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介绍会员张戎的毛传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场恶梦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毛泽东逝世三十年了,要是有什么医学奇迹可以让他明天醒过来看看中国,他还会认得出这个资本主义大中国吗?他还会认可中国共产党人如今对他的评价吗?中国共产党的元老们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声音响过之后,随着老人们一个接一个的过世,这事似乎在不了了之。中国还是打算沿用老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让历史自己去评价历史人物。

在中国,绝大多数人们都坚信毛泽东在世时那一官方信条:毛主席是拯救中国的那个伟人,是一个英雄领导人,他在自己一生当中做过错事,但这丝毫不能掩盖他拯救中国人民与水火的光辉。

然而,我们发现,真正的毛泽东,做的坏事还真骇人听闻。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张戎说,毛泽东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中国人无辜死去几千万,他是与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的独裁者,他对人类造成的损失,可以与希特勒和斯大林一争高下。 该书的作者采访了150多位与毛泽东有密切关系的人,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家人、亲友,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开口说毛泽东的故事。

张戎的丈夫说,他真没有意识到,毛泽东为了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竟给这么多人造成如此惨痛的痛苦和折磨。

长征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为了赢得对国民党的内战,中国共产党需要赢得苏联人的支持。在1934年到1935年间,八万红军和平民步行六千英里,横穿中国十多个省,到达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在那里得到苏联的武器和物资补给。被中国人奉为长征英雄的毛泽东,并没有与士兵同甘共苦,而是一路被抬出来的。

他甚至自己设计了长征的交通工具,一把竹椅子,毛泽东自己也说过,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他一直就躺在那个竹椅上,没事做的时候便拿看书来打发时间,他读的书很多。

毛泽东非常清楚,自己的政治生涯全仰仗来自俄国人的支持,所以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他策划了大量运动,即便这可能意味着对几千红军战士生命的蓄意谋杀,他也在所不惜。因为与莫斯科联系紧密的人就会与莫斯科有通讯联系,就会被莫斯科扶植成为党的领导人,就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不是《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获得大量秘密的苏联档案,大家都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自己白手起家并发展壮大的。其实并非这样,在建党初期,有大约90%的经费都来自苏联,不仅仅如此,斯大林还策划了毛泽东扶摇直上的阴谋,虽然当时毛泽东并还受到大量其他共产党员的排挤和憎恨。

斯大林也许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当中最像他的人,当然,毛泽东跟斯大林一样具有远见卓识,他能够从战略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聪明异常。最终,毛泽东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国共内战中打败了得到美国支持的蒋介石。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自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当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城楼下的群众开始欢呼“毛主席万岁”,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所敬爱的毛主席会用他的政治抱负给他的人民到来如此重大的痛苦。毛泽东所谓的中国现代化第一步——大跃进—让三千八百万人死于饥饿和过劳。

虽然中国人民正在饿肚子,但毛泽东还是将自己国家生产的粮食卖给俄罗斯和东欧各国。那些对有关农业和工业大丰收的报告都是用来忽悠国外媒体的宣传。当他看到有关食物短缺、农民挨饿的报告时,他说,让那些农民吃少点嘛。

最终还是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站出来反对毛泽东,并于其他国家领导人一道终止了中国饥荒。但是刘少奇和其他领导人很快就遭到了迫害,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的报复。

我们大家都听过“文革”这个名字,但是谁真的了解这其中的含义呢?其实毛泽东不仅仅要迫害任何国家领导精英们,还要剥去中国所有的文化,他的红卫兵、暴力义务警员、学生组织到处抢夺、焚烧书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肉体和精神迫害。

当几百万人都受到文革的迫害时,毛泽东却以游泳的姿态见诸报端,他要告诉他的敌人们,毛泽东身体好的很,仍然掌握着国家政权。毛泽东很喜欢游泳,但是他也并不是特别注意自己的个人卫生。

那个时候,中国人都被所谓“社会主义中国是地球上的天堂”等谎言所蒙蔽,如果当时的中国也是天堂,那地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留在身后的中国是一片狼藉。毛泽东的去世,给中国经济奇迹带来了可能,为何会这样,那是因为人们受够了毛泽东统治下的生活,他们急切地希望一种全新的生活。

艾晓明就郭飞雄案致李克强先生的公开信

 

尊敬的李克强老师:

您好!您自1993年3月起兼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当时我也在该校任教;尽管南北异地,理论上也要算有校友情谊。今特写此信为郭飞雄先生陈情,希望您能过问,禁止刑讯虐待。

我在广东太石村事件中认识郭先生,他的思想和言论,很多人认为过于激进;至于是否构成政治犯罪或者商业犯罪,自有法学专家和律师予以辨析,兹不赘述。

郭飞雄先生被捕之前,已多次遭不明人士攻击,自入狱后,更有被残酷刑讯的记录。如今转往辽宁,且他的助手江伟前曾因此案在此地遭受多日毒打,郭飞雄先生的亲人朋友,无不万分焦虑。 

作为学者和人权教育工作者,我对所有酷刑虐待深恶痛绝。我从2003年始投入公民维权活动,即始于对孙志刚先生遭受酷刑致死的愤怒。李克强老师您身处高位,必比我更了解中国政府签署的一系列人权公约。 

禁止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是联合国创立后就开始确立的重要人权原则。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及1966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规定,对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  1986年12月12日中国政府又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在这个公约中明确指出:”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为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但 “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带的疼痛或痛苦不包括在内”(第1条)。2、缔约国应采取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防止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出现酷刑的行为;任何特殊情况,不论是战争状态、战争威胁、国内政局动荡或其他社会紧急状态,均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理由;上级官员或政府当局的命令不得援引为施行酷刑的理由(第2条)。 

该公约要求各国,保证在参与拘留、审讯或处理被拘留者的执法人员,受过禁止酷刑的教育,并经常有系统地审查审讯规定、方法和实践,以免发生酷刑事件。因为酷刑不仅伤害被拘禁者,而且妨碍有效执法,它摧毁公众对法治、对执法人员的信任,加剧社会矛盾;它将”执法”概念割裂,取消了其中”法”的精神,并且它引起国际社会和新闻媒体对政府的批评,使政府在政治上遭受压力。 

郭飞雄先生目前的身份只是”犯罪嫌疑人”,在被证实有罪之前应被推定无罪,在接受询问时应受到人道对待。我虽对郭飞雄先生了解有限,依然确信他罪不致死。假如刑讯逼供,他出狱后必会道出真相;假如执法人员充分地保证了郭飞雄先生在被剥夺自由的条件下,依然享有了所有囚犯都应该享有的人道和人格尊严,他就能成为中国法治进步的见证。 

我在网络上没能查到您的电子邮件,为方便起见,特公开发出。相信您能看到此信,并妥善处理。

恭祝

新年顺利!

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基础部副教授艾晓明 敬上 

2007年1月31日 写于广州

 

 

刘晓波:从禁书看中共的合法性败血症

 

在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中国,有专门负责言论管制的意识形态衙门,党有中宣部,政府有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它们对图书出版的例行管制措施,就是每逢岁末年初都要召开出版界的内部通风会。会议召集者是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参加者是全国各地的宣传部、出版署的官员,全国各大出版社和著名刊物的头头。会议要按照中共的“政治正确”来总结过去一年的出版工作,而每年的总结都少不了开出一份“禁书单”,由新闻出版总署分管出版发行的副署长来宣布。被点名的书籍,不得继续印刷发行;被点名的出版社,轻则检讨和罚款,重则撤职,再重关门。 
    
这几年,海内外知道的著名禁书就有:李佩甫的《羊的门》,王跃文的《国画》,岳建一编辑的丛书《中国知青备忘录》,卫慧的《上海宝贝》,吴思的《潜规则》,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余世存的《非常道》,北岛的《失败之书》,徐晓的《半生为人》,等等。还有一些中共前高官的回忆录,根本无法在国内出版,只能拿到香港去出,如,《吴法宪回忆录》,老左派邓力群的《在中南海十二个春秋》等。三联书店杭州分销店2006年因盗版《在中南海十二个春秋》被吊销执照。
    
可以说,禁书是中国体制的必然,绝大多数国人已经见怪不怪;出版社和作者虽有不满,但出于生存的需要,也大都保持沉默,自然不会引起舆论风波。然而,年年有禁书,今年却不同,著名作家章诒和女士的公开抗议打破了以往的普遍沉默。
    
在今年的例行通风会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点了八本书,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章诒和女士的《伶人往事》也在其中。邬副署长还特别不点名地强调:“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
    
章诒和女士得知自己的书再次被禁后,公开发表了《我的声明和态度》,对“因人废书”提出强烈的抗议:“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却对我本人的个人权利进行了直接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与此同时,另一位禁书作者胡发云也起而维权。他给新闻出版总署写信,要求官权堂堂正正摆明禁书的理由,不要再搞偷偷摸摸的类似黑道打闷棍的禁书方式。遭禁作品《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的传主姚立法,已经将禁书寄给胡锦涛和温家宝并投书申诉。
    
章诒和的声明一出,顿时引发知识界和网民的支持,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北京作家邵燕祥﹑北京学者陈小雅、浙江记者昝爱宗、北京学者余世存、北京律师浦志强等一大批人士纷纷公开发言,网络上关于禁书事件的点击率超过十万,上万网民发出跟帖,支持被禁作家的抗议和起诉新闻出版总署及邬书林。
    
一禁就是八部,同一位作家连续三本书被禁,怪不得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先生在《支持章诒和,正告邬书林们》一文中,把邬书林等意识形态官员称为“精神刽子手”。然而,在我看来,这些意识形态官员,统统患上了合法性败血症,霸道是霸道,但因于法无据、与理相悖,只能霸道得浅薄而怯懦——理不直、气不壮。
    
说他们浅薄,乃因他们的权力狂妄。面对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的现实,面对道义在民间和民间评价标准日益独立的时代,他们仍然故步自封,总以为自己大权在握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践踏基本人权的恶行就可以通行无阻,而被整肃的无权者只能忍气吞声。然而,他们恰恰被权力傲慢蒙住了双眼,看不到民间社会的巨大变化,还以为中国仍然停留知识人任由摆布的毛时代。他们在严重地高估了权力的威慑力的同时,也低估了知识分子捍卫个人自由的决心和勇气;他们在严重地高估了封杀效力的同时,也低估了互联网时代民意表达的难以封杀。
    
说他们怯懦,源于禁书没有任何法律的道义的依据。所以,堂堂政府机构却不敢公开禁书,而只能玩弄幕后的黑箱操作,禁书令不敢拿到媒体上公开,只能以内部的通风会宣读、电话打招呼、口头传达的形式进行,还不许录音,不留文字,但必须牢记脑中;堂堂副署长邬书林训斥湖南文艺出版社时,居然不敢直呼“章诒和”的名字,而是用“这个人”来代替。多可怜的官僚,一面耍威风,一面说黑话,权再大,也是不敢见光的黑社会。所以,这个老大的执政党只能象地下党一样偷偷摸摸地干脏活。
    
更怯懦的是,当这种黑社会式官权遭遇无权者的公开反抗,官僚们大都是缩头乌龟,从来不敢公开回应那些公开挑战官权的良知。去年的“冰点事件”,中宣部和团中央的官员不敢回应李大同和卢跃刚的公开挑战;今年的“禁书事件”,新闻出版总署及邬书林们也不敢正面回应章诒和的挑战。
    
与官权的懦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章诒和女士却是无权者无畏,非要向邬书林讨个公开的说法。有权者的阴暗与无权者的阳光,可谓黑白分明。黑暗中的小官僚如同躲在阴影里的鬼魅,白昼中的个人如同阳光下的天使。1月24日,章诒和再次公开发言《我没有了退路——关于“声明”的说明》,要求邬书林公开回答:“一,您是否在会上点了我?二,您是否说了‘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句话?三,无论是封杀我,还是封杀书,您能否启动法律程序通知我,我随时恭候。”
    
从禁书事件中,我看到两种恐惧和一种勇气。一是多年来的大多数被禁作者的沉默,说明政治恐怖仍然让人心有余悸;二是当权者不敢公开回应无权者的挑战,说明了官权对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的畏惧;三是章诒和的公开反抗与民意对章的公开支持,说明官权的整肃不再具有杀一儆百的威慑效应。
    
一句话,自六四以来,北京政权就患上了道义合法性败血症,穷的只剩下蛮横的权力,也只能喂养一群干脏活、怕见光的官僚,除了谎言,再无其它资本为自身辩护。若不是患上这种败血症,领导着一个正在崛起堂堂的大国的老大执政党,何以处处表现出草木皆兵的恐惧和虚弱,以至于,恐惧到禁书、封网、整肃冰点、把盲人维权者陈光诚投入监狱;虚弱到满口谎言、不敢正面回应一支笔的挑战。 
    
现在的中国,民间的饭碗来自市场而非官赐,知识分子的信誉来自民间而非册封。所以,官权在变,变得越来越越缺乏道义自信,虽然恐怖政治依旧,但残暴性和威慑力都在不断下降;民间在变,反抗官权的勇气在不断提升,虽然恐惧仍如魔影四处游荡,但敢于冲破魔影的反抗者也越来越多,他们愿意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而付出代价,致使官权通吃的时代一去不返。
    
2007
年1月26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BBC

著名作家郑渊洁:两枝子弹上膛的枪对准我的胸膛

今天下午三点,我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当我在两点多赴约经过王府井步行街一家银行门口时,一辆运钞车停在我身边,从车上跳下几名荷枪实弹的押钞员,其中一人使用粗暴的语言让我改道。我一边改道一边说:“不用这么粗暴啊。”运钞员说:“你再说一遍!”我就又说了一遍。两名运钞员立即将手中的枪子弹上膛,两枝枪对准我的胸膛。我面无惧色抓住其中一枝枪口,顶到我的胸口,说:“请朝这里打。”我掏出手机,拨打110。我以为,一个公民,在王府井这种地方,是不可以随便被人用子弹上了膛的枪对准的。不知是他们怕110还是认出了我,他们退回到车里。由于我和记者有约,眼看到了约定见面的时间,我没有再理会他们。以前只是从报纸上看到押钞员杀害同事劫走整车钞票的作案经过,并未在意。今天亲身被押钞员用枪指,才领教一二。

活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上了膛的枪瞄准。当时竟然一点儿不怕。

这是那辆用枪瞄准我的运钞车:

顾思齐:文物与家贼

 

  火烧圆明园,为近世中国痛史,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事件的罪魁原来竟是中国人呢?

  黄濬笔记《花随人圣盦摭忆》引近人王闿运诗《圆明园词》自注云:“夷人入京,遂至宫闱,见陈设钜丽,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价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据此,黄氏以为:“是焚圆明园之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穷旗人。此说大致不谬……”又,黄氏引徐叔鸿《圆明园词序》也记述说:“……夷人至圆明园宫门,管园大臣文丰,当门说止之,夷兵已去,文都统知奸民当起,环问守卫禁兵,一无在者,索马还内,投福海死,奸人乘时纵火,入宫劫掠,夷人从之,各园皆火,三昼不息,非独我无官守诘问,夷帅亦不能知也。”这样的话,烧毁、洗劫圆明园者,最初倒是中国的“奸民”。

  圆明园的烧毁是如此,敦煌遗书的散佚也是如此。众所周知,敦煌遗书中的精粹,大多已被斯坦因、伯希和以廉价骗购而去,而残余部分,落入国内私人手中者亦复不少。且不论在斯坦因之前,敦煌当地官绅已开始私相授受;即使后来在遗书押解至京的过程中,鼠窃狗偷者也大有人在。罗继祖《庭闻忆略: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则有清楚的说明:“……有人从中间插手,插手人是新疆巡抚江阴何秋辇(彦升)。不知学部、大学堂官与何有什么特殊关系,做成圈套,托何担任接受和押解,押解差官又是江西人傅某,大车装运到京师打磨巷时,就被何的儿子何鬯威(震彝)截留,约了他的岳父德化李木斋(盛铎)和刘幼云、江都方地山(尔谦)遴选其中精品……于是他们就尽力盗窃其中的精华,为了凑足八千之数销差,他们竟然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为二、三,甚至五、六段。”

  按:运到北京的这批敦煌遗书,以后归北京图书馆,所编目录,陈垣定名作《敦煌劫余录》;所谓“劫余”,意指斯坦因、伯希和劫掠的剩余。但实际上,那不仅是洋鬼子的“劫余”,也是国人自己的“劫余”啊!

  相似的例子还有龙门石窟。余绍宋日记1918年8月29日记游览石窟云:“……崖上凿石龛无数,大小不一,每龛中皆有石佛,大者十余丈,小者寸余。雕刻均甚精妙,悉六朝遗物,其数无虑数十万尊,极塊(瑰)丽奇伟之致……所可惜者,此数十万尊石佛,竟无一完好者,其面部殆皆毁去。闻寺僧云:三四年前,外人来游者酷爱此佛,不能全部划取,恒凿其一头一足以去。于是土痞遂盗凿相售,闻一佛头稍完整者,可得数十金,价值如此,故不一年间,遂使此数十万石佛尽罹惨劫。而千余年之雕刻悉数毁去,地方官吏竟毫无闻知,亦不讲所以保存之法,真可痛哭流涕者矣。”可知龙门佛像的损毁,虽由于外国人强取豪夺在先,但更多是中国人为虎作伥的结果。

  从圆明园到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都是中国文物的伤心史,但这几页伤心史,却不仅仅是霸道强权的外国人所造成的。只不过我们向来习惯指责外人的鲸吞,却讳言家贼的鼠窃而已。原因无他,盖指责外人,可以充分宣示我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若指责家贼,则家丑外扬,将自损中国的民族形象。责人易,自省难——对单个人是如此,对整个民族何曾不是如此?

东方人中的东方人

 

  近来,我总是想起赫尔德,想起他说,要想读懂希伯来人的圣书,要想在这些书得以产生的氛围当中欣赏它们,“你就去做牧者中的牧者,去做农民中的农民,去做东方人中的东方人”;我想起他说,要想领略斯堪的纳维亚传奇谣曲的奇崛之美,最好去看看水手们是如何跟斯卡格拉克海峡的浪涛搏斗的。显然,赫尔德并不是在预先替旅游公司拟宣传稿,他是要我们怀着一种“了解之同情”进入异文化的世界;他深深知道,理解另一种文化,理解另一些人,绝非易事,有时为了获得哪怕一丁点认知,甚至非得“化为”他们的一部分不可。

  以往,我常慨叹,外国人太不了解中国人了,看看他们的小说里、电影里、歌剧里刻画的那些人,哪里有一丝像是中国人呢?可等我读完日本人门间贵志写的《亚洲电影中的日本·中国编》(社会评论社1995年4月第一版),我变得很沮丧。我猛然发觉,他们固然不了解我们,我们又何尝了解他们呢?甚至,我们又何尝试着去了解过他们呢?

  日本人著书,资料功夫是下足了的,250多页的书讲了将近400部中国电影。有的影片年久罕僻,作者或许没看过,也就一笔带过,不过我猜他为写这本书,一定看了远超过400部中国电影。为什么这样说呢?举个例子,书中讲吴宇森导演的《纵横四海》,说三位香港来的“雅贼”准备进巴黎画廊盗画,张国荣见一个日本人胸前有入场证,趁他凝神观赏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之际,故意撞了他一下,转眼就把入场证弄到了手里。张国荣还面带微笑,用日语讲了一句:“对不起,请原谅。”老实说,《纵横四海》我只在电视上看过两回,现在完全不记得片子中有这么一段,我想,也没有什么书报文字会对这段微不足道的情节加以描述吧。即是说,门间贵志一定是自己看了影片,发现有这么一段,才记下来的。想想看,他得看过多少部从片名或故事梗概中找不出一丝与日本关联的电影,才能挖掘出像《纵横四海》这样的一点材料?

  当然,此书的最大毛病就在于材料过剩,分析不足,作者往往只把影片的相关情节一介绍,就赶着奔向下一部了。另外,畸轻畸重也是缺陷。也许由于在日本更容易观看到港片,书中超过40%的篇幅是讲香港电影的,关于内地影片的次之,台湾电影的部分不到20%。不过,作者的分类方式倒令我注意到不少以前忽略了的东西,比如香港篇,将与日本有关的电影分成了倭寇、忍者、日式黑社会、日本赤军、侵华战争、七三一部队和慰安妇等不同类别。并不是说这些题材不应该反映——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深刻反思,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可香港主流商业影片的处理方式,在拙劣的丑化之外,几乎找不到哪怕些微的诚意。最令我难以忍受的,是蓝乃才导演的《俾鬼捉》、刘镇伟导演的《猛鬼差馆》等鬼片中那些身着戎装的日本侵略军兵士化作厉鬼的模样。把罪人幻想成鬼魅,非但不能让人们对罪行的本质有所省察,反倒把罪恶虚无化、游戏化了。像这种形象,居然固化成香港鬼片的一个类型、一个cliché,实在可悲极了。这种幻想,就像是被人抢了一次包,接下来的每个夜晚,都在噩梦中恣意夸大抢劫者凶神恶煞的效果,却从来不花心思去回忆一下歹徒的真实样貌,似乎心里清楚报警也是白费。

  我看过一些以侵华战争为背景的日本电影,他们的习惯好像是将头别过去;在那些电影中,中国人要么是虚像,要么就干脆不露脸,好像他们打的是一场只跟自己有关的战争,好像一切悲欢怨忿都是日本人的事,与旁人无涉。鸵鸟主义的病灶自然也很深,不过,当我回顾咱们这边,总是不能肯定,像《小兵张嘎》里葛存壮扮演的龟田小队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像一个日本人;假若我们的敌人真是这样的,那么战胜他又能令我们兴奋多久呢?

  在与日本有关的华语电影中,两部最能体现出“了解之同情”的影片——《客途秋恨》、《戏梦人生》——竟然出自同一编剧——吴念真——之手,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的确,吴念真受父亲的影响,对日本有着特殊感情,而《客途秋恨》的导演许鞍华,她母亲就是日本人。然而,在看这两部影片时,打动观众的,倒毋宁说是一种超越了国族之分的广大情愫,在这情感的充沛光辉中,历史不曾淡化,反而变得分明;是非并未模糊,反而分外清楚。在天地间,毕竟有此洒然,这就是我当初刚看完《戏梦人生》时的感想。

  合上门间贵志这本书,渐渐平静下来,想法也随之变得明了:且不管别的中国人如何,我们为什么不先就“去做牧者中的牧者,去做农民中的农民,去做东方人中的东方人”呢?且不管人家了解不了解我们,我们先就去了解他们。

“仁人志士”解说的历史

《法国大革命史》,(俄)克鲁泡特金著,杨人楩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38.00元。

  1877年的伦敦,彼得·克鲁泡特金遭比利时政府驱逐后,短暂居留于此,英国海关人员用温和的一笑迎接他的登陆——尽管是例行公事的一个表情,却给了这个在欧洲大陆不受欢迎的俄国人以不少暖意,也令他在深入伦敦大英博物馆里搜寻法国革命资料的时候,心情更加复杂。

  如今我们很多关于法国革命的负面看法,都是从柏克和阿克顿勋爵们那里来的。克鲁泡特金来自俄国,对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倒是基本一视同仁。他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短短的一百年间(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英法两场革命是两块奠基石:两国人各斩国王一名,各经历了一次恐怖高潮和高潮后的反动(“光荣革命”和波旁王朝1815年的复辟是等价的吗?英国人肯定不这么认为),历史就像乌龟爬井,进两步退一步,卷着人民的血肉艰难前行。同时,两国在革命后都进入工业飞速增长阶段,促使劳工队伍成熟壮大,所以社会主义运动在经济和阶级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得归功于英国人和法国人。

  但两国进入19世纪后半叶,走向又是如此不同。光荣革命定下了英吉利的调子,在那里,克鲁泡特金不得不苦苦等待,竭力捕捉社会主义春天的气息。1881年后他又来到英国,足足呆了一载,感叹道“对于一个抱有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人,这里是没有自由空气可以呼吸的”:彭斯、钱皮翁、威廉·莫里斯都不知道在干吗,费边主义也还八字没一撇。英国人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法国就不一样了,几十年来却大开大合,着手进行一次次隆重的政治试验。当时已经有著名作家指出,经历了巴黎公社的血腥之后,法国业已迎来了“无产阶级的第三次觉醒”。

  选择路径不同自然生出交流障碍。埃德蒙·柏克曾颇为傲慢地问法国人:“你们想要匡正你们政府的弊端,但何必创新呢?你们何不因循你们古老的传统?你们何不恢复你们古老的特权?”实在恢复不了,可以求助于英国,“……在英国,你们将会找到欧洲共同的古老法律。”亲英的托克维尔对这话不屑一顾:“柏克对近在眼前的事竟全然不察,革命恰恰是要废除欧洲的旧法律;他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正在于此。”——你的座上宾是我的眼中钉,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也。克鲁泡特金的认识与他相似,他在《法国大革命史》中甚至这样说,只有“怯懦保守的人”,才会一味以“国民仍然处在独裁统治下”为由来质疑和否定大革命。

  但是此书不同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地方在于,克鲁泡特金研究历史有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开路。在他看来,且不说大革命后的法兰西民族群情激昂,供拿破仑随后打了15年战争(这论据恐更难服英国人心,第一帝国的出现,在他们看来可能正是革命失败的突出体现),更重要的是,那场革命生出了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就足够令后世对那个民族感恩戴德。所以,他的历史记录贴上了鲜明的个人标记:第一,不把资产阶级提到一个什么高度——他有言在先,自己写的是人民的大革命——反而把对法国革命本身的一种主要指责归咎于这个当时的进步阶级:是他们反对分权,主张集权于一个中央执行机关之手,尤以吉伦特党人为甚,他们试图解散各个公社的举动,乃是打着联邦制的幌子行鼓动集权之实;第二,雅各宾派恐怖统治并不是法国革命的原罪,而恰恰是背离革命正途的表现,罗伯斯庇尔不是革命的反面教材,克氏指责他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口中吐出的都是“一个政府中人站在政府立场所说的话”。

  克鲁泡特金这个史学家并非一意治学,读他的这部书,不会察觉不到其中的先入之见,作者多少有给反人民分子扣帽子的习惯,同时又坚决把光荣的所有权归于人民,归于无套裤汉,认为是民众的一次次武装胜利推动着革命前进。且看克鲁泡特金从理论的高度归纳的1793年至1794年间出现的社会主义的先兆:首先,法国有了高度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土地被征收来以重新分配,富裕阶层被征收高额战争税来促进财产平等;其次,有了一种地方自治的共产主义,一些基本生活必需品由地方政府购入,再按进价销售给当地人民;第三,引入了一种给一切消费品合理定价的全国体系,重视产品和适度交易费用的真正价格。进而,他把邦纳罗蒂、巴贝夫以及其后的傅立叶、圣西门、罗伯特·欧文乃至鼓吹无国籍社会主义的古德温都列入伟大先驱的行列。他还说,法国国民会议只是功亏一篑,若非雅各宾派专政的物极必反,这个社会主义体系几乎就能完成了。它因新生而无畏,因没有先例而可能彻底,它比80年后的巴黎公社更坚决,更强悍,后者的致命错误就在于对有产者的态度摇摆不定,“还没有确定理想就掀起了革命”。

  这本不大受史学界重视的《法国大革命史》,理所当然地得到列宁推崇。毕竟,克鲁泡特金首先是社会活动家,当初到欧洲闯荡,没想到一走就是20多年,根本无暇回到水深火热的祖国。他发现,欧洲的无政府主义方兴未艾,与其在国内与秘密警察无休止周旋,倒不如把“建立一个新的公正的社会组织”的思想传播到更多国家。他此著的成熟构思,是在这一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的:他试图藉此为自己的事业补上“正本清源”的功课。

  但是这项工作注定不可能遵循历史学家的进路了,因为着手之人早已芳心暗许;更重要的是,克鲁泡特金徜徉于大英博物馆的时候,还忍受着现实与理想之间巨大落差的煎熬:眼前的社会主义运动,远不像傅立叶的“法朗吉”和欧文的新和谐公社那样带着田园诗般的纯真了,冈城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放出话来,全欧社会主义力量都应总揽于其一党之手,这恰是克鲁泡特金这一票真诚的无政府主义者要以死抗拒的行为,于是,他们反而成了“社会主义事业”最大的绊脚石之一。面对险恶的集权倾向,执着的俄国人依然嘶声宣说着一百年前大革命布下的种种恩泽,但他莫非没有意识到,“人民的”大革命的遗产,对疗救正走向集体化、党派化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言,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因为他从大革命中梳理出的几个线头,并不足以校正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操作,更不能为一个即至的未来削弱独裁化的隐患;他莫非没有意识到,他以大量宣传式话语所正之“本”,所清之“源”,更有可能被一些政治势力用作自身合法性的现成注脚吗?

  克鲁泡特金只有在伦敦才能安安心心研究法国革命,言及此,英国人又可以得意了:你既是在我日不落帝国的庇佑下搞你的事业,则你的成果也应是在英国革命的卵翼之下产生的。但克氏会执拗地回答,眼下能通往社会主义的,只有从法国开始的这条路更清晰,更有直接的指示意义。说到底,我是仁人志士,不是正式意义上的史家——我怕什么?

  

  ■ 延伸阅读

  《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9月版,12.80元。

  《法国革命论》,(英)柏克著,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4月版,17.00元。

  《法国大革命讲稿》,(英)阿克顿著,秋风译,贵州出版社2004年5月版,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