盈盈地走进来,见我在家喜得上前一吻,尔后又吻孩子。晚香玉的香味弥漫一室,她一边挿花一边说:“时间过的真快,转眼就是元旦了。今年元旦正赶上礼拜有两天假,我们带着孩子去新都桂湖玩怎样?桂湖的金桂真香啊!我记得杨升庵有两句诗:‘月色染碧水,香飘十里闻’。你去了也写它一首怎样?”我静静地没有说话眼角挂着悲伤,妻一下发现我表情阴沉不禁大声问:“有什么事,你今天怎么不高兴?”我把孩子交给她,习惯性地在屋中踱了几步说:“今晚我就要搬到机关去住。”她一下惊了:“为什么?”我望着窗外黑下来的天,一字一板说:“市-委-决-定-必-须-服-从!”她没言串,黙黙地抱着孩子出神。孩子在她怀中叫爸叫妈,手舞足蹈,高兴极了,可她怎知爱她的爸爸就要离开了啊!

我吃罢晚饭,匆匆忙忙收拾行礼,继母在一旁无语相伴,从脸上表情看,有种说不出的难过。我知道此时我的情感表情影响着全家,纵然未来灾难巨大,作儿子、做丈夫、当爸爸的我,也不能让她们不高兴啊!我调整下情绪,强装笑脸高高兴兴地说:“没什么,集中学习几天,地点在报社,我三天两头会回来的,又不是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充军。”妻子笑了:“要你去西伯利亚,我和孩子来陪你。”

从住家中新街去报社布后街,步行约十分鈡,妻坚持要送我只好同意。我们两人踏着夜色头顶星光,她手抱孩子我肩扛行李,沿着总府街、商业场、华新街、藩署街,一步一步向集中地报社食堂走去。我们走得很沉重,双脚像灌了铅鉄,每向前挪动一步都十分艰难,但又不得不往前走。在这个组织决定大于一切的社会里,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幸福,都牢牢控制在党的手里。党是我们的母亲,党是我们的归宿地,像水和空气一分一秒也离不开,纵然叫我们去死,我们敢说不死吗?!到了目的地,党办和保卫科的人,己经在那里清点人数。妻子住脚重重地握着我的手,又叫我亲吻一下孩子,然后我便跨入那深深的青砖大门砌起的门洞,想不到此去便再未回家了。

这种监禁有如现在的“双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双规”规的是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那时“规”的是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在“整风”中向领导提意见的人。当夜我们集中住在食堂旁边的两大间集体宿舍,白天劳动拔草打扫清洁卫生,晚上各自看书学习互不说话,黙黙地考虑和审视着明天:明天是什么?命运之舟将驶向何处?

这些时侯我仍然惜时如金,集中精力阅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普希金的抒情诗集。当我读到苏俄十二月党人的命运时,感到与眼前我们命运十分近似。但他们作为反对沙皇的囚徒,却能与家人在一起,我们还未放逐便天各一方了。历史啊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部什么历史?


 

《自由写作》首发

 

黄河清:“九叶”诗人唐湜之诗与死(随笔)

“九叶”诗人唐湜之诗与死(随笔)

——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之四

黄河清   

 

先乡贤唐湜先生是右派、是诗人、是九叶诗派之一叶。

20世纪40年代后期,辛笛、穆旦、陈敬容、唐祈、唐湜、杜运燮、杭约赫、郑敏、袁可嘉等一批年轻诗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陆续发表了大量诗作,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1981年,九位诗人结集出版诗集《九叶集》,九叶诗派由此得名。九叶诗派除了 “九叶”外,还有方敬、莫洛、金克木、王佐良、徐迟、李白凤、马逢华、李瑛、方宇晨、杨禾、吕亮耕等诗人。

“九叶诗人”中,资格最老、声望最高的是老诗人王辛笛;而唐湜 ,则是九叶诗派中创作十四行诗最多,写作评论文章最有影响,撰写长篇叙事诗最丰富的一位诗人。钱钟书称唐湜是“十四行诗人之冠冕”;北大教授谢冕评价他是“一位唯美的现代诗人”,“他是当日中国至少是战争日益逼近的南中国诗歌运动中最及时、最有力、也最权威的阐释者”

中国新诗的另一大流派是以胡风、绿原、阿垅为代表的七月诗派,他们与九叶诗派间的批评驳难以至相轻由来已久。唐湜则对胡风、绿原、阿垅颇有好感。唐湜诸人以现代哈姆雷特自许,多次称赏七月派诗人唐吉诃德式的严肃、果敢、矜持和不无偏狭的清教徒精神。胡风则企望双方相互补充、救助、渗透,形成哈姆雷特与唐吉诃德的融汇,来一次深沉的河与崇高的山的交铸,激荡起一片开阔的诗的现代化潮流。

我与唐湜相识于六十年代初、相交于七十年代初,以师礼待之,呼之“唐老师、唐先生”(敝乡方言自49年后至改革开放前,“先生”之称逐渐演变为纯是“老师”的另一种说法。)本文直书其名,乃为行文方便计。

唐湜,1920年生于温州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945年考入浙大外文系,1954年在《戏剧报》任编辑,1958年被打成右派,流放北大荒。1961年获赦回乡拉车打小工维生,后为剧团编写剧本。1979年获平反。2005年1月28日在家乡温州病逝,享年85岁。

唐湜去世后,纪念文章很多,真心哀悼者众,谬托知己者有,不入流者也非仅见;对唐湜诗歌的探讨也更加深入深刻了。大陆所有的纪念文章似乎都未涉及或是无意有意地避提唐湜被打成右派的事实真相。当然,在堕落的当世,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唐湜被打右派与胡风路翎有关

要真正读懂唐湜其人其诗,他被打右派的经历是第一个关键。唐湜被打右派与胡风、路翎有关。

1954年,唐湜就任中国剧协《戏剧报》编辑,将妻儿接到北京安家立业,原住文联宿舍大院的房间太小了,唐湜就四处找住处,找到了路翎隔房。彼时,反胡风运动正如火如荼,路翎已是过街老鼠、隔离审查。唐湜惜才,虽与路翎素无交往,但见路翎一人坐在房里发呆,就进去与他聊了几句。第二天,唐湜就被领导请去谈话,要他老实交代同路翎讲了些什么。唐湜出于对党的信赖和忠诚,和盘托出:我对路翎说,你要注意身体,要留心。外边风声很紧,胡风如何如何了云云。当然不被相信。自此,每天每晚,唐湜都被讯问、写材料,交代与胡风路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以至疲劳轰炸,没日没夜地折腾。某日午夜,唐湜被折腾后返回,身心疲损至极,一头栽倒床上闷声不响,用被子蒙头自我折腾开了。这时大院的大门咚咚敲响,是剧协运动的领导孙福田折腾完人回家了。唐家与大门最近,按理应该是唐家人去开门。但唐妻正坐月子,起不来,唐湜在蒙头自我折腾,听不见,不起来。唐妻感到不好意思不去开门,就把电灯关了。未料这就闯了祸,运动领导孙福田认为唐家故意不来开门,把这笔帐理所当然地记在了唐湜的头上。反胡风运动结束,唐湜得到的政治结论是与胡风个人以及集团都没有任何瓜葛。其时,大棒过后,胡萝卜以继,全面提加工资,剧协的人几乎全都加了一级,唐湜却被降了两级工资。唐湜这最与世无争的诗人也终于窝了一肚子气。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毛泽东共产党一再鼓励群众给党提意见。唐湜窝了三年的气就想发泄一下,被妻子硬是劝住了。当时,剧协有一位周恩来的干女儿张颖,很活跃。唐湜与其交谈,张颖竭力劝唐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你写我也写。唐湜得到同情和鼓励,就把气闸放开了。诗人的生花妙笔将54年的那段冤枉如实娓娓道来,写得生动哀婉,感人泣下,观者如堵。唐家对门某氏中午回家对唐妻大赞其夫大字报如何如何好、群众如何如何赞、眼泪都看出来了。但是,当天下午风向就变了,对门某氏眼神躲闪了。翌日,张颖把自己的大字报撕了,唐湜却还蒙在鼓里。于是,出于全体意料之外的老好人唐湜与正直而经常得罪人的杜高诸人被打成剧协的右派。张颖早得到风声提醒,撕了大字报,又有人疏通,逃过了一劫。因为事缘54年路翎之案,那位将唐湜与路翎聊天向组织告密求上进的陈某人已是个小官了,良心不安,去问唐湜的老乡陈朗:唐湜家孩子这么多,是否很困难,要照顾一下?田汉也帮着说了好话(田汉关于戏剧的许多文章是唐湜捉刀的),于是有不开除公职之议。但是那位孙福田领导大人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固执得很,一定要将唐湜作为重罪右派发配北大荒。唐湜在劫难逃,终于被流放去了东北荒原。

那位与唐湜同命运的剧协大右派杜高回忆当时被抓捕押解上路的情景是有一点戏剧性的。

“1958年4月18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早晨,剧协5个罪行最严重的右派戴再民、唐湜、汪明、阮文涛和我先后走进王府井大街64号文联大楼第3层的中国剧协党组办公室,负责人孙福田、伊兵让我们在右派罪行结论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才亮出原先遮住的处分结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这时,从隔壁房间走出早已等候着我们的公安人员,把我们带到大门外的一辆卡车上。车先开到东城公安分局,公安人员命令我们在各人的登记表上用黑色油墨印刷上了两只手的掌纹,然后就把我们关进了位于新路的北京监狱看守所。自那天以后,我就与世隔绝,开始了长达十一年半的劳改生涯。……唐湜也算是一个年长者。他在四十年代就已是小有名气的新派诗人和翻译家了。他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追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发表了很多诗歌和文章,是一位勤奋的作家。但是,他也在《戏剧报》工作,他的主要右派罪行是“攻击肃反运动”。唐湜是一个不善言谈忠厚老实的书生,他的生活很清苦,家庭负担很重,妻子没有工作,带着三四个孩子。他被突然送进监狱时,一家人还在等着他回家吃饭哩。唐湜非常焦急。他脸上流露出的无奈与无告的痛苦,惊慌失措的举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四十多年后仍历历在目。”

 

唐湜拉着板车卖谢灵运诗集给废品收购站

唐湜温州的家在谢池巷。“谢池”,是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遗迹,是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做永嘉太守时所吟千古名句的生情之处。“谢池”遗迹,至今犹在,是温州一景。谢池巷,很有诗意的一条弄堂,巷头就是“谢池”。“九叶”诗人唐湜住在这儿,似乎应该很有诗情画意,正可承先辈诗人之余绪,于诗歌创作上有一番作为。有道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天时、地利,加上遣词造句以华美秀逸著称的唐湜,真可谓相得益彰、汇为一炉了。

大可感慨的是这个时代太特殊了,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都不同,它对文化、对诗歌、对人文美的征伐、践踏至于蹂躏灭绝的地步。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正上师范,假日会经常去住谢池巷的姑母家与上高中的表弟玩。姑母家与唐湜家邻居,一墙之隔,声咳相闻。唐湜时在一家房管所当临时工,每天用板车拉着修房的建筑材料跟着修房师傅转悠,师傅砌砖筑墙、上房补漏时,他在一旁递砖瓦送灰浆。唐湜老实,不善言辞,还有点口吃,且有北大荒的劳改经历垫底,师傅说什么就是什么就照办,因而与师傅们关系处的很不错。文化革命中,曾有邻居为房屋事与唐家闹纠纷,很欺负唐湜是右派,不让唐家砌镬灶。唐湜不敢争执,忍气吞声,却不免在上班时唉声叹气,诉说不平。那班修房师傅知道后,却不干了,一位腰大膀粗叫阿里的年轻师傅不管三七二十一,呼来人马,运来材料,叮林当啷,径自为唐湜家砌了一个镬灶。吓得唐湜直哆嗦,一个劲地念叨“让他三尺又何妨!”师傅们拨拉开他,大声叱责道:怕什么,有我们呢,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一切拾掇好之后,阿里拍拍那嚷嚷要扒掉镬灶的邻居房主肩膀,说:喂,镬灶是我阿里砌的,谁敢扒我阿里砌的镬灶!邻居房主被吓唬住了,不吭气了,默认现状了。唐湜这下一个劲地念叨工人阶级伟大了,他把这与毛泽东的教导连在一起来思考。这在当时是最正常最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未料第二天,另一房主王家不愿意了,说不方便他家出入,要推倒。这家刚海军复员回来的大儿子王某很能干,把事闹到了房管所领导处。唐湜不知所措,日夜担忧,唐湜的么女阿丁为父分忧,三次找房管所领导据理力争。开头房管所领导看在阿里等工人师傅的面子上还敷衍应付了一下唐女,终于不耐烦了,在第三次直统统地对唐女阿丁说:“这件事就是不讲道理,你成分不好,老唐是右派,就是你输!”当阿丁气呼呼地向父亲唐湜学说了一遍这论理的结果时,唐湜默然、呆然……什么话也不说,步履踉跄,走向新砌的镬灶,动手拆除,被女儿儿子死死按住。最后这事,是唐湜的一位学生刘某出面,同至交王某疏通,王某答应让步,可以不拆,要唐湜公开检讨砌镬灶未事先征求王家同意不对。唐湜用写大字报的毛笔写了一张检讨书,贴在大门上,才算保住了每日煮饭烧菜一家大小得以果腹的镬灶。王某是我师范同学,三十余年后我知道此事,已没有火气,也幸亏老同学人性尚存,未致欺人太甚。那笔账应该算在那个扭曲的时代身上。王某后来成为名闻全国的摄影家,成名前曾请平反后名震遐迩的唐湜写文章捧场。王某摄影功底颇深,唐湜笔下生花,遂致王某声名鹊起。唐湜逝后一年,家乡文人有为他出纪念册者,听说王某拿出自己收藏拍摄的唐湜照片。这唐湜、王某,都应了善有善报的民谚。

我看到唐湜拉板车大约在1961或62年。唐湜把一捆捆书从家里搬出来放到板车上。我和表弟出来看热闹,还去翻看那些书,大多是小说类的书,记得最清楚有《水浒》、《西游记》和一本谢灵运的诗集,还有些英文书。装满了一板车书后,唐湜看了我们一眼,默默地熟练地拉起板车开步走了。表弟惊讶地问了一句:“搬家吗?”唐湜说:“卖给废品收购站。”记得那时废纸是七分钱一斤。唐太太要养活四个半大的孩子,大约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唐湜不得不有此卖书之举。我和表弟为这些书被送去了废品收购站惋惜不已,为武松、林冲、孙悟空心疼。后来与唐湜熟了,说起这事,唐湜说:最心疼的是那些英文书和那本谢灵运诗集,我是故意卖它的;我也算半个诗人了,愧对先贤啊!

 

唐湜十年浩劫期间所写的诗稿藏在民间

其实,唐湜还是在写诗,偷偷地、从不间断地写诗。他写的诗稿藏在一个朋友的家中。这个朋友叫阿楠,原是派出所干警,因同情反革命,被调到电厂当锅炉工。阿楠爱读书,会古诗,爱结交文人,络缌胡子,有豪气。1979年,唐湜右派平反后,从阿楠家取回文稿,阿楠才对朋友们说起此事。文革期间,窝藏老右派这些封资修的文字,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若被发现,斗个半死尚在其次,很可能要判刑坐牢的。唐湜长年沦落的那些日子,交了许多三教九流的朋友,很有点象田汉。我所知者,有厨师叶国光、修自行车者麻XX、锅炉工阿楠、线人老淦、修房师傅阿里、修表匠施宝成。这些人各有所长,都给了唐湜真诚的温暖、雪中送炭的实际帮助,而基本上没有向唐湜索取什么,无论是他在落难时,还是名闻全国风光时。厨师叶国光的饭店是唐湜和朋友们经常光顾可以不化钱或花很少钱就能打上一顿牙祭的处所。唐湜平反后补发了工资,请老朋友吃饭,两桌酒席就摆在叶国光当经理的陡门头简陋的饭店里,记得连酒水一共也才花了唐湜七十元钱。阿里来看病危的唐湜,恰遇从西班牙归国探父的阿丁,时隔三十余年,阿丁已认不出年逾花甲的阿里了,阿里则还认得出阿丁,“我是阿里啊,砌镬灶的阿里啊!”阿丁惊视细视阿里,紧紧握住阿里双手,唏嘘不已。返回西班牙的阿丁,提起这事时,自问自答:他图什么呢,我爸什么忙也没帮他。我爸快死了还来看他。他就是一个好人。阿楠嗜酒,后来很落魄,因绝症先于唐湜故去,走时很凄凉。其实,我知道,阿楠很有些洞明世事又无可奈何怀才不遇的愁绪牢骚,终其一生,对他压力很大。修表匠施宝成是我初中同学,喜好文学,善写小说,得过唐湜不少指点,惜乎总是不合时宜,幸运之神在他罹癌走时也没光顾他。借着写这篇文字,附笔走此,为难以为文的引车卖浆者发一声喊,留一点印记,为老友老同学洒一掬清泪。

 

唐湜诗歌的特色

唐湜这些偷着写的诗后来都出版了,计有十四行诗集《幻美之旅》、《遐思:诗与美》、《兰色的十四行》和《划手周鹿的爱与死》、《泪瀑》、《魔童》、《春江花月夜》、《海陵王》、《明月与蛮奴》、《霞楼梦笛》、《桐琴歌》、《边城》、《萨保与摩敦》、《东瓯王之歌》、以及大量散篇诗作。唐湜还写作和出版了散文集《月下乐章》、《翠羽集》,评论集《新意度集》、《一叶诗谈》、《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和戏曲论文集《民族戏曲散论》等著作。

唐湜曾对我说,现在的朦胧诗,追根溯源,鼻祖是九叶派的诗。他唯一一次不无自豪地“自吹”是浙江省文革后出版书最多的作家、诗人。我于新诗门外汉,于唐湜的这些美丽的诗行难置一词。但是我知道唐湜是在如何艰难、黑暗、屈辱的境况下旁若无人留恋倘佯沉醉在诗歌王国,与缪斯一起吟唱,在沉沦堕落的末世发现发掘欣赏歌颂自然和生活中的美、人性中的真和善。正是右派的践踏蹂躏,正是长处底层沉沦的磨难,铸就了唐湜诗歌的辉煌。

唐湜的新诗行富含童真童趣、纯朴自然,一如其为人处事的毫无城府,几近返朴归真。这是我虽然不懂新诗,却也有明确感受的。“爱在道旁那伞似的树下 / 拾掇着幼稚、天真的幻象 / 听老人、孩子们在一起说话。” “在矛盾的世界上歌唱和谐 / 在匆忙的世界上歌唱静夜 / 像永远天真的孩子们那样 / 不知道痛苦,也没有忧伤 / 活着,去呼吸空气、阳光 / 死去,就化入那沉默的土壤”。这些诗行出自十年浩劫期间。我知道“那伞似的树下”原始的指向是家乡温州那一条街那一棵大榕树,因而我有很亲切的体悟。唐湜的这些诗,大多是以家乡瓯越文化为原始素材的,可以说,字字句句蘸着瓯江水写,篇篇章章沾着瓯江水的味儿。家乡的瓯江养育了唐湜、成就了唐湜

在黑暗屈辱饥饿的时刻,唐湜吟唱出:“歌唱春之晨 / 谁能把阳光似的语言杀害?/ 当我悲痛于生涯的多灾 / 我爱在菩提树下倾听翠叶间鸟儿们清脆的颤音 / 那就像云霞样鲜妍多彩”。

有论者评唐湜新诗曰:“诗人尤为擅长抒情,或柔美婉约,或缠绵悱恻,无不诗意葱茏,那温柔的色调、舒缓的节奏、唯美的辞藻所营造的意境,令人深深陶醉。……唐老之诗,题材广泛、情理交融、清新隽永,处处体现着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即使是有关人生苦难的题材,也总能做到哀而不伤,并力求超脱于平庸惨淡的生活,从而给人以愉快、纯洁、静穆之感。现代社会,人类为追逐名利而渐渐远离自然,失去了可以归宿的家园。但唐老的诗篇,清新典雅,不染俗尘,给人以回归大自然之感。……唐老之诗,形式典雅、语言质朴、意象生动,篇篇散发着浓郁的古典气息。古典诗论强调‘物我交融’或‘心物两契’,……其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乃至于无分彼此、浑然一体之境。唐老深得古典诗词之旨趣,却不喜古诗格律之束缚。……从来不愿墨守成规。毕其一生,唐老都在追求一种完美的诗艺——意境上质朴空灵,形式上自由奔放。”

唐湜虽只写新诗,但于古诗词的造诣,对古诗词的领会融合是当今任何一位新诗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唐湜的亲家王敬身先生是东南诗坛祭酒。一古一新,同居温州(永嘉)古城,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王敬身有诗词结集问世,我因其子王策故,得有一册,其中唐湜一篇评论文章令我叹为观止——新诗人竟对古诗词较之是书中任何对古诗词钻研有素者的书评识见深透独到。王敬身系理学大师马一浮入室弟子,弟子有诗奉呈师尊,马一浮湛翁有诗教赠弟子。唐湜火眼金睛,从上千首诗词中一眼淘出金来。请看:

“……最早师弟唱和之作是一首《呈马湛翁夫子》:万里来参文字禅,两年梦绕蜀江边。瓣香敬为南丰热,绝学还期高密传。秋色岷峨供眼老,春风汝洛坐寒毡。两阶干舞知何日,回首兵戈一惘然。……湛翁也和了一首《答王敬身见赠》:珥笔曾依太华边,高吟应悟永嘉禅。羁游今向离堆住,愁卧空闻雷赋传。此土贞居唯竹杖,君家旧物是青毡。剑南秀句劳相问,差喜玄亭未寂然。双方都以高怀慨然吟出了当时盼有知己相交、交磋艺文的心怀。湛翁的诗,我觉得襟怀更高。……最后,终于见到了师尊写的《丁未(一九六七)告别诸亲友》: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这首诗叫我想起了弘一法师临终写给好友夏丐尊、叶圣陶的偈语,都是那么平静而安适,达观到了庄子的‘齐生死’的境地……而王老读之‘感慨无已’,写诗追和其韵:兜率公归矣,遗篇今见之。穷湖随去住,大道任清夷。性定宁论相,花飞任撼枝。经天光日月,何处是崦嵫?这儿把他的先师赞为‘经天光日月’的智慧之光,绝不会落于崦嵫。有大道清夷,穷湖,人世,去或住,生或死,都不在乎了。王老的这首诗发乎至性,在他的诗集里,也该算是最好的一首,境界冲澹,直逼他的师尊。”

一生浸淫在新诗中的唐湜,读古诗读到这个份上,当今天下新诗人,应有所思有所悟也! 

屠岸“痛悼诗友唐湜”七律有句“平生豪富是诗才”,的是盖棺之誉。

我与唐湜的初交源于我写的一首打油“沁园春”。1972年我在一座大山沟里教书,写的这首讨好以后成为妻子的家人的“沁园春”辗转到了唐湜手里,唐湜一眼就看出了其中格律上的毛病,提笔作了修改。这改稿应该还在吧。九叶诗人中居首的辛笛,古诗词造诣也颇高。

在唐湜八十岁时,作为新诗人的辛笛贺寿诗是两首七绝,其中之一“题唐湜《翠羽集》:饱从翠羽忆京华,历历前程恰似家。 半臂不知凉是雨,醒来微湿在荷花。”意味隽永,深得含蓄旨趣。老一辈文人学养深厚,博学多才,举手投足,无不中规中矩,才能“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唐湜在英语诗歌、莎士比亚剧作的翻译上造诣与成就也很高。从唐湜学英语的学生将其与朱生豪的翻译相提并论,认为是另树一帜,亦言之有据。笔者门外汉,不敢妄议。好在唐湜有译作留世,自有公论。

唐湜的诗评诗论独树一帜,其中对冯至、穆旦、汪曾祺所作的评论至今仍不断为文学史家和评论家们所引证,钱锺书盛赞这些评论“能继刘西渭(李健吾)学长的《咀华》而起,而有‘青出于蓝’之概!”

唐湜多才,是多面手,于戏剧创作、南戏研究、永嘉昆曲的抢救和深入发掘都有所建树。于传统戏曲,唐湜是真正的行家、比专家还专的权威,且这不是他的本行,但他从不自诩。当他知道我的乐律老师潘怀素先生所研究的民间纯正音律与昆曲、南曲有关时,多次与我细谈,鼓励我指点我此中有真学问,他自己一知半解,潘老有真知灼见,千万认真学习云云。那些会几句戏曲术语就夸夸其谈不知天高地厚的新诗人,若是面对唐湜,我相信一定会有所收敛。我记得浙江省乐清县越剧团某年进京汇报演出的剧目中有《百花公主》。这个剧本源自唐湜所作的昆剧本《百花公主》。据知,唐湜创作或整理的昆剧剧本有被当今亦官亦文的时髦者发见而着意攫为己有的。以唐湜写诗的认真,或会嗤之以鼻;但以唐湜为人的随和、无争,则一定会一笑置之——反正能让人们看到,就是好事,就是善举,就是美德。

今人凡能写几句分行文字的就自称诗人作家者众,孰不知错字屡见、别字频现、半通不通、佶屈聱牙,连文字的基本功都未过关。“从水管里出来的都是水”啊。网上邮件文章更是惨不忍睹,一些优秀的严肃的写手作者名家,网文病句、错字衍字别字连篇累牍,令人脸红耳赤、心惊肉跳,编辑编若无事,坚决不改,就是不改。文章写的再好,这包装如此破败,也只能是倒胃口。况且,一大多半者,理由多多,忙、无关紧要,已是最好的解释了,其泰然自若的程度令人目瞪口呆。对照唐湜这一代人,能不发九斤老太之叹?恐怕这也是末世沉沦堕落的征候。离题了,打住。

唐湜老友,人民文学出版社前总编辑屠岸为唐湜张罗出版了《唐湜诗卷》;唐湜去世后,屠岸悼文重提为《唐湜诗卷》写的序言中对唐湜诗歌的评论,语语中的,道我之未能道,鄙以为是对唐湜诗歌最恰切最专业的评价,兹引录如下。

“他处于如此艰难困厄之境,而所写的诗歌作品里,却常常充盈着的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真善美的弘扬,对民间传说中坚贞爱情的赞美,对历史上民族战争中英雄人物的歌颂,以及对诗友的缅怀,对幻美的追踪……甚至时时有欢乐、处处有阳光!……他实际上是以诗美的凝华来对应现实的丑陋,以对缪斯的忠诚来藐视命运的播弄,以精神的高昂来抗议人间的不公!他的人格是正直的,但他的申诉却是通过诗美的追踪向人世发出的一道折射!他的所有痛苦、悲凄、怨愤、焦虑与郁结,都经历了过滤,发生了嬗变,进行了纯化,因而升华为欢乐、温煦、缱绻、梦幻、宏伟和壮烈!他作为美的宗教的信徒,超脱了命运赐给的苦难,实现了灵魂的飞升!”

“‘他的一切都没有腐朽,只是遭受了大海的变易,化成了富丽新奇的东西’(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爱丽儿的歌)。这就是‘唐湜现象’的终极含义。”

 

唐湜之死

唐湜的《幻美之旅》诗集,曾送我一册,扉页上还写着:“河清同志教正”。那个时候,还时髦称同志。未料,赠书翌日晨,唐湜来我家敲门,很不好意思地嗫嚅着说送我的这本诗集另有急用,先还他,以后再送我。我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我被公安叫去询问与温州79民运人士交往的事他知道了,大约是那位阿楠老兄随口告诉他的。刚平反的老右余悸还大着呢。这种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恐怖,共产党已经把它浇铸在全民的血液骨髓中了。我当时还年轻,虽然并不怪唐湜,却总有点不以为然。现在年纪大了,正是唐湜当时的年纪吧,才体悟到这不仅是唐湜和我的悲哀,更是这个时代的悲哀、人性的悲哀。唐湜当时问我要回诗集时那种惶恐,那种恨无地洞钻又不得不要的不好意思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用唐湜诗人的思维,现在来看这件事,或许可以写一首“凄美之旅”的诗篇吧。

唐湜的女儿女婿在西班牙,与我是朋友。1998年,唐湜的女婿王策从西班牙返国上书,敦请中共高层启动政治改革而被捕判刑。我因老朋友的关系而在温州接待王策、提供方便,并为其出谋划策,也被警察从路上抓去,关了103天后驱逐去国。2001年底,我从西班牙回国奔父丧,顺便去看病卧在床的唐湜。我在他家坐了一个来小时,唐太太和大女儿一起来问小女儿阿丁和王策的情况,我说了不少,话里不无赞佩王策阿丁、攻击叱责当局之意。唐湜躺在床上,始终一言不发。2005年,唐湜在温州去世。唐湜在温州的声望地位,犹如巴金在中国。温州文化局为他办追悼会,当然全是借以点缀和谐社会太平盛世文人归顺之意。唐湜的朋友、学生多是文人骚客,诚心哀悼者多有,发来邮件征求挽联纪念文章。我想起了1976年毛泽东死时朋友们聚餐,唐湜在酒宴上对阶级斗争学说一番入木三分的针砭:什么阶级斗争,就是共产党“弄怂”一班人分地主的东西,这些人大多是地痞流氓无赖,当然跟着闹。然后共产党跑掉了逃了,还乡团回来了,自然报复。共产党再来,再鼓捣人再分再斗,再跑掉;还乡团再来再重复。如此循环,占妻霸女、杀人放火都来了,越来越凶越来越恨。这就是阶级斗争。将此对照01年底,病中唐湜对狱中女婿的一言不发,感慨系之,遂撰写了一副挽联发去,挽联曰:

卅年前 筵席上畅怀论阶级斗争新解 义形于色 启众愚顽 公醒应早
世纪初 病榻侧斗胆讲民主自由故事 情动于衷 疗翁沉疴 我挽来迟

我的这副挽联不合时宜,被摒弃了。在温州文化局为唐湜设置的灵堂上,摆放着屠岸的挽联:

沉冤廿载,硬骨铮铮不屈;
斯人远去,诗卷煌煌不朽。

有叶良中者,以“唐湜”嵌头致挽:

唐音遗韵,九叶流派今树帜;
湜籍再世,十四行诗故称冠。

有贾丹华挽联:

诗歌现代亦真亦善亦幻亦美,
人品古典可读可爱可泣可歌。

纪念唐湜的文章琳琅满目。这位生前曾被人视为瘟神避之唯恐不及的老右派,死后哀荣罩身。人事变幻,世道沧桑,白云苍狗,真耶假耶?唯独诗歌是不变的,永恒的!这才是唐湜之荣,这才是唐湜之珍,这才是唐湜之重,这才是唐湜留与后世留与后人永远不变的真!帝王将相、书记部长,一时的显赫、权势总是过眼云烟,又岂能与文字的永恒同日而语呢!

唐湜沉迷诗歌、心中只有诗歌,在艰难时世坚守缪斯,成就卓著,已成为一种“唐湜现象”。有温州文坛大佬著文称颂唐湜的这种对诗歌的痴醉,犹如吝啬到残忍的财迷葛朗台心中只有金币。援例作譬若此且得到据悉的众口交赞,引致在西班牙的唐湜么女阿丁十分反感愤然。我说:这恐怕与大陆拜金主义盛行、人人眼睛落入孔方、全体沉沦堕落的大背景有关。阿丁问:你心目中的我爸象谁;我问阿丁:你眼里的乃父象谁。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撇开历史地位影响大小不论,这种现象、这种精神象刑余之人司马迁执着地刀削笔凿《史记》;撇开专业有异、成就不同论,这种现象、这种精神象李时珍晚年沉迷于《本草纲目》的撰写;当代人中,则类似乎陈景润对数学的痴迷。唐先生九泉有知,以为然否?

2007、3、25改定于地中海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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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正学:鱼父词(词)

鱼父词(词)

严正学   

 

2007年惊蛰,余羁狱96日死而复醒又一月。随队长王仙云监南菜园,猪舍。山风吹送,春风拂面;遥看天网后南山叠翠,举目墓园前山花烂漫。问四栅囚豕,何时日翳,何时云黑,吾祭牙何日?人生是梦亦真,是真亦梦!故填词三首以记。


傲岸忧愤叹流年,
鬼魅横行南山颤。
斥权贵、诛王侯,
乾坤舞路飘若仙。


人世生死一瞬间,
一声哀号醒南山。
狱灯狞,察无眠,
怎寻浮生半日闲。

灵犀不羁艺也颠,
壮志未酬遁也烈。
沧浪浊,濯我足。
淡泊人生共鬼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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