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华:谁的“数字化电视”?

 

2006年年底,南京出台“数字化电视”收费标准,当然开了听证会——人们已经害怕听到“听证会”三个字了:一说听证就涨价。公司、政府或者政府公司听证会上作了“让步”,比提价计划减少了1元钱,也就是比原来非数字化有线电视每月多交10元出头。人们先前对“数字化电视”的种种疑虑,开始验证了。

一大学生有了暑假打工的经历后说,准备与老家的老板合作投资“公关”,把一个地级市的“数字化电视”配套生意“吃”下来。所谓配套生意就是:机顶盒销售、相关材料和劳务。并说关键是老板能否走到路子。

这两年的所谓“数字化电视”简单说就是机顶盒生意。围绕机顶盒,《南方周末》报曾有过激辩。没见过比尔•盖茨赠送机顶盒给中国民众的消息,一些城市的“数字化电视”生意都从免费发放机顶盒开始。几年前这盒子据说值几千元,比尔•盖茨没有得逞;据说现在生产这盒子的国内厂家有几十家了,一只盒子的成本也就几十元。我原以为它的功能是把数字化电视信号处理得适合在非数字化电视机接收,问专业人士才知道,它是将数字化电视信号变成模拟电视信号。为了体现优惠,垄断公司的营销策略是一有线电视用户可“免费领取”一只。领还是不领?南京一些怀疑那盒子没什么用的市民没有领;限期内不领以后领的自费安装事小,不领的是不是过不久就真的像“文件”说的看不成模拟电视了?如果不是,“文件”是不是构成商业欺诈?只要你家电视机不止一台,还买不买第二只、第三只?不买的话是不是意味着过不久第二、三台电视机就等于报废了?按照“文件”的说法,既然过不久模拟电视信号不给你送了,一个人家当然不可能既收到模拟信号又收到数字信号的。

各地“数字化电视”的具体推销过程是:首先造舆论;接下来分批分片通过社区委员会(居委会)张贴“通知”,完全是不由分说的政府口气;然后在预告的几天内免费发一只机顶盒,居民凭“有线电视开户证”领到机顶盒之后随即有工人上门接线;一只不够需要买机顶盒的一律到指定的点购买(南京统一价格是680元/只)。上门安装的工人说:机顶盒品牌、质量、收看效果有“来去”。专家说国内几十个生产机顶盒的厂家,真正技术含量高的很少,大多造价很便宜。“通知”上既没有告知指定的机顶盒技术性能有何特点,也没有说明(不仅是)机顶盒出了问题,有何后续服务、有无保修期。

在一些省会城市,哪怕那里早已宣称要依法治市,人们也还是见到了政企不分的“数字化电视运动”。具体推行中连个“霸王合同”都没有,只是含糊其辞、暧昧支吾地让媒体“变相行文”,并不见消息发布的主体是谁,更没见到商家的真面目:到底是广播电影电视局的一个临时机构,还是非临时的官商(某某电视台的有线电视公司),抑或非垄断的运营商?市民们都无从知晓,只是被严肃告知:国家已经决定到2015年将不再发送模拟电视信号、XX市必须在2007年底完成数字化电视工程、美国日本都将在2006年完成数字化电视……那“舆论”是很有些逼人的:“目前,我国的广播电视已经在制作、播出、传输环节实现了数字化,但是,用户的模拟接受端已经成为影响广播电视数字化的瓶颈。”(5月25日《金陵晚报》A5版;以下引文出处同)——这是不是说仅仅因为用户的电视机只能接受模拟信号,使得传输来的数字化信号也只能呈现为模拟信号?不无矛盾、含混的说法是:“到2015年我们将停播模拟电视”;“在一个地区同时提供模拟和数字两种信号,很难保证信号质量”。——什么叫“很难保证信号质量”?是很难保证两种信号质量,还是一种信号质量也不能保证?至少2015年之前两种信号在同一信道的并行传播是必然的,难道从此后的9年居民将在“很难”中看电视?

宣传舆论的暗示显然是指向不准备使用机顶盒,只打算在不远的将来购买真正的数字化电视机的用户的。暗示是:如果不接收机顶盒带动的数字化电视服务,你家的电视机行将成为废物。而这可不是个别地方电视公司的意志,而是国家的意志!当然,宣传性广告允诺的回报不无诱人之处,例如“显示完全数字化的系统,在技术上可以达到同时播出(什么叫“同时播出”?——引者)500套节目的容量”;配置了机顶盒的电视机能“免费收看60套公共数字电视节目和公共服务信息”(除电子政务外现在的模拟电视不是都有了吗?——引者);“视频点播业务每年还引进2000部电影和5000集电视连续剧”(内容、品味如何已经从加密服务感受到了——引者)……不能说是虚假广告,但措辞多含混,不必是专家就能想到机顶盒究竟能带来怎样的鸡肋。

不管欧美日本等法治社会,可能不可能行政化地推行数字化电视工程(我当然不相信),也不知道曾三令五申要严肃行政许可制度的政府,是否真正准备出台终结模拟电视的时间表(我当然不敢相信“政府准备出台电视机7年强制报废规定”之类的传闻)。有一点我是知道的:目前的光纤线路,足够数字、模拟信号并行不悖,还能够同时满足上网、打电话的需要。懂得节约的国家所实现了的著名的互联互通,就是这样的。事实上,例如南京这一年来,就是两种电视信号在一根线上同时传送的,所谓将来不能保证信号质量的说辞分明有了讹诈的意思。

数字化信息传输,至少在终端解码方面现在还有一些技术难题。这情形与10年前“大哥大”之于无线通信相似。此所以市面上的“数字化电视机”,不能得到严肃专家认同的缘由。这样,如火如荼的数字化电视运动,究竟有多少技术根据呢?同一个有线电视,不久前刚刚以“高清晰”的卖点推出了加密收费项目,紧接着又以机顶盒来带动新一轮“数字化电视”,让人觉得没有机顶盒的“高清晰”是注了混水的。假定机顶盒能带来真正的“高清晰”,已经接受加密服务的家庭该如何取舍?将来有了真正的不需要另置机顶盒的数字化电视机,现在的数字化电视运动是不是在纵容浪费资源的机顶盒生产?

正像无绳辅机和小灵通相对于手机(不是“大哥大”了)是一个过渡产品一样,机顶盒对于真正的数字化电视机,只能是一个过渡性部件。不料想西方不亮东方亮,一个小小的盒子居然弄出来一个中国数字化传媒大市场。这对增长或许不是坏事,但对发展尤其是科学发展、节约型发展,肯定是有负面影响的。首先,有志于数字化电视技术的企业,在引进或者开发、投资方面多了一层顾虑:那小盒子会不会延缓消费者购买数字化电视机的愿望,甚至扭曲数字化电视市场呢?往民族产业的大处说也无不可:这是不是人为增加了一道本土电视机产业升级的瓶颈?

其次,机顶盒虽小,相关垄断机构的一些收费项目之毛,却实实在在有了一张可以依赖的皮。现在轰轰烈烈发放、销售机顶盒的各市“广播电影电视局数字化电视工程指挥部”,大多采用了这样的“商家运营策略”:免费发放一户一机一只“基本型数字电视机顶盒”,用户需要第二只则掏钱购买;然后做足附加收费服务。什么叫做足?好比固定电话,程控机本来都能自动提供来电显示、留言、三方通话等等服务,普通电话机当然也都能吃得下这些服务,但是垄断运营商人为分解了程控机的功能,只给你开通“基本功能”,即便你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也可以很便宜)的电话机,它也首先只是一只简单接打电话的“基本型电话机”。要享受所谓“非基本服务”吗?对不起,一个个申请交费吧。机顶盒有技术功能上的差异,但决本“基本型”与“非基本型”之分,垄断商人为分解小盒子的服务功能,无非是为了显示垄断利润的“合理性”。就算是政府经商不违法,怎样做一个少一点神秘的商人呢?例如,能否与机顶盒用户签一份合约?如果不能或者不肯给用户留下白纸黑字的承诺,那能不能举行听政会?

我不反对机顶盒的行销,但我反对将市场寿命必然短暂的机顶盒,当作行政性推行“数字化电视”的工具。20多年来,有这样一种浪费型增长战略:明明外面有全自动洗衣机了,我们却要从单缸的开始。我希望国内的低技术含量机顶盒生产,不会受到非理性激励。

我国的电视说什么都还是靠纳税人的钱办起来的公共电视。公共电视不能拿纳税人开涮。如果公共电视台靠了公共财政投资,获得可观的广告收入、赞助之后,能够回馈公众,例如让公众免费收看电视,不论内容如何,也不论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总是区分了荣耻、多少体现了公德的。

首发民主中国

野 火:呼吁当局早日无罪释放郭飞雄先生

 

2006年9月14日,郭飞雄先生被广州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名刑事拘留了。随后被正式刑拘,现正准备移送检察院进行起诉。郭飞雄先生失去自由已经四个月了,虽然我身处铁窗之外,但常常想起铁窗之中的郭飞雄先生。这不仅是因为郭飞雄先生被捕仅仅一周前还曾向朋友打听过”野火”的情况,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郭飞雄先生是一个十分理性而冷静的维权知识分子。他并不赞成任何对抗性的政治运动甚至维权的暴力化倾向。他只想用维权来实现社会进步。就像他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他”对民运人士内心十分尊敬”,但他自己却”一直避免给人造成我是民运人士的印象”.他”自认只是维权人士,或者自由民主信仰者”.我很欣赏他选择这种平和理性的斗争方式即尽可能在 “法律”容忍的范围内行事。他还在公开场合”特别强调抗争的过程中间要非暴力。因为今天中国的专政机器由于它的贯性比较热衷于镇压,把一种合法的维权往往幻想成为敌对势力。”因而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在与当局的维权抗暴活动中,”如果采取一个针锋相对的形势,很容易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这不仅是郭飞雄,也是我们都”非常不乐意看到的”.当局给郭飞雄先生的所谓”涉嫌非法经营罪”,正是因为难以找到郭飞雄先生触犯法律的既成借口,而苦心孤诣地找到这样一个不是借口的借口对他进行司法构陷。这是近年来当局用非政治手段处理政治案件的惯用手法,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真实的情况是,郭飞雄先生在多年前曾从事书籍出版类的商务活动,后来因故停止,至今均未涉足进行任何经营活动。将他抓捕入狱的真实原因乃是因为郭飞雄先生一直在从事公开化和公益性的维权工作,如协助广东太石村民维权并积极给予其法律援助,先是为罢免村委主任提供法律咨询,后来又被当地警方关押了四个多月。他出狱后仍然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走向民主与自由的维权抗暴接力绝食活动,因此,屡遭当局的骚扰和迫害,一度被用手铐、脚镣铐在床上达40天之久。

后来,在高智晟律师被非法秘密绑架后,他又发起和组织法律后援团,毅然挑起组织营救高律师的道义重担,结果在高律师被捕将近一月时,他也被警方拘捕。据律师透露,预审期间公职人员对郭实施虐待以及刑讯逼供,其间他曾以绝食绝水25天的行动表示强烈抗议。

在这个邪恶横行、公权肆虐的国度,任何一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受到损害,就等于是我们自己受到损害。任何一个良心人士遭到迫害,就等于我们中华民族整体受到迫害。当局的司法构陷,不但使得良心人士以及他们的亲友蒙受巨大的痛苦,更重要的是堵塞了中华民族的活力和生机,堵塞了当局与民众的和解渠道,导致更多矛盾的激化,更多的社会危机,使本来积弊丛生的中国社会,更加雪上加霜、民怨沸沸。

郭飞雄先生对农民问题的关注起因于他自”认为自己属于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对农民有天然的感情”.他坦承自己在童年时代是在农村渡过的,对中国的农村问题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因此认为自己”一直属于一个农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中国的农村问题非常严重,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的一个关键所在,中国的问题就农民的问题。”最近,郭飞雄先生的妻子张青女士在接受访问中曾提到,现在”两个孩子因思念父亲,常常泪眼张望着门外和窗口,希望奇迹出现,能见到他们非常想念的爸爸,希望他早点回家……”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凡夫俗子,在人伦亲情上,我们都有着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然而现实却是如此残酷,将一个好端端的小家庭活生生拆开,让年幼的孩子在苦苦盼望中煎熬,让良心人士无端遭遇骨肉分离命运。

我不知道那些专政机器的走卒们,是否具有人类的基本良知,是否能感知到郭飞雄一家人的痛苦,是否知道——剥夺良心人士的人伦父爱,无异于对全人类的犯罪!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在内。

那些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尊重宪法、保障人权的官吏们啊,你们应该好好地想一想,一旦你们自身也陷入非法迫害之中之时,怎么指望人们能够尊重宪法和保障你们自己的人权?怎么能使如同镜花水月般的法律条文恢复它应有的权威?

如”文革十年浩劫”中的刘少奇先生,尽管贵为国家主席之尊,但他一辈子助纣为虐,一辈子为虎作伥,却从来不曾想到过要维护民主、尊重人权和保障宪法的尊严。直到他自身也处于非法迫害的危难之中时,这才想到人权和宪法,并终于喊出”拿出宪法来!”要求人们保障他的人权云云。但为时已经太晚了,最后只能在自己加入制造的专制铁拳下沉冤九泉。

现在让我们和你们——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们,一起面对郭飞雄先生的苦难,一起面对孩子们的殷殷期待,想想你们的明天,想想你们的未来吧!但愿我们为了孩子们的明天不再痛苦,我愿意奉劝你们,善待我们的民族良心正义人士,我并不希望看到你们将来也承受良心正义人士所经历的非人痛苦。

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今天,当此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我强烈呼吁当局切实践行 “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宪法基本原则精神,责令广州警方立即无条件释放著名的良心人士郭飞雄先生!强烈呼吁人们关注郭飞雄先生的悲惨遭遇,通过各种渠道对受难者及其家人力所能及地表达我们的慰问,真诚希望有关部门首先从构建郭飞雄先生家庭和谐开始!尽快恢复郭飞雄先生的人身自由。

二00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丁 抒:世上第一本英文的文革大辞典问世

 

曾参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编辑工作的三位旅美学者郭建(威斯康辛大学)、宋永毅(加州州立大学)、周原(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又有了新的成果。历经数年的艰苦工作,他们终於完成了《中国文化革命历史辞典》。该书英文版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於二○○六年中由美国专门出版词典的稻草人出版社刊行问世。

这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文的文革大辞典。它并非仅仅是个辞典,该书还包括了详细的「文革大事记」和「文献索引」。无论对於西方的中国历史教学和文革研究,还是一般的读者瞭解中国文革,都有其独特的贡献.例如,它的「文献索引」分为「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中共领导人和文革」、「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等十四个专题,不仅检索方便,还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目录索引。 (博讯 boxun.com)

整个辞典包含了五百多个词条,涵盖了文革十年中的重要人物、事件、文献、经济、军事、教育、科技等所有的方面。在词条的编选和撰写上,与以往中文《文革词典》相比有所不同:

(1)客观:它完全不受中共的决议文件和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观点的影响,主要是陈述事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2)全面:在条目的选择上,不仅是中共的重要人物,造反风云人物,民间的思想者都有正传,如张志新、遇罗克、王申酉、李九莲等等。不仅对政坛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出逃等有公正的评述,对於文革中民间发生的事件,大到年青一代的地下读书运动,小到南京知识青年任毅创作的《知青之歌》,都有翔实记载.(3)准确和细緻:所有条目都作了仔细考证.如「样板戏」、「四旧」等条目,关於它们如何发源、以及官方提法在《人民日报》和首长讲话中的形成等等都有详细记录。

再如,不少文革中的历史人物,一经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所有的官方媒体都避之唯恐不及,而该辞典的编者通过在大陆的当地採访,对王力、关锋、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等很多人在文革后的经历作了追踪,对他们的逝世年月日也都有详细记载.

该大辞典最后还附有几乎所有条目和文革重要词彙的中英文对照表。这对从事有关文革英文写作和研究的人们提供了极为实用、方便的参考。

虽说瑕不掩瑜,笔者还是愿意指出书中的个别瑕疵。文革前曾任中共四川宜宾地委书记和宜宾市委第一书记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是四川文革最重要的人物。由於疏忽,书中二人的中文名字被误写,成了「刘西挺」、「张结挺」。此外,对刘、张似应介绍得更详细些。这是一对在宜宾地区结党横行的土皇帝,在任上将无数正派干部(包括宜宾行署专员李鹏、宜宾市长吕逢权)打进「反党集团」,划为「右派」。后因阻扰刘少奇、邓小平纠正冤案而被撤职、开除党籍。文革初,刘、张造反翻身,执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实权。重庆的两个造反派,「反到底」拥护刘、张,「八?一五」却反对刘、张。重庆武斗全国最盛、最惨烈,与刘、张关系极大。

此外,书中有「文攻武卫」的条目,却没有「武斗」一条,似是个缺失。

有些条目是否应当收录,似值得商榷。譬如书中收录了被枪决的女烈士「张志新」,却没有收录同为女烈士的林昭。

文革中还有两个大案,书中也缺漏了。一九六八年,在所谓清查「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名义下,云南省一百三十八万人被「审查」,其中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一千多人被打残。云南还有「划线站队」一说.在两派斗争中站错了线的皆入另册。据一九七五年的统计数字,因「划线站队」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三十万人,其中三万七千人死於非命。

笔者希望,该书修订再版时这些条目能增补进去

昝爱宗:在中国最会云山雾罩的人最适合当中宣部长,于是非刘云山莫属

 

1月20日,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先生把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署长和副署长们比做”中国出版自由杀手”,即”出版自由之敌”,他在《观察》上最新发表的这篇名为《出版自由之敌的龙新民和邬书林》的文章中,特别提到”这个老大政权仍然故步自封,把封报、封网、禁书作为其主要统治手段之一。特别是2004年以来,开明报刊挨整、民间网站被封、优秀新闻人被整、好书被禁……已经变成今日中国的常态”,2007年一开年该总署就封杀了八本文史书,分别是章诒和《伶人往事》、晓剑《沧桑》(作者)、朱凌《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国亚《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袁鹰《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旷晨《年代怀旧丛书》、胡发云《如焉》和朱华祥《新闻界》。正是这个中宣部直接控制的新闻总署继续积极主动地”与出版自由为敌、与公民权利为敌、与民意为敌,甚至与政权制定的宪法为敌”,所以丑闻一直不断。

当然,这些新旧帐目前只能先算在署长龙新民的头上。这位新闻出版自由之敌自2005年12月当上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后,新官上任”三把火”,把把都是不得民心的”脏火”,就连上海的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先生都坐不住了,上阵撰文指名龙新民们,包括署长龙新民、副署长柳斌杰、李东东、邬书林、阎晓宏等为”精神刽子手”,刘晓波认为这些称号”一点也没冤枉了这些小官僚”.新闻出版总署前面当打手,而背后的中宣部在干些什么呢?2007年1月21日当天,看到新华社一篇报道披露宣部部长刘云山的行动,称其出席1月20日至21日在京举行的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展示良好国家形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尤其提到”对外宣传是党和国家一项全局性、战略性的工作。去年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中央部署,卓有成效地开展对外宣传,内容领域不断拓展,方法手段不断改进,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整个外宣工作呈现出扎实推进、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可是,我通过海外的网络上,以及我到美国也看到,为什么刘云山所认为取得的成绩并非完全属实呢?难道仅仅是作秀向胡锦涛总书记表功?比如我在海外网上和美国机场随处可见的书店里都有张戎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8美圆/册/英文版),该书如此丑化”中共”,中共所谓的正面宣传却难得看到,又是为什么呢?我知道张戎这本畅销全球的新书,记录了今日中国改革之前的真实面目,是大陆所需要的。这么好的一本书,为什么不让大陆的中国人看看呢?我了解到这本书在香港已经有了中文版,可绝对进不了大陆,大陆读者只能从网络上下载然后再打印成书,一睹为快。

最近网络上转发了一则辽宁北方出版物配送有限公司2005年8月15日下发的”关于严禁销售《毛―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紧急通知”称:各位客户:”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省新闻出版局和辽宁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有关文件精神,现将严禁进口、销售《毛―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紧急通知转发给你们,请各书店严格贯彻执行。因《毛――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曲解历史,肆意污蔑、恶毒攻击、全面否定毛泽东同志,是一部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坏书,根据《出版管理条例》,要求各书店严禁进口、销售该书的各种文本,坚决防止该书进入市场。”我想,这个禁令也不仅仅是辽宁有,别的省也会有,但香港绝对不会有,因为人家”一国两制”,不买中宣部的那一套。中宣部的手也只能在国内伸伸,耍耍威风,对外用软招,对内用狠招。

其实,我看这个中宣部是个什么玩意儿,整个是一个打击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孙子部,用毛泽东骂《人民日报》是”办给死人看”的来类比,中宣部也整一个”死人部”.北大前副教授焦国标离开《中国文化报》这个比”龟孙子”还”龟孙子”的平台以后,终于将憋了很久的闷气给泄了出来,大作名为《讨伐中宣部》,直骂刘云山,因为此时的刘云山直接管不了教育部下属的北京大学,也无奈何。假如他还在《中国文化报》任编辑,老早给老刘开除了,因为刘云山直管之下,几乎没有他干不成的。

自2002年以来,中宣部到底干了哪些好事,真不好找。读者可以看看这个刘云山如何指出”替党工作”的:一方面,经常制裁说真话的报纸和杂志,打击说真话的记者,端掉记者的饭碗,禁止八部好书,反对记者异地监督,记者被打死他不去悼念,也不见有公开批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却说什么”做好对外宣传工作,要立足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向世界准确深入地宣传阐释我们党提出的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重大战略思想和部署,反映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取得的新成就,展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让世界人民从文化的角度更好地了解中国”,可怎么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呢?为什么不能做到言行一致,做到”以说真话为荣,以说假话为耻”呢?可惜了这个云山,我想起了中国有一个名叫秦全跃的民间先生有经典语录说:当下中国”包二奶美女如云,害百姓骗子如烟,说谎话云山雾罩”,尤其其中的”云山雾罩”真是有意思,因为跟刘云山的名字特别一致,假如说在中国谁当中宣部最合适?当然是最会云山雾罩的人,那么就选刘云山吧,他肯定胜任,肯定会把新闻和出版搞得非常糟糕。

至于外宣工作,就是刘云山直接管的,同样都是以宣传和歌功颂德为主,从不去主动揭露重大丑闻的事实真相,比如某省的外宣办,因为我经常写批评报道,有次评选金鸽新闻奖,我就把比较优秀的报道材料都报上去了,可后来连一个回音都没有,可我的前任却曾经获得过这个奖,或许人与人不一样,我报上去的就难以入选,他就有可能。还有一次,我去采访一污染突发事件,当地外宣部门就到省里和北京告我的状,导致我的报道没有在报纸上刊登,在北大燕南网上的报道也被”开了天窗”.另外有一次,中宣部在全国评选”全国文明单位”,《人民日报》已经公示候选名单表示可以舆论监督,我了解到其中一个宁波大企业曾经因为违反过国家的法律非法占海被处罚过几十万元,后来只是罚款了事,并没有依法恢复海域原状,我就向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反映这个情况,可是当我反映以后不但没有得到回复,反而是我所在的报社领导批评我,因为中宣部和中央文明办(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将我的情况反映转给了我所在报社的上级国家机关,机关又转到报社,报道领导又批评我,且不管真相如何。后来我看到这家单位还是如愿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真够”牛”的,其实明白人可以看出来,这不过是块吓唬人的纸老虎牌子,并没有什么公信力——因为中宣部(含文明办)既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国家机关,它哪有什么评比资格?

这就是中宣部的”典型”卖弄做法,即为企业等单位搞什么评比”文明单位”热心,对新闻自由狠心,对《中国贸易报》记者兰成长遇害、《南方日报》记者梁文祥被打伤不热心,对人民没良心,正好应了当年共产党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的一篇文章所言:”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我想对中宣部、刘云山和龙新民们来说,如果想认真做官、做人,凭良心做事,就应该好好重温这段话,认清谁才是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捍卫者,谁才是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敌人,谁才是导致历史不能进步的阻碍,谁才是中国说真话的良心……

大陆律师 作家接力声援:章诒和书被禁 是与千万读者为敌

2007.01.21  中国时报       彭志平/北京二十日电

章诒和气不过着作三度被禁说出重话,大陆资深着名剧作家沙叶新今天发表〈支持章诒和正告邬书林们!〉一文声援,强调中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禁令是与海内外千万读者为敌,是对大陆新闻记者、出版编辑们的恐吓。

与此同时,大陆着名律师浦志强也强调,新闻出版总署的高官们水准都很高,什么事情都明白,就像章诒和在声明中所说的,「遵守宪法的首先该是政府。您是高官,这点应当比我清楚。」

再不公开抗议 将会感到耻辱

为什么会出面声援章贻和,沙叶新在该文中引用了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一位牧师着名的铭文,「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没有人还被留着为我说话了。」

沙叶新在该文中指出,数十年来他沉默以对,「这次我要做狮子吼了,我要公开抗议了,否则我会感到耻辱!」「我要正告邬书林:你知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吗?你知道清代的文字狱吗?你知道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吗?你知道希特勒的文化专制吗?你知道历史对箝制言论自由、迫害知识份子的审判吗?你知道章诒和在海内外拥有多少读者吗?你身为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你的禁令,只是对章诒和一个人的打压吗?不,你这是与海内外千万读者为敌!」

恐吓记者编辑 是帮共党倒忙

「你的禁令只是对八本书的封杀吗?不,影响所及,你这是对所有在你治下的新闻记者、出版编辑们的恐吓!你知道你的禁令一下,在新闻界、出版界、写作界、知识界所引起的强烈愤怒吗?你践踏了宪法的出版自由,你剥夺了八位作家的着作权利。你这是对温家宝同志最近关於文学艺术讲话的背叛,是对胡锦涛同志提倡和谐社会的背叛,你是给共产党帮倒忙,绝对的帮倒忙!」

浦志强则指出,限制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都是违反大陆宪法的规定。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不能被任何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定所剥夺.如果有这种规定,禁书令固然违宪;没有这种规定就下禁书令,那更是欲加之罪,当然无效。而虽然邬书林可能只是传声筒,可能没有自己的意见,但是下禁书令是他所做的事情,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颜敏如:瑞士记者眼中的台北

和去年(2006)一样,是在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情况下接到他的电话–David Signer,苏黎世Weltwoche周报国际版的编辑。不同的是,这次不再需要我提供採访名单及有关台湾的讯息,而是传来一份中文译稿,希望我能代发。

Signer去春在台北採访后,写了篇报导刊登在瑞士德语区,有67年历史,政治立场倾右的高品质读物「世界周刊」上。约一个月后,该文即被译为荷兰文。我曾写了篇文字对这份报导做重点介绍。半年后的现在,终於有了中译文的出现,而中译的原委,请看下面译者自己的说明。

David Signer给我德文原稿的篇名是「Taiwan」,发表时,「Leben im roten Bereich生活於警戒之境」是周刊主编所下的标题,到了荷兰则成了「Love and Loneliness in Taiwan台湾的爱与寂寞」。有趣的是,瑞、荷两地不同的标题,显示这两份媒体对同一篇文章的不同阅读角度,却对於报导内容有了提纲挈领、画龙点睛之效。

我以德语原稿对照,订正中译文时,发现有些部份并未译出。后来才知道,译者所参照的,未发表的英译并不完全。我除了把中译文的句子、标点做了更动之外,经过和Signer商量,还将未译出的部份一并补足。现在读者看到的将是完整的报导。

Signer赴台之前,看了台湾导演的电影、读了台湾作者的翻译小说、搜集有关资料、向我提出问题。这种种事前的周详准备工作,就是要把自己「沈浸」其中,就是要尽量提供瑞士读者,台北较真实的一面。我们不但可以从他的报导读出一位敬业新闻工作者的用心,更应自问,台湾的媒体何时能资助优良写手对其他国家做深入报导。而他所提出的,台湾如何使自己无可取代,则是值得朝野深思的议题。

 

台湾的爱与寂寞

此篇文章原刊登於2006年七月一日荷兰的报纸,网址如下:http://www.trouw.nl/deverdieping/letter-geest/article375747.ece/Liefde_en_eenzaamheid_in_Taiwan),

写在翻译前 :

这篇原文Love and Loneliness in Taiwan的作者David Signer是曾在台湾待过两个星期的一位瑞士人,在欧洲所发表为荷文、德文的文章。笔者知道此文章是一位欧洲友人口述给我听的。当时我听到此文章时,对欧洲人以自己文化来看台湾的观感时震慑住了。但思之再三却又时感惊讶又时感戚戚。我请友人为我翻译为英文,我们也去函询问TROUW该报转译中文发表在网上的可能性等等,接着去函给原作者,原作者应允中文翻译公开发表后,笔者开始着手,但因为私人因素所以延迟了工作。

作者David Signer ,1964年生,是一位欧洲的人类学家,专研人类学与社会学。走访过中东、非洲各国,对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其以欧洲人的文化背景与观点来看台湾,读者可以得见作者着实下了番工夫去瞭解台湾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与教育现况,尤其是其以不偏不倚的人文立场客观地看台湾的现象。在翻译过程中,笔者与原作者通过mail。他告诉笔者无意为文使任何人不悦,但是以一个外国文化来看台湾,在某些特定事情上确实让他吃惊。笔者不是专业翻译者,且转译了两次不同语言,字字计较地去深入瞭解作者的写作感情与文化背景是我努力的。

在您读过这篇文章后,是否也正思索着作者所述的某些点正巧也碰触到深爱台湾的你我的寂寞与爱呢?

T.Y. (Jade) Lee於 Jan. 5, 2007

台湾有什么样的脉动?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像台湾一样,工作时数每年高达2,282小时,30%的人每周工作超过62小时。台湾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二,只低於孟加拉。虽然台湾面积小於瑞士,却是20个最成功的工业国家之一。台湾是笔记型电脑制造的领导先驱,有世界第三大外汇存款,也是手机密度最高的地区(平均每人拥有1,14支手机)。然而,只有三个国家的性生活是少於台湾,且根据「Elle」杂志研究指出,台湾女性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台湾同时也是最多戴近视眼镜的国家。

这些现象之间彼此有何关联呢?

20年前台湾从独裁转型为民主,现代化与自由化同时快速进行。也因此,严谨的儒家工作伦理与同志酒吧、刺青商店同时存在。多彩的道家庙宇,就在电子产业的玻璃维幕高楼及24小时营业的超市旁边。自从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1948年退守到台湾,中国就一直把台湾视为叛逆的一省。如果自由化继续进行,二十年后的中国可能就像现在的台湾。而连同附近城乡合计约有800万人口的台北,就是北京现代化后的愿景。

家庭是台湾社会变迁中特别引起注意的生活范畴。在许多家庭中,夫妻两人不只是长时间工作,甚至在不同城市工作,且保有各自的住处,只在周末见面。由祖父母带大的小孩,其价值观也因此来自几乎是与现实脱节的世界。

对台湾人来说,没有任何事比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来得重要,因此孩子们常常在晚间也必须承受许多额外的课程。

我在台北时拜访了一位外科医生,他六岁的女儿已经在学校学英文,但是在晚间,她除了必须再学英文之外,还有画画、舞蹈和钢琴。她很骄傲地不用乐谱就弹得出古典曲子。八月,他们全家会到美国去,让女儿参加两周的暑期营队,以增进英文能力。我问这个父亲,难道他不怕给孩子太多压力?不是常听说,日本孩子因考试失败感到羞耻而自杀吗?

「是的,有时所有努力会化为乌有。」医生说,「比如有些钢琴神童, 十四岁就能将琴弹得很完美,但到了25岁时,他们弹琴的技巧则无异於从十岁才学起的水平。」

这父亲也提到在他的周遭环境中,父母与父母之间无法避免的竞争,他甚至用了「全副武装」这样的字眼。一胎化在中国是政策,在台湾则成了可以自由选择的目标,和大家庭比起来,当然就会把更多时间和金钱花在提昇唯一的孩子身上。

强调教育与成就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国家的特质,例如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台湾不仅也是如此,更由於历史背景因素,台湾人希望展现给世界的是一个更好的中国。

从1895年到1945年台湾被日本佔据,接着被中国接收。二次大战后毛泽东战胜国民党的蒋介石,蒋介石带着150万人民众(大多数是有高教育水准的上层阶级)、50万军人和国家宝藏来到台湾。毛泽东和蒋介石都自视为中国的唯一代表。至今台湾的正式官方名称为「Republic of China」。

美国高度武装台湾以对抗共产主义的中国大陆,蒋介石直到1975年过世为止,不曾改变他收复中国的目标。

台湾有2,400万人口,大陆13亿,这个海岛有世界超强的经济,但是在政治上却是孤立的,台湾甚至没有联合国观察者的身份,只被27个国家所承认,像是帛流、吉里巴斯共和国和史瓦济兰等。这是因为大陆拒绝和承认台湾的国家有外交关系,特别是今天,谁承认了台湾就无异与大陆为敌。

在台湾可以感受到中国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存在。中国就像一个大哥,台湾想要和他保持距离,可是这位大哥却又权威性地不肯离开。台湾尊重人权、没人苦於饥饿、有言论与媒体自由;台湾进步、民主、自由、国际化、后工业化、后现代化;总之,是一个更好的中国。在台湾可以察觉到一种清醒、一种警觉,这情形让人想起以色列。这个中东国家除了强调它的合法性之外,也要表现得比敌对的邻邦更好。可是台湾人民则更像是一架使劲飞翔的喷射客机,只要把速度减慢到某个程度,就会坠落。

Sheena Chang是中国时报的编辑,女儿四岁时已经上英文的课外补习。她希望女儿能读国立大学。国立比私立大学更好而且更便宜。这导致一个弔诡的现象:特别是受高等教育且较有钱的父母,他们能提供孩子额外的课程学习,让孩子能进入收费少的「好」大学;而低社会阶层的孩子则只好去「坏」的大学。久而久之,自然会加深贫富悬殊与城乡差距。

Sheena Chang还展示了另一个台湾纪录:根据她的统计,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孩子睡眠像台湾孩子那么少。她把自己和与她同样的人称为「pm people」。「我从下午两点开始工作,在晚上十点回家。」大部份资讯科技产业的人在晚间工作,因为这刚好是欧美客户的白天时间。「pm people」的孩子和他们一起熬到午夜,一起吃东西、看电视、玩电玩。但是和大人们相反地,孩子又必须在早上七点起床。

她这种不带情感的客观陈述,让我小心地问,这样不会损害孩子的健康吗? 「也许是。」她说,「但这让孩子有更强的抵抗能力,也能学会处理将来的压力。最大的问题是,祖母宠坏孩子,她们只喂给食物但不教任何事。」

作家Yen Minju告诉我,她在读书时,因为家里还没有洗衣机,所以必须在洗衣板上搓衣服。为了利用时间,她把写上英文生字的纸片贴在一旁,可以一边洗,一边背。

某晚我和一位精神科医生一起泡温泉(就在卡拉ok旁边。卡拉ok是台湾人喜欢的娱乐活动之一)。晚上十点时,他说他必须回家去帮女儿複习功课。「在这个时间?」我很惊讶。「当然,明早九点她有化学考试,我得帮她再複习一次。」

一个长时间住在台湾和中国的瑞士女人告诉我:「对这些人来说,重要的是钱和吃,爱与性不重要。如果有人说我爱你,那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他给你一块盘子里的肉,你就知道,你对他来说很重要。」

台湾人的情欲是不容易瞭解的,人们不善於表现情感。除了台北市中心之外,很难看得到成双成对的人手牵手或是交换温柔情感。但另一方面,却可以看到槟榔西施穿着比基尼泳装坐在玻璃橱窗里。由於有个绿色心形霓虹灯,所以远远就可以认得出来。你停下车,她走出来,弯下身躯面对你打开了的车窗,你可以从她深裁的前襟看到里面。她踩着高跟鞋,扭动臀部,走回去拿你订的东西,然后带着诱惑的微笑递给你槟榔。嚼槟榔后出汗与晕眩的快感则是完全的快乐。

这些槟榔西施以双倍的价钱卖出槟榔,计程车和卡车司机则视为当然。槟榔西施通常散佈在看不到温柔的乡间,自由台北的市长则试着阻止她们在市中心营业。

还有,卖传统中药的人把情欲当成促销的工具,同时提供神奇的中药及「轻装」的女孩。最让人惊奇的是,这些「性感女孩」也在婚礼甚至葬礼上出现!那通常是由汽车和卡车组成的车阵,其中一部车上是亡者的棺木,另一部是哭号的女人,在第三部车上,则可以看到跳艳舞的性感女郎。包括孩子们在内的观众群,显然不认为,一场「桌上热舞」的气氛与对死者的哀伤有任何冲突。「家属付许多钱给这样的表演,才能让许多人来参加葬礼并怀念亡者。」这是当地人所告诉我的。

因着窄小的空间,情侣或甚至是夫妻要有个独处的地方,并不容易。直到上学年龄,孩子都还和父母亲睡在一起。长久以来,MTV是个深受喜爱的,可以私密约会的地方。在包厢中依自己的喜好选择要看的电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检查制度,包厢不再可以关门,检查人员随时可以进入,所以情侣改到公园或KTV。KTV是有许多房间的建筑,情侣或是亲朋好友可在里面唱卡拉OK,也可以点饮食,但是服务人员依然可以随时进来。不过每个包厢中又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很大,且可以上锁的洗手间。人们对Motel的需求已有好一段时间,可以相当便宜地在那里筑起爱之巢,三小时约三十欧元。缺点是离市中心较远,需要自己有车。

相较之下,要找个好的餐厅就容易得多了。在饮食方面,台北有着地理上的优势。日本、中国、韩国、泰国、美国、欧洲及台湾原住民的菜餚错综交织。台北有无数个餐馆,甚至於焚化炉烟囱顶端都还有旋转餐厅,叫做『摘星楼』。

对台湾人而言,食物与性之间显然有某种紧密的关系。每上两道菜就可以听到,「这是特别对男人重要的食物」。这些地方上的珍馐,包括牛眼、幼蜂、燕窝、炸蟋蟀、鹿鞭、鱼翅、海参、香菇、胎盘、未孵化的生鸡蛋、人蔘、熊掌、鸭舌、海马、尤其是蛇。周末在华西街夜市可以大开眼界:一条挂在绳子上面活生生的蛇,被人完整地将皮剥下来,滴在杯中的蛇血则提供观众品嚐。然后杀蛇人也取出蛇胆,把胆汁挤入杯中,黏黏软软的胶状物据说很健康,能提高性欲;宰蛇的人还用筷子在他两腿间清楚地示范。在他后面是些老饕就着露营的小桌子,正在喝蛇汤、龟汤。

不过女人并不因此而快乐。

Chang Mei-Ling,三十多岁,单身,读罗马语言学系并在法商公司工作。她说,高教育、好职业、高所得等等在男人身上加分的条件,在她却成了减分;此外她也长得相当高。但是台湾男人要教育程度比太太高,收入比太太高,而且也要比太太高过一个头。她自己或许也同样这么希望。而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少数人往往有许多工作,所以没时间去找另一半。

Chang Mei-Ling曾有过一次婚姻,她要小孩,但他不想要。他说要先赚到一百万美金。他们很难得见到面,当她发现,他和女同事有暧昧的关系时,她便离婚了。「这里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事业。」她说,「大部份的台湾男人都如此,一些人为了女人试图改变他们自己,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便放弃了,因为他们觉得,女人从他们身上带走了一些东西。」

当她还在孩提时,她的父母总是力图打拼事业,家里通常是长女负责照顾弟弟妹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伶俐和独立。」她说,「因为我们是在没有父母照应下长大的。」

下周Chang Mei-Ling会参加一个「驱动旅行」。她的公司请最好的十二个员工去夏威夷。她还和家人住在一起,外出的活动就只是和客户吃饭或去卡拉OK。她不像大部份坐办公室的女人去逛街或买高价的名牌衣服,而是把薪水花在小猪毛绒玩具的收集及旅行上。去年她和母亲到一个太平洋上的小岛去渡假,住在五星饭店里。

有一次她说:「你以为我们的社会是如此多彩多姿与自由?其实它只是看似如此,因为我们没有根。我们的父母移民来台湾,却没有家的感觉,今天他们不再试图去瞭解来由。我们都是孤儿,我们的孩子也会一样。」她也说:「许多人工作到晚上十点,他们必须如此,是因为内心空虚,他们梦想在五十岁时存够钱以便退休,然后死於无聊。」

台湾社会的差距与不同时代面貌并存的情形令人感到困惑。一种超现代,而让欧洲显得老态龙锺的情形是,台北一半面积都已是无线区域网路的范围,甚至在捷运里也能收发电子邮件。台北市长要建造世界上第一个无线网路城市。许多人的手机有GPS系统,即使迷路了也可以从手机中找到方位。过马路时,绿灯里一开始有个小小的人闲适地走着,在他上面是倒数计时器,然后那小小人越走越快,直到最后像发疯似地狂奔。

在许多计程车里,你还可以在前座椅的头靠上看电视,所以才不会浪费时间,就是讲求效率。一个台湾人告诉我,她曾在德国参加婚礼。「你觉得怎么样呢?」「真可怕。好像永远不会完!」对她来说,甚至连婚礼都要讲求快速。

有些餐厅中的桌子有电视萤幕,可以边吃边看百种节目。许多饭店房间里的卧房和浴室用玻璃分隔。是要让人从床上就可以看到美女入浴?不,正相反,你甚至可以从浴室或厕所里看电视!

另一个惊奇科技是508公尺高的台北101,它拥有每小时60公里,世界上最快的电梯,在几秒内就可以抵达80层楼高,你却没什么感觉。电梯内有压力平衡的装置。

「我们必须一直是最好的」,Chang Ming-Lei简单明瞭地做评论。

台北101是依照风水理论建筑而成的,那是以传统原理避免无形沖煞的知识。根据这样的知识,入口和出口处不可相对,否则就会有访客进入大楼后又立刻出门的风险。根据风水理论,居住在路沖的大楼中是很不好的,可是对一楼的商店却有好处。转化负面的影响是把八卦镜挂在窗上。台湾人很小心,尽量避免生活上不好的事情发生。街上到处是监视器和紧急纽,大部份的阳台装设铁栏杆,不过有个居民对我说,发生火灾时,这些铁栏杆却让人无法逃走。这人还说,八卦镜的作用就像光线,可以转移不好的东西或反射回去。

台北101由每节八层楼的节段所构成。八是中国人的吉祥数字,四是不吉祥的,所以没有四楼。台北101看起来像是一节节垂直重叠内插的竹子,中空而有弹性,却仍然坚固,象徵坚毅与进步。内部有个660吨重的钢球,地震时会晃动却不断裂。就像在风中伫立的竹子。

我不断听人说:「只有懒惰和孩子多的是穷人。」这个超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店前烧钱的那些人也是个惊奇点。这种钱不是真正的钞票,而是看起来像钱的纸钞。他们在商店前的铁桶里烧纸钱,祈求好财运。不久之前出现所谓的「环保纸钱」,烟较少,但卖价也就更贵。

在资讯科技产业大本营的台北,有许多孔庙、道宫和庙宇,这些往往也是取得神谕的地方。和瑞士教堂不同的是,年轻人也来庙宇。例如周六中午,许多带着Gucci或LV皮包的年轻女人在购物前到庙里来,供上鲜花和订婚饼。这里也有管姻缘的神,女人就在那里求籤求问她们的未来。

有一晚我到一个庙里,在庙前有一种可以行驶的神龛。「神过生日的时候,把神放进车里,到处开着走。」有人这么告诉我,「现在神在大陆,明天回来,到时候会有游行。」

第二天的游行是个盛大的热闹场面,有鞭炮、红色孟加拉火把、可行驶的、装饰灯光的电子琴、闪烁不停的强光、烟火、钹、鼓、吵杂的扩音器。神是彩色的木雕,坐在左右晃动的长轿子里,被抬着到处走。轿子有刺眼的霓虹灯管,电源是由一个在后面推着的,发出难以忍受哒哒声的发电机所提供。范、谢两人通常是庙里的守护神,在游行队伍里却成了主角。

谢,有张黑脸。范,有长长外吐的舌头,而且身体高得让打扮成他的人只能从衣服上的洞向外看,并且要挺胸,以头来保持平衡。这两人的外表可由民间传说来解释:范、谢曾约好在桥上相见,谢早到了,在等候时,因看桥下的水身体失去平衡而跌入水中。当范抵达时,发现他的朋友早已死去。痛苦之余,范用双手勒死自己。这是为何他的舌头吐出这么长来,而谢的脸在水中成了黑色。台北人说,这两人夜里带着铁炼在艋舺附近巡逻,看到了小偷就把他们吞掉。艋舺一带的犯罪率的确比其他地区低。

台北有好些纪念国家英雄的地方,中正纪念堂和国父纪念馆也在其中。这两个建筑物内有巨大的厅堂和大於常人的塑像,塑像前面站有卫兵,塑像四周空旷,彷彿让不朽者和平常人的生活有了适当的距离。令人惊讶的是,居民如何对待这种强烈要求展现崇敬的地方!

只要在整个城市还相当安静的清晨五点去到纪念馆,会突然看到某种型态的嘉年华会。从许多不同的扩音器传出进行曲、嘻哈、国乐、乡村、探戈等等不和谐的刺耳声音。有的团体练太极拳,有的练剑,有的就在晨曦中跳社交舞。一对银发夫妇互丢粉红色飞盘。这里有几百个人。有人穿和服,有人穿得像啦啦队,也有人穿像唱饶舌歌的人,有特大的裤子和鸭舌帽,背后还印着「Gung Fu New Fashion very good」。好多人都已经上了年纪,他们对我说:「你猜猜我几岁?」大多数人的年龄看起来比实际年轻一半。也有年轻人练习目前最流行的萨尔萨舞。这些热闹场面都发生在台北101底下。上班族穿西装打领带,急行穿梭在练习功夫和太极拳的人群中。没有人去组织这些活动,有的人虽规律地来参加,团体却也常有异动。

七点,卫兵踢着正步出现。他们在国歌声中升旗。霎那间每个人都停下来,做敬礼姿势。几分钟后,纸伞舞、有氧舞蹈、摇滚、气功等又再度开始。石雕的、青铜的孙逸仙(也就是「国父」)正坐在公园四处,恬淡地看着这一切。

在忠烈祠每天都有十五分钟守卫换岗的精彩节目。结尾部份,他们像机器人一样僵直而机械化地把枪支互抛好几次,每一个接手都是精准而完美,是种穿制服的水上花式表演。然后他们站在平台上一个小时,像雕像一样完全不动,连眼也不许眨。有时助手帮他们擦汗或拉正肩饰。

这些守卫都是军人。有个士兵告诉我,台湾有两年的兵役期,只有成绩好的会被选出来,训练半年,每天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然后在这里站四个月,换另外一个地方,再站四个月。练习的时候常常出事,特别是抛枪的动作。不久前有人伤了前额。最危险的是刺刀,两个月前有个新手甚至削掉了一只耳朵!有了疤痕,就不可以站在台上了。做错了,怎么办?「如果是小错误,必须面壁一小时。如果没接到枪,假期就会被取消。」必须在太阳下一动也不动地站好几个钟头的时候,都想些什么呢?「尽量想些美好的事情。」

在一个下雨的午后,我去拜访了Peng Wu Chih,他是台湾着名的太极和中国功夫教炼之一。Andy Hug也曾经是他的学生。

他原本是医生,后来改学中医,最后专注於亚洲各种武术。他是功夫大师Liu Yun-Qiao(蒋介石的首席护卫)的最后一个学生,在Liu Yun-Qiao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照顾他,而Liu Yun-Qiao在最虚弱时也只能用筷子教他。

快速太极是Peng Wu Chih的一个专长,他强调,原始太极并不像现在的龟速慢移,而是快速的。在餐厅中主菜和点心之间的空档,他在桌子旁边示范给我看。整套拳只花了几秒钟就完成。Dr.Peng喜欢速度,也因此而成名。在我们上车之前,他说:「扣紧安全带,我开车像007」。这当然是有那么点夸张。他谈到「气」– 生命的力量,说:「冥想不是从世界撤回,而是留在那里。对手需要两秒,你必须在半秒内便完成。再忙,也不可失去中心点。」有次他握住我的手腕,不紧实,但我感到那无穷的力量,就像是踩下法拉利的油门:只要愿意,他可以在瞬间杀了我。

一个他的学生说:「在第一堂课他告诉我说:我要杀了你!他也做到了!在这堂课里,我的内在死了,他毁了我的价值观。武术最重要的是谨慎专注,所以你必须摆脱你的过去。」

Peng Wu Chih 以一个小故事结束谈话:「两个人死了,上帝问他们,希望来世有什么?第一个说:我要有许多钱!第二个说:我要给许多钱!第一位转世成为一个乞丐,第二个成了百万富翁。」

我在五月一日寻找示威的群众,却徒劳无功,这里没有工人示威这回事。台湾是新自由主义者的梦想,不久前都还没有失业保险(因为几乎没有失业人口–至少官方是这么说)、没有健康保险、没有退休保险、没有社会福利。每件事都由家人自己安排。有些人甚至把一部份休假「送」给公司。建筑法规似乎也不太明确。对於建筑师而言,台北既是梦想也是恶梦,因为什么都可能(女人手提包形态的建筑。业界的高潮!)。

虽没有工人示威,却恰巧是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华盛顿期间,所以台北法轮功有个游行活动。这个亚洲最大的精神性组织,在中国是被禁止的。

最近有个医生公开说,他曾在中国的一个集中营里工作,数万名法轮功成员不但必须做苦役,有些还被活生生地把器官取出来卖掉。

是反中国的宣传吗?无论如何,这样的新闻吓坏台湾人,也让他们记得,自己的富裕生活不时遭受威胁,就像是站立在悬岩上的小花园。直到十年前台湾仍有比中国还高的国防费用,但今天中国却有台湾三倍之多。600枚飞弹指向台湾,每年还要再加上75枚。只要台北在「正式独立」的禁忌议题上有一个政治上错误的用字,或许在北京就会有人按下红色按钮。

最近中国付给太平洋的小岛诺鲁一亿五千万美元,让他们放弃台北而和北京建交。台湾很难跟得上,只能试着在正式关系之外,让自己(特别在经济上)无可取代。这就要花更多的精力并且也是寂寞的工作。

最后一天我们开车去「儿童育乐中心」,那是种亚洲华德迪士奈乐园,是一个美丽的、花了相当多钱建造的地方,却看不到游玩的儿童。一个都没有!「现在的小孩喜欢在家玩电脑」,一个管理员告诉我们。另一个则说:「大部份的孩子晚上都还有课。」门口守卫说:「父母没时间带孩子来。」

在回程的路上我捕捉到一个景象:无人的游乐场中,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坐在鞦韆上打着手机,而雨滴也开始落下。

浦志强:解铃还须系铃人:邬书林还有机会!

 

    章诒和先生就邬书林“因人废书”言论的抗议声明发表后,各界对她的关切正以不同方式传递过来。上海作家沙叶新、北京学者陈小雅分别撰文对其表示支持和声援,北京学者余世存来信表达了他的敬意。继南华早报率先报道“禁书”事件后,香港明报、中国时报、美国之音和世界日报等港台其他媒体和海外媒体也纷纷做出了跟踪报道。对于各界的关注,章先生深表谢意。

    大陆传统媒体对这一热点话题,仍在习惯性地保持沉默。事实上,国内媒体不乏一流采访人才,而且同样具备敏锐的新闻触觉,集体失语道出了整齐划一开“天窗”的真相,只能说明目前的舆论环境极其恶劣。我甚至认为,不少国内媒体的总编辑,日常工作几乎只剩下以“毙稿儿”来把握舆论导向了,他们并不需要布置选题安排采访和抢发真正的新闻,他们只需要告诉记者哪些是不能采访的,以及就算采访了也不能发表就足够了。应当说,在沙叶新先生的声明发表之后,国内媒体任何争取报道空间的努力,都弥足珍贵令人敬仰,因为堪称严酷的媒体管制,并不是你们自身过错所导致的。

    在声明发表的当天,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为外国驻华记者和驻华使馆新闻官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非常欢迎外国记者来华采访”的立场,这是因为外国记者对中国的报道“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他请大家放心,“中国开放在逐渐扩大,改革在逐渐深入,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渠道肯定会越来越宽,越来越多,大家的采访会有更多的便利。”他承诺政府为海外媒体提供的采访便利,不会随着奥运会的结束而再度收回。我认为,刘建超的表态与温家宝勉励作家“讲真话”是一脉相承的。虽说温总理心软邬署长手硬,但在反右五十年后的2007年,我还没发现领导人广开言路的呼吁,有任何“引蛇出洞”的迹象。

    我还注意到,此前湖南郴州当局新官上任,为省级以上媒体报道当地负面新闻的记者设立了“舆论监督奖”,此举招致了广泛的批评。概因最方便反映本地政情社情的,是本地媒体而非“省级以上媒体”,排除了本地记者获奖资格的“德政”,不小心露出当地政府叶公好龙的马脚。我们相信,“郴州经验”不应在新闻出版总署身上复制,包括邬书林在内领导人理应具备与时俱进的天分,应当有能力摒弃钳制言论掩耳盗铃的惯有思路,用服务于新闻出版事业蓬勃发展的理念,将该署的立场统一到刘建超代表国家表述的开放立场上来。

    因此,当务之急是赋予国内媒体与国外同行同等的“国民待遇”,政府应当以其对新闻自由、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切实尊重,兑现毛泽东五十年前开出的那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支票。就新闻出版总署和邬书林而言,应当立即收回成命,首先解除对《伶人往事》等八本出版物的封杀令,进而清理已有侵犯新闻出版自由的违宪陋规。

    假如真的能在言论开放的征程上迈出第一步,邬书林先生同样有机会把自己的名字载入史册,而且不是以有“污”书林的名义。

    浦志强 2007年1月21日

艾未未:规范与恶搞

 

什么都想规范,最终是什么都规范不了。真正应该规范的是政府的权力,政府对自己的认识,对权力的认识和对政府职责和权限的认识,而这些简单的问题对一些人来说却永远、永远、永远也整不明白。文化部门希望规范艺术形态,这是狗拿耗子天大的笑话。

同样那些建立“中国的百老汇”、“2008年前建成10个露天剧场”、“2008建立300块荧幕”也一样是拿老百姓的钱不当回事的陋习。你就是建立1万个中国百脑汇,10万个露天剧场,30万块荧幕,最终还是一个文化贫国,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想搞文化是天地不容的事。文化局是最不懂文化之局,无法与文化搭上关系,这是宇宙间的一条公理,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看来这个文化部门绝对不是一个可管文化的部门,而只是一个需要补习文化的部门。

奥运会徽只是一个标识,如果他人没有用其牟利,就谈不上侵权。奥运是全民的奥运,谁爱咋改就咋改,这个有人恶搞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