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十年代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
“六。四”屠杀之後，中共政权的正统意识形态迅速衰落，合法性危机空前加重；邓小平为挽救个人信誉和政权合法性的严重受损，以南巡的方式警告保守派和强调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于是，稳定第一和经济优先的官方政策出台，经济改革甚至比八十年代更为开放；与此同时，被六四枪声吓破了胆的精英们纷纷转向商海和所谓的“纯学术”，官方对精英们的高压政策也随之转向利益收买，中共权贵变成新一轮经济改革的最大受惠者。权贵们可以一夜暴富，平民阶层的利益受损加剧，贫富差距之日益悬殊和腐败迅速漫延，社会公正危机迅速加深，人们对现政权及其跛足改革的不满，转化为此起彼伏的草根维权行动。
在精神层面，人们在对政治改革的前景绝望之余，对面包的如饥似渴代替了八十年代的自由激情，压抑的中国大地被新一轮对金钱的疯狂追逐所冲破。利益至上和机会主义的贪婪左右着社会，吞食了人们心中仅存的良知和正义感，价值真空所造成的信仰危机，已经使中国人成为赤裸裸的短视的狭隘的功利主义庸人。
在此种背景下，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的失败，对执政党的虚荣心的打击和对公众的民族自尊的伤害同时发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发泄不满的对象。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大陆骤然掀起了铺天盖地的本土化和民族主义的狂潮。其速度之快，来势之猛，情绪之烈，持续时间之长，为一九四九年後官方所倡导的历次爱国主义运动之最。
无怪乎国际舆论惊呼“中国威胁”已露倪端。
（一）中共当局的全力倡导
一方面，中共官方出於凝聚民心的意识形态需要，希望以爱国主义化解合法性危机。执政者制定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动员一切媒体高倡民族自尊，回顾近百年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所经受的耻辱，不遗余力地举办以宏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宗旨的各类晚会、报告会、读书会、音乐会、艺术节、画展、祭孔仪式，电视中每天播出一部爱国主义影片，出版社大搞爱国主义丛书工程，从天安门广场到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每天举行升国旗仪式。在一九九六年三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李鹏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於精神文明建设的部分，已经把热爱祖国提升到“五热爱”之首，而正统的爱社会主义则沦落到“五热爱”之末。
另一方面，执政者以民族主义周旋於国际舞台，官方利用复关受挫和申奥失败，利用美国的最惠国待遇讨论和知识产权谈判，利用西方国家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和李登辉访美所导致的两岸危机，利用西方国家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和支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在民众中煽动反西方和仇美的情绪。面对西方社会的制裁和压力，特别是西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中共执政者以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利益的诱惑为底牌，以国情、传统的差异和主权不受外来干涉为理论依据，指责西方，特别是指责美国的霸权主义，替践踏人权的行为辩解。
一九九六年三月以来，中共更抓住两岸关系的危机和香港回归一周年倒计时的机会，对内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对外高扬民族主义旗帜。然而，奉行功利主义原则的中共高层，绝不会有超越功利之外的国际正义的追求。它也会用金钱收买第三世界国家，也会利用在联合国的地位拉拢第三世界诸国，甚至投弃权票默许萨达姆的侵略行径。特别是对中国的宿敌日本，其态度格外暧昧，从教科书事件到日本政坛高层参拜靖国神社至最近的钓鱼岛事件，中共对日本光说不练的软弱，对国内民间自发的保钓运动的压制，都证明了中共在外交上高扬民族主义的赤裸裸的功利准则。
对西方国家亦如此。中共传媒抓住一切机会丑化美国社会，而在暗中，中共高层人士都希望有机会正式访问美国。
（二）民间的伪民俗热
在民间，申办奥运的失败，复关申请的屡屡受挫，知识产权谈判的曲折艰难，两岸危机中西方国家对中共的指责和美国的武力威慑，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自作主张，特别是中共传媒对这一切的不公正的舆论引导（把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挫折全部归罪於西方霸权的干涉内政），都加深了中国民众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敌视。於是，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以及各类嫔妃，太监……纷纷在影视屏幕上尽显风流；易学、卦书、气功奥秘、兵法经营学、历史人物传记、国学丛书、诸子精华众书，中华文化精粹丛书遍布大小书摊；锦绣中华园，中华民俗村、炎皇纪念馆、古代蜡像馆、西游记宫、三国演义、水浒村寨、大观园等以传统文化为资源的游乐场所遍地开花；由北京示范，迅速遍及全国的飞檐式建筑，把中国的城市装点得不伦不类，不中不西，新建的北京西客站也因传统飞檐盖顶而变成了丑陋的建筑大杂烩。
漂泊海外的游子也不失时机地加入民族主义大合唱，以“洋插队”为题材的小说、记实文学、随感录、影视作品更是独领一时风骚，遍布北美、欧洲、澳洲、东洋、苏东的炎黄子孙，纷纷把自己的洋插队经历变成畅销品；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火爆创近几年电视剧收视率之最。
这些通俗作品大都表现了飘泊异乡的艰辛、积怨、乡愁和自立自强的民族自尊，用浅薄的、扭曲的中西文化对比来讽剌西方文明，宏扬中华传统。在通俗音乐中，红极一时的是《中华民谣》、《大中华》以及来自民族传统的爱情歌曲，甚至连电视台所插放的公益广告也以突出五星红旗、国徽、天安门为主题。
然而，一个缺乏价值支撑的民族，根本无法建立起民族主义的统一根基，功利主义的动机仍占主导地位。在这种表面的民族主义狂热中，几乎无人肯放弃去西方、特别是去美国的机会，非法移居西方国家的中国人仍然有增无减；青年人在消费上仍然以追逐西方名牌为时尚，商品广告，店铺招牌仍然想方设法沾上点洋味，甚至连过“圣诞节”也成为青年一代的时尚；曾引起一时轰动效应的《第三只眼看中国》的作者王山，也要冒充西方汉学家的名字来推销自己；以赢利为目的的大众文化也把民族主义作为促销手段，最近颇为流行的《中国人可以说不》即是成功的一例。
中国人追逐功利的堕落，已经到了除了比谁无耻之外，再没什么可比的地步了。如果说，“六。四”刚过的几年间，大众文化的大腕们在比谁平庸，“咱也是个俗人”成为一时的招牌，那么，到了1995年以後，无耻代替了平庸，专制主义加金钱诱惑、暴力镇压加利益收买，已经彻底瓦解了中国人作为人的仅存的善良。这种无灵魂的民族主义完全可以用利禄来收购，扔给这类民族主义者一叠美元，他们就会象面对权贵时一样，媚态可掬，频频应诺，出卖从灵魂到肉体、从祖宗到国宝的一切，直到再无可出卖的为止。
（三）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知识精英
在这种民族主义狂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知识精英们所表现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强烈程度为一九四九年以来之最。表面上，他们提倡的学术本土化，既不象官方爱国主义那样，出於赤裸裸的政治功利目的，也不象大众文化的民俗热那样，出於浅薄的金钱功利目的，而是经过了一番精心的学术包装和道义修饰，因而更具有迷惑性。所以，我在此要着重谈谈知识界的民族主义。
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学术视野，拒绝西方的文化霸权和强势话语的本土化姿态，批判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病的正义立场，似乎都在显示着中国当代学人的渊博、新潮、良知和尊严。北京大学的一批中年教授高倡振兴国学，回到乾隆的考据时代，以抗拒追随西方新潮的轻浮学风；张颐武、王一川、王岳川等青年学人，从后现代、后殖民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中找到了捍卫本土文化的学术立场，认为中国学人应该重新标举“中华性”，以振兴衰落的民族精神，重建中国人的灵魂支撑；邓正来、甘阳、李陀等人强调人文学的本土化乃中国当代学术的唯一出路；林毅夫等留学镀过金的经济学博士，坚信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学非中国的经济学家莫属，就象当年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坚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样；被舆论界称为经济学“四少”之一的盛洪，坚信只有中华文化能把人类从核威胁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就象当年的李泽厚等人用“天人合一”、“乐感文化”为世界指明路一样。
围绕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所展开的学术讨论，几乎把目前中国人文学界的所有重要刊物和中坚人物卷入其中，《读书》、《东方》、《战略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重头刊物，几乎每期都有关於民族主义的文章，并且不定期地发表成组的讨论民族主义的文章，前一、二年关於《人文精神》的讨论，所涉及到的主题之一就是民族主义。一九九六年初，影响日隆且被中宣部内部点名批评的《东方》和《战略与管理》，组织了围绕着盛洪提出的“什么是文明”为主题的讨论会，文明的抉择这一近百年来绐终困扰着中国知识界的重大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还有一些八十年代文化界名角，出国归来後大骂西方，似乎西方人出钱请他们出国镀金就是为了找骂。一些在八十年代以模仿西方现代派起步而走红文坛的先锋作家和新潮艺术家，大都回归黄土地和悠远的传统来寻找灵感和包装。最富有戏剧性和讽刺意味的是，捧回了“金狮”、“夏纳”等国际电影节大奖，为中国电影赢得了世界声誉，专以黄土地为素材拍电影的名导演陈凯歌和张艺谋，在坚信民族主义的学人眼中，却成了专向洋人献媚的“后殖民化电影”的典型：专以展示中华民族的愚昧和丑陋来博得洋人的欢心的洋奴心态。
这一切民族主义的学术化讨论，其锋芒所向直指西方中心论和白种人优越论以及西方文化的殖民主义霸权，直指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化热中的西化思潮和民族虚无主义，由此确定了文明基本构架抉择中的民族主义立场。
然而，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无论是人文学本土化的学术定位，还是立足於中国传统的现代化模式的选择；无论是把西方作为崇尚物质和武力的“恶的文明”加以痛斥，还是以崇尚精神与和平的善的中华文明来拯救世界的幻想；无论是抗拒西方文化霸权的民族自尊，还是重新确立中国人的价值信仰的努力；无论是後现代主义的解构方法，还是绝对相对主义的价值立论；无论是经济学的新颖角度，还是生造概念和术语的文风；没人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和理论来开掘民族主义精神，反而大都是用从西方移植来的方法、理论和概念来哗众取宠，甚至就连所谓的后现代问题也是来自西方，而中国的方法和理论，中国的概念体系和问题意识，则一片空白。
这说明，目前中国语境中的知识界民族主义，表面上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则是骨子里的自卑、焦虑、失落、排外、无所适从和对现存的专制秩序的认同。如果说，《中国人可以说不》是一种浅薄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歇斯底里式的发泄，那么，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则是经过学术修饰和道义伪装的歇斯底里。
其一，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把中国文明在近现代的失败和落伍，完全归罪於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压迫，而拒绝检讨自身文化的弊端，特别是拒绝反抗现存的专制主义秩序；他们把西方人对自身传统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作为中国人维护自身传统和本民族利益的方便口实。本来，西方人的现代相对主义是针对西方中心论所作的自我检讨，是针对西方的殖民主义扩张所作的自我批判，也是针对西方传统中形而上学的一元决定论所作的学术突破；本来，西方的後现代主义是对在文艺复兴的启蒙传统的统摄下的种种现代性弊端的全面批判和彻底消解，是在解构自身的传统。而西方人所作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平等的心态来面对其他文明与全球的未来，是为整个人类寻找相互融合的共同点。在不可阻挡的世俗现代化潮流面前，西方知识界反思现代化的精神努力，甚至带有一种“名字不可为而强为之”的悲怆情调。
而中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们，却把这种严肃的自省和人类情怀理解为西方的没落和中国的复兴，完全无视自身传统的弱点和当前专制主义的严酷，放弃对自身的批判性反省和对既定秩序的抗争，一味沉缅於“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幼稚幻想中，使发源於西方的现代相对主义和後现代主义的激进批判，变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保守立场。
这种只对外批判而不对内反省，只虚构光明未来而回避当下黑暗的民族自尊，是一种阿Q式的家奴自尊。我不相信，一个每天在家里对主子摇尾乞怜的奴隶，一跨出家门便会有人的尊严；我更不相信，一群每天都能目睹到一党专制残酷践踏人的权利和尊严的知识分子，却对身边的非人状态，要么熟视无睹，要么因恐惧而不敢公开主持正义，他们能够真心地关怀民族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能够具有诚实而正直的良知。特别是在经历过“六。四”泣血悲剧的短短几年後，中国知识界在白色恐怖下的整体大逃亡、大退却、大沉默的氛围中，能够有几个人凭良知为死难者伸冤，为维持中国人最起码的生命权而抗争？
千万别再对大洋彼岸和遥远的文明摆出一付大义凛然的姿态，因为在中国知识界的身後，不要说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崩溃了，就连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底线也崩溃了。对於中国知识界来说，诚实、良知、独立和尊严，都是太高贵太奢侈的品质，他们根本不配！如果他们还想关怀人、关心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未来的话，他们首先要重新回到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底线上，站稳後再说微言大义。
其二，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以从西方搬来的术语、方法、理论体系来包装苍白的民族自尊和狂妄的夜郎自大。只要翻翻近几年的人文类刊物，内中充斥着故作高深、云里雾里、不忍卒读的洋术语、洋理论、洋大师，有人把此概括为“洋浜泾文风”。这些知识精英，甚至连现代文化还没有弄透彻，就忙不迭地去追赶后现代时尚，就为了赶时尚而频频引用连在西方学界都被视为阅读畏途的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大师。近几年颇为风光的青年经济学家盛洪，更以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的门徒自居，从西方制度经济学中移植方法、原理和概念来重新定义什么是文明，进而定义什么是西方文明和什么是中华文明，再进而作出对西方文明的否定和对中华文明的肯定，最後虚构出以中华文明来拯救世界的神话。
当年，我曾向新儒家们请教过这样的问题：中国文化完美到足以拯救世界的程度，您们作为它的捍卫者和宏扬者，怎么就不能从中提炼出一套方法和概念来捍卫和宏扬，而非要从洋人那里移植呢？一种连整理自身文化资源的方法、概念和理论体系都挖掘不出来的文化，其优越和完美何在？值得我们捍卫和宏扬吗？今天，我还要以此问题来请教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者，用西方舶来的主义来发现和肯定中华文化，岂不是自甘西化、滑天下之大稽吗？
盛洪曾经谈自已的读书体会，说他上大学时从亚当。斯密那里懂得了市场经济的理论，知道了“看不见的手”；後来他翻阅先秦诸子，才恍然大悟地发现，亚当。斯密经济学的精髓早在孔子的《论语》中就已经昭然於天下。这就象近百年来中国学人经历了无数次的先西後中的幡然醒悟一样。难怪崔之元在美国知道了“後福特主义”，就打起背包来回国寻根，如梦初醒般地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鞍钢宪法”中找到了“後福特主义”的源头。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那么自信，相信西方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在中国传统中找到源头，那又何必留学西方呢，何必用亚当。斯密来肯定孔子，用“後福特主义”来肯定毛泽东主义呢？岂不是多此一举！
其三，中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用绝对的相对主义和以无包万有的大而化之的定义与比较，来混淆不同层次的文化构成因素，进而否定文明的进步和制度的优劣之分，否定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的普世价值——发源於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系统及其制度安排。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可以从中餐与西餐无价值优劣之分，推论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私有制与公有制无优劣之分；从长袍与西服无好坏之分，推论出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无好坏之分；从京剧和芭蕾、水墨画与油画无高下之分，推论出个人本位主义与国家本位主义无高下之分；从古老的审美象征和道德象征至今魅力依旧，推论出工业文明并不比刀耕火种更进步；从不区分德国传统和英美传统及政体的根本差异，笼统地把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归罪於整体的西方文明。
他们不愿意正视历史事实：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恰恰是极端民族主义加政治专制的德国和日本，而不是以人的自由为优先目标加民主政体的英、美诸国；他们根本无视二战後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大都发生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加专制主义国家之间的当代历史，无视西方的自由世界在近五十年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努力，而只凭臆想天开或以古代今的方式，把战争的根源归罪於引导全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西方文明；他们更无视中国古代社会从未停止过的征伐夷族和频繁内战，无视古代帝制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对人的残酷杀戮；他们从不提及二战结束後，大多数国家都开始致力於和平重建之时，中国的土地上却爆发了一场远比八年抗日战争更为惨烈的内战，被日本人砍杀过的中国人，还未来得及掩埋尸体、揩干血迹、医治创伤，就开始了更残酷的自相厮杀。中国人自相残杀的血腥历史，中国家天下独裁传统之邪恶，家天下变成党天下之后的更加邪恶，怎么可以用儒家传统中的一个“仁”字掩盖住呢？即便是这个“仁”字本身的历史，也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历史。
同时，这些民族主义者对席卷全球的以工业化、市场化和民主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浪潮意味着什么，却不置一词。在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已经成为国际正义的公认准则的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居然以泯灭任何普世价值和正义标准的绝对相对主义、多元主义，来宏扬中国文化和否定西方文化，其灾难性的後果只能由中国人民来承担。他们的这种狭隘、傲慢而怯懦的民族主义，根本不知道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基本的共同价值何在。他们不仅模糊了中国现代化和文明抉择上的未来方向，而且使中国人陷於狭隘盲目的民族主义陷井，失去了人类所应共同遵守的正义准则，堵塞了与和其他民族相互交往的通道，卸下了与主流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制止恶势力的责任。
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中，民族主义用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的诡辩所取消的价值，恰恰是我们最需要的、发源於西方的现代性价值及其制度安排；所保存的价值，又恰恰是我们最应该抛弃的专制主义文化及其制度安排。一言以蔽之，对自由主义价值及其民主政治的拒斥和对现行专制主义价值及其一党专政的默认，才是此种民族主义的真面目。
被打垮了脊梁的古代士大夫和当代知识精英，都有一腔“宁为家奴，不为外辱”的浩然正气与民族自尊，但这样的正气和尊严实在乖巧：甘愿当家奴，可以得到主子的宠爱，而怒斥蛮夷又能显示出大义凛然，何乐而不为呢？
其四，正因为有了以上的种种特征，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和官方的爱国主义，在拒绝西方文明的理由和说辞上，才能如此地一致：拒绝霸权主义，一为文化霸权，一为政治霸权。他们都把西方霸权地位的取得，简单化地归结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和对外扩张的尚武品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经济强大和军事优势以及称霸世界的野心。在他们眼中，西方人只是靠金钱加大棒，才能够征服世界并行使其霸权。所以，他们又回到了洋务运动时代，以“船坚炮利”来理解西方的强盛，似乎完全忘了梁启超、胡适等人曾经论述过的西方制度的优势——私有化、市场经济、个人自由和民主政治，忘记了曾经称雄世界的大英帝国和现在的世界超强美国，在各自崛起的时代里，两国的制度文明都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历史的轮回竞如此神速，多少在“六。四”前和“六。四”中还高呼民主自由的西化论者，转眼之间就回到了百年前的士大夫情结而变成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一些在八十年代提倡西化自由化的学者也被民族主义思潮裹胁而去，如甘阳、李陀等人，他们因“六。四”而流亡海外，但在九十年代他们却变成了新左派，加入到反省西化谬误、宏扬本土化的民族主义行列。
如果说，中共官方出於维持既得利益的政治功利主义策略而拒绝接受西方文明的话，大众文化出於发财的经济功利主义而用民族主义来推销其商品的话，那么，知识精英们也拒绝西方文明、特别是拒绝自由主义的价值，就太有辱於知识分子的良知了。尽管他们以超然的学术立场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为标榜，但其中出於困惑的善意者置疑者是少数，大多数在骨子里是出於攀权附贵、向大众献媚的功利动机。因为，历经独裁政权蹂躏的中国知识界，大都清楚他们的人格、独立和尊严之所以被全部剥夺，皆源於一党专制的残暴及其对知识、知识分子的仇恨。
其五，最值的警惕的是，在官方的灌输和煽动之下，民间民族主义越来越变得狰狞化、下流化和好战化，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就是典型的代表。书中到处都是纳粹式的仇恨意识和独霸世界的豪言壮语，如“贱坯”、“报复”、“打仗”、“完蛋”、“不许放屁”等等。最有代表性的语言颇有嗜血的诗意：“如果和解变得极不可能，我号召中国人民记住仇恨！”“台湾海峡将筑成一堵无形的哭墙！”“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那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坟墓”。而中华民族的“顶尖人物”将在这血染的风采中“注定要崛起”，他们的使命就是“领导二十一世纪”。
这种好战而嗜血的民族主义野心，对于仍然专制而贫困的中国来说，既是虚幻的又是危险的。
（四）鲁迅和哈耶克对民族主义的批判
在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上，既然大陆精英喜欢引用中国先贤和西方大师来壮色，我这个死不改悔的“西化论者”也来凑凑热闹，引用两位大师级思想者来为自己壮胆：东方文学大师鲁迅与西方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两人恰好都对民族主义持有相似的批判态度。在这两位各自民族的伟大良心的笔下，民族主义仅仅是懦夫的面具与独裁者的避难所。
鲁迅先生的话，国人大都熟悉：“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的宣战。……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
显然，鲁迅看得很清楚，爱国主义容易滋生专制性的狂妄和党同伐异，更容易成为群体性的懦弱和虚荣之面具，真正的爱国心没有，而只有爱国舌的巧舌如簧。
哈耶克对民族主义的评述，虽然在词语上没有鲁迅这样激烈，但是他那冷静的智慧更有更尖锐的穿透力。他在《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自白中，陈述自己不是保守主义的理由之一，就是说自己不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民族主义者常常是保守的。
他指出，爱国主义起码有二个方面的特征，容易导致文明向野蛮的退化。
第一，制度建设上，爱国主义容易成为强制性的理由。他说：民族主义常常是通往集体主义的桥梁，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把所有资源置于政府的管制或命令之下，以多数的名义实施暴政，而这恰好与自由制度背道而驰。
第二，爱国主义在辩论中不尊重对手的自大和霸道，容易导致言论自由的丧失。爱国者常常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祭起国家、民族、群体等整体利益的大旗压迫别人服从和沉默。他说：那些经常以“某种理论出自某国”作为否定性论据或肯定性论据的论辩，根本不是真正的辩论；或者“仅仅因为一种错误的或邪恶的理想出自本国一位爱国者的构想，就将它说得比其他理想都好，当然也不是真正的辩论。”
这样的例证太多了，希特勒的歇斯底里的鼓噪之被德国人接受，就因为他的煽动起了狂热爱国主义激情，他被作为拯救日耳曼民族的救世主。萨达姆称霸海湾的野心和对抗世界主流文明的无赖行为，也声称是捍卫伊斯兰民族的圣战。
我想补充的只是，当共产主义极权已经不可挽救地颓败之时，爱国主义已经越来越沦为专制者们抗拒自由民主的普及化的最后借口和政客们的工具，中共拒绝政治改革的重要借口，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从另一个角度讲，爱国主义从来就不能、现在更不能作为自由秩序和普遍正义的伦理基础。而在后殖民时代的今天，爱国主义已经无助于人之自由的获得和扩展。
“六。四”前，我作为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既暴得大名又颇受人非议。“六。四”後，我作为黑手之一被官方定性为卖国主义者而痛加讨伐。今天，仍有当年被我挑战的学术权威、著名作家批判我的激进主义。而对这一切，特别是面对当前的民族主义狂潮以及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诚实和良知的中国知识界，我只能说：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坚定的西化论者，因为我坚信尘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的自由、尊严和创造力，而西方文明的精华——自由主义——恰恰为维护人的自由、尊严和激发人的创造力提供了一整套价值观念和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发源於此的现代化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作为一个人，我渴望过一种有自由有尊严的创造性的真实生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渴望历经苦难的中华民族能够顺应人类主流文明，埋葬专制政治，在民主政治中获得新生，成为无愧於维护人的自由、尊严的人类成员。所以，除西化之外，我别无选择，中华民族亦如此。
（1996年9月写于北京家中，2005年8月修订）
（五）西方思想家如何批判相对主义
既然中国知识精英喜欢用西方后现代的相对主义来反西方文化霸权，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西方杰出的思想家对相对主义的批判吧。
其实，在西方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不光是后现代相对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存在着坚守普世价值的人对相对主义的批判，美国杰出的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 1899-1973）就是这种批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政治哲学史》一书，集中批判了西方的相对主义思潮。他认为，西方陷于现代性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东方共产主义的威胁——尽管共产极权成为覆盖半个世界、延续半个世纪的暴政，而是来自西方自身的内在的信仰危机，相对主义的盛行就是内在危机的症候之一。他说：“西方，在其最高知识权威影响下，不再相信自己、自己的目的、自己的优越之处。”具体到国际政治层面，西方知识界不再相信自由民主具有普世的价值，而代之以与邪恶国家和平共处的现实主义。
施特劳斯一反西方知识界的左倾主流思潮，对政治理论中的“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作出尖锐批评：相对主义的实际结果，不仅在于使西方容易受到外部攻击，更包括西方内部的自由民主向随意的或墨守成规的市侩作风的退化——不再相信自由主义及其制度安排具有引领人类历史发展的合理性。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相对主义道德观的最大特点，不是宽容而是无道德，即取消一切道德标准。相对主义是愚民的现代蒙昧主义，导致了道德上“新蒙昧主义”的盛行。
1，相对主义崇尚“价值中立”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提出“事实与价值”分离的方法论原则。而在实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象“形而上学”本体论一样，不过是方法论乌托邦，是思想史上的假问题。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群、社会、民族、国家、文化及其关系，特别是涉及到对价值取向、社会制度和历史趋向的研究，完全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能的。一个真正的政治学家能够在自由与奴役、民主与极权的优劣的问题上，在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上，在伦理的善与恶的问题上，保持“中立”吗？如果“中立”，西方政治学中的“人权”、“言论自由”、“宪政民主”等正面概念，“暴政”、“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反面概念，就将在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中失去理论意义。
事实上，西方的人文学者大都要使用这些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概念，恰恰说明他们在西方的人文学中、特别是政治学中已经被普遍接受，说明西方的人文学、政治学已经作出了明确的价值判断。相反，某些持有相对主义立场的著名左倾知识人对斯大林、毛泽东、霍梅尼的青睐，既说明他们的政治学是有价值指向的，也说明西方的左派知识界在价值选择上的迷失。
2，相对主义的主要思想资源，在哲学上是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在科学上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重估”并不等于“泯灭”，“相对”并不等于“无标准”或“怎么干都行”。如果相对主义将自身的原则贯彻到底，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使相对主义绝对化，不但泯灭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联系，而且否定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一个社会的基本公德，也就等于否定了人类在何为政治上的正义和非正义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的任何可能，甚至连“奴役邪恶”的制度常识都被相对掉了，人的行为和国家的行为便失去了共同的底线，机会主义和绥靖主义的大行其道的时代就将降临，其现实结果必将是纵容邪恶政权的为所欲为。
特别是在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之间的价值选择上，西方的思想和学术的主流不可能采取相对主义立场，而只能坚持单一而完整的西方核心价值。事实上，当相对论的创造者爱因斯坦本人，由对自然的研究转向对社会的关注时，其价值选择恰恰不是相对的，而是明确反对一切奴役制度和极权主义。
3，随着现代科学的兴盛、政教分离和基督教权威的边缘化，科学主义崇拜逐渐成为西方精神的另一副毒药。在人文思想领域，社会科学研究过于依赖自然科学方法，甚至沦为“实证主义”的奴仆。虽然，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会有所补益，其经验观察、试验证实和量化标准，皆能增强社会科学的精确性和客观性。然而，由于二者的研究对象——无伦理无精神的自然和有伦理有精神的人类——的不同，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必然有其界限，也就是人类伦理的界限。换言之，无视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也就必然忽略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现象和人的伦理行为的界限。同时，迷信自然科学方法，必然会贬低大量非科学的人文知识，使那些对人类的公共生活和价值选择具有关键性影响的人文遗产——神话、宗教、伦理、意识形态、甚至哲学——被排除在政治学之外，最终形成“自然科学方法论拜物教”。
人类在科学上的进步，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伦理上社会上的进步，道德蒙昧主义会在每个时代复活，古代有神学迷信，启蒙时代有理性迷信，现当代有科学迷信，而当代世界中最极端的“唯科学主义”，莫过于共产极权的无神论政权。所有的共产极权国家，都是科学主义的最极端滥用者，把共产主义称为空前绝后的最科学的主义，也都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并用科学来反对宗教，所以，科学主义沦为实施“信仰垄断”和“精神迫害”的工具。苏联军事工业的发达和对东殴各国的奴役，加加林上校的升太空和著名科学家萨哈洛夫下地狱，核弹爆炸和文化大革命，就是科学进步和道德蒙昧主义之间的悖论性共存，是科学主义走向狂热迷信的典型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