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北欧一些知识分子发起抵制圣诞节。大多数人对于这则新闻无动于衷，注意到这则新闻的人则普遍表示赞同，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告诉世人，现在的圣诞节模式是美国消费文化的产物。
然后，国内高校十博士也联名发出了一份“抵制圣诞节”的倡议书。这份倡议书引起了广泛关注，发表评论者大多对十博士的呼吁冷嘲热讽。因为十博士呼吁公众要“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这大大冒犯了很多人的自由概念，被上纲到是否尊重人民群众消费自由的问题，以至于有人问这十博士，今夜是否要搜捕过圣诞节者——尽管十博士手里其实没有任何强制的权力。
很多人都已经指出了，国内部分时髦人士赶圣诞节的热闹，乃是日新月异的消费浪潮变换出的一个新花样，跟那个节日背后的信仰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十博士自己也说了，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基于这一点，十博士向大家提了一个醒，让人们更严肃地对待节日，注意一下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涵，并且更谨慎地进行选择。笔者以为，这种提醒是有益的。这就好像一个朋友，或者哪怕是陌生人，告诉一位在商店徘徊的人说，电视机是用来看电视节目的，而不是用来做饭的。这种知识应当有益于消费者审慎地进行选择，而不至于盲目地花钱消费。
不过，十博士却更进一步说，“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同时也是西洋国家“软力量”在中国的渗透与扩张。因而，国人有必要从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深刻反思中国的“耶教”问题。
这说法与“集体无意识”之说未免有点自相矛盾。出于集体无意识而赶热闹，并不等于对方就有主动的“渗透与扩张”措施。就仿佛大家都买某一种品牌的汽车，未必是因为厂家的广告无孔不入，更不是因为厂家拿着枪逼你掏钱。一看到有人接受了西方的某种东西，便立刻想到渗透与扩张，而完全忘记了消费者、公众的选择自由，这恐怕正是十博士呼吁遭到很多评论家批评的根源所在。
正是这种心态，让十博士呼吁书之合理性大打折扣。其实，这种心态在现代以来大多数呼吁维护和振兴传统文化的人士那里都能够看到，比如，当代大陆以蒋庆、康晓光、陈明为代表的新儒家人物就有这种心态。这种心态让他们面对西方价值、观念、思想在中国的强势地位，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敌对意识。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起来反对、抵制、对抗，当然，最好是最后做到清除、驱逐。复兴儒家的主要工作似乎就是逐一清理西方文化，驱逐西方文化似乎也变成了最终目的。
这是一个严重的偏差。笔者支持儒家复兴，当然也支持其他宗教复兴，支持各种形式的社会建设。但在笔者看来，复兴儒家，应当是为了让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的人们有更多机会寻找一种更好的生活。或者说，复兴儒家的目的是为了在诸神之争中，向人们多提供一个备选项——或者如果加上自己的偏见的话，是提供一个更好的备选项。
然而，从事复兴努力的前提是，承认人们享有选择的自由。当然，既然人人有选择的自由，则我也有对其选择进行判断的自由；我可以说，现在不少人过的不是一种很好的生活，就像十博士所说，大多数人过圣诞节不过是一种盲从行为。做这种判断是旁观者的自由，只要他不用暴力阻止人们就并无不妥。事实上，一个共同体的习俗正是靠这种判断形成并维系的。
基于这一点，十博士及新儒家最应当做的事情就是，致力于对儒家重新诠释，使其内在的精神在现代社会找到制度依托。也就是说，把自己认为更好的一种生活方式、一套价值观念、一套社会制度，甚至政治设计方案，比较清晰地呈现到人们面前，让人们自由地进行选择。当然，人的理性未必完全可靠，因此，诉诸情感，进行某种广告宣传、说服工作，也是十分必要的。
现在，新儒家却选择了一种不正当竞争策略：它不是致力于呈现自己好的一面，而是热衷于攻击其他产品，空洞地呼吁人们改变现有的消费偏好。这有点类似于在商场上攻击对手。这种做法既不尊重对手，也不尊重公众：它毫无遮掩地谴责公众现有的选择是错误的，更糟糕的是，又试图用减少公众选择范围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儒家进入近代以来所处的弱势地位，容易让其信奉者产生一种焦虑感，对强势者有一种敌对意识。但因此而选择一种否定的、对抗性策略，最终遭到损害的仍然是他们自己。对抗其他产品，其实就是对抗那些消费此一产品的公众。
历史上不乏宗教或文化复兴的例子，只要策略得当，儒家也未尝没有复兴的希望。但致力于复兴者首先得有儒家的仁者之心，尊重他人的自由。当然，整个社会也应尊重其提供更好选择项的自由，过度的批评显示的也是一种偏狭心态。
（作者系知名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