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像一朵花，在寂寞中缓缓凋零。

王小波是荒谬时代里的一个异端，他的存在是对传统的蔑视，对文学的解构；与鲁迅的尖锐批判不同，王小波的武器是幽默的微笑，他微笑着不停地写，不停地行走，不停地用幽默去抵抗这个世界，这个被正统所定格的荒诞不经的世界。

王小波说过，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他用自己的文字去抵抗无处不在的“荒寒与冷硬”，他的胜利之处就在于没有把自己与对手扭在一处，没有把自己也变得“荒寒和冷硬”。　文／陆小凤

艾略特说过：“四月是一个残忍的月份。”1997年4月11日清晨，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的家中辞世。死于四月的还有张国荣。每年的此时都有许多人在默默悼念这两个人，或许他们都代表了一些弥足珍贵的东西——张国荣代表了美，而王小波代表了智慧。

王小波的杂文

谈及王小波，多数人会想到他的杂文，比如《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也许是插队的过去，以及父兄在逻辑和哲学上的影响熏陶，外加学贯中西、文理双修的经历，使得王小波能用不同于别人的角度和深度去钻研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不仅切中要害，更兼备幽默诙谐，没有流俗调侃，很是难得。

比如他说中国文人爱居高临下教训别人，并总是举着道德旗帜进行人身攻击时，他的文笔有种如同沈、钱二老般的平和与冷静。他没对教训别人者的海拔高度究竟多少，或者高举大旗者的臂膀粗细程度浪费笔墨，而是将这些人的行径比做装神弄鬼的杨秀清和顶着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幌子却在街头杂耍的猴子，然后再悠悠说道：“我最讨厌的动物就是猴子，尤其是见不得他做鬼脸。”

再比如说到自己对上述人等的态度，王小波说：“当我和别人讨论文化问题时，我以为自己的审美情趣、文化修养在经受挑战，这方面的反对意见就如飞来的子弹，不能使我惧怕；而道德方面的非难就如飞来的粪便那样使我胆寒……所以，假如有人以这种态度论争，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逃到安全距离之外，然后再好言相劝：算了罢，何必呢？”□第五个杀手

十年后，我们依然沉默

也许一个为人民为智慧写作的作家的逝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眼中已经不是人们感兴趣的事情了。再也许，就如这个作家一个集子的名字《沉默的大多数》一样，很多人都保持了沉默。在这个年代，智慧属于人民，但是这种智慧更多地体现为生存的智慧，为了生存得委曲求全，为了生存得把想说的咽回肚子里面。但王小波这个作家却具有这种勇气，把我们压抑在心中的话给说了出来，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对人生的思考。有些许狂放，有些许夸张，但是我们生活的世界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什么是对错？什么叫黑？什么叫白？

《红拂夜奔》里李靖和红拂两人年轻的时候逃出了洛阳，以为是一种新的有趣的生活的开始，但最后两人都在长安的无趣生活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逃离得了一个城市，但无法避免社会环境的影响。□水晶折射角

王小波与王朔的区别

也许，我是说也许，世界上王小波只有李银河一个人是他真正的知音，只有一个人。李银河就算是要去嫁给和尚，王小波也会说，我理解。虽然，全世界可能都不理解。

有杂志曾让我评价一下王小波和王朔的区别，后来没有发。老编说萨你太搞了，居然把王小波比做花木兰！其实我也没怎么搞，我的看法王小波的确和花木兰有相似的地方。只是把文章写偏了，本来是两个人对比的，结果没王朔先生什么事儿了，萨仅仅写了王小波。我觉得他们两个根本不是一类人。好比大闹天宫，王朔的特立独行是趴在佛祖的大巴掌上叫，“我就是不翻跟头，你能把爷怎么样吧？”王小波呢？他压根就不会搀和这回事，说不定，他就站在天兵天将的队伍里面 ——可说不定这十万分之一在琢磨怎么拿李天王的帽子来烙锅盔！

两个人都是有优越感的人：一个看平民百姓，是俯着脸的，一个看王侯将相，是当看马戏的。□萨苏

做那只特立独行的猪

从前，我也是个沉默的人。我在某机关做公务员，负责宣传，每天扛着一台摄像机，拍摄热火朝天修路的场面，回来后写篇小短文，“我市掀起了公路建设的新高潮”。然后送到当地电视台剪辑播映。施工单位总是热情洋溢地招待我们，临走的时候再奉送土特产。我满怀着丰收的喜悦，打着酒嗝拎回家。收到的土特产如此之丰富，令我基本不需要光顾菜市场。这样幸福的日子过了好几年，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当时，正在修一条高速公路，每隔十天半个月就会有各级领导来视察工程进度。某一日，听说某大领导要来，局长便命令我扛着摄像机早晨8点就跑到边界去等着。等到10点，领导的车队才浩浩荡荡地开过来。让我郁闷的是，这条路快跑到头了，车队也没停下来。那我岂不是白来了，还拍个鸟去？突然，领导的车停下了，他推开车门出来，走向路边。我大喜，动如脱兔，扛起摄像机向他冲过去，却见领导缓缓地解开了皮带，稀里哗啦地小便起来。那个场景很是壮观：一行人等纷纷走下车，效法领导，一泄为快。是日，春风骀荡，阳光明媚，众领导无私地给沃野施肥，定然为日后的大丰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只有我很郁闷，果然是拍了个鸟。

这个偶然事件，令我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怀疑，怀疑它是否有价值。我开始感到隐隐的不安了。后来，在书店里看到一本《我的精神家园》，信手翻到了那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读完了，心里有一种遭了闪电般的震动。我摸摸日渐隆起的小腹，醒悟自己就是那种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觉得自己有必要跳出来，或许是掉入另一个猪栏，可好歹有点变化。

我做过一些深感悔恨的事情，但永远都不后悔离开了机关，尽管丧失了免费的土特产，从此需要自己上街买菜。起码，我可以写这样的文章为生，总比伪装“高潮”有趣一些。一篇文章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这简直近乎神迹。这个神迹在我的身上发生了。□加肥猫

（本版内容摘自天涯网、凯迪网及新浪网）

 

十年前的今天，作家王小波辞世。十年来，他的书一版再版，他的话被反复引用，他的思想有人专门研究，他的文风成为一种流派，他的追随者越来越多。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怀念，甚至有人发起了“重走小波路”纪念活动。除了“作家”之外，生前没有其他头衔，身后没有组织追认，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完全以作品本身赢得如此殊荣的人，王小波乃绝无仅有。

王小波用他短暂的生命给世间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有人欣赏他的杂文的讥诮反讽，有人享受他的小说的天马行空，有人赞扬他激情浪漫，有人仰慕他特立独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他一生最珍贵的东西，是对自由的追求。

正如他的遗孀李银河所说，人们喜欢王小波，首先是喜欢他的自由精神。“王小波一生酷爱自由，不懈追求自由的价值、自由的写作和自由的生活方式”，“自由是一个最美好的词，一个最美好的价值”。

王小波用他的生活和写作，去实践这种价值，传播这种价值。他让人们看到，一个自由的人，既可以享受思维的乐趣，拥抱理性与常识，也可以跟随灵魂的舞蹈，在凡俗生活之外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一个自由的人，是最具有判断力的人，同时也是最具有创造力的人。

毋庸置疑，有人对自由怀有偏见，居心叵测地进行了曲解。而这些曲解，经过反复的灌输，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相当多的人认可、接受并传播。从个体心智上说，人们被暗示，自由可能导致放任和堕落；从社会组织上说，人们总是听说，自由与失序、混乱甚至动乱联系在一起。王小波以他的作品，并以他的为人和他的生活，向世人展示了一颗自由的心灵在思考着什么，在感受着什么，在渴望着什么，在给予着什么。在摆脱体制的束缚，获得自由的状态之后，他既没有吸毒，也没有上街，而是沉迷于思想的芬芳，驰骋于想象的旷野，并通过他的文字，将他收获到的美好与我们分享。他让我们知道一个基本的常识，即一个自由的人首先想要的东西是过美好的生活。

有人说，王小波只是一个特例，生活不是文学，社会不是空想，纷繁复杂的人类世界更需要法律和秩序。这些话虽然不无道理，但是暗含着很多错误的判断。首先，强调王小波是特例，意味着大多数人都既非理性且又缺乏诗意，这显然是一种歧视和偏见。其次，在谈论自由时强调法律和秩序，等于是将二者对立起来。在此我们要感谢王小波不仅创作了小说，还发表了大量的杂文。他通过这些杂文告诉人们，公平的法律和良好的秩序正是一个自由人的本能而自然的追求，而且它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只能依靠自由的思想和权利来完成。没有自由作为前提，秩序无从谈起。如果有，那也只是专制者的秩序。失去自由的人，也就失去了秩序。

先制定好法律再给予自由，还是先开放自由再制定法律，这并不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因为，当人们没有自由的思想和权利参与制定法律时，就不会产生出公平的法律来。

有人总是自鸣得意地说，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然而王小波和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让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一句地道的废话。对于一个自由的人、一个自由的世界而言，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个心灵自由的人，恰是最能体谅他人的人，最具宽容精神的人，最有协调能力的人，因此从来就不会要求绝对的自由。只有专制者才会渴望绝对的自由，这句话应该去说给他们听，而不必烦扰王小波及他的追随者。

自由并不是在一条道路的尽头等待我们的花园，自由只能是这条道路本身。因此，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王小波的价值在于，他让我们看到自由的真相：既理性又激情，既现实又浪漫，既精英又平民，既深刻又有趣，自由是多么美好。

 

一转眼之间，王小波离开我们就10年了。

每到忌日，总会有一些纪念的声音，今年更是如此，这使人宽慰，说明他还活在许多人的心中。同样令人宽慰，甚至更加令人宽慰的是，人们对王小波由衷的喜爱似乎还说明，在今日思想文化中，毕竟还有那么一些健康的，使人看到希望的东西。确实，喜欢王小波和喜欢王朔、王蒙是不一样的，虽然喜欢后面二王也有很多理由。

人们为什么喜爱王小波？

有人说他是大师，有人说他是天才，有人喜欢他那幽默而深刻的文字，更有人欣赏和向往他脱离体制的生活方式。

王小波是不是大师？可能很多喜爱他的人要说是，但我认为还不是，他有成为大师的潜质和禀赋，但他的文字活动时间毕竟太短，他去世的时候，还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巅峰状态，甚至连成熟状态都没有达到，他刚开始引人瞩目，就英年早逝。

王小波是不是天才？我以为是。但我马上要说，他的天才只是显露了一点点锋芒，人们看到的，不过是一种势头，而不是才华的充沛展现。

那么，人们表现出来的对他的喜爱为什么那么深，为什么与喜爱其他知名的人物、有才华的作家不同？而这种不同很容易被感觉到，这种不同恰恰构成了不同的人喜爱他的共同点。

王小波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优点和品质不是一般中国文人所有的优点和品质，当然也不是西方优秀人物或才智之士常有的优点和品质。

王小波难于被一般人理解，难于用简单的语言来刻画其特征，是因为他的精神和气质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他把一些矛盾的、难于兼容的东西统一在自己身上，天然浑成，没有雕琢的痕迹。

王小波的语言、风格、主题是纯粹中国的，中国的历史、传奇，中国的市井生态和中国式的狡黠与戏谑，他都能不动声色地信手拈来，但他的精神气质又不是纯然中国式的，他明显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尤其经历过文艺复兴、理性和启蒙的洗礼，他的骨架是西方的，血肉是中国的。

王小波从上世纪50和60年代过来，尤其是所谓“文化大革命”刺激了他的思考，他对伪理想、伪道德有入木三分的针砭，他消解装腔作势和一本正经不遗余力，但他并不想当“顽主”，不想在道德的废墟上恣意妄为，恰恰相反，不论是对人生还是对社会，他的价值标准是明确的、坚定的，他的爱憎是分明的。甚至可以说，他是不打理想旗号的理想主义者。

王小波身上毫无学院气，写文章从不掉书袋，毫无八股味，但也决不搞野路子，思维缜密，说理充分，在他身上，可以同时看到思想的不拘一格和思想、学术上的训练有素。人们很难看出他是脱离大学教席而来，是从西方大学出来，但也决不会认为他是个自学成才者。

王小波非常强调有趣，他的小说确实写得有趣，他没有任何文章是枯燥的，但他的有趣和流俗的“把肉麻当有趣”或“肉麻加有趣”完全不同，他的有趣特别自然和健康。王小波为人特立独行，小说突兀怪异，但他决不追求轰动效应，决不炒作自己。

我们生活在一个简单化、快捷化时代，人们容易流于对王小波作简单化、快捷化的理解，他的东西需要慢慢咀嚼和品味，虽然他的一些妙言隽语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很有可能，很多喜欢王小波的人是一厢情愿，王小波最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是人们已经有的，而是人们还没有但能依稀感觉到重要的东西。

10年以来，不知不觉之间，王小波有点成了当今大众文化的一个符号，在有些人那里，他的幽默、好玩被强调和夸大，不拘小节、嬉皮笑脸被当成了他的品牌，他不露声色的热情、价值理想的坚持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被淡化和疏离。

王小波会不会到头来成为一个无害的偶像，一个大众乐于操弄的符号，我有些担心。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去世不久前给报社传稿子，传了好几次都是白纸，现在想起来，那也许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回忆10年前让人猝不及防的噩耗传来的那一刻，何保胜说：“我惊诧无比。”就在噩耗传出不久前，何保胜还为其时他所供职的《南方周末》向王小波约稿，私交甚好的两个人在电话里一聊就是一个钟头。

当年，在唐山上大学二年级的王若冰，从《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纪念王小波的文章，这才知道，这个人走了好些日子。王若冰是1996年偶然从杂志上看到王小波的《关于“媚雅”》，“我那时候就有感觉，这个作者不一般，他不招人讨厌、不道德说教、不好为人师。”此后，王若冰开始有意识地阅读王小波。当时，王小波出版的作品并不多，王若冰只能在报刊和杂志上寻找小波的文字。

王小波去世时，钟晓勇27岁，和大多数人一样，其时供职于某地方报社的钟晓勇，在小波生前，压根不知道“王小波”是谁。那时的钟晓勇，正迷恋一本《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我买了三本，一本送人，一本读，一本准备留着”。而正是那本书，在《百姓·洋人·官》一文中，被王小波讽刺为“吓蛮书”。

王小波的离去，让钟晓勇突然知道了王小波这个名字，钟晓勇的生活，也由这个名字，从此改变。在两个月内，钟晓勇几乎看完了王小波所有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同“鬼上身”，处处模仿王的文风和思维，然后到处推销王小波。

2000年起，钟晓勇开始用“连岳”这个名字在《南方周末》上撰写专栏，和王小波一样，他也成了一名专栏作家。

“王小波性命的结束，给了很多人慧命”，连岳说。

然而，“小波效应”，10年前的那个春天，只是一个开始。

黄金时代

1997年下半年，王小波的两本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和《沉默的大多数》，迅速登上三联韬奋图书中心的畅销排行榜；在上海，他的三本小说集、一本杂文集，还有一本回忆悼念他的书，也在热销。

王小波的作品陆续问世，他的书至少被七个出版社争相出版。

王若冰买到的第一本小波的“全集”，是在1999年去支边路过的火车站买的，那是一本字印得很小的盗版书。

王小波的作品，在他身后，走进大众视线里。

人文学者也不再沉默。1998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首次将论述王小波的文章结集，“自由主义者”等头衔，开始与王小波的名字同时出现。“王小波”，就像一种接头暗号，一群人跟一群人因之握上了手。

王若冰在支边的三年里，把所有能找到的王小波作品读了五遍。“我所在地方，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就像小波写的20世纪70年代，愚昧而扭曲，让人看不到希望。小波写的是我们的经历。是小波的文字，让我活在另一个世界。”

2001年春天，一批王小波的追随者以“王小波门下走狗”之名，在“西祠胡同”建立同名讨论版，仅一个月后，预定这个版的网友就超过一千人。他们模仿王小波的文风在网络上发表小说和杂文，胡坚等“80后”作家都曾是其中一员。

如今已是知名专栏作家的连岳，也毫不讳言自己在学王小波。2000~2001年，连岳在《南方周末》的专栏中四次提到了王小波，那时他喜欢用的一个句式是“王小波先生有篇文章中提到……”正如他所说，王小波的文风是不难学的。

“王小波写的东西并不多，但足够证明我原来生活的形态与脑子是坏的。王小波说的是常识，这并不能降低他的地位，把常识说得好，反而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启蒙，重要的思想，只有当它成为常识时，才更加重要。”连岳说。

王若冰认为，“许多青年人甘愿到他门下当走狗，这是出于义气，就像梁山好汉无论功夫高下，见了宋江都拜倒在地叫声大哥。”

但是，伴随“小波效应”迎来“黄金时代”，“神话王小波”的说法，也从此层出不穷。早在1998年5月，一份向全国多个城市作家发放的《断裂：一份问卷》中，应答者就大多认为，王小波与顾准、陈寅恪、海子等一样，是“新的造神运动”产物。“自由撰稿人在那个时代还是个很炫的职业”，何保胜说。也正是因为被频繁地冠以“自由”、“独立”之名，有人认为，王小波正在不可避免地“王小波化”。

对于这种说法，王若冰不以为意，“‘神话’始终离小波很远，媒体只是说了实话而已。”王若冰认为，媒体给予王小波的盛名并不会影响她自己的判断，她更相信王小波在文章中所提到的那种“共同体验”。

地久天长

10年后的今天，王小波追随者们的文章结集——《王小波门下走狗》，已经出到了第五季：暗红色的封面上，“走狗”们逶迤而行。

这本书封面的意境，恰好呼应了日前李银河在博客上提到的“重走小波路”活动。已经有不少小波的追随者，决定以“重走”这种方式纪念小波。“尽管，有人是冲着李银河而不是王小波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活动组织者之一的周晓芳说。

10年来，“小波效应”似乎还在不断扩大。每逢小波的忌日，媒体似乎也迎来了周期性的兴奋点。这让很多人感觉不好，纪念小波，是否已变味为一场舆论的狂欢？

面对诸多纷繁的纪念方式，连岳决定“不凑这个热闹”。已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他，最终还是要求撤了那篇稿。“这有些本末倒置了。”连岳决定就此不再接受任何媒体关于王小波离世10年的任何采访。和5年前一样，他将以在专栏写一篇文章的方式，来纪念王小波。

何保胜离开了《南方周末》，因为工作原因，王小波已逐渐走出了他的生活，但当笔者提到王小波的名字时，他的语速突然加快了，声音中依然是掩饰不住的激动。

而王若冰则成为了一名自由职业者，不久前参与出版了王小波全集与十周年纪念丛书，她很庆幸能有机会为这套全集的出版尽力。

就在两个月前，王小波的小说第一次被翻译成了英文并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Wanginloveandbondage》。“他的写作风格适合西方读者的口味。虽然他讲的都是中国的事，但我觉得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点都让我很熟悉。”来自美国的EricAbrahamsen非常喜爱王小波，他也加入了北京自由职业者一族。阅读王小波的作品让他第一次有了翻译中文的念头，目前他正在给企鹅出版社翻译一本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其实他更希望能翻译王小波的杂文，把他介绍到西方。

“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十年前，王小波曾经这样期许。十年后，像王小波一样的人也许并不如当年期望的那么多，但至少，一些人已经开始实践王小波所说的“常识”，就如王若冰所说：“做一个热爱自由、追求自由的人，才是纪念小波最好的方式。”

 

 

4月11日便是王小波去世十周年的忌日了，纪念他的文字和活动于是特别多了起来。事实上，自从网络普及以来，每年4月，都会有热心读者偏要对“拒绝恭维”的他进行祭奠、品读乃至膜拜。在有着“文人相轻”传统的中国，这是不多见的。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王小波以一种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抵达了对多数中国文化人来说“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精神家园。就此而言他是一个拓荒者、领航者甚至救赎者———有了他，更多中国文化人才比较清晰地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并能循着他的足迹稍稍挽回些体面。

是的，王小波的贡献，在于他为文化人指出了值得参照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让文化的责任和良知回归。比如，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走出沉默，面对“沉默的大多数”，要致力于做一个唤醒者。他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思维的能力和发现的勇气，从思维和发现中得到乐趣，而不该相信什么“终极真理”。他特别崇尚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认为哪怕境况窘迫到如一口待屠的猪崽，也不应该放弃自己的独立精神。此外，他还以极其辛辣的笔触，提醒知识分子要“批判社会”。他还敢于公然对不理智的时代表达自己的愤慨：“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这种犀利、坚忍、敢言、不妥协、特立独行、善于思考和发现的质素，不正是当前文化人普遍缺乏的精神吗？———当下或许并不缺乏犀利的思考者，但这种犀利往往隐藏在明哲保身哲学的盔甲之内；或许并不缺乏敢言者，但这种敢言往往立足于哗众取宠的“眼球经济”上；或许并不缺乏特立独行者，但这种特立独行其实更像是独善其身，并未如王小波那般，将自己的思考熬成一剂剂救赎人心的良药。

遗憾的是，王小波的价值在其生前并未获得多少认可，去世后他才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推崇。但正是这种冷热两重天的境遇，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令其思想散发出更大的光彩———就如同梵·高的割耳和自杀，增添了其画作的价值一样。

 

十多年前，小波先生还在世的时候，我问他一个傻问题：“您就从来不生气吗？”他知道我的意思：你的文章无论写到多可气的事，都那么不动声色地闷逗，生活里你也这劲儿吗？记得他笑了笑：“怎么可能呢。再说生气也不能随便给人看呀。”这就是说，他生气的样子是绝不会让我看见的。

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一直想知道他是如何生气的，正如我还想知道他是如何哭泣的一样。大概他作品里无处不在的坏笑，让我对与此相反的表情愈加好奇吧。然而永远无法得见了。

直至去年，我终于从许倬云先生那里听见他生气的情形：“大概是八四年到八七年，每个星期三的下午，我和小波都要在匹大（匹兹堡大学——编者注）的办公室长谈一次。我们聊起各自的经历，经常说着说着就生气地互相拍起了桌子。”

“你们生对方的气？”

“不，都是为自己讲述的事情生气。他讲在中国农村插队的事，对比起官僚和农民悬殊的生活差距，他很为农民感到不平，声音越说越高，桌子越拍越响。”

之所以想起王小波“生气”的事，是因为刚刚被朋友考了一下：“为什么中国会出现王小波呢？按说这是不可能的。”这问题的意思是：“中国”乃一种精神文化，“王小波”乃完全迥异的另一种精神文化；按说前者是母体，后者是孩子，然而这个孩子的基因，好像丝毫也没有母亲的遗传，那么他是怎么生出来的呢？

我一时想不起做玄而又玄的形而上分析，只好把小波“生气”的情景讲给他听，并念诵许倬云先生的十六字考语：“情深义重，好奇心切，求知若渴，领悟力强”。朋友听罢，连连点头：“是了，是了，天性如此笃厚而纯真，难怪他是王小波了。”然而他马上又摇头：“可这不算理性的回答。”

于是我就试着理性地回答：因为在现当代中国，除了本土文化，还有翻译文化和科学文化。对，是汉语的罗素、马克。吐温、萧伯纳、卡尔维诺、图林和爱因斯坦们催生了王小波。他们是他的精神之父。而母亲……母亲就是汉语吧。所以你总不能说王小波是石头里蹦出来的。

关键是选择问题。同是选择精神摹本，中国当代作家多选拉美魔幻，可是王小波却选择英美幽默文学和南欧清晰精致的现代派文学。他作此拣选，是因为客观的科学文化支撑着他的精神构架，这种精微而外向的思维必定会让他寻找与之相应的艺术形式。他的思维和写作是以罗素哲学为底色的，而罗素首先是数理逻辑学家，该学科是骨头中的骨头，科学中的科学。王小波自己对逻辑学的研究，也到了符号逻辑的阶段。所以你看他的杂文和小说，虽然形象欢蹦乱跳，可是那层层推进的逻辑，着实密不透风。

聊到这儿，我终于能讲讲他的小说了。我敢和你打一百万的赌，王小波有几部小说将是被后世反复阅读的不朽之作——至少《唐人故事》的每一篇、《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和《红拂夜奔》没问题。据我的阅读经验，这些小说的文字、内涵、形象和写法均为上上乘，尤其后两项，可以说为古今所无——坏作品当然也可以坏到古今所无，可天地良心，对他的作品不可取此说。

《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诸篇小说，也许可以这样概括：它们都讲述了一个个怀抱罗素式哲学态度的主人公，在不同时空中的荒诞遭遇和灰暗处境。这些主人公的特点是：智力超群，求知若渴，内心叛逆而与世无争，只想在平淡的人生中，做自己想做之事——这种事往往是与人无害的智力活动。王二们既无澎湃的抒情言志，也无鲜明的道德评判，而是时时抽离情感与是非，刻刻处于旁观和判断的状态，以便把他们所置身的现实当作认知的客体。这是罗素所主张的“避免歪曲客体”之法——由于知识乃是自我和非我的结合，主体对于“非我”，一定要按其所是来认知和接受，而不能将其置入自身熟悉的主观论域。于是我们看到，主人公一直在极尽精确、“价值中立”的思维中经历着生活，但他一次次收获的，却是精确思维所无法解释也无从想象的现实——当此之际，生活的荒谬本质被突然裸裎，而孵育此类生活的那种精神结构和决定力量，也从出人意料的角度遭遇了追问与袭击。《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似水流年》、《我的阴阳两界》都是以这种手法结构成篇的，主人公跨越今昔、若有所思的生活，就如同一道道古怪的逻辑证明题——演算者竭心尽力遵循科学的步骤，然而推导出来的却是荒诞的结论。

作者对生活的这种写法，使他看不出一点生气的迹象，相反，他倒更像是一个全无心肝、道德沦丧的家伙。只是偶尔，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段落：“小时候我去逮蜻蜓，把逮到的蜻蜓都放到铁纱窗做的笼子里放着，然后再逐一把它们捉出来电死。没被电到的蜻蜓都对正在死去的蜻蜓漠然视之。因此我想到，可能蜻蜓要到电流从身上通过时，才知道中了头彩，如梦初醒吧。”（《革命时期的爱情》）

这样的段落会有什么意思呢？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意思吧。

小波，不知您听见我的这篇废话是否会生气。愿您安息。

原文标题：十年“智”“性”“趣”进化论

朱学勤教授总结自由主义言说时，分别以顾准、陈寅恪、王小波作为学理层面、文化立场和生存方式的代表。就公众层面而言，王小波他的生存方式自然是自由主义者一个完美的姿态，而他的杂文和小说同样对自由主义的学理层面和文化立场功不可没

他把性与智、趣并列，昭示了这十年的中国性史走向，那就是让性从心和脑独立出来，从灵魂和思想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从虚拟性爱、一夜情到换偶等一系列性独立运动

王小波之后，文坛没有创造力了。年华老去的先锋作家们露出苍白的底色，同时又欣喜地发现80后的孙子们连他们当年的先锋都没有。鲁迅《文坛三户》，说文坛只有三种人，破落户、暴发户和破落暴发户，“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

智：作为思想家的朋友的作家

这十年最重要的思想事件，无疑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其讨论之深入、辐射之广阔、影响之长远，都远非其他文化事件所能比拟。在它之前的九十年代，有几场由文学而思想的论争，如以王朔小说作为靶子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二王（王蒙、王彬彬）关于聪明作家之争等，但都有些始乱终弃的感觉。而这场讨论，则发轫于思想界，喧嚣于大众媒体，影响于社会现实。在社会现实层面，它演化、变异为其他问题，如激进与保守、改革与整顿、私有化与公有制、西方观念与传统文化等等，至今仍然波翻浪滚，绵延不绝，成为众多热点新闻背后的思想根源。

王小波跟这场论争有什么关系？从表面上看，没什么关系。他不仅没有直接参与讨论，而且连一个旁观者都算不上。虽然在他之前有何新等人的立马横刀，但更多像一场闹剧，真正有价值的争论是在他去世以后展开的，一般认为是从汪晖1997年在《天涯》杂志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开始的，而高潮出现在1998—1999年。我个人从自由主义学者那里受益匪浅，所以在读到甘阳先生的论战文章之前，基本上都认为新左派学者是在生拉硬扯、强词夺理甚至胡打乱说。但是甘阳先生的文章让我觉得，新左派至少揭示了一些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例如改革中的公平与正义，全球化中的文化自省，这些问题是自由主义走向公众时必须要严肃回答的。

朱学勤教授在总结1998年走向公众的自由主义言说时，分别以顾准、陈寅恪、王小波作为学理层面、文化立场和生存方式的代表。毫无疑问，在自由主义的传播路上，这三个名字都如雷贯耳。但是就公众层面而言，王小波的普及面更大过前两位大师。他的生存方式自然是自由主义者一个完美的姿态，而他的杂文和小说同样对自由主义的学理层面和文化立场功不可没。

王小波英年早逝之后，一批在当时或者后来极大地影响公众思想的自由主义学者，如李慎之、秦晖、汪丁丁、许纪霖、艾晓明、崔卫平等，都认真地研读了他的杂文和小说，并写下了纪念论文，盛赞他的思想和文章。中国能够享有这种殊荣的作家，我所知道的仅此一人。

性：只允许下半身狂欢

按照传统的脑和心的分法，性可以一分为二，性观念属于脑，而性行为属于心。前者当然没问题，后者则不够准确。因为心关乎灵魂，而性可能是纯粹的享乐。非要每次都关乎灵魂，只有把性和爱紧紧捆绑。这种拔高有时美妙无穷，但有时也搞得很虚伪。

不妨继续把王小波巫婆神汉化：他把性与智、趣并列，昭示了这十年的中国性史走向，那就是让性从心和脑独立出来，从灵魂和思想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从虚拟性爱、一夜情到换偶等一系列性独立运动。

如前所述，我认为性行为从来都是独立的，但人们需要说出来，成为性观念。性观念没法独立。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时，其实是在讨论立场和权利。在王小波去后，他的妻子李银河博士一步步站出来，成为性权利的坚决主张者。有意思的是，当王小波还在广受推崇的时候，李银河却遭到上下夹击，以至于被要求闭口。

这说明，社会允许性独立，甚至鼓励性狂欢，但是不允许把它挪到上半身，成为心和脑，灵魂和智慧。权利的主张显然是智化了，不可以。

我愿意滥用弗洛伊德，用性来解释更多的社会问题。于是，我发现，网络论坛、恶搞风潮、超女现象、迷幻文学等等，都是性独立运动的一部分，是被允许给公众的下半身狂欢，但是不被允许和上半身有任何联系。

根据李银河的意见，我们自然会认为，公众首先有狂欢的权利。那些反对超女的人，肯定也反对一夜情。他们主张，要么因爱而性，要么就没有性。但是当你真的要跟他谈情说爱的时候，却发现他们根本就不可爱。

下半身和上半身怎么能够分得开呢？超女是一种权利，所以当权者要管，将超男更名为“快男”。性权利也关乎其他权利，所以有女权主义者直接命名为“性政治”。

多数的性发生在男女之间，要懂得性权利就必须关注女权主义。王小波说，“作为知识分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接近某种女权主义的立场。我总觉得，一个人不尊重女权，就不能叫作一个知识分子。”那些称一夜情是玩弄异性的人，应该去打听一下女权主义者的看法。也许你会因此知道，为什么不能说超女亵渎了高雅艺术。只要权利平等，都被允许，它玩弄不了，也亵渎不了。

趣：文艺依旧只有三户人家

王小波强调思维的乐趣，也强调智慧之外的人生趣味。对日常生活的细微体察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对生命境况的自怜与自嘲，是他的小说带给人们的惊叹。

思想界夸奖文学界，到王小波那里就划上了一个句号。十年间思想与文学越来越隔膜，用脑子的人没有心，用心的人没有脑。前者靠着一些翻译来的资源，还算在不停地更新，后者则的确如同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说，不会外语，连翻译都没有。我宁可这样理解顾彬的话：如果你有自己的东西，当然大可不必会外语；问题是当你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能够向人家学习一下也好啊。去年的时候，还闹了一场所谓思想界炮轰文学界的风波，双方都有些生气，就像鸡对鸭的嘴巴长成那样很生气一样。

文坛倒是不寂寞的，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钱。前不久《财经时报》弄了一个作家收入排行榜，让人以为中国作家有多富了。其实，这么大一个国家，才卖出这么一点书，跟西方国家比起来，中国作家并没有钱，只有奔钱而去的一个姿势。但是，就连这点钱，人们也有些不服气。王小波之后，文坛没有创造力了。年华老去的先锋作家们露出苍白的底色，同时又欣喜地发现80后的孙子们连他们当年的先锋都没有。

七十多年前，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文坛三户》，说文坛只有三种人，破落户、暴发户和破落暴发户。“破落户的颓唐，是掉下来的悲声，暴发户的做作的颓唐，却是‘爬上去’的手段”；抑或是，“暴发不久，破落随之”，沾沾自喜不够自信，顾影自怜又没风姿，仅剩无聊。当木心兜售他的酸文，当韩寒炫耀他的粉丝，当余华吆喝他的《兄弟》的时候，我就想起鲁迅这文章，继而想到，王小波去后这十年的文坛，都在这三户之内。而鲁迅说了，“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

鲁迅的话的确有些刻薄，但当我想到这十年来的影视戏剧等趣味时，还是忍不住要继续引用。

一些专家在争论：这十年来，中国人在智性趣几个方面到底是进化还是退化呢？我只能说，按照进化论的一种观点，退化是为了更好地进化。比如尾巴的退化就是人类的进化，因为它没有用，还可能会发炎。

 

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今年人民代表大会新通过的《物权法》。在过去几十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么大的争议。也难怪，因为共产党完全操纵着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它的代表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党章规定他们必须服从上级，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最新统计还发现代表中的大多数是政府官员，这样的代表大会就是个橡皮图章嘛。所以几十年来尽管政治斗争不断，但代表大会上从来没有什么争论。

这次大会刚开始那段时间，从摄像镜头看代表们东倒西歪、睡觉打瞌睡的样子就是代表们的习惯表现，他们自己也不把人大会当作一回事，但是牵涉到《物权法》的时候，情形就大大不同了：先是中央三令五申要求代表们必须通过《物权法》，然后是中宣部下令媒体禁止报道有关消息，也就是禁止讨论，要强行通过的意思，这还不算最紧张的，最好笑的是一些大官僚资本家作为人民代表竟然成了保镖，保护原来倡议制定《物权法》后来又参与修改《物权法》的经济学家，为此和追上来采访的香港记者发生了肢体冲突。

为什么会搞得这么紧张呢？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物权法》被修改得变了质。原来制定物权法是为了保障所有人的财产权，调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关系，也就是保障工人农民对生产资料拥有的权益，也保障私人资本和公共所有的资本界限清楚，避免互相侵吞。那时候也就是10年来《物权法》一直遭到中共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强烈抵制。如今这个《物权法》已经修改得成为不可能保护农民和工人的权益，反而主要保护官僚资产阶级与其侵吞的社会财富。

这种转变可以说是中共性质转变的法律认定。中共的这个转变也引起了民主派阵营和中共内部左派立场的变化，这个变化倒有点象30年河东转河西，180度大逆转。其实里面既有变化又有不变，因为不变而有了变化，因为原则而必须改变对策。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是被称为毛左派的党内左派，这个党内左派开始不过是个小集团，坚持‘两个凡是’，遭到大多数人的唾弃，但他们在中共内部一直拥有一大批虔诚信奉共产主义理想的党员群众，这是他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草根群众基础。社会的开放、信息的增多，左派群众的思潮也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在发展变化之中，毛泽东的暴政理论被越来越少地提及，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被越来越多地作为衡量现实、批评现实的尺度。随着无法无天的爆发式经济带来的新的社会不公正，毛左派们越来越多地把同情和关注投放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身上，这使他们获得了广泛人民群众的认同，再加上中共不敢明目张胆否认它们的祖师爷，老百姓敢于抬出祖师爷牌位来反对现政权，这比直接谈论民主人权更不容易遭受镇压，这也是很多反抗现政权倒行逆施的群众领袖喜欢用毛左派旗帜的一个原因。

在这场有关《物权法》的争论中，国内的毛左派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以保护公共财产反侵吞、反腐败为号召赢得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制造的动静之大超过了为农民和工人的权益进行呼吁的民主派。

在围绕《物权法》的这场斗争中，传统的民主派之所以力量不足，是因为它的内部产生了利益关系和理念上的分裂。由于江泽民时代实行的三种精英相结合的政策，使相当多的知识精英倒向了官僚资产阶级的一方。一部分人仍然坚持关注所有人的人权和利益，所以对偏向强势阶级的立法当然持批评的态度，而另一部分关注对象已经产生偏坡的自称代表所谓中产阶级的独立于民主派和当权派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不反对甚至支持偏向强势阶级的立场。官僚资产阶级是他们所艳羡的成功者，弱势的工人农民中的领袖人物则被他们看成是失败者，这种平叛标准的堕落被古人叫做‘文人无形’是社会衰败的标志之一。

 

重庆市有一个叫杨家坪的地方在拆迁，发展商跟地方政府合作要在这个地方建一个很大的现代化商场和公路等等。有280多户被逼拆迁。当然，发展商跟政府同意给这些人某些补偿。其他人都迁完了，只有一家叫吴萍跟她的丈夫。纽约时报报道说她只有49岁。她非常倔强，到处打电话给记者、给政府抗议表达她不愿意被拆迁，说因为代价太低。就这样僵持了前后30个月，最近才完全解决。

这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事件。私人财产现在法律也可以保护了。在最近的人大会上，最重要的通过的法案就是《物权法》。比如城市居民房产是私有的，尽管土地归国家，但使用权占有权是私人的了，这一情况，对吴萍的案子很有帮助，她可以根据这一点坚持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个案子发展起来也是很有意义的：

最初是网络上报道这件事情，地方的居民也常常在她的房子前面抗议。她的房子是一个商用的房子，开了一个饭馆，3年期间她不能接近她的房子，也不能用来营业，损失很大，所以她一直在抗议。因为房屋的价值远远超过发展商的估价，所以她坚决不让把房子拆掉，很多不得已的人的房子早就被拆了。她有何等的势力我们不大清楚，好像跟地方政府也有关系，她丈夫是一个武术专家，常常在电视上表演。总而言之，她有一点社会基础，这个基础使她斗到今天，得到了一个增加很高的赔偿，有搬迁费加上另外一套商住房。总算解决了。

这次解决第一次引起了全国性的注意，照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个案子最先在网络上报道，然后是报纸，最后是电视。全国都知道了，因为这件事情和中国民间的维权运动联系在一起，又跟最近刚刚通过的《物权法》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更受重视。

这个案子是最有象征意义的中国私有财产的新的发展。我们知道共产党执政以后就宣称是社会主义，最早是允许工商业、私营、公营合作，后来就取消工商业了，马上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所谓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就是农民分的田和商人的私有财产都变成公家的了。把全国的私有财产都没收了。在这差不多5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的权利。但是那些私有财产在哪里？当然在公家手里，就是在党手上，换句话说，谁能够控制中国的政权，谁就会成为最大的地主、最大的商人、最大的财产占有者。

今天，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后，不能再用党来控制一切了，因为它要发展。引进了私人企业、引进了新的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就不能避免私有财产的问题，所以最近人大才通过《物权法》，也就是私有财产法，第一次在法律上承认私有财产。事实上在过去20多年，有共产党人跟商人合作投资开始把公有财产一步步转移为私人财产，这些私人财产不是落在原来被没收的人手上，而是落在了跟共产党最有关系的人的手上。也就是他们的亲戚朋友、子女子弟等种种都变成了商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私有财产在开始抬头，但是是一片混乱。

从物权法颁布以来，私有财产变成了真正有法律根据了，以前没有根据。按我所知道的以前的老的共产党保守派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想法来说这是背叛了革命。他们抗议很严重，但是这些人没什么社会基础了，都是老一代的人，是极端保守的共产党员，还是抱着马列主义那套想法。虽然他们抗议但是没有作用，不过也有一种威胁，就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威胁，如果承认私有财产，共产党执政本身就有人怀疑了，因为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成立了，共产党凭什么执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有私有财产的问题、维权的问题，所谓有财产权。

本来维权运动我们讲的是一般的人权问题，比如身体、自由等等，现在维权的权已经扩展到了实际的物质层面，也就是城市住房、家产等都是私有的，国家不能干涉、不能没收、也不能以横暴的力量拿掉，这就是一种权利的观念发展了，所以我认为，这次的重庆事件就是私有财产抬头的第一个大案件，最有象征意义，因为最有象征意义，而且事情又闹到这么大，所以发展商跟地方官员就稍微妥协给她更高的补偿。当然她一个人得到高补偿，其他200多家都没有拿到，也可能会引起后续的意外问题，他们会说为什么我们吃亏，只有她占便宜？

无论如何，这件事是财产权、私有财产权发生了 密切的联系。所以在最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在吴萍接受星岛日报的访问时表达了一个意思，她说希望这件事情对中国的维权运动有所帮助。我想从这件事情开始可以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财产权虽然还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但却是一个新的开始。下面会怎么发展就完全是一个不同的局面了，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总体而言，中共始终是一个心虚的专制者，不管从他当初偏居延安，举着“民主”大旗与国民党政权对抗，还是建政后重新恢复“政治协商会议”和创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体现了他对政权授权的信心不足，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这个政治团体内部理想主义者的追求和努力方向。

否则地话，他们不会煞费苦心，消耗民脂民膏每年举办一次场面宏大的政治民主秀。阳春三月，正是当年皇帝们“春猎”或“下江南”的季节，党的各位政治寡头们却不得不身陷文山会海，召开劳民伤财的“两会”，厌恶但还不得不佯装认真地倾听来自于全国各地百灵们的百鸟朝凤。

而事实上，中共是一个严重病态的实用主义者，言行极端不一致的伪君子，一个政治寡头凌驾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之上的寡头政治，不管是“打着左灯向右转”，还是“一百年不动摇”，都展现了一个令伟大的伪君子岳不群同志（小说“笑傲江湖”人物）永远值得学习的虚伪本色。

党的光辉照万家，经过半个多世纪、一代又一代的精心愚弄，加之坦克镇压和利益诱导，上至国家总理、下到黎民百姓，14亿的泱泱大国，都拥有了出类拔萃、一个比一个表现到位的虚伪本色，这也难怪西方人往往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政府的言行不一。

不信？请把电视频道转到两会特别报道上，看一看那些在“虚伪竞赛”中脱颖而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的精彩表演，再比照他们的平时表现和正常人的人性本质，就可想而知了。

“代表”着全国民意的百灵鸟们飞到了北京的金山上，叽叽喳喳的唱着“盛世”“和谐”的赞歌，自觉自愿的接受新一轮的愚民，主动地充当中国特色民主的道具，为心虚着的党的统治合法性奉献了良心和双手，两会之后，飞还中国各地，再把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以己所愚，再愚大众。

这就是中国的民意政治和立法机构，从代表的选举、提案的提交和表决的过程，除了一个民主的帽子，从运作到本质，无不显现了一双政治寡头扼住民主政治喉咙的黑手。

毋庸置疑，总理温家宝代表中国政府在本届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紧扣民生问题，在食品药品安全、医疗服务、教育收费、收入分配、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等令民众不满的方面提出解决方案，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各届人大中最为踏实和诚恳的政府工作报告，理应受到多方面的称赞。问题是作为人大代表的出席者，既不该为鼓掌机器，也不应为举手机器，既然代表了多方面的利益，必然应有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可是这么一群百灵鸟们，却往往是会上鼓掌，会下牢骚，成为了金山上心灵扭曲的岳不群。

尽管当下中国的立法机构和民意机构如此的不尽人意，但数十年来的专制统治，已经形成了这种虚伪机构的唯一性和伪民意代表性，实现中国政治的和平转型，开展民主化进程，却不得不在现有的“两会”范畴下进行。

纵观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转型过程，尤其是和平转型过程，除了必不可少的大规模政治示威、游行、抗议之外，前专制国家的立法和民意机构，往往最终提供了法律意义上和民众代表意义上的政治转型，这也是一个主权国家从专制走向民主必不可缺的环节。

未来中国的政治转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可能也将承担为民主政治授权的责任；关心中国政治和平转型的人们，不妨考虑首先推动人大和政协制度的有效转型。因为，一个僵化的政治花瓶，如同一九八九年的全国人大，不仅不能推动政治转型，还可能因其不作为，最终将政府和民间逼向绝路，酿成血案，迟滞或倒退政治改革的进程。

转型中的人大和政协，在未来的某一天，或将成为专制的终点，民主的起点；因着对国家和民族能够和平转型的愿望，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