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悲文:党悄悄地蒙上了你的眼睛

 

由于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1月11号的一个会议上公布了不许出版发行的八本书的名单,被禁名单之一 《伶人往事》的作者章诒和,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抗议政府剥夺她的出版权,并且声明要用生命维护她的文字。”禁书事件”出笼以来,章诒和女士受到了海内外评论广泛的支持,中国政府践踏新闻出版自由的行径又多了一桩活生生的案例。

对言论自由的恐惧,是历史上所有专制政府共同的特点,因为他们能够实现统治的基础,是谎言和暴力,当言论自由揭穿了皇帝的新衣之时,也就是专制者垮台之际。

与章诒和女士的经历相近似,近一年来,我在互联网上写作和发表文章的过程,深深体会了“金盾工程”网上长城之后那双扼断言论自由的黑手,党和政府,总是悄悄地蒙上了我们的眼睛。

2006年5月9日,经过Google多次搜索之后,我用“贾悲文”这个网上没有重名的笔名在新世纪发表了 《耻辱或荣耀——追寻马克思的足迹》,由于这篇文章所持有的客观中立立场,发表之后,被广泛转载于国内外的中文网站。其后,我又以这个笔名写出了一系列的文章,分别被议报、观察、BBC中文网、联合早报网、多维新闻网、亚洲时报在线和世界周刊使用。

在笔名“贾悲文”出世仅仅9个多月的时间里,透过多次Google检索,和与Baidu的对照检索,可以发现,它已经上了金盾工程的黑名单了,两个搜索工具检索的结果竟然超过了100倍(百度检索结果212项,Google超过两万项,最高达到10万项)的差别,这就是号称“最懂汉字检索”的百度,一条言论禁锢的看门狗。

比较有看头的则是国内读者或编辑跟官方刀笔吏的游击战:网易文化频道首页曾经转发我在BBC首发的《帝国日落与大国崛起》,编辑们删掉了我的笔名,同时,把“与”换成“和”,以《帝国日落和大国崛起》予以发表。

另外,有趣的是,几位读者在转贴我的《统一的代价:冷战史上最惨烈的人道灾难》和《天下没有劫贫济富的医疗》时,把“中国”改称“基里巴斯国”来代替,言论钳制对人性的扭曲可见一斑。

另外,我作为一个业余的研究者,常常借助于维基百科来检索相关历史资料和发现相关链接,不过,在检索时为了兼顾历史真实和阅读方便,我总是对比检索中英双文。近年来,中国政府对维基中文关闭再开放,来来回回搞了数次,直到最近的一次放开,根据我最近使用维基百科的体会,官方目前正在用”堵不如疏”的办法,通过官方出资指定专人,佯装义工,制造官方认可的维基中文相关网页。

当海内外还在高兴于中共官方最后不得不开放维基百科中文的时候,官方已经”狸猫换太子”,悄悄蒙上了你的眼睛。各位如若不信,如果懂一点点英文,敬请对比维基的中文词条”马克思”和英文词条”Marx”。

对言论自由绞尽脑汁的钳制,和对国际压力不得不的阳奉阴违,是目前这个政权矛盾交织、首尾难顾的现状,每个写作者如果能够像章诒和女士那样去争取自己的权益,我们或许能够肩开一个言论自由的未来。

至于我个人,等”贾悲文”这个笔名满一周年,我就悄悄换上新的ID,让党猜猜我是谁?

姚文元新撰回顾与反思爆历史真相

 

姚文元在回忆录被禁后,去年冬天又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就本人亲身经历,所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要求获准,还为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

姚文元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其中爆 出了若干历史真相,实际上这是他回忆录的简本。

以下是该《回顾与反思》的部分内容。

◇ 毛泽东对林彪外逃事件的反应

毛泽东在获知林彪乘飞机外逃苏联时,还不全信,他叫总理(周恩来)再了解进一步情况。等到林彪乘飞机外逃已四个多小时,警卫部队找不到林彪后,总理作第三次报告时,毛泽东还半信半疑,对在场的政治局委员说:“他(林彪)会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毛仰望著天花板长叹一口气,说:“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二十二年。你们都被骗了!不要做事后诸葛亮!”毛泽东还指著周恩来、江青责骂道:“一个总理,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们的骗了。”

姚文元写道: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精神恍惚,摔东西,骂人,驱赶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唯有周恩来安排李敏、李讷由张玉凤陪著,去安慰父亲(毛泽东),才能使毛泽东的情绪平静些。

◇ 毛泽东对周恩来追悼会的意见

姚文元写道: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要开追悼会。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毛泽东出席;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我(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春桥、江东兴表态:反对主席出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的意见上,圈了华国锋、陈锡联等人表态的意见,批上“好”字。在决定谁主持追悼会时,又争持不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

◇毛泽东对“四五”天安门 事 件的反应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 事 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姚文元证实,对七六年清明天安门 事 件的定性、镇 压,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

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上: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上: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上:意见相同,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 关于总理人选

姚文元写道: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总理人选时,提出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还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汪东兴提名,报送主席的。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李、张、江青,同时打“□”。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 江,也得等我死后。”

◇关于对黄、吴、邱、李的处理

姚文元还爆 出史实内幕: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政治局曾讨论如何处理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四人及其他随从的问题,都无主意,请示主席。毛泽东说:走资派、叛 徒、内 奸、工 贼、现行反革命,都能处理、解决,对军事政 变集团、投向北面敌人的一伙,还处理、解决不了?军事法庭被砸了,为什么不送军事法庭审判?毛又指示:判黄、吴、邱、李死刑,也不过份。毛泽东还问了多名老帅,老帅对林彪无好感,但也不赞同判他们死刑。后来,四十多名将军的意见也基本一致,认为这四个人“罪不致死”,要求“养起来”,甚至也有的将军提出:指控他们政 变、谋害,都缺乏证据,要求调查、核实。

◇毛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子虚乌有

姚文元还爆出:“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 化大 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

姚文元爆出:关于毛泽东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事实上并不存在,是虚构出来的。

◇毛为身后事忧虑

姚文元爆出:毛自从林彪事件后至临终,常忧虑他死后老帅们会造 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

姚文元又写道: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 委主席,陈锡联。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卫子游:解读胡锦涛对互联网的讲话

 

1月23日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了以《以创新的精神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为题的讲话。胡锦涛在讲话中,把互联网的社会功能提高到一个以前从所未有的高度,认为互联网能否真正成新平台新空间,“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这个讲话一出来,在海内海外立即引起广泛注意。但这个讲话到底重心何在,是将放松管制的信号,还是严管的升级,对此,国外和国内分别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

一、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对互联网监控将进一步升级的信号。

海外重要的反对派媒体“大纪元”在以《胡锦涛要求”净化”网络 信息控制升级》发表的社论中援引路透社星期三报导的话说,胡锦涛强调对互联网内容进行净化管理,对中国的互联网要”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虽然胡锦涛没有提及言论审查,但其真实用意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意欲加强控制网主的言论自由。”该社论认为:”作为第四媒体,与报纸、广播和电视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互联网没有’总编’,然而,胡锦涛的讲话显示,中国政府则想在互联网上充当 ‘总编’的角色,过滤和屏蔽网主获取和传播信息。”

二、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放松管制的信号。

胡锦涛的这个讲话公开后,知名异议媒体[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立即予以全文转载。该网站负责人黄琦说:这个讲话是一个对放松管制而言是个积极信号,与以往中共对待互联网的态度有很大不同,通篇没有提到要打压不同政见。还要怎么样呢?人家能做到这一步,就很不错了。黄琦先生认为,要设身处地地替胡锦涛们想想,要理解处于那个位置的人的苦衷,对体制内出现的一些积极信号,要给予理解和鼓励,这样更有利于拓展空间。

三、国内网主出现四种不同解读。不用说,胡锦涛的讲话发表后,新华网照例置顶。在严格过滤过的回帖中,我们能看到四种声音:

1、无保留地支持,喝彩。这种帖子不用说就可以想到是最多的,这是刻意过滤后的歪曲事实的结果。本人尝试在在新华社上跟了一帖,内容是:”我们复习一下马克思的观点:’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是制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马克思认为,扼杀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作法是反国家行为。”,但没有出现在跟帖中,就是证据。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粉饰太平、严重扭曲反馈意见的作法,最终必定更加严重扭曲最后的决策。

2、认为胡的讲话,主旨在于疏导。尽管被歪曲,但看来新华社的网管对于疏导论的帖子还是不无认同的。因此,这样的帖子出现不少:

网主[儒雅骑士]在回帖中说:”总书记’治网’如大禹治水,注重疏导;不同于某些人,试图堵截、打压。”

网主[九思之为民众坚持]认为:”让持各种观点的人都能发表自己的看法才是基本原则!”

网主[踏入社会]说:”美国总统蔽最怕记者!称之为淘粪者。有专门揭短的媒体,人,党,国才能谦虚谨慎!才能及时知错改良。人,党,国才会健康发展!美欧的先进,即与此有关。我国盛行的谀风,吹风,跟风,造成的巨大伤害是深重的。”

网主[飘飘飘]认为:”我国盛行的谀风,吹风,跟风,造成的巨大伤害是深重的。”网友鹅湖居士:”是该治治那些歪曲历史、胡编乱造、妖言惑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网特了 。”

网主[随时关注]也认为:”支持~~!!!网络就是要让大家说实话!不能只让人说好听的话而不让说坏的或难听的话。 “

网主[快过年了]:”适当的宽松是应该的,我也不主张一管就死。但是,对那些带有明显敌对、不良倾向的政治性言论,确有甄别的必要。”

网主[actrightnow]说:”中国的网络如果规范好那就不论对国家, 对世界都是一个贡献.当然,要给予一定自由度,只要合乎法规.试想,博客已经达到两千多万,每一个博客其实就是一个个人媒体,都是一个窗口,思想交流的平台.”
3、鼓励和支持严加管理。即使是在新华网上,这样的帖子也极为稀少:

网主[江镇人]认为:”总书记的讲话非常好,互联网确实该管一管了。但问题的关键是要落实下去,不是说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么?再好的指示不落实,等于没有讲。目前看,网上确实比较乱,好像没有什么章法,想发布就发布,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一些经济部门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监管不力、准入不严;一些网站过于追求”眼球效应”,赚点击率,对新闻、跟帖不加甄别,抢发、乱发。导致网上不良信息、不健康内容经常出现,既扰乱了社会秩序,也污染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久而久之,让人无所适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健全领导体制、规范运行机制,建立职责明确的管理部门来抓,任何事,指望多个部门齐抓共管是难以奏效的。依我看,目前网上舆论管理这一块是薄弱的,既无手段,恐怕部门力量也不行。”明确支持共产党和政府在管制互联网方面进一步扩张权力。

4、还有一部分网友则回避政治性话题,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问题层面:

网主[楚天落日]认为:”不准老弹干扰广告;不准色网靠挂;不准设立病毒陷阱。”

另一位则认为,管制互联网”首先清理、规范———恶意网站!——–流氓软件!打击追纠—–病毒来源!”

笔者认为,对同一篇讲话,之所以出现上述截然不同的解读,其原因固然与胡锦涛讲话的用语模糊,以及与解读者所持观点和看问题角度大有关系,但也是中国共产党反人类文明而动,对互联网严加管制的一贯政策造成的。胡锦涛上台后,就互联网方面来说,持续打压网络异见人士,国际国内因此普遍认为,现在对互联网的管制远甚于江泽民主政时期,有了这个前提,对于反对胡锦涛的舆论控制政策的人们而言,其对胡锦涛的舆论政策,自然会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对于希望严管的共产党内的某些人士而言,将这个讲话解读为严管的继续或加强,也是很自然的。

笔者认为,单纯从文本来说,这个讲话应当解读为以疏导为主,对严管互联网以维护国家安全确实没有作为一个重点,然而,胡锦涛一贯作风是说的不做,做的不说,所以,到底是放松还是进一步收紧,不能光看他怎么说,得看下一步怎么做。如果对力虹等人从轻判处,可视为放松,如果像郑贻春那样从重,则可视为收紧。同时,我们还要把眼光看远一点,即使目前胡锦涛作出某些放松的姿态,也很可能与北京奥运有关,只是策略,并不一定就代表以后会持续放松。毕竟,共产党既未声称放弃一党专权,也未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其为了维护一党专政特权不择手段的特性并未有彻底改变的迹象,而且,胡锦涛权力不是来之于民选,是党将他抬举到现在这个地位的,离开了党,便可能失去一切,因此,他即使个人意愿希望稍有放松,但为了党的利益随时对互联网祭起屠刀,是毫不奇怪的。
──《观察》首发 

温克坚:和谐社会从释放政治犯开始

 

和谐社会作为胡记理论的标识看来基本成为定居。从所谓科学发展观,到保先,再八荣八耻,最后落实到和谐社会,从字面演进的角度来看,无疑还体现着从不着调到显得有些着调的某种”进步”.和谐社会看上去毕竟具有相当强的解释韧性和空间,给人一些温馨的联想。

但是很显然的是,这种温馨是短暂的,廉价的,因为现实生活中,专制机制的运行时刻在碾碎着人们的美好期待,时刻在提醒人们和谐是多么的遥远。而任何一种理论,它的逐步被理解,认同乃至接受不仅需要一定的时间,也需要一系列的实质内容做配合,这些实质内容其实就是特定的公共政策,必要的制度变革,来维护民众的权利,回应民众对正义的诉求。如果没有这些实质性内容的出台,一味走中共文宣的老套路,把风牛马不相及的事物前面套上和谐的前缀,甚至采用脑白金广告式的轰炸而速成一个理论,来塑造政治领导人的权威,那无疑显得很弱智。

当和谐社会理论走上”和谐乡村,和谐城镇,和谐江南,和谐中国,和谐中东,和谐亚太,和谐世界”这种套路的时候,当和谐社会摆出包治百病,一和谐就灵的架势的时候,和谐社会理论也就成为了地道的笑话。

当然,对病态丛生的社会现实视而不见,对政治责任和历史赋予的政治机会视而不见,却妄想树立某某版本的思想理论,那本来就是个笑话。是的,毛有思想,邓有理论,江有三个代表,可是你以为谁拿这些当真啊?!和谐社会再好听,理论阐释空间再巨大,文宣机器再有效,但是没有实质性的政治步骤相对应,没有公众的参与和认同,那么成为垃圾是它唯一的命运。

虽然一切都已很晚,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过出于对和谐社会理论始作俑者政治意图的尊重和善良期待,我愿意提出一个简单可行的步骤,以便为日益泡沫化的”和谐社会”注入必要的社会声誉,挽救这个理论的生存底线。这个步骤其实很简单,就是立即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这一步操作很方便。政治领导层开个会,形成一个决议,修改相关的法律条文,然后宣布让政治犯们回家就可以了。既然前些年可以在外交场合把特殊政治犯“零售”给外国政府,没有理由不可以把所有政治犯以“批发”的方式还给国内民众。

这一步代价有限。所有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加起来估计也就几千人,对既有权力和利益格局也形成不了什么实质性的威胁。

这一步收益却极大,国际社会肯定掌声一片, “和谐世界”立即推进了一大步。而和谐社会也顷刻获得对它最挑剔的群体——异议群体的适度认同,和谐社会具备了发展的必要社会心理基础。

如果我们严肃的对待和谐社会理论,并把它设想为社会共同体关于未来的一种图景,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条道路决不是某某版本的理论,不是政治人物纷纭变换的政治符号,她是权利和权力的一个现代化配置方案,她需要经济自由的拓展,需要法治规则的建立和遵守,需要政治秩序的重建和现代政治文化的孕育,每一个目标都需要很长的路要走。这个过程需要执政者的政治智慧,更需要公众的参与,认同和耐心。一个监狱里依然关押着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国家,无疑是跟这个进程背道而驰。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释放政治犯和良心犯,是和谐社会的必要一步——要想绕道而行,那是绕不过去的。

必须承认,释放政治犯的诉求除了基于这种公共角度的理由,也还有个人化的理由。毕竟,那些依旧身陷囹圄的政治犯中,有很多是我思想的同道和朋友,郭飞熊,杨天水,师涛,杨建利,陈树庆,力虹…。这个名单很长很长。我知道的是他们仅仅因为践行了他们对现代政治秩序的信念就失去了自由,这无疑是非人性的,不和谐的,在他们没有获得自由之前,在共和国的监狱里依然关押着哪怕只有一个良心犯的时候,“和谐社会”看上去再逼真,哪怕文宣机器已经把它传播到所有的大街小巷,那也依然掩盖不了暴政的真面目。

首发博讯

陈水扁:回首民主来时路

 

在今年的元旦祝词中,曾提到将于近期内举办《全球新兴民主论坛》倡议大会,邀请欧、亚、非及中南美洲等新兴民主国家卸任的元首,针对各国所共同面对的民主困境与难题,进行经验的交流与意见的研讨,并希望能进一步促成《全球新兴民主论坛》的诞生,从新兴民主国家的角度,为全世界民主的发展与深化,贡献更多的智慧与心力。

经过相关单位积极的筹划,这场倡议大会将于本月底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隆重登场,这不但是第三波新兴民主国家对于民主的实践一次重要的省思,也必能为台湾民主未来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启发。

台湾的近代民主运动发韧于1921年由林献堂先生所发起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和“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之後有蒋渭水及蔡培火等民主运动前辈们所组织的“台湾民众党”、“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以及于1932年有“台湾人唯一喉舌”之称的《台湾民报》的发行等等,台湾民主化的启蒙与进程可谓走在亚洲各国的前列,但这一切于1947年的2月28日全然改变了。

“2.28”事件的发生,不但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一次对台湾人民最大规模的武力镇压与屠杀,更是对台湾民主发展最严重的箝制与扼杀。继“2.28”事件之後,接踵而来的是全面的“清乡”与“白色恐怖”,以及长达38年的“戒严”统治,期间更发生了“雷震案”、“高雄桥头事件”、以及“美丽岛事件”等一连串的政治冤案,彻底剥夺台湾人民做为自己主人的权利,而“2.28”事件则是整个苦难历史的开端。

依据保守估计,于“2.28”事件期间遭受杀害的人数至少有18,000余人,受波及的范围涵盖全台各地,尤以基隆、嘉义及高雄等地最为惨烈。死难者更无分本省、外省及原住民,且下自学生、贩夫走卒,上至地方仕绅、社会贤达,无一幸免于难。当年遭到残害的台籍菁英,包括:台大教授林茂生、台湾本土金融家陈炘、省立宜兰医院院长郭章垣、高等法院推事吴鸿麒、新竹地检署检察官王育霖、《台湾新生报》总经理阮朝日、编辑吴金炼、《人民导报》社长宋斐如、艺术家陈澄波,作家吕赫若、朱点人、律师李瑞峰、李瑞汉,以及各级参议员或地方领袖,例如:王添灯、张七郎、黄朝生、林连宗、杨元丁等等,都在“2.28”事件及后来的“绥靖”与“清乡”中丧生或失踪。

事实上,截至去年12月止,全国各地因“2.28”事件死亡、失踪及受损害者共提出2,756件补偿金的申请案,其中共有2,264件成立,受领补偿人数,包括受难者本人暨家属共有9,420人,审定的补偿金额高达71亿6,834万元。但由于许多的因素,提出补偿申请的人数却只占当年死伤人数的一小部分,足见“2.28”事件对台湾社会所造成的伤痕是多么的深重,甚至对许多受难者及家属依然是心中永远难以抚平的痛楚。

“2.28”事件绝对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而是之后长达半个世纪党国体制威权统治的序曲。“2.28”事件更不是如同近来部分政党人士所描述的,是单纯的“官逼民反”或因文化及语言隔阂所引发的警民冲突,“2.28”事件在本质上是对民主全面的否定,以及对人权的彻底的戕害。

1987年2月28日,“2.28”事件40周年,台湾人民第一次能够以公开的方式举行相关的纪念活动,就在当天晚上的《二二八和平日演讲会》本人正式宣布加入“民主进步党”,之后担任台北市长时,将台北市新公园更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成立“二二八纪念馆”,并率先将每年2月28日订为“和平纪念日”,之后行政院才接着跟进并订为国定假日。2000年任总统之后,除了持续办理补偿金与赔偿金的发放外,并对“2.28”的受难者予以平反及恢复名誉、将相关的官方档案,包括所谓“2.28”事件元凶之一的陈仪的机密档案,予以解密、整理及陆续的出版,于今年2月28日更将为国家级的“二二八国家纪念馆”举行揭碑仪式。

20年来,政府对“2.28”事件的处理,虽然做了很多,但对所有的受难者及家属,个人始终感到有许多的缺憾。因为历史真相始终无法大白、事件元凶的责任从未被追究、而公义迄今也仍未完全的获得伸张。当台湾从威权转型成民主,对于过去统治者对人权所犯下的罪行与暴行,我们可以选择宽恕,但过去历史的真相与教训绝对不容许遭到遗忘或受到扭曲。历史的真相一定要大白,施暴者与加害者责任的归属也必须彻底的厘清。若我们不愿承认曾经有施暴者与加害者,等于我们也否认了有受难者与受害者的存在。如果我们说“2.28”事件只是单纯的“官逼民反”或“警民冲突”,那许多在绿岛监禁长达10年、20年的政治犯与良心犯,他们的牺牲与苦难不就等于完全没有了意义。

今年是“2.28”事件60周年,许多民间团体,甚至各政党也开始着手筹划各项的纪念活动,让更多的民众了解“2.28”事件绝对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把相关的活动,扭曲成蓝绿政治的角力,甚至希望藉此增添更多的政治光环,将使“2.28”失去一切它所代表的意义。

我们纪念“2.28”事件,除了表达对所有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志哀,更象征着我们对台湾主体意识、民主与人权普世价值,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念与坚持。

  蓬莱美岛真可爱,祖先基业在,
  田园阮开树阮栽,劳苦代过代。
  着理解,着理解,

  阮是开拓者,不是戆奴才。
  台湾全岛快自治,
  公事阮掌才应该。

这首《台湾自治歌》是民主前辈蔡培火先生于1923年“治警事件”后入狱所作的,道尽了100多年以来台湾人民的心声。如果我们不能做自己的主人,不能掌握自己未来的命运与前途,结果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制。不论是1895年的“割让”或是1945年的“光复”,台湾人民的意愿从来不曾受到尊重,正因为如此,台湾人民面对的是无止尽的迫害与苦难。今天我们重新省思“2.28”事件的历史教训,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做自己主人”的信念与意志,唯有将决定台湾国家未来前途与命运的权利,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过去的悲剧才不会一再地重演,台湾人民才能真正地告别悲情与伤痛,积极迎向快乐与希望。

做自己的主人,每一个人都做自己的主人,就达成民主具体的实践。

过去很多人都把“2.28”事件诠释为族群冲突或是省籍矛盾,但事件本质上是民主的问题。依据相关的学术研究,于“白色恐怖”期间,外省籍的受难者达到总数的40%,远比当时外省人占总人口比率的15%还高出许多。换句话说,只要敢对威权体制提出挑战,一律都受到无情的镇压与迫害,《自由中国》的“雷震案”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同样的,今天两岸的问题也绝非是族群或是意识型态的问题,而是在于制度及民主的选择。历史的事实证明,一个非民主的政体必然是残酷的,其统治的基础都是建立在武力、恐怖及威吓之上,唯有崇尚民主的政府才可能是爱好和平与尊重人权的政府。只要中国始终拒绝民主化,始终坚持一党专政,始终不放弃武力犯台的野心,中国对台湾的打压,就如同“2.28”事件对台湾人民的迫害是一致的,绝对是不分族群、省籍与蓝、绿党派。

“2.28”事件迄今将近一甲子,除了要记取历史的教训,坚持台湾主体意识的路线,以及捍卫得来不易的民主成就外,更重要的是必须诚实的面对“转型正义”所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对于过去党国体制威权统治时期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诸如军队的国家化、党化教育的解构、政党退出校园、党政军退出媒体、以及文官体系的中立等等,自2000年政党轮替以来,已逐步的落实与贯彻,这是台湾民主的重大成就,但不可讳言,仍有许多未尽之处,例如“不当党产”的问题始终无法获得解决,以致于主其事者能有恃无恐地加速脱产与贱卖。又例如对于过去威权统治者侵犯人权责任的归属始终未予以追究及厘清,如何在“2.28”事件元凶与“世界的伟人、民族的救星”之间,重新建立一个适当且合理的历史定位与评价,这些“转型正义”的课题,绝对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都必须透过全民的智慧与努力,才能让台湾真正走出威权体制的遗绪与阴影。

2004年2月28日,“手护台湾大联盟”所发起的《族群大团结、牵手护台湾》运动,有超过百万的民众,从南到北坚定地走出来,大家手牵手,团结在一起,这是过去20年来台湾人民能够公开纪念“2.28”,最令人震撼与感动的一刻。今年适逢“2.28”事件60周年,我们更要延续2004年“坚定站出来”与“牵手大团结”的精神,可以考虑透过定点或游行的方式重返“2.28”历史的现场,以具体的行动再次表达我们对所有死难同胞永恒的追思,或是号召全国的寺庙能于当天下午2点28分一起鸣钟击鼓,为全国民众祈福,让我们用最虔诚的心意与最坚决的行动,誓言“2.28”历史的悲剧绝不容再次发生,并祈求公义、和平、和解与宽恕能早日实现。

黄河清:中国没有明天!(连载之四)

第七章 懦怯大行刚勇无

 
元灭宋、清灭明,都是游牧取代农耕、落后文化打败先进文化,从人
性的角度来说,则是刚勇战胜懦弱!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懦弱与刚勇并存是正常现象,但是,当懦弱占
据了主导地位时,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离分崩离析也就不远了,恰如
南宋末年和明朝末年的光景相似。

现在的中国大陆,正是这种懦弱卑怯的人性沉渣泛起,弥漫全民身
心、笼罩神州大地的时刻。

  女友在宿舍遭轮奸,男友徘徊门外不敢报案

  〔《燕赵都市报》报道〕男友自忖弱小,不是对手,竟任由歹徒
  对女友轮番施暴,在门外徘徊,甚至没有想过报案。受害者独吞
  苦果,竟也忍气吞声。而同宿舍的工友则事不关已,高高挂起。
  如此这般,施暴者得以实施暴行。这起发生在河北三河市某书刊
  装订厂恶性轮奸案中,怯懦者的怯懦和冷漠者的冷漠让人久久不
  能释怀。

  女孩公厕内被拾荒男子强奸40余人围观无人制止

  〔《燕赵都市报》本报衡水电:记者李海菊、孟宪峰;通讯员付
  忠礼〕4月18日下午4时许,位于衡水闹市街头的一公共厕所内,
  一女孩在如厕时被尾随而来的拾荒男子强奸。更令人痛心的是,
  女孩受害时间长达20余分钟,现场围观市民40余人,却没有一人
  出手制止。

  强奸卢母、妻、女祖孙三代

  最近,甘肃省定西市纪委、政法委等部门组成调查组,彻查该市
  岷县堡子乡一起强奸案中执法机构违规违纪的情况。案件的过程
  令人吃惊:村民侯某,仗着酒劲闯入卢某家,对其妻、女进行强
  奸。因当地警方处置不当,未得到及时控制的侯某,在卢某报警
  的当天晚上,再次报复性当众强奸卢母、妻、女祖孙三代。就在
  侯某实施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时,卢某的儿子向200多户村民求
  救,然而村民大多关门谢绝,少数来到现场的村民也仅仅充当了
  看客的角色,致使卢家三代人惨遭强暴的惨剧在众目睽睽之下发
  生。(原载:《博讯》)

类此报道打开互联网,触目皆是,不忍卒读。如果说“可杀不可
辱”,是大陆历来政治运动中含冤被杀的、自杀的或可最后聊以自欺
自慰的“忍”,那么,发展到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妻子、姐妹、女友
被当众调戏、污辱、轮暴而还能“忍”下去,则是任怎么也无法自欺
下去的了。可是,我们的社会就是还能泰然自若地安然无事、安然无
恙。

批评斥责国民冷漠的文章义愤填膺、连篇累牍,没有任何作用。全社
会在堕落,从上到下,从里到外。

见惯不惊,见怪不怪,可以是天象、人祸、恶习、贪墨、无耻、不
义、残酷、惨苦、腐化、淫荡、乱伦……任何事都可以,就是不能对
此类事见惯不惊、见怪不怪。不是母亲、妻子、姐妹、女友的贞操受
到了蹂躏不能容忍,而是作为丈夫、兄弟、男儿对人类的另一半遭到
欺凌时不能挺身而出保护她们不能容忍。这人类的另一半生育男儿、
哺养男儿,也天生地仰仗男儿、在男儿的臂弯里胸脯上受呵护体贴温
柔性爱;男儿则无论从生理、人性、道义以至人类的繁衍延续这一最
根本的问题上天然地负有保护女性的责任。这是天则!无论历史发展
到那一阶段,无论女性如何解放、如何撑起了半边天,只要还有人
类,只要还分男女,这一天则就无可更移。

送郎上战场,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毫无例外地上演着数不清的可歌可
泣的故事。孟姜女万里送寒衣哭倒长城的故事之所以千古流传,潜在
的一大原因是男性社会对此的感动与感激。从古至今,无论古罗马大
帝恺撒、暴君尼禄,无论希腊神话中的诸神,无论中国始皇帝嬴政、
无法无天毛泽东,对女性在占有之余,也有爱护、保护、怜惜的一面
的。天则使然,君王其能外乎!

雄鸡打鸣,找母鸡交配,若遇另一只雄鸡插脚,也会斗上一斗;猴王
集三千后宫于一身,若有另猴挑战,要打得遍体鳞伤不落荒而逃,许
多是至死方休;蜜蜂交尾即死,以身殉性。自然万物万事,本寓至理
至性,皆应敬畏。我的同胞们啊,有些事是死也不能做的,有些事是
死也要做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民族更是要有精神的。这些
古训不能嘲笑,不能嗤之以鼻。否则,我们这个民族与狗彘无异!

春秋战国时期聂政保护姐姐聂_而自残的故事感天动地。聂政刺杀韩
国首相侠累后用剑挖掉自己的眼睛和面皮,为的是不让人认出来而连
累已经出嫁的姐姐聂_。聂_闻讯后赶到暴尸现场,认了弟弟,自杀
于弟弟身旁。

我们民族不是历来懦弱卑怯的,聂政聂_就是明证。在妇女最没地位
的汉朝,聂_是司马迁几乎唯一写进列传的市井妇女,这也是我们这
个民族曾崇尚刚烈刚勇尊重女性的明证。

现代时髦的中国人对此会嗤之以鼻,会以现代的价值观念衡量和嘲笑
这对姐弟。这就是现代中国大陆懦弱卑怯人性沉渣泛起弥漫全民身
心、笼罩神州大地的根本表征。最无可救药最无可奈何最令人伤悲者
在此!

懦弱、卑怯的根在人性,任何民族都有,只不过我们特别地源远流长
罢了。

1933年,中共红军在井冈山地区与国民党军队张辉瓒部交战获胜,活
捉了师长张辉瓒。红军将张辉瓒砍头、挖眼,在挖掉的眼窝里点上油
灯,谓之“点天灯”,然后把点上天灯的张辉瓒放在竹排上顺流而下
以示众以儆效尤。这种打死老虎的酷毒残忍与刚勇尚武完全风马牛不
相及。我们凶残的懦弱与卑怯早就闻名于世了。毛泽东却将这种恶劣
的卑怯用生花妙笔记录为:“《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
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
瓒。

20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
下红旗乱。”至少三代青年受其蛊惑至今。当今的境况只是苍天的一
种报应罢了。

见死不救、围观、起哄,已是大陆的常态,无论大报小报,无论网刊
论坛,这些报道比比皆是。国家主席杨尚昆80年代在广州看到医院见
死不救的现象还能动一下恻隐之心,作个批示,如果他见到现在医院
门外层出不穷无钱交付保证金的穷人患者病疼至死,医生熟视无睹、
无动于衷且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景象;如果他看到各级“信访办”门口
含冤负屈呼唤青天的访民被抓捕毒打至死的景象……又能如何?这种
表层的报应还不够,老天的惩罚更深入腠里膏肓。

前不久大陆报载一名女中学生因遭到老师过分责备,愤而投河自杀。
其家长状告老师。公开审判时法官宣判该被告教师没有刑事罪责。在
旁听席上的几十名教师竟同时起立鼓掌欢呼。他们那人类最原始的悲
悯之心荡然无存,遑论有一丝职业道德、丁点责任心、半毫羞耻了。
他们欢呼什么呢?同伴的胜诉?兔不死狐不悲的欣喜?为人师表的道
德良心呢?自己的学生呢?学生的感情呢?学生的生命呢?学生的家
人呢?还有尚未被逼死的几十几百几千的学生呢?全都到酱缸里去
了,全都让狗吃了!他们那雀跃之心该有多么强势!这个时刻,他们
一点也不懦弱,多么勇敢啊!可怕的是全体教师欢呼,更可怕的是同
时欢呼,最可怕的是起立欢呼,无可救药的是鼓掌欢呼!!得有多深
重多罪孽多一致的无耻之心才能做到如此不约而同,步步紧随
啊!!!这样的教师,这样的校长,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法院,这样
的社会,中国还有明天吗?

57年的“整”,57年的“骗”,57年的“吓”,57 年的“杀”,所
导致的57年的“忍”,57年的无耻堕落,已如蛆附骨、如蝇逐臭、如
影随形,挥之不去,不召即来。这才是根本之所在。

自打耳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习惯。这个令人恶心的习惯正是懦弱卑怯
最普遍最表皮也最深刻的表现。小品演员赵本山经常自打耳光的演技
与他所饰演的小人物的性格丝丝入扣,相声演员冯巩可以在他心仪的
闺秀倪萍面前自打耳光,优秀的电影演员葛优竟然也打起自己的耳光
来了。当我在影片里看到葛优那么自然那么随便那么纯熟地煽了自己
一记耳光后,我彻底地丧气了。葛优虽然是轻轻地打在自己的脸上,
我的脸上却无异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我们这个民族确实自打耳光
上了瘾,成了习惯。文学作品反映生活。我们的生活习惯专注于在烦
恼时、困顿时、沮丧时、受辱时自打耳光怨天尤人,而不是反躬自省
奋起反抗争取自己的权益。这些现象在农村家居、在市井民间,随处
随时可见。

许多年前大陆的电视新闻上,有这么个镜头:大名鼎鼎的电影导演陈
凯歌在回答一位年青的小报女记者提问时,竟然用手指戳着她:你去
看看史记刺客列传荆轲部分,才几百字!那种傲慢的居高临下责斥不
屑的神态把那小女孩都吓哆嗦了,比打她一记耳光还厉害。多少年
后,那镜头还时时浮现在眼前。所以,当看到陈凯歌在云南滇池拍外
景糟蹋环境遭到批评置之不理行若无事的报道时,我一点也不奇怪。
陈凯歌虽然是当众煽了别人一记耳光,却比赵本山、冯巩、葛优的自
打耳光更能说明我们这个民族自打耳光的恶习存在。懦弱卑怯的人性
丑陋藏在深处。鲁迅嘲讽国民性的懦弱卑怯:对手是羊时,他就是虎
狼;对手是狮虎时,他成了绵羊。有报道陈凯歌欲跻身高干子弟社交
圈内遭到冷遇与不屑。无论真假,从逻辑上来看是成立的:懦弱卑怯
者需要寻找更强大的倚靠。

除了自打耳光,我们还有一个下跪的习俗和习惯。古代的不必多说,
现当代的也屡见。

周恩来文革期间在人民大会堂跪地指地图向毛泽东作解说一事被炒的
沸沸扬扬,或是对周鄙夷者一种故意的渲染和发泄;人大副委员长成
克杰被枪毙后,所曝光的广西省交通厅党委书记褚之田每到成克杰家
总跪拜磕头,则是当局承认的滑稽的无耻。请看千千万万下跪的实例
中所遴选的四桩之最,以为见证。

最具君臣气象的是南京军区司令上将军许世友跪毛泽东;最无耻的是
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跪举报人;最惊天动地的是1989年4月22日
三位青年学子在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下跪上书;最具忠孝古风的
是黄金秋在南京法庭上跪父母。这四跪,很说明问题,说明懦弱与卑
怯的象征之一下跪,在我们这个民族已经成了一种文化,它与制度、
人性结合在一起,影响着全民族。

毛泽东视许世友为周勃、许褚,要他清君侧、作卫士。许世友穿草
鞋、行大礼,正是封建君臣跪文化在新时代的再现。这一跪,至今为
民间津津乐道、广为流传,吾乡贤老作家林斤澜有文记其事,惟妙惟
肖。

李信副市长之跪,除了也展现了人性的自私导致的懦弱卑怯外,更是
中共官员无耻与堕落的写照。

  山东济宁副市长李信向举报人下跪的新闻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李
  信一跪再跪,无非是想保住乌纱,其行为的卑下令人齿冷。不
  过,围绕他下跪前前后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却让人不解、不懂。试
  发三问。举报人去年1月发现李信涉嫌犯罪并开始举报,2月就遭
  李信绑架。此后一年多,举报人先后向检察院、反贪局、公安
  厅、纪委反映情况,其间又发生了李信几次下跪、写保证书和送
  钱封口的情节。(摘自:《工人在线》)  

三学子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之跪,是下跪文化的精华之举之聚。
三学子下跪伊始,恰大会堂内大小父母官数千人济济一堂共商国是之
时。烈日当头,岩地咯膝,长跪不起,达45分钟,数十万聚集在天安
门广场上的热血学子齐盼齐求老爷接见。三学子跪地,数十万学子援
后,一溜铺开,站满坐满百万见方的广场,一望无际,既热血沸腾又
哀切凄婉,其忠良之心,天地可鉴,日月可表。三学子头顶状纸,长
跪不起,数十万学子呐喊声震,要求接见。岂是三学子之跪,直是数
十万学子之跪!老爷们铁石心肠,视而不见,安之若素。此情此景,
古今中外,空前绝后。最绝最惨最不忍卒见者乃学子所跪苦主胡耀邦
遗孀李昭从三学子面前走过,竟亦视而不见双手上举顶天的冤状告
纸,不去道一声乏,不去扶一下臂。谁不予理睬不接状纸都可理解,
唯独李昭不行!学子下跪,就是为了你的夫君!三学子就是广场上数
十万学子,就是全中国数百万数千万学子,就是13亿民众!一眼可以
看得见的三学子数十万学子用下跪的尊严去呼唤换取你夫君的尊严,
你怎么可以视而不见,弃若敝屣?可历史就这样记录了李昭掉头不顾
的场景。这就是中华下跪文化精粹的集结和绝妙的下场!

可惜,这不是跪文化的终结。事后,多少文字述说、议论这一场景,
无一人所见所论及此,似乎这是当然应然。可怕的不是邓小平李鹏诸
老爷们铁石心肠,不见学子;可怕的是李昭不理会学子且学子们都视
此为当然应然。这种麻木,这种深入骨髓的懦弱卑怯弥漫在青年学子
身上,笼罩在李昭们身上。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代表!我不
相信李昭的人性就如此沉沦。李昭肯定痛苦不堪,大可怜悯,但她也
毅然决然坚定不移,十分可耻。不必讳此!李昭是沐浴在党文化的阳
光下、受着党文化严格的教育培养训练成长的。她良善的人性敌不过
党文化邪恶的力量,人性善被吞噬,服从党的决定战胜了人性,懦弱
卑怯主宰了一切!制度、文化、人性三者的关系就这样相互虬结交错
制约。积淀之深,在根在髓,人心难变,无力回天了。这才是最根本
的,最可悲的,无法挽救的。

唯一还可聊以自慰的是黄金秋之跪。黄金秋,江苏南京人,海外民主
运动人士。返国从事唤醒民众之举,被当局抓捕判刑十年。在南京市
的法庭上,黄金秋自辩陈述完毕,向前来旁听的父母亲双膝下跪,声
泪俱下:恕孩儿忠孝不能两全!黄金秋跪天跪地跪父母,乃亘古男儿
之跪。古时多有,今或仅见。在讲述了众多的丧气事例之后,我愿黄
金秋之跪万古流传。

与人民大会堂三学子下跪文化和人性相对应的,是天安门三君子涂污
毛泽东画像的事件。懦弱卑怯的学子们这一次勇敢地把这三君子扭送
到公安局,交给了警察。无论如何处置三君子,赞同、宣扬、仿效,
且不论;疑若特务、恨如仇敌、视为帮倒忙,也在情理中;可以骂、
也可打、不妨示众……甚至乱殴至死,都比送交警察好。就是不能把
他们送交警察!这是人性的底线问题。至今17年过去了,未见学生认
真忏悔。学生以至我们整个民族,头钻到裤裆里去,脸还要红上三百
年!这不仅是没有担当、懦弱、卑怯、出卖的问题,是没了人性还不
自知的问题。没了人性还不自知,正是我们这个民族当今的特点。

我们这个民族的明天,确实渺茫啊!

天安门三君子的大名是:喻东岳、余志坚、鲁德成。三人分别被判处
20年、无期、15年。喻东岳被折磨至神经失常,生不如死。如果中国
能有明天,我们要记住这些名字。

不要打别人耳光,更不要打自己耳光,不要随便下跪,凡人两膝有黄
金,懦弱与卑怯就可以一点点祛除。无论明天有无,当下活着的人
们,应该有这一点尊严、自信和自爱。

一个民族即便失败,刚勇刚烈之气不失,则复兴之日可期。德国、日
本即其显例。

日本大和民族素有武士道精神,战败剖腹自杀者比比皆是。他们对勇
武的敌手礼敬有加。抗日英烈张自忠将军与日军战死阵前,日军厚殓
葬之,列队鸣枪致敬。

一本《日本的贞操》的书记录了战败后日本妇女遭受美军强奸的个
案,其中有八个美国大兵轮奸一个日本女人的描述。日本人牢牢地、
死死地记住了这一切。

日本的女人是最温顺的,因为日本的固有观念妇女没有地位。但是日
本这个民族却尽自己所能爱护、保卫自己的女人

日本在二战大败之后,在废墟上,在妇女遭受美军蹂躏强暴的耻辱
上,忍辱负重,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硬生生地站立了起来。

中国被侵华日军掳去做随军妓女的“慰安妇”,至今犹有幸存者,她
们受尽日军的污辱糟蹋。她们在大陆自诩强大的当下欲倚仗祖国的声
威洗刷以往的耻辱,大陆当局却千方百计阻止打压她们揭示真相讨回
公道。

1998年,印尼排华,烧杀华人,奸杀华人妇女,实况之惨,世所罕
有,照片录像在世界媒体披露,全球震惊谴责。唯中共政府装聋作
哑,视而不见。

两相对照,日本的崛起,中国的堕落,正是事理之必然啊!

德国战败,柏林沦陷,320名纳粹女军官自杀。苏联军官记录了这
一悲惨壮烈的场景。

苏军飞行员目睹320名纳粹女军官醉酒自尽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最著名的王牌飞行员阿尔谢尼。沃罗热伊金,
  创造了击落六架日军飞机46架德军飞机自己未被击落一次的纪
  录,两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参加了朱可夫元帅指挥的攻
  克柏林的战役,并在解放柏林后有幸第一时间来到帝国大厦希特
  勒的地下掩体察看,现场目睹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惨状:大量纳粹
  男女军官在得知失败命运及希特勒自杀身亡的消息后,酗酒狂
  欢,随后服毒自尽。……

  不过,他们不知道,仅仅一个多小时前,朱可夫元帅和刚刚被任
  命的柏林警备部队司令别尔扎林上将、陆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博科
  夫上将一行刚离开这里,他们来确认希特勒是否真的自杀。不
  过,元帅和将军们都没到地下室去,只是听取了汇报,而且,在
  他们到来之前,在戈贝斯所在的地下掩体内,刚刚发现了根据父
  母的命令毒死的六个孩子的尸体。朱可夫元帅后来说:“我承
  认,我没有勇气下去看那些被父母毒死的孩子们。”……
  
  他们从走廊尽头,顺着另外一个楼梯,小心谨慎地下到地下二
  层,微弱的马灯光线最多只能照亮十米,不过,他们还是发现了
  第一个掩体稍微开启的门,打开门,一行六人走了进去。迎面而
  来的是一股浑浊、呛人的气味,混合着酒精和其他物体的味道,
  马灯光线随即照亮了室内恐怖的场景:几个盖世太保军官,基本
  上全是上校和将军衣衫不整,制服扣子全部解开,一些军官只穿
  着裤头、背心,喝得烂醉如泥,有的坐在背靠桌子的椅子上,有
  的坐在沙发上,几名年轻的姑娘穿着党卫军制服,同样地衣衫不
  整,一动不动地躺在他们中间,他们全死了。经过仔细察看,沃
  罗热伊金少校发现,大部分纳粹军官是开枪自杀的,其他的人则
  是喝了大量的白兰地,许多瓶子就胡乱地放在身边,烂醉后服氰
  化钾而死。地下二层其他所有掩体内,都是这种场景,几百名纳
  粹德国高级官员在酗酒狂欢之后,或开枪或服毒,自愿身亡,仅
  穿黑色制服的党卫军女军官就有300多人(最后统计是320人)。

  沃罗热伊金少校一行六人见到这种惨状,没有兴趣继续察看,随
  后默默地离开。此时,柏林市内到处弥漫着汽油味、火药味,不
  时听见冲锋枪和步枪声,什么地方偶尔有一枚火箭炮升空,苏军
  官兵们正用欢乐的胜利迎接新的一天。(原载:《博讯》)

德国战后迅速崛起,也正是因为民族的刚勇刚烈精神不灭。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可以被打倒,可以失败,但不可以没有了精神。中华
民族的当下却是没有了精神,懦弱卑怯沉渣泛起导致刚勇刚烈荡然;
更主要的精神──国家与民族的理想、追求也没有了,这是多么可怕
的事啊! 

 

第八章 地狱煎熬也幽默


幽默一词来自西方,林语堂的翻译,准确、传神,信、达、雅都做到
了。虽然鲁迅还是要讥刺林语堂,但事实的力量强胜雄辩。幽默一
词,历80余年,越来越响亮,已从学界、学院、学子的阳春白雪阶层
进入到市井乡村千门万户的下里巴人中了。犹如“可口可乐”的翻
译、“万宝路”的翻译、“奔驰”的翻译,都是典范,可垂式后昆
的。将香港人译的“平治”,与大陆人译的“奔驰”相比,实在是高
下立判。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本章谈幽默,本意在一片混沌的悲观绝望中插一点苦涩的笑声。正如
天塌下来,该活的还是活了再死。无论过往还是现在抑或将来,再惨
再黑再无奈再绝望,人性还是顽强地表现自己的一切,其中就有幽
默。金圣叹临砍头,让刽子手附耳过来告诉他独家之秘:花生米与豆
腐同吃有火腿味。头被砍下来在地下滚,还不忘赞美刽子手活儿做的
利落:“快哉,快哉!”再厚重的黑暗,再残忍的死亡,一碰到幽
默,也会轻松轻快一时的。

也许这就是绝望中的希望、黑暗中的微熹。光明在人心中!

有孙绍振者,道50年代北大生活之“最”曰:

最难幽默的

1958年春,反右运动过去,乃有“向党交心”之运动,主题是“搞
臭个人主义”。凡是见不得人的追求个人名利等龌龊思想,如能公
开交心,当众坦白,脱了裤子割尾巴,最为光荣。然而,北大小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爱面子,运动迟迟不见进展。

某日某党员同学毅然于全年级大会带头交心,沉痛检讨进入北大以后
忘记党和国家的培养,个人幸福至上,思想腐化,蜕化变质,陷入个
人主义泥坑不能自拔。有意于某女同学,屡屡不得逞。乃于一日,持
信至女生楼,请意中人一阅。曰:答应则好,不答应,则立即从楼上
跳下。偶一回头——该女同学满面通红。

暴露自我,如此坦诚,众同学莫不自惭形秽。一男同学受此鼓舞,乃
于小组坦言,读《史记》,从怀疑刘邦人品,联系到毛主席,此等思
想实在危险,当改过自新,等等,等等。

数周后,此同学为公安局以污蔑罪逮捕。至20余年后方得平反,数年
前已经退归林下,侍弄几亩薄地,信中时而流露陶渊明“采菊东篱”
之乐。

最可同情的

一东德女留学生与一南斯拉夫男生陷入热恋。东德属于苏联阵营,而
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国家。爱情与政治冲突,乃以柔克刚,转入地
下。政治则以刚克柔,令女生退学归国。两年后复学,补考
《现代文学史》,考题为:《阿Q正传》的典型意义。该女生,于爱
情则大无畏,于阿Q似颇畏缩,语无伦次。适主考教师严家炎先生外
出,嘱余主持,出于对其爱情之忠贞之敬意,乃打85分以示奖励。

最莫名其妙的外交事故

1958年,学生轮流下乡劳动,一漂亮女同学与一匈牙利男留学生
恋爱;劳动期间躲入匈牙利留学生宿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梨花开,大字报直贴至留学生宿舍。该女同学以留学生宿舍为城堡,
坚守不出。多日后,匈牙利大使馆通知中国外交部,该女士与匈牙利
公民结婚,按匈国国籍法,已成为匈牙利公民,现派该女公民至中国
北京大学留学。

最不可思议的惩罚

宿舍走廊上有女工摆摊,为学生洗衣。衬衣一件四分,裤子一条七
分,袜子二分。本班某同学,对其中之一女工,虽未对谈,颇有好
感,乃于衣物中留一条曰:请于某时至未名湖一谈。当吾同学欣然到
达湖边之时,不意于土坡背后跳出一彪形大汉,乃女工之丈夫也。将
吾同学扭送至校卫队,后为公安局内“传讯”七日。团支部开会,批
判其道德堕落。全体女同学义愤填膺,莫不面红耳赤。支部一致决
议,开除团籍。嗣后,学校方面做出勒令退学之决定。

最耐人寻味的

一位从福建师大至北大的进修生告诉我,北大课堂有三怪:其一曰:
《中国文学史》课程从未上完,常常到隋唐就不了了之。其二曰:讲
义,最多也就发到宋朝。时为1958年春天,正是火烧知识分子个人
主义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若在地方高校,则大字报上烈火熊熊,声
讨之声四起。北大大字报一日多达千余张,无一张涉及此事。其怪之
三:教学如此无系统,然而考试却极有系统,北大学生安之若素,处
之坦然。

最好笑的

1958年火烧个人主义运动,有一教授在课堂上作自我批评曰:很少
和同学接触,失去向同学学习之机会。至今所有同学均不认识,只
叫得出贵班班长:张XX同学。全场轰笑。教授问所笑为何,答曰:
班长姓吴。

最悲惨的选择

一同学被划为右派,情节属于最为轻微者,留于班级照常学习。昔日
之朋友与之交谈日疏。乃密告其挚友:如此精神歧视之苦,孤立之
痛,不若于小偷群中之平等、自由也。吾等闻之,皆以为戏言。数日
后,该同学于东安市场,从一中年妇女手中,抢得毛线一束。女狂
呼,然而追之不及,盖该同学乃长跑运动员也。乃缓步等之,后为公
安局拘捕,送劳动教养。至今音信杳然。

最无法弥补的

反右时期向一同学借得罗曼.罗兰之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乃
豪华精装本,系一波兰留学生之馈赠。草草阅读一过,遂乃归还,时
该同学已经成右派,未惶交谈,不久即被发往北京郊区劳动,2年后
复学,吾已为助教,适往该班辅导,四目不敢相对。

至2000年,毕业40年聚会,方得畅谈。该同学揪吾胸衣曰:赔吾《约
翰.克利斯朵夫》来。问其故,曰:当年君于书上胡乱批注甚多:
“枯燥不通放屁胡说”彼虽心甚恨之,然而限于右派身分,
不敢索赔也。言讫开怀大笑:曰:待先生百年之后,此乃无价文物
也。

兹仿孙绍振先生例,录所闻所见之“最”若干,以证地狱中也有苦涩
的笑声。有笑声,无论如何苦涩,应该是还有希望的表征。但愿如
此!

最美丽的监狱名字

“幸福城监狱”!天下有这样的监狱。真的,位于美丽的新疆,铁丝
网满布的高墙上涂刷着血红的“幸福城监狱”五个大字。有作家廖亦
武者,前往新疆采访,发现了这天下独一无二的最美丽的监狱名字,
幸福得差一点晕过去。婚礼时被警察带走没尝过幸福滋味、坐牢时被
电棍插屁眼的廖亦武说:以后坐牢一定要争取到这座监狱“幸福”
去。

最逃不脱的异议人士

鲁智深杀人后出家为僧,埃斯米拉达杀了贵族军官躲到巴黎圣母院,
都受到了庇护。古今中外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管犯了多大的罪,
你忏悔、你出家,就可以获得赦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是这铁
律在当今的中国大陆,不行了。

大陆湖北省宜春市化成寺的监院圣观法师,发现前任监院帐目不清,
予以清查调整,被宜春市政府及宗教局的人员著令立即离开寺院,却
并不解释原因,只表示圣观法师本人应心里有数。同日下午,几名宜
春市公安局的警察到寺院,把一女信徒带走,强迫她承认与圣观法师
有染。

圣观法师,俗名徐志强,1984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1989 年尘心
未绝,参与游行,入了地狱。2002年出家为僧,却终未能逃脱俗世的
纠缠。

最不守戒律的和尚群体

大陆九成和尚娶妻生子。现象之普遍已经到了“法不责众”的地步。
大陆和尚发明了“新年敲钟权”。上海的玉佛寺元旦的第一钟卖了人
民币88,000元。上海龙华寺一般钟声3,000元,逢把等特殊钟声涨
价。苏州寒山寺是出卖“新年敲钟权”的首座,1998年就开始了,
2002年,寒山寺首钟卖到二万元。“新年敲钟权”风行全中国大江南
北的名山大寺,南京栖霞寺、镇江金山寺、无锡灵山大佛景区、天津
荐福观音寺、烟台号称“太平晨钟”的太平庵、北京戒台寺,或是明
码标价,或是拍卖竞标。除了卖钟声,一些寺庙道观也盛行卖“第一
炷香”。湖南南岳衡山一些宗教场所,每年春节前后或一些神灵的诞
辰,前往烧香的中共领导干部的专车络绎不绝,新年的“第一炷香”
已被炒至十多万元。

最政治化的高考题答案

文化革命后,大陆恢复高考,文科历史有试题“试论巴黎公社失败的
原因”。有考生答曰:因为没有学习大寨经验。

最神奇的想象力

大陆某地农村耕牛交易市场。一初中毕业的学生王某初来任开票工
作。王某将奶牛在发票上变为“女牛”,将种牛在发票上写成“男
牛”。领导检查工作时发现了,批评责问王某。王某不服,振振有辞
曰:你填入党申请书表格时,性别一栏怎么填?领导说:男啊!那你
老婆怎么填?女啊!那不结了。

最神的横语

梁羽生、金庸、古龙、温瑞安的武侠小说里再凶的强盗,再横的豪
客,再牛的流氓,再不讲理的无赖,再多钱的公子哥儿,再狐假虎威
装腔作势的帮凶帮闲去饭馆吃饭时,对店小二说达到的蛮不讲理的横
语,全比不上中国中国某体育记者的神来横语。

2002年足球世界杯韩国汉城赛场。这位中国体育记者在汉城某旅馆餐
厅用饭,他要吃米饭,餐馆只有面条,侍者婉言说明并道歉。记者不
依,说:“你种也得给我种出来!”旁边的中国记者看不过眼,劝说
几句,竟演变成口角和扭打,脑袋都开了瓢。韩国电视台自然猛拍一
通,加以解说,播放出来,满城皆学“种出来!”这句经典横话。

最狗尾续貂的口号

文化革命中,凡集会、演说、宴请……之前、中间、最后,都要高呼
“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
手、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
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这两个三呼已经是规范
定式了,全国皆然。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那一天,举行盛大的庆
祝活动,集会上领头的循例三呼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后,竟别出心
裁,再接着高呼“敬祝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比较健康,比较
健康!”一时传为有创造性发展的美谈。未料,传到江青耳朵,勃然
大怒:怎么比较健康呢?我比他们都健康!(这是与会者告诉笔者的
真事!除最后一句系笔者按情理逻辑推理杜撰外。)

最大胆的意淫

周扬儿子文革期间曾入狱,同狱难友有一30年代时为共产党跑路送信
的农村老革命交通员,犯花案来的。老淫棍问小周为什么进来,答以
“思想罪”。老淫棍不解,小周略加解释:脑子里想错了事,犯了
法。老淫棍曰:屁话!想什么也犯罪?我他妈的想同江青睡觉,想了
一百次了,犯屁罪!

最糟的改名

文化革命中,时髦改名,人名、街道、学校、器物……都要革命化。
1966年底年,一对夫妇去乌鲁木齐一个菜市场买番茄,看见菜市场里
的大字报呼吁革命群众不要把番茄称为番茄或西红柿,说那都是封资
修的,要把番茄和西红柿改名为最最响亮的“东方红”。老婆读过小
学五年级,看懂了这张大字报,对夫说:“这可不行,我要吃番茄,
说我要吃东方红?番茄要烂了,怎么办呢?说东方红烂了?”

最荒唐的犯罪——放个屁判刑四年

1976年,毛泽东去世,全国各地的大小单位皆设置灵堂,悼念毛主
席。广东中山县某单位一位妇女在全体默哀的三分钟里,忽然觉得自
己要放屁。可是她知道,这是在为伟大领袖默哀,就是天大的屁也得
忍住不放,于是就尽比天还大的努力憋住不放。可是五谷之气,发乎
自然,出乎自然,任由你天大的本事也难以控制,终于还是被逐渐放
出。放与憋之间的激荡正如毛主席的教导: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激荡斗争的结果,那一缕气不情不愿、别别扭扭、歪歪斜
斜,缓慢中急促,急促中停顿地回响在庄严肃穆沉重悲哀的悼念大
厅。严肃的哀悼场合间杂进这一声特殊滑稽的声响,无疑比爆炸了一
颗原子弹还厉害。领导干部、年长者,知道这个时刻,即便泰山崩于
前也应色不变、核弹落于侧也须步不移。他们修为到家,憋住了,没
有任何不当动静;可几个年轻人,千忍万忍,在又长又怪的屁声中终
于憋不住笑出声来。党政领导当场十分恼火,严厉地制止了笑声。这
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追查肇事者,背靠背地检举揭发,不费吹灰
之力就查出来了。放屁的当事人供认不讳、真心忏悔、当场求饶:我
尽力忍了,实在忍不住。我对不起毛主席,我罪该万死!请领导宽大
处理。最后,该妇女被逮捕坐牢,因放屁对毛主席不敬罪判刑四年。 
 

 

Ryszard Kapuscinski Dies at 74

Ryszard Kapuscinski,

Polish Writer of Shimmering Allegories and News, Dies at 74

By MICHAEL T. KAUFMAN
Published: January 24, 2007

Ryszard Kapuscinski, a globe-trotting journalist from Poland whose writing, often tinged with magical realism, brought him critical acclaim and a wide international readership, died yesterday in Warsaw. He was 74.

His death, at a hospital, was reported by PAP, the Polish news agency for which he had worked. No cause was given, but he was known to have had cancer.

Mr. Kapuscinski (pronounced ka-poos-CHIN-ski) spent some four decades observing and writing about conflict throughout the developing world. He witnessed 27 coups and revolutions. He spent his working days gathering information for the terse dispatches he sent to PAP, often from places like Ougadougou or Zanzibar.

At night, he worked on longer, descriptive essays with phantasmagoric touches that went far beyond the details of the day’s events, using allegory and metaphors to convey what was happening.

“It’s not that the story is not getting expressed” in ordinary news reports, he said in an interview. “It’s what surrounds the story. The climate, the atmosphere of the street, the feeling of the people, the gossip of the town; the smell; th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elements that are part of the events you read about in 600 words of your morning paper.”

From the 1970s on, these articles appeared in a series of books that quickly made Mr. Kapuscinski Poland’s best-known foreign correspondent. They later drew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in translation. The books included “The Soccer War,” which dealt with Latin American conflicts; “Another Day of Life,” about Angola’s civil war; “Shah of Shahs,” about the rise and fall of Iran’s last monarch; and “Imperium,” an account of his travels through Russia and its neighbor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book that introduced Mr. Kapuscinski to readers and critics beyond Poland was a slim one, ostensibly about Ethiopia, which he wrote in 1978 and which appeared in English five years later under the title “The Emperor.”

Subtitled “Downfall of an Autocrat”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the book on one level portrayed the lapsed life of Haile Selassie’s imperial court by citing the recollections of palace servants, like the man responsible for cleaning the shoes of visiting dignitaries.

A number of critics noted that despite the book’s documentary form, it provided an allegory of absolutist power everywhere. Writing in The New Yorker, John Updike said the book emphasized “the inevitable tendency of a despot, be he king, ward boss, or dictator, to prefer loyalty to ability in his subordinates, and to seek safety in stagnation.”

His fame growing, Mr. Kapuscinski began writing for The New Yorker,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nd the British journal Granta.

Though each of Mr. Kapuscinski’s books was distinct, they all shared a sense of shimmering reality. There was, for instance, his account of the departure of Portuguese settlers from Angola as independence and civil war settled on the country. He described how everything of value, from cars to refrigerators, was leaping into boxes and floating off to Europe.

In preparing these articles he never took notes and used memory to stimulate his poetic imagination. In “Imperium,” he evoked the wintry cold of the old Soviet penal colonies by quoting a schoolgirl who said she could tell who had passed by her house by the shape of the tunnels they had left in the crystallized air.

Mr. Kapuscinski, the son of schoolteachers, was born March 4, 1932, in Pinsk, a city now in Belarus. In an interview in Granta in 1987, he remembered Pinsk as a polyglot city of Jews, Poles, Russians, Belarussians, Ukrainians and Armenians, all of whom were called Poleshuks.

They were a people without a nation and without, therefore, a national identity, he said. That quality, along with the poverty of Pinsk, inspired his empathy for the third world.

I have always rediscovered my home, rediscovered Pinsk, in Africa, in Asia, in Latin America, he said.

Mr. Kapuscinski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when the Nazis marched into western Poland and the Soviets took the eastern part in 1939 at the outset of World War II. His family eventually made its way to Warsaw, where Mr. Kapuscinskis father fought with resistance groups.
Mr. Kapuscinski received a masters degree in histor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arsaw. On graduation he joined the journal Sztandar Mlodych, The Flag of Youth, a Communist publication, and quickly became embroiled in the upheavals of 1956, when hard-line Stalinists were being challenged within the party.

Mr. Kapuscinski wrote an article describing the misery and despair of steel workers at a new steel plant outside of Krakow that the party bosses had extolled as a showpiece of proletarian culture.

The article provoked such an attack from the hard-liners that Mr. Kapuscinski was fired and forced into hiding. After party reformers later prevailed, however, the young journalists findings were confirmed by a blue-ribbon task force, and he was awarded Polands Golden Cross of Merit for the same article that had gotten him into trouble.

In 1962, PAP, the news agency, appointed him its only correspondent in the third world. He came to know Patrice Lumumba in the Congo, Ben Bella in Algeria, Che Guevara in Cuba and Idi Amin in Uganda. He covered the bloody uprising on Zanzibar in 1964 and the war between El Salvador and Honduras in 1970. He was in southern Angola in 1975 when South African forces invaded.

He would travel for months at a time and then return to the two-room apartment in Warsaw that he shared with his wife, Alicja Mielczarek, a pediatrician. His daughter, Zofia, emigrated to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in the 1970s. There was no immediate information on his survivors.

In 1981, after he had committed himself to the Solidarity trade union movement, the government of Gen. Wojciech Jaruzelski stripped him of his journalistic credentials. He then began working with underground publishers, contributing poems and supporting the dissident culture.

Eventually, as his reputation abroad grew, foreign royalties and commissions enabled him to move to his own house in central Warsaw.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he traveled to Moscow, Siberia, Georgia and Armenia, observing life there and recording the ravages of the Soviet era. Those travels yielded Imperium,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Knopf in 1994.

There is, I admit, a certain egoism, in what I write, he once said, always complaining about the heat or the hunger or the pain I feel. But it is terribly important to have what I write authenticated by its being lived. You could call it, I suppose, personal reportage, because the author is always present. I sometimes call it literature by foot.

著名文学刊物《禁书目录》征求自由表达奖提名

 

英国伦敦出版的著名国际文学刊物《禁书目录》(INDEX ON CENSORSHIP)征求2007年“自由表达奖”( Freedom of Expression Award)提名。此奖发给那些对自由表达和信息权力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组织。《禁书目录》共设有五个奖项:

1, 禁书目录/雨果青年记者奖(The Index / Hugo Young Journalism Award

2, 宾德曼法律与突击项目奖(The Bindmans’ Law and Campaigns Award

3, 禁书目录维斯勒布罗尔奖(The Index Whistleblower Award

4, 禁书目录电影奖(The Index Film Award

5, 禁书目录图书奖(The Index Book Award

对于后两项电影与图书奖,作品必须是20061月之后在英国出版或发行的作品才能有提名资格。

提名可用电子邮件发给:[email protected]

 

该奖2006年获奖者名单可查看网页:http://tinyurl.com/35lrny

江棋生:为邬书林一辩

 

章诒和女士六十岁时写出的《往事并不如烟》,以汉语世界中已臻化境的上好文字,使许多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生生地跃出了纸面。记得2003年仲秋时节,丁东曾满怀激赏之情地对我说:章诒和是当代中国第一散文大家。足以传世的精品佳作《往事并不如烟》很快被当局以“内容越线”为名而查禁,尽管比起该书的香港版(书名另定为《最后的贵族》)来,其大陆版要“干净”得多。章女士的第二本书《一阵风 留下千古绝唱》也同样以“内容越线”为名被查禁,15万册新书至今被堵在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库房里,难见天日。这一次,她的第三本书《伶人往事》遭查禁,当局连“理由”也不给了,干脆就是“因人废书”。也就是说,她的名字上了中宣部的黑名单,“这个人”从此成了被一劳永逸地违宪剥夺出版自由权利的“公民”。

江棋生的新书《看守所杂记》一书的封面

事不过三,章女士拍案而起。所谓“事不过三”,就是说欺人太甚。这一次,出头当恶人的是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由于揽了这件脏活,此人所面临的,已不再仅是别人背后戳着他的脊梁骨唾骂,而是人们当面怒质他意欲何为,痛斥他“焚书坑儒”,乃一“精神刽子手”。我认为,不管这档差使是他屁颠屁颠讨要来的,还是被署长龙新民硬性指派的,或是经抓阄天定的,身为四位副署长之一的邬书林都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不过,我对人们怒责他与国务院对着干、与胡锦涛对着干却不敢苟同。因此接下去,我要像张思之先生当年为李作鹏辩护那样,试着给我的江苏老乡邬先生当一回辩护律师。我的全部辩护要点是:邬先生的所作所为,不仅不是与总理温家宝对着干,与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对着干,而是恰恰相反,他正是顺服胡温的意思而出手的。

人们指控邬书林“抗上”的依据,是温家宝2006年11月13日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这份“谈心”式的讲话由新华社发出电讯通稿后,我也看到了。我注意到,温家宝当众赞扬了巴金的《随想录》,说“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著作”。温家宝还明确地宣示:“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

事不过三,章女士拍案而起。所谓“事不过三”,就是说欺人太甚。这一次,出头当恶人的是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由于揽了这件脏活,此人所面临的,已不再仅是别人背后戳着他的脊梁骨唾骂,而是人们当面怒质他意欲何为,痛斥他“焚书坑儒”,乃一“精神刽子手”。

关于温的讲话,我首先想说的是,不能认为温家宝是在虚情假意地说瞎话蒙人。我认为那样说有违公道,也与大多数与会代表的亲身感受相悖。2006年八本禁书的作者之一、大会代表袁鹰事后专门写文章说,温“同文学艺术工作者谈心,使到会的几千名代表意外地惊喜,顿时缩短了台上台下、领导人与普通文学艺术工作者之间的距离,因而会场气氛自始至终温馨和煦,掌声不断。”我相信袁先生对大会实况的描述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客套话。其次我想说的是,更不能认为温家宝的话中有开书禁的意思。谁都知道,实行书禁乃至搞黑名单因人废书,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定下的已然历练多年的既定方针。如果温家宝等中共高层确有开书禁之心,确想把穿在人们嘴上的铁丝解下来,那么温家宝在会上就完全用不着说一大堆隔靴搔痒的废话,他只需一句大实话就够了-这句话是:我们将《中国农民调查》等作品列为禁书是错误的。从今以后,那样的“禁书”可以公开合法地再版,而且,我们决不再以任何违宪方式查禁文学艺术家的任何作品。我敢说,这句将会使全体地球人“受到极大的震撼”和“意外地惊喜”的大实话,在温家宝的头脑中,是压根儿没影的事。

我之所以特别提到《中国农民调查》,第一是因为她确是一本讲真话的好书。第二是因为作者陈桂棣和春桃为了让这本书不致被查禁,甚至不惜背上“拍马屁”的恶名,刻意地在书中恭维了毛泽东、江泽民和胡锦涛。第三是因为这本书的知名度极高,对文学家、艺术家很“有感情”的温家宝不可能不知道她被查禁了。我想,说温家宝“精彩的讲话”中丝毫没有开书禁之意,是不会冤枉他的。

那么,温家宝一边维持书禁,一边又提倡讲真话,他的真实本意到底是什么呢?换句话说,要使恳请几千名嘴上被穿着铁丝的作家、艺术家们“讲真话”的画面不致显得荒诞的话,那该如何去解读温家宝给出的信息呢?对此,我的解读是,温家宝以真诚的语调所提倡的讲真话,其实只是提倡讲内容不能越线的真话,也就是讲官方听得进去的真话。他的“希望我们的文学艺术界多出精品、多出人才”,指的也就是内容不能越线的“精品”,说话多有遮拦的“人才”。这就如同人民代表大会上实行的民主,是“确保”官方想通过的法律得以“通过”的民主一样。内容没有越线,但说真话无妨-这是总理温家宝用来给文艺工作者撑腰打气的。内容一旦越线,则将请君入瓮-这是人人心中皆有、不言自明的。事隔不到两个月,2007年1月11日出面作“请”的人,就是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先生。

邬书林宣布2006年有七本书因“内容越线”、一本书因章诒和“这个人”而被查禁,这正是依例行事、与温总理保持一致,而不是什么与国务院对着干。同样道理,他也没有与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理念对着干。因为胡的“和谐社会”,乃是国人的行为举止不能越线的和谐社会,而不是人权得到切实保障的和谐社会。你越线,就是不和谐;邬先生出面制止你,就是创建和谐,就是与胡总书记保持一致。据我看,邬先生这回被民间骂痛快了,但十有八九,官运是会更亨通些的。

李作鹏刑满出狱后,曾在2001年与张思之先生见了一面。张老告诉我,对律师的辩护心存感激的李作鹏不仅与他握了手,还动容地拥抱了他。写到这里,我真想请精通《易经》的朋友给我算上一卦,三、五年之内,我是否有缘与邬先生见上一面?

2007.1.21于 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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