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在邓小平时代，实用主义代替了乌托邦妄想，发展经济代替了阶级斗争，裁军代替了扩军，民生经济代替了军营经济，防守型爱国主义代替了好战型爱国主义。在对外关系上，邓小平抛弃毛时代的三个外交支点：以意识形态画线、做第三世界的领袖和随时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代之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利益优先，重点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尽量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且裁军百万。

八十年代的民间，国人急切渴望摆脱了贫穷和恶斗，封闭的国门突然打开，政治改革成为热点，外面世界的富裕和多彩凸现了自身的落后和贫乏，民族耻辱、赶超欲望、对富足西方的嫉慕和坚守古老文化的自傲，同时并存。尽管爱国主义越来越成为官方的新意识形态的核心，尽管在“中西文化大冲撞大论战”中已经出现了“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的预言，但那时毕竟还有以自由化为标志的开放心态和西化思潮，可以制衡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现实落伍以及自卑情结所激发的主流情绪，还不是对外仇恨和扩张，而是向往和学习西方。

六四之后，西方国家一致制裁中共政权，世界舆论一致谴责大屠杀，使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陷入低谷。为了稳定政局和转移目标，中共又祭起了寻找外部敌人的毛泽东策略。对内，把八九运动指控为海外反华势力插手甚至遥控的颠覆阴谋，是西方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霸权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最新证据，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任务。在外交上，大屠杀使中共陷于新一轮的国际孤立，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又离不开发达国家的市场、资金和技术，加之前苏联红色帝国的解体对中共政权的冲击，所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共政权的谴责和制裁，邓小平奉行现实低调的对外防守态度，使“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战略主宰了整个九十年代。

但是，一个独裁政权做出“决不当头”的外交承诺，在道义上是下流的，因为这种实用主义外交战略，没有任何道义诉求而只着眼于既得利益，仍然奉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无赖道德，骨子里的称霸心态或天下心态并没有改变，相信“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轮流坐庄乃霸权转移的必然规律。在实力不足时就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而一旦中华之振兴成为现实，强大的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重演“报仇雪恨”的吴越春秋，再次成为“天下中心”。

事实上，这种下流的“韬光养晦”之策，也并非邓小平的专利，毛泽东才是“韬光养晦”的鼻祖。

毛泽东非常狂妄，几乎看不起所有政治枭雄，但在更为强大的斯大林面前，他也只能韬光养晦，甚至不惜自我贬损。在抗日战争时期，割据陕北的中共基本靠苏共养活，所以，中共一面高调反对领导抗战的蒋介石政府，另一面却高举捍卫“红色苏维埃”的旗子；中共掌权后，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中俄之间从来没有过基于道义的盟友关系，即便50年代初的中苏蜜月，也不过是两个野心勃勃的极权者之间的相互利用而已。斯大林需要中国充当他称霸世界的东方炮灰，毛泽东需要苏联的帮助摆脱孤立、巩固权力和重建废墟。也就是说，苏中的盟友关系是共产极权秩序内部的“主奴关系”，斯大林是“老大哥”，毛泽东是“小老弟”，前者主宰和扶持后者似乎是天经地义。而斯大林一死，老大哥的位置出现空缺，处于“小老弟”地位的毛泽东，看不起斯大林的接班人，而自以为有资格充当“老大哥”，极权者之间的你死我活的冲突，也就必然爆发且不可调和。从六十年代开始，中苏冲突的剧烈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中美冲突。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斯大林每次接见中共要员时，都声称绝不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等人，每一次面对斯大林的故作姿态，皆以谦卑的口吻请求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参见《斯大林与中国》）。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历史专题片中，我看见过这样一个片断：国人举行抗美援朝的盛大游行，抬着一副斯大林和毛泽东握手的巨幅画像，画像上的斯大林以高大魁梧的形象俯身倾顾着身材矮小向上仰视的毛泽东。而众所周知，现实中两人的身高恰恰相反，应该是身体高大的毛泽东俯视倾顾身材矮小的斯大林，而斯大林只能屈居向上仰视的窘境。

斯大林和毛泽东皆是狂妄的极权者，但当毛泽东自认实力不济时，为了换取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他就韬光养晦，竟不惜公然用画像上的颠倒黑白献媚于斯大林，以自我贬低凸出斯大林的高大，以小兄弟的仰视把“老大哥”捧上云霄。中苏决裂之前，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反苏就是反革命。而当毛自以为羽翼丰满时，就公开觊觎共产领袖的地位，就强调自力更生，就由“决不当头”变成“争当霸主”，所以，中苏决裂，恶语相向，大骂苏修及其霸权主义，拥苏就是反革命，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而一旦前苏联的核物威胁近在眼前，中国内忧外困的孤立窘境顿时凸现，毛泽东不得不收敛起两面出击的外交锋芒和充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放下身段联美抗苏。

所以，“韬光养晦”，不过是信奉实力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独裁者的缓兵之计，而绝非基于人类道义和长远利益的外交战略。韬光养晦与遍布网络的好战爱国主义的区别，只是表面的，即官方的外交辞令和民间的流氓俚语之间的区别，其内在的民族心理皆是下流而阴暗的。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民族主义的第一次大爆发，由1993年北京申奥失败引发。这一失败使中共的体育外交破产，也重挫了国人的民族自尊。而民族自尊的受挫，恰好为中共急需修补政权合法性提供了绝佳时机和民意资源，中共自然不会放过。如果国人不相信八九运动是西方反华势力全力介入的结果，不相信武力镇压是为保护国家利益而不得已采取的决策，那么现在西方反华势力对北京申奥的破坏就摆在眼前，不由人不信。于是，百年外辱的延续和反华势力的颠覆，又有了新的例证，国内掀起了改革以来的第一次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它的主流情绪是怨妇式控诉式谴责式的：以歪曲甚至编造历史的方式，蓄意历数百年来西方人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罪恶和对中华民族的侮辱。

但是，这种以诉苦指控为主的怨妇式民族主义，已经透露出在新世纪占据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好战化流氓化倾向，其大众化版本的代表就是《中国可以说“不”》。在该书中，极端的民族仇恨、大中国野心、嗜血的浪漫抒情和泼妇骂街的流氓腔调，一应俱全。历数美国霸权对中国对世界犯下的滔天罪行，大骂美国人及其亲美派全是“贱坯”，只能让其闭嘴：“不许放屁”。全力煽动仇恨和好战的民族主义：“如果和解变得极不可能，我号召中国人民记住仇恨！”和“进行报复！”使台湾海峡“筑成一堵无形的哭墙！”“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那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坟墓”。而中华民族的“顶尖人物”将在这血染的风采中“注定要崛起”，他们的使命就是为实现“领导二十一世纪”的野心而奋斗，而美国霸权主义及其走狗注定“完蛋！”

由此可见，韬光养晦的低调孕育着大国外交的高调，怨妇式的民族仇恨喂养着报仇雪恨的种籽。

 

一。

不断听到呼唤我们中国文艺复兴的说法儿，人们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文艺复兴的盛世盛况。这种想法当然没什么错儿。它反证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信息说明我们所知的“中国的文艺”离复兴尚有距离，即使有人说存在一些不为人知的文艺，那些文艺非常了不起，比如“我的文艺”、“你的文艺”、“他的文艺”等个人或群体的文艺非常伟大光荣，但如果它或它们确实不为公众所知，同样说明我们目前的社会文明程度还较低，至少，我们的社会还有不少野蛮、专断的地方，它充斥成见、愚昧，扼杀了这些优秀文艺的传播。

如果我们对文艺、知识、思想抱有知人论世的理解，我们知道，真正的文艺、知识、思想自身是一种力量，一种协从罗致的力量，可以润物无声般地深入人心。因此，尽管文艺复兴的希望在国力日益强大之时也越来越可望可即，但我们应该明白，文艺复兴不是可以预测的。尤其是，文艺复兴不是工程、运动能够实现的，不是申请立项就可以完成的。

更为关键的是，文艺复兴不是子民臣民类人孩式的原子个人所能担当的。这话似乎大家也都同意。文艺复兴的立言立功立德者，几乎都是伟大的生命个体，是成年人，是孩子眼中巨人式的精神成果。如果他们自己立不起来，他们像孩子一样趴着、蹒跚着，甚至权宜势利着，他们的作品，也只能是涂鸦之作，瞒骗之作，装傻充嫩的低幼之作。

有人因此说，因为某个时代的人全是奴隶奴才，所以那个时代肯定出不了大作品，他们都不是复兴文艺的“那块料”。这话似乎能说得过去。但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事，当儿子接班时，父亲会担心地想过，我儿子像是做官的人吗？有人就会劝父亲宽宽心：官嘛，做做就像了。由此推理文艺复兴之事，我们可以理解，只要奴隶奴才们知道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只要他们有高于既存的梦想，他们心向往之并精进追求，他们仍会有创造的大收获。

有人铁定地说，因为我们不是公民，所以我们搞不了文艺复兴；因为我们搞不了文艺复兴，所以我们做子民的苦日子遥遥无期。这就太悲观了。事实上，文艺复兴在文明的进程里，不是鸡与蛋的问题，而是如上说个体发心发愿的问题，是个体对一个时代经验的无间体验和表达的问题。如法西斯猖獗的时候，托马斯-曼就说过，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他牛，了不起，因为他个人的精神确实表达了一个文明的德国。

如果一个人只是呼号，只是喊叫说要有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永远也来不了；如果他自身就体现了某种观念、思想、文明精神，他即使不说，他也仍参与了文艺的复兴。当然，这里有一些滑稽角色，比如胡适之先生，他希望并向往中国的文艺复兴，但他和人们事后才发现，他参与领导了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这就像我曾经说的，踏破铁靴，回向自身。我们表达真理，我们必须在真理之中，我们建设现代化，我们必须在现代性之中。一个“非常道”故事是，河南的某青年神往北大，以为那校园里出没的都是理想主义者，待他考上北大，非常失望，有一天在校园里走着，突然大悟：原来理想主义者就是我啊。他也因此不敢妄自菲薄，努力学习，终于学成成为社会栋梁。

二。

什么是真正的文艺？各人有各人的标准，最为有效的检验方法，可能是它是否挑战了人们的心智并且同样能够挑战另外时空中的人们的心智。以此标准来看，我们几十年来曾大红大紫过的文艺，确实难以作为文明的营养，既不能给今天的人们以美的享受，又拿不出手，让外人承认。除非我们以某种文艺外的力量，强迫中外人士欣赏这些作品。

在今天世界知识压倒性地重构了地方文明，并要求地方知识能参与校正服务于世界知识的时代，如果地方知识仍只能自说自话，甚至只是摹仿、学舌世界知识，我们很难指望地方文明会有什么“文艺复兴”。它们只是世界文明的一个摹本或对应物。如果我们的吃穿住用等生活资料领域，以及能源、交通、金融等生产领域，其核心思想、技术都源于别人，我们被别人协从罗致，这虽然强于被人胁从罗致，但我们的文艺复兴之说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最多在技术的运用、知识的学习中有模有样，我们难以做到创新。

如前说，创新、大创造的文艺自身有一种文明的力量，使不同时空的人类不由自主地为之吸引。那种以为横空出世、惊涛拍岸的力量，那种大声喧哗、广场狂欢般的媚雅媚俗媚时，未必是我们理解的文艺。

我们中国人当然不应甘于做世界知识的受体，我们也应该主动地做点儿贡献。但光有善良的愿望还不行，还得有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正当其时的成果。文艺复兴当然是最有可能的了。但文艺复兴如前说，不能是类人孩们的项目工程；同时，复兴之文艺不是书斋头脑里的绝缘体，它是跟社会进程相关的，它参与了社会，它的理想追求、价值审判无不应时而生，套一句俗话，一切文艺并非纯粹的语言文字或音符组合，而是历史叙事，是历史的产物。那些以为在为未来社会写作思考的人，那些以为自己避世即可写成经典的人，无异于缘木求鱼。

三。

有人说，在国力强大的今天，国家完全可以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夏商周工程、清史工程，等等，都轰轰烈烈。但是，但是，而今安在哉？

以政带工的工业化是权贵式的，以政带学的文艺是鹦鹉式的。体制、工程、行政力量带动不了工业化的健康发展，也带动不了文艺的繁荣。比如，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就跟体制性的力量无关。

关于我们当代的文艺复兴，最早是郭沫若喊出来的，他在《科学的春天》里预言我国春天的来临。他借用恩格斯关于文艺复兴的名言“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认为我们的时代也需要巨人。20多年后，张远山、周泽雄在盘点20世纪的文艺时说过这样的话：“这让我奇怪了很久：什么时代是不需要巨人只需要奴才的？文艺复兴的史实告诉我们，真正需要巨人的时代，一定能产生巨人。郭沫若报信至今已过去了二十年，然而巨人就像戈多一样苦等不来，这到底是由于郭沫若再次谎报了时代精神，还是证明这个春寒料峭的时代并不真正需要巨人？”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的弓还没来得及张开，黑暗的潮水就把他32岁的阳光生命淹没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他的挚友于右任万般悲痛之中，想起的正是一个月前他们同游杭州南高峰的这首诗，感慨海门之潮正汹涌而来，而“才、学、识”兼备的宋教仁已被生生地夺去了生命。然而，这决不止是他家人、朋友、同伴们的悲伤，也不止是与他同时代的国人的隐痛，更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百年伤痛，是整部近代中国史不能弥合的创伤。因为宋教仁，我的心中总是想着南高峰，想着他留下的诗句，这位近代的阳光型政治家，有了他，西湖就有了别样的意义，西湖就有了近代的气息，不再是古典的山水，只活在苏东坡、杨万里他们的柔媚诗行里，只活在张爱玲“前朝名妓的洗脸水”式的散句里，只活在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壮怀激烈、于谦的“石灰吟”和张苍水浩气长存的一声“好山色”里，也同样活在宋教仁的笔底，活在他心无旁鹜为共和奔走的脚印里。

今天,登临杭州南高峰，有几人还会想起宋教仁和他最后的诗？要说悲哀，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离登上南高峰不到一个月，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就响了，他被小小的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之中，枪声震颤了晨光熹微的民国。上海火车站的历史记住了这一刻：1913年3月20日，三天后，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人杰，中国近代史一个阳光般的政治人物，一心要完成革命党到普通政党的转型，暴力革命到民主宪政的转型，最终带着未竟的理想撒手而去。

举国同悲、普天共愤，眼泪、愤怒铺天盖地，从上海到北京，整个中国都为他的死感到，包括杀害他的、嫉恨他的人那一刻甚至也感到了失去对手的痛苦。宋教仁之死，引起一浪高一浪的抗议，从民间到国会，从报纸到集会，最后孙中山、黄兴仓促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反对袁世凯，就连留恋于水光山色的和尚苏曼殊都坐不住了，他在西子湖头愤然写下《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后称《讨袁宣言》）。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我之喜欢苏曼殊，先是这位“行云流水一孤僧”的诗句，以后看到他那些感怀身世的小说，在新旧文学的交汇点上，他哀怨动人的伤感文字，他悲剧的故事，无疑吸引并影响了年轻一代。我把他的诗和小说都看成农业文明走向衰落时的挽歌，它不是田园牧歌式的优美如画，也不是革命的高歌猛进、慷慨激昂，他的调子常常是忧郁的，仿佛有着无尽的惆怅，以后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依稀能找到一点苏曼殊的影子。作为过度时代的人物，他在文学史上、乃至辛亥革命史上都留下了他富有个性的痕迹。

早在1898年，苏曼殊少年时代即东渡日本求学，先后进过横滨的大同学校、东京的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等学校，过着清苦的生活，为了节省火油费，他晚上不点灯。在日本，他参加过“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踏上了反对清廷的路。为此他不惜与资助他的表兄闹翻。1903年9月，他回到上海，写信给表兄，表示“今日黄浦投江死”，实际上是与表兄决裂。此时正是“苏报案”发不久，他在苏州吴中公学教书，给章士钊等人办的《国民日日报》写稿，翻译了雨果的《惨世界》，成为最早将翻译雨果作品的中国人。他一直有两面，一面是“芒鞋破钵何处去”的自我流放的心态，一面又敢于反抗社会黑暗、向强权说不，留下了“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的诗句。他不断地流浪、自伤，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出路。与他同时代的好友陈独秀、冯自由、柳亚子他们不同，当苏曼殊死时，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已大放异彩，其本人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成为举国青年的偶像。

这当中诚然有苏曼殊自身性格上的原因，比如敏感、脆弱、自卑等，这些无不与他童年的遭遇有关，坎坷的身世，后娘的苛待，畸形的家庭环境对他的伤害太深了，使他实在摆脱不了那种阴影。

1903年冬天《国民日日报》停刊，他带着好友到香港找《中国日报》的陈少白，受到冷遇，生计无着，他愤而削发为僧，从此以和尚自称。其实，他的血未冷，1904年春他还曾决心用手枪暗杀康有为，表达对保皇派的强烈不满。因陈少白等人的力劝，才没有实施。也是这年秋天，他在长沙参加了华兴会，起义流产后，他在上海还参加过华兴会的秘密会议。毫无疑问，他也曾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热血志士。

苏曼殊身上的病态显示了一个转型尚未完成的非常态社会特征，时代之病通过一个诗人、僧侣的人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五四”前夜的中国，他四处飘零的短暂人生，不幸的身世，让人羡慕的才华，处处都能打动人心。他写的是旧体诗、文言文，但他的诗文清新可读，有了“一脉清新的近代味”，字缝当中已是晨光熹微，长出了近代意识的几瓣嫩芽，预示了新文学黎明期的到来。上个世纪80年代末，李泽厚的评价大体上是准确的：“苏作在情调凄凉、滋味苦涩中，传出了近现代人才具有的那种个体主义的人生孤独感与宇宙苍茫感。……它已不是中国传统的伦常感情（如悼亡），佛学观念（色空）或庄子逍遥。……这些似乎远离现实斗争的浪漫小诗和爱情故事，却正是那个新旧时代在开始纠缠交替的心态先声。感伤、忧郁、消沉、哀痛的故事却使人更钟情更怀春，更以个人达到体验去咀嚼人生、生活和爱情。它成了指向下一代五四知识群特征的前兆。”

1918年5月2日，当苏曼殊在上海离世时，只有35岁。这位诗僧对杭州怀有深厚情感，曾在灵隐寺、凤林寺边上的陶庄住过，一度在西湖雷峰塔下的白云庵昼伏夜出。他在西湖写过许多美丽的诗篇，其中就有一首《住西湖白云禅院》：

“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

始建于宋代的白云庵，清末民初的主持意周和尚是个革命志士，因此小小的白云庵秋瑾、陶成章等许多著名革命党人出没的地方。意周和尚说他五、六月间，白天老是睡觉，到了五四披了短褂子，赤足，拖着木屣，在苏堤、白堤上到处跑，尽享湖山夜色，不到天亮不肯回去。他以酒当茶，诗画自娱，风流洒脱，他常常手头窘迫，向庵里借钱，然后汇到上海的一个妓院。过不了几天，就会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的糖果、香烟，他则躲在楼上吃糖、抽烟，饭也不吃了。

直到1924年6月，由孙中山出资，柳亚子等友人将苏曼殊葬在西湖的孤山北麓、西泠桥畔，还建了“曼殊塔”，与其遥遥相对的是一位历史上有名的苏姓美女——苏小小之墓。生也匆匆的诗僧若有知，也许感到欣慰吧。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浪漫、颓废，在诗书画酒中将青春消磨殆尽的诗僧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1913年，面对宋教仁的血，他写下的《讨袁宣言》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昔者，希腊独立战争时，英吉利诗人拜伦投身戎行以助之，为诗以励之，复从而吊之曰：

（希腊！改换了你的主人，你的情况仍旧这般！

  你的光荣日子过去了，但你的耻辱岁月还是存在。）

呜呼！衲等临瞻故园，可胜怆恻！

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屠操刀，杀人如草；幽、蓟怨冤鬼，无帝可诉。诸生平等，杀人者抵；人讨不申，天[]不[]。况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昏；新造共和，固不知今安在也？独夫祸心愈固，天道愈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

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 尔之魄！尔谛听之。”

宋教仁被暗杀，文人苏和尚持钵而起，书生任鸿年却悲痛绝望，选择了在西湖边投井自杀。1947年10月25日，一个阴霾的日子，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和“中国科学社”的老友任鸿隽步行来到白云庵即月下老人祠遗址。他当天的日记中说，任鸿年就是任鸿隽的弟弟，当年他因宋教仁之死，“觉中国之无望，于烟霞洞旁投井而死，革命同志为之葬于白云庵旁。此卅年前事，迄今墓地旁野草丛生。月下老人寺既废，寺僧亦不能照顾矣……”（在任鸿隽的记忆中，他弟弟是“发愤投葛洪井死”。）

又是两个三十年过去了，任鸿年之墓早已无处寻觅。中国有重官的传统，西湖边上那些达官贵人、乃至红粉佳人的墓都纷纷重建，比如王文韶、陈夔龙等明清做过大官的故居、墓穴都成了新景点，“慕才亭”中虚拟的苏小小墓更是成了芸芸游客“摸财”的去处。而像任鸿年这样的志士注定了被淡忘，甚至被彻底遗忘，宋教仁是谁？今天的许多红男绿女尚且一无所知，何况任鸿年、苏曼殊。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的自由流动日益活跃，一般来说，人们主要关注的是这一流动的正面意义，包括权利的渐次落实、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等等，但是，被人忽视的是，这一自由流动背后的驱动机制所可能蕴藏的负面意义，以及其对中国未来的深刻影响。

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展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背后，乃是两个基本的动力引擎的驱动：第一个引擎来自地方分权：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以经济发展为主要政绩的升迁考核标准，使得地区间的竞争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而其表现则是各级政府的投资热情，以及各级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渐次接受和支持。第二个引擎来自对外开放，曾经一度被看成负担的大量人口，加上相对普及的中小学教育，使得简单劳动力成为了中国在上个世纪80和90年代最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大量外资的进入，和出口业的兴起，都建立在这一资源优势之上，并成为了改革的最大驱动力之一。

但是，上述双引擎驱动机制，固然在很长时间之内共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也造成了相当的困惑，因为两者所遵循的原则毕竟不一样，地方政府再怎么追求经济业绩，其所遵循的也并非完全的市场逻辑。在中国现行的投融资体制下，各级政府的投资热情无一例外地指向了资本密集的产业，尽管在其本地最有优势的资源是劳动力，这种政府投资热情与最具优势资源背离的现象，依靠外资和外贸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但也造成了这样的情况：由于当前政府投资的特定行为方向，在整个中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但绝非轻微的就业困难，而与此同时，由于活跃的外向经济的吸引，劳动力也日趋向少数地区聚集。在这种经济发展的逻辑支配下，出现了在地就业紧张和人口外流的长期并存，而笔者以为，由于上述两个因素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将使得问题不止局限于经济层面，而势必蔓延至社会和政治层面。

首先，就业困难的推力和外向经济的活跃所带来的吸引力将长期存在，在此情况下，相当多的外来劳动者——如果不是说绝大部分的化——将选择在异地长期就业，而不可避免的，就是其生活内容——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也将在异地完成。其次，人口向少数地区的聚集，其规模的扩大，使得异地就业者可以在就业地将原居住地的社会关系加以复制，近年来所披露的事实表明，无论是最早的北京浙江村，还是广东的虎门小金堂，甚至是北京朝阳区一带的外来菜农，都有这种将原居住地的社会关系——亲戚、邻里、乡党——在新的就业地重建的现象。最后，异地就业的长期化和人口聚集的规模化的共同作用，将使得就业地成为其新的家园，而对于那些干脆就在父母的就业地出生或者至少成长的新生代来说，父母的就业地干脆就是其新的故乡，而在以后代的发展为重的中国社会，儿女的新故乡，也势必驱使父母将新家园视作自己的新故乡。

于是，我们已经看到并将继续看到，以就业地为新家园和新故乡的人群的日渐扩大，但是，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能适应这一新的现象吗？如果不能，其后果又将是怎样的？很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似乎确实没有做好准备。

长期以来，人们对双引擎机制下的人口流动的长期化和固定化的认识并非充分自觉。在改革之初，劳动力问题的解决方案寄托在所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之上，但是，乡镇企业因为其布局分散而违背了资金、技术、劳动力集约经营的现代企业要求，而注定会走向衰落，随着改革在90年代的推进，人们开始意识到，城市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服务业的兴起，可以作为劳动力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近年来的事实也表明，城市化以及其带来的人口聚集，确实是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最重要原因，但是，这就带来了新的问题：以城市化为目标的人口聚集，将不仅仅是劳动力本身的流动，也是劳动者的身份、生活和世界观的转移。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将面临这一半与那一半的对立：一边是在地意识和各种权利利益统一的本地人，一边是在地意识和各种权利利益分裂的移民第二代，他们同在一个地方，却拥有不一样的身份认同、不一样的权利和不一样的利益保障。而如果有那么一天，移民第二代不仅意识到了这种不平等，而且试图改变这种不平等，并且能够用改变的企图来加以动员和组织，形成一个相对团结、诉求明确的团体，那么，我们就可能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冲突。

当然，笔者并不希望这一景象成为现实，可是，要避免这一前景，逻辑上只有两个出路，要么就是让人口流动和异地就业居住不再进展下去，可这种张维迎式的思路，不仅违背了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是不可行的，更违背了公民权利的要求而是不可取的；剩下的，就只能在消除不平等上做文章了，只有在社会政治权利和各项利益上尽可能满足移居者的要求，消除横亘在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巨大鸿沟，才可能避免一半人对另一半人的冲突这样可怕的前景（如果考虑到外来移居者的生育率远远超过本地城市居民，这一设想并非夸张），才可能让未来的社会在和谐中前进。

 

近日，在对龙的认知方面又产生了争议。在是否将龙作为中国的象征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意见。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网上网下，专家学者，普通网友，众说纷纭。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龙是无处不在的。成语中的龙腾虎跃，龙飞凤舞等等，仍在为人们所习用，龙的形象更是屡见不鲜。龙不但存在于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中，龙也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划龙舟，舞龙灯，是现今仍存的体育活动与文艺活动。皇帝的龙袍，龙椅，龙一样的皇帝仍在我们的图书与影视作品中飘飞与安坐。张艺谋大师又制作了一部离不开帝王将师、阴谋诡计、杀　流血的宫中戏剧──《满城尽带黄金甲》几乎成了全国尽带甲黄金了，这样与当下的“太平盛世”倒是颇为相符，只是那头昏脑胀之人才会真正相信太平盛世的实存。

伟大的《易经》开篇第一卦就是说龙的，“时乘六龙以御天”、“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与“见群龙无首，吉”。这龙是什么呢？或许真有那龙？在渊在田在天，或许只是古人的想象。反正一般人谁也没有见过那神秘的龙先生。好龙的叶公可能见过那龙，只是我们又没见过叶公，于是叶公所见的龙与我们又隔了一层。一年多以前，海外某网站登过一张关于龙的照片，据说是在青藏高原的云层上拍下的。那照片上的龙好象一只巨大的鳄鱼，黑色的鳞甲上闪着银光。但这龙的真实性并不算大，可能多半是那些喜欢制造耸人听闻的新闻的人们的创作，尽管创作的动机是良善的。

龙是什么呢？龙又在哪里呢？我们是要龙呢？还是不要龙呢？龙能否成为我们中国的象征呢？这些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是有趣与有意味的。

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常常好发议论的我，倒是愿意以一已之见来作出我自已的回答。不管这些回答是否合人们的心意，也不管这些回答是否一定“正确”，我只想着我无邪恶之心无伤时害世害人之意就行了。

我眼中的龙是古人所作的观察与想象，是原始的图腾，权力与幸福等等抽象概念的象征。龙在古老的土地土层里、岩石中，在发黄生霉的史册里，更是在代代相传的我们中国人的大脑里。我们要龙，我们不能不要龙，因为那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不能不要我们的传统，我们无法将我们与我们的过去与现在野蛮割裂，生生分开，我们并不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是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决裂的结果是摧毁一切，作恶多端。

我们要那龙，但不要那凶恶之态的帝王之龙影响我们的现实生活，作为传统专制权力象征的龙是我们应在思想上坚决否定的，因为它与现代的自由、民主理念格格不入。我们要龙，我们要喻示着君子自强不自息的大龙、强龙、有志气有作为的龙，我们要那象征着富强、高贵、祥和、幸福的龙，我们要与现代的人权理念、自由民主理念、现代的生活方式相一致的现代龙的概念与龙的存在。以龙所含的积极喻意如进取、勇敢、所向无敌、高贵、坚强、伟大、多能等等为核心的中国龙是我们中国人可以采信的国民精神与国民人格的象征物，正如美国鹰一样。

古老的东方有条龙，她的名字叫中国。这歌所传达的情感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我永远认同我的龙的传人的身分，永不更改此一有意思有尊严的民族象征物的身分。我以我是东方中国龙的子孙为荣，我的黄皮肤、黑眼睛是我这龙的子孙的主要标志。那落入可厌的帝王情结陷井的龙子龙孙的说法与我所说的龙的传人与子孙的身分认同是不相干的。我厌恶那世袭着祖辈与父辈的权力与地位的龙子龙孙们，如古代没出息的太子、帝王，我同样厌恶现代世袭优渥地位与巨大权力的所谓太子党（那以自已的努力而升至高位者不在此中）。

龙呵，中国的龙，我们的龙，是新美如画的现代大龙，是坚强勇敢的龙，是上天入地的龙，是有为有能有才智的龙，是幸福祥和的龙，是和靄可亲的龙，是与我们相伴，随我们远行的龙。

赵子龙、陆文龙、诸葛卧龙，所有的勇敢的男子、智慧的人们，都是我们喜爱的对象。

龙呵，在世纪的长空之中快速飞航的中国龙。她必将超越她的障碍，领先于世界。只我们中国人个个如龙一般努力进取，我们一定能看到一只飞腾于世界前列的中国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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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秋冬，肃杀之气是如此之重，以至于快忘记听到好消息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了。但有传闻说杨建利博士即将获释回美，心头猛然一亮，同时伴有一种五脏六腑的轻微颤抖。这是发自内心的真欢喜！

圣诞就要来了，不怎么在意洋人节日的我，开始数算日子，据说政府会在圣诞之前释放杨建利。仍有点不敢相信好消息会被兑现，十几年的政治异议生活，已经从骨子里把我塑造成一个悲观主义者，于是，便为杨建利提前释放胡乱地寻找理由：据说圣诞前将对高智晟进行宣判，而此前陈光诚案的重审也维持了原判，为了平衡一下国内外舆论，也许，只有释放杨建利才会达到他们的目的吧，我不相信一个又一个良心犯的判决，带给政府的仅仅是胜利的喜悦。

当然，对我们来说，不会有完整意义上的好消息，以杨建利大胆闯关和“我不陪你们玩了”的姿态，如果不是为了缓解今年抓人太多的气氛，监狱当局决不会送给杨建利哪怕一天的“刑期人情”。但不管怎么说，杨建利的释放本身，确实是值得庆贺的。

2002年，在闯关回国前夕，杨建利曾经给我发过一份访美的邀请，因为我最终没能拿到护照，只好作罢。但这份情谊，我牢牢地记在心里。后来听朋友说，杨建利很同情我的遭遇，希望帮助我出国安心地读书，他知道，错过了那个年龄，我的读书梦就再也难圆了。

就在我的护照申请被拒绝的同时，传来了他被捕的消息。

杨建里是山东沧山人，这一点，直到他入狱之后我才知道，沧山县属临沂市管辖，而我的老家蒙阴县也属于临沂，这就使我对他有了一种老乡加知己的特别的亲近，假如有一天相见，熟悉的乡音应使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感动。另外，陈光诚的老家沂南，王金波的老家莒南，均属临沂，从大概念上来说，都算是老乡，

杨建利是伯克利加州分校数学博士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双料博士、双料名校，以这样的资本，要想单纯寻求个人的发展，易如反掌。记得前几年有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陈琳，被一家国内民办学校以百万年薪聘为校长。该民办学校大肆炒作的，就是陈琳的美国博士概念，而陈琳正是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博士毕业生。当时舆论对陈琳的哈佛背景有所怀疑，关于陈琳是否哈佛博士的调查持续了许久，最终，当他的教育背景得到证实，热闹的讨论便戛然而止了，也就是说，作为哈佛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毕业生，舆论承认陈琳有资格获得百万年薪。

当时便想到了监狱中的杨建利，我不知道杨建利是否认识他的师弟陈琳，但身跨文理的双料博士杨建利如果放弃他的政治信仰和追求，给大使馆写份检查，回到中国淘金，凭他金光闪闪的双料博士头衔，应该是很容易加入当代权贵分肥运动的。

但他却主动走向东北工人当中，主动走进了北京的监狱。如果没有一种真正的圣徒精神，如果他的血管里没有流动着高贵的血液，他不会毅然决然地走出这一步。

五年的监狱生活，使杨建利拿到了他的第三个“博士”头衔。透过网络，曾经看到一张杨建利摄于1989年6月4日的照片，在他的身后，是天安门城楼，是燃烧的火光，而照片中的他，握紧并举起两只愤怒的拳头。对89一代来说，无论走过什么样的道路，无论经历什么样的命运，当年回响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誓言，是不会烟消云散的，正因为如此，1989年之前即已出国读书的杨建利回到他的祖国坐牢，并不出人意料。无论他的闯关之举效果如何，都是一种必要的尝试。

杨建利被捕于2002年5月，当时有朋友乐观地认为他可能不会被关押太久，但我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中共打破了对境外居民中的民运分子先判刑后驱逐的惯例，尽管美国国会两次全票通过了要求放人的决议，杨建利仍被牢牢地控制在监狱当局手里。杨建利的分量，使他无法成为“人质外交”的筹码，他熟悉国外生活，既有思考和写作能力，又有运作经验，这样的人，对中共来说，不管通过人质外交能够换取什么，都不如把他关押在监狱中更为合算。

到今天，杨建利在监狱中已经度过了四年半的时间。他的家人和他一起承担了沉重的苦难。对这样一颗高贵的心灵，我们不必使用太多赞美的语言，只能说，对一个优秀和真诚的中国人来说，杨建利的承担是必要的，否则，会让我等平庸和懦弱者对民族的未来更加悲观。在祖国这个概念面前，杨建利这样的海外游子表现出了共同承担的道义姿态，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爱国者。

祝杨建利果如传闻所说尽快回到美国，给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一份最好的圣诞礼物，而对所有关心杨建利的人来说，这又何尝不是我们最好的圣诞礼物呢？

（文章完稿之后，却见网站上撤下了杨建利即将返美的消息，难道会是一场空欢喜吗？仍满怀期望地等待圣诞节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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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的信仰都来源于无意识的本能冲动，并且独立于理性的思维及其延伸出的思维逻辑。在无意识本能冲动中，这种信仰从来就不受理性的思维及其逻辑的影响。当任何一种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理念在观点上引起了激烈的冲突时，人们应该从信仰的范畴里去寻求解释的方法和原由；而不是从知识的角度去寻找教条式的论证。

所以，当从宗教信仰的范畴里出现了神秘主义的情形时，感性考量的情感逻辑以直觉的审视直接或间接地在现实的情况下作出判断。实际上，所有的“革命领袖”其身分都是以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事实上，他们在创造并完成自己的革命大业的前夕，也通过学习而积累了相当的文化资源，并将其所积累的文化资源在偶然得到的机遇中；迅速将其转化为政治的理论及其经验，这种政治的理论和经验，全然是凭感性考量的直觉审视在现实突发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地迅速获得。

应该知道，无论是在理性思维的现实中，还是在感性考量的直觉下，冥冥当中，都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以强大而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精神在操纵着现实事态的发展。任何唯物辨证决定论的理论和经验在这一双“看不见的手”中；都会变得十分的荒谬和苍白。事实上，更不应该否定那些“革命领袖”的感性考量的直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当浓烈的。处在现实中的理性思维，不过是他们在处理具体情况时的一种权衡之计。

所以，在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和革命的暴动中，群氓革命者的领袖们都是以上帝或是神佛的旨意；再加上暴力革命主义的学说，而凝聚成一种具有煽动性和颠覆性的革命理论；以充当其革命运动的精神支柱，从而实施其“革命领袖”最高集团的极端功利的索取和自我私欲的膨胀与扩张的龌龊勾当。在上述的意义上，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三大革命运动的内涵和实质基本如此。一切都在于知识分子为担当“大任”并一心通过科举考试的路径，在仕途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而完成其光宗耀祖名垂千古的自我膨胀的传承大业。

洪秀全在经历了四次科举考试的失败中，品尝到现实残酷的精神苦果。由于不堪承受数次名落孙山的打击，终于病倒而卧床不起。此时，他的心情任何人都可以体谅。因为，仕途的梦幻在现实沉重的压抑下而化为乌有，报效父母的恩情；以及爱国和报国的思绪在此情况下，终于转化为对国家和社会迸发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因这种突发的力量得不到尽情的宣泄，病重当然再所难免。在重病卧床一个多月里，也不排除洪秀全对名落孙山耿耿于怀的伤心记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精神恍惚的病态记忆下，无意识的本能冲动无时无刻地萦绕在他的幻觉中。由于幻觉的凝聚，一场美梦便使他升上天堂。

他看见了一位极为威严的老人端坐在天堂的宝座上，这位老人声称是他造就了世间的人类，而这世俗的人们却为了自己的私欲膨胀和极端功利的索取作恶多端。他亲手授予洪秀全一柄斩妖除魔的宝剑和一种象征权力的印绶，嘱咐他要尽力斩除妖魔鬼怪并劝人为善。同时呵斥孔子在所写下的书籍中没有清楚地阐明做人的世间真理，在一旁的孔子唯唯诺诺、认罪不讳。洪秀全还梦见一位声称为“兄长”的中年人将助他斩妖除魔。这场美梦使洪秀全相当的满足，因为在现实中无法宣泄的怨恨，终于在这场美梦中得到诠释。

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怀抱着做一翻大事业的仕人，都有着类似于这种梦幻的经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将自己仕途的进取和荣华富贵；以及事业的成功与否，都依附在“天命”之上。都认为自己是“真命天子”、“菩萨转世”以及“上帝的使者”。因此，特别喜欢将这类“梦托”作为自己事业成功的开始和理由。他们知道，在担当“大任”之前，必须“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

使自己处在一无所有和受苦受难的修炼境况。这是一种受虐狂的心路历程，当人的受虐心理在承受的量度上发展到及至，这时一种妄想的幻觉便随之出现，注重于理性思维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妄想的幻觉转移到意识之外，然而，只注重于感性考量的人，在某种情况下是无法控制这种受虐冲动；在达到及至时所出现的妄想幻觉。如果没有理性思维的参与，这种旨在感性考量范围中萦绕的妄想幻觉，势必会发生使精神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出现崩溃的状况。

所以说，感性的考量是在于心理无意识积淀发生极端裂变的那一瞬的闪现；而出现定夺的审美冲动。这一审美冲动在施虐与受虐的定向中所出现的仍是一种空无的妄想幻觉。它丝毫与现实中的社会景象毫无相干。但是，它审美的妄想幻觉及其冲动，又是来自社会的冲突和矛盾。因此，感性的考量需与长期和理性的思维进行互动。这样，就会形成阴阳互补的双修意识之心理。从而达到圆满的最高境界。

洪秀全的“梦托”是无法与理性的思维相互动的。这种“梦托”只是一相情愿的感性萌动，连考量的量度都谈不上。因此，这种“梦托”

只是一种孤独的阳性燃烧，就象痴人说梦一样充满着毫无意义的喧嚣与骚动。

一个人，当他的仕途前程被社会的现实残酷地将其摧毁后，被压抑在无意识心理的骚动是无法平静的。这种动态的狂啸，随时随地都在撞击着被封闭的心灵中的墙垣。特别是具有着一种反叛颠覆性极为强烈的人，他的欲望就是形成要充当“领袖”的动力。他随时随地都在寻觅着一种进行轰轰烈烈的反叛事业的开始点以及行动的理由，于是，天灾人祸的巨变、大自然怪异的景象、“梦托”的幻觉都是这类人起事的开端和动因。

在上述的意义上，洪秀全的“梦托”，便是19世纪中叶的一场排山倒海的农民起义与革命暴动的关键。洪秀全梦见自己升上天堂，这个天堂就是意味着他将要通过暴力革命所建立起的太平天国。那个端坐在宝座上的威严的老人，想必就是上帝。因为洪秀全在“梦托”之前，只接受了一本宣传基督的《劝世良言》，匆忙之时，也无暇细读。加之又没有上帝的图象作为参照之物，所以，上帝在他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尊容，可能到他寿终正寝之时也没有个准儿。这个模糊的“上帝”将斩妖除魔的宝剑和象征权力的印绶授予洪秀全，这实际上就已经承认他是上帝的使者，他可以禀承上帝的旨意在人世间斩除妖魔和劝人为善。但是应该知道，劝人为善是不需要用“斩除”这两个字所赋予的涵义和行动来规劝的。“斩除”的实质就是使用暴力将他人的生命给予取缔，丝毫没有良善的宽容情怀。在这个意义上，那里谈得上劝人为善？一个掌控着绝对权力和手持“上帝”之剑的人，他的心态决不会萌生出那支嫩绿的象征着和平的橄榄枝。当洪秀全即将用“上帝”之剑和绝对的权力去劝人为善的时候，他可曾想过，耶稣基督在劝人为善之时，其左脸被打后，他仍然仁慈地将右脸伸了出去。

由于屡试屡败的科举考试使洪秀全无脸见“江东父老”，可想而知，他心中对孔子的仇恨是何等的强烈。所以“梦托”中那位模糊的“上帝”呵斥孔子以及孔子唯唯诺诺地认罪不讳的情景，都是洪秀全功名利禄的渴望被彻底地摧毁后，那种被压抑在无意识深处的本能冲动的欲求，在梦中展示的结果。因为在刻苦饱学了孔孟学说的经典后，而无法得到预期的回报，所以，所有的责难以及愤怒都全部宣泄在这位无辜老人的身上。以至于在太平天国及其革命军的每一个角落里，都使这位可怜的孔子先生没有立足之地，他的牌位和塑像遭到了无情的摧毁，其事态犹如20世纪70年代初期毛泽东所发动的“批林批孔”的运动一样。洪秀全、毛泽东这两位群氓革命者的领袖似乎和孔子先生前世结过什么冤仇。只要他们在统治着一个国家的时期中，决没有这位老先生的好日子过，要么就是打翻牌位和塑像，并踏上一支脚，要么，就要运用那位模糊的“上帝”赋予洪秀全的思想；以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这位老先生进行操翻八代祖宗的漫骂和批判。凡是与孔子思想有渊薮的徒子徒孙都逃脱不了干系，不是被迫害就是被杀戮，一个都逃不脱。这就是这两大群氓革命者的领袖，对孔子的无情惩罚。并企图将孔子的学说从中国历史的版图中彻底消解，同时强行地将洪秀全的伪基督教的思想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取而代之。

道德的反叛是所有的群氓革命者及其理论家、实践者、暴力者共同拥有的特性。这些人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行动中，总是以激进的抗议形式和暴力革命的武装来反叛国家和社会。不管是既成的国家和社会将采用什么样的制度，这对他们来说都是次要的。在他们心理的欲求中，绝对的统治权力才是他们不惜血本所要达到的目标。然而，在他们的心目中，专制和独裁的政治理念的确是他们所向往并且极力维护的统治形式。因为在洪秀全的“梦托”中，那个模糊“上帝”的赠剑与授权充分地显示了洪秀全对绝对权力的渴望。孔子在“上帝”面前唯唯诺诺地认罪不讳的情景，也充分地体现了洪秀全在科举考试名落孙山时；对孔子学说在自己身上得不到回报的彻底反叛。

如果说，洪秀全在科举考试中一举成名，并名列三甲。那么可以想象，在清王朝的官僚群体中只不过又多了一名所谓的为民请愿和爱民如子的“清官”。但是，在那个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统治王朝中，在那些贪污腐败成风的宦官行业里，洪秀全也会因私欲膨胀的心理；成为一个如狼似虎、欺压百姓的贪官。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心理素质是决定他在人生发展中的一个最为关键的趋向。无论是官僚体制中的“清官”和贪官，还是群氓革命者的领袖，他们自我私欲的膨胀和扩张；以及在极端功利的索取中，其政治信念和发展趋向无疑都是一致的；即永远都摆脱不了专制奴役的心态，以及独霸绝对权力的狂妄风采。

然而，即便没有洪秀全这样的群氓革命者的领袖，但是，19世纪中叶的那场反叛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也不会因没有洪秀全的参与而自行退出历史的舞台。因为所有革命运动的形成与发展，都因一个朝代的历史命数已尽，还有历史文明进程的使然，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命数之逻辑决不会以某个“革命领袖”的个人意志为基准。在革命运动的宏观调控中，个人的革命意志实在是太弱小。但是，“革命领袖”个人意志也会因迎合群氓革命者的利益而发挥其最关键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革命领袖”能将一场群氓革命者的暴力革命运动，顺理成章地进行到底。这也是“革命领袖”的个人意志，在顺应了革命的形成与发展的命数逻辑中的投机取巧。

凡是倡导暴力革命的“革命领袖”，他们在驾驭一场血腥的暴力革命时，其开端大多都是打着“杀富济贫”、“斩妖除魔”、“驱除鞑靼”以及“要为天下劳苦人民得解放”的政治口号为祭天之大旗。同时以这些政治口号煽动起大批的流氓无产者所集结而组成的群氓革命者的队伍，举起镰刀斧头啸撼山林，反叛社会攻城劫镇。为了“革命领袖”的功勋能载入史册，为了他们自我私欲的膨胀和扩张；并能攫取绝对的统治权力而改朝换代，再血腥、再凶残的革命运动，对这些群氓革命者的领袖们来说，也不过是小菜一碟。这就是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为特征的三次大革命；影响和颠覆着中国文明进程的正常发展，从而导致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横行于天下的渊薮。

洪秀全在得到那个模糊“上帝”的“梦托”后，欣喜若狂。他把那本早被遗忘的《劝世良言》翻了出来重新阅读，想从中寻找“上帝，创世纪”的经验，并决心信仰基督归依天主，用布道的方式集结反叛清廷的革命力量，从而为他所构想的天国之蓝图赋诸实践而倾其全力。

[出自拙著《中国革命论》，2006-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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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人士的命运中，读者自能读出很多东西……

谢泳，男，1961年出生，山西省榆次市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范专科学校英语专业，留校任学报编辑。

1986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任编辑。

1989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

1995年起在黄河杂志社任编辑，现为黄河杂志副主编。

1989年前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工作，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著有《禁锢下的呐喊——1978至1989年的中国报告文学》（1992年自费印刷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论文集，1996年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9年后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主要方向是储安平与《观察》周刊。著有《〈观察〉研究》一书，未出版（《逝去的年代》中收有主要部分）。

1996年后主要从事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著有《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199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前正在从事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工作。撰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史——1951至1952年》

请点这里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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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栖逸第十八》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藉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藉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口酋）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

《晋书。阮籍传》则明确说明，“真人”便是隐士孙登：“籍曾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道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

在中国历史上，或许还有千千万万个隐逸山林默默终老的“真人”，只不过孙登多出一点幸运。我们已经再难以想象，“啸”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奇妙的情态、声音，正如我们无法想象嵇康在刑场的绝曲《广陵散》是如何惊心动魄。正是“啸”，把孙登和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联系在一起，然后才让历史没有真正彻底忘却曾经有过这样一条灵魂，曾经在这尘埃遍地中苦苦地逃避着尘俗的蒙垢，而且终于纤尘不染地在这个世界存在过。

苏门山岩石边的箕踞相对，得以把那不可思议的啸声留给历史。这个时代的两个文人，一个挣扎于方内方外之间，既可以为了三百斛美酒佳酿而“求为步兵校尉”（见《晋书。阮籍传》）又常常要驾一辆马车，不问路径，任其长驱，直至无路之处，痛哭而返；而另一个则早已超出方外，“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自覆”，（见《三国志》）完全返回原始的自然生活，就这样在岩石边对坐。此刻阮籍的心态，是好奇，还是企羡？作为来访者，他首先开口了。他讲述的话题，上至黄帝神农玄妙出世之道，下迄夏商周三代的盛事。但对面这个老头，听着那样诱人的历史，居然无动于衷，默默无语。他这时会在想什么呢？历史的意义，本来就是做为一种现实的参照系以为现实所借鉴，正如太史公评价《春秋》那样，“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然而，黄农玄寂之道，三代盛德之美，给现在带来的是什么？倘若活在漠然无知之中，自可茫漠着随波逐流，但一旦有了现实的参照物——历史，而且竟发现“现实”在历史之镜面前，照出的是看不见尽头的黑暗，于是，一场浩大的绝望顷刻覆盖了其他一切感情。在一个癫狂的时代，一个人认清了历史，这种清醒的代价是不得不像一头战败的狼一样，躲进山林，去麻木他的伤口，残喘他的生命。既隐之人，已不再需要历史。庄子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孙登正是早已无己无功无名了。

阮籍的谈吐、长啸，换来的是岩石上这个隐士如清风般的沉默。他下山的脚步，必有些惆怅、踌躇罢。这一定是一个温暖的黄昏，金黄的阳光，让阮籍的脸泛出一阵金黄的色彩。山涧的清泉，淙淙地流着，初起的山风，或许还夹杂着一丝淡淡的竹叶的清香。阮籍走到半山腰，一声清丽的长啸，仿佛来自遥远的天际，伴随着五彩的龙飞凤舞，穿过竹林，穿过山涧，随着清风在耳畔鼓响。一下子之间，斜阳的余晖，充满了浓得发醇的暖意，人的一切情感，完全被消融在这片金黄的温暖之中。以善啸闻名的阮籍一定听得呆了，痴了，傻了。他想象不到，嵇康、阮咸的指下可以飘出那样美妙的仙乐，而刚才一直默然不语的隐士口中，居然也发出如此不可思议的鸾凤之音。他的惆怅、不解，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这天乐般的长啸，震动着他的心的和鸣——是的，心灵的感知并不一定需要语言，对他而言，没有比长啸更能生动地展示一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恰如俞伯牙之遇锺子期，从洋洋乎高山与汤汤乎流水的琴声中成为真正的知音。阮籍从这声音中，完整而真切地感应到了孙登的内心世界。下山的时候，他一定依然沉浸在浓浓的酣醉之中。于是，一篇传颂千古代《大人先生传》便出现在中国的文学史与精神史上。

“……是故不与尧舜齐德，不与汤武并功，王许不足以为匹，阳丘岂能与比纵？天地且不能越其寿，广成子曾何足并容？激八风以扬声，蹑元吉之高踪；披几天以开除兮，来云气以驭飞龙；专上下以制统兮，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足累之哉？”

正是那一声长啸，为阮籍展示出一个超然尘埃洁白无暇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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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文人，是清醒而痛苦的一群，孙登也一样。作为曹魏的亲戚，嵇康在司马氏政权治下，其谨慎正如王戎所说：“与嵇康居二十年，未曾见其喜愠之色。”（《世说新语。德行第一》）企图以此自保，而依然不免东市之刑。嵇康曾“至汲群山中见孙登，康遂从之游。登默然自守，无所言说。康临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晋书。嵇康传》）果然，嵇康四十之年，便在一曲《广陵散》奏毕之后，引颈受戮。

孙登对嵇康命运动预见，表明了他对社会黑暗的体验是如何深刻！他看得出，那样的社会，连一个二十年喜怒不形于色的才高性烈之士也容不下。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理解为隐士孙登的心理折射，并由此推断他归隐的痛苦与无奈的心态。或许孙登当初正是看到自己身上的与现在的嵇康相似的一面，并预见了自己的结局，他才选择了另一条保持清白的道路。孙登，扩而至魏晋名士们，以他们的才学和良知，何曾没有过澄清天下之大志呢？《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这一醉酒狂夫的青年时期，是“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世，天下多敌，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汉武一统，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救世济民、刚健有为之志早已深入文人学士的骨髓。而且，在英雄时代的三国时期，乱世的局面更为英雄们提供了翻云覆雨、吞吐呼张的历史大舞台。英雄时代的血雨腥风中有利剑与美酒，生命的弦度得以被全力地绷紧、积聚，生命的力量痛快地在这大舞台上欢畅迸发。而英雄时代的生命的酣畅为英雄时代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对晋代文人来说，先辈的如山豪情似海壮志还没有在他们心中褪去，而英雄时代早已被血腥的阴霾所覆盖——英雄犹在，时代已逝，他们彻底失去了舒展大志的历史舞台。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还没有来得及抒发出来，同伴的鲜血已经从脖颈上喷出。专制时代的血雨腥风是对生命张扬的警戒，在亮闪闪血淋淋的钢刀之下，生命由亢奋突转虚脱，张扬生命抒发豪情仍然是不灭的理想，但现实上突然转入委琐、卑微的生命感受之中，惟其刚刚经历奔涌澎湃、疾呼猛进、畅快淋漓的英雄时代，当下的委琐感、卑微感才会显得格外强烈，其心理落差所造成的痛苦才会更加深刻。那股激情在“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代现实中转化为对现实、对政权的极端憎恶与绝望，其表现就是把政权的哲学基础砸个粉碎，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孔周”。而且，这股激情以一种变态度行为宣泄出来，英雄时代的刀剑已没有用武之地，而只有酒，成为消遣生命的物品，他们纷纷寻找异于常人的方式张扬自己主体的存在，而且他们同时也深知这种以变态的形式出现的张扬只不过是自欺欺人，他们真正想要的，以履行理想去舒展生命已经不可能了。然而，正是这种绝望之后激情在体内无处宣泄，最后以各种变态行为疯狂喷发，他们的理论直接刺入正统思想的心髓，把“人”从各种礼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成就了“人”的主体性。有了激情与良知，绝望被赋予一种奇崛丰富的审美价值。

魏晋文人在中国精神史上的意义就在于，他们承担了一种剧烈的痛苦于深重点绝望，同时，却在这剧烈的痛苦与深重点绝望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精神之美。从对竹林的喜爱，对琴乐的钟情，对酒的眷恋，到哭路、长啸，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几乎一切竹林名士的奇异特行，都被染上一层强烈的审美色彩。

3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鲁迅语）对现实绝望之后该往哪里去？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选择。

绝望往往成为曾经清醒的人随波逐流的借口，当清醒便意味着痛苦、绝望，那么忍受痛苦与绝望便是获得尊严的唯一方式。在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对立中，个人必须承担物质生活上的贫匮与价值意义上的孤立无援。而社会的同化力是如此强大，只要你放弃内在理念，放弃你自己所坚守的尊严，你便可以融入社会之中，拥抱社会并为社会所接纳，而且在精神层面皈依大众价值，从而获得回归群体的安全感。于是，绝望成为放弃理想到最佳理由。“穷则独善其身”，当社会陷入一种万劫不复的恶性运行的时候，何曾留给融入其中的人一点独善其身的空间？社会的整体运作由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一个具体的“我”去推动，一个人如果放弃以理想与良知挽救这种恶性运行的努力，那么，不管冠以如何堂皇的理由，都难以真正做到独善其身，而往往成为社会继续恶性运行下去的基本动力。

当在“方内”“独善其身”而不能的时候，便只有“方内”的战斗与“方外”的躲避两种极端的选择。

坚守绝望，守望良知是一个变态度社会中基本的思想姿态。有“魏晋精神，托尼学说”之称的鲁迅正是选择了绝望之后的鏖战。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痛苦，徘徊，但依旧呐喊，战斗！希望固然总是不可抹杀，有存在便有希望的前景，正如脚下的路，走到人多了，便可以从无路之中开出一条路来。然而他的抗战，分明总是“荷戟独彷徨”。希望的唯一结局是绝望，并且希望越大，绝望愈烈。而绝望之后，仍决不向黑暗妥协，决不与现实合作，而是长久的韧战。于是这种绝望的抗争成为“与黑暗捣乱”，只有黑暗捣乱，才能在黑暗之中坚决地捍卫个人尊严。绝望的抗争使鲁迅矗立了一个知识分子人格的高峰，更树立起一个民族在堕入无边的黑暗与绝望之后，仍然屹立不倒的一根坚持到底、永不妥协的光辉脊梁！

绝望之后的另一种结局，是躲。既然在“方内”倘不向黑暗下战书，就必定会沦为社会恶性运行的一种动力，那么，何不远离这污垢不堪的无望的尘世，躲往“方外”，甚至另一个世界，去坚守自己清净的灵魂？就如与孙登同一时期的另一个隐士董京留给俗世的诗句：“胡不遁世以存真？”屈原不肯随波逐流，终于用最极端的方式以汨罗江之水洗涤他永远如美人芳草般的灵魂。而历史上许多清醒而且痛苦着的文人们，无不拥抱老庄之学，走向山水田园。清醒意味着什么？清醒不仅意味着漫长无绝期的痛苦、绝望的煎熬，从而把生命存在变成一种无望的忍耐；而且意味着远离权贵、庸众，远离与“人”相关的一切，放弃锦衣玉食、封妻萌子。从价值意义上，隐士同样不但与统治者为敌，而且与大众也断然为敌！阮籍任马长驱，至路尽之处痛哭而返，他心中的抑郁与绝望，该是如何深切而强烈。他正是把这样的情感，化作一声声惊动山林的长啸，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感，他才能那样透彻地从隐士孙登的一声长啸中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

4

嵇康的刑场蹀血，应证了孙登的预言。风流一时的竹林文人，乃至于作为整体的魏晋名士，以彻底的失败告终。阮籍数次以醉酒避祸，终不免落得一个郁郁而死的结局。与嵇康一同打铁的向秀，在嵇康死后，为避祸不得不东行入洛。诛杀他的至友的那个晋文帝向他说：“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不得不回答：“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贬低古代隐士巢父、许由的高节情怀，以此取悦这个屠夫。（事见《晋书。向秀传》）他们可以猛烈地批判礼教，并且以不守礼教为荣，但他们始终无法撼动作为罪恶的根源的政权与制度。

一声长啸，笑尽尘埃，这是绝望与痛苦之后的一种超脱与潇洒。然而对历史而言，绝望与痛苦所产生的精神分裂与思想激荡却更有意义，它为后世留下无穷的精神资源和思想财富。绝望的挣扎与反抗，乃从魏晋文人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条若隐若现代精神传统。嵇康被杀，向秀入洛，阮籍狂醉，刘伶滥饮，竹林的诗乐，便成为遥远的绝响，而竹林名士与竹林故事，却在一遍遍地重演下来……

 

朋友嘱我写一写我眼里的丁玲，这实在是一个难题，我们通常难以把一个人和他所展示出的某种现象加以区别，这就有可能伤害已故之人并且伤害到世人的感情。

很小的时候，母亲曾在晚上临睡前要我给她读报，想不起那是为了她手里有什么事要做还是为了让我增强阅读能力。我磕磕巴巴地读着各种社论和批判文章，从中知道了丁玲，知道她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八十年代初，得以有幸近距离看见丁玲，那是大批蒙冤受难者平反的时候，当然也就知道丁玲的“反革命右派”属于错划。而且严格地说，有些人可能是说了什么不合时宜的话被扣上“右派”帽子，丁玲被戴上这顶帽子恐怕真正地属于“莫须有”。

第一面往往给人深刻的印象，丁玲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那双眼睛，那双眼睛里放射出的神采，你只有亲眼和她对视，才能明白何以陈明先生能和年长他许多的丁玲女士甘苦与共几十年。这使我很钦佩，要知道，二十多年的不白之冤啊，我肯定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精神力量能在长时期的梦魇之后依然保持青春的气息。现在我打算写下这个话题时，对于作为一个人来说的丁玲女士和她的忠实伴侣陈明先生，依然保有尊重和敬佩。

但是我想说的是“现象”，据说“XX现象”是一个新鲜的词汇，九十年代人们提出了“周-扬现象”这一“新名词”，有杜导正先生在一本书的序中说：“‘周-扬现象’这个词，说的是周-扬同志，其实也是我们这样一些现今已到了迟暮之年、能够独立思考的人的心态。”

我现在想说的就是“丁玲现象”，所有的言谈都仅仅针对一种现象，是一种备受磨难历尽艰辛之后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心态。我这样的芸芸众生既不具备史学修养也没有什么文学功底，说“现象”基本上是依据自己的近距离感受，加上众所周知的一些事件，好在我本蝼蚁小民，说了也就说了，无甚大影响。

想不起来是哪位哲人说过，距离产生美感。的确，我们站在远处看丁玲，看见的是她的文学才华，她的作品，她的热情和勇气，还有她的得到的荣誉和崇拜。她以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而蜚声文坛；她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她得到了毛泽东的褒奖——“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甚至在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软禁期间，还有张道藩来请她为国民政府写剧本（当然，丁玲一口回绝）。

总之，站在远距离看丁玲的文学创作，虽不能说有多么高，至少也是才华横溢的。问题是，自从逃出南京奔赴延安后，那一篇篇的文字，那文字中的人物和后面表达的信息，就开始起变化了。

“神要人忍耐着生活，安排许多痛苦在死的前面，使人不敢走近死亡。我呢，我是更为了我这短促的不久的生，我越求生得厉害；不是我怕死，是我总觉得我还没享有我生的一切。我要，我要使我快乐。”

“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

“我忍不住嘲笑他们了，这禁欲主义者！为什么会不需要拥抱那爱人的裸露的身体？为什么要压制住这爱的表现？为什么在两人还没睡在一个被窝里以前，会想到那些不相干足以担心的事？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

“我看见安安闲闲坐在我房里的凌吉士，不禁又可怜苇弟，我祝祷世人不要像我一样，忽略了蔑视了那可贵的真诚而把自己陷到那不可拔的渺茫的悲境里，我更愿有那末一个真诚纯洁的女郎去饱领苇弟的爱，并填实苇弟所感得的空虚啊！”

————《莎菲女士的日记》1927年，23岁的丁玲发表了惊世骇俗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小说主人公对爱情的呼唤表达了丁玲的心声，也是她的形象，勇敢、热情、开放、坦率，热爱生命，追求“真的爱情” 和“那些会醉我灵魂的幸福”，拒绝 “可鄙的浅薄的需要”。

1941年，丁玲在延安发表了《我在霞村的时候》有评论说：作品塑造的是一个在遭受日寇凌辱后又忍受着灵与肉的双重折磨而做着地下形态的抗日工作的乡村青年女子的形象。特殊题材的择选以及作者对于主人公寄予的深切同情和敬意，表明了作者的思想胆识和艺术创新方面的追求，尽管对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基本上是从侧面进行的。然而女性作家特有的观照视角，用作者的话来说作品提出来的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丁玲谈自己的创作》），仍然使得作品具有深沉感人的力量。

在这篇小说中，丁玲借“我”的口说：“我是一个喜欢有热情的，有血肉，有快乐，有忧愁，却又是明朗的性格，……”

“但她应该有些温暖才好，她是受过伤的，正因为她受伤太重，所以才养成她现在的强硬，她似乎是无所求于人的样子，但我总以为如果有些爱抚，非一般同情可比的怜惜，去温暖她的灵魂，是必须的。”

此时，丁玲已是一名共产党员，她是以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身份来创作，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小说中看到熠熠动人的人性之光。

同样在1941年，小说《夜》发表了。有评论说：作品所揭示的在抗日民主根据地里成长起来的新人物面对追求个人情感与革命工作（包括维护革命者的道德人格形象）的冲突，表明作者对于男女主人公的深层的精神世界有着较为深切的把握，因而作品也就具有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

然而作品的主旨之一在于颂扬主人公最终自觉的以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去压抑情感和克服思想矛盾，这又表明作者在基本接受了另一种意识形态之后对于某种普遍的人生现象有了相异于本人先前的认识。

1942年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一文中说：“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从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丁玲在不断接受某种意识形态并逐渐把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一点一点地融进了自己的头脑、血液之中？

《莎菲女士的日记》时代的丁玲是个求解放特别是求女性解放的女子，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畔》时，她就已经完全成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女性了。

让我们拉近距离，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丁玲，我有幸面见被很多人崇拜的丁玲，也很不幸曾经见识过她的一些蜗角之争。其实，既然是人，总不免有些琐碎的凡俗的计较，这本不该作为话题，我也不想说细节。问题在于，丁玲自己是否认为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感知有欲望的人？

丁玲天性聪慧，勇敢，同时也自视甚高。二十多年的磨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啻为一份丰厚的生活赠与，如果有理性的思考，如果有基于人文关怀的反思，她应该能写出比《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惊世骇俗，比她以往所有著作都更具历史人文价值的作品。可惜，我们——至少我没有看到。

丁玲曾经的秘书在回忆中说：“有一次在纪念七一的座谈会上，她很动情地说：马克思主义和党是我青年时代的追求，是经过多少挫折和徘徊，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在任何处境下我都不会有丝毫动摇。我何必诉苦，埋怨也没用处，我受难，党不也在受难吗？共产党员对党只能一往情深，不能和党算账，更不能去讲等价交换。”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丁玲在这里说的是“党不也在受难吗”，而不是如很多人想到的是整个民族的灾难，是每一个人的灾难。丁玲把党放在第一位，最高位，的确是个忠诚的好党员；但是，人呢？每一个有尊严而价值无量的人的青春年华和生命呢？

翻开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开篇第一句说：“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坼了”

两者相比，差距几何？

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难道可以因为一个伟人三年不吃肉，就把普通百姓饿死的岁月轻描淡写地掩盖过去？难道可以因为个人的忠诚，就否认那段荒诞的历史？ 丁玲面对过去，看到了自己的苦难，她把这些归之于和党共同受难，她以自己的苦难作为和党同心同德的标志、资本，她没有看到（或者说无视）大众的苦难。

我不想面对丁玲二十多年的苦难表示冷漠，遗憾的是，从她的讲话中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如果不视自己为有独立人格的“大写的人”，我想他也不会把其他的人，把所有的芸芸众生视为“大写的人”。

胡凤的夫人梅志先生在纪念张中晓的文章中说：“《我与胡风》一书，原是约请与胡风同案的友人们来回忆过去并叙述自己及家人亲友因此而遭到的种种悲惨境遇，为的是希望这一段曾经残害了这些有远大抱负、革命热情的进步青年的青春以至生命的历史永不再演！”

顺便说一句，我也有幸见过梅志先生，询问她在监狱里的感受，她给我的回答很简单：“相信自己”，除此再没有任何大道理了，读到这篇文章，我在心里对梅志先生爱敬有加！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三八妇女节，我有幸听到了丁玲对青年妇女们的讲话。丁玲的讲话要点有三。

首先说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腐朽堕落。在那之前。丁玲曾作为访问学者到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讲学半年。丁玲阿姨挟着从美国讲学归来的气势，对年轻一代开讲美国为什么腐朽堕落：纽约地铁里抢劫案不断，这是一；妓女赤身裸体地坐在橱窗里招摇，这是二；三呢，好像是性解放，因为她本次讲话的主旨是教育我们青年妇女不要性解放。反反复复就是这几条，我猜想那第二点应该是红灯区里的景象，为此感到困惑，她去那儿考察？

第二点是狠批精神污染，这是当时的时髦话题，以丁玲阿姨的知识经历和口才，说这些简直是小菜一碟。当然在批判的同时把某仇人捎带敲打敲打，也算是不失时机地对两人有史以来的恩恩怨怨出口恶气。

最后就谈到现在的年轻人，主要是指女青年，那叫一个糟糕！胸无大志，没有革命理想，就知道谈恋爱，结婚要“十几条腿”，谈恋爱也是随随便便，说结婚就结婚说离婚就离婚甚至未婚先孕极不严肃；结了婚的呢，就知道孩子和丈夫，更没有革命斗志了。总而言之，一竿子打翻了所有在座的女性。

丁玲阿姨说：有的人可能会说，你们当年在延安不是发布个声明就同居了吗？那可不一样，你们怎么能和我们比呢？我们那时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这种无产阶级感情你们有吗？你们现在可没有当年我们那种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

（这是最令我晕倒的一段话）

这还是那个写《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丁玲阿姨吗？是那个写《我在霞村的时候》的丁玲阿姨吗？这还是那个“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丁玲女士吗？

说丁玲就不免提到周-扬，正如人们说起周-扬也必然谈到丁玲一样。五十年代丁玲的蒙难总是和周-扬分不开的，我们可以看看蒋祖林的回忆：“夏去秋来，在那年秋天到次年春天的日子里，她给我的几封信中，表露了一些异样的心情。

一封信中说到《红楼梦》里的贾雨村，大意是说，她从四岁时死了父亲起就看到贾雨村这样的人了，而现今社会中仍不乏贾雨村式的人物。一封信里说到巴尔扎克的《贝姨》。她称道巴尔扎克对嫉妒的化身贝姨这个典型人物刻画之深刻，谈到人的嫉妒心之可怕，出于这种阴暗心理，可以不择手段。一封信里谈了她在四川看川戏《打红台》的感想。她怕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所以简述了戏的内容。我后来看了她写的那篇《看川剧（打红台）》，信比文章要简单，只是对萧方这个人物，从当今现实社会的角度，抒发出的感慨似乎稍多几句。

这几封信里写到的都是谈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引申到当今现实生活中，泛指仍有其人。“

说实话，看了蒋祖林关于母亲在1957年前后时期的回忆，不能不从心底里同情我们的丁玲阿姨，她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有预谋的打击迫害，还有她对党的一片忠心，怎不令人恻然？那历史的恩怨由来已久，几乎就掰拆不清了。但是，至少在五十年代那场灾难之前，丁玲始终是谦让与对方的。

虽然后来有一些研究考证，认为丁玲的冤案并不是周-扬首先发难，甚至一些老同志回忆认为周-扬不过是执行者，是中国的法捷耶夫，但是我现在不想细究这一点，我更想说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到了八十年代，周-扬开始反思忏悔了，丁玲反而不依不饶地趁着反“精神污染”之风来不断攻击对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983年在中央党校会议厅召开的“纪念马克思主义诞辰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周-扬作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报告。XX部原拟定的报告中心主旨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问题，当时任XX部副部长的贺-敬-之还特地为周-扬选了几位文艺方面的意识形态专家来帮助他起草报告稿，但是周-扬自己改变了报告中心内容，并且亲自选了王-元-化，王-若-水和顾-骧三人协助他起草报告。事后，周-扬又违逆了胡-乔-木的要求，原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当然有王-若-水-秦-川-和胡-绩-伟的支持），为此而受到批判，王-若-水也因这起事件受到解除《人民日报》副总编职务的处分。

这一事件可以说是后来一场范围广大令人深刻印象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主要起因。

就在周-扬被批判的期间，上面对周-扬的意图“已经日趋明显，丁玲联系了十四名党员，写信给小-平同志告了周-扬一状。中纪委专门派人下来，……调查落实信中反映的情况。”

那时，丁玲经常在作协老作家党支部活动时发言批判“精神污染”，浑身上下一派意气风发精神焕然，她牵头召集一些志同道合的老作家在自己家里开会写材料，被她的司机在背后讥讽为“整黑材料”，这在当时几乎就是公开的秘密。

这种落井下石之举，实在让人心寒。那时，周-扬已经被击垮了，病倒，失语；主流媒体上天天充满了批判文章，名人大家们带着尚未消失的文革余悸纷纷表态，还有什么可揭发的？人为鱼肉，尔为刀俎！如果丁玲真的是为了坚持心中的马克思主义，完全可以写文章在报纸上正大光明的发表，何必要写信呢？是为了向中-央表忠心？如果我这样的猜测有诛心之嫌，那么剩下的合理解释无非就是出一口恶气罢了。

很明显，丁玲可以原谅“党”，可以“一往情深”地不算账，说穿了就是因为“党”又给了她荣誉和地位；她决不原谅具体的人，因为具体的人除了道歉不能给她任何补偿————岁月，生命和艺术成就。

让我们再从政治的丁玲回到文学的丁玲，回到她生命的最后两年，她在文学事业上留下的最后一片亮丽的光彩。

关于丁玲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为创办文学双月刊《中国》而付出的一切，我偷懒抄一段文章：“1985年7月13日，丁玲终于不堪重负，因病住进了医院。这次病倒与其说是因为频繁的社会活动和艰苦创作的劳累，不如说创办《中国》文学双月刊的无限烦恼，使她难以承受。《中国》文学双月刊的诞生是丁玲文学生涯的又一辉煌，也是她生命的归宿。丁玲从1984年开始筹办《中国》文学双月刊，同年11月28日《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招待会召开，直至1985年春天，《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号问世，花费了多少心血，有谁能算得清呢？申请刊号、编辑部的人事安排、找经费、找房子，到刊物组稿、印刷发行无一不渗透着她的苦心。创刊号上刊载了她亲笔写的报告文学《一代天骄》，她不顾疾病缠身，亲自去采访一位普通的青年改革者，不正是体现了她自己对改革的献身精神吗？一位八旬高龄的老人去创刊并主编这样一本大型文学刊物，实属罕见。她为什么要执拗地这样做呢？回答自然很简单：丁玲就是丁玲。其他的解释都显得多余和累赘。丁玲和《中国》共存亡，1985年8月出院，9月又住进了协和医院。住院期间，她一直关心《中国》文学双月刊的工作，在医院多次召集、接待编辑部的工作人员，研究安排工作，直至1986年3月4日，九死一生的丁玲，终于未能闯过这一关，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遗憾，离开了我们。”

另外，有回忆者说：《中国》的四月号要发《聂荣臻同志谈“二月逆流”》，以及报告文学《中国：一九六七年的七十八天》，没人敢拍板，只好由人念给她听。……她听得很认真：敏感的题材，、尖锐的思想锋芒，引得她常常需要再三斟酌，这时，她就让“再念一遍”……。

《中国》双月刊从诞生到停刊，不过短短两年时光。究竟为什么丁玲要以八十高龄去执著地办一个文学刊物？在当时说法各不相同，我个人认为各种说法并存不悖，但我不是动机论者，所以不谈它。

这份杂志办得如何，是否展现了丁玲的文学天赋？我们且以《中国》面临停刊时许多文人学子的反映来映证。

北京大学首届学生文学艺术界执委会（1986年）给作协党组的信中说：“《中国》文学月刊着力进行新时期文学的探索，大胆扶持具有创新精神的青年作家，推出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创新意识的作品。《中国》的办刊方针体现了改革精神，深受北大学生欢迎。”

“青年诗人北*-*岛在为《中国》的生存，多方奔波努力无效后，愤而宣布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以示抗议”；青年评论家刘*-晓*-波认为，这是一份“有个性的刊物”；刘*再*复*和谢冕认为《中国》办的“很有生气”“很有锐气”；邢晓群女士干脆明白地指出：“丁玲晚年的言论特别左，而她创办的《中国》却特别右。”

关于《中国》被停刊，除了有经费和人员编制的问题，据了解主要还是有关部门的决定，在XX部某领导不点名的讲话中，提到有些刊物“走偏了方向，引起中央关注”。

生命短暂的《中国》文学杂志给广大的文学爱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丁玲也因此获得了许多年轻人的拥戴，这就是文学的丁玲，丁玲的文学光彩，丁玲有幸。

1986年3月4日，丁玲离开了人世，结束了她苦难的一生。谓之一生苦难，不仅仅在于她年轻时坎坷的奋斗生涯，中年时蒙受不白之冤，也在于她终究未能挣脱开心灵的桎梏，没有能够像她笔下的沙菲女士那样自由奔放地追求“那些会醉我灵魂的幸福”。

纵观丁玲风雨沧桑的一生，窃以为她最大的悲剧就在于浪费了文学的艺术的天赋去攀爬权力的险恶天堑，去追求政治上的辉煌，在这方面，某著名官员作家的分析是非常到位的，当然也很尖刻：

——丁玲屡屡批评那些暴露文革批判极左的作品，说过谁的作品是小学水平，谁的是中学，谁的是大学云云。我坚信，丁玲骨子里绝对不是极左。那么怎么理解丁玲的某些说法和做法呢？丁玲和其他文学界的领导不同，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或者说得再露骨一些，是一种明星意识。她最最不能正视的残酷事实是，出尽风头也受尽屈辱，茹苦含辛，销声匿迹二十余年后，复出文坛，而她已不处于舞台中心，已不处于聚光灯的交叉照射之下。

丁玲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她热情、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有一次是中篇小说评奖大会后的合影留念，她来了，坐下了，忽然看到了身旁座位的名签：XX ，就是她最不喜欢的那个领导。她噢了一声像被蝎子蜇了一下，立即站起身来。她的表现毫无政治风度。再比如她动不动打击一大片，只求泄愤，不顾后果，结果搞得腹背受敌；政治决不会这样做。如她说什么作协创作研究室编辑的对于二十四个中、青年作家的评论是“二十四孝”，用这样恶毒的话来树敌，暴露了自己的心胸不够宽阔，窃为丁玲不取。然而，这才是丁玲，她的个性，她的光辉，她的感情气质，常常也表现在这里。

画虎不成反类犬，本来是非政治家，太政治了反没有了政治，只剩下了勾心斗角。

这最后一句话让我想起了在唐德刚的书里看到的两句话。

第一句是他本人说的：“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时的；搞学术的成就则是永恒的。”

第二句是他引用清末时期一个外国人评论慈禧太后的：“太后一向做事都是留有余地的，只有这次她这个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了。”（指庚子年间西太后对十一国宣战）

二十多年前偶尔见到几次丁玲，说实话是比较烦她的，这主要出于她的极左言论，她对同行后辈的极不宽容和她对普通人的傲视。几年后丁玲走了，渐行渐远，现在再来回望她的一生，她的追求和她所遭受的磨难，我突然对她有所理解了，甚至于想到当年她的那些斤斤计较，或许也是她几十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的反弹。都是血肉之躯，二十多年的不白之冤，北大荒的风雪岁月（这在我是有所体会的），文革中被批斗被秘密关押；更重要的是，二十年的大好年华，文学的才华被耗费在劳改农场里，待到复出时，已是“人老珠黄”，文学新人如雨后春笋斑勃勃成长；这一切，怎么可能不在丁玲的内心深处留下伤痕？

丁玲平反复出后，人前人后总是不断地表白自己是经受了党的考验的，下放北大荒是“去体验生活”，文革中入狱是和党共同受难，“她认为自己的革命信念没有丧失，她一直认为她是革命的，被误解。” 她的长诗《“歌德”之歌》“通篇都是叙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竭尽笔墨赞颂中国革命和党，被接近她的业内人士称为“政治表态”。

我不禁想，如果她真是在心里这样想的，又何苦要对当初整过她的人那样耿耿于怀不依不饶呢 ？难道那些人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去批判她，难道不是党组织决定她下放劳改的，难道不是组织上又把她秘密关押起来？我只能认为她的那些表白根本不是她的心底里的真话，否则，怎么解释她最后的岁月里苦心经营的《中国》双月刊呢？

这两天看到五岳散人谈瞿秋白的帖子，想起了读过到的有关丁玲和瞿秋白的记述。1923年，年轻的蒋冰之离开家乡湖南常德，和密友王剑虹住在南京，认识了瞿秋白，并经瞿秋白介绍而去上海大学读书。就是在这以后，丁玲不但以《莎菲女士的日记》名震全国，而且从此走上了革命之路。

瞿秋白在丁玲的心中有着怎样的分量，我们后来人无法臆测，但是丁玲在1942年纪念萧红的文章中提到了秋白，这时秋白牺牲六年多了，以后在1946年又专门著文《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文革结束后不久丁玲复出，针对当时对瞿秋白遗书的争议，又发表了《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文中确定《多余的话》确系秋白所写：“那种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我一下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

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一文中说：“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

丁玲清醒地意识到秋白之“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难道丁玲她自己就真的变更了自己吗？还是为了什么难以言说的原因而自己欺骗自己，不惜以一幅咄咄逼人的极左的政治面目站在大众面前？我不知道在经历了那样严酷的政治风雨——延安整风，反右派，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回想起当年的挚友秋白，想到他的“不能变更自己”，想到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决然地从“二重的生活”中挣脱出来，坦言“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丁玲的心中是否有所触动有所思？

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说，“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

我想那时候的她是宽容的，可叹的是，从风霜刀剑中走过来后，她反倒不宽容了。不仅对自己的“宿敌”，而且对自己的同行和所有的普通人。

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现象，这种耿耿于怀致死不能开释的情况在文化界是很多见的。想起来，带着到死都不宽恕的心态走向天国，不也是一种悲剧吗？但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

我和朋友谈到过丁玲现象，觉得在整个文化界里能够宽容到底的人很少，能够自始至终宽以待人的大者就更少了。反而是普通的平民百姓更能够宽容他人。

一个人也许在幼小年少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宽容”，到了青年时代也还没有学会宽容，可以理解；人到中年以后懂得了宽容，经历风雨沧桑后学会了宽容，这是大多数人都能做到的。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阴暗的一面，承认这一点，用我们先天的教养或者后天的修养去抑制甚至甩掉那些嫉妒、虚荣、偏执、狭隘和自私等等人性中的丑恶，宽容这一美德才能被我们接纳。

怕的就是不承认自己也是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把自己看成（或者被别人捧成）神一样的高高在上的完美无缺之人，这样的人就很难做到宽以待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