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消息：浙江台州市中级法院今天下五2点30分对著名画家严正学案做出一审宣判，法院认定严正学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不成立，严正学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 3年，剥夺政治权利 1 年。
据悉，严正学的辩护律师李建强先生今天上午8点30分接到法官的开庭电话，没有来的及赶到法庭。下午四点接到法官电话，宣告这一结果。法官告知，严正学秘密参加民主党指控被驳回，严正学当庭表示不上诉。
紧急呼吁：立即解除对铁流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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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13日狱委讯】铁流，原名黄泽荣，1957年在成都打右派时笔名晓枫，原来是成都日报的编辑记者，当时和刘宾雁、王蒙列为共青团系统的三大右派之一，又和流沙河等被钦点为四川右派大案“七君子集团”成员。后来，黄泽荣被送往峨边“415屠场”劳改。在劳改中又被牵连进子虚乌有的所谓“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罪加一等，戴上反革命帽子，因此前后劳改23年才得以平反。这位十六七岁参加革命的老右派，后来到北京“下海”，继续在媒体行业发展自己的事业，直到70岁过后，才金盆洗手，打算利用余生把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写成文字，反馈给社会和历史。这样他利用海外网络平台，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录，或者发表时政评论，一时之间，铁流成了一匹半路上杀出的黑马。 我查了一下他给我的电子邮件。去年2月26日他给我以及另外几名老右的信，应该是给我的第一封信，述说了他的心愿。内容如下： 发给你一篇文章，虽文笔粗劣却是血写的事实。正如我的宣誓：“此案不雪，死不瞑目。”望诸友能竭尽自己的力量，奔走、呼号，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昭示天下，以呼唤良心与正义。 山东大学李昌玉先生说：“明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大庆。许多曾经身入右林的鸮鸟，都在跃跃欲试，要把那段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记忆写出来，发表出来。因为时不我待，命不我待。当年的年轻右派，如今也七老八十，进入耄耋之年，再不写出来，就来不及了。如出版了《沉思集》的倪艮山先生在后记中所说的：“我已八十高龄，来日无多。倘一再蹉跎，这些经历和文稿，将为无情岁月所湮没，铸成终身遗憾。”‘右派’，也只有‘右派’，才是创造‘反右’运动历史的主人。这部‘反右’运动史，我们自己不写，谁给我们写？我们一定要拿起笔来写这部‘反右’运动历史，决不要为无情岁月所湮没。我们的目的不是诉说个人的不幸，更不是对现实发泄不满，而是不要让哪一段荒谬的历史莫再在中华大地重现；莫让神州儿女再经历那无端伤害和残酷的凌辱。我们都已年过古稀，再不说话就来不及了。杀猪还要叫几声，我们已经到临头了，委屈了几十年，压抑了几十年，有许多人遭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可连叫几声的胆量也丧失殆尽，不是太悲哀了吗？” 但是，昨天、今天接连接到他的电话说，他所住的运通花园小区，在他家的门前，前天开始，就出现了监控他的人员，昨天增加至汽车3部，分别是5820号现代牌、3707号蓝鸟牌和2004号出租车。车上坐了2——5名警察。昨天、今天他去北京市里，这些车都跟踪随行。现在，他的家庭和邻居，以及小区的物业管理、保安人员，都处在惊恐不安之中，以为铁流出了什么大事。 如果要追究一下，几天前，6日，铁流和京城的一批老右，举行了“反右运动五十年纪念”，其过程，其照片，都已经传到全世界。那么，当局者是否认为这是一起重大的非法的案件呢？难道三五十个七老八十的“改正”右派在这个时候连聚会的权力、自由都没有吗？难道毛泽东的阴魂不散反右运动还要继续下去吗？ 附带说一下，最近，据我所知，已经有两个老右被禁止赴京。一位是去看望家弟，临出门的时候被堵，一位是做过白内障手术的老人，自己根本不便出门，领导却出于多疑也上门警告，简直是庸人自扰。 不久之前，包括铁流在内的一批老右派，上书中央，恳切陈词，建议“开放言禁，允许人们用多种方式反思、总结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找出和挖掉产生错误政治运动的根子，用制度来保障我国的民主进程。”如今，中共怎么这样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连几个老右的言论、集会也怕得要死。这样依靠暴力镇压造成的和谐社会还值得庆幸吗？质言之，我们作为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到底有没有说话的自由和权力？宪法保护不保护我们的这种权力？到底是我们违宪，还是当局违宪？敬请全世界公断。 另外，铁流现在和家人最大的顾虑是，他和夫人以及在马里兰大学就读的女儿，已经购妥本月26日赴美的机票，因为女儿毕业在即，按照美国大学的习惯，儿女毕业，父母都要赴会，第二他的住房发生了一点产业纠纷，需要他本人前去处理。他现在没有美国绿卡，也不想要，因此非常害怕届时被堵在机场。故此也呼吁当局不要届时阻拦。 铁流因为电脑出现故障，嘱我迅速把此情况通报外界，谨遵命于上。
李昌玉2007年4月12日星期四 15时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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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王小波－－王小波书信集有感
最近王小波全集出版，收录了小波从70年代末到去世前凡20年间至爱人和友人的多封书信。读罢王小波书信，我又一次惊叹自己直觉的准确——过去读小波小说的印象完全被他的书信证实。虽然小波喜欢谈性，我却一直觉得性不是困扰他的问题，因为小波的笔墨虽常离不开性爱，但都写得比较玄虚，好玩虽然好玩，毕竟不真切。而相反的，他一写到贫困缺乏的生活那种绘形绘色就跃然纸上，欲之深痛之切，可谓力透纸背。与所谓“浪漫诗人”的印象不甚相合的是，钱的问题和与钱有关的挫折感，可以说纠缠着他直到他离世。而且这种痛苦和挫折，正是从欧风美雨浸润的留洋生活开始的——
小波本来很想在美国拿个洋学位镀一层金，然后回国找个好工作。但来美后困难重重，原定目标很难达到。小波聪明，会C编程，也懂汇编语言，学过硬件课程，作过统计项目；他在人大学的是商业和经济学，他又喜欢自学，数学和统计学的功底比经济系一般学生强——然而在美国联系学校却因英文差而屡战屡败，后来想读数学又因没有数学背景被拒之门外。奖学金无望于是放下身段为拿洋学位去打中餐馆，每天累得“屎尿横流”也交不了几天学费。百般无奈之下，小波虽然看不起国学是傻大姊订扣子，最后却只能在匹大东亚系靠老祖宗留下的国学拿了洋硕士文凭。在美国留学期间屡屡碰壁，受尽了洋人的冷言冷语，气得他说“美国人都不是好东西”，“美国WAITER是猪”；感叹中国太穷，“让我在美国盖不住脸”；生活环境恶劣，一条街上20多个中国人被打被抢，他急得要去学泰拳，恨不能把抢劫的洋人“打出屎来”……这，就是亲美自由派王小波的美国经历。
也许因为在美期间要解决昂贵的学费问题，小波夫妇回国时一贫如洗。他感叹周围的中国人都“把我们当穷光蛋”，这滋味大概很不好受，所以他万般叮嘱朋友刘晓阳如果要回国一定要赚足钱“带个两三万回来，起码也得万儿八千”；回国后也许因为学历不尴不尬，刚开始进北大工资职位都不高，他感叹“每月才10美元的工资，我心情怎么好得起来”。贫困的阴影一直困扰着他，虽然回国后的每一步路，他都是仔细算计过认为在经济上有利可图才走的——比如从北大跳槽到人大，是因为他的老朋友在人大的地位上升了，可能要当副校长，于是他打算“再杀回人大经济系”谋前程；去了人大以后辞职当自由职业者，是因为经导师许卓云牵线他的小说拿了联合报文学奖，奖金够他几年的工资，他因此兴奋起来觉得当自由作家经济出路也不坏甚至可能好于上班族，并不见得完全是他自己标榜的那样，在体制内不自由做不出成绩云云。后来小说销路不象他想象的那么好，他就一天天灰下去，越来越绝望。 （他外甥的描述）
读王小波书信集，突出的感受是前期和后期信件的风格变化非常大，具体地说，去美国前和在美国乃至回国后的信件风格变化极大。前期的书信有温柔有浪漫也有机智；后期的信件机敏不减当年，却没有了柔情却添了怨恨和刻毒。是的，在美国吃了那么多苦，回国来还是收入和职位都低；一生为经济成功而挣扎奋斗，成功却始终有如镜花水月，一步之遥还是咫尺天涯。他心里不平衡。痛苦得不得了，甚至因此充满了恨。小波喜欢骂人，看过他杂文的，只知道他喜欢骂人傻逼；读过他书信的，就知道他其实最喜欢的骂人话还不是这个，他最喜欢的是骂人穷光蛋。他骂想留居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是贱货”，他骂热衷政治的中国人“都是穷疯了的穷光蛋”，他骂流亡人士“在美国穷得讨饭也别回来才是为中国作贡献”，他说留学生为谋生当男娼的都有，他骂某某留美人士“头无片瓦算什么东西”……可见“留美”和“穷光蛋”是他心里最敏感最痛切的地方——但小波是个善于掩饰自己的人。他很少在生前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流露自己的这一面。
这，就是王小波，一个被仇恨吞没的人，而那么多的恨，说到底不过为一个字：穷。他恨美国人因为美国人看不起他穷，他恨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和他一样穷，他辱骂中国的传统是因为中国传统不能带来钞票。广东话里有一句“憎人富贵嫌人贫”，王小波是个典型。也可以说他是被美国人彻底打垮了。虽然没有刀枪棍棒，美国人的富裕和自己的贫困把小波彻底打垮了。人们都知道小波是中国著名的自由派，当年和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们颇打了一阵笔仗。李银河回忆，当年有美国记者采访小波，问，“听说你们中国人现在都在说不？”小波没好气地回答，“你们找错人了！” 是的，他们真找错人了。留美归来的小波，和说不们实在不是同一族类，他属于另一种中国人。小波的弟弟王晨光在美国拿了博士，一直没有固定工作，最后被黑人打死在底特律街头。小波的姐姐公派去美国，处心积虑要在美国留下来，好把儿子带过去，按照小波的说法，“我外甥他肯定是要去美国找出路……” 尽管小波在美国受尽了气，弟弟被美国人打死街头，可是到下一代，还是“肯定要去美国找出路”……这，就是一整代这样的中国人的经历。悲夫！
小波有为人所知的一面——行吟诗人，浪漫奔放的自由主义者；也有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一个被艰难的海外生活扭曲了心灵的亲美派（按照当年张清的说法，所谓不怕官，更不怕百姓，只是怕洋人）。了解小波不为人所知的一面，再看他为人所知的一面，我不能不感觉他的反极权姿态不是非常诚实，甚至颇有一些作秀的成分。小波是文人，情绪起伏大，观念变化会比一般人剧烈，这些都很自然，但无论如何他小说的基本主题——极权和极权造成的罪恶——在他大学毕业后其实已经不是他生活中主要的痛苦原因。小波曾经写过，生活有两种，一种是小母马在草原上的自由奔腾，一种是老母马在沙漠里的苟延残喘；如何选择对动物不是问题，对人却成了问题——因为极权主义强迫人们接受后者而非前者。这里面有一个巧妙的概念偷换——极权主义遏制人的消极自由，而小波所描述的动物都知道如何选择的，却是积极自由。从自己的经历小波应该心里明镜一样清楚，没有钱给他带来了多大难处，美国哪里有人限制他上学限制他旅游限制他选择“小母马的生活”？可是他没有钱不就是书也念不成还要被美国人奚落；打餐馆累得“屎尿横流”大概也没精力寻欢作乐吧。联想到李银河一天到晚骂中国人对性解放不宽容，说中国人“去公园骚扰同性恋，枪毙黑灯舞会上的群交者……”我不知道她在说的是哪个年代的中国人。我只知道，今天的中国各种色情准色情产业可谓遍地开花，而同时许多民工家庭因打工而长期夫妻分居，到底什么是造成缺乏和饥渴包括性饥渴的最重要原因，我看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极左年代，人们因为政见和出身被划为三六九等，最下等的人甚至没有存活的权利是往事不堪回首；那难道在今天人们因为占有财富的多少被划为三六九等，最贫穷的穷光蛋不但存活艰难而且还要忍受自由战士们“穷疯子”的辱骂就是“小母马自由奔腾” 的理想国吗？
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王小波，一种装蒜的自由主义。
邵燕祥诗抄
大约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从家附近的冷摊上，捡得一本《三家村诗选》。原以为村里的三家，是邓（拓）、廖（沫沙）、吴（晗）三个豪绅的，不想打开书来，才晓得村是小村，户也是寒门：一姓黄（苗子），二姓杨（宪益），三姓邵（燕祥）。书里收的，是三个“村先生”不久前写的旧诗。
我至今还记得书里的内容，有的诗还能成诵。惟诗里的意思，多在“可说”“不可说”间，所以不说。只说我读后不太尽兴，就请军队的两个弟兄，即素与邵先生有交往的，去邵先生处讨几篇未发表的新作来。不久有“军情”说：正整理，出版后赐你。不几星期前，我终于收到了这一册书，扉页有邵先生的赠语云：数年前曾蒙垂询打油诗，终得出版，并问得了尊址，寄供一哂。语多老辈人的礼貌与客气。
这一册里的旧体诗，亦即邵先生称曰“打油”者，是始于1958年，终于2001年的，即由反右，经“文革”，改革开放，到宋祖英歌里唱的“我们的新时代”。这几十年间，邵先生的遭遇，与普通人的当不甚有区别。惟因被打为右派的缘故，当初的苦难深，后来的期望深，最后的失望、落寞也深而已。这些诗所记的，正是这几十年里邵先生个人之内、外生活的点滴。具体的内容，也是有这经历的人特有的，如下放时种瓜，因诗受批斗，悼念周恩来，迁怒“四人帮”，心喜余年见太平，忽然世味又不对了，故有“及身不见黄河清”的悲凉等。因此虽名曰“打油”，某些诗也有打油的形式，但用心近于老杜的一路，与张打油的有别。
称“人面”必曰“桃花”，说“酒”必曰“贤圣”，固为旧诗的禁忌。但中国的旧诗，又的确不把所有感受、事情和词汇作为诗材。饱读诗书的古人，因教养、熏习的缘故，感受的范围，是甚为狭小的。稍不小心越了出去（当然他们是很少越的），就难免“不诗”，或流于“打油”。现代人生活的内容，既大异于古代，感受的方式也有别于古代，写旧体诗又要写得真切，那格以古代的标准，就难免“打油”了。比如古代有贬谪，无“改造”；有名士锻铁（如嵇康），无诗人拾粪；有贪污，无官倒；有迫害，无洗脑子；有商人傍官，无官傍商人；有娼妓弄文，无文人为娼；……这一类现代才有的事，要怎么写才风雅，才合于“诗道”，才不“打油”呢？黄苗子先生有诗说，思到无邪合打油。话点到了筋节。只要敢直面，不粉饰，事儿既然打油，诗也就必然打油了。好作旧诗的诸老辈如聂绀弩、舒芜、黄苗子、杨宪益和本书的作者邵燕祥先生等，所以称自己的旧诗为“打油”，固是谦虚，也是实情。如眼前这集子里，就有首1988年“咏第八次文代会”（应是中国文联的会）的七律，说：
都是作家艺术家，出恭入定静无哗。
不愁百万成虚掷，安得金人似傻瓜。
已验几回诗作谶，可知何日笔生花。
掌声拍报平安夜，大会开得很好嘛。
古代没有“文坛”，也无“作家”、“艺术家”的称谓。至于上千人济济一堂，糜公费，素飧餐，颂升平如山呼，睹民瘼如金人，亦古代所未见。邵先生对此的感受，当然也为古人所无。下笔一写，其不合“风雅之道”、“温柔敦厚之旨”必也。
当然集里的诗，也不尽打油的气味。古今情同事近的，就往往写得“中规矩”。如1958年《送妻下放》四首的前三首说：新缝粗布裳，换却学生装。
岁腊天方冷，辛勤手不僵。
锣鼓鸣阡陌，他乡认故乡；
小村名豆甸，草尽豆苗长。
垄亩知甘苦，炊烟问暖凉。
鸡鸣会始散，寻路看星光。
虽是对妻子乡下生活的悬想、揣逆之辞，但也是情长的叮咛语，就好比说“别冻了手”，“别想家”，“走路看着道，别掉沟里头”等等。情伤而无奈。在压顶的政治风暴下，大丈夫无能保妻子，惟做此无益的叮咛，悲夫！
我的《三家村诗选》似被“三七”兄又名“叨尔登”的拿去了，他常称我的书太多，愿以自己的书房，为我藏书的别馆。惟别馆离我太远，每回取书，又总害得三七兄颠衣倒裳的，所以那书就长置我的“别馆”了。但我记得其中收有数首作于上个世纪90代初的七律，如“万里兵符”、“壶浆不复”什么的，新集子似未录入。古人自删其诗，未必都觉得不好。干时忌、或涉隐曲者，也往往删之。庄廷髄不忌惮，然置参校者于何地呢？
《邵燕祥诗抄。打油诗》 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9月，18.60元
［书籍下载］（香港版）1949-1989：中国思想运动史
压制思想的思想运动
──读李洪林的《中国思想运动史》
王若水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都寄希望于历史的公正。文革初期，刘少奇受到残酷的迫害，大概他预料到自己可能会含恨而终了，就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客观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一是文字的历史是人民写的。对第一种解释，已故的历史学家黎澍已经提出了质疑，在此不重复；如果是第二种意思的话，恐怕也不尽然。中国过去的正史大都是官修的，中国当代的历史也主要是执政的党写的。不同在于，过去官修的历史都是写前朝的，而共产党写的历史却是自己的历史。共产党的这个传统始于斯大林，他在世的时候就主持编写了《联共党史》。官方写历史有其优越的条件，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原始档案和文献，还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人力和财力都不缺，缺的只有一样至关重要的东西：自由探讨的精神。
这当然不是说官方写的当代史都是不可信的；要研究当代史，官方的权威著作仍是不可少的，问题是它们的真实性往往要服从于政治性。毛泽东在世一天，刘少奇就要在脖子上挂着“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钉在耻辱柱上，万劫不复。毛泽东一死，政治气候变了。虽然还是共产党当权，还是党修党史，但继任的领导人有不同的政治考虑，需要说一些真话。于是就有了1982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为刘少奇等人平了反，还批评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同时又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决议突破了过去的一些禁区，但也为今后的研究设定了框框，成为此后撰写党史不能逾越的律令。
因此，还是需要人民来写历史。李洪林先生的力作《中国思想运动史》就是这样一本书。这还不是一本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的历史，但思想运动（或政治运动）是中共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开国到“六四”，四十年间，风云变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头绪纷繁。作者不辞辛苦，穷五年之力，以翔实的材料和朴实的语言，重现了这一段历史。我相信，关心当代中国政治的人，都会对这本书感兴趣。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著作，海外已出版了不少。在国内，除了官方机构集体编着的“正史”和一些离休的高级官员撰写的回忆录之外，也出现了许多不带官方色彩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有的是很有价值的，有的却是事实加想象，使人真伪莫辩。李洪林长期在大陆从事理论工作，是多次思想运动的见证人，对中共体制内部的运作规则，自然看得真切；又因身在旋涡中，是被整的对象，比局外人多一层体会。以这样的资历来写这本书，当然是很适合的。
这本《中国思想运动史》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但读起来并不费力，而且引人入胜。作者的文字仍然保持了过去的一贯风格：平易，明快，说理透彻，深入浅出。有的青年人也许会觉得，这种文风不时髦、不新潮了，但正是靠了这种文风，作者曾经吸引了大量读者，而且我相信现在仍然会受到欢迎。我认为，历史著作尤其需要这样的文风，因为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把事实按照它本来的面目叙述出来，而不需要加以过多的包装。一提到“思想运动”，人们或许会自然想起中国的“五四”运动或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这些思想运动冲破了统治集团的思想禁锢，启发人的头脑，打开人的眼界，推动时代前进。本书叙述的有些事件确实可以说是思想运动，如1978年到1979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和随之而来的思想解放无疑是思想运动。又如本书作为序幕来叙述的延安整风，在初期也还可以说是一次思想运动。但占本书大部份篇幅的运动，象批判胡风、反右派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却和通常所说的思想运动性质不同；作者称之为“思想斗争运动”，这才更为贴切。这种思想斗争运动也是政治斗争运动。例如，文化大革命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暴乱；与其说是“文化”，不如说是野蛮。毛泽东称之为“文化”革命，实际上不过是迷惑政敌，使人摸不清他的真正意图而已。不过这种政治运动有它的特色：总是以思想批判开路，由思想批判转变为政治批判和政治斗争。这种思想批判是靠由上而下的命令推动的。说是群众运动，实际上是运动群众。对这一点，我也是有亲身体会的。例如，我参加过的批判胡适运动就是如此。本书已经说到了这场运动的发动情况，我还可以在此补充一些内情。
1954年11月初的一天，邓拓要我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而且要我第二天就交卷。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邓拓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说：俞平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适的方法；现在要把对俞的批判转变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胡适的实用主义。大概邓拓认为我是北大出身的，又是哲学系学生，所以把这个任务分配给我。自然，我也是很乐意接受这样的任务的。但要得这样急，我却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匆匆忙忙跑到图书馆借了几本胡适、杜威、詹姆斯的著作，就连夜“突击”写起来了。我也记不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交的卷，总之很快就在1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了，题为《肃清胡适反动哲学的遗毒》。这是批判胡适的第一篇文章。现在看来，这种批判文章是很左很肤浅的，可当时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我自然也很高兴。不久，12月8日，郭沫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上发言，他说，王若水同志的文章是“值得特别重视的一篇文章……我完全同意王若水同志的说法”。我对此并不觉得意外，因为我明白，他的意思实际上是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形式上是我对胡适思想“开了第一枪”，但实际上我只是奉命作文。当时这是政治的需要，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我正好在《人民日报》这个岗位上，就轮到我头上了。
以后，批判梁漱溟、批判右派、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批判吴晗，也都有我的份。作为《人民日报》编辑部理论组的编辑，这是我的工作，同时也是我愿意做的。当然我并不是对所有这些批判一开始就都同意的，只是在发生这种情况时，我总认为错在自己，要根据党的指示把自己的思想搞通。直到文革初期，我还是一个毛泽东的热烈崇拜者。我的思想转变是迟至林彪死后才开始的。
本来，思想运动的主角应该是知识分子，他们发动的思想运动又造就一大批知识分子，提高了民族的文化。但毛泽东发动的思想运动却正如作者所说，“实际上都是批斗知识分子的运动”。这些运动的目的是消灭一切异己（所谓非无产阶级思想）。“知识分子脑袋里各种各样的思想最多，因此便成了思想运动的主要对象。”这种思想运动不是要发展思想，恰恰相反，是要压制思想，造就一批不动脑筋的盲目追随者。这种运动越多，思想界就越是死气沉沉，文化和学术就越是荒芜。本书的最后一章“结语”写得很精彩，作者指出，这种思想运动消灭人的个性，扼杀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窒息人们的创造性，破坏正常的人际关系，还培育了一批以整人为职业的打手。
中共过去常强调“千万不能忘记”过去的“阶级苦、血泪仇”，不过在事情涉及自己的不光彩历史时，态度就不一样了。由于中共当局的有意淡化，今天许多青年已不知“六四”，遑论“文革”？至于什么“反右派”，那更是太古时代的事了。可惜这本书未能在中国国内发行，其实它主要的读者都在国内，不仅是年轻人，就是上了年纪的过来人也可以通过重温这四十年的历史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恐怕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了官方宣传的欺骗，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明白过来的。本书夹叙夹议，有述有评，史论结合，既是四十年间政治运动的忠实再现，又是对这一段历史的批判和总结。书中还对当时流行的名词提供了注解，便于不熟悉过去历史的青年读者理解。
看完全书，我深深感到，这四十年思想界的历史就是压制和反压制的历史。思想需要自由，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中国并不是没有真正的思想运动，但每次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刚刚抬头，就被大棒打下去了。四十年的文化盛衰，很能说明这个问题。1957年那一段短暂的“百花时期”，思想界是很活跃的。费孝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表现了一种普遍的乐观气氛。但是毛泽东不高兴了，来一个“反右派”，于是严冬来临，百花凋零。如果“反右派斗争”也算是思想运动的话，那么它是禁锢思想的运动，是惩罚自由思想的运动。六十年代初的大饥馑期间，文化领域也曾放松过一阵，出现过一些较好的作品，后来又被当作“毒草”批判。这种情况一直发展到文革。文革结束后，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铺平了道路，理论界出现了新气象。但邓小平又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这成为后来“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根据。
关于“四项基本原则”，李洪林指出，从思想方法上说，“四项基本原则”和“两个凡是”一样，“都是确立几个先验的原则，既不受实践检验，也不容许丝毫怀疑，因此实际上是‘四个凡是’。这是从三中全会立场的一次大倒退”。这是说得很中肯的。试问，这四项基本原则要不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如果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怎么办？四项原则并不是新东西，过去一直说坚持。甚至林彪也有“四个念念不忘”，那么为何还出那么大的问题呢？中国当前的任务，正是要用几十年的实践去检验过去中共坚持的理论、原则、路线和方针，看看其中有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应该坚持的，只是那些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为正确的东西，而不能先验地设定一个界限，作为解放思想的前提。如果解放思想有前提的话，那只有一个，就是“事实求是”。邓小平虽然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他并没有坚持下去。真正把这个原则坚持下去的，正是那些被指责为“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知识分子，包括该书的作者在内。他的这本书，正是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这四十年中共的实践。
正是因为坚持了这个标准，所以本书对一些著名人物的评论也比较客观公正。例如，大家、特别是知识分子都敬仰胡耀邦，本书对他作了高度评价和充份肯定，但在该批评的地方也有批评。比如，关于胡耀邦辞职的事，作者这样评论说，胡是中央全会选出来的党的总书记，要辞职也要向中央全会提出，而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一的胡耀邦却把辞呈交排名第二的邓小平，总书记自己不召开会议，而是被别人召来召去。“所有这些极简单的程序都乱了套，可见胡耀邦事实上已经被中央强大的专制传统压垮了。或者更确切些说，他本来就不曾跳出这种专制传统的框子。”这段话我认为是可圈可点的。关于赵紫阳的被整肃，李洪林是这样评论的：“曾经参与倒胡的赵紫阳，此时醒悟已晚。不过他在整个学潮中的理性和温和的态度，特别是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最后发言，使他给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了一个可以面对历史而无愧的句号。他没有象胡耀邦在失败后的失态。在成为对手俎上之肉的时候，他拒绝作违心的检讨，而是保持了一个政治家的尊严，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关于“倒胡”，赵紫阳曾有过辩护，本书也作了转述。对邓力群这个声名狼籍的“左派”，作者也没有从个人恩怨出发而完全否定。书中除了客观叙述邓力群的言行外，有这一段评论：“他思路清晰，能够组织力量写出大块文章。他善于用人，也善于整人。他对于投靠者爱护备至，而对于异己者的打击也绝不留情。他深沉持重，信念执著，不象胡乔木那样朝三暮四。他又因长期身处最高领导核心，所以深谙中共高层内部游戏规则。”
对1979年春在西单民主墙上贴出的魏京生的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作者也有他自己的看法：“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民主生活正常的国度，本不足为奇，一个公民批评政府领导人是很普通的事情…..当时中国正在邓小平领导下为摆脱毛泽东的路线而奋斗，以他为首呼唤改革的中共领导人刚刚在和‘两个凡是’的较量赢得一个回合，在这个时候，不是支持他反左，而是反过来批判他，这实际上是从右边帮了左派的忙。”这几句评语，我认为是恰当的。中国要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只能由邓小平这样的中共元老和强人出来说话，正象美国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只能由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实行一样。尽管这样，邓小平仍然不能不顾虑左派势力（即保守势力）的批评，他必须一面搞改革开放，一面竭力证明自己并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这也是他的真实思想。魏京生的大字报给左派一个攻击邓小平的借口，他们可以说，正是邓小平的路线使得魏京生这样的“反革命”活跃起来。邓小平对民主墙的镇压是完全错误的，但不能说这张大字报在政治上就完全正确。这不是说邓小平不可以批评，而是说这种批评作为一种政治行动，应该有全局考虑，不可逞一时之快。如果说当时这张大字报的作者在政治上还不成熟，这可以理解，但似乎到现在他仍没有总结经验。
关于“六四”，作者指出，当局如何一步一步为戒严和军事镇压制造借口，“显然，只有把事情弄到用战争解决问题的程度，才能玉石俱焚，才能把政治对手一网打尽。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有计划的阴谋’。……如果广场上的绝食早日适可而止，拔腿走人，阴谋家们将极度失望，因为学生们没有落入圈套。而学运领袖的失策，正好对方的阴谋得以完全实现。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我多么希望那些身在海外的学运领袖好好反思一下这个教训啊。
总之，不管在具体材料和论点上是否有分歧，读者不能不承认，作者在撰写此书时是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那就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历史以公正。这四十年间思想运动的本来面目，就是对思想的压制、对知识分子以及一切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们的摧残迫害，同时人们也为争取思想解放和民主自由在不断斗争。本书已经充份地向我们展现了这一点。
余光中：书斋·书灾
物以类聚，我的朋友大半也是书呆子。很少有朋友约我去户外恋爱春天。大半的时间，我总是与书为伍。大半的时间，总是把自己关在六叠之上、四壁之中，制造氮气，做白日梦。我的书斋，既不像沃波尔中世纪的哥特式城堡那么豪华，也不像格勒布街（GrubStreet）的阁楼那么寒酸。我的藏书不多，也没有统计，大约在一千册左右。“书到用时方恨少”，花了那么多钱买书，要查点儿什么仍然不够应付。有用的时候，往往发现某本书给朋友借去了没还来。没用的时候，它们简直满坑、满谷；书架上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之外，案头、椅子上、唱机上、窗台上、床上、床下，到处都是。由于为杂志写稿，也编过刊物，我的书城之中，除了居民之外，还有许多来来往往的流动户口，例如《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中外》、《蓝星》、《作品》、《文坛》、《自由青年》等等，自然，更有数以百计的《文星》。
“腹有诗书气自华。”奈何那些诗书大半不在腹中，而在架上、架下、墙隅，甚至书桌脚下。我的书斋经常在闹书灾，令我的太太、岳母和擦地板的下女顾而绝望。下女每逢擦地板，总把架后或床底的书一股脑儿堆在我床上。我的岳母甚至几度提议，用秦始皇的方法来解决。有一次，在台风期间，中和乡大闹水灾，夏菁家里数千份《蓝星》随波逐流，待风息水退，乃发现地板上、厨房里、厕所中、狗屋顶，甚至院中的树上，或正或反，举目皆是《蓝星》。如果厦门街也有这么一次水灾，则在我家，水灾过后，必有更严重的书灾。
你会说，既然怕铅字为祸，为什么不好好整理一下，使各就其位，取之即来呢？不可能，不可能！我的答复是不可能。凡有几本书的人，大概都会了解，理书是多么麻烦，同时也是多么消耗时间的一件事。对于一个书呆子，理书是带一点儿回忆的哀愁的。喏，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一九五二年四月（那时你还没有大学毕业哪！）购于台北”；那本书的封底里页，记着一个女友可爱的通信地址（现在不必记了，她的地址就是我的。可叹，可叹！这是幸福，还是迷惘？）；有一本书上写着“赠余光中，一九五九年于艾奥瓦城”（作者已经死了，他巍峨的背影已步入文学史。将来，我的女儿们读文学史读到他时，有什么感觉呢）；另一本书令我想起一位好朋友，他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小镇上穷泡，好久不写诗了；翻开这本红面烫金古色古香的诗集，不料一张叶脉毕呈枯脆欲断的橡树叶子，翩翩地飘落在地上。这是哪一个秋天的幽灵呢？那么多书，那么多束信，那么多叠的手稿！我来过，我爱过，我失去——该是每块墓碑上都适用的墓志铭。而这，也是每位作家整理旧书时必有的感想。谁能把自己的回忆整理清楚呢？
何况一面理书，一面还要看书。书是看不完的，尤其是自己的藏书。谁要能把自己的藏书读完，一定成为大学者。有的人看书必借，借书必不还。有的人看书必买，买了必不看完。我属于后者。我的不少朋友属于前者。这种分类法当然纯粹是主观的。有一度，发现自己的一些好书，甚至是绝版的好书，被朋友们久借不还，甚至于久催不理，我愤怒得考虑写一篇文章，声讨这批雅贼，不，“雅盗”，因为他们的罪行是公开的。不久我就打消这念头了，因为发现自己也未能尽免“雅盗”的作风。架上正摆着的，就有几本向朋友久借未还的书——有一本论诗的大作是向淡江某同事借的，已经半年多没还了，他也没来催。当然这么短的“侨居”还不到“归化”的程度。有一本《美国文学的传统》下卷，原是朱立民先生处借来，后来他料我毫无还意，绝望了，索性声明是送给我，而且附赠了上卷。
在十几册因久借而“归化”了的书中，大部分是台大外文系的财产。它们的“侨龄”都已逾十一年。据说系图书馆的管理员仍是当年那位女士，吓得我十年来不敢跨进她的辖区。借钱不还，是不道德的事。书也是钱买的，但在“文艺无国界”的心理下，似乎借书不还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了。
除了久借不还的以外，还有不少书——简直有三四十册——是欠账买来的。它们都是向某家书店“买”来的，“买”是买来了，但几年来一直未曾付账。当然我也有抵押品——那家书店为我销售了百多本的《万圣节》和《钟乳石》，也始终未曾结算。不过我必须立刻声明，到目前为止，那家书店欠我的还少于我欠书店的。我想我没有记错，或者可以说，没有估计错，否则我不会一直任其发展而保持缄默。大概书店老板也以为他欠我较多，而容忍了这么久。
除了上述两种来历不太光荣的书外，一部分的藏书是作家朋友的赠书。其中绝大多数是中文的新诗集，其次是小说、散文、批评和翻译，自然也有少数英文，乃至法文、韩文和土耳其文的著作。这些赠书当然是来历光明的，因为扉页上都有原作者或译者的亲笔题字，更加可贵。可是，坦白地说，这一类的书，我也很少全部详细拜读完毕的。我敢说，没有一位作家会把别的作家的赠书一一览尽。英国作家贝洛克（Hi-laireBelloc）有两行谐诗：
WhenIamdead，Ihopeitmaybesaid：
“Hissinswerescarlet, buthisbookswereread.”
勉强译成中文，就成为：
当我死时，我希望人们会说：
“他的罪深红，但他的书有人读过。”
此地的read是双关的，它既是“读”的过去分词，又和“红”（red）同音，因此不可能译得传神。贝洛克的意思，无论一个人如何罪孽深重，只要他的著作真有人当回事地拜读过，也就算难能可贵了。一个人，尤其是一位作家之无法遍读他人的赠书，由此可以想见。每个月平均要收到三四十种赠书（包括刊物），我必须坦白承认，我既无时间逐一拜读，也无全部拜读的欲望。事实上，太多的大作，只要一瞥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或是多么庸俗可笑的书名，你就没有胃口开卷饕餮了。世界上只有两种作家——好的和坏的。除了一些奇迹式的例外，坏的作家从来不会变成好的作家。我写上面这段话，也许会莫须有地得罪不少赠书的作家朋友。不过我可以立刻反问他们：“不要动怒。你们可以反省一下，曾经读完，甚至部分读过我的赠书没有？”我想，他们大半不敢遽作肯定的回答的。那些“难懂”的现代诗，那些“嚼饭喂人”的译诗，谁能够强人拜读呢？19世纪牛津大学教授道奇森（C.L.Dodgson，笔名LewisCarrol）曾将他著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inWonderland），呈献一册给维多利亚女皇。女皇很喜欢那本书，要道奇森教授将他以后的作品见赠。不久她果然收到他的第二本大作——一本厚厚的数学论文。我想女皇该不会读完第一页的。
第三类的书该是自己的作品了。它们包括四本诗集、三本译诗集、一本翻译小说、一本翻译传记。这些书中，有的尚存三四百册，有的仅余十数本，有的甚至已经绝版。到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印第一本书时患得患失的心情。出版的那一晚，我曾经兴奋得通宵失眠，幻想着第二天那本小说该如何震撼整个文坛，如何再版三版，像拜伦那样传奇式地成名。为那本书写书评的梁实秋先生，并不那么乐观。他预计“顶多销三百本”，“你就印五百本好了”。结果我印了一千册，在半年之内销了三百四十多册。不久我因参加第一届大专毕业生的预官受训，未再继续委托书店销售。现在早给周梦蝶先生销光了。目前我业已发表而迄未印行成集的，有五种诗集，一本《现代诗选译》，一本《蔡斯德菲尔家书》，一本画家保罗。克利的评传和两种散文集。如果我不夭亡——当然，买半票，充“神童”的年代早已逝去——到五十岁时，希望自己已是拥有五十本作品（包括翻译）的作家，其中至少应有二十种诗集。对缪斯许的这个愿，恐怕是太大了一点儿。然而照目前写作的“产量”看来，打个六折，有三十本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最后一类藏书，远超过上述三类的总和。它们是我付现钞买来、积少成多的中英文书籍。惭愧得很，中文书和英文书的比例，十多年来，愈来愈悬殊了。目前大概是三比七。大多数的书呆子，既读书，亦玩书。读书是读书的内容，玩书则是玩书的外表。书确是可以“玩”的。一本印刷精美、封面华丽的书，其物质的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存在。我所以买了那么多的英文书，尤其是缤纷绚烂的袖珍版丛书，对那些七色鲜明设计潇洒的封面一见倾心，往往是重大的原因。“企鹅丛书”（PenguinBooks）的典雅、“现代丛书”（ModernLibrary）的端庄、“袖珍丛书”（PocketBooks）的活泼、“人人丛书”（Everyman‘sLibrary）的古拙、“花园城丛书”（GardenCityBooks）的豪华、瑞士“史基拉艺术丛书”（SkiraArtBooks）的堂皇富丽、尽善尽美……这些都是使蠹鱼们神游书斋的乐事。资深的书呆子通常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毛病。他们爱坐在书桌前，并不一定要读哪一本书，或研究哪一个问题，只是喜欢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和目录，并且嗅嗅（尤其是新书的）怪好闻的纸香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
约翰生博士曾经说，既然我们不能读完一切应读的书，则我们何不任性而读？我的读书便是如此。在大学时代，出于一种攀龙附凤、进香朝圣的心情，我曾经遵循文学史的指点，自勉自励地读完八百多页的《汤姆。琼斯》、七百页左右的《虚荣市》，甚至咬牙切齿、边读边骂地咽下了《自我主义者》。自从毕业后，这种啃劲儿愈来愈差了。到目前忙着写诗、译诗、编诗、教诗、论诗，五马分尸之余，几乎毫无时间读诗，甚至无时间读书了。架上的书，永远多于腹中的书；读完的藏书，恐怕不到十分之三。尽管如此，“玩”书的毛病始终没有痊愈。由于常“玩”，我相当熟悉许多并未读完的书，要参考某一意见，或引用某段文字，很容易就能翻到那一页。事实上，有些书是非玩它一个时期不能欣赏的。例如凡。高的画集、肯明斯的诗集，就需要久玩才能玩熟。
然而，十年玩下来了，我仍然不满意自己这书斋。由于太小，书斋之中一直闹着书灾。那些漫山遍野、满坑满谷“汗人而不充栋”的洋装书，就像一批批永远取缔不了的流氓一样，没法加以安置。由于是日式，它嫌矮，而且像一朵“背日葵”那样，永远朝北，绝对晒不到太阳。如果中国多了一个阴郁的作家，这间北向的书房应该负责。坐在这扇北向之窗的阴影里，我好像是冷藏在冰箱中一只满蕴着南方的水果。白昼，我似乎沉浸在海底，岑寂的幽暗奏着灰色的音乐。夜间，我似乎听得见爱斯基摩人雪橇滑行之声，而北极星的长髯垂下来，铮铮然，敲响串串的白钟乳。
可是，在这间艺术的冷宫中，有许多回忆仍是炽热的。朋友来访，我常爱请他们来这里坐谈，而不去客厅，似乎这里是我的“文化背景”，不来这里，友情的铅锤落不到我的心底。弗罗斯特的凝视悬在壁上，我的缪斯是男性的。在这里，我曾经听吴望尧，现代诗一位失踪的王子，为我讲一些猩红热和翡翠冷的鬼故事。在这里，黄用给我看到几乎是他全部的作品，并且磨砺了他那柄冰冷的批评。在这里，王敬羲第一次遭遇黄用，但是，使我们大失所望，并没有吵架。在这里，陈立峰，一个风骨凛然的编辑，也曾遗下一朵黑色的回忆……比起这些回忆，零乱的书籍显得整齐多了。
爱你就像爱自由
我是个既喜欢理科之逻辑推理、也喜欢文科之形象思维的家伙，表现在文学作品的阅读取向上，是既喜欢小说，也喜欢杂文。刚上大学那会，俨然一只冲出牢笼、饥渴无比的狮子，一边一知半解地猛啃欧美小说名著，一边以同样的姿态活跃在尼采、叔本华、萨特等人的哲学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书本里。这固定了大学读的那些书留给我的，除却心底一份挥之不去的欧洲情节，基本没了任何痕迹。国内的小说看得不多，印象最深的当属莫言，这主要归功于《透明的红萝卜》中小黑孩的黑和萝卜透明的红在视觉效果上的对比鲜明。
工作后日渐忙碌，名著故事情节的冗长成了我远了它的缘由。我于众多的闲书中相中了些经典怀旧散文，它们至今仍无时无刻不在向我渗透着岁月沉淀后那种隔离时空、至真至纯的静美情感体验。可距离写回忆录尚十分遥远的年龄，时刻提醒着我阅读的目光必须直面现实或者向前，“一味沉溺在昔日美好中的人是没有出息的”，这是高一不知从何处读来抄在《现代汉语词典》上，至今影响着我的一句不是名言的名言。如此这般，由于阅读时间和兴趣的束缚，《鲁迅杂文》替代小说和怀旧散文成为书案床头的闲书。
但读杂文最狂热的时候是初见柏杨，一本《柏杨谈男女情爱》几近被我翻成了油渣片，《丑陋的中国人》则在我向友人大力推荐的情形下流浪到失了踪影。现在看，柏杨的杂文未免过于尖酸刻薄、哗众取宠了些，可他的诙谐幽默，于彼时只读过些许鲁迅先生杂文的我，无异于如沐春风。先生也幽默，但那是挂在骨子里的一丝冷笑，捕捉到它必须特别用心。我择闲书有一个癖好：思想和趣味。先生忧愤深广，思绪谨密，思想深刻得无可挑剔。但观其文字，时时带些偏执气，读完常不自觉地跟着哀起现实中这类人的不幸、怒起那类人甚或自己的不争来，却又于事无补，空郁闷。先生对于国人奴性认识的深度是空前绝后的，我因而十分敬重先生，也很明白他的杂文地位，却硬是没能坚持读他太多的作品，这里也特别敬重一下那些能将先生的书读遍的人。
柏老坚信自己有理时惯用的一句话是：“我老人家敢跟你打一块钱的赌”。终于有一天，我腻歪了和柏老打这么小气的赌，关注起另一位杂文名家——李敖。这里必须声明的是，我初读到的李敖并非现今的疯狂政客，而是一位尚够资格的真正的文化战士，他在《冷眼看台湾》里“手淫台湾，意淫大陆”的感悟，令我惊其为天人。但稍稍读多一点，便发现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和“虽千万人吾往也”的勇气与胆识原来多只用于谩骂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俨然是对其几年牢狱之灾的无尽报复。于是，他在那里快意恩仇，我却很有些对他不屑起来。道理很简单：一是倘真坏透了顶，你李敖只怕早已从地狱走了几个来回，何以能重现光彩？二是李敖的文字功夫太差（他自己已经承认不如嘴功），除非从他的角度学些历史知识，实在没有什么欣赏价值。
不屑了李敖之后自然没有好的杂文再让我读，而我又无论如何也培养不起扑克麻将、歌厅舞厅类的爱好以排遣劳累与寂寞，茫然些日后，开始折衷地去图书馆借些短篇小说打发厕所或觉前的无聊。就在这样无奈的情形下，在一本忘了篇名的短篇小说集里，我读到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那书中好像还收录有我曾经喜欢过一阵子的梁晓声的什么作品，却也和集子的名字一起被我忘到爪哇国去了，独独记住了那头比人智慧勇敢很多倍的猪还有猪的发明者——王小波。
这之后与王小波别了两年，不是不想读他，而是读不到。一日无聊地打开电视，将目光和耳朵聚焦在了一个谈话节目。节目中女主持人正在和一位中年女士对话，女士右上角打个括号，括号内写着：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一听方知王小波已英年早逝，且人一去文章忽然变得十分红火。正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惭愧，又听见主持人问了李银河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否为没有给王小波留下一个孩子后悔过。我以为李会哭，不料她连眼圈都没红，也没明确表态，只压抑着说：“那也是小波的决定”。那一刻我对记忆深处与“猪”紧密相连的王小波充满好奇，告诉自己下次去书店一定买些他的书来读。
那时所说的红火，不过是相对于王小波生前的沉寂而言罢了。事实是刚去世的两年，书市上多也只出版其杂文集，并不似今日这般洛阳纸贵。我最先买到的便是他的《我的精神家园》，这是鲁、柏、李之后我能读到的唯一一本文风成型的杂文自选集。其中每篇文章，一改往日前辈们的杀气或霸气，将自己睿智的见解以历史（或切身经历）故事与科学逻辑巧妙结合的形式，平和、冷静、大度、宽容地层层推进，让人不自知地入了他的道。这正是王氏杂文的魅力所在：将《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惯用的小说笔法引入杂文，使其妙趣横生。令人欢欣鼓舞的是，小说笔法的趣味性竟丝毫未减其文的锋芒，反增了批驳的力度，使之也能天马行空，这恐怕还得进一步佩服一下他那将人尽皆知的典故翻出新意、把无趣讲出有趣的超常本领。你可以说我滥情，第一次读罢《我的精神家园》，便不可药救地喜欢上了这位已逝的、据其妻说相貌还极丑的作家，喜欢到最极致时甚至用他的方式幽了自己一默：倘王小波在世，我会做死地追他。与人说起过这份《黄金时代》之外不曾完整接触过王小波任何小说的盲目衷情，也是一点不怕对方说我叶公好龙的心理。想来对于一个业余文字爱好者，喜欢一个作家的理由可以很简单，因为难忘。我不是没有读过很多风雅精致的小品文，读时也很美，只是美丽的文字，不能如智慧的思想那般经得起时间的过滤，不两日即忘却，喜欢的确是有些勉为其难得。
如今重拾起《我的精神家园》，心下不得不承认，因了禀性在内的很多机缘，我得王小波杂文的恩惠最多。之前的杂文，多只破不立，让人明了人性的诸多劣根，却也仅限于明了，不知如何去根除。王小波的杂文，让人懂得文章可以自由写的同时，更让人懂得人可以因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活得有趣而高贵。看王小波的杂文，初看者或没有相当自由精神和人文关怀的人会认为不着边际，深入后却能看见其总没正经的背后，令人感动的真诚，对理性、灵趣、本真人性的渴求以及和鲁迅一样的一份知识分子的担待。私下以为，只有读过王小波的杂文，才能理解王小波何以会宣扬自己是一位自由思想者；只有读过王小波的杂文，才能真正理解其小说中以荒诞滑稽的笔调去写那些身体暴行、死亡、“文革”期间情感体验的真实用意。这种阅读顺序的经验之谈，是在读罢《黄金时代》怎么也读不出性的肮脏猥琐，在听了友人举荐断断续续读《寻找无双》也能轻而易举得到许多思维与想象的快乐时得来的，我因此而对自己有幸首先阅读的是《我的精神家园》感激不已。
但在《我的精神家园》里，你读不得到任何高深晦涩的自由主义者系统的理论主张，这正是王小波为文“举重若轻”原则在杂文里的具体运用。他以其独到的见解，敏锐的辩才，犀利的文笔，深入浅出地向读者表明着一个质朴率真的自由主义思想者的立场。迄今为止，王小波为自由主义思想在当代中国争取生存空间所作努力的成效，是所有自由主义学院派们费尽各自学术语言、逻辑推演能力步能及的。王小波以其另类的杂文毫不费力地实现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被中国长期束之高阁的突破，使之走下神坛，为更多的民众所赏识与接受。这种努力，在《知识分子的不幸》、《论战与道德》、《文化之争》、《“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极端体验》、《我看国学》、《智慧与国学》、《理想国与哲人王》、《救世情结与白日梦》、《百姓？洋人？官》、《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东西方快乐观之我见》以及《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道德保守主义及其他》等文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王小波普及自由主义思想的功劳绝不可以仅用什么“汗马”以蔽之。只要有人还在轮着道德之棍抨东击西，国人对自由就会仍存无限向往，王小波就会滚滚向前。这也正是王小波逝世后的十年里，纪念活动能愈演愈烈的根源。
我之所谓的爱，全然是对其文字展现出的兄长形象的自然回应，绝无任何不洁不净的儿女私情。如果说有，那就是我的思想还不自由，深感现时太需要他那样独立思考、独立说话、独立做事的人，而我也正在找一个“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的自由出口。我和他一样清楚，自由不是免费的午餐，。预备好了和他一样忍受尘世的寂寞。从这个角度，此刻，我想模仿王小波对李银河老师说情话的口气，对天堂的他轻轻说一句：爱你，像爱自由一样。
纪念王小波去世10周年 重走王小波路启动
为纪念王小波去世１０周年，昨天“重走王小波路”活动在王小波学习和工作过的人民大学启动。包括李银河在内的１２个人将从人民大学出发，乘飞机和汽车重新踏上王小波插过队的土地。
昨天是王小波去世１０周年纪念日。
王小波的夫人李银河在活动启动仪式上表示，王小波的杂文里一直表达着自由主义的理念，追随他就应该保持自由的理念。李银河表示：“这个活动有点私人的怀念意义，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据悉，这些人将搭乘飞机飞抵昆明，参加在昆明举行的王小波全集的新书发布活动。４月１３日从昆明开车，途经大理、苍山、洱海，跨过怒江、澜沧江，４月１５日抵达陇川弄巴农场参观王小波插队的地方，如当年的旧房子、花园、花田、小河等。
纪念王小波去世１０周年包括一系列活动，除了昨天开始至１７日结束的“重走小波路”自助游活动，还将在５月１３日王小波生日时举行纪念王小波去世十年诗文朗诵会，同时，网上进行“纪念王小波去世十年活动征文”和征集《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的ＦＬＡＳＨ活动。这一系列活动由专门的活动组委会完成，组委会名誉主席是李银河。
中韩两国著名作家对话：创伤与愈合
首届“中韩作家对话会”昨今明三天在复旦大学举行，中韩两国著名作家、评论家就“创伤与愈合”这一文学主题在中韩两国作品中的表现展开对话和讨论。
参加会议的中方作家、评论家有王安忆、白桦、余华、陈思和、王小鹰、陈丹燕、沈善增、舒婷、麦城、徐敬亚等；韩国作家、评论家有金周荣、李时英、成硕济、孔枝泳等。其中，年轻女作家孔枝泳是目前韩国最走红的畅销书作家，而小说家成硕济在韩国文坛的地位相当于余华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地位。本次会议特别推出了有关作家作品集，包括中国作家余华的《活着》节选、舒婷的《致橡树》、王安忆的《长恨歌》节选，韩国作家金周荣的《海蜒》、成硕济的《夹竹桃树荫下》等，多为关注社会和现实的佳作。
徐友渔：坚持还是合流:知识分子与时代
2006年，我书读得多，文章写得少，年终单位考评时需要费点口舌来解释，想不到却引起同事们的共鸣与支持。因为每天与书相伴，整个一年总的来说是愉快的、满足的。
费时最长，最系统的是读完了台湾学者为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编辑的一套“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资料选编”，共有10大本。资料收集全面，校勘缜密，让我对台湾学者肯坐冷板凳、下死工夫的精神，感到由衷的佩服。而对比思想与现实，思考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感到历史发展的脉络还是清晰的。
引起长时间思考的以下3本书，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知识分子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 迈克尔·伯恩斯：《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月。 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胡发云：《如焉@sars.come》，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年10月。
19世纪末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虽然只是对一个犹太军官的错案，却引起了世界性的震动，因为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喧嚣声中，是以“爱国”的名义而盲从，追随潮流，还是坚持清明、理性的态度，坚持每个人平等、普遍的权利？它还提出了同样重要的问题：当社会上出现不公正，真理被蒙蔽，法律遭践踏的时候，知识分子应不应该挺身而出，是爱惜羽毛，继续在象牙塔中摆弄阳春白雪，还是大声疾呼、投入斗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最令人振奋、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幕，是法国著名作家左拉发出题为“我控诉”的致共和国总统的信，为此，他被法庭判处有罪，被迫流亡。
《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一书异常简明、清晰而又翔实地描写了整个事件，对于关键事件、关键证词，作者都提供了原始的材料和文件。本书还从各个角度描写了不同政治派别、不同信念、不同集团的人对待这个重大事件的态度，这使我们认识到，在巨大的社会矛盾、社会纷争中，要站出来捍卫真理，要比想像中难得多。尽管如此，左拉和许多人，包括一个并不喜欢德雷福斯的主管情报的军官，还是把事实真相看得高于一切，甘冒身家性命之险，不计成败地抗争。这本书对我们既是鞭策、也是激励。
《黑暗时代的人们》这本书的引人入胜之处不是阐述了重要的、深刻的政治理论，而是以犀利的笔触，描写、解剖了一系列知名的欧洲知识分子在一战和二战时的生活态度与社会立场，以非常时期的表现来凸显人性、人格中最隐秘和本质的内涵。汉娜·阿伦特在本书中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在黑暗时代，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她观察到，在黑暗时代的德国，一些人精神上出现一种所谓“内在移民”现象，他们身在德国却好像不再属于这个国度，他们在感觉上好像是移民，但其实并没有真正移民，而只是退缩到了内在的领域，退缩到思想和情感的内在性之中。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德国，也没有因为第三帝国的灭亡而终结。人们生活在一个非人的世界中会受到强烈的诱惑，从现实世界和公共空间转移到一种内在的生活中。这种逃离看起来是合理的，甚至是唯一可能的做法。但汉娜·阿伦特仍然坚持主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保持我们的现实性，需要对世界负责，人对现实性的抛弃永远都是人性的丧失。
胡发云的小说以细腻、委婉的笔触向读者勾画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的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当80年代的文化热突然中止，当社会和个人受到意想不到的冲击时，对原先的理想，是抛弃还是固守，对坚持原来理想的朋友，是继续结伴而行还是渐渐疏离，对原来鄙夷不屑的地位和待遇，是照旧冷漠还是向往与争取？小说塑造的人物，读者很容易在生活中找到原型，因为我们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少数坚持探索与追求，负重前行的人，以及为数不少的蝇营狗苟，追名逐利而又用形而上的大道理来为形而下的实利考虑辩护的人。胡发云的这部小说似乎在向每一个读者发问：你属于本书中的哪一类人物？
中国目前正处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人们在关注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腐败蔓延等现象的同时，也在评论知识分子的立场、态度和形象。知识分子的特殊之处，他们的行为值得描写和议论之处在于，他们比一般人善于使用语言，有些人用语言来宣讲自己的理念、社会的理念，坚持理想社会的标准，而有些人用语言来为自己没有勇气、没有道义，没有是非标准的生活辩护。《如焉@sars.come》把这一切从生活的泡沫、旋涡和其他掩饰物中剥离，把问题、分歧和对立直端端地摆在读者面前。时代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回避不了的问题是：坚持还是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