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新闻出版总署  龙新民署长：

最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动静挺大，先是有《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用新闻工作人员兰成长被山西的非法矿主毒打致死，再是自称”一个65岁孤寡老太婆”章诒和的新书《伶人往事》和其他7册书被副署长邬书林点名查禁。对于禁书事件，尽管国内外舆论挺大，有反对，有谴责，但新闻总署却是”我自岿然不动”，难道诸位大员恰好中了孙悟空的”定身术”不成？

眼下这个转型时期，能够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的，可谓”勇士者”，邬书林副署长敢于承担责任，想必现在龙署长也知道了，但这个”勇敢者的游戏”确实不好玩，就连北京的市民秦全跃都知道，邬书林这样的点名，恰恰是中了”敌人你们的计”，因为你们宣布禁书，简直就等于给盗版商打开绿灯，越禁就越火。原本盗版商在侥幸盗版了《哈理波特》、《中国农民调查》和《往事并不如烟》之后，总是在图书市场上寻找下一本可以盗版的新书，可就是难以找到。这些盗版商违法乱来，多半是盗版商务印书馆《新华字典》和《论美国的民主》，甚至《圣经》，多半还有职能部门的人”暗中撑腰”，但进入2006年以来值得盗版的新书总是难找，可现在邬书林这一吆喝，就”坏事变好事”了，你们对这八本书的盗版有个基本的预计吗？能够把新一轮的盗版打压下去吗？

虽然我看到2007年1月24日还有一些书店在醒目位置大卖这次被禁的《伶人往事》、《新闻界》和《如焉》，但相信不久就会有盗版出来，就像当初在北京街头地摊上随处可以看到《中国农民调查》、《往事并不如烟》被禁后的大量盗版，因为正版被禁止必然导致盗版，就好像一个合法的政府不作为，必然导致一个社会陷入乱局，无法收拾。

或许是2007年下半年中央要举行十七大的缘故，新闻出版总署觉得立功的机会到了，想收拾一些”不听话”的出版社，比如给予出版《伶人往事》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处罚，此前人们对这样的处理结果并不觉得新鲜，改革出版社因为出版《官场秘籍》被吊销出版社牌子，著名的三联书店杭州分销店2006年因为盗版邓力群《在中南海十二个春秋》被吊销书店经营证。十七大之前，难道还有新闻出版总署不敢干的吗？

不过，作为读者，忍不住在这里有对新闻出版总署的龙新民署长有个建议，提出能否由新闻出版总署发文公开回收《伶人往事》等8部禁书？这8部书大约合300元人民币，由你们回收，成千上万的读者把自己八折甚至七折优惠买来的书交给总署，总署按书的码洋（定价）全额返还给读者，读者才有兴趣和积极性帮助总署把这些禁书”消灭干净”，然后读者就可以把优惠出来的金额购买盗版，因为当这个时代正常的出版自由不复存在时，必然导致地下出版。假如地下出版很艰难，现在还可以转为网络电子出版，有需求就有市场。网络上电子出版、个人印刷少量出版等等，已经很流行了，200页的小册子印量10本，公开报价是每册39元左右，很实惠的。只不过，面对这样的情况，新闻出版总署又该如何在没有法律支持下下手为立功而查处呢？

中国目前只有一个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还没有《新闻法》和《出版法》，这个《出版管理条例》目前还不能对电子出版、电子图书出版有效。在网络上，资讯浩如烟海，电子图书比比皆是，电子论坛上言论集子更多，作为国务院的办事机构，新闻出版总署目前并没有得到授权主管网络，网络新闻发布等职权的管理属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技术方面由信息产业部主管，网络公司又是民营企业，国务院新闻办和信息产业部都属于和新闻出版总署同级别的部级单位，相对独立，新闻出版总署总不能越俎代庖，对国务院新闻办和信息产业部颐指气使吧，更不能对企业合法经营行为和成千上万的个人少量印刷自己的文章合集进行行政干涉吧。

再说，网络就是汪洋大海，只有疏通和疏导，而不能堵塞，否则任何管理都会成为一句空话。最近，我还看到龙署长公开发表讲话称，要查处非法出版物。1月18日，龙新民在部署今年”扫黄打非”任务时特别指出”坚决遏制违犯宪法，破坏社会安定，危害国家安全，煽动民族分裂的非法出版物和各类非法出版活动，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早发现、早查处、早控制……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李东生报道”龙新民：坚决整治内勾外联非法出版”），依我看现在出版物几乎都电子化了，网络上比比皆是，就像大海里的水一样，龙署长如何开展这项工作，把好的出版物还给民众，进而取信于民呢？

依我看，我作为公民就最近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在领导干部中改善八个方面的良好作风（即：要勤奋好学、学以致用；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要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要顾全大局、令行禁止；要发扬民主、团结共事；要秉公用权、廉洁从政；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依据《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提出正式建议如下：

1、 尽快收回对《伶人往事》8部书的禁令，责令邬书林副署长向章诒和先生等相关作者公开道歉；

2、 建议把打击《伶人往事》这样好书的劲头改为打击色情图书、伪劣青少年读物和封建迷信图书等真正的文化垃圾，确保2007年图书市场的纯洁；

3、 建议解禁《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和章诒和所著的全部三部书；

4、 建议新闻出版总署不再控制全国全部记者的记者证的管理、制作和颁发，而是把颁发记者证的权力下发到各个独立法人的报社和杂志社；

5、 建议新闻出版总署不再对出版社下达书号限制指标和选题内容报批限制，允许出版社自由出版法律范围内允许出版的任何选题的图书，并随时供应书号和出版刊号；

6、 建议龙新民署长出面慰问和抚恤《中国贸易报》聘任新闻工作人员兰成长家属，督促《中国贸易报》补发兰成长的工资福利和奖金等，虽然兰成长在采访过程中有索要1000元费用的事实，但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新闻出版总署总应该上门慰问这位从事舆论监督而遇难的新闻工作者，而且这个案子也经过了胡锦涛总书记、李长春政治局常委和公安周永康部长等国家级领导人的批示，新闻出版总署和龙新民署长总不至于无动于衷吧。

7、 建议尽快废止有关由作者个人出版的文章合集为非法出版物的规定，重点支持和保护作者个人出版文章合集，尽快取消个人出版文章合集因印刷出版而制定的准印证审批登记制度。
                                                          2007年1月25日

 

《南风窗》：你对反右应该没有记忆？

贺卫方：没有记忆，但我一个舅舅是右/派，他是中学教师，发了几句牢骚就成右派了，然后一气之下带着全家人离开山东跑到新疆去了。真正的记忆是1978年之后逐渐为右/派昭雪、平反，又看了一些描写那个时代的书，包括写储安平的，一些回忆录，还有资料集，比如说我们法学界有一本《政法界右/派言论批判》。

《南风窗》：这本书中都有哪些观点？

贺卫方：钱端升、王造时以及上海地区几个受老的法学教育的法官和学者，他们提出的观点比较偏向政治的角度去作论述，但可能从来没有达到今天的这个程度。政法界的右派多数情况下一个是主张司法独立，另外一个就是对律师职业的独立性进行倡导。中国没有一个职业所有的人都是右派，可能律师是一个。

另外，有一些人对1952年法律教育改革进行批评，当时是要成立专门的政法学院，而不是在综合性大学设法律系，有人对此进行了质疑。还有就是对司法界党的领导无孔不入提出了一些平和委婉的批评。还有一个观点，很多人因为它被打为右/派，就是强调法的继承性，而不是法的阶级性。

《南风窗》：你现在主要的工作也是推动司法独立，你怎么看这种工作的延续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贺卫方：我们不妨回归到今天这个时代和1957年那个时代某种背景性上的差异来谈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知识分子如何去发挥他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

一个背景是，1950年代是社会主义的梦幻期，人们都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想象之中，那些最主要的大右派中有人能够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比如储安平，我觉得他一直是比较清醒的，清醒的还有沈从文这样的文学家，1949年后不久他就挂笔去做历史研究，用一个古老的说法，可谓“散木效应”——赶快做一个没用的人，不写东西就能保全自己，但这是极少数的情况。

大多数人则对于新型的体制，对于社会主义理想本身抱有期望，所以1957年当知识分子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哪怕是非常有建设性的批评时，很多人感到特别惊愕，难以容忍。1957年的反/右绝对不是一两个领导人想发动就能发动的起来，而有着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背景。

1989年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可以说今天不大有梦想存在了，也不再想象有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带领我们，消灭私有财产、消灭犯罪、社会变成真空一样净化的状态。所以今天的知识分子发出自己政治见解时所面临的政治背景已经很不一样，即使是非常直率的对政府的批评，仍然会得到大家的理解，甚至领导人本身恐怕也觉得这种批评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再走以前那种道路，改变的是所有人的思维模式。像去年我在所谓的“新西山会议”上的那种言论，可以想象如果是在1957年会是怎样一种结果。

《南风窗》：你那次会上的言论可以说是1957年某些右/派言论的现实版。

贺卫方：对，严重程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957年许多北大的老师只不过是给基层的书记提了些建议就给整的很可怕，而今天走向了更加宽松的状况，这是第一个背景。

第二个背景是社会越来越分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利益在分化，像有产阶级肯定会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雇员、打工者是不一样的，利益多元化的格局正在形成。而这种分化会给知识分子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提供空间，代表不同方面的知识分子针对同一个问题时，往往能听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过去的那个时代则只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无产阶级的，一种是资产阶级的。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有太多中间状态的东西，甚至什么叫香花什么叫毒草几乎都没办法分辨。整个政治的运行过程也在慢慢的祛神圣化，大家不再以1950年代学习毛泽东文章时那种虔诚的不容置疑的态度去学习领导人的论述，不再以神圣化的态度去对待政治人物的言论，相反，那些政治话语一出来，往往就被解构掉了。1957年是不会这样的，今天的恶搞有时候让人觉得这个社会很堕落，但从另外方面看，它给言论自由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

三是我们对西方价值的态度不一样了。1950年代，人民共和国刚建立就向西方关闭了大门，虽然打开了北方的大门，但那是引入专制的大门。民主和宪政的价值等等都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我们全然不知道。除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头脑中还有一些记忆以外，已经没有途径去理解和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学说。严重的信息封闭导致了国民观念的不宽容、激烈的反西方。而1957年之后，再也看不到谁公开谈或者间接委婉地谈西方的价值，官方意识形态铁板一块，越来越坚硬。现在的情况就太不一样了。西方最新的最重要著作不断的被翻译过来，被人研究，被人汲取，这是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思想资源更加丰富、活跃和多样化的状态，很令人欣慰的状态。

《南风窗》：知识分子的环境更好了，那么今天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与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相比是增加了吗？

贺卫方：现在的情况是，大学绝对不是一个孤岛，它也在社会中。一个消费主义的社会也会影响到学者们的责任感，但我想我们还是比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好一些。1950年代人们处在一个谨小慎微的环境中，譬如被打右派前“大鸣大放”，鸣放出来的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还是比较谨慎的，会先去说一段政治正确的话，然后再稍微讲讲自己不同的看法。像法的继承性的问题，只是说继承一点过去时代法律中有价值的东西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可现在已经没有人还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讨论了。

某种程度上，现在是一个过渡期，过渡期会出现混乱，一些知识界的人拥有的角色上的多重性会给他们带来主张上的混乱。但慢慢的会形成一个跟主流保持某种独立性的知识分子的群体和小社会。大家越来越不用政治的话语去论述自己的主张，而回归到知识本身，人们越来越想去追求学术自由的价值。

另外，随着社会整个道德状况的恶化，人们也在呼唤着某种在道德方面有良好影响的群体出现。从中国的历史传统看，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人们都既把最高领袖当作最高的权力行使者，也把他当作最高的道德化身。随着神像的倒塌，人们在呼唤一种具有道德感召力的符号，在宗教缺失的情况下，至少我自己感觉到，可能有些人在期待学者或者知识分子扮演这样的角色。

《南风窗》：目前公众对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批评与置疑非常多，如果知识分子要成为一个有道德感召力的群体，这种矛盾性如何解决？

贺卫方：这是挺难的。没有办法想象知识分子群体会变成一群圣徒，真正的圣徒是宗教界的事情。学者们也会有生计上的需求，也有自己特定利益的偏向，不能想象知识分子会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我其实有点担心知识分子如果把自己变成道德和正义的化身会导致伪善的盛行，就像皇帝以及高官作为道德化身也会导致伪善发生一样。

我想最根本性的解决还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但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不应该具有某种道德和社会责任的担当，社会责任的担当就是一定要知识分子超越特别狭隘的利益窠臼，能够以天下为己任，能够有一种真正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不仅仅是朝向强权，朝向利益集团，同时也朝向自己所属的利益群体，能够树立一种在我们这个道德的有限性特别明显的时代里比较好一点的道德风范和标竿。

《南风窗》：你前年在“新西山会议”上的发言强调了“第三种人”，说道“第三种力量，他们不是执政者的敌人，是朋友，我们热爱这个国家，忧虑社会中的一些弊病，才有话直说，不爱才不说呢。”在那次发言之后你并没有受到压力和伤害？

贺卫方：没有。也许不只是“第三种人”，除了左和右，还有非常多样化的中间过渡层，甚至在体制内也存在着某种多样化，在那次发言中我也谈到了体制内那些忍辱负重的人。要特别理解那些在制度内部进行直接的但经常是缓慢的推动工作的人们，他们不像体制之外的人能够进行相对放言无忌，他们有时候甚至要说一些受到很大误解的话，受到别人的愤恨。我们国家思想界的情况，从南宋以后就倡导一种特别激烈的话语，激进主义的思潮特别严重，我们不会妥协，我们不认为妥协是一种很伟大的事情，我们往往把必要的妥协当作投降主义，所以愿意去划派，你的和我的，泾渭分明，黑白分明。大家都认为自己真理在握，于是和提出质疑的人不共戴天，任何试图在内部搞出多样化的人则往往被除恶务尽，要锻造一个纯而又纯的真理的拥有者群体。这个时代应该倡导对相互的理解和尊重。

《南风窗》：对你来说，这种妥协体现在哪儿？

贺卫方：大致上还不是特别严重。比如我对考试制度不满意，停止招生，有些人说：“你为什么不辞职？”我说：“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不自杀？”我们还是可以跟它共存，来想方设法推进制度的改变。我现在越来越愿意去说，不要假定某些部门的人都是坏人，特定的行为总有制度性的原因加以解释。我愿意强调在知识分子独立的前提下沟通的价值，要用民主的方式去追求民主，用法治的手段建设法治。

《南风窗》：包括停招研究生事件，“新西山会议事件”，在经过媒体和网络的放大之后，似乎具有了一种道德上的荣誉感，你怎么看这种情况？现在发生这样的情况不只是你一个人。

贺卫方：对，还有陈丹青，以及其他所谓挑战现有的政策和体制的人。

这种时候保持自己的清醒最重要，公众和网络会怎样回应没有办法控制，但自己总是可以控制自己，不要人为的推动某种对立性。底线应该是不能为专制唱赞歌，但另外一方面也绝对不要人为的把自己塑造成斗士。我们这个国家，近代以来烈士太多了，一个国家在非战争状态下烈士多不是好事，不要去追求烈士的境界。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种清醒，发表东西的时候要去想方设法的把这个事情本身的原委、制度的肌理展现出来，一种理性的探讨的态度非常重要。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当时我有机会到强国论坛作嘉宾，据说有8万网友在线，有人提了非常激烈的问题，不是对我激烈，而是对政府激烈，管理网络的人就在不断的删帖子，希望我能够挑选那种没有任何风险的去回答，但最后我还是觉得必须回答一些网友的问题，我逐渐发现，如果你用温和而坚定的态度去表达自己观点，即使这个观点可能跟某些情绪化的观点很对立，但你的态度还是会有一种力量逐渐使得大家知道，哦，原来并不是个别警察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当你把这些问题以这样的方式展现出来，就是一个知识分子能够作出贡献的地方。

《南风窗》：与储安平那代知识分子相比，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特别注意些什么？

贺卫方：像我这代人受的教育是文革教育，也属于吃狼奶长大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1950年代活跃的那批，包括更早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的教育背景以及对于中西文化的领悟都是我们这一代所不可企及的。

从1950年代整肃知识分子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和知识分子的人格、话语行为模式、伦理观念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主要的在社会上发出自己声音的人正是这批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出生的人。在成为这个社会主流声音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还都还处在需要非常认真地学习的阶段，不够的地方太多，谦逊的心态特别特别重要，不要以为自己提出的观点一定是一个正确的观点。

比起1950年代，整个社会宽松了，可以发出的声音多样化了，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自律和说话的限度感更有必要，不要因为自由而去滥用这种自由，不应过分地图一时口舌之快。可能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更要审慎的对待自己使用话语的权力，要审慎地估计相关主张的影响和后果，而不要又变成一种真理在握的状态。这是这个时代知识人特别需要去注意的问题。

 

一月中旬，路透社和《泰晤士报》分别报道，曾庆红的人马要求胡锦涛让出国家主席，让曾庆红担任。对此，人们众说纷纭。有的说这是上海帮故意放出的谣言，想要离间胡曾。有的说这是胡曾两派人马放出的政治气球，为的是探探风向。笔者以为，不管什么原因，这个消息显示，胡曾“二人转”现在正式登场，而胡曾二人的关系，已经成为“十七大”甚至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观察指标。

胡锦涛和曾庆红之间有一种另类的“瑜亮情结”。胡锦涛虽是邓小平钦点的第一号领导人，头戴党、政、军三个桂冠，政治发育却先天不足。而曾庆红的魄力、能力和实力，当然还有谋略，世人皆知是第一流的，但他却在党内排名第五。胡锦涛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中，无法忽略曾的政治人脉和政治实力。而曾以自己的人脉和实力为资本，坚持超过68岁的年龄限制之后，继续留在权力核心，为此，他必须借助于胡锦涛的权力。这样的政治错位，使得胡曾二人既互相需要，又互相排斥。

在过去的几年里，胡锦涛和曾庆红合作过，也竞争过。最密切的合作应当莫过于扳倒陈良宇。没有曾的合作，胡锦涛与江泽民和上海帮单打独斗，很难成功。曾在帮江泽民巩固权力的政治斗争中，为江泽民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江退隐，曾的政治生命决不甘于为此终结，为了使自己在官场上更上一层楼，曾“弃暗投明”与胡锦涛合作，搞掉陈良宇，乃是顺理成章之事。

胡曾二人的竞争，很多时候不显山不露水，却有点吊诡。在胡锦涛丧失人心的地方，曾庆红捡起了人心。两年前，赵紫阳逝世，胡锦涛没有片言只语表示哀悼，曾庆红却在赵紫阳弥留之际，出现在赵紫阳的病榻前。一年前，胡锦涛坚持为胡耀邦90岁诞辰幵纪念会，临了他借故缺席，而曾庆红却主持了纪念会。虽然胡锦涛大谈“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但他加紧钳制舆论打压记者，因此而饱受国际舆论的批评。而接近曾的人说，曾庆红已经明确发出倾向政治改革的信号。

胡锦涛和曾庆红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终于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几个月之内，十七大之前，必定会有个正式的说法出台。在这个说法中，国家主席席位之争恐怕只是一个幌子。胡曾二人竞争的醉翁之意，恐怕也不在国家主席。以曾庆红的实力、谋略和胃口来看，国家主席算什么？既不能指挥“枪”，又不能指挥“党”。

不管胡锦涛是否让出国家主席，为那个既能指挥“枪”、又能指挥“党”的头号龙椅，胡曾二人有可能会持续斗争下去。因为中共的斗争基因，注定任何名义上的一把手，都可能终结于掌握实权的太上皇。毛泽东时代的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和邓小平时代的胡耀邦、赵紫阳，都不得善终，就是例子。

为了那把头号龙椅，胡曾“二人转”将会转的空前激烈。胡锦涛因为先天不足，必须仰赖满天下的团派为他撑腰，与曾氏人马抗衡。而曾要从胡的执政中寻找错误，制造失误，火中取栗，为更上一层楼而创造机会。他现在是不是就在等胡锦涛失误的一发不可收拾时，再出来收拾残局呢？相信不久就会见分晓。

胡曾“二人转”，结局会怎样？老实说，中共黑箱操作，前景混沌，难以预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胡曾二人的竞争为一党专制的破局可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会：幵放党内民主，选举最高领袖。但是如果要胡锦涛超越自己的“毛式”思维，要曾庆红超越子继父业的红色使命，那就实在让胡曾二人为难了。

 

被认为是胡温前沿智囊人物的俞可平教授于二00六年底在《北京日报》发表了《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一石击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在中共体制内，普遍认为，此篇文章是中共内部要求民主的迫切呼声，是胡温主导下的政治改革破题在即。

贾庆林大有来头的“檄文”

然而，就在“民主是个好东西”逐渐唤起中共党员干部觉悟之际，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抛出了抵制民主的檄文，他在二00七年元月号《求是》杂志发表了《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一文。

贾庆林的文章认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立足中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衡量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效果着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决不能照搬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的政治制度模式。”

贾庆林传达一个什么信息？

贾庆林的文章是冲着“民主是个好东西”来的。俞可平是胡温前沿智囊，他所说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可能是为胡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做注脚，帮助胡锦涛说出了一直无法启齿的话语，代表了中共体制内改革派的声音，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但是，改革派的声音刚落，贾庆林之流就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并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指出：“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决不能照搬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的政治制度模式。”那无疑是说：“民主不是个好东西！”

贾庆林代表了谁的声音？

最近，一个与中共高层有关系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曾庆红的政治帮派（江家帮）要求二OO八年人代会提拔曾庆红为国家主席。曾庆红的“支持者”呼吁：“党内要恢复到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时候。”也就是毛泽东担任中共、军委主席、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格局。一位（江家帮）消息人士指出，中共内部有人认为，现在不需要一个人把着三个大权。指党政军集一人身上，也就是指胡锦涛不能一人独揽大权。

就在曾庆红争权斗争刚刚拉开序幕之际，贾庆林向曾庆红抛出了橄榄枝，第一个拥抱曾庆红的大腿。他指出“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是明显地与胡锦涛“民主是个好东西”唱对台戏，帮助曾庆红与胡锦涛对着干，并且，发表文章公开地为曾庆红争权斗争摇旗呐喊，从而起到孤立、分化瓦解胡锦涛的目的。

贾庆林为何说民主不好？

俞可平在《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文章中尖锐地指出：“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

现在，贾庆林是第一个公开蔑视民主是个“好东西”的那种人。不言而喻，有了民主，他的“麻烦”就来了，他在福建省与远华案牵涉的丑闻早就曝光下台了，不仅进不了党委、当不上国家政协主席，甚至比陈希同还要可悲的命运。

政绩平平、呆若木鸡的贾庆林，自然是跟对了江泽民才有今天的地位，不仅是江泽民的追随者，而且是江泽民时代的既得利益者。现在，他的命运与上海邦共存亡，正所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只要步入了政治改革的轨道，类似贾庆林这种人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现在，他才会站出来拼命地抵制与反对。

所以说，贾庆林在文章中所指出的“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立足中国国情”的说词是假，抵制中国民主化进程是真；认为中国不适于“照搬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的政治制度模式”是假，担心引进民主与多党制后自己的末日到来是真。

2007-1-24

 

日前，中共“新闻出版警署”副署长邬书林，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图书交易会上，悍然宣布查禁包括章诒和女士所著之《伶人往事》在内的八本图书。此次邬书林公然在大会上凶神恶煞地宣布该禁令，并声称查禁章诒和的著作乃是“因人废言”，不管书的内容是什么，只要是章诒和所著的，就必须查禁。

这是典型的法盲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不过，中共的大小官僚当中，又有几个不是法盲呢？从制造“彭州诗案”的县委书记蓝庆华、县长周伟，到制造“冰点事件”的前共青团书记周强、赵勇，虽然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戴上了来路不明的“博士帽”，却实实在在是彻头彻尾的法盲。以邬书林为例，他完全漠视中国宪法所保护的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自以为是一名口含天宪、指鹿为马的大人物，说禁书就禁书，说谁在黑名单上谁就在黑名单上，甚至将黑名单直接放到了台面上招摇过市。与以往当局秘密查禁图书、关闭媒体、在内部传达黑名单的做法有所不同，这次邬书林为何要如此高调地宣布禁书计划呢？他为何执意要在中国三千年禁书史上留下自己“璀璨”的名字呢？

大概是因为中共十七大召开在即，邬书林还想再上层楼，故而细细揣摩上意，以此种夸张而凶狠的方式来执行上级所下达的严密控制言论的命令，表达自己的忠心耿耿。此时此刻，奴才往往比主子还要心狠手辣。当然，邬书林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一张中共用来给自己擦屁股的手纸而已。盘踞在邬书林头上的，还有这样一大群人物：“新闻出版警署”署长龙新民、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主管宣传事务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以及最高决策者、中共党魁胡锦涛等人。他们都是新闻自由的敌人，他们都是扼杀中国人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凶手，他们都是阻挡历史前进的螳螂，他们都是犯下了滔天罪行的罪犯。公审他们的那一天并不遥远，他们的下场并不会比希特勒、希姆莱和戈培尔们更好。

此次邬书林高调禁书，也表明胡锦涛在牢牢掌控了权力之后，不再像萨斯事件中那样需要民意支持，也不想继续扮演“披着羊皮的狼”的角色，而彻底暴露出其毛派法西斯主义者的狰狞面目来。当然，以胡锦涛唯唯诺诺、左右逢源的性格，即便干坏事也无法干得像希特勒和毛泽东那样彻底、那样疯狂。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中无法孤立的一部分，公民社会也正在蓬勃成长，胡锦涛即便梦想充当“大独裁者”，也缺乏昔日的社会土壤。此次禁书行为便是一典型个案：尽管邬书林磨刀霍霍、言辞凌厉，此禁令却难以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畅通无阻、雷厉风行。禁书命令发布数日之后，许多书店中仍然在热卖禁令名单上的大部分书籍。而且有了邬书林这一免费的广告代言人，各种盗版更是如潮水般地席卷神州大地。在互联网时代，中共已经无法全面达成对信息的封锁和控制，邬书林狂妄和背谬的言论迅速被曝光于网络之上。一时间，这名高级官员成为中共统治阶层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人物，说“千夫所指”亦不过分。

古往今来，若干禁书者留下的都是千古骂名，若干被禁者留下的却都是千古美名。陈正宏、谈蓓芳在《中国禁书史》一书中，论及满清一朝不惜以血腥的文字狱作为依靠来强化禁书工作的历史，举例指出：“像清高宗那样对禁书工作如此费心费力的皇帝，在历史上似乎也只有他一位。”虽然清王朝的禁书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却付出了惨重代价：不仅导致许多文人和百姓家破人亡，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深重的灾难。“明清两个王朝的统治集团所采取的思想禁锢政策，是导致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禁书又是这种政策的重要一翼。”中共政权则将中国的禁书传统推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化艺术浩劫重重，文学艺术家断头流血，中共摧毁各种文明成果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我没有见过邬书林，不知道他长得一副什么模样。根据“新闻出版警署”官方网站上发布的简历，邬氏年仅五十二岁，是文革后七八级的大学生，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由此可见，他也经历过暗无天日的毛时代，也有过一段“通过知识和教育改变命运”的人生历程。但是，当他在仕途上青云直上、掌握一定的权柄之后，却忘记了自己当年寒窗苦读的那段岁月，而以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来充当官家的文化刽子手。

这一身份和心理的转化，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根据心理学大师弗洛姆在《论侵犯行为的起源》一书中的分析，邬书林是一名具有代表性的“施虐狂官僚”。这类官僚一般都有如下几个重要的特征：首先，作为施虐狂官僚的品性之一是，“他们像对待东西一样对待人，人已成为物品，他不像对待人一样与他们友好相处”。邬书林认为自己掌握了“新闻出版警署”的巨大权力，便可以扼住所有新闻出版机构的喉咙，也扼住所有写作者的喉咙，每一个作者和读者都是他可以控制和愚弄的对象，他命令他们往西走，他们便绝对不能往东走。他是傀儡戏背后那个牵线的人，知识分子和大众都是前台的木偶。

其次，这类官僚通常对秩序有着过分的关注。在他们看来，“秩序就是一切，秩序是生活中惟一确定的东西，惟一能在这上面建立绝对控制的东西”。弗洛姆在此指出，对于秩序有着过分需求的人往往是那些害怕生活的人。因为生活是无秩序的，它带来惊奇。虐待狂不能与别人友好相处，他把生活中的一切人和事仅仅看作是东西。这种人仇恨一切生物，因为他们对他形成威胁。但是他热爱秩序。对于邬书林来说，没有上级的命令，没有当局禁书的“潜规则”，他本人也就像没有人可咬的狗一样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第三，他们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奴性。“虐待狂想控制弱者，但是他往往无力使自己得以不去屈从某些比他更强的人而活着。”例如，希姆莱非常崇拜希特勒。如果虐待狂不附属于别人，那么他就可能会选择历史、过去、自然力，一切比他强的东西，但有一条总是真实不变的定律是：他必须服从，他必须使自己从属一个更高的权力，不管这个权力可能是什么。但对那些比他弱的人，他必须统治。这就是官僚虐待狂和一般冷虐待狂赖以生活的系统。换言之，他们都是扭曲的、变态的双重人格，他们忽而是奴隶，忽而是奴隶主。

曾近距离观察希姆莱的卡尔•丁伯克哈德写道：“他以他的典型的顺从，他的思路狭隘的认真，他的无人性的有条不紊，以及他的行动的机械特性，造成了一个怪异的印象。”我相信，邬书林身边的人也会有类似的印象。这名高官已经异化成为专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当然，他在偶尔也会流露出一丝的温情，但是“我们不能让自己被一个人非常热爱孩子和动物，做了这样或那样的好事的这一事实所欺骗”。例如，刚刚死去的中共元老薄一波，其人阴险毒辣、奢侈好色，但在薄熙来眼里却是一个好父亲呢。

像邬书林之流的心理变态者，本该被送进精神病院，在专制体制下，他却被提拔为高级官员。西人有“病夫治国”一说，中国则是一群精神病人治国。邬书林此次的“过度表演”，中共未必会赏识之。昔日，赵勇企图快刀
斩乱麻地处理“冰点事件”，结果却导致海内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弹，使得胡锦涛在龙应台的直接追问下陷入尴尬境地。于是，赵勇被外调河北，其政治生命也基本终结。如今，在中文互联网世界里，“邬书林”这个名字已经如同过街老鼠一般，人人喊打。中共对于这样一个自暴其丑的奴才，也同样会感到无比恼怒。照我推测，邬书林此次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为“和谐社会”制造了极端不和谐的声音，这一片忠心赤胆大概会换来“党妈妈”的一记耳光。邬书林败坏了党苦心经营的“开明秀”，其政治生命估计也走到了尽头。

这就是舆论的力量。谁说舆论没有力量呢？当然，目前民间舆论的压力，还不足以让邬书林这个厚脸皮黑心肠的人物晚上睡不着觉。我们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直到让此类积极主动为当局干脏活的家伙晚上害怕得晚上睡不着觉为止。那么，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我想，除了积极声援包括章诒和、胡发云等人在内的禁书的作者和撰文谴责邬书林的倒行逆施之外，还可以尝试着搜集和发布更多关于邬书林的个人资料，比如：邬书林的家人有没有什么贪渎行为，邬书林的子女有没有利用不义之财到欧美国家留学或定居？如果有类似情形，海内外华人可以团结起来，持之以恒地向西方国家的外交和移民机构传达信息，促使其驱逐此类贪官污吏、独裁帮凶的亲属。这一种釜底抽薪的做法，必然会让邬书林之流的人物感到心惊胆战。

一个政权到了末世，往往便最缺乏自信心，一点风吹草动便视为杯弓蛇影、风声鹤唳。邬书林这一席外强中干的言语，已经说明中共当局怕得要命。但是，他们严控新闻和信息传播的努力只是螳臂当车而已。我相信，公审邬书林的那一天离现在并不遥远。而在审判席上，大概也不会单单是邬书林一个人，他的同僚和亲属们，也会被当作他的同案犯。中共当局经常将异议人士的亲人当作人质，我们当然不会采取与之同样卑劣的做法。但是，如果这些贪官污吏们的亲属，果真参与了他们瓜分民脂民膏的恶行，也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在即将到来的审判中，邬书林之流大概不会是审判席上的孤家寡人。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观察》首发 

 

2007年1月22日中午，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大门口，浙江省洞头县北岙镇小三盘村渔农民林炳强在杭州告诉笔者，为浙江温州失海渔民维权而战斗在第一线的66岁老干部林炳强，已于2006年12月17日凌晨三点被洞头县公安部门抓进洞头县看守所。林炳长是林炳强的哥哥，林炳强介绍，公安抓老林，其实是洞头县委、县政府抓他，理由有三：一是退休老干部林炳长多年前曾经申请注册过一个海鲜食品经销部，据当地政府说是老林涉嫌逃税大约是4000元，二是老林在浙江思源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吕思源的支持下自费印刷了一本《中国渔民理性维权》诉讼资料集子（封面就是胡锦涛的原话”群众利益无小事”），却被当地指控为出版所谓”非法出版物”，三是政府欲指控林炳长破坏当地政府建设了北岙后二期填海占地建设工程项目罪名，但据悉，2007年1月22日上午，洞头县副县长和维权渔民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商谈多年未判“民告官”案件的情况，官方有让渔民撤诉的意思，但农民不同意，此前洞头县检察院出于对法律的尊重目前还没有批准逮捕林炳长，但1月24日来自洞头渔民林炳长弟弟林炳强的消息，1月22日当天由于渔民坚持要浙江省高级法院的判决，坚决不调解，最终官民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林炳长当天被洞头县检察院批准逮捕。

洞头为全国十个海岛县之一，其县城所在地北岙镇的北岙后二期填海占地建设工程项目，总计占用渔村渔民的四千多亩沿海滩涂，涉及291户渔民，其中林炳长的家乡小三盘村全村渔民就失去一千多亩海涂，当年仅仅是给予每亩补偿350元，而渔民就是依靠这些浅海滩涂养殖水产和抓小海鲜生存，失海就等于失去土地。对次，笔者担任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站长期间多次实地调查过，这些被占的海滩，被政府填海造地后每亩价格为9万元，其中有一千亩，已经卖给房地产公司商业开发，转手就是九千万元。为此，我于2003年11月11日还在《人民日报》的人民网、新华社的新华网和红网转发我的《致温家宝总理一封公开信》，希望温家宝关注失海渔民包括洞头渔民的实际遭遇等情况。

291户洞头失海渔民在林炳长的支持下，先后找到杭州著名律师吕思源，就农民的合法用海权被剥夺和渔民权益受损为理由将洞头县人民政府和温州市人民政府告上法庭，《人民日报》还重要版面发表了失海渔民的呼吁，香港《明报》记者还采访了林炳长并进行报道，但林炳长个人行动受限制的状况没有得到多大改善，渔民依然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渔民告政府后，由于温州中级法院在一审中没有完全支持渔民的合法权益，现在渔民们将官司打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年1月21日，洞头县小三盘村失海渔民有五六名代表来到浙江省高院，将在法庭的要求下进行官民见面，也就是原被告双方见面。按照中国法律规定，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件不能调解，只能撤诉，但由于渔民的权益没有得到法律维护，渔民代表表示坚决不撤诉，希望法院依法主持公道，还失海渔民早在1983年就拥有了的原海域滩涂的使用权。

维权代理人林炳长，作为洞头县有文化有经验、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权的老干部，老早就提出了他只反对共产党内部的反对派，反对共产党内的贪官污吏，但还是被当地政府视为”眼中钉”，一直欲抓但一时找不到把柄，因为林炳长是具有41年党龄的中共老党员，又是现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辉忠的浙江农业大学干部班的同学。

资料显示，王辉忠和林炳长同时于1980年11月在浙江农业大学干部专修科读书，林炳长为老班长。后王辉忠出任共青团浙江省委副书记，林炳长出任浙江省温州地区洞头县委常委，退休前为洞头县农业水利林业局干部。2006年春节，浙江农业大学干部班的老同学举行拜年同学会，王辉忠和林炳长同时到场，他们还合影留念。林炳长专门为洞头失海渔民写维权资料长达100多万字，其编辑的《中国渔民理性维权》资料已经送交浙江省、温州市和洞头县各级领导干部手中，北京作家记者界人士、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和北京《财经》杂志记者、《中国律师观察》主编赵国君等新闻界、律师界、作家界等人士都已经阅读此资料，他们对这样的渔民理性维权方式表示支持，并对腐败分子表示谴责。

在洞头失海渔民维权案件中，洞头县原县委书记林东勇是打击林炳长的第一个县级干部，他曾经指使纪委”双规”林炳长，后来找不到证据只能放人。林东勇被调到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任副局长后，原温州市农业学校校长任玉明调到洞头县，先后任县长和县委书记，他对林炳长的打击升级，欲构陷罪名，引起了洞头县小三盘村渔民的愤怒，目前已经有渔民代表提出呼吁，并传话给浙江省有关部门，要求上级监督和审查县委书记任玉明的打击报复行为。

 

民主固然是个好东西，宪政与可控民主更是好东西。民主有时不是好东西，但宪政与可控民主一定是好东西。

为什么宪政与可控民主一定是好东西？宪政就是“限政”，即限制政府，制约权力，建立“有限政府”，保证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和政府的有效性。宪政的特点是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同意”，宪法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尊重，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划定公权与私权的边界，实现公权力的分权与制衡，保护公民权利。可控民主强调民主过程的透明、有序、程序性、可控性，注重过程的可控和结果的部分可控，尊重政府的必要的权威性。提倡室内民主、协商民主、法治民主、间接民主，反对街头政治，鼓励政治协商，主张法治优先了民主，建立代议制度，公民只选举产生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然后由权力机构或立法机构通过选举及协商产生行政官员。

只有宪政才能保证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宪政因其法治和程序性，避免了暴民政治，所以，对于统治者是安全的；又因其驯服了权力，把政府关在了笼子里，所以，对于公民也是安全的。

只有宪政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没有宪政和权力制衡的市场经济，必然是特权市场经济；特权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严重的腐败、不公正和两极分化。

只有宪政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宪政就是塑造分权自治的现代国家制度和现代社会制度，因为它解构刚性而脆弱的金字塔型官僚体系，建立程序性政治和公民社会，所以，它能够改变谎言与暴力的传统政治，实现社会和谐，避免社会动乱。

只有宪政才能保证道德文明的建立。人治社会的特点是不循规则，不择手段；只有仁义礼智信的私德，没有限制公权、维护公益、保护公民的公德。人治的办法越多，脱离宪政的政治教育运动越频繁，道德文明就会越堕落，因为缺乏制约监督的缘故，官员们台上作秀、台下做假，每一次运动只能不断地强化全社会的虚假意识。而只有建立讲规则讲法治的宪政制度，社会才能树立坚如磐石的道德。

同时，也只有可控民主，政治有序，社会才能稳定和谐，国家才能不分裂，中国才能不混乱。

只有可控民主，才能保证中国这样一个特大型国家的领导人的必要的尊严和威信。

只有可控民主，才能建立起公平合理的经济秩序，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

只有可控民主，才能避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泛滥。

宪政与可控民主才是好东西。

 

 

前几天，有朋友看了我的小文《“衰世”的变化就在我们身边》，婉转地对我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有点灰暗？”我解释说：“其实，我想就这个题目写一系列文章，这只是个开头，还没有展开。我心目中现实图景也没有农民灰暗。”在我的这个题目中，最核心的关键词不是“衰世”，而是“变化”。因为“变化”，这个长期以来似乎命定的铁板般硬化的社会开始松动了，旗帜鲜明的专制变成了含糊其辞、潜规则的专制，社会统治方式也正在悄无声息地转换，原来那种血淋淋的方式虽然没有彻底退场，但已不再常用手段，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有弹性、更技术化、更摆不到台面上的随时可以变通的手段。统治方式的变化在骨子里不是自愿的、主动的，而是被迫的、被动的，是因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一部分普通人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夜蜕变，而是在数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在世界大势面前，渐渐地发生变化的。虽然，迄今为止变化的还不是大部分普通人，但毫无疑问已有一部分人摆脱了蒙昧状态和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感，像一个人那样独立地思考问题，独立地看世界，独立地面对现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背后，实际上就隐含着另一个往往被忽略的非口号：“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这个进程早已启动，只是到今天愈来愈明显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来说，我并不悲观。

有好几件事连日以来在我的脑子里萦回，年年春运要涨价的火车票，今年出人意料地不涨价了。骄横不可一世的“铁老大”终于在民意面前，在长期的舆论批评面前作出了一次正面的回应。汽油价下调了，尽管幅度太小，民间和媒体对此继续保持着高度的不满，但总算也是喜讯。接着，中国移动发布了8项服务承诺。这些掌握着国家资源的垄断部门、垄断行业，多少年来它们飞扬跋扈，什么时候都是不顾民意、民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即使怨声载道、时刻面对仇视的目光，也无所忌讳，因为它们都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个齿轮，没有人奈何得了它们。它们今天的举动或许也只是装样子、做门面，并不是实质性的顺应民意。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它们面对的是当下正在变化中的社会，沸腾的民怨借助互联网不断表达出来，如果不能及时疏导，民怨最终将累积成不可抗拒的洪水，吞没一切。这将是一个玉石俱焚的结果，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在这个变化中的“衰世”里，那些貌似强大的东西之所以显得强大，乃是因为没有人去戳一下，有时你只要对着庞然大物轻轻一戳，就是一个窟窿。哪怕它一时半回还不至于轰然倒塌，但它的威武、神气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神圣的油彩剥落了，虚幻的光环褪去了，剩下的不过是一具丑陋的千疮百孔的空架子。这就是“衰世”。 “衰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腐败的无孔不入，腐败的大面积扩散，腐败主导一切，连反腐败本身也成了腐败的主要方式之一。这样的“衰世”表面上看去就像“盛世”，而且也确乎有它畸形繁荣的一面，不过，只有人们从心底里感受到这是“盛世”，并享受“盛世”带来的一切好处，这个“盛世”的神话才不会穿帮。“衰世”之所以要鼓励全民娱乐，就是希望借娱乐转移全民的注意力，让人们把生物属性发挥到极至，耗尽有限的精力，顾不上去戳一下纸糊的巨人。但也只是暂时的瞒和骗，至多是糊弄、糊弄人罢了。

如果一个人想在娱乐之外确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完全是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进行的。尽管强权依然能独家通吃，依然很强大，但头上已没有光环，身上缠着MM，脚下绑上了沉重的黄金。“衰世”毕竟是衰世，人们轻易就能看到强权的光屁股，看到强权的无能、贪婪和口水横流的谗相，看到强权子子孙孙、七姨八姑、鸡犬升天的图画，以往在暗夜里扭扭捏捏上演的那些戏如今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换言之，强权的神秘性没了，强权的欺骗性没了，强权再也不干净了。从一部分人开始，在心底里蔑视一切强权和强权逻辑，不认同强权、强势、强者，不相信强权宣传的一切，强权常常是指鹿为马的代名词，强权是混淆黑白的代名词。在这样一个色彩渐渐模糊的灰色时代，不愿继续跪在强权脚下的普通人，完全可以有足够的自信把自己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生命看得是至高无上的，在这一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政府，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政府。一切外在的凌驾在我们头上的权力，都是与我们的意愿相背离的。

《大国崛起》这个电视纪录片之所以得到强权的认可，首先是“大国”神话满足了“衰世”时代迫切需要的虚荣感，其次，是它所宣传的强烈的国家本位导向。这种国家本位意识正是与作为现代文明社会基础的个体本位意识相对立的。离开了个体本位，既没有“大国”，也不会有“大国崛起”。西方主要国家近代以来的历史最好地证明了一点，英、美等国的制度就是充分保障个体权利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这些国家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这是本，其他的一切是末。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90年前的陈独秀就已悟透了，他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指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人民为什么要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吾人幸福之团体也。”所以他才会说“恶国家甚于无国家”，“自觉心”要先于“爱国心”。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他说得更清楚：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大国崛起》的“国”显然还只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尽管这个纪录片也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大国崛起》选择航海，从西班牙、葡萄牙开始，而回避了意大利，我不知道，这是有意还是无意。实际上，近代文明是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起步的，文艺复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题目。最近，国内的报纸、网络都在讨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中也有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争辩。“文艺复兴”的主题就是人的解放，就是个体本位、个人价值、尊严的确立。今天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确实就是如何从根本意义上将个体本位建起来，这是破解千年不动的国家本位（本质上就是帝王本位、权力本位）的关键。毛泽东在57年前大言不惭地宣称“解放”了中国，实际上只是解放了他自己，今天我们说“文艺复兴”也好，说个人维权也好，“抱团维权”也好（《市场报》2007年1月17日的说法），都是指向个人解放，这个解放不是指望某个包打天下的救世主，不是要披上宗教的外衣，而是我们自己救自己，也就是自我解放。国家的根本在于人，在于每个具体的个人，任何时候，个人都比国家重要，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国家首先是文化认同意义上的，然后是政治认同，以强凌弱，不经我们的同意，不尊重我们自主的意愿，以国家机器（不是国家）强迫我们接受某种统治，这样的“国家”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在这
个意义上，强权的“国家”与我们的国家不是同一的。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早就断言：“国家起源于生活，它为美好生活而存在下去。”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也无比清晰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在本民族的知识分子中，陈独秀也早已作出过透彻而明白的阐述。即使在当代中国，肖雪慧、崔卫平等一流的学者，对此都有过精彩的论证。只有认清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在个人本位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自我解放。告别“衰世”中国，只有自己解放自己。

──《观察》首发 

 

    一月多事，开年不利。多事之事，是谁挑起的？去年新春前后，大家为《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操心，时隔一年，又有了这件出版主管官员就八部书发表的斥责和处分意见。一切来自传闻，八部书也多未曾见，但现在顾不上评论各书的得失，就事论事，对当局此举倒也有些话说。

    其实，日光之下无新事。这类事常有所闻，并不只是一年一度。比这件事大得多、严重得多的事件，也有的是。不过这次所涉及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作者袁鹰、《伶人往事》作者章诒和，是我尊敬并信任的师友，书目中胡发云的小说《如焉》，我也曾经浏览过。是非美恶自有公论，我却也不能漠不关心。

    一个时期以来，除了勒令报刊停刊或出版社停业的动静大些，一般施之于传媒的禁令和追究多半只是悄悄地干，电话通知，不落痕迹，以免“授人以柄”。这一回，为什么不避“国内外敌对势力”藉此攻讦的风险，把“吹风会”的内容吹到了会外呢？莫非是有意为之，以威慑出版社，威慑作者，威慑文化人和整个知识界，同时显示不是“阴谋”而是“阳谋”？这是五十年前耳熟能详的老战法，一时曾所向披靡，却没想到会产生什么始料不及的远期效应。

    然而，不必问什么远期效应，其当下的影响就值得注意。不久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全会上讲了和谐以至民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文（作）代会上讲了说真话和学术创作自由，言犹在耳，而身份为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人，却发出不同的声音，即使不顾宪法和法律而只服从长官意志已经成为官场习惯，但在组织上公然“对着干”、“另搞一套”，原是官场大忌。这就不免触发疑问：难道今天又出现了“两个司令部”？

    这个联想是因为文革的阴影尚未消失，而人们往往借助于往昔的经验来判断今天的世象。本来，长期处心积虑要让人忘记文革、忘记反右派斗争及其他祸国殃民的旧案，但诸如此类不绝如缕的遗风，不是恰恰随时随地示人以一脉相承的实例，这样的提醒可比空洞的许诺和宣传有力得多，这岂不又是某些献策者和决策者千虑之一失么？

    生长斯邦，躬逢斯世，几十年间，各样逆情悖理的人祸，应该说所见多矣，早已“出离愤怒”，但在这些不大也不小的现象面前，还是难免生出悲哀和耻辱之感。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国民的命运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毛泽东身后，又过了三十年，到了所谓新世纪，我们，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但说什么话，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要由别人规定，就连让你读什么书，什么许读什么不许读，也有专门的机构为你安排。这样的无微不至，怎么消受得起？这说明，大陆中国人在1949年后经过了成倍于国民党二十年“训政”的年头，一直接受“政治正确”的训练，而芸芸众生还是这样扶不起的刘阿斗，不配享受知情权和话语权，能不自哀并自知羞耻么？大概正是因为中国人包括中国的读书人如此不争气，才需要层层设限，戒备防范，如临大敌。就如这次的禁书，哪一位作者不是法定的公民，不享有法定的公民权利，包括言论的自由？而由于新闻出版迟迟不立法，于法无据的行为，可以言出即法，畅通无阻，然则“因书废人”，又复“因人废书”，无法无天，宁有已时！但是，不管祭出什么堂皇的理由，从一般到个别又从个别到一般地剥夺了知识分子的言论和出版等自由权，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也必然使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扫地。这是宪法、法律以及中国“法治建设”的悲哀和耻辱，也是中国读书人乃至全体中国人的悲哀和耻辱。

    这不止是禁几本书的问题，也不止是堵“一小撮”知识分子的嘴。自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搞文化专制主义、大搞愚民政策以来，知识分子以外的各阶层群众同样深受其害。现在习称为弱势群体的广大劳动者，许多不但处于经济困境，而且处于毫无知情权和话语权的地位，他们几乎没有拒绝“瞒和骗”的权利，千难万难才得以表达的一点诉求（有的还是通过可怕的上访历程表达出来的），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重视和回应——这个问题，也不知应该由谁来做答。

    而人类的历史已经走进了二十一世纪，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已经提供了宝贵的普适价值观念，并已成为时代精神和历史主流。但我们眼前身边发生的这一切，无论横向还是纵向地相比，能不让我们倍感悲哀和耻辱吗？我们的中国，我们的中华民族，过去所说的国耻，都指来自海外的侵略者强加的。我们今天因廉价劳动力进入国际市场，还有以沉重的代价（包括破坏资源破坏环境等）换来的经济收益，使我们有了脆弱的“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然而我们以亿万计的同胞的物质和精神生存状态，公民和政治权利状况，真的也那么值得夸耀，而不令人时生惊悚么，不时传来的信息，某些事态的发展，能不让我们感到这都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中国的耻辱吗？

    前些年，每逢二三月全国两会，五六月纪念日多，还有“十一”国庆等等，都叫做敏感时期，加强社会治安乃至宣传舆论的管制，早成惯例。新闻出版都要避开“敏感问题”，“敏感人物”，大家也习以为常，逐渐麻木。然而，除了敏感月份，近来又出现了敏感年份。当政者因自己的“敏感”而形成仿佛草木皆兵的恐惧气氛，从而对被认为“敏感”的领域严控，对被认为“敏感”的群体施压（如首当其冲的上访者），一片紧张，也必然在制造恐惧心理的同时催生不满。这样的恶性循环还在持续，已经与社会和谐的理念背道而驰，因为和谐社会首先需要官民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和谐，这系于作为矛盾主导方面的各级党政部门取信于民，而各级党政部门的诚信危机，难道是靠例如控制传媒，拒绝批评，掩盖真相，打压和封杀舆论，限制和侵犯公民权利，所能缓解的么？软暴力和硬暴力，可以奏效于一时，但不能成事于长远。因此，我也不得不为那副署长之流感到悲哀，至于是否会有耻感，那是他们的事，全都经过了“八荣八耻”的学习，有的还对人作过宣讲，应该自己心中有数。

    悲哀是一种无补于事的情感状态，即使是“一路哭”，因是平民的声音也极其微弱有限。至于荣也，耻也，说到底是道德范畴。把由体制决定的举措简单诉之于道德评价，恐怕离题太远了。

                                          2006年1月23日

 

 

学渊评：尽管证据已经很多，但再增加一个，或许还能把糊涂的中华民族的脑子搅得更糊涂一点。因为“深藏不露，让人猜不透他的心思”的周瑜，可以打黄盖，也可以不打黄盖；御用文人可以说：“江泽民仇恨双枪老太婆章诒和”，“陈良宇余孽设计陷害胡锦涛”，“俞可平引导民气，激将回回沙叶新，造就民主新空气”云云。乃至，戈培尔同志邬书林先生等安然无恙时，解释可以是“孙权不许周瑜打黄盖”，中华民族的脑子不就被共青团搅得更糊涂了？北京街头可能还会发生一场“支持周瑜，枪毙孙权”伟大示威运动呢！于是“不厌诈”中华民族就在胡锦涛同志亲自发动的，黄盖同志一手指挥的禁书运动后，浑浑噩噩地伟大崛起了。

艾理：看胡锦涛如何处置邬书林？

【多维专稿】胡锦涛总是深藏不露，让人猜不透他的心思。为他说话的人，总强调新闻媒体的控制，是宣传部的自选动作。对出版的打压，是新闻出版局的自选动物。宣传部和新闻出版局的这些倒行逆施，不是出于胡锦涛的安排。甚至有人还猜测，这是前任班子故意让胡锦涛失信于天下。最近几个月，郎咸平等在《亚洲周刊》上，就拼命为胡锦涛说好话。其实，保胡也好，骂胡也好，都缺少证据，因为他们都缺少一个明确的证据，即意识形态专制，打压知识界和传媒，打压合法维权行动，这些行为到底与胡锦涛是什么关系？现在倒好，关于胡锦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家也别吵了，上天已安排了一个让大家来认识胡锦涛的机会：看看胡锦涛将如何处置这位“trouble maker”（麻烦的制造者，学渊注）新闻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

最近，邬书林宣布，对八本书进行查禁，引起了国内知识界的抗议。如果说胡锦涛的权力受到有关人制约，因此他处理不了宣传部部长，因此控制不了宣传口，人们也无话可说，谁知道党里面是些什么名堂呢？但无论如何，凭他的权力，处理一个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权力是应该有的。古人说：“听其言而观其行。”胡锦涛的言论，没有超出过文件范围，所以我们只当他没有言论。但我们可“观其行”，观察他处理邬书林的方式。如果他对此事放任不管，而是听任邬书林等人肆意进行言论出版控制，那么胡锦涛就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敌人，就是思想权利和言论权利的侵害者，就是《宪法》的敌人。那么大家可以知道那些意在“拯救胡锦涛形象”的文章和言论的无聊与可笑。

如果邬书林此举系少数人的自选动作，非胡锦涛所为，因此邬书林等人受到处理，调离新闻出版局，降职。那么，我们真可以猜测胡锦涛有走向言论开放和宽容的想法，只是困难重重，正在一点点努力哩。所以，大家也别猜他了，等着看吧。要不了多长时间，胡锦涛的真面目就自然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