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历来采取官本位，尽管上有不测君威，一门数公或数代显宦倒还是不绝于书的。如此说来，称得上“名父之子”与“名子之父”的当然大有人在，身兼此二者当亦不在少数。
然而，何以至今仍能不时从人们记忆中泛起者，“名父之子”已然不多，“名子之父”就更是寥寥呢？细想起来，个中缘由也并不算复杂。既然以官为本位，固宜视现实事功为圭臬，事功自不能脱离时代而言，那么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之后，幸能不被历史长河冲刷淘汰者几希。父既不存，子将焉附？
至于“名子之父”，上述理由也同样适用之外，更有旁说。至少降至一个世纪以前，“母以子贵”和“妻以夫荣”方是符合中国传统伦理备受艳羡的正理，而“父以子显”因了一代不如一代的底蕴，原本就和微妙的传统心理抵触格。
古时有条是否明载于文尚待查考而确实时见于行的规矩，子既为官开府，老太爷倘若自己不争气，照例不能如老太太一般堂而皇之走中门硬进硬出，只可由边门软进软出。当然，吾华盛产溜须拍马之徒，想来必要老太爷走走中门，老太爷如果盛情难却，儿子很难不顺水推舟。父以子贵而受重自可，仗子自重则不宜。至于子成显宦后可为祖先请求封典，则以彰显以孝治天下为旨归，完全是另一码事。
由是，若以“名子之父”称人，雅则雅矣，却失于谑。“名子之父”遂少为人知，更不必说“名父之子”兼“名子之父”了。话虽如此，让人心口俱服的“名父之子”、“名子之父”、“名父之子”兼“名子之父”毕竟还是有的，前提是必须至少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必须数代菁华，君子之泽三世不斩；三代之内不能尽以同一领域为舞台，否则自有无聊后人妄加雌黄，祖孙之间高下立判，后胜前固然于祖为荣，子孙却未必心安，前胜后则有每况愈下之嫌，更是祖孙不宁；每代必须至少在立功、立言、立德中的一个方面有足以彪炳千秋的成就，还不能在任何一方面留有供人疵议的缺陷。
苛则苛矣，难则难矣，然义宁陈氏一门可当之无愧。
陈散原先生自是世所公认亦足自安的“名父之子”兼“名子之父”。既然如此，在论述散原功业风义之前，当然须先论其父其子，庶几可见其恪绍祖德泽及子孙，非如此亦难以同情地理解其本人。
散原父陈右铭宝箴，少负志节，诗文皆有法度，早年以举人随父伟琳公治团练，崛出于时。“初先生庚中会试落第，留京师三岁，得交四方隽雅之士，于易佩绅罗亨奎尤以道义经济相切摩，时称三君子。”（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语，黄氏因散原亦有四公子之目，赞陈氏“家风甚似东汉之太邱”，至为允当。）深受曾国藩、郭嵩焘、席宝田、翁同等人器重，屡建奇功，历宰繁巨，官至湖南巡抚，官声赫赫，广有功德。于公有《清史稿·陈宝箴传》，于私有《散原精舍文集·巡抚先府君行状》，于今人著作有汪荣祖教授《陈寅恪评传·旧时王谢家》，读者可参，例不缕述。在此只补充几条有趣的材料，以为谈助参证。
《清代名人轶事·异征类》（葛虚存原编·琴石山人校订）有“陈宝箴祈梦”条，饶有趣味：“义宁陈宝箴傥负才略，遭世多故，慨然有澄清之志。尝应礼部试，祈梦神祠，夜梦随李朔入蔡，雪月交映，旌旆飞扬，立马指挥，意气闲骏。醒而大喜。及下第归，至上蔡县，风雪大作，夜二鼓，始投逆旅，委顿殊甚。自是雪泞旬日，资粮皆尽，典衣鬻马，仅得南还，乃知为神所戏，不复谈兵矣。然宝箴论事实能洞见本原，非苟为大言者。”
“不复谈兵”云云，语甚可怪。
宝箴长于兵略，固世所习知，运筹帷幄，每建奇功，席宝田从其计，设伏广昌、石城间，得获洪仁玕等人，非其显例而何？
在宝箴的盖世事功中，移风易俗尤大有益于后世，曾国藩与其一席话甚为紧要。胡思敬《国闻备乘》“陈右铭服庸曾文正”条下记曰：“陈宝箴初以举人谒曾国藩，国藩曰：‘江西人素尚节义，今颓丧至此，陈子鹤不得辞其责。转移风气将在公等，其勉图之。’子鹤者，新城陈孚恩也，附肃党，官至尚书，日营求入阁，故国藩及之。宝箴以资浅位卑，愕然莫知所对。国藩字而徐解之曰：‘右铭疑吾言乎？人亦贵自立耳。转移之任，不必达而在上也，但数位君子若罗惺四、许仙屏者，沉潜味道，各求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一人倡之，百人和之，则风气转矣。’宝箴敬佩不忘，对江西人辄传述其言，且喜且惧，自谓生平未受文正荐达，知己之感，倍深于他人。”陈氏一门三代皆对曾国藩推崇备至，良有以也。故尔，父子二人于一般政事外，特重开启民智，转移士习。其效卓著，影响深远。
黄秋岳虽因向日寇出卖机密军情，导致日舰遁逸，逃脱被一举炸沉的命运，而遭显戮，但“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末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语），即指上揭《花随人圣庵摭忆》，其中有一句话要言不烦，可当的评：“湖南之焕然濯新，实自右铭抚湘始”。
原先闭塞落后的湖南浸浸乎几成中国之普鲁士，才人俊杰辈出，几乎主宰了中华一个甲子的命运，饮水思源，实在应该感念陈氏父子。有父如此，自为名父，不以散原为名父之子，其可得乎？散原有子五。
钱基博先生谓“三立诸子皆能诗（《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语）”。能诗自是家风，诸子尚各有擅长。衡恪（1876—1923，钱基博先生书“死时年三十有几”，不知何由而误）以乳名师曾为字，以字行，著名画家、篆刻家、美术教育家、诗人，有《中国绘画史》、《中国文人画之研究》（当系译大村西崖书参以己意而成）、《槐堂诗钞》、《不朽录》、《陈师曾遗墨》。“其人温雅而有特行”。刻印“笔画雄杰，平视缶庐”。善属对，曾集姜白石《扬州慢》“波心荡冷月无声”与《琵琶仙》“春渐远汀洲自绿”为对，令人叫绝。其诗则“饶有新思想”，石遗老人“叹为第一”，赠诗“诗是吾家事，因君父子传”（以上皆黄秋岳记）。叶公绰评曰：“君以文人之画，发为画家诗，挥之胸而师乎造化。”（《陈师曾遗诗序》）
当然，其最受推重的还是绘画。黄秋岳称“笔力高古，为一时推重”。陈赣一赞云：“多才艺，尤擅绘事，融贯中西，落笔独辟蹊径，往往超出寻常意表，别饶奇趣。”（《新语林》）名画家王梦白直以其画“无懈可击，必欲所瘢，唯恨太老到，与齿不相称，所以不永年也。”
至于其提拔齐白石，更是艺林佳话，微师曾，年过半百尚不甚为人所识的白石恐怕毕生只能名居湘绮门下四匠之一而已。
隆恪（1888—1956）字彦和，专攻财商，亦长于诗，有《同照阁诗钞》。寅恪，毋庸介绍了，是十余年来学术文化界瞩目的热点，《陈寅恪文集》和批注、稿本无论矣，他人所写所编的传记和纪念文集各有数种已经问世，以其为对象的研究论著恐以百计。
方恪（1891—1966）字彦通，是陈氏兄弟中唯一未出洋留学者，历任要缺，亦擅诗，石遗曾以“名贵”论之，并以为酷肖散原，几可乱真，《现代中国文学史》录其诗两首（但钱氏以石遗赠诗“诗是吾家事，因君父子吟”归诸方恪，且与上引者有一字之差），然其特长为目录学。
登恪（1897—1974），留法归国后曾以笔名陈春随撰成《留西外史》，风靡一时，专业为法国文学研究。诸子学问人格皆足以称名。方恪固然一度沉湎酒色，挥霍奢靡，但在1945年任职南京国学图书馆时因掩护地下电台而被日本宪兵逮捕，为常人所不敢为，缘抗战胜利幸免于难，大节炳然。有子如此，自为名子，不以散原为名子之父，其可得乎？而况亦其自名，更可得称“名父之名子”兼“名子之名父”。
文章写到这里，方及本文主人陈散原，头重脚轻，已然犯了作文大忌。好在读者会谅解，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实在特殊的人物和一个实在特殊的家族，自然不宜限以常例；何况，描述其父其子也应该是摹 写一个人物的题中应有之义，何况散原其父其子确实有描述的价值呢？陈三立，字伯严，散原系其自号。咸丰三年（1854）生于义宁（今江西修水），初娶罗夫人，生衡恪。青年时代即以才识自负，“尝醉后感时事，讥议得失辄自负，诋诸公贵人，自以才识当出诸公贵人上”（《故妻罗孺人状》）。光绪八年（1882）中乡试，成举人。试后至长沙续娶俞夫人（俞氏为山阴世族，因夫人侄孙，即俞大维子之婚娶而与奉化蒋家有姻亲关系，当然这是后话，知者甚少，姑录于此），生其余诸子。
光绪十二年（1886）中式成进士，授吏部主事。散原与谭嗣同、丁惠康（亦作陶葆廉）、吴保初同列称“四公子”，应即始于此时。当时的吏部尤为颟顸，属吏跋扈。散原分部后，“时有吏部书吏某冠服来贺，散原误为缙绅一流，以宾礼相见，书吏亦昂然自居于敌体。继知其为部胥，乃大怒，厉声挥之出。书吏惭沮而去，犹以‘不得庶常，何必怪我！’为言”（徐一士《一士类稿》“谈陈三立”条）。
散原在此绝非小题大做，其举动与其维护纲纪的思想（详下）互为表里。至于以为散原因不得点翰林而泄忿，更可见书吏之浅陋，固不待言。吏事腐败纲纪紊乱至此，自然难怪散原作愤激语云：“举五千年之帝统，三百年之本朝，四万万人之性命，而送于三数昏妄大臣之手。”（文廷式《闻尘偶记》）有感于时势再加上受右铭老人影响（右铭在河北道任内所办书院即名“致用精舍”），志在经世致用的散原当然不会甘于沉浮郎署，不久就辞官了。
忆昔，右铭老人不乐作幕，欲自亲事，尚可以举人之身份由军功晋升，位至监司封疆，而天下中兴重见太平后不久，中国的官僚体制马上又回到原来轨道之上，散原虽然得中甲科，若也欲早日自亲事，却只有侍父借助其官位权力一途，实际上迹近作幕了，其中消息固不仅有关一姓之兴亡而已，岂不令人深思叹息？吴宗慈《陈三立传略》：“时先生尊人右铭中丞有政声，先生恒随侍左右，多所赞画，籍与当世贤士大夫交游，讲学论文，慨然思维新变法，以改革天下，未尝一日居官也。”
汪荣祖教授引钱基博先生未刊手稿《陈三立致谭献函，附三立小传》“三立一言，其父固信之笃也”，认为“戊戌政变前湘中改革可说是他们父子的合作”。
其实不仅湖南改革如此，散原辞官时在光绪十二、十三年间，距右铭光绪二十一年秋八月诏授湖南巡抚尚有八九年，其间右铭除协助两广总督张之洞出任辑捕局、助李鸿藻谋画治河外，还历任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直隶布政使，至少散原亦曾随侍湖北任所，然则，父子合作可谓有日矣。
右铭在直隶任上，正逢中日之战，右铭驻天津，督东征湘军转运，总督刘坤一叹为军兴以来粮台所仅见。自然，这不会影响中国一败涂地的结局。甲午战败后，右铭“痛哭曰：无以为国矣！历疏利害得失，言甚痛”。又“其时李公鸿章自日本使还，留天津，群谓且复总督任。府君愤不往见，曰：‘李公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行状》）。
散原更为激忿，其时正在武昌，致电张之洞：“国无可为矣，犹欲明公联合各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局外哀鸣，伏维赐察。”（此电黄秋岳书录）张之洞素有巧宦之名，自然不会回复。当时持此议者甚多，然若细绎陈氏的出发点，却迥异时流，赫然见其思想之独立，不以时俗为转移。
右铭老人的意见是“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生死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
如此识见，迹近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庸俗爱国主义者岂堪与语？！
所以“其世所蔽罪李公”者，右铭老人与散原“盖未暇为李公罪矣”。黄秋岳不负陈寅恪“论断精确”之评，能得其真：“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劫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生死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京，亦无以自解也。”责李不当和而和似为马后炮，责李不当战而战则有先见在焉。
散原还曾积极参与张之洞秘密援台事，有函电传世（一度称台湾“总统”的唐景嵩之孙女后成陈寅恪先生夫人，能诗善书，尤以书法娟秀受散原欣赏。亦可称因缘有自）。当然，父子合作的湖南新政厥功最大，也最为后人所感念。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右铭得授湘抚。巡抚位尊权重，张之洞得授山西巡抚而内心大喜，以致上表谢恩时失语要经营八表，可见此职实有可为。陈氏父子就以此为巨笔，撰写了一段惊心动魄使人为之神驰的大喜大悲的历史。事迹具载史册。《清史稿·陈宝箴传》云：“湘俗故塞，宝箴思以一隅致富强，为东南倡，先后设电信，置小轮，建制造枪弹厂”。《行状》又云：“其要者，在董吏治，辟利源；其大者，在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设矿务局，别其目曰官办、商办、官商合办。又设官钱局、铸钱局、铸洋圆局。……而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武备学堂、制造公司之属，以次毕设。”当时的湖南风云际会，群贤备集，江标、徐仁铸先后任学政，黄遵宪任盐法道署按察使（《清史稿》以黄遵宪附《陈宝箴传》后，虽有斯理，略显突兀）。
散原参赞其中，无亲事之名而据其实。单就影响深远的时务学堂而言，一请先生，一取学生，由散原定者尤见卓识。先说请先生。陈寅恪先生《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先是嘉应黄公度丈遵宪力荐南海先生于先祖，请聘其主讲时务学堂。先祖以此询之先君，先君对以曾见新会文，其所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先祖许之。因聘新会至长沙。”至于其效，《清史稿》亦不能否认：“延梁启超主湘学，湘俗大变。”再说取学生。
吴宗慈《陈三立传略》：“民十一年壬戌，与梁启超晤叙金陵。二十年前之同志也。语次及蔡锷。锷，梁氏之受业弟子也。先生谓梁曰：‘松坡昔考时务学堂，年十四，文不通，已斥，余因其稚特录之，后从子学，乃大成。’”松坡再造共和，世所习知。按当时稚者岂特松坡一人？散原欲以识人之雅尽归新会而已，其谦抑厚道显而易见。
散原父子在湘之改革并不顺利，只能在鄙陋的保守派与“多患发热病”（陈寅恪语）的激进派的夹击中艰难掘进。散原父子基于特立独拔不依不傍之精神而采取的一贯路径实有以致之，不可以常理推断而发事关宦术之腹诽。见于史籍者多系以右铭，实际自与散原有关。对保守派，“宁乡已革道员周汉，以张帖攻西教为总督所治。宝箴至，汉复刊帖传布，宝箴令毁之，汉殴毁帖者，宝箴怒，下之狱。旧党恨次骨。”
（《清史稿》）对激进派，“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上引陈寅恪先生文）。即使在康君恩正隆之时，在奏折中亦不避“若再能心术纯正，操履廉洁”之类批评（折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陈寅恪先生《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也明确揭明了“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汪荣祖教授以为“与康梁并非一党，……实与冯桂芬、郭嵩焘、曾国藩同属一源流”正得其旨。无疑，在当时，这是一条稳健妥当的道路，以不伤国本而谋渐进改革，这“第三条道路”至今未得到足够重视及应有评价。戊戌之变不久就发生了，尽管右铭在入对时“见上形容忧悴，请日读圣祖《御纂周易》，以期变不失常，”尽管上言“愿得厚重大臣如之洞者”领四章京，还是坐滥保匪人，虽经荣禄和王文韶磕头乞请，依然“罪及举主，宝箴去官，其子主事三立亦革职”（具见《清史稿》）。
散原在《清史稿》仅此一见，因其居幕后襄赞其父，有实无名，《清史稿》按史例如此处理，自不必厚非，将散原父子与李端棻、徐致靖（子仁铸附）、曾、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唐才常附）、林旭、康广仁诸传合列为卷四百六十四，除康广仁不伦不类外，也还算允当。其年右铭六十八岁，散原四十四岁。因人废法的传统理所当然使“诸所营构便于民者，虽效益已著，皆废毁无一存”，更不必说湘学所著诸书了。湖南新政荡然，但其精神则已融入湘人血脉。散原父子只能“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语，仰屋欷歔而已”（《巡抚先府君行状》。吴宗慈《陈三立传略》作“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对欷歔，不能自已”）。吴氏称散原“一生政治抱负遂尽于此”，可谓以淡然出千钧。右铭老人以七十之年，“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夏（1900），闻拳匪之乱，发愤死”（钱基博先生语）。散原在此后还积极参与勤王。光绪二十九年（1903）值慈禧七十大寿，初康梁外的戊戌党人悉复原官。照理，散原亦在其列，何况还有贵人相助，《新语林》记道：散原时“家于南京，日与端方之流评品书画”。
按散原诗集中屡见与端方游宴唱和之作，“端将具疏复其官，陈闻而坚辞，高洁匪人可及矣”。《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又记道：“清季各省初设提学使，先君挚友乔茂萱丈树为学部尚书荣庆所信任，故拟定先君为湖南提学使。是时熊秉三丈希龄适在京师，闻其事，即告当局谓先君必不受职”。
散原拒绝复出的背后极具灼见：“未几袁世凯入军机，其意以为废光绪之举既不能成，若慈禧先逝，而光绪尚存者，身将及祸。故一方面赞成君主立宪，欲他日自任内阁首相，而光绪帝仅如英君主之止有空名。一方面欲先修好戊戌党人之旧怨。职是之故，立宪之说兴，当日盛流如张謇郑孝胥皆赞佐其说，独先君窥见袁氏之隐，不附和立宪之说。”坚拒议员之职。尽管袁世凯使散原诸知友百般相劝以促北上，散原坚持要诸友保证只系故旧聚谈，绝不入帝城，得其誓言方始北游。
俗流以散原反对立宪殆由此。自此，散原自号“神州袖手人”，自绝于俗世政治。
清帝逊位后，散原尊敬备至的老师陈宝琛欲引其相助，也以不会京语为借口而婉拒。从此，中国政界少了一位智士。
清末，散原参与南浔铁路事，只关实业，无关政治，为时甚短，但也有佳话流传。自歉无所献替，遂将薪金悉数捐赠金陵刻经处，严于取予如此。散原拒金多次，其中一笔巨款大有来历，因稍乱时序，附记于此。1932年9月21日，散原八十大寿，张元济先生贺之于庐山，五年后痛闻散原去世，为挽诗七绝四首，其三有句云：
“衔杯一笑却千金，
未许深山俗客临”，
注云：“君隐居庐山数年，八十生日时帅有献千金为寿者，峻拒不纳。余同居山中，时相过从。”
俗客者，帅者，时亦在庐山之蒋介石也。（据陈隆恪诗、陈小从及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回忆，陈寅恪先生亦在。如此则《庚辰暮春重庆夜归作》中“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当增多一不古不今之“近典”矣。
吴雨僧先生抄本附注“初次见某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云云，“初次”可商，“深”应同时含“久”意。）
中国文坛却多了一位诗宗。自然不会再有轰轰烈烈，时人笔下的散原已然是“德人儒宗”（改散原“德人儒吏”语）的形象了。因此，在常人身上的怪事放到散原身上也就成了轶事兼雅事。
张慧剑《辰子说林》“韭菜”条：“民国二十二三年，先生腰脚尚健，曾归金陵小住，有以轻车载之往游陵园者，出中山门，见道旁秧田成簇，丰腴翠美，先生顾而乐之，语其车中同伴曰：‘南京真是好地方，连韭菜也长得这样齐整！’闻者大噱，以为先生故作谐语，而先生穆然，盖真‘不辨菽麦’也，其心地浑厚质朴如此。”
散原对五谷了无兴趣，大致也是当时士风。同书“近视眼”条所记录者更为匪夷所思：“散原先生晚年，穷理格物及于最纤微之事：尝取一病蝇置案上，徐观其动状，久久不倦，此种实验精神至为难得。
陈先生诗虽作哲谈，亦不反对科学，实为诗人之真正修养，值得吾人之师法也。”读者不妨一检《散原精舍诗》，可有描摹蝇类之作？世人至有称散原“为中国诗坛近五百年来之第一人”（张慧剑语），石遗自视虽极高，犹称“江右诗家，五十年来，惟吾友陈散原称雄视海内”（见钱氏书），五十五百固不必论，其诗之精，自不待言，其诗思之快捷贴切亦使人瞠目。兹从《新语林》中拣录两条。先论快捷：“伯严遇宴集，于一小时内以七律遍视坐客。”再论贴切：“陈散原赴友宴会，席间招妓天香阁，乞为撰一联，陈援笔立题曰：‘天壤有情终负尔，香尘扬海渺愁予’，以视诸客，四座惊赏。”
世人多以其诗为属江西诗派，实未必尽然。
上引《辰子说林》“韭菜”条下记曰：“尝与其门人故胡翔冬教授谈：‘人皆言我诗为江西派诗，其实我四十岁前，于涪翁、后山诗且未尝有一日之雅，而众论如此，岂不冤哉？’”
散原有覆宋刊《黄山谷集》“题辞”，《文集》未收，记其游杨惺吾广文书楼，得见任渊史注宋本《黄山谷内外集》，解资刊刻事，署二十六年二月，是年散原四十六岁。
“题辞”中仅言“余父又嗜山谷诗”而不及己之好之，想来《辰子说林》当非杜撰。大致以郑孝胥《散原精舍诗序》“余虽喜为诗，顾不能为伯严之诗，以为如伯严者，当于古人中求之。伯严乃以余为后世之相知，可以定其文者耶？
大抵伯严之作，至辛丑以后，尤有不可一世之概。源虽出于鲁直，而莽苍排之意态，卓然大家，非可列之江西社里也”为知言。联想及黄秋岳，真让人横生感叹。
被归入江西诗派者多不自承，与散原同列此派宗师之郑孝胥、陈石遗亦然，其中恐有待发之覆。
散原以文章道德为世所瞻仰，自可见之于时论。张慧剑上引书“四公子之结局”条云：“此老当艰危之际不漓所操，不惟郑孝胥辈泉下相见无地可自容，即陈弢庵、陈石遗等对之亦有愧色。”“韭菜”条：“不仅学力精醇，其人格尤清严无滓，足以岸视时流。
寇陷北平，先生困居危城，音问断绝，而时论不翳，使在他人，且不免疑谤之交集矣”，语力极重，既有此言，何庸他语？散原数拒游说者，自不负士人气节。老人晚年多病，见于文人笔下者有嗝疾（据张慧剑），“水厄”（即前列腺炎，张元济有诗“自古文人多水厄”，自注云：“义宁陈伯严、嘉兴沈子培二公均患此疾，且均在高年，时发时至，但终以此疾致死。”自注末句不确）。
1932年1月末，散原系心淞沪抗战，“报至则读，读竟则湫然若有深忧。一夕忽梦中狂呼杀日本人，全家惊醒”（《陈三立传略》）。1937年8月8日，日军入北平，散原疾发，拒不服药，又不进食，于旧历八月初十弃世。时年八十五（汪荣祖教授《陈寅恪评传》系以日军入城二日后，显然缘未辨阴阳历而误）。散原往矣，当年的四公子至此无一存者。
谭嗣同被戮菜市口，丁惠康呕血而亡，吴保初穷至无钱买药叫号而绝，皆在散原之前。还要算散原晚景稍优，亦享大年。只好倒托翁之语意作“其幸各异，不幸则一”了。呜呼！
当时倒确有人以谭嗣同与散原比之两位旧俄贵族文人，以谭拟普希金，而正以散原拟托尔斯泰。
张慧剑评曰：“先生之一生成就为旧诗，旧诗在文艺领域中封疆太窄，且远离一般社会生活，自不能如托氏作品之发生广大效力。第吾谓两人有似处者，则节取其一点，先生亦为一浓厚之人道主义者，其诗中满含悲悯之旨，惜陈义过高，不易为一般人所了解耳。”所评甚当。惟以旧诗为散原一生之成就，颇代表了由当时至今人们的看法，失之太窄。
就文章而言，散原亦称圣手（参黄秋岳书所记陈石遗语）。而且，其思想正在其中得以充分表露。现略加钩辑，不仅可见陈寅恪先生思想最直接之来源，更可见散原之所以可垂千古而不朽者，固不徒由诗文之道而已。
散原在《清史稿》仅此一见，因其居幕后襄赞其父，有实无名，《清史稿》按史例如此处理，自不必厚非，将散原父子与李端棻、徐致靖（子仁铸附）、曾、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唐才常附）、林旭、康广仁诸传合列为卷四百六十四，除康广仁不伦不类外，也还算允当。其年右铭六十八岁，散原四十四岁。因人废法的传统理所当然使“诸所营构便于民者，虽效益已著，皆废毁无一存”，更不必说湘学所著诸书了。湖南新政荡然，但其精神则已融入湘人血脉。散原父子只能“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语，仰屋欷歔而已”（《巡抚先府君行状》。吴宗慈《陈三立传略》作“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对欷歔，不能自已”）。吴氏称散原“一生政治抱负遂尽于此”，可谓以淡然出千钧。右铭老人以七十之年，“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夏（1900），闻拳匪之乱，发愤死”（钱基博先生语）。散原在此后还积极参与勤王。光绪二十九年（1903）值慈禧七十大寿，初康梁外的戊戌党人悉复原官。照理，散原亦在其列，何况还有贵人相助，《新语林》记道：散原时“家于南京，日与端方之流评品书画”。
按散原诗集中屡见与端方游宴唱和之作，“端将具疏复其官，陈闻而坚辞，高洁匪人可及矣”。《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又记道：“清季各省初设提学使，先君挚友乔茂萱丈树为学部尚书荣庆所信任，故拟定先君为湖南提学使。是时熊秉三丈希龄适在京师，闻其事，即告当局谓先君必不受职”。
散原拒绝复出的背后极具灼见：“未几袁世凯入军机，其意以为废光绪之举既不能成，若慈禧先逝，而光绪尚存者，身将及祸。故一方面赞成君主立宪，欲他日自任内阁首相，而光绪帝仅如英君主之止有空名。一方面欲先修好戊戌党人之旧怨。职是之故，立宪之说兴，当日盛流如张謇郑孝胥皆赞佐其说，独先君窥见袁氏之隐，不附和立宪之说。”坚拒议员之职。尽管袁世凯使散原诸知友百般相劝以促北上，散原坚持要诸友保证只系故旧聚谈，绝不入帝城，得其誓言方始北游。
俗流以散原反对立宪殆由此。自此，散原自号“神州袖手人”，自绝于俗世政治。
清帝逊位后，散原尊敬备至的老师陈宝琛欲引其相助，也以不会京语为借口而婉拒。从此，中国政界少了一位智士。
清末，散原参与南浔铁路事，只关实业，无关政治，为时甚短，但也有佳话流传。自歉无所献替，遂将薪金悉数捐赠金陵刻经处，严于取予如此。散原拒金多次，其中一笔巨款大有来历，因稍乱时序，附记于此。1932年9月21日，散原八十大寿，张元济先生贺之于庐山，五年后痛闻散原去世，为挽诗七绝四首，其三有句云：
“衔杯一笑却千金，
未许深山俗客临”，
注云：“君隐居庐山数年，八十生日时帅有献千金为寿者，峻拒不纳。余同居山中，时相过从。”
俗客者，帅者，时亦在庐山之蒋介石也。（据陈隆恪诗、陈小从及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回忆，陈寅恪先生亦在。如此则《庚辰暮春重庆夜归作》中“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当增多一不古不今之“近典”矣。
吴雨僧先生抄本附注“初次见某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云云，“初次”可商，“深”应同时含“久”意。）
中国文坛却多了一位诗宗。自然不会再有轰轰烈烈，时人笔下的散原已然是“德人儒宗”（改散原“德人儒吏”语）的形象了。因此，在常人身上的怪事放到散原身上也就成了轶事兼雅事。
张慧剑《辰子说林》“韭菜”条：“民国二十二三年，先生腰脚尚健，曾归金陵小住，有以轻车载之往游陵园者，出中山门，见道旁秧田成簇，丰腴翠美，先生顾而乐之，语其车中同伴曰：‘南京真是好地方，连韭菜也长得这样齐整！’闻者大噱，以为先生故作谐语，而先生穆然，盖真‘不辨菽麦’也，其心地浑厚质朴如此。”
散原对五谷了无兴趣，大致也是当时士风。同书“近视眼”条所记录者更为匪夷所思：“散原先生晚年，穷理格物及于最纤微之事：尝取一病蝇置案上，徐观其动状，久久不倦，此种实验精神至为难得。
陈先生诗虽作哲谈，亦不反对科学，实为诗人之真正修养，值得吾人之师法也。”读者不妨一检《散原精舍诗》，可有描摹蝇类之作？世人至有称散原“为中国诗坛近五百年来之第一人”（张慧剑语），石遗自视虽极高，犹称“江右诗家，五十年来，惟吾友陈散原称雄视海内”（见钱氏书），五十五百固不必论，其诗之精，自不待言，其诗思之快捷贴切亦使人瞠目。兹从《新语林》中拣录两条。先论快捷：“伯严遇宴集，于一小时内以七律遍视坐客。”再论贴切：“陈散原赴友宴会，席间招妓天香阁，乞为撰一联，陈援笔立题曰：‘天壤有情终负尔，香尘扬海渺愁予’，以视诸客，四座惊赏。”
世人多以其诗为属江西诗派，实未必尽然。
上引《辰子说林》“韭菜”条下记曰：“尝与其门人故胡翔冬教授谈：‘人皆言我诗为江西派诗，其实我四十岁前，于涪翁、后山诗且未尝有一日之雅，而众论如此，岂不冤哉？’”
散原有覆宋刊《黄山谷集》“题辞”，《文集》未收，记其游杨惺吾广文书楼，得见任渊史注宋本《黄山谷内外集》，解资刊刻事，署二十六年二月，是年散原四十六岁。
“题辞”中仅言“余父又嗜山谷诗”而不及己之好之，想来《辰子说林》当非杜撰。大致以郑孝胥《散原精舍诗序》“余虽喜为诗，顾不能为伯严之诗，以为如伯严者，当于古人中求之。伯严乃以余为后世之相知，可以定其文者耶？
大抵伯严之作，至辛丑以后，尤有不可一世之概。源虽出于鲁直，而莽苍排之意态，卓然大家，非可列之江西社里也”为知言。联想及黄秋岳，真让人横生感叹。
被归入江西诗派者多不自承，与散原同列此派宗师之郑孝胥、陈石遗亦然，其中恐有待发之覆。
散原以文章道德为世所瞻仰，自可见之于时论。张慧剑上引书“四公子之结局”条云：“此老当艰危之际不漓所操，不惟郑孝胥辈泉下相见无地可自容，即陈弢庵、陈石遗等对之亦有愧色。”“韭菜”条：“不仅学力精醇，其人格尤清严无滓，足以岸视时流。
寇陷北平，先生困居危城，音问断绝，而时论不翳，使在他人，且不免疑谤之交集矣”，语力极重，既有此言，何庸他语？散原数拒游说者，自不负士人气节。老人晚年多病，见于文人笔下者有嗝疾（据张慧剑），“水厄”（即前列腺炎，张元济有诗“自古文人多水厄”，自注云：“义宁陈伯严、嘉兴沈子培二公均患此疾，且均在高年，时发时至，但终以此疾致死。”自注末句不确）。
1932年1月末，散原系心淞沪抗战，“报至则读，读竟则湫然若有深忧。一夕忽梦中狂呼杀日本人，全家惊醒”（《陈三立传略》）。1937年8月8日，日军入北平，散原疾发，拒不服药，又不进食，于旧历八月初十弃世。时年八十五（汪荣祖教授《陈寅恪评传》系以日军入城二日后，显然缘未辨阴阳历而误）。散原往矣，当年的四公子至此无一存者。
谭嗣同被戮菜市口，丁惠康呕血而亡，吴保初穷至无钱买药叫号而绝，皆在散原之前。还要算散原晚景稍优，亦享大年。只好倒托翁之语意作“其幸各异，不幸则一”了。呜呼！
当时倒确有人以谭嗣同与散原比之两位旧俄贵族文人，以谭拟普希金，而正以散原拟托尔斯泰。
张慧剑评曰：“先生之一生成就为旧诗，旧诗在文艺领域中封疆太窄，且远离一般社会生活，自不能如托氏作品之发生广大效力。第吾谓两人有似处者，则节取其一点，先生亦为一浓厚之人道主义者，其诗中满含悲悯之旨，惜陈义过高，不易为一般人所了解耳。”所评甚当。惟以旧诗为散原一生之成就，颇代表了由当时至今人们的看法，失之太窄。
就文章而言，散原亦称圣手（参黄秋岳书所记陈石遗语）。而且，其思想正在其中得以充分表露。现略加钩辑，不仅可见陈寅恪先生思想最直接之来源，更可见散原之所以可垂千古而不朽者，固不徒由诗文之道而已。
散原论学特重本原统系，于学术史特有己见。《船山师友录叙》云：“周衰，七十子之徒既殁，道术坏散。战国之际，纵横怪迂之变益纷然淆乱，莫可统一。汉兴，表章六艺，儒生朋兴，掇拾大谊。越千年而有宋巨儒出，益究其说，道浸彰显矣。其后颇复瞀乱，浸失其真。元明以降，代承其弊。国家肇基，黄氏顾氏之伦乃倡言复古，综览百代，廓绝流，厥风大醇。然其所明，典章、文献、制作、道法之迹而已，而大道之要、微言之统，未暇明也。于时衡阳船山王先生，并世遗老，抗其孤卓荦之心，上契圣典，旁包百氏，蒙者发之，滞者通之，天人之蕴，教化之纪，次第昭列。自孟、荀、朱子以来，道术之备，于斯为盛。”令其心折之统显为孟荀朱王。又由于特重独立，所以尤不喜李斯，直叱其“阿世逢君，背其师说，倒行而逆施之”（《读荀子五首之四》）。
于韩非，虽然亦加以抨击：“贵刑名，上功实，裂仁义，绌贤才，隆主之势，排斥大臣，左右朋比，一决于法术”，但因“自秦以来千余岁祖非之治，时取得小效。戎夷崛起盛强，尤与非术相表里”，乃发“岂其世变相类，有不可得二废者欤？”转以为“非之言‘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此所以乱’，盖莫之能易也”（《读韩非子二首之一》）。
于墨子，更以为与孟子有相通之处：“兼爱者，墨子之大道。墨子知人之爱人也不若天之爱人，故欲法天；知人之爱人也不若人之爱己，故欲同己。所谓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者，非耶？故孟子言仁义以塞天下之利，墨子言兼爱以矫天下之自私，其趣一也。”（《读墨子》）
散原持心道学治统一论尤力，其说较修齐治平论实高出一筹，其说云：“圣人之心为道，道为学，学为治。学也，道也，治也，皆生于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奈何？曰乐以终始而已矣。……儒者外乐以为心，外心以为求圣，于是道异学异治亦异，此古今升降圣俗之大辨也。”（《读论语四首》之一）
散原历来认为道术互为表里，以经世致用为指归，特为强调士大夫应具参与社会政治时务之意识，乃至以身为天下先。所以虽然认为老子“不为祸始，不为福先”及“不敢为天下先也”是“明天人消息……熟于衰世情伪”，却仍然不以韩退之称柳子厚勇于为人不自贵重之语为然，“吾恐灰志士之心，塞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之义”（《书韩退之柳子厚墓志铭后》）。
由是，散原自然亟亟以立纲纪，变士习为要务了，否则，鄙陋之士只能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下一段话就至为痛切：“窃闻临难毋苟免，食其禄者忠其事，天地之大经，圣贤之遗则，通之百世而莫能易者也。盖人之生也，有羞恶之心，有不甘不屈之气，根于性，立于义，发于诚，明于分，依之则为人，违之甚或自陷于禽兽，当大难，临不测，若皆泛泛然拱手委之，君谁与赖？国谁与捍？民谁与保？……故欧阳公于其史最反复伤之，引以为鉴。且匪徒中国而已，彼环海之国不一，虽法制或歧，教俗或异，然使官吏不死职，将士不死绥，宁有存立盛强可指称者耶？吾国新进学子驰观域外，不深察其终始，猥猎一二不根肤说盛倡于纲纪陵夷士气委靡之后，以忠为戒，以死其君为妄，溃名教之大防，绝彝常之系统，势不至人心尽死，导而成浮游之奴虏之国不止，为祸之烈，尚忍言哉！”（《南昌东湖六忠祠记》）
散原所以有“辛亥之乱”语，即因由其而“天维人纪浸以坏灭”（《俞觚庵诗集序》）。对当时士大夫徒守空文，枉逞意气，以致负智能干才者备受制肘束手无策，散原自有切肤之痛，以为其根由在于“盖忠良不据于其心，而无宁静詹泊之天怀为之根柢……本不立而俗不长厚”（《廖笙陔诗序》）。
散原自己历来不依不傍，极其反对士人挟私互相攻讦：“类曹好曹恶异同攻尚之习，竟以为胜，非君子之所汲汲也。”此批评亦及风行其时之桐城派：“桐城家之言兴，相奖以束于一途，固以严天下之辨矣，而墨守之过，狃于意局，或稍无以厌高才者之心。”（《龙壁山房文集叙》）
处于四夷逼迫之时代，散原对中国传统的务本抑末之说可谓深恶痛绝：“贵农而贱商，……群安于陋简，终于自蔽。逮四裔通互市，挟其智术攘以万钧之力，形见势绌，益扰靡穷蹙不可救。”（《钱塘胡君墓表》）
在视“士大夫学术论议亦以日殊异”为理所当然之同时，更汲汲以为：“夫习其利害，极其情变，所以自镜也。蔽者为之溺而不返，放离圣洁，因损其真。矫俗之士至欲塞其目闭目，摈不复道。二者皆惑，非所谓明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者。”（《振绮堂丛书序》）
在当时，散原对传统文化之态度不可谓不开放，其议孝道（《书晏孝子》）、议贞节（《书张贞女》），即使置诸今日，亦可称得当。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散原能够容忍一切学说，其对种种“邪说”、“尝试之说”丝毫不假以辞色，甚至罪及未始不为尚有可取的言官制度，哀叹道：“吾见后世之听言矣于言置为官，又设为科，贸贸焉以为名高而已。建一鼓号召天下之言者，而群闳之，于是言愈进，国愈纷；言者愈众，国愚乱。积丧败危亡不可救之局接踵继轨，而莫之省寤。悲夫，亦孰知奸言并至，尝试之说蜂起之祸之烈邪！”（《读荀子五首》之三）
散原认为“采嚣陵之说，用矫诬之术”者，于甲午之败乃至大命之丧不得辞其咎（《庸阉尚书奏议序》）。面对邪说：“交炽陷溺人心，为患烈且巨，振古未有”之局，散原已然知道此乃“大势之所趋，固坐视无可如何，”但“犹冀一二魁儒老学究圣哲之蕴，持维防之约，本其醇意，高文渐被，徒友转相移夺，徐待其定”（《桐城马君墓志铭》）。
就各种尝试之论而言，散原在细考其实兼及己情后尤不值民权与宪政之说，认为二说都不适合中国。其论民权曰：“余尝观泰西民权之制，创行千五六百年，互有得失，近世论者或传其溢言，痛拒极诋，比之叛逆，诚未免稍失其真，然必谓决可骤行而无后灾余患，亦谁复信之？彼其民权之所由兴，大抵缘国大乱，暴君虐相迫促，国民逃死而自救，而非可高言于平世者也。”以为义和团以空拳对两洲七八雄国，惨遭屠害，其原因在于一二大臣之专制，不关垂拱之明圣，因此“余意民权之说转当萌芽其间而并渐维君权之蔽，盖天人相应，穷无复之之大势备于此矣”（《清故光禄寺署正吴君墓表》）。
至于宪政则径以其“削足适履”（《祭于晦若侍郎文》）。对留洋归国学生群起应和自然特为不屑与愤懑，若有洋学生前来为亲属乞铭，如夏敬观所介绍者之例，当然会大得散原青眼（《高女墓志铭》）。
无庸讳言，散原之思想亦充满矛盾，其说也自有迹近迂腐者，也不必为之讳，然而，后人未必能予以同情之理解，似乎也未必真有批评之资格。散原之说自有历久而弥新者：“世之恒言曰‘有治人，无治法’。陈三立则曰：‘有治法，无治人。’盖所谓治人者，皆出于治法所由然，使之不得不为治人者也，……幸而偶有其人也，遂偶有其政也，易一人则未可知也，亦叹其为暂而危。”极力反对“贸贸然寄命于不知谁何之人”。（《杂说》一）
纵观散原一生，意气奋发有之，运筹帷幄有之，惊涛骇浪有之，愤世嫉俗有之，黯然神伤有之，诗酒酬唱有之……，这固然是个人之历史，同时更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之中国史，折射了传统贤士大夫由中心到边缘之历程，无可奈何自不必言，于国家民族福焉祸焉，又有谁人忍言？
忆十余年前于海王村某书店觅获《散原精舍诗》（宣统二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本），时为之欣喜欲狂。封面有老主人题记“癸丑秋得于都门”，笔迹不俗，其名健憨，亦殊可喜，内挟第四千二百十九号《大公报》剪报一纸，系散原诗三首。
得时书已阙数页，亟从北大图书馆借本补抄，竟借得胡适之原藏本，封面题字纯是胡风：“陈三立的诗集两册，九·十二·十，胡适”。
窃以为又得过录适之批语，喜几癫。检遍全书，仅得适之二字，贵重过金。字在郑序文末栏上：“不通”，为之掩嘴。
之书散藏于北大，未作专藏，十分可惜。“《陈三立的诗集》”馆藏号为X 1222·75 18a，以省来日翻检之劳。
《散原精舍文集》之难得百倍于《诗集》。据故蒋秉南教授，《文集》“当系在老人逝世后诸子集聚时编定，直至民国三十八年八月，始由上海中华出版。”《文集》之所以难得即在此。若稍早于此，以散原之盛名，自不会一版而止，化身人间者何止百千？民国三十八年正值鼎革之际，书运不想可知。
虽然，不幸中之万幸，稍晚于此，《文集》自难应世，浩劫之后，稿亦难存。冥冥中似有天神呵护，可见天犹不欲丧斯文。至于散原诸子所撰识语中提及之待刊“别集”更不知尚在天壤间否？奉畏友陆灏兄之命即以据此本标点，底本承华东师大陈子善教授惠予复制。余后生小子妄加标点，几若佛头着粪，不妥错误恐在所难免，尚乞读者海涵之余，惠予指明，以待来日改正。
本文系《散原精舍文集》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