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庸:中共十七大前高层权力博弈

 

中共十七大前高层权力博弈日渐吃紧,明争暗斗正趋激化。前不久传出曾庆红在政治局会上突然要求胡“坚持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思想”、“撤销政治局的和政治局常委会的核心小组”,决策应由政治局常委会原则上一致通过(包括个人保留)、政治局委员75%赞成。这是企图从意识形态和组织原则两方面迫使胡的政见经常遇挫,无可施展。此计不果,又生二计:要求胡在下届全国人代大会上将国家主席一职让位于曾。这一要求通过路透社放出风声试探,如得手还会有进一步条件,比如由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由军队将领任中央军委主席,以分化胡手中军权。如得逞,会进一步摊牌:党总书记归曾,国家主席归胡,将胡挤至最高权力边缘。曾及其背后的江,以为胡势单力孤,软弱可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将胡拉下马,放逐南山。曾、江这种野心在党内新老左派和开明派中间是得不到呼应的。逼急了,这些沉默者就会有人站出来说话。就胡锦涛来说,2002年开始陆续接掌最高权力以来,对江只知烧香磕头,对曾则左躲右闪,应对乏术,颇显吃力,只能忍气吞声,打掉牙咽肚里。接班已近5年,到现在依然是左右掣肘,上下不合,权力布局还在晃悠。他希望在十七大一举定乾坤,全面掌权,但难以如愿。在曾的步步紧逼下,这场高层权力之争说不定会成为火并的坎儿。网上已传出“换马”的鼓动,胡会不会演出“虞姬虞姬奈若何”的“别姬”一幕?

关键在军队态度。要记住一句名言:指挥枪的党是枪所支持的党。中共十六大主席团会议上军队代表推翻政治局决定、要求江泽民留任中央军委主席竟获通过,证实枪的力量凌驾于党之上,突现了枪指挥党的事实。邓小平嘱咐过“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但是,当权威不在时,军队就要显示自己的权威,发出自己的声音了。朱成虎将军以核弹轰毁美国西部城市的狂言就是军队释放的声音,刘亚洲将军等军中10人发表宣言“要求无条件否决并废除此前中国政府所通过的任何放弃对日索赔的条约或承诺”也是军队释放的声音。这些极端的政治要求是对胡锦涛治下的外交方针的严重挑战,这是军人干政,是枪在指挥党。毫无疑问,如果十七大前高层权争闹得不可开交、即将火并,军队出面煞车是完全可能的。军队的集权制和封闭性、保守性甚于中共组织,由它指使、操纵组合的政治结构很大程度上将是以民主形式伪装的缅甸军政权的再版。这是最坏的前景。

胡与曾、江的权斗以及可能的军队干预,这3方面的较量,在生活线上奔波的工农群众对此是无知的,数千万中共普通党员对此是漠然的,既得利益者的下层对此是懵懂的,当权派中层的多数对此是超脱的。所以,高层权力博弈是既不顾及民意又不关注党意,甚至不考虑统治阶层中下级意愿,仅仅是高层一小撮人对权力分配的撕杀,是狼咬狼的决斗。在这个限定条件下,分析3方面较量的得失,应该承认,如果胡锦涛再次妥协,把目前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稳住,总比让曾、江贪得无厌占取上峰而把胡打下去或让军队接管政权而以军人充塞权要职位要强些。3害相权取其轻嘛。有人说,胡当政,时局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儿去,意即此人可有可无。其实,“可有可无”正是抑制了曾、江夺权使时局更糟的可能,而“换马”在党内外引起的动荡较大,难以获得普遍认同。所以,争夺最高权力的结果,最大可能是胡继续充当“维持会长”。

要胡退出国家主席一职的理由是使胡集中精力于党务、军务,不使权力过于集中。这个理由似是而非。十六大对高层权力的安排已经预示它不是协调一致的班子,胡名义上掌党、国、军权,实权却一直不能完整落实。所谓“权力不能过分集中”的发难,不过是一种借口,真实的目的是夺权,先国权,再军权,最后党权,夺光为止。这样的夺权是恶狼与饱狼争夺羊群,对羊群有害而无益。认为这种夺权是“十分值得人民群众欢迎和肯定的顺应时代潮流的呼声”是看错了问题的性质。由此还把“强烈要求胡锦涛交出国家主席职务”视为“人民军队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和义务”,呼吁军队“作出明智选择”,则是在目前严峻形势下为军队干政打开了豁口。军队介入此事绝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大趋势,不是走向民主而是走向军事独裁之路。对此,不能不引起应有的警惕。

分析当前高层权力博弈,对胡锦涛要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他成长于中共这个奉行专制主义的党内,党文化的教养培育了他循规蹈矩的从政观念,党内权斗的严酷性导致了他谨小慎微的为人性格,正统的理论灌输铸就了他守旧的思维定式,彼此尔虞我诈培养了他圆滑内敛的应付手段。多年来,他没有突出的业绩表现,也没有重大的人生挫折;没有勇猛奋发追求时尚,也没有消极怠惰明显落后。不前不后形成他的护身信条,不显山露水凝就他的人生哲学。他的思维的刻板性以及他的忠诚的可靠性,使他被党的高层看好。考察期间,他熟悉并找准了善于藏拙与善于迎合的途径。于是,他稳定地和曲折地走到最高权力宝座。对这样一位固守传统理念、缺乏现代潮流的知识结构,又畏首畏尾、毫无魄力的、平庸的、无能的领袖不应有超越可能性的过高期望。他能守住中共这个摊子不使散架,就是他最大的能力所及了。不从这样的实际出发,竟然反复呼吁,请他弃旧图新,另组新党,这不仅与他的传统理念冲突,而且与他的为人特点不符,如此要求不是缘木而求鱼吗?期望中共两派公开独立,相互竞争,同样是他不敢做也无力做的事。不应忽略,他是一位平庸的、无能的领袖,历史把他放在这个岗位,对他来说已是力不胜任、勉为其难了。他和他的智囊在中共危机深重、混沌无序的状态下,还能提出“和谐社会”的新思维,尽管是一团空想,却反映他还是想办法要维持住这个摊子,总是比曾庆红唯权是问略胜一筹吧?在这种情况下,鼓吹“把十七大开成‘遵义会议’,换个人来做”,这种主张是不适宜的,事实上也没有条件开成遵义会议。

(2007.1.19)

赵紫阳与薄一波:留芳百世与遗臭万年

 

1月15日,中共第七届、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在北京寿终正寝。薄一波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主掌中共最高领导班子实权的”八老”之一,被看作是中国”老人政治”的代表。这位中共保守派元老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共老人政治从此彻底告别历史舞台。尽管现在江泽民这位老人通过上海帮对中国政坛还施加一定的影响,但江泽民与昔日的”八老”已不可同日而语。

两年前的1月17日,中共党史上最开明的领导人赵紫阳先生仙逝。所以在这两天,北京有两股力量在哀悼两位政治人物:以民主人士、维权人士为主的民间力量在哀悼、缅怀赵紫阳先生。前北京市公安局警察、民主人士李金平自赵紫阳2005年1月17逝世以来,常年在家中为紫阳先生设置灵堂,悼念英灵。今年1月17日他家中仍然设灵堂,悼念紫阳,并表示欢迎各界朋友前去参加悼念,也欢迎海内外记者采访。前赵紫阳先生的秘书和挚友鲍彤先生赋上《桂枝香。为紫阳先生壮行》词一首,告慰先生”到民权砥定,专制销匿,报与先生说”.北京维人士齐志勇、胡佳、李海、赵昕等因被当局软禁而不能前往赵家悼念,托人携带写着”悼赵公逝世二周年”的条幅向赵紫阳先生的亲属表示缅怀和慰问。也是在1月17日这天,以薄熙来为代表的太子党在北京解放军305医院高设灵堂吊唁政治木乃伊薄一波。这些中共名门之后把吊唁活动变成了太子党的重聚大会。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当局,对这两个哀悼活动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民间悼念赵紫阳先生,采取压制、打击的态度,派警察严防死守,不准民间人士前去赵家悼念。据《看中国》报道,李金平18日一大早已被国安带走,当局还撤下灵堂上赵紫阳的照片。而对于政治僵尸薄一波,则由胡锦涛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予以高规格的治丧。中共当局称薄一波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太子党为薄一波写了”一生革命倾心奉国浩气长留天地,高风永贯春秋百岁勋劳竭智为民”的挽联。与薄一波相比,赵紫阳先生虽然身后没有哀荣,没有赞歌,但他活在13亿中国人民中间,足以流芳百世;薄一波虽有胡锦涛、江泽民等中共权贵为其捧场,有太子党为他唱赞歌,但这具政治僵尸给中国专制政治造成的影响,它给中国历史造成的倒退,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只能使他遗臭万年。

赵紫阳虽是中共高官,但他在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大力推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中,反对动用武力镇压要求实行民主改革的学生和市民,并因此被免去总书记职务,从此遭到软禁,直至逝世。1月15号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日,中国和平民主联盟特别在纽约法拉盛举办”缅怀紫阳勿忘六四”的研讨会。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李大勇先生认为赵紫阳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胡耀邦也是如此。但在中共特殊环境下,人性被党性征服、取代,善良的官员无法在这个体制中维持。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在他的文章中指出,赵紫阳当年宁愿割舍巨大的既得利益,选择与道义站在一边,这是他为后世留下的最宝贵的政治和人格遗产。刘晓波认为,赵紫阳之所以成其为赵紫阳,就是因为他在重大关头敢于拍案而起,而他在现实政治权力斗争中的失败,恰恰为中国官场和中国政界人士提供了一种长远的荣誉和道义资源。

中共称邓小平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把近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归功于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这是非常不公平的。赵紫阳先生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改革开放,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赵紫阳于1975年开始在四川主政,顶住”极左”的压力,与安徽的万里遥相呼应,开启了中国农村的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留下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美谈。以后又担任了近9年国务院总理,为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华国锋上台后提出了很多宏伟的规划,但那都是假大空的东西,如空中楼阁。赵紫阳可以说是第二次”白手起家”,在中国非常贫穷和落后的情况下担任了总理。没有他的鼎力相助,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无从谈起,所谓的经济腾飞也无从谈起。可以肯定,赵紫阳对中国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要比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大得多。

赵紫阳的贡献不仅仅在发民展经济上,而主要在于明确地提出了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并且在政治建构上有主动向西方的宪政民主靠拢的倾向,这在中共领导人尤其是中共最高领袖当中是极为少见的。在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政期间,尽管有”八老”这样的老人政治在阻碍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但在他们二人默契配合下,中国在政治上出现了短暂的”十月小阳春”.后来胡耀邦被老人帮压下去,赵紫阳独手擎天,利用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特殊的位子,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共十三大上确定了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同步并进的改革思路。在十三大闭幕的记者会上,当有记者提出未来改革主要内容的问题时,赵紫阳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政治体制改革被表述为”民主化”、”法制化”和”党政分开”.十三大后,赵紫阳把反腐败作为政改的突破口,提出了反腐败和政冶体制改革七大措施,即清理”官倒”公司、取消高官特供制度、制定公布高官收入的”阳光法案”、建立人大”廉政委员会”、开放群众举报和新闻监督,对被举报的高官及其家属进行独立调查和启动定期的官民对话机制等。如果没有六四镇压,赵紫阳不被罢黜,这些措施至少可以实行一部分,中国政治不至于象现在这样保守、专制、黑暗。《新世纪新闻网》主编张伟国先生最近在接受自由亚洲记者采访时指出:”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逻辑当中,赵紫阳代表的有前瞻的,看到中国方向所在、问题所在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关于民主法制的政治理念,对现实中国的作用是扼杀不了的,就是他符合历史潮流的主张是无法阻挡的。”

与赵紫阳的开明的政治思想相反的是中共老人政治的代表,”八老”中排名第四、一直到今年1月15日才去世的薄一波。1月15号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日,把这样一个辉煌的日子与薄一波这样的人的名字连在一起,真是一种不幸。不过,这仍可以是一种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之间的对照。”八老”是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初,特别是在八九民运前后,在中共的权力核心的八位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共产党遗老: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薄一波、彭真、李先念、王震、邓颖超。由”八老”而产生的老人政治是中国历史上最落后、最腐朽一股政治逆流。这八人中论职位李先念(1983年至1988年任国家主席)、杨尚昆(1988年至1993年任国家主席)最高,论权力邓小平最大,陈云次之,薄一波居第三。通常认为邓小平的权力来源于中央军委主席,但实际上来源于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的权力也来源于中顾委会副主任、主任,而不是中纪委主任。设立于1982年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共元老院,由中国共产党中最有实力的一帮遗老组成。这个机构名义上”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实际上是中国最高决策构机构。薄一波在这个机构中,连任两届第一副主任,可见他的地位之高,权力之大。中央顾问委员会于1992年中共十四大时撤销。官方文件称其”完成了历史使命”,就是说,将胡耀邦、赵紫阳倡导的开明政治彻底扼杀后,这个篡夺国家权力的元老院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了10年,但对中国现代政治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导致天安门民主运动后历史的倒退。在这个过程中,薄一波作为中顾委的智囊和决策者之一,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老人政治是中国历史上”太后政治”的翻版,是一种僣主政治。共产党本身就是僣主,而老人政治则是僣主的僣主,本来就不合法的统治,变得更加不合法。老人政治虽已成为历史,但它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江泽民现在虽已退休,但他还想方设法干预”朝政”,只是他没有老人圈,只能通过代理人。胡锦涛以后若是退休了,是不是也学江泽民,通过代理人干预”朝政”?

薄一波在中共党史中名声虽然不是很显赫,可他也是风云人物,有的元帅也比不上他。比如,他是中共建政后华北局第一书记,聂荣臻是第二书记,地位在聂荣臻之上。中共国成立后,薄一波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1954年9月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1956年5月起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4月、1965年1月两次继任国务院副总理,并曾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文革中,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被打倒。文革结束后,胡耀邦主持为他评反,1979年7月再次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位三度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两度出任中顾委第一副主任的中共元老,其经历同邓小平一样富有传奇色彩,政冶经验也相当丰富,但他思想保守,政治视野狭獈,为人自私自利,斤斤计较。他是阻碍胡耀邦、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障碍,是在六四事件中支持邓小平出兵镇压学生的罪魁祸首之一。

有论者指薄一波人格卑劣,道德败坏。笔者不想在这方面对薄氏多加指责,但对他所做的两件事,必须予以鞭挞,因为这关系到为官者的政治道德。一是他对胡耀邦恩将仇报。胡耀邦女儿满妹所著《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写道,在1977年前后,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时,他着手平反的第一大案,就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据其回忆,当年胡耀邦还曾根据薄一波的请求,派秘书去薄家听了他的申诉。胡耀邦看到谈话记录后,当即写了好几页的批语。满妺说,当年胡耀邦作出要替薄一波平反时,连邓小平也吃了一惊,问胡耀邦说:”哦,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几天之后,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也打电话”关切”,可见胡耀邦为了替薄平反,承受了极大的政治压力。由于胡耀邦坚持,在1978年11月25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大会上宣布:确认”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讨论了这一问题,决定为该案平反。1978年12月16日中央下发75号文件,1979年薄一波出狱。出狱后,在1979年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薄一波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副主任,级别等同政治局常委。薄一波从阶下囚变成中共权贵人物,他最大的恩人是胡耀邦。但是,薄一波在所谓的党性面前,不思报恩,反而恩将仇报。1985年底,胡耀邦在与香港记者陆铿交谈时,将邓小平自己说的在十三大要退休的消息透露给了对方。随后,《深圳青年报》首先抢登了《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的文章,把消息披露出来。这事惹怒了邓小平,胡耀邦本来在十三大上有人事主导权,但邓小平一怒之下交给了薄一波。虽以薄一波的中顾委副主任之职不能当此大任,但薄正求之不得,立即接手过去。在胡耀邦这位总书记不知情的情况下,邓小平安排了由薄一波等7人组成一个小组,分头找有关人等征求中共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意见,尤其征求对总书记胡耀邦的意见。为了迎合邓小平的旨意,整倒胡耀邦,薄一波积极活动,十分卖力。1987年中共十三大时,薄一波是倒胡具体的策划者,并在同年打倒胡耀邦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起了关键性作用。对于薄一波恩将仇报,北京作家余杰说有个精彩的评论。他说:”他(薄一波)是党文化培育的典型,是最专制、最保守、同时也是人格最卑劣的一种人。比如,他在出卖胡耀邦的问题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在毛时代,在文革期间,受到残酷的迫害。是胡耀邦为他平反,让他出来工作。他连中国人传统的个人恩情都完全不讲。”

薄一波另一件不讲政治道德的事是与江泽民私下交易,压乔石退休,将自己的儿子薄熙来塞进中央委员会。据海外评论人士说,薄熙来在中共十五大后能进入中央委员会,是其父薄一波与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一场交易。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前夕,江泽民为逼乔石退休,找到薄一波向乔石施压力,江泽民则应承照顾薄熙来的前程,让他十五大进中央。当时薄熙来任大连市长,政绩吹得很厉害,但私下风评极差,结果十五大代表辽宁选举中落选,后来由他老爸家乡山西的党代表中让了个位子给他。江泽民将他列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结果也在差额选举中被差掉。关注十五大新闻的人可能还记得,十五大完场后,薄一波特地当众公开表态支持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果然不久,薄熙来即如愿当上中央委员,并官升辽宁省长,尔后又进北京当商业部长。

另据北京政坛一位消息人士说,2006年春节胡锦涛到薄家向薄一波拜年,薄一波向胡锦涛说:中国有个传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我觉得熙来还可以多为国家做点事,能够胜任副总理、甚至政治局的工作。薄一波推儿子进十七大领导层让胡锦涛很意外,只好客气地说,薄老你放心,我们都知道熙来干得不错。胡锦涛当面这样说,是否真心话也很难说。薄家父子利用世家影响,在中共高层施展了很多手段,胡锦涛看来已动了心,打算重用薄熙来。但随着老薄的离去,小薄能否如愿以偿地进入中共高层也难以预料。有消息说,国家副主席曾庆红讨厌薄熙来,而且他的父亲曾山过去与薄一波之间有恩怨,他在胡锦涛面前提出”文革三种人”绝对不能进政治局,其中一个指的就是薄熙来。

俗话说,盖棺定论。赵紫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里思想最开明的人,他因倡导并实践政治体制改革和反对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而有功于国家,他将流芳百世;薄一波是当代中国最腐朽的老人政治的代表,他竭力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他极端自私自利,把国家视为薄家所有,并企图仿朝鲜金日成的手法高官世袭,是十足一封建余孽,因此遗臭万年也须理成章了。

刘晓竹:狗年苟论胡锦涛

 

胡锦涛的狗年不平静:狗头汪汪叫,狗尾左右摇。大家可能还记得,狗年开张,胡锦涛先生把个“先进性”叫得震天响,甚至压倒了除旧迎新的爆竹,中宣部的能量还真不小,我以为一定是个“先进”年了,但狗年结束,“先进”无疾而终,中共高层出现了奇怪的左摇右摆,也就是,胡锦涛向左摇,温家宝向右摆,好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狗尾巴!

在十七大之前,继往开来的节骨眼上,中共的航船好像失去方向,政治陷入了胶着,高层面临着分裂。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认为应该归功于左撇子舵手胡锦涛。鲁迅有一首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可以用来比喻胡锦涛的狗年处境。首先是共产党“运交华盖”,说穿了就是体制困难,“一党专制”的困境,我认为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一点也不意外。但让我十分不解的是,胡锦涛先生“运交华盖欲左求”,以更多的“一党专制”来解决“一党专制”的问题,如此南辕北辙,岂能不“碰头”呢?我看没翻车就不错了。

道理很简单,用共产党自己的逻辑说,如果“民主是个好东西”,那么“一党专制”就不是一个好东西。胡锦涛的那个“先进性”,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也是逻辑混乱、概念不清的。究竟什么是“先进性”呢?胡锦涛既不敢说它是民主的,也不敢说它是专制的,如此一来,可能什么也不是。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鲁迅诗云,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在我看来,“先进性”就是这个“破帽”,亦即中宣部加遮羞布,但胡锦涛想以此“过闹市”,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胡锦涛狗年蒙混过关,恐怕也愁白了头,假头发也盖不住啊。

回看狗年,胡总“破帽遮颜过闹市”,分三个阶段实施:一是先在空中画一个“假大空”的大饼,叫做“树立理想”,然后是天天吃空气大饼,激发“正义感”,产生出一种“唯我正确”的高尚感觉,能感觉出全世界的落后,不但美国日本落后,台湾香港落后,自由民主落后,人权法制落后,而且全国老百姓也都是落后的,最后是整人,都怪你们不够“先进”。破帽子满天飞,理所当然,特别是整肃知识分子,以及那些表达自己意见的网民,那个架式,好像非要把全中国都整到延安的窑洞里面去,严严实实关起来,如此才能“先进”起来。

不过,假的永远真不了,胡总的这点招式不过是为了“漏船载酒泛中流”。什么意思呢?共产党的船已经漏了。胡锦涛不是抓了一个陈良宇吗?补了一个小窟窿,但没用啊,因为自己是个更大的窟窿。假如把胡锦涛“双规”起来,希望工程的案子,亲戚的问题,都交代一下,问题可能比陈良宇还严重。为了江山社稷,胡锦涛有这个勇气断尾求生吗?我看没有。没有勇气怎么办呢?只能“漏船载酒”,借酒消愁了,斟上“极左”的假酒,吃一点“先进性”的假药,晕晕乎乎的“泛中流”。

诗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狗年过去,锦涛几成“千夫指”,家宝难为“孺子牛”。胡锦涛是个政治左撇子,看了他三年,这一点应该大致不差。如果胡锦涛向“左”摇是无济于事的,那么温家宝向“右”摆也是于事无补的,虽然我比较同情温家宝,最近看温总与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对谈,明显比胡总强。但这个滥体制就是这么回事,左也左不了,右也右不成,只能狗尾巴左右摇摆,共产党的悲剧也,中国的悲剧也。有什么办法呢?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胡总已经抢先搬进“十七大”的小楼了?

昝爱宗:2007年我们学会反向看新闻

 

2007年,第一条值得关注的新闻就是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权收回,但我们却看到了地方高级法院却抢在在死刑复核权被收回之前突击枪决死刑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点也没有给最高法院面子,更没有体现出法治精神背后的尊严和以人为本。

我们不幸地看到,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如此争着抢着在2007年1月1日之前,高标准地如实地履行了最后的死刑核准权:

2006年12月28日,杀害11人、并因是否应该进行精神病鉴定而引起全国关注的邱兴华,被陕西高院二审判处死刑,当日立即执行。

12月30日,”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案”主犯、太原警察刘利民被山西高院终审判处死缓;另一主犯周传全,也就是用木板击打李忠义头部致其死亡者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12月31日是最后一天,轰动全国的佳木斯猥亵并杀害多名未成年人的罪犯宫润伯被执行死刑;四川省高院签发最后三个死刑令;长沙枪决五名湖南省高院最后一批核准的死刑罪犯……仅仅是新闻界披露就这么几天,就有11名死刑犯被枪决。至于2006年全国枪决的死刑犯,恐怕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青岛人权律师李建强预测,他通过看中级法院刑事犯判决书的编号就有几千例,全国至少有三四百个中级法院,累计起来每年几十万个行驶判决,每年死刑人数他估计肯定超过万人以上,这还是非常保守的估算。

本来,由最高法院实施的死刑核准制度是对已经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审查核准的一道特殊程序。其设立的目的在于保证死刑案件的办案质量,防止错判死刑、错杀无辜,从而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从中国一贯的法律制定看,死刑核准权基本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所有。

2007年第1期《财经》对最高法院下放死刑复核权的历史进行了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面临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0年2月决定,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放火等罪行,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在短期内行使核准权。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该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1983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最高法院和省级高院同时享有死刑核准权的制度形成。到了1996年至1997年,《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先后修订,二者均规定了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由省高院实施部分死刑核准权制度受到了法律合法性的挑战。最后到2006年10月3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从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

2007年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新闻是什么是新闻的内幕,每当报纸等媒体上新闻事件出来,几乎同一天却有两种或多种版本的”辟谣”,这种现象也教会了我们如何看新闻:比如2007年1月8日中国新闻网揭露著名的杭州湾大桥有质量问题的报道,标题是”调查:世界上最长的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有问题?”,一上网很快被网络转载,新华社浙江频道也以”世界上最长的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有问题?”进行转载中国新闻网记者柴燕菲的报道,1月9日《联合早报》综合香港明报新闻网消息称:”一名在杭州湾大桥施工的判头检举大桥工程涉嫌减少钢筋等情形,但相关单位接受传媒查证时却都另有说法,真相不明。据中国官方中新网昨天报道,杭州湾跨海大桥全长36公里,是目前世界上已建成或在建中的最长跨海大桥,这座桥建成通车后将缩短宁波至上海的距离达120余公里。而报道反映的主要问题就是”工头指杭州湾跨海桥钢筋少”。

可到了1月10日上海的《东方早报》发表记者吴正懿的报道又称”指挥部解释问题与杭州湾大桥无关”。1月13日再看新华社浙江频道的报道,却发现网页上已经是”已删除或过期的稿件。抱歉!您查看的是已删除或过期的稿件(http://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01/08/content_8990037.htm)可见这样的转载新闻已经被删除,中国新闻网的最初报道也无法打开了,看来是有关部门发通知、做”修补”工作了,宁可灭掉千条新闻,也不放过一条真新闻。

中新社《调查:世界上最长的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有问题?》的报道大致意思是,日前,杭州湾大桥北连接线工程施工工地上的包工头毛履平举报,在参与工程的施工中,他发现北接线工程52号桥有3个问题,一是,承台下面的垫层不符合要求;二是,立柱钢筋外露;三是,桥台缺少钢筋。毛履平其间曾多次向浙江省交通厅举报,后者责令嘉兴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调查此事,该站于2006年12月12日发布《关于杭州湾大桥北接线工程合同举报事宜调查情况的反馈》作出解释。浙江省交通厅质检站监督科科长陈爱国称,毛履平反映的3个问题,前两个问题确实存在,但第三个少钢筋问题与事实有出入。负责大桥北连接线工程设计的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第一设计部主任徐爱国和浙江省工程物探勘察院教授级高工赵竹占均称,若举报情况属实,工程将存在安全隐患。

而《东方早报》的记者报道内容是:记者就此事致电浙江省交通厅,被告知”厅里还不了解情况”。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陆积岳则对该报道提出质疑,称其中所指的”质量问题”并非杭州湾大桥工程,属”混淆概念”。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新闻发言人金建明,他让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陆积岳代为回答。陆表示,刚刚获知这一消息,并对该报道标题提出质疑,”该文记者并没有向我们核实过情况。哪怕是确有质量问题,文中所指的工程也是大桥北岸连接线项目,与杭州湾大桥工程本身无关。”陆积岳还称:”我们指挥部负责的就是36公里的杭州湾大桥,大桥北岸和南岸分别有25公里和58公里的连接线,是两个独立的建设项目,分别由嘉兴、宁波交通部门负责投资建设。”2007年1月4日该大桥指挥部在宁波召开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决战之年”及安全生产誓师大会上表示”力争6月30日前全桥贯通,11月30日前完成桥面铺装”。

杭州湾跨海大桥是目前世界上已建并在建的最长的跨海大桥,由宁波市常务副市长、前浙江慈溪市委书记王勇任大桥总指挥,斥资118亿元人民币全长36公里,预计2008年建成通车。起于沪杭高速公路步云枢纽、向南与跨海大桥主桥相接的北接线工程段全长25公里,于2004年10月开工建设,将在2007年年底交工通车。

2007年1月13日《浙江日报》这样以图片方式进行报道:杭州湾跨海大桥”决战之年”暨安全生产誓师大会日前在北岸建设工地举行。400名建设者代表庄严承诺:保证安全、优质、按时完成工程任务,力争实现2007年6月底杭州湾跨海大桥贯通目标(袁正/摄)。

有问题的质疑声音没有了,似乎媒体上都是正面的报道了。

这里我们可以这样仔细看:有的报道称”有质量问题,有隐患”,有的报道称”混淆概念”,有的报道甚至被”删除了事”,有的继续报道”誓师决战”,我们不难理解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当负面的报道没有传播空间后,我们看到的只是正面报道,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距离真相越来越远了,因为只有一种声音,没有质疑的声音,怎么能够摆客观事实讲道理呢?

新闻只看一家的,往往被误导;世界上若只有一种声音,往往是极富欺骗性。

我们可以再看一个更直觉更简单的例子:杭州西溪湿地公园征地调查真相,是2007年1月8日北京《财经》杂志(第1期/总第176期)的报道,标题是”杭州市西溪湿地保护工程中的征地纠纷,凸显中国现行农地征用的诸多制度缺陷”,是该刊记者常红晓、杨海鹏和实习记者于达维的报道,揭露了杭州西溪湿地工程实情如何,失地并转为城市居民的原居住农民是如何的悲凉心情。

可是,2007年1月11日的杭州党报《杭州日报》却对这个项目如何造福于民进行歌功颂德式报道:人与自然交换空间的两年答卷,作者是杭州日报记者李忠摄影,通讯员吴建忠和该报记者吴薇署名,请记住这些记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报道。报道称:”刚搬入新家才半个月的蒋村乡周家村村民周荣梅,这些天,凡是有客人登门拜访,都会格外自豪地夸赞一番。老周家祖祖辈辈居住在西溪湿地中,’那个辰光家家户户都养猪,泔水养猪,钞票省。大家的房子都造在溪沟边,泔水就会流到溪沟里去,臭都臭死。’老周以前的那个泔水溪沟,现在正是湿地公园大门的码头。眼下,老周的家安在为西溪湿地核心景区内的外迁农户建设的蒋村花园之中。蒋村花园紧贴湿地的北部地区,夹在文二西路与文一西路之间,东有紫金港快速通道,西靠花蒋路,便捷的交通,加上与美丽的西溪湿地相邻,称之为西溪’湖滨地区’,丝毫不为过(意为杭州最好的地方之一)。从当初的臭水沟搬到现在的”湖滨地区”,老周”交换空间”后的欣喜,无形中为当年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交上了一张满意答卷:西溪湿地一期保护工程总计3.46平方公里,涉及蒋村乡千余名百姓的安居。目前,西溪湿地一期747户回迁户大部分已经拿到了蒋村花园、西溪花园的安置房,从湿地中走出来的村民们,真正过上了幸福和谐的’居民生活’。”同一天,杭州党报的儿孙子报《都市快报》也照样为当政者歌功颂德,该报记者王佳佳和摄影记者韩丹这样报道”美丽的西溪:实实在在提升着我们杭州老百姓的生活品质”:西溪的生态保护区和生态恢复区,面积达3.25平方公里,约占一期保护工程总面积的94%。2005年8月12日,中国新闻广播第一品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走进杭州,记者季海勤现场连线,全国听众和海内外朋友,就在这淙淙流水声和清脆鸟鸣声中,走进了俊秀西溪。西溪湿地开放一年多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多次聚焦西溪,美丽风景、生态保护、社会效益……西溪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充分肯定。比如”我们要把最好的地块拿出来,让外迁农户居住”,因为”综合保护工程启动后,核心景区内的绝大多数村民都相当理解、支持”。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指挥部负责人说。目前,已有700多户人家入住新房。这就是所谓”实实在在提升着我们杭州老百姓的生活品质”的报道。

而在《财经》记者的笔下却是这样的令人震惊:”(原住民)蒋明芝的家,原来在距此不远的西湖区蒋村乡周家村二组,如今已成为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一部分。两年前,随着杭州市政府征地建设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下称西溪湿地公园),她和乡亲们离开了祖居之地。因拒绝拆迁,蒋明芝还曾被治安拘留12天。与蒋明芝有类似遭遇的还有蒋村乡的其他农户。自2004年初,杭州市政府决定建设西溪湿地公园一期工程始,世代居住于此的农户们的生活就被打乱了。忽然间,他们于2004年1月15日被一次性转为城市户口;紧接着,杭州市政府以其身份已转为市民为由,征用蒋村乡周家村、深潭口村等四个村共5605亩农田、鱼塘,用于建设西溪湿地公园一期工程。

在此同时,一期工程涉及的650户农民的房屋被拆除。政府对宅基地未做任何补偿,因拆迁补偿问题,村民与当地政府也是纠纷不断。一些农民上访,曾被当地警方以各种罪名拘留。据不完全统计,被拘留的农民超过14人,拘留时间最长者达一个月。对这个大型涉及农民众多的征地项目,应该依照现行土地法规操作,可是中央明确在中国只有省级政府和国务院具有征地审批权。而省级只有”一般耕地”525亩的审批权。超过525亩,就必须报国务院审批。可这个西溪湿地拟征地面积为这一标准的八倍强——4364亩。依据于此,当地农民认为,鉴于这16个地块其实是一整块土地,杭州市其实无权征用如此规模的农村土地。而且更触目惊心的是,这4300多亩农地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基本农田。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征用基本农田,一分一厘都要报国务院审批。因此,征用这些土地更应报国务院审批。然而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在上述16份征地文件中,每一地块的面积都控制在525亩以内。记者辗转得到九份由杭州市政府发布的征地通告,其中面积最小的为第12地块,共计167亩;最大的为第6、9、10地块,皆为450亩。因此,当地农民认为,从征地权限看,杭州市政府以建设湿地公园的名义,一举征用上述四个村4364亩相连的农村集体土地,超越其法定职权。在《财经》记者采访中,杭州市国土资源局有关人士对上述16份征地的正式批准文件讳莫如深,既不愿提供文本,也不肯接受采访。

2007年1月10日,北京的中国法院网(中国法院报)就《财经》杂志1月9日报道进行评论:杭州湿地撤迁——嘉禾事件再现(朱忠保),文章称:”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嘉禾事件,现在又再次上演。杭州市”湿地撤迁”一期工程涉及的650户农民的房屋被强拆除。政府对宅基地未做任何补偿,因拆迁补偿问题,村民与当地政府时至今日也是纠纷不断。一些农民上访,曾被当地警方以各种罪名拘留。据不完全统计,被拘留的农民超过14人,拘留时间最长者达一个月。为了顺利撤迁,有关部门还出台文件,要求蒋村乡所有机关干部”如实填报”在征地拆迁范围内的亲戚,并要求在三天内做好该亲戚的工作,确保房屋拆迁的”及时丈量、评估、签约”,如未能完成,”将停止单位工作”,并给予”相关行政处分直至辞退处理”。这份文件被当地农民称为有”株连九族”。因动迁不力而被辞退的西湖区蒋村乡政府经济发展办公室干部周玉法说:”我们家的房子原来是550平方米,政府说有200多平方米是违章建筑,只按300平方米给了补偿。安置房也只补了225平方米,没有做到’拆一补一’。”对干部是如此,对农民坚持不搬的,从2005年上半年起,政府断了电,村民没办法抽水种地,稻田都荒了。现在全村房屋大多已经拆掉了。

这些农民世代耕种和居住的土地,目前市场价至少每亩500万元以上,但政府的征地成本只有不到10万元,不及土地市场价的2%,如此低的土地转让价格,当然不能让农民接受,农民拒绝撤迁成为理所当然。对于这次撤迁,农民反映,”撤村建居”和集中居住并没有征求过农民的意见,也没有召开村民大会讨论,农民自己的土地自己却作不了主。不仅农民自己无法为自己作主,就是国务院、国土资源部也不能为这些农民作主。

尽管2005年3月4日,国务院法制办、国土资源部等专门针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五项发出解释意见,重申”不得以征地为目的搞撤村建居”;并明确指出:只有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逐渐被依法征收,并全部转为城市居民后,才能对农民集体剩余的少量土地转为国有。政府对此地撤迁为何如此大力且强力推进?原来是有利可图。目前负责湿地公园经营的是上海一家民营公司”中静实业”。2005年5月20日,湿地公园开园后,门票售价每张40元,农民根本买不起。农民抱怨说:”早先我们在家门口自己搞旅游,政府看我们搞得好了,就来和我们争利了。”因为补偿太低,农民拒绝撤迁,可以认为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而学者又是如何看待此次撤迁的?浙江大学周复多教授说:他们说是一套,做是另一套。到具体操作中,还是风景旅游区那一套。目前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区一期工程范围内,已经兴建了3.6万平方米的建筑,包括王家蚪品味酒店、泊庵垂钓会所、小上海会议酒店、百家溇国际会议中心、烟水鱼庄、国际水疗中心以及六星级水上度假酒店区等旅游设施。一位旅游规划专家称,其中这个百家溇国际会议中心,原本是想做成一个”水上娱乐中心”,后来遭到专家的激烈反对而更改了方案。”可是,几个月后到现场,我们吓一跳,还是建成了一个超豪华的国际会议中心,与周围格调甚不协调。”

为了达到顺利撤迁,杭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将权力发挥到极致:原本是一块完整的土地4300多亩,为了符合国务院”省级只有’一般耕地’525亩的审批权,超过525亩,就必须报国务院审批”的规定,人为地将这块土地划分16块,使得每一块地都没有超过525亩。这4300多亩农地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基本农田。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征用基本农田,一分一厘都要报国务院审批。因此,征用这些土地更应报国务院审批。从征地权限看,杭州市政府以建设湿地公园的名义,一举征用上述四个村4364亩相连的农村集体土地,超越其法定职权。这种手段之卑鄙,实属罕见(中国法院网作者朱忠保原文,见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230191)。

由此看来,此次撤迁,既不合法,又不合保护农民利益,同时还涉嫌破坏湿地环境,就连与此无关的专家和学者也持反对态度,只有政府在一厢情愿而违法强力推进,从而使得”嘉禾事件”再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在与民争利,在违法行政,执政不是为民,而是为钱,坐到了人民利益的对立面。政府公权力这只强乱伸的手,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是没有用的,真正有效的制约应该来自于上级。野蛮拆迁,危害群众的合法利益,甚至是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因为拆迁而导致死伤的事时有发生,让被拆迁群众生活无着,居无定所,是与我们党提出的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背道而驰的,严重危害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对于野兽拆迁,到了再也不能放任的地步了,必须想办法扼住这只野兽的手。野蛮拆迁是如此地”有恃无恐”……如此肆无忌惮,敢如此地嚣张,视群众利益为可有可无,丝毫不把公民的生命放在眼里……打着保护环境的旗号,打着执政为民的旗号,实际上却是违法行政,在与民争利。

上述这些真实的新闻都是在浙江省、杭州市的新闻媒体上无法看到的,人们看到的都是歌功颂德的欣欣向荣的一面。

其实,《财经》揭露杭州有关部门制造的真相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06年10月30日该刊揭露神秘的”印象西湖”称(宇小力、刘唐/文):在西湖湖区内大兴土木,是否会破坏湖区生态环境?建设是否经过了合法审批程序?在一系列”谢绝采访”背后,有着什么样的隐情?

“印象西湖”项目,则是由三委之一的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召集三委四局提出初步意见,然后由市建委上报浙江省建设厅,并最终由省建设厅报请建设部的。据《财经》记者调查,事实上,当杭州新闻媒体集中报道”印象西湖”开工盛况时,浙江省建设厅刚刚收到立项申请。一直到今年3月8日,浙江省建设厅才做出批复,即《关于印象西湖项目的复函》(2006函规字81号)。此时距离该工程开工已经过去了近五个月。可见这个争议大的项目,一方面”违法在先”,另一方面却是”处处保密”。如国家环保总局环评二处有关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指出:”对于争议比较大的项目,需要充分进行公众参与。只有涉及军事设施等的,才需要保密。”2006年10月26日,《财经》记者获悉,现在工程已经结束,工地周围的篷布也已经拆掉,”演出即将开始”——对西湖的污染居然可以忽略不计了。

本来,青山绿水,良田耕地,森林草原,蓝天白云,洁净空气等等人与自然进行和谐的丰富资源,我们都应该也有责任留给后人。可惜的是,有的政府却早早地挥霍了,把资源变成了钱,以及把剩下的污染留给后人了,而且还不让对公众真话,这难道是可持续发展和坚持科学发展观吗?

以说真话为荣,以说假话为耻,可在中国为什么实现这一条那么很艰难呢?说真话利国利民,说假话害国害民,到底谁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谁才是这个国家的敌人?

新闻本是事实报道,不是宣传;新闻纸也不是宣传纸,可在中国,新闻纸却是成了宣传纸,比如2007年1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2006中国报纸、广播、电视十大流行语在北京语言大学发布: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青藏铁路、自主创新、胡锦涛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中非合作论坛、长征精神、消费税、非物质文化遗产、倒扁入选综合类十大流行语,《人民日报》公开标榜排在”十大”之首的是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这十大流行语,不过是宣传语罢了,这里面没有陈光诚,也没有萨达姆,更没有恶搞、超女、韩寒、赵丽华,所谓”语言的变化折射出社会的变化,流行语的变迁也总是与时代的发展如影随形”(主持这项评选活动的北京语言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张普原话)只是牵强附会或回避真话而已。

事实上,除了中国大陆流行语专题太有党文化色彩之外,台湾专题相对就有更多的新闻,如入选台湾专题的十大流行语分别是:弊案、马英九、赵建铭、施明德、废统、公务机要费、倒阁、新潮流系、检调、北高市长选举,让中国大陆的流行语”汗颜”。至于其他的所谓国内时政十大流行语,如《江泽民文选》、创新型国家、公民道德建设、两岸经贸论坛、农村义务教育、两岸农业合作、俄罗斯年、丛飞精神、软实力、反腐倡廉、商业贿赂等,也是宣传大于新闻,不是真正流行语,而是人造的宣传神话流行语,不值一提,不足挂齿。

2006年1月

首发民主中国

野 火:黑暗中,我们彼此为灯!

 

忽然读到东海一枭先生发来的《快过年了,想起狱中人…》一文,文中他向全世界响亮地宣布,“从现在起,我作出捐赠全年稿酬的决定:除《自由圣火》外(暂留《自由圣火》一家稿酬聊慰家人,略维生计吧。)凡海外各刊所发枭文,稿费均有劳各刊物代捐给狱中及笔会有关同道……”。而且,声明不必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具体给何人,由各刊自择”。他在文中还郑重说明,他之所以能这么做,离不开《自由圣火》创办以来的对他的厚爱和支持。这种来自大洋彼那一端的“厚爱”常令他“铭感无已”。此情此语,文如其人。作为一位不过以卖文为生,或者说作为一个码字匠人的东海一枭来说,能有如此慷慨豪爽的义举,令我感动莫名。岂止于感动,在一枭这种道义力量面前,以我之微力简直突然感到没有力量来为他鼓掌。因为至少我自己还深愧于做不到这种境界。

读罢他这篇作出个人重大决定的全文,我仿佛看到他那双握笔的暖手伸过高墙铁网与他所牵念的每一位狱中人深深一握:“黑暗中我们彼此为灯!”

一枭就是一枭,这与他的一贯为文为人风范一脉相承。记得我有一次打电话给一枭,是枭太太接的,然后把电话转给他了,不料他一接电话,对着话筒声如洪钟咆哮着吼道:“谁?说——!”“咦”我蓦然一惊。一枭这是怎么了?后来翌日下午,老枭特地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语含歉意地解释道:“对不起,我昨天和朋友们一起聊得开心了点,喝多了!”这就是老枭,一个当今的古道热肠之士。所以他这次捐出除自由圣火之外的所有稿费之义举,回想起来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何况他文中还说“此举也是表达自己内心的一种愧咎感”。

这种“愧咎感”由来有自:“杨天水以颠覆罪入狱,所谓的罪证之一是他参加了‘中国天鹅绒行动’。我曾对体制内有关朋友表达我的严重不满,曾作文《请抓首犯余樟法,速释无辜杨天水!》斥问有关部门:就算‘中国天鹅绒活动’有颠覆的危险,就算他参加了这个网络活动,与我相比,他也不过是个小喽罗,我网选大总统才是首犯呢。” 于是,他要用这种义捐的实物形态来对狱中的杨天水君作一次赎罪形式的内心补偿。我略知一点他曾被选为网络大总统的事。“总统”二字令人想起嘴尖皮厚腹中空的那种习惯于把政治玩弄于鼓掌之上的权谋家,而一枭展露于世的性情却一点儿也不适合玩弄阴谋诡计。他是那种有愤就书、有怒就诗的个性透明的文人。但他又绝不是一个独善其身、自得其乐的文人。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并不缺“生活在别处”(昆德拉语) 的文人雅士,缺的倒是像一枭这样呼唤良知,开启民智、关注底层、忧国忧民的知识良心。

去年,不是有人公开恶意揣度一枭“疯狂造文”是“为多赚稿费而写作”吗?退一步说,即使是赚稿费也属他辛苦为文所得,得之其所,有何不可?况且现在一枭用公开承诺捐赠一年稿费的真实不就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而让那些不知是装糊涂还是别有用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无聊攻讦不攻自破了?

据我所知,一枭现在并无固定的工资收入,枭太太也失业多年。好在一枭的雄文总是挥洒自如,文笔深刻而睿智,海内外各大中文网站纷纷争相采用。所以我想稿费就成了他“作为自己生活基本保障”的重要来源了。连我都常常暗自吃惊,不知他的笔头怎么就来得如此之快!哪里发生影响影响较大的不平之事,哪里就能发现他反应神速且汪洋恣肆的针砭檄文。

东海一枭触网经年,如今已是海内外知名的“网上大侠”。看他的为文风范,不免令人梦回古代侠士豪杰的万丈豪情和渺远境怀,这兴许正是他“追求真理苦读经典”的精神资源之一吧。一枭大道至朴,大爱无言,返璞归真的博大心胸也许是我等此生未尽的功课。

现在真的是“快过年了”!在这个充满欲望的消费社会里,还有多少人会沉下心来,掂记着那些身陷囹圄的同道朋友们?还有多少人宁肯用慷慨牺牲个人所得的生存方式来怀念那些至今在监狱中遭罪的志士仁人?因此,当我看到一枭如此痛快淋漓的文字,如此潇洒罕有的精神境界,在我掩卷之余, 不禁让我处于深深的自责和羞愧之中。

学者余世存指出,“中共抓人,已经成了我们生活进行时的油彩,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为小道消息中最能激起人的血性而非市侩的故事。我们麻木的神经倒是因为它的残酷才时时受到刺激,让我们多少明了这是怎样的人间。但看客依然是看客”。

作为我们置身监狱之外、安全系数比较大的大多数人来说,对于监狱中的生存状态实际上多是一张白纸。我听一位入狱多年的“六四分子”说过,监狱里面从来只给吃两餐饭,咋闻此言,其实就无须再细问其他剥夺起码的“生存权”的“虐囚”程度了。人怎能突然被生生强逼到改变正常人的生存方式呢?我们能否有此勇气尝试一下每天只吃两餐饭的饥饿滋味?而且,我还从他那里听说,在监仓,囚犯是不许站着与“管教”说话的,一定要先行单膝跪礼,这怎能让本来就习惯于高昂着自由主义头颅的知识分子不时时感到备受屈辱?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韦塞尔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还有一个持异议者关在牢里,我们的自由就不是真实的;只要还有一个儿童在挨饿,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了痛苦和耻辱。所有这些牺牲者的最高需求,是知道他们并不孤独,知道我们没有遗忘他们,知道当他们的声音被压抑了时,我们会把自己的借给他们,知道他们的自由依赖于我们的自由时,我们自由的质量也依赖于他们的自由。”我想,只有失去过自由的人才能参透自由的迷津。

胡适之先生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诚哉斯言!一枭今天的精彩言行就是对当下中国所有因言获罪的良心犯掷地有声的声援。我相信,他的这种声援就像冬日里的一丝热,虽无助于严寒的冷酷,却能把“道援”之爱意传递给系狱同道们渴盼温暖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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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快过年了,想起狱中人……

东海一枭(广西)

【多年未曾回故乡过年了,今年准备回去与父母弟妹团聚。这几天,不由得频繁想起狱中友人和同道,想起他们的父母妻儿弟弟妹妹。】

多年未曾回故乡过年了,今年准备回去与父母弟妹团聚。这几天,不由得频繁想起狱中友人和同道,想起他们的父母妻儿弟弟妹妹。有些狱中人如师涛、杨天水、郭飞雄、郑贻春、严正学等,与我曾有过网络交流。郑贻春在《汉语文学网》常跟我贴(我曾整理发表),杨天水多次赠诗于我,且是为林案写呼吁文章最多的人;师涛曾向其所供职的媒体推荐拙作(未用),还在电邮中说过一句话:你是我网上最尊重的人(大意),我很感动,一直没忘。我真怕自己辜负了他们和有关朋友对我的尊重与期望。

据了解,不少民主志士生活都很艰难,系狱者的家庭经济状况更是不问可知。每念及此,忧心难忘,前不久特作出了捐赠全年稿酬的决定:除《自由圣火》外(暂留《自由圣火》一家稿酬聊慰家人,略维生计吧。)凡海外各刊所发枭文,稿
费均有劳各刊物代捐给狱中及笔会有关同道。此意作之已久,但当年有酬文章不多,空头人情无益。后来枭文发的多了,却又为林案所缠(为之耗资数万),不得不先顾及亲人和乡亲。现在,失业多年的枭婆在一家公司打了一份工,我也终可以腾出空来“还愿”,心下大慰。

《民主论坛》是对老枭最为厚爱、刊发作品也最多的海外中文刊物,逢枭必发,改版后几乎每日一篇枭诗枭文。今已与该刊洪哲胜主编约定,新年的四季稿酬分呈四人,已敲定杨天水二位。顺及,《民主论坛》是笫一个向我约稿的海外媒体,老枭“出道”和几年来枭声不断,与洪哲胜的支持鼓励分不开。他作为台湾人对大陆民主事业倾注了无数心血,我们自已如再不争气,真是枉为中国人了!

从现在起,《北京之春》《议报》《民主中国》及其它未点名各刊均依此办理,太忙怕烦,恕不一一。今后凡枭文之稿酬不必寄我,有劳各刊代捐。具体给何人,由各刊自择,只要是狱中自由作家及民主人士均可,不必征求我的意见(有时我或会提名及建议)。我能这么做,离不开《自由圣火》的厚爱和支持。该刊创办以来,大量刊用拙稿,铭感无已,特留该刊稿费作为自己生活基本保障(见笑了)。

儒家主张仁政,推崇王道,强调道援,着重从制度上保障与解决民众的各种困难,在个人的辞受取与金钱交往方面则十分慎重。贫如颜子,孔子并不少助之,是怕”累于道”,因为”君子之与受,视诸道而已。非其道,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王艮)。孟子说过: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故老枭自己生平最害怕的求人相助特别是在经济上,颇有一种“伟人的骄傲”(任不寐语),也不轻易为人呼吁或募捐。

但是,该手援时不手援,该”与”而不”与”,那就有违仁德义气,有伤于惠了。儒家不局限于“妇人之仁”,也不排除“妇人之仁”。当年为病重的杨春光筹款,近日为苦难的杨川遗属化缘,皆义所当为,不能不为。多年来也小小支助过一些同道,毕竟零碎,现在此举,也是根据仁义原则,认为自己必须这么做。

我知道有些人在“偷偷”资助,知道“做好事不留名”的雷锋精神的可贵,知道“恶畏人知便是大恶,善欲人知便非真善”的古训,故写此文前,曾害怕招致高人大德的嘲笑而有所犹豫。但我更希望唤醒世人对“我们的英雄”(相对他们的英雄而言)的关注,希望更多的人与我一样能多想想那些为民众、为民族而入狱的先行者,争取更多的人对他们有所帮助,借此机会请有关狱中人家属公布或向有关刊物告知帐号。为了抛砖引玉,故不自隐耳。

个人区区之力太有限了。特别是在在这个礼崩乐坏道德沙化的时代,默默“独善”固然高尚,“偷偷”地行善固然可嘉,但作为大文化人不应止步于此,还应进一步以己之善去“化”人“转”世,召唤更多的人一起为善一起上升,一起为民主先行者狱中英雄士力所能及地献出一点爱。

此举也是表达自己内心的一种愧咎感。王心斋先生每论世道,便谓自家有愧。当年不明所以,觉得这位心斋先生有病:世道是世道,自家是自家,并不相关嘛,世道不好,你愧什么,那不是自作多情么?没料到近几年来自己也病了。论及世道,想起狱中人,每感自家有愧,想起杨天水,尤其愧上加愧!

杨天水以颠覆罪入狱,所谓的罪证之一是他参加了”中国天鹅绒行动”.我曾对体制内有关朋友表达我的严重不满,曾作文《请抓首犯余樟法,速释无辜杨天水!》斥问有关部门:就算”中国天鹅绒活动”有颠覆的危险,就算他参加了这个网络活动,与我相比,他也不过是个小喽罗,我网选大总统才是首犯呢。

由于种种原因,我这个“天鹅绒”首犯、反专制“名家”目前仍逍遥法外,有关部门对我尚不失尊重,一家人日子也还过得下去,无论如何都要比系狱同道活得自在,比他们的家属活得好,理当对失去自由的、特别困难的同道略有帮助。同时也借此机会呼吁海内外热心人士和组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他们多多施援。

另外,我还希望监狱方面及有关干警在职权许可的范围内,对狱中的自由作家民运人士多予关照,至少“手下留情”,希望中共有关部门能够“法外施仁”、“从宽处理”,早日还他们自由身。毕竟,民主作为一种公益事业和进步事业,是利民利国并有利于绝大多数党内、体制内人士的。民主人士所追求的自由人权和尊严,属于全体中国人士,也属于你们(注:写罢此文,在议报论坛看见邓永亮的文章《杨天水的身体状况恶化》,打不开正文,只能看到标题,但已知道杨天水身体恶化,我很心疼,故这里特别竭诚恳望江苏方面认真研究我这一建议,及早释放我的同案犯老杨。不然,万一老杨有个三长两短,万一哪个侠士哪天一不小心想出什么妙计来营救之,那就不妙了,哈哈哈。老杨可是我不久的将来的和谐大会上前排就坐的重要角色!)。

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广大同道给予监督,别让我偷懒。只要没有意外(比如入狱),我会一如既往地勤于笔耕,为了自己心安,为了朋友义气,更是为了略尽文化历史之责任。我还有太多的话要说,还有更多的理要讲,还有更高的道要进一步彰明、宣传、弘扬之。

东海一枭2007-1-16

首发议报第286期

朱健国:“白役之灾”进入“白役造反”新病态

一条“白役造反”新闻

古之白役,即今之“编外人员”。不知为何,这一困扰历代中国政府兴衰的国粹“于今为烈”,近年竟然进入“白役造反”新病态,耐人寻味。

2007年1月12日,有一条消息为各媒体争相转载:“北京市海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班某,因向北京市市长等多名领导邮寄恐吓信,被检察机关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诉至海淀区人民法院。”(央视国际网)许多媒体没有意识到这一小小社会新闻的深意,但不少网民体会了,纷纷跟帖支持“白役造反者” 班某。

以新浪网2007-01-13 11:15:50截止的24个跟帖来看,无一反对,全部支持班某,多有酷语:“现在的工资确实不合理,为什么主要领导的工资会那样的高?”“应该炸!可惜没炸。但迟早有人炸,哈哈!”“人民的英雄!!!老百姓都想干!!只可惜没有先举大旗的!”……

何以网民要如此猛顶一个铤而走险反政府的恐怖分子?也许网民深知,班某如此“恐怖”,实为不公平不公正的现代白役制度所逼。新闻中说:“检察机关指控,2005年12月23日,被告人班某退役后被分配至北京市海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农村养老保险办公室(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作。期间,班某因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人员与同等级别的公务员之间的工资差额较大,心生不满,遂于2006年4月15日、5月1日,分别向北京市市长、公安局局长、北京市海淀区区长邮寄恐吓信,要求提高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待遇,否则将使用炸药炸毁北京市政府、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办公大楼,并刺杀10名副局级以上的公务员。”这其中含糊了一个重要信息:“班某因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人员与同等级别的公务员之间的工资差额较大,心生不满”的实质是,复员军人班某只是一个编外聘用(雇佣)人员,属于“白役”,而单位里有许多人只因身份是公务员,是“正役”,便可同工不同酬,工资高出班某许多。班某是因不公平的“白役”之辱而“心生不满”,一怒而“白役造反”。

“白役制度”有罪

据学者吴思考证,古代“白役”的种类和别称有:“传奉”、“小书”、“白书”、“帮虎”、“小牢子”、“野牢子”等等;“白”可以理解为白丁或白干,非官身而做官事,不领工资而做官事;《汉语大词典》将白役定义为“编外差役”。而深圳市教育局局长张宝泉则于2006年12月26日在“全市教育系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概括“现代白役”——“编外人员”在教育界的种类有:“在同一所学校内,有正式在编的,有非正式的编外人员。编内人员又分全额编、补差编、自筹编不同档次,编外人员有合同聘用工和没签合同的临时工(临时雇佣)” 截止2005年底,全市市、区两级共有教育事业单位621家,编制内人员39600多人。知情人说,深圳教育系统的“编外人员”早已远远超过“在编人员”。

北京海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员工班某,可能属于比较正式的“编外人员”——合同聘用工。但即使是比较正式的“编外人员”,其“白役之辱”也是难以忍受的。张宝泉说得明白:因为存在“编内”与“编外”之分,“岗位和待遇不是依据能力和业绩,而是根据身份和资历等因素而定。同为一所学校的教职员工,在考核、晋升、工资、福利等方面适用不同的政策,同工不同酬,严重影响教职员工积极性的发挥,矛盾较多。”可以想象,班某正是因为长期遭受种种“白役之辱”,“矛盾较多”,才愤而走上了“白役造反”的恐怖之路。

由是观之,若说班某有罪,首先是“白役制度”有罪——其“白役制度”制定者与执行者,其滋生“白役制度”的体制,当是首恶主犯,班某不过是“胁从”。中国向来提倡“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然而如今却在“白役造反”问题上实行“胁从必办,首恶不问”,未免太荒唐了。

一个“白役警察”新闻

“白役造反”的另一种表现是“白役腐败”——“白役”以种种腐败表现来促使滋生“白役制度”的体制加速腐败。这一现象在一个“白役警察”新闻中更是清清楚楚。

2005年11月22 日《华夏时报》(北京)有新闻:《记者目击河北假警察抓嫖后与真警察分赃》(组图),网上转载后,即刻引来网友评论 5852 条 。其故事趣味性极强——

记者卧底跟随的假警察张强把抓嫖罚款的70%上缴给他的上线——一名真警察——北市区东关刑警队刑警于晓健。这只是冰山一角。记者调查发现,仅在同一刑警队里假警察就不止一伙儿,而刑警队的门口却挂着保定市十佳责任区刑警队的奖状。

其实这新闻说张强是“假警察”,不合逻辑,准确地说,既然荣获“保定市十佳责任区刑警队奖状”的东关刑警队认可了张强的服务,张强的工作就不能说是“假警察”,而应该说是真警察的一个“编外雇员”——“白役警察”,或者如其自称是“帮忙的”。“假警察”属于诈骗与冒充,但“白役警察”是“奉旨而行”和“受制于警”的“公事公办”,绝不能等同犯罪。

这故事的奇特贡献还在于,让人明白:“白役”还有“公雇”与“私请”之分——

在亲历了几次抓嫖过程后,记者留意到一个细节,从被抓的陈西、卓韦到赵前进,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嫖客被带进刑警队,在“审讯”过程中,总有一个留着小平头的男子要进来看看问问,记录被抓者的姓名和最后的罚款金额。有时甚至深夜已经入睡,也要爬起来,穿着内衣来记录。而每次张强带人进来的时候也都趁人不备偷偷塞给他50元钱。记者注意到,大家都叫他“权贺(音)”,而记者在一楼的公示栏里并没有找到权贺的照片和资料,他到底是何许人呢?张强的一席话让记者茅塞顿开,权贺是刑警队队长的“心腹”,并不是警察,队长把他找来住在刑警队里,让他记录这些“帮忙的”每天抓嫖的数量以及罚款的金额,目的是防止那些“帮忙的”“切钱”。而每次张强给权贺的50元钱,是想买通他不要到队长那儿“胡说”,适当照顾照顾。

权贺就是刑警队队长的“私请白役”。上行下效,久之,像张强这种“公雇白役”也可再“链接”几个“私请白役”——

张强的跟班小力是从2004年10月份开始跟随张强的,他告诉记者,在过去的13个月时间里,他跟随张强抓过的老嫖有三四百人,平均一天抓一个多。跟班的小光是张强新收的小弟,才“入行”十几天。

如此“公雇白役”再“私请白役”,对社会腐败的加剧,可从下面的记述略见一斑——

尽管有专人负责记录抓嫖的人数和罚款的数额,张强还是能够轻松地“切钱”。在抓获陈西的时候,陈西身上的700元现金被张强扣了,对权贺说只罚了500元;在抓获赵前进时,张强也拿走了他钱包里的1000多元现金,这些权贺都不知道,而陈西和赵前进也“哑巴吃黄连”,不敢提起。

记者也总结出了这样一条资金流向链:老嫖身上带的现金和能够交纳得出的罚款,通过假警察这道中间环节,分别分配给了真警察、负责记录的权贺、被假警察抓获后又放掉的卖淫女以及跟班的小兄弟。在这过程中,假警察获
利30%的罚款和“老嫖”身上的现金;真警察获利70%的罚款;权贺获得50元的好处费;小姐获得100元的劳务费,小跟班获得100-400元不等。另外如果遇到“老嫖”交纳罚款后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的话,那么假警察则会“慷慨解囊”,数量的多少将视情况而定。张强是从2003年8月开始正式摇身变为假警察的,这两年抓了800个老嫖,每年营业额至少50万。

近年传媒上关于“假警察”的报道层出不穷,其实大多冤枉。这些“假警察”多是“公雇白役”或“私请白役”,只是在东窗事发时,为了丢车保帅,真警察才忍痛割爱,将他们斥责为“假警察”,让其“自负盈亏”。据悉,一些地方的派出所里,“白役警察”已超过在编警察十倍以上,街头巡逻的,多是名为“治安员”的“白役警察”。这些“白役警察”纯为发财或生存而来,毫无长期责任感,希望借他们来加强治安,当然多是适得其反,甚至是引狼入室。近年中国公安部门的白役之多,可能名列各部门之首,堪称“白役之灾”重灾区——大陆今日治安每况愈下,固然原因多多,但“白役之灾”可能是一重要病根。

“白役之灾”的根源是“有中国特色”专制制度

据深圳市教育局局长张宝泉透露,北京高层对“白役之灾”已深痛恶绝,“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办和广东省多次开会、发文,特别提出要加快推进教育系统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推行聘用制和岗位管理制度,促进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根据中央及有关部委的部署与要求,全国已有20多个省(区、市)出台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实施意见或办法,12个省(区、市)全面推行聘用制度改革,深圳市教育系统将在2007年全面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事业单位人才管理机制。”

初看起来,这消息令人鼓舞,中共似已认识到由“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的重要性,这次可能要真正解决“白役之灾”了。不过,回顾历史,人们只能叹息观望。

无论是深痛“白役之灾”的明太祖朱元璋,还是发誓严惩“白役之灾”的清嘉庆皇帝,历代君主无不切齿痛恨“白役之灾”危害,一再发誓立军令状,但最终都从没有兑现过根治“白役之灾”的诺言。以致顾炎武的《日知录》所说“一邑(县)之中,食利于官者,亡虑(大约)数行人(古军旅一行为25人),恃讼烦刑苛,则得以吓射人钱。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官家的一个名额,总要由六七个人共用的恶疾,不仅至今不绝,而且有过之无不及,登峰造极。

自称与历代“封建王朝”绝然不同的“新中国”,五十七年来一再“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大搞“精兵简政”、“机构改革”,结果却无不是越改越多,正役、白役双双倍增!

此中玄机何在?想来,“白役之灾”既然是世界各国少见,唯独中国特有的国粹,必与中国历代专制制度与专制文化有关——“新中国”“白役之灾”更盛于历代,莫非是“新中国”的“斯大林加秦始皇”之专制制度更盛于历代?这只要想想,文革时“白役之灾”——“以工代干”,遍地皆是。其时不但不忌讳“白役”“以工代干”,而且以各级“以工代干”增多为荣,以“以工代干”为加强阶级斗争夺权保江山的新生事物。可见,“白役之灾”的根源在于种种“有中国特色”专制制度和“毛泽东思想”。若不从根本社会制度上去改革,“白役之灾”恐怕是永远不会退出神州大地的。

“白役之灾”也可让人想到“驼医治病”

说到“白役之灾”,也可让人想到“驼医治病”——为了将驼背治平,不顾其它——“改革开放”后的“白役之灾”,其直接来源多是“编制”不实事求是的结果——尽管中共喊了六十多年的“实事求是”,却从未有一天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以小学教师编制为例,按国家教育部文件规定,小学按师生比为1:20配备教师,但是深圳各小学的教师编制却低于这部颁标准的一半。这空缺便由各校八仙过海,各自招聘种种“白役教师”。今日中国上下的“编制办”,其给各部门定编的依据不是实际需要多少,而是上级下达的编制指标是多少。而上级制定编制计划,更不是实际需要多少,而是如何体现“数字政绩”——通常皆以编制数维持前些年的数字甚至减少一些为荣,以此证明“机构改革”成绩巨大。因为行政部门始终在管一些不该管的事,又有许多“一把手”在不断“写条子”进新人,政府机关的编制是只增不减。但为了整体编制数量有所下降,就只能昧着良心将需要增人的事业单位的编制紧缩再紧缩。

如果说,在制度问题一时解决不了时,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一下“白役之灾”,只能从编制的实事求是上做文章——如定一个学校编制,应该是现在实际教学需要多少老师,就定多少编制;而不是明知需要一名教师教20名学生,却偏以40名学生配备一名老师定编,逼得学校永远在“白役之灾”之中痛苦不堪。

机构定编是以实际需要为准还是以长官意志为是,政府到底是实行“身份管理”还是实行“岗位管理”,政府应该以变“小政府大社会”来达到机构精减,还是以缩减编制扩充“白役”来自欺欺人,这本是几个极简单的问题,但“新中国”五十七年来始终算不清扯不明。

如果“新中国”的“白役之灾”甚于历代皇权时代,能说今日神州大地是“新中国”而非“洪武年间”或“我大清”?

当中国的“白役之灾”进入“白役造反”新病态时,我们该明白了!

–2007年 1月 15日于深圳“早叫庐”

首发议报第286期

綦彦臣:第五代心态:试水但不“趟混水”

 

很显然,俞可平先生的短文《民主是个好东西》,带有一般观察家所难以看出的浓重的历史色彩:其一,依清季末路之变即洋务运动以降的思路看,就是体用之学的翻版。民主,这个“东西”,仍在器、用而未入道、体。其二,台湾,作为文化参照样本,金融国际化时心态亦如此:即要充分利用外在制度,又怕遭受“制度伤害”。

以上两点非牵强之论,观乎俞先生的《东西》,本质上就三句话:

第一句:核心以外的官员的权力要受制约,民众的民主可为约束之力。此当是“保先”的一个衍生文本。第二句:民主要求社会条件,不可盲目。此当是“中共传统”一以贯之的“温和调门表达”,由邓而胡(江不算什么“东西”!)有序而动的想法。第三句:民主有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基础。此当是完全自保的手法,一旦内讦扑来,一下把他弹到“老祖宗”那里去。当年胡耀邦拒看“国资”(司马光《资治通鉴》)而回溯“外资”(马克思《资本论》),是其先也。

俞先生的《东西》表面“唬人”(——唬那些极左者、利益集团者),实在是内里老道,远没有国外评论得那样“玄乎”,也没有积极期望者(我算此中分子之一)之不少人所看的“大盘上扬”之状。总的来说,这是中共第五代的一个政治心态,明显告诉公众:民主,我们是要搞的,但大家不能急;民主,是普世价值,但也有国情特色嘛。

通过这篇文章,也试图让人们理解胡温新政的难处:作到现在这个样子就不错了,社会方面包括维权等力量过高的要价,于民主的长远设计不利;民主是“既定方针”,也要谨防极端异议出来“搅局”。

假如这个判断并不是没有大差池,那么可以看得出:

其一,中共十七大之后的5年,胡温政治仍是着力“纠偏”,所谓“兴一利不如除一弊”,递进而言:①、不会大幅度地开放NGO;②、不但要解决江那个“东西”的政治负资产,还要防止出现新问题。一言蔽之:胡温新政不可能有大作为,为十八大与十九大即第五代的权力有序交接铺平路子,就算“没白干”。其二,第五代在党内的空间已经相当大,但正统与异数的内部和局尚无指望。这也是俞先生的《东西》为什么要效胡耀邦当年“二资选一”的做派的根本之所在。一言蔽之:第五代已经开展了民主政治试水,但尚没一个人敢“趟混水”。

总体看来,敢“趟混水”的人还是有的,如刘亚洲、贺卫方、潘岳,但他们虽然是“第五代的模样”,实质上没有比较可靠的“政治指数”可供外界作为判断依据。简言之:他们比较有民望,但并没在权力程序当中。

在另一方面,俞先生的《东西》是一稳健民主的版本,它可能争取最大范围的受众,然而此中设计可能需要两大前提条件:

一是,“中华民国死亡”——出生于1949之前(即中华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都自然死亡后,中国将开启民主。这个自然死亡的范畴当然包括“不是东西”的江,也包括“已经向人们显示了好东西”的胡。

温家宝的“民主百年论”,应当基于这样一个判断。

二是,敢“趟混水”的精英们自甘边缘化。这首先不是一个权力划分的“传统问题”,而主要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道德问题”。

首发议报第286期

郭庆海:大竹奸杀案需要一个逻辑上说得过去的解释

 

2006年12月30日凌晨4时许,四川省大竹县公安局接到报案:该县竹阳镇莱仕德酒店一名女员工不明原因死亡。在公安机关调查侦破期间,死者亲属与酒店方发生争执,矛盾激化。2007年1月17日下午4时左右,部分人员与酒店员工发生冲突,引发了打砸烧行为,引起群众围观,是近期令全国关注的又一群体性事件。(1月21日《四川日报》http://news.sina.com.cn/c/l/2007-01-21/073012094155. shtml)

据报道,事件发生后,四川省委书记、省长亲自做出批示,四川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蒋巨峰更于当日亲赴大竹现场指挥处理。当日,便有一在该酒店打工的河南籍民工以强奸嫌疑涉案被拘,而据称涉嫌违规参与该酒店经营的民警徐达祥也被双规。目前,更有被认为在此案中组织侦破不力、处置不当的大竹县公安局长和在此案中处置不力、负有领导责任的大竹县委书记停职检查。当然,事情还没有完,报道告诉我们,该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既然该案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本来笔者也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综观近日《四川日报》有关这一事件的连续报道,笔者又不能不给四川有关方面提出一点个人认为非常可怜的希望,即希望大竹奸杀案最起码要有一个逻辑上说得过去的解释。因为你不仅仅要说服被害者的亲属,还要说服整个的社会。

比如说,根据2007年1月18日《四川日报》有关此案的先期报道我们可以知道,大竹县公安局于2006年12月30日凌晨4时许就已经接到报案,而至2007年1月17日近20天的时间里却没有任何进展——报道就此语焉不详,使用的是十分高明的春秋笔法,但没有进展似乎是可以肯定的。而在17日下午发生打砸烧酒店的群体性事件后,马上便有了那位强奸嫌犯的被拘。其中情由如何解释?

接下来我们恐怕还不能不有这样一个疑问,一个强奸了本店服务员的外省籍农民工,他有多大的胆量,居然敢在他“做案”的那个地方滞留20天而不出逃?

更多的疑问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一一指出来,笔者在此只想说的是,自这一案件出来,网上就已经有了相关的极具体消息,而官方的处理及官方媒体的报道则表现出这样一种趋势:一步一步、一点一点极其艰难的向网络消息靠近,其过程与“彭水诗案”等所有类似事件如出一辙!

坦率地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于官方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耻辱,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可以说意味着官方信誉的破产。但是这些我们可以先放下不去管它,我们需要注意地是,目前看,官方有关此案的处理与网络消息还有着极大的差距。当然,笔者从不对网络消息持盲从的态度。

然而,一方面是官方处理结果在不断否定自己的既有结论时向网络消息逐步靠近的过程让我不敢对网络消息完全摒弃;一方面是官方处理的结果目前看也的确有许多在逻辑上无法进行正常解释的地方。所以,我恐怕今后在关注有关报道之官方处理结果的同时,还会继续关注相关的网络消息。当然,真地希望有朝一日在类似问题的报道上官方处理的结果不再与网络消息发生矛盾,而那就应该是以两方面的消息都属于真相为前提吧。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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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一 “圣贤百代帝王”
●二 大跃进
●三 毛从大跃进的破产看到了什么
●四 “六亿神州尽舜尧”
●五 修正主义
●六 中共务实派
●七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八 “四清”——不成功的尝试
●九 毛如何解决难题
●十 文化大革命
●十一 “大民主”
●十二 “只有天知道”
●十三 未解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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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想做皇帝

 

  曾国藩想不想做皇帝?这是一个问题。想与不想,除了当事者,他人不能探知,以此,可以说这个问题不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然而,虽在曾氏及同时之人的诗文书信中找不到线索,但有很多笔记小说都谈到这个问题,相关的民间传说也不少,对这些材料进行考察,穷原竟委,仍算是历史研究。

  有些传说毫无根据,所谓“小说家言”,一听就是假的。譬如,彭玉麟写个小纸条给国藩,云:“江南半壁江山,老师其有意乎?”国藩大惊失色,即将纸条揉成一团,吞了下去(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有些传说则出诸曾氏后人,值得认真对待。譬如,国藩幼女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云湘乡工匠称颂国藩,歌曰:“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又如,罗尔纲认为太平天囯的忠王李秀成是“伪降”,即以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转述其母曾广珊的一句话为证:“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太平天囯史》卷五十七《李秀成本传考证》)。前者“乃湘乡土人鄙俚无知之词,非出曾氏兄弟意也”(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不能作为国藩有称帝之念的证据;后者是曾氏家人代代相传的“口碑”,明说国藩“不敢”,言外之意,似谓国藩对做不做皇帝这个问题还是想过的,因此,罗尔纲说:“可见曾国藩确有要当皇帝的野心,他是‘不敢’,而不是‘不干’”。但是,再仔细一想,由这句话得出国藩确有“野心”的结论,似嫌轻率。平情而论,只能说,迄今并无国藩本人想做皇帝的证据,只有他人劝进的事迹。

  或云王闿运亦尝劝进,流传甚广的故事大致如此:闿运进谒国藩,劝他自立,国藩以手指蘸茶水在茶几上写了很多个“荒唐”,随后,国藩因事走开,闿运看见这些字,乃怅然告辞。这也是“小说家言”,但是,较诸前述彭玉麟劝进的故事,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此非向壁虚造之事,而是对可信史料的改编。杨钧是杨度的弟弟,也是闿运的学生,撰有《草堂之灵》,其中有这么一则故事:“湘绮(闿运自号)云,尝与曾文正论事,其时曾坐案前,耳听王言,手执笔写。曾因事出室,湘绮起视所写为何,则满案皆‘谬’字。曾复入,湘绮论事如故,然已知曾不能用,无复入世心矣”。既为闿运亲述,此事当可信;闿运交游甚广,有可能对杨钧以外的人也讲过这个故事。于是,曾、王论事不谐,广为人知,而传闻渐失实,将闿运未曾明言的所论何事,改编成讨论称帝之事。

  然而,闿运虽未劝国藩称帝,却尝劝他做另一桩大事。咸丰十一年七月,清文宗病卒,幼子嗣位,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与恭亲王、慈禧太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明争暗斗。闿运以肃顺为知己,乃致书国藩,劝他率军入京,“申明祖制”,与恭亲王及肃顺联手,“亲贤并用,以辅幼主”,从而阻止慈禧的“垂帘听政”。对于这个大胆提议,一贯谨慎的国藩不以为然,故“得书不报”。此后,恭王、慈禧联手干掉肃顺,闿运骤失奥援,且有被列入“肃党”的危险,于是,“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王代安《湘绮府君年谱》卷一)。不过,国藩于肃顺之败并非无动于衷,且尝在私人谈话时对僧格林沁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天津的败绩诿过于肃顺表示不满,慨叹“天下无真是非”(吴汝纶同治八年三月廿四日记)。

  由此可知,国藩“不敢”做皇帝,也无意干预清廷的权力之争,他是一个本分人。但旁人、后人不这么想,总想让他干点破格的事,即便羌无实指,也不妨碍他们津津有味地“意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