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12月3日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连任，将第三次出任委总统。他在当晚举行的庆祝活动上再次将矛头指向美国，嘲弄美国是“魔鬼”，并称他的连任再次给了“帝国主义者”一个教训。

那么，反过来，美国民众会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呢？一般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喜欢旁边有一个宣称要和你作对的国家的，政府也会关注它的发展，但相对来说，今天的美国人对查韦斯并不那么在意。美国人的反应是相当平静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人有了自己的历史经验。

今天并不是世界上左翼思潮的全盛期。对于美国来说，第一次全球左翼思潮盛行，曾给美国内部带来极大的影响，那是在100年前的上世纪初，其根本原因是在自由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在经济领域适度参与、宏观调控的概念，还没有在美国立足。工业革命之后，工厂、企业开始发展，脱离小作坊师徒关系残存的温情模式，工人越来越像是机器的一部分，劳资关系恶化。左翼提倡的工人革命，给这种状况提供了一条出路。左翼所说的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最终必然灭亡的理论，也在美国国内广为传播。在那个时候，左翼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说法，还不是来自外部的威胁，而可能是自身就要爆发的革命。后来，美国终于通过一系列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应对，以劳工立法来保障劳工权利，缓和了社会矛盾，使得工会的一些作用自然消退。因为以前工会替劳工争取的权利，现在已经是法律条文，自有司法照管了。通过这个自身发展改变过程，美国人成熟起来，增强了依靠民主和立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信心。同时，通过对其他以革命手段解决问题的一些国家的了解，美国人更倾向于不再走向极端左翼。

可是在这个时候，美国人遇到了第二次全球左翼思潮的流行。那就是二战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扩展。这一次，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核武器的诞生，也由于左翼对输出革命理论的宣扬，使得左翼成为一种可能来自外部的侵略威胁。在一些极端右翼思潮的鼓动下，又使得美国人一度认为，极端左翼也可能通过政治阴谋颠覆而悄悄掌控国家。

这个时候，民众心理和上一次是不一样的，对大多数人没有呼应，只有恐惧。尤其是二战的教训，使得美国人认为必须积极预防和抵御。这导致了一系列的应对，包括在外部武力抵御外部左翼势力的扩张，对政府内部的清查甚至延祸到娱乐界。这就是冷战时期的美国。而这些应对一旦有走过头的倾向，和美国人的基本理念相违背，最终只能通过民主程序扭转回来。冷战本身是危险的，可是，最终冷战结束的方式，也使得美国人不仅对极端左翼的兴趣进一步降低，也对它的威胁变得不在意了。好像事实在证明，你不去管它，它自己慢慢会变化，不管是什么原因。

现在没有人认为，查韦斯有能力在美国掀起极端左翼的内部革命，也没有人认为，他能够重新联合左翼国家旧部，成为如当年苏联一般的外部威慑力量。然而，作为委内瑞拉本身，它走向左翼自有它自己的道理，它的贫困没有解决，左翼总是不失时机指出，这是一条光明大道。百姓愿意相信，就走走试试看，没有什么不可以。对头，固然皆大欢喜。走不通，也是自己的选择由自己支付代价，别人帮不了你。

美国人不太重视查韦斯的另一个原因是:虽然查韦斯宣称要联合一些扶助恐怖组织的国家，也作出了一些姿态，可是南美人一方面信的是天主教，就算狂热也是另一种狂热，看看满街载歌载舞的南美人，听听他们的吉他和歌唱，哪一个像是肯开着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把自己引爆在华盛顿街头的？曾记否，当年格瓦拉去南美输出革命，是南美百姓把他报到官府，他其实是死在那些他要解放的农民手里。

时代在往前走，如今，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大概没人会肯把上世纪60年代的日子再过一遍吧。

 

11月29日，深圳福田，一些性工作者被示众。记者 韩一鸣 摄

“文革”时期，示众成为了运动中常见的处罚方式。

示众的历史

示众，数千年来与国人如影相随。

《国语》中说，“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大禹以示众立威的例子，似乎说明，“示众”现象一出世，就与酷刑捆绑在一起，与私刑王法捆绑在一起。

古时候的刑罚

中国古代多酷刑，多与示众有关。秦时已有磔刑：分裂尸体后砍头，悬首张尸示众；枭首：砍头后高悬在木桩上示众；弃市：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皆恐怖之极。

明时，朱元璋制《大明律》：官员若贪污赃银60两以上，将枭首示众、剥皮实草。

“示众”现象不仅出入于庙堂的制度层面，而且数千年来，已作为一种情结渗透进国人的潜意识里，潜隐于市井人间，于小说野史戏曲中多有出现：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几次劫法场多在游街示众时。

《狄公案》里，曾有才犯了事，被巡捕押着，敲锣沿街念道：“军民人等听了，我乃张昌宗的家奴，只因犯法受刑，游街示众。”

在京剧里，红娘唱：“果然是色胆比天大，贫夜深入闺阁家，若打官司当贼拿，板子打，夹棍夹，游街示众你还带枷”。

似乎，在权利意识淡如烟尘的古代乃至近代中国，示众作为一种对违反国家或氏族条例之人的惩罚方式，一种杀一儆百强烈侮辱人格的司法现象，其存在之必然性，犹如中世纪的欧洲必有火刑。

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强调皇权至上，对万民的控制。皇权及其附属的王公贵族的特权对老百姓可以随意践踏，任意侵犯；而在一个倚重威望和面子的熟人社会，靠儒家伦理而不是靠法理进行统治的前现代社会中，游街示众作为一种连带性的惩罚，其大范围推行，被统治者认为更有利于震慑百姓，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于是，丑陋的示众文化及其衍生物看客文化，从先秦到现代，在5000年历史的泱泱大国里缓缓流淌，示众情结在国人的潜意识里浓稠难解，一时竞发扬出无比丰富的民间示众文化。

于是，对忤逆贼子之辈，示众；鸡鸣狗盗之徒，示众；奸夫淫妇，更要示众；而示众之手段更是蔚为大观匪夷所思。诸如浸猪笼，诸如面刺金印，诸如“打青竹”：把犯人捆在青石板上，把种在地里的粗壮毛竹扳下，毛竹上用绳子绑着雪亮的精钢钩，村民用钢钩钩着犯人的肛门，把毛竹放开，毛竹倏地弹起把犯人整串肠子拉出来……

于是，示众，示众，一次次惨烈的人间悲剧，沦为看客们的一场场热闹。年复一年，养育着那些脖子伸长了像鸭一样的老百姓，漠然地看着人情悲剧上演，看着革命者为了民众争取自由和民主被砍头的场景，在社会中造成了一种冷漠的、自私的、愚昧的文化心态。

而示众现象，在给被示众者带来耻辱感、怀疑感的同时，日复一日增强着人们之间的敌意，为社会植下动荡的因子。一旦社会的政治秩序发生变化，这种潜在的敌意就很有可能转化为公开的报复。这种说法，不幸已为中国社会的历史一再验证。

革命时期的游街

1927年大革命时期，中国农民纷纷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湖南的农民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毛泽东为此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歌颂农民运动“好得很”。

在革命领袖看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于是，“示众”作为一种惩罚方式，在革命的名义下，被赋予了行动的正当性，完成了从治理方式到反抗权威参与夺权斗争的裂变。

而在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期间，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激进的民众冲进路易十六祖先们安眠的圣丹尼教堂，把昔日君王显贵的尸体，连同棺材一起示众。巴黎民众蜂拥而至，对专制帝王充满仇恨的士兵拔出剑来，割下亨利四世的白胡须按在自己的鼻子底下，大叫：“现在我有信心啦，我们一定能打败所有的敌人！”

在后来的中国，这种被赋予新的使命的示众行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找到了广阔的舞台，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终于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举国若狂的岁月里，似乎一夜间，中国的城乡冒出了那么多的“黑帮”。他们涂着黑脸，剃着阴阳头，挂着牌子，戴着纸糊锥体空心的高帽，被带到千千万万的人群前，像一群群沉默的羔羊；或者被挂上破锣，戴上高帽，像牲口一样被拉到大街上供人观瞻，且前呼后拥，地位高的还可能被押上大卡车，呼啸而过。

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这场浩劫里，举凡主席、元帅、艺术大师概莫能外。在这里，游街示众成为一种权力再生产机制，以贬抑、惩罚和暴损颜面的形式，配合着“造反有理”的口号与行动，完成了对先前的权力/权威格局的瓦解。

严打时节的示众

罪犯手反剪在背后，被五花大绑押到卡车上，他们的身旁站着荷枪实弹的武警。判处死刑者胸前挂着白色牌子，他们的名字上打着大大的红叉。押罪犯的卡车由警车开道，车队在市区主干道缓缓行驶，高音喇叭广播着罪犯们的罪行。

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严打”中的游街示众场面。

十年浩劫之后的中国，拨乱反正，公民的权利意识在复苏，肆意践踏人权的行为慢慢得以遏制，国家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国际主流文明社会通行的“无罪推定原则”，在其后的岁月里，逐渐得到了认可。“执行死刑应当公布，不应示众”(1979年《刑事诉讼法》155条第3款)，从法律上得到了确认。

然而，示众文化，似乎已成为中国的特殊国情，示众现象背后的思维模式，不可能随着某些过激的口号的废止而在人的思想和行为中荡然无存、不留痕迹。在这个社会急剧转型期，示众行为因其刑罚替代，政绩展示等政治社会新功能，而作为一种社会秩序治理手段被采用。

于是，在一次次“严打”中，似乎对疑犯不游街示众，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震慑不轨之徒，不足以教育、警醒他人。一些地方法院选择典型案件到工厂、学校、街道、农村进行公审和公判。在社会生活中，群众抓到小偷，照样喜欢让他挂牌示众；火车站抓到了票贩子，必须令其到车站广场一字排开亮相。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示众现象已经日薄西山，在人类蒙昧时代早已生根发芽的“示众式执法”，必将随着人类走向更高的文明而渐渐被抛弃。

 

在古代，女子犯了法会受杖刑处罚，受罚时不仅要光着屁股，还要忍受众人围观。

在衙门面前，放一个木笼子，违法的人就会被关到笼子里示众。图为清末的犯人示众。

1903年，在香港街头示众的盗窃犯。

在国外的历史中，民众不仅会围观绞刑，也会将犯人的尸体示众。图为墨索里尼等人的尸体被吊起来示众。

2006年4月，东莞一名贴“牛皮癣”的男子身上被环卫工人印上电话号码示众。记者 方光明 摄

俗话说，活人不能叫尿憋死。但共产党毕竟不是活人，因此有可能被胡锦涛憋死，这个概率究竟有多大，很难计算，但不是没有可能。说起来，这也是共产党的悲剧：当初千里选美，百里挑一，选上了胡锦涛接班，可能有一百种考虑，比如，这个人不能是共产党的掘墓人，像叶利钦或戈尔巴乔夫那样背叛共产党，也不能像齐奥赛斯库那样鲁莽胡闹，把共产党折腾玩完。可以说，胡锦涛都不是，但他可能是共产党的膀胱结石，我认为这是共产党失算的地方。

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锦涛恭恭敬敬的接班，规规矩矩的接棒，十几年的老太子当下来，然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即使在登基之后，仍然小心翼翼的经办党务，的确不容易，也可以说是人才难得。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纵向来看，胡锦涛不但是中共党史上最没有能力的领导人，横向来比，胡锦涛也是当今世界最没有领袖气质的国家首脑。《孙子兵法》讲一个道理：处于死地者，不可久留，领导者要设法突围走向生地，即使流血牺牲，也在所不辞，因为你不豁出去，就没有活路。

改革开放的转型期，风险极大，因之，今天共产党的处境类似于当年红军，雪山与草地上，非久留之地也，民主法制是共产党的新延安，除此之外，统统都是死地。有鉴于此，胡锦涛要学老红军我不反对，就怕他学不了。当年红军突围，九死一生，三十万人只剩下三万，胡锦涛有这个魄力吗？胡锦涛怕担责任，怕犯错误，怕别人批评，怕知识分子讲话，这不行啊。死地求生的领导人一定会犯错误的，但最大的错误是犹豫不决，原地踏步，而最不能原谅的缺陷是没用方向感，悠悠忽忽。

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看胡锦涛更像张国焘，而不像毛泽东。张国焘先是向西北突围，希望与苏联联手，陷入绝境，同样，胡锦涛先是向东北突围，希望学习朝鲜金正日，也是死地。此计不成，张国焘回师四川盆地，希望在天府乡建立根据地，同样，胡锦涛极左不成，回师“和谐”盆地，希望在腐败温柔乡苟延残喘，但这也是死地啊。所以我说，共产党选错人了，胡锦涛好像是个华国锋，甚至不如张国焘，何以担当重任呢？

按照接班安排，胡锦涛还要有五年的舵手时间。当然，共产党咬咬牙，可以给胡锦涛五年的悠忽时间，但历史会给共产党这个时间吗？困在雪山与草原上：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不怕远征难，这种精神很不错，但当年红军也好，今天共产党也罢，还是不能假大空，不能膀胱结石。今天共产党机体中的毒素排不出去，等于自杀，一如当年红军不突围，等于坐以待毙。胡锦涛不但在憋死共产党，也在毒我中华。所以，为中国计，也为共产党计，我认为比较好的办法是，十七大胡锦涛退居二线，让第五代尽早接班，不管是什么李克强还是张克强，不要再等十八大了。因为，生死存活之地，突围要紧，新延安就在前面，活人岂能让尿憋死？

11月17日，中共官方在北京举办了掌权57年以来的第一次“中国人权展”，该展览为期十天，已经在11月27日落幕。官方媒体报道说，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权的进步，凸现胡温政权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政绩。

就在“人权展”落幕两天后的11月29日，就在曾经是中国最开放的新兴都市深圳，该市福田区警方把扫黄行动中抓获的100名涉嫌卖淫、嫖娼的违法犯罪人员进行游行示众并在现场作出公开处理。那些妓女和嫖客被全副武装的警察逐一押下车游街示众后，福田公安分局副局长井亦军当众宣布处罚决定，分别读出每个人的姓名、出生日期和籍贯。每读出一人的资料，警察便让示众犯人踏前一步确认身分，然后押回车上载走。据报道，现场有逾千人围观，并不时响起掌声。

深圳福田警方似乎是在有意与中央对照干，北京大搞如何改善人权的“人权展”，而深圳偏要大搞另类“人权展”──向世人公开展示：今日中共专政机器是如何停留在野蛮的帝制时代和承袭文革遗风，敢于公然地肆无忌惮地践踏基本人权。

在中国的历史上，的确有漫长的游街、示众、公审的传统，这一帝制野蛮在毛泽东时代被推向登峰造极，文革时期的大批判遍及全国各地，在游街示众中，在批判大会上，在公审大会上，无数“牛鬼蛇神”的人权遭到疯狂的践踏。他们的肉体被鞭挞，他们的人格和尊严被打翻在地，再踏上1，000只脚。没想到，在帝制已经结束了一个世纪、文革也已经过去了30年的新世纪中国，深圳警方还会用如此兴师动众，通过对卖淫嫖娼者的人格和尊严的文革式羞辱来践踏基本人权。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的今日中国仍然是独裁国家，国人的基本人权仍然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和尊重，专政机器的野蛮依旧，然而，在国内民间人权意识觉醒和西方国家的人权外交的双重压力下，中共政权进入了口是心非、言行背离的伪善时期，也不得不开始大作“人权秀”，加大中共一向维护人权的宣传力度，标榜今日中国已经进入了人权最好的时期；中共专政机器的迫害人权，也不再大喊大叫、明目张胆，而是偷偷摸摸、黑箱作业。中共官权举办的“中国人权展”就是典型的“人权秀”。而令人万分惊诧的是，作为执法者的深圳福田警方，不仅是公然挑战普世人权原则，而且是公然践踏中国现行法律；不仅公然挑战主流民意，而且公然为胡温中央添堵。正当胡温中央兴致高昂地“正搞人权秀”之时，深圳官权却用“恶搞人权秀”大扫胡温中央的兴致。

经过近30年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由于民众不再是不知人权为何物的愚民，所以官权也不再敢于理直气壮地践踏人权。君不见，妓女游街示众事件一经曝光，先是成为各大网站热点，激起网络民意的强烈反弹，仅在“猫眼看人”论坛上，涉及该事件的帖子的点击率就高达十几万，几乎是清一色的谴责之声。一篇题为《深圳警方的恶劣做法震惊全世界》的帖子，点击高达80，000多。新浪网就此事件作了一个网民问答，居然得到超过15万多个回答，七成以上的回答是谴责深圳福田警方的野蛮行为。

12月1日，更有上海律师姚建国就此事件给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公开信在有理有据地指出深圳福田警方侵犯人权的执法违法行为后写道：“基于以上理由，考虑到类似事件并非个案和偶然，本律师认为，作为最高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有必要也有义务对这种违反法律规定、违反依法治国精神的违法行政行为予以纠正并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为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本律师认为有必要对这种公开示众的做法以立法的形式予以明令禁止。”姚律师的公开信马上被贴到各大网站，得到法律界人士和网民的普遍声援。

与此同时，国内的某些非主流纸媒也开始跟进报道和评论（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东方早报》、《新快报》、《南京晨报》、《新民晚报》等），官方喉舌新华网和人民网也相继发表评论。境外媒体也马上作出反应，绝大多数有影响的西方媒体和港台媒体都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如BBC、《纽约时报》、《解放报》、美国之音、法广、自由亚洲、德国之声等）。甚至，北京在港的电视喉舌《凤凰卫视》和亲共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也进行了报道和评论。无怪乎有网友发贴说：“中国警察这种忽视人性与尊严的野蛮执法和极端做法，震惊全世界。”香港《太阳报》也发表题为“深圳将妓女游街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评论。民间针对“妓女示众事件”的自发舆论维权，起码在两方面显示了难能可贵的突破：

1、当民间人权意识觉醒已经达到了自觉维护“罪犯”人权的程度之时，说明国人已经意识到：在人权面前人人平等，不分普通人与罪犯。特别是，自从中共在掌权之初彻底消灭卖淫之后，卖淫嫖娼就是犯罪的观念在当代中国已经根深蒂固。改革以来，尽管地下黄色越来越发达，但在法律上卖淫仍然是犯罪，在道德上妓女仍然被唾弃。在卖淫业遭受法律禁止和道德蔑视之下，民间还能起而维护妓女的人格与尊严，不能不说是国人人权意识的一大进步。

2、依法维权意识的凸现。针对深圳警方的野蛮行径，律师的公开信重点谴责警方的违法，报纸的评论也大都是理性的批评，网民的帖子中虽然偶有愤怒的叫骂，但主流的声音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谴责警方和维护人权，并将国际人权原则和中国相关法律公之于众，无异于一次依法维权的普及性启蒙。综合公共舆论中的意见，不要说按照国际人权公约，即便按照中国现行法律，深圳福田警方起码也违法了多项法律：不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外犯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1988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的通知（1989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文明管理看守所在押人犯的通知（公通字〔1992〕139号）”。

正是在网络民意、法律界人士和媒体评论所构成的强大公共舆论的压力下，中共多个部门才开始关注这一公然践踏人权的恶性事件。全国妇联向公安部提出内部抗议，谴责深圳警方侵害公民基本权益、侮辱全国妇女形象，明显有违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公安部也责成深圳市公安局调查，相关官员可能受到处罚；另外，万维读者网还用了“深圳将妓女游街造成恶劣国际影响，中央震怒”的标题。

最初，深圳市有关部门的人员表示：福田警方是“依法行事”。但当北京官方的压力降临之后，深圳市公安局有关人士回覆传媒查询时表示，将妓女和嫖客示众是福田公安分局组织的活动，市公安局事先并不知情。但他同时强调，公开处理的目的是为了震慑罪犯，亦为警方的扫黄行动制造声势。深圳福田区政府值班人员5日表示，公众对此事的反应强烈出乎意料，区政府法律顾问将跟进研究有关法律条款，适当时候将作回应。另据香港《明报》报道，深圳公安的此次行动，是为了配合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南下、营造祥和的社会风气。

“妓女示众事件”的发展过程，不能不让我想起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二者同样遵循着自下而上的舆论维权模式：

网络民意的强烈反弹─→法律界人士发表致人大公开信─→境内外媒体的普遍关注─→高层官权干预─→地方政府回应─→对相关人员的处罚

三年前，在强大民意的压力下，孙志刚以生命为代价换来了“收容遣送”这一恶法的废除；三年后，也是在强大民意的反弹中，妓女们用人格和尊严的代价向全中国的警察发出警示：执法者必须尊重人权，哪怕是罪犯的人权！执法者也必须为公然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

截至目前为止，外界还无法知道中共高层将如何处理深圳福田警方的相关人员，但起码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民间人权意识日益觉醒和维权活动此起彼伏之时，也在官权为营造奥运形象而不得不向外界展示人权秀之时，在一些政治敏感性较弱的人权迫害事件中（特别是地方政府所为），不仅网络上甚至传统媒体上还是具有一定的民意表达空间，而且只要这种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足够强大，高层官权也能对民意做出灵活的甚至正面的回应，以凸显中央政府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诚意。

中共高层对“陈光诚案”和“妓女示众事件”的不同反应模式，再一次突显出人权问题在当下中国的后极权特色──基于独裁政权利益计算的灵活应对。“陈光诚案”之所以在二审中维持原判，就在于中共高层认为此案在政治太敏感，如若作出开明姿态，可能带来对独裁式稳定的连锁挑战，所以，最高当局采取严密封锁信息和纵容山东临沂官权的野蛮行为的应对方式。而在“妓女示众事件”中，中共高层之所以表现得相对开放并迅速对强烈的民意做出反应，就在于最高当局认为此事件在政治敏感性不强，开放民意表达和顺应民心所向，非但不会为现政权稳定带来更大的挑战，反而会赢得政治开明的美誉。

如果说，前不久的“中国人权展”是中共高层“正搞人权”的政治秀，意在凸显胡温中央的“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的政绩，那么，深圳福田警方制造的“妓女示众事件”就是地方官权“恶搞人权”的恶政。不论其主观意愿如何（即便是为了拍九寡头之一吴邦国的马屁），但在客观效果上都是“地方恶搞中央”。

（2006年12月8号于北京家中）
首发民主论坛

一个山东堂邑县穷苦人家的孩子，姓武，无名，因排行而被人称为武七。武七羡慕富人家的孩子可以读书，去私塾偷听读书声时遭到塾师的呵斥。八岁时，父亲病死，姐姐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九岁时，武七跟着母亲到处要饭。按梁启超先生的传记说法儿，“家贫，行乞度日，饮食必先奉母，人称孝乞……昼行乞，夜绩麻，得一钱，即储之，日惟以两钱市粗馒自养。”

武七15岁时在姨夫家做童工，17岁时给地主李廪生打长工，饱受人间白眼。他身材肥短，一说话嘴角即现白沫，大家给他取了个浑号“武豆沫”。尤其是因为不识字而多次被人毒打，被骗财，被讹掉工钱。他给李廪生做工三年，分文不得，反而被打得头破血流，赶出家门。无望之际，他在一破庙里昏睡三天。

三天之后，他起来了。他没有忧愤而死，而是如痴如颠，半呆半傻，既不回家，也不再给人家做长工，并手舞足蹈地到处要饭，做零工。这个大字不识的文盲，经过三天的昏睡，一下子明心见性，才华横溢，而跟阿Q 兄弟判然有别。武七在很多地方像阿Q，但阿Q在庙里梦见的是人生享受，武七在庙里的三天却改变了一生。那一年，武七21岁。他依然穷苦，一顿饭吃好就得寻找下一顿，但却从此出口成章，念念有词，随时可以应对人们的询问、嘲弄、拳打脚踢。他立下的志愿乃是兴办义学：“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武七到处吆喝着出卖苦力：“出粪，锄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论钱多少。”为了多挣钱，他把自己的长辫子剃掉，净得京钱一吊，作为他兴办义学的基金。他没有工做的时候，就到各地去要饭。因为他总是唠唠叨叨的“义学长，义学短”，乡邻以为他害了什么“义学症”，就又把“义学症”作为他的第二个浑号，他无动于衷：“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赏了钱，活了命，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他行乞时，把要来的钱都积存起来，要来的干粮，自己只吃碎烂的，好的完整的拿去卖了，变成现钱积存下来，作为义学的基金；甚至捡菜根、芋尾来吃，以节省他要来的菜和饭。他说：“吃的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食菜根，食菜根，我吃饱，不求人，省下饭，修个义学院。”“吃芋尾，吃芋尾，不用火，不用水，省下钱，修个义学不费难。”

为了积攒钱，武七在山东、江苏、河北、河南一带行乞，并做过各种各样的农活、杂耍、手艺：推磨、推碾、割麦、浇园、挑担、拉车、纺线、竖鼎、做马骑、吃蛇蝎、捻线头、轧棉花、做媒红、给农民小额贷款买地买牛……武七积来的钱又被姐夫骗去后，他就打听当地可以信任的士绅，他跪求那些住在深宅大院里的举人、进士，求他们帮自己存款。他可以不顾家人亲友，但若乡亲真有困难，如38岁那年，鲁西北大旱，赤地千里，到处有人饿死，武七就买了四十担红高粱，托绅士替他办理赈济灾民的工作。又如农民张春和外出十年没有音讯，生死下落不明，家里婆媳二人的生活全靠媳妇张陈氏做针线活或要饭来维持，武七听说后，就送给她们十亩地。

就这样，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在他50岁的时候，武七觉得有力量办学的时候，他跪请进士杨树芳先生，一位急公好义的绅士来替他筹画兴办义学的事。杨非常惊喜同情，但以不孝有三来劝武七成家，武七说：“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杨表示愿意出面帮忙，并向当地的绅耆募集不足资金。武七搬砖、买木料、亲自做工，在杨树芳等人的主持下，不到一年时间，崇贤义塾于1888年春天开学。从21岁立志，到武七51岁时亲眼看见义学开学，过去了整整三十年。武七亲自劝说穷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七十几个学生分经学蒙学两班。武七跪请杨树芳为学董，主持义塾一切。但他并不放松，跪请睡懒觉的教师，跪求学生不要调皮旷课。

最重要的是，武七仍自律苦行。义塾创办之初，他准备丰盛的筵席招待教师，请学董和热心赞助的绅士们作陪，他自己并不入席，而是站在客厅外面，向来客磕头致谢。他说：“我不敢同老师和诸位先生们坐在一起，我站在门外，觉得心安，觉得快乐。”他跟学生们一样分得一斤馍馍，一碗大锅菜，仍舍不得吃，跑到庄外的砖窖上换了几块新砖回来，自己仍吃些残菜剩饭。义塾成立后，虽然已经实现了他的心愿，但他依旧过着漂泊无定的流浪生活，到处去要饭，仍旧住破庙。学生们劝他别再要饭了。他说：“我办义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享受，完全为了使我们这群穷孩子们有机会念书！我过的生活自己并不觉苦，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

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厉行的人格力量迟早要进入社会的核心层面。后来的张学良说他“行兼孔墨”，这样一个最底层的中国人三十年来做着孔子、墨子的事业，那种力行示范不仅得到了乡邻们的承认，也最终获得了社会上层人士的尊重同情。在这样的人物事迹面前，任何有心人都是富有成效的传媒，迅速地让他进入全社会的视野中去。杨树芳等人把他的事迹呈报给知县郭春煦，郭大为惊奇，到义学视察，对武七崇仰不已，不仅赠银十两，而且把他的事迹转陈山东省巡抚请予嘉奖。

山东省巡抚张曜知道后，邀见武七，见他疯疯颠颠的样子，以为他害过什么重病，他说：“我不疯，我不病，一心只害义学症。”一面跟巡抚谈话，一面还不断地捻着线头。张巡抚大为感动，助他二百两银子作为义学的基金，另外给他方便劝募的缘簿，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并给这个无名的同胞赐名训，从此，这个名叫武训的穷苦人教化、训导了几代中国人。

张曜奏请光绪皇帝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武训的绝世奇行轰动朝野。当时的清政府已是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仍令国史馆为武训的事迹立传。《清史稿》宣统本纪记载：“己未，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朝廷还授以武训“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

武训甚至感动了佛门中人。在他53岁那年，馆陶县杨二庄的了证和尚，因为景慕武训的精神，而把自己的香火钱和部分庙产捐出来，想为穷孩子们办第二所义塾，武训听说后，主动找到了证，把自己的义学基金奉献出来，一起创办了馆陶杨二庄义塾。武训还感动了当时的教育部长。在他56岁那年，学部侍郎裕德到山东视察学务，武训拦轿向他募捐，裕德捐给他二百两银子。加上自己的旧存，武训在临清创办了第三所义学：临清御史巷义塾。

在第三所义学创立的那年，武训已经58岁了。他长年苦行，至此耗干了精神，当年五月，武训得了重病。他住在义塾里休养，躺在屋檐下边，不肯占用一间房子。最初几天他不吃饭也不吃药，每天只喝几口开水。据说，只要听见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他那病弱的脸上就有着无限愉快的神情。

光绪二十二年（1896）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武训含笑离开了世界，享年59岁。出殡之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据说当时即有人相互低声议论：“谁说武训没有儿子？”

在武训辞世的50多年间，他的事迹感动了世界，首先感动了他的同胞们。

1903年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葺了陵墓、建造了武训祠，并立碑为纪。1921年，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赠给武训“热心公益”的匾额。曾任山东教育厅长的何思源拨款重建了武训祠，并在武训祠堂立了尊武训汉白玉雕像。1932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建造了“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1934年，临清县武训小学发起了武训97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军政要员和文教界知名人士。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于右任、郁达夫、陈衡哲、何思源等人都对武训的办学精神给予了颂扬。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又在重庆兴起了纪念武训诞辰107周年活动。郭沫若、邓初民、柳亚子等人参加了纪念会。陶行知在四十年代物价飞涨、教育经费紧张的时期，曾在全国提出“跟武训学”的口号，要求大家做“集体的武训”，艰苦办学。

武训感化了无数的中国人。段承泽本来是一个军人，曾在孙传芳手下当过师长、副军长等职。1927年，当他驻军泰安的时候，听到朋友们谈起武训的故事，深受震动，当时立定了“退赃赎罪”的志愿，决心将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1930年，河北、河南闹水灾，段将军把灾民移殖到包头，依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实行集体生活和集体生产，以期造成共同劳动平等享受的新社会。1933年，段将军又开办了武训小学，实施生活教育，以期创造新农村，建立新文化。段承泽去世后被人称为“荣军之父”。

1950年代以前，武训的兴学事迹还被列入学校教科书中。全国共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以武训名字命名。特别是“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的冯玉祥，在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全国甚至出现了武训出版社、武训街这样的名称。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直呼武训为“武圣人”。在国外，武训被称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1950年代后，武训被埋进了历史。新天新地的国家不需要他，新天新地的人民也被迫把他遗忘。这个坚定地活在自己个体本位上的穷苦人，被丑画成一种乡愿阶层的可笑代表而被新社会抛弃。直到又一个三十年后，他才被人们小心翼翼地想起，按照胡乔木高超的汉语言政策水平，他在1985年如此说过：“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的这种批判是非常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认为基本正确。”

但是，当今天的人们发现了武训时，也同时发现谈论武训的全部困难。我们当代的历史转型已经失去了武训所归属的传统中国厚重的文化土壤，武训的人生超出了我们今人贫乏可怜的想象。当今天的人们多在抱怨自己一年不吃不喝难以买到一平方米的房子时，武训却以三十年的努力创办了三所义学。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乞丐决非一个吃了上顿愁下顿、心为物役的小民，而是发下金刚心有着非凡智慧的行者、圣者、明哲。据说，他省吃俭用，三十多年间乞讨所得，经营所得，贡献给义学的，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8000分之一，相当于当今的800万至1000万元。

在武训的人格力量面前，任何人都没有力量来为他加冕，任何机构都不配来给他盖棺定论。朝代不会比他更长久，国家政权的力量也不会比他更强大。因为只要中国人生活在这世界上，武训就活在这世界上。因为这样一个人在传统中国崩盘前夕活过了，他的全部努力在于救人救世，首先他救度了自己。他的努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于一个总以文明悠久灿烂自居的民族的绝大讽刺；这个民族上层成员的全部自得，在无数无明无知的同胞，首先是在无数文盲的同胞面前都得大打折扣，在武训和武训们的努力面前都黯然失色。他的努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生活的诸种可能里，重建了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即使在高物质化的幸福指数面前，也坚不可摧。

谈论武训，最令人索解的是他那三天的昏睡，我们，甚至他自己也难以说清楚那昏睡的意义。也许那是天启，那是中外历史上无数圣哲、使徒们觉悟前的“高峰体验”。他像阿Q兄弟一样在破庙里睡着了，但阿Q梦见的是“同去同去”，武训找到的却是个人的人生道路。虽然人们多以为他是农民阶级的代表，他多次说过，为穷苦孩子办学的话，他也说过，不要忘记穷人的话，但是，在他的三十年行乞生涯中，最重要的不是血缘、阶层、阶级的意识，而是他要做事的意识。换句话说，他是立足于个人本位而非阶层本位做事。这种立足于个人本位就是一种可示范的镜子，照见自我的独立不依。“何期自性，本来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性。”因此，他的形象、生存状态所归属的底层并不真的懂得他，那个阶层的人们至多把他理解成好人、善人，反而上层士绅多从他那面镜子中读懂了人生的可能意义。蒋介石说他“独行空前”，汪精卫说：“廉顽立懦！”于右任说他“匹夫而为百世师”，蔡元培说“武训先生提醒我们我国有普及教育的必要”，段祺瑞说：“丐金以兴学难于舍身以卫国是游侠传之，雄而非卑田院之客亿万斯年式以民德”，冯玉祥说：“特立独行百世流芳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杨虎城说：“风兴百代”。

这个文盲像历史上大字不识的天才教主慧能一样，顿悟成佛，那一道强光如醍醐灌顶，更新成就了肉身，肩负起人间大道。慧能是要开宗立派，为无数同胞寻找救济解脱之道。武训却仍旧以身见证，他像大阿罗汉、使徒、圣愚、义人、侠客，自身清明，却回向尘世，为我们示范了一种可能的人生。他强大的精神力量重构了苦行的意义，苦行在他那里不再是悲惨生活的象征，而是一种心灵、人格和精神趋于完善的途径。

武训曾被当作小农改良者的极端精神，比如毛泽东就这样喜笑怒骂地挖苦他：“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是专制社会的革命者和解放者，他以血肉之躯向我们论证了真正革命者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力量。自以为比武训革命的革命者们多走到了革命的反面，变本加厉复制了专制社会的威福玉食，武训却拒绝了一切。这个在人性上有着革命觉悟的圣者，拒绝了尘世和未来的一切物欲享受：“有你们人世的筳宴口腹之欲我不愿意去，有你们所谓的天堂我不愿意去，有你们所谓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这个圣徒的精神有如另外一个圣雄，将会让后人长久地惊奇，如爱因斯坦说：“在未来的时代，极少有人相信，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在地球上匆匆走过。”

最早是在凯迪网站知道作家廖祖笙儿子廖梦君惨死案的，知道而已。世间灾难重重，冤声载“网”，个人时间精力有限，实在“顾”不过来，故对于廖案详情并不了解。后来收到一位王姓网友关于廖案的来信，才略知始末：

2006年7月16日，廖梦君同学接佛山市南海区黄歧中学其班主任通知，去学校领取毕业证书，一去不返。家人侯至深夜，向黄岐社区民警中队派出所报案时才获知廖梦君已经惨死校园。案件未经立案调查，相关方面就已”统一宣传口径”宣布廖梦君为”小偷”，结论是”自杀”！死者父母查看尸检报告、律师依法调看本案卷宗、律师记者家属等给梦君的遗体拍照等等正当要求均遭拒绝…

廖先生坚决否认儿子偷窃。纵然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偷窃行为，也罪不致死，白杀之说疑点重重，殊难服人。

于是将王姓网友原函转发到国内外几个网站。在几个国内网站居然发不出来或旋发即删。贴在百灵社区的帖子保留最久，升为热贴了，但今天中午也失了踪。据王姓网友相告，她之前在各大知名论坛发的关于廖案的贴子生存期大都不到几分钟，我转的贴保存了许多天已经很难得了。廖祖笙为儿子惨死讨一个说法，居然受到种种刁难和监控，相关帖子居然受到“封杀”，可见有人试图掩盖真相，一手遮天！

网友请求我与百灵社区管理员沟通一下，争取恢复廖案贴。我与百灵社区管理员从无交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面子——至少不会比廖案幕后黑手更有“面子”，何况，就算百灵恢复了区区一份枭帖，又起得了什么作用呢？在中国，到处都是黑幕，什么都可以上升为机密乃至国家机密，连这么一个普通刑事案件，也要剥夺民众的知情权，甚至要剥夺当事人的知情权，念之令人悲愤！

中年丧子，人生大痛，何况儿子死得不明不白，活蹦乱跳的一个花季少年，转瞬浑身刀伤不治，而且血案发生在校园里，至今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我相信，任何人只要尚有一点人性，就能够充分理解廖先生夫妇的那种彻骨哀痛以及对学校对有关部门的深深愤怒和怀疑！

王姓网友说得好：“在生命的尊严与灾难面前，我们不仅要拒绝做冷血的看客，更须拥有一份恒重、恒温的悲悯和人道情怀。”鬼鬼祟祟，必有猫腻；偷偷摸摸，必有黑幕！廖案已引起相当广泛的关注，廖先生夫妇和包括老枭、王姓网友在内的广大热心人士有权力知道真相，我们期待廖案真相早日大白于天下。这也是公安、教育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2006-12-9东海一枭

大纪元

《白热选举宁静影像：台湾宪政民主转型中的多元图景》

影像记录：孟 浪

题记：北高市长选举已演变成民众为 2008 年总统大选提前上演的对执政党民进党和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的信任投票。离12 月9 日北高市长选举（同时举行市议员选举）投票开始仅剩最后的12 －36 小时的前夕，本组图片记录了此时此刻台湾首善之地台北街头的客观影像。作为一个台湾社会文化现象的独立观察者，对台湾政党政治的各方不持任何特定立场，本组图片记录者对下列图片仅作必要的说明。

图片说明：

图一： 12月 8日黄昏，距总统府 200米处的二二八纪念公园内，保安大队警察的一个小队正集结戒备，随时准备出击应对总统府周边可能发生的异动。

图二：总统府正门拒马前执勤的宪兵（左一）和便衣人员（右一）。

图三：位于重庆南路上、距总统府主楼左翼仅 50 米之遥的倒扁”红衫军”总部只见三三两两的老人坐守。

图四：绿营悬挂在台北主要商业街忠孝东路上的反蓝标语。

图五：蓝营在闹市西门町一带悬挂号召泛蓝团结的招贴旗帜。

图六：反共统派团体”中华爱国同心会”的助选车，该车辆停靠在台北国军英雄馆门前。

图七：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一侧马路对开，巨幅海报上赫然可见涂鸦有”阿扁下台吧 ！ “的”反标”，当局处之若素，未予擦除。2009 年台北将举行第21 届听障奥运会，图为当局发布的海报。

图八：公民社会走向成熟，台北街头的妇女对驶过面前的助选车队默然相对。

人在天涯，消息闭塞。闻张中行老师已于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故去，已逾月矣。再看各大网站上悼张中行老师的文章，也已连篇累牍，仿佛夹道而相送，场面也算热闹。我本和张中行老师有师生之情，比邻之谊；原来已经隔着关山万里，现在更是阴阳两世了。夹道相送的队伍中并无位置，但是万里之遥，聊表怀念，一是推崇张中行老师的文体，二是感怀他的风骨。是为题记。

二十一年前，有幸被分配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置身在一个相当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当时单位里有二百来号编教材的；许多是成了精的教材老手，端的是刀枪不入，把教材写得溜光水滑，找不出半点毛病，却又弃之不得，嚼之无味。但是沙滩后街的偌大一个院子中，也不乏藏龙卧虎之辈。出版社规矩，新来乍到的小青年，遇到教材老手也好，龙虎之辈也好，一律要称老师。张中行老师，那时就在楼上的语文教研室当编审，仍需上班。见面时候也叫老师。所以这师生之情，虽然没有直接授艺，却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

工作是分配的，住宿自然也由单位解决。所以到单位，就住进了大院后面的一栋两层西式楼房。房子并不大，也显得相当破旧，里面也已经被分隔得乱七八糟。但是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栋楼居然是个贵不可言的宝地。这楼在燕京大学年代，就有个名称，叫工字楼，大概是因为俯看下来，楼顶呈“工”字形的缘故。这工字楼原来乃北京大学的重地，曾经踏入过鲁迅先生的贵足，更是五四运动酝酿发育的地方。

写教材的高手们，似乎并不十分重视文物。所以这样一个重要地方，居然改成了宿舍，用大量的油烟烈火进行缅怀。八十年代中期，楼上基本上都是小年轻的单身宿舍，楼下则有一些住家。但是一楼进门左首，有一间光线不足的大房间，既不是宿舍，也不是住家。那就是张中行老师的临时住房。

出版社紧靠故宫后门，据北京的中央宝地。大院内自己造了若干栋宿舍，却论不到张中行老师这样无官无职的老编审。大概是看在张中行老师年事已高的份上，所以在工字楼里给了他一间房子。这样，张中行老师平时就住在这间房中，吃食堂，过单身生活。周末才回北大朗润园的家中。后来才知道，张中行老师那个时候，正好可以借独身宿舍的清净，开始其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学创作。《负喧三话》系列，大概就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

既有邻居之谊，工字楼又不大，所以经常见到张中行老师。老师那个时候已经七十有六，但是身板笔挺，非常硬朗。他的面容很清瘦，穿布鞋和洗旧的衣服；沉稳，波澜不惊。脸有点长，眼睛很小，眼皮和眼袋隆起，眼光却深邃。出入张老师房间比较多的，是出版社的一群美女；通常是敲竹杠，或者是得一款砚台，或者是到五四大街胡同里的悦宾酒家去吃一顿。

彼时张中行老师既无文名，在出版社也毫无地位。唯一的特别之处，是美女们作三姑六婆的传闻，说张中行老师年轻的时候风流潇洒得不得了，曾经是杨沫的丈夫。《青春之歌》当中，那个在革命大潮中当了懦夫的余永泽，便是根据张中行老师的原型塑造的。这话一点破，倒是越看越象。想来杨沫塑造人物还是很有一套的。但是这也多少让张中行老师在大半辈子中，被打上了余永泽的印记。世人皆说张中行老师是大器晚成，七十五高龄才开始写作。殊不知他让杨沫这样一形容，倒有大半辈子抬不起头来，只能老老实实地去编那劳什子的教材。这倒格外让人警惕，能写故事的才女，万万是沾惹不得的。

和张中行老师做邻居，不过三年光景。再过三五年，回到出版社探视，已是物是人非。张中行老师出了大名。当时沙滩五四大街的图书摊贩，头排显著位置，都是张中行老师的著作。张中行老师春来老树发几枝，固然可喜，但是成就了偌大的文名，远远盖过把他描绘成一个庸俗小人的杨沫，却也是始料未及。命运之播弄，既无常，又经常有出人意表的戏剧色彩。

读张中行老师的文章，读到的，一是风骨，二是文体。风骨高峻，秉笔而书，中正平实。七十五岁开始写文章，自然也不怕什么了。何况张中行老师一生历事无数，行文之时，大气从容自不必说，观照人生，端的是老气横秋。文体上面，张中行老师本身是语文大师，行文严谨，句子短而清晰，句断上就能显现语言节奏，自然也不是一般作家所能企及的。后来有些作品有些车轱辘话，显得罗嗦，想来也是因为高迈之年，让出版社给逼出来的后果。

怀念张中行老师，由师生之情，邻居之谊，到妄评老师的人品文章，无非是挤不进这夹道相送的队伍，于天涯一隅，遥相致敬而已。张中行老师自称是怀疑主义者，想来对这人生，文学和尘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和信心。但是以怀疑主义的目光，观照人生，竟然也观照出一个了不起的文体作家，以七十五高龄始，创作出等身的著作，留诸后世文学财富和巨大名声。是谓奇迹。

 

刘宾雁中国当代着名作家、记者。1925年元宵节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早年受俄罗斯文学人道主义思想影响，追求社会正义，投身于中共革命。中共建政前后开始怀疑革命之残酷血腥。1956年发表《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首开中国暴露文学之先河，引起巨大社会反响。旋即遭政治整肃，打成“右派”，遣送乡村劳动改造。1976年获“改正”复出，写作了大量尖锐揭露社会黑暗的文学作品。其中《第二种忠诚》、《人妖之间》等，成为那一时代中国纪实文学的经典之作。刘宾雁也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作家，被誉为“中国的良心”。1978年初，经邓小平钦点，再次被清除出党，全国公开羞辱。后到美国讲学，又因公开抗议武装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而被禁止返国，开始海外流亡生涯。2003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亚洲英雄”，并称为“无所畏惧”、“不可腐蚀”的中国的良心。刘宾雁以年迈之身，流亡海外18年，坚守信念，决不向黑暗势力低头，于2005年初不幸病逝，终年80岁。在艰难时世中，刘宾雁以其道德文章，成为中国知识份子的光辉榜样。

“鸦雀无声雁有声”，雁过也，留下的不只是雁的叫声，人的名声，刘宾雁留下的，是他作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对人民的痛苦充满同情和深爱的中国普通公民、一个披肝沥胆捧出良知的中国知识份子、一个以他的笔他的作品穿透黑暗、虚伪的杰出记者和作家的全部精神遗产

鸦雀无声言有声─《刘宾雁纪念文集》序

邵燕祥

宾雁从年轻时就爱唱歌，不知到了晚年，是否还在唱那支谶言式的俄罗斯歌曲：

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

她温暖着流放者的心，

为争取自由受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在远离故土的地方，有什么能够温暖这位中国流放者的心呢？也许，他还会默唱着我们那一两代人一开口就热泪盈眶的《国际歌》：

起来，饥寒流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后来的歌词定本把“罪人”译作“全世界受苦的人”了，但我们很难改口。我们似乎命定地摆脱不了“罪人”的身份。四十年代如此不消说了，五十年代反右派斗争后重又如此，文革后直到八十年代是所谓新时期了，在有些人眼里却仍然如此。罪人，罪人，犯的什么罪呢？想来想去，是鲁迅当年说过的，“可恶罪”。单说刘宾雁，他为什么“可恶”？只因他的人格力量对某些人形成了道德压力。刘宾雁“可恶”，因为在一方为“主人”，一方是“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格局下，他不但不甘做奴才，也不屑做聪明人，偏要一秉良知，直言无隐，说“不中听”的话，干“不合时宜”的事，绝不逢迎奉承吹喇叭擡轿子，但他“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什么个人得失以至个人安危全都不在话下。

刘宾雁“可恶”

刘宾雁“可恶”，因为他憎恶一切腐恶势力，他义无反顾地揭开一道道黑幕，幷以燃犀烛怪的精神，剖析所以致此的来龙去脉，妨碍了为所欲为者上下其手“捂盖子”的图谋。

刘宾雁“可恶”，因为他力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的“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而说真话，说实话，追索真相和事实，则势必要戳穿谎言和假像，靠瞒和骗过日子的人怎能不怕他，恨他？

刘宾雁“可恶”，因为他从五十年代起，就被时代的潮流推向前列，充当了啓蒙者和代言者双重角色，从干预生活，反对官僚主义，到呼吁人的自由和尊严，维护普通人特别是弱势者的权利。他赢得的是千百万读者，那末他得罪的岂止是个别的人？

尤其“可恶”的是，刘宾雁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面对违情悖理非法的现象，不管涉及什么背景什么人，他就要发言，他就要说“不”，就要批评，就要“循名责实”地行使新闻记者的、作家的、公民的（在未被开除党籍的时候，还有共产党员的）监督权，在政治问题上也要辩个是非，不肯三缄其口，这不就成了“持不同意见者”，“持不同政见者”，“异议分子”，以至“反党反社会主义”，总之是不叫“政治犯”的政治犯了吗？

更早的事情似乎已成“史前史”，在我们这代人所及见的五十年代，有一条贯串反右派斗争无数案例中的习惯法，就是：批评=反对，批评共产党=反对共产党，而更可怕的是，甚至对个别党组织、个别党员干部的个别事情的批评乃至建议，也可能构成反党的罪名。这一条原是不成文的，在反右派斗争高潮中却终于写进了有关划定右派分子标准的文件。

刘宾雁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两度被中共开除党籍，都是缘于这一个根深蒂固的“准则”。他曾经的想不通，他曾有的失落感，是由于他对此没有精神准备，他对党的认知不是来自当下的实际生活，而是胶柱鼓瑟的执着于党章书面上的规定。他相信党章上规定的党内民主：党员权利之一就是可以对任何一级党组织、任何一名党员直至党的最高领导人进行批评。他牢记着他进入新闻工作之始的1951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报刊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幷且相信这一决定的长期有效性。这固然由于他对党组织尤其是党中央的一片赤子之心（所谓赤子之心也正意味着天真和轻信），更主要的是源于他对“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误读。

布哈林和刘宾雁

过来人或还记得，当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布上述决定时，同时刊出了《斯大林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语录。斯大林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封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说，就明白“批评和自我批评”也者，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斯大林首先极其圆熟地把它运用于对党内反对派的斗争。批评是斯大林的专利，别人只有“自我批评”的份儿。批评权掌控在斯大林手里，迫使反对派进行“自我批评”，即通过会议和登报等形式施压，通过指供诱供乃至刑讯逼供等手段，令对手从“承认错误”到“认罪”，完成名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实为罗织和构陷入罪的全过程。

1938年被处决，直至半个世纪后1988年方获平反的布哈林，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位布尔什维克党内杰出的理论家，在斯大林示意下戴过一系列的政治帽子：从“非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布尔什维克”、“反党”、“富农代理人”等，又升格为“叛徒”、“间谍”、“暗害者”、“卖国贼余孽”、“匪帮”和“人类蝥贼”。而究其致祸之由，在他，是围绕新经济政策和农业集体化等问题坚持了不同于斯大林的方案，在斯大林，则是为了巩固自己大权独揽的需要，必欲除之而后快。布哈林虽曾位居共产国际领导人，但他不是像斯大林那样一个嗜权如命的人，毋宁说他是“书生气十足”，没有防人之心，他相信党内同志间在大目标上是一致的，他坚持自己的政见，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他至死都是一个体制内的不同政见者，他让妻子默记下来的《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里，还声称“我没有干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这表明他的局限性在于对斯大林这样一个人缺乏清醒的认识，更没有意识到，在沙皇俄罗斯的专制主义传统与暴力革命和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相结合的条件下，斯大林这样一类人的出现是必然的。布哈林”说理于不可理喻之人“，还想要享受幷不存在的党内民主和自由表达的权利，只能说是缘木求鱼式的过份天真了。

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说起布哈林，是因为我从刘宾雁的际遇联想到他。宾雁在中国党内的地位，远不能跟他相比，但是直到八十年代，因对人民命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因对党的信任，而不惮以“一夫之谔谔”卓立于“千夫之诺诺”，不肯随波逐流，不肯撒手而去，更因对党仍寄予厚望，而保持着“不可救药的乐观”，遂有种种天真的表现，这都近于布哈林式的“书生气”。

有这样书生气的，当年在苏共和中共党内都不乏其人，也不限于“书生”，工农出身的党员和干部，一样会有书生气甚至“书生气十足”，轻信“上了书”如上了党章上了宪法的许诺价值千金，于是不得不一再地希望，失望，以至绝望，又萌生希望，失望，直到幻灭；而鲁迅引用西哲的话早已言中：“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布哈林和刘宾雁这种类型的党员和干部，像相信自己那样相信党，甚至放弃自信以相信党，他们自信惟一地为着人民的利益，也相信党所宣称的“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另外的利益”，因此他们为了“党的，也是人民的”利益而发言，而斗争。在正常情况下，这样的同志应该是党所引为骄傲的。但这样的“正常情况”不常有。他们便只能沦为牺牲。

这无异于说刘宾雁的牺牲是必然的，甚至不可避免的，未免太残酷了。本来，每个决心为革命理想而奋斗的人，都必然是做好牺牲的准备的。然而政治斗争的残酷现实，给纯粹的理想者或说带书生气的理想主义者们，准备的不仅是碰壁，甚至往往是陷阱。也许他们太耽于崇高的理想，又总是以己度人，缺少像鲁迅那样因深谙历史又阅世多矣而保持的警觉─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后和“四。一二”政变后分别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而）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我的看不到后来的变幻，乃是我还欠刻毒”（《三闲集。通信（给Y先生）》），因此鲁迅能指出“政治与文艺的歧途”，刘宾雁却不能看清这一点。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时任中宣部长的王任重，在一次外出视察时曾邀宾雁同行，似乎带有“考察干部”之意，但看来刘宾雁不是“当官的材料”，未能蒙受青睐。宾雁本人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他依然故我，在报告文学中寄托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信守幷鼓吹三中全会的大方向，抨击与此悖离的现象，必然触及已成之局及其局内人的既得利益，这一来就无可避免地卷入政治漩涡。如在八十年代前期，他的“矛头所向”不但与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步调一致，而且他在报告文学领域的写作，也完全符合邓小平1979年在四次文代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所致祝词的精神。然而，刘宾雁不幸乎成为抵制改革开放者攻击的靶子，他们“意在沛公”，藉口胡耀邦支持刘宾雁，指责他的作品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便可以把胡耀邦推向“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被告席。在无情的实际政治中，宾雁沦为一个不能决定输赢但却标志双方力量对比的筹码。我在1987年赠宾雁一诗中有两句说：“未必牺牲皆壮烈，从来冠冕总堂皇”，就是指这样的情形。

是非之心高于利害之心

宾雁，以及与他类似的知识份子，是非之心高于利害之心。这也许就是宾雁命名的“第二种忠诚”的实质吧。而在实际政治也就是官场运作中，权力者则是以功利为先，或如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所称的“革命功利主义”。所谓“丢卒保车”一类的策略，有时也以“顾全大局”的名义施行。这也可以说是知识份子和政治家或政客的殊途。

宾雁在身无片甲地闯禁区、打前锋时，对自己的险恶处境（比如有时也需要“横站”）仿佛全无觉察，或早有觉察却置之度外，难免落得浑身是箭镞的伤痕。但他是属于早年中国以至俄罗斯知识份子中醉心革命的那一类型，如同屠格涅夫笔下所写的，既跨进革命的“门槛”，便准备着牺牲。奋不顾身和自我牺牲，既是中国传统中的道德自律，也是一切真正革命者必备的品质，又是现代新闻记者应有的职业操守，就这样交萃于宾雁一身。同时，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导致的温情倾向，他的天真轻信和善良，又使他不可能“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的一些人和事，以致不设防，不知自我保护。趋利避害是人情之常，不懂得趋利避害，不合常情处，也就是高于常人处，在儒家是纯儒，在人衆纷纭的革命队伍中，则是正面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缺少实际政治的经验，且不懂得官僚政治的实际操作，是刘宾雁介入生活、参与政治所短处，也正是他为人为文的闪光不致□没于染缸和酱缸文化之所长处。

“鸦雀无声雁有声”，雁过也，留下的不只是雁的叫声，人的名声，刘宾雁留下的，是他作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对人民的痛苦充满同情和深爱的中国普通公民、一个披肝沥胆捧出良知的中国知识份子、一个以他的笔他的作品穿透黑暗、虚伪的杰出记者和作家的全部精神遗产。宾雁音容如在，但用老话说，他已“作古”，即成了历史人物。我想，该是从是非善恶的基本判断出发，看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比前人贡献了什么新的东西，他比同时代人、同时代的知识份子，做到了哪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或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当然也要看到他的局限，他的不足，但不必苛求其所不具有的和所未达到的：这该是看待一个历史人物应取的态度吧。

朱洪大姐传话要我为宾雁的纪念文集写一序言，我不是最适宜的人选，但国内比我更熟悉他的一些老友，许多已经年高体衰，我算是比较年轻的，义不容辞，有些感想要说，却不免思绪纷乱。宾雁为中国这片热土上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斗争，不遗余力，献出了青春，献出了一生；小草恋山，野人怀土，垂老之年，竟不得入国门一步，每念及此，情何以堪！但他以坎坷起落的生命历程，实证了一个崇高的人生，对后来者是人格的示范，对“做戏的虚无党”们则是道义的施压！

“六成大学生毕业即面临失业”，这是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和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 “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的结论。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不同意这个说法。该中心负责人8月4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根据就业指导中心对有关省市的抽样统计显示，毕业生离校后已有六成以上以各种方式实现就业。但是8月5日就有人对此提出质疑：第一，教育部就业指导中心与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有利害关系；第二，教育部并未否认高校上报的就业率有水分，还声称要在本科教学评估中对于就业率注水一票否决，但是教育部却并没有告诉我们是否及如何从抽样统计数据中挤出水分。就算教育部就业指导中心的统计数据是可信的，近40%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失业不是也同样触目惊心么？

高教大灌水

造成大学毕业生大面积失业的直接原因，我认为是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和质量严重下降。专业设置不合市场需要的问题肯定存在，但这一问题目前完全被扩招遮盖了：如今就业困难的并不只是“不实用”的文史哲等专业的学生，也同样包括法学、工商管理、计算机等所谓“实用”专业。但仅仅是人才过剩，仍然解释不了一年比一年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中国低端劳动市场的低工资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为什么中、高端劳动市场的低工资就不能吸引外资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学历普遍而严重的掺水。

教育部从来就不承认高校扩招以后教育质量下降了。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2005年的一次讲话中曾这样辩解：“1998年高等学校的在校生718万，而现在是2000万，是扩招前的3倍，我们今天2000万中的718万的质量与那个时期的718万比，质量只有提高而不是降低。就拿学生的英语水平，以及大学生的计算机应用水平比，一定是现在的大学生水平高。”

这个说法是很成问题的。如果拿英语和计算机水平比较，可以说现在最差的学生都比孔孟老庄还强，但是可以因此说现在的毕业生质量比这些古代先贤都高？这正如拿是否拥有一个电灯来衡量，可以证明现在的山区农民比秦始皇的生活还富裕。可这样的比较有意义吗？还有，现在大学生的英语和计算机水平提高了，究竟主要是因为大学的教学质量提高了，还是因为中学生的英语基础加强了和家庭电脑多了？最后，“我们今天2000万中的718万的质量与那个时期的718万比，质量只有提高而不是降低”，这个说法有可能符合事实，但如果只是这样，不是正好证明了高校毕业生平均质量在严重下降吗？

扩招后高校毕业生质量的下降与否，用人单位和老资格高校教师最有发言权。不时公布的民间调查和互联网上发表的大量个人感受都强烈地支持高校毕业生质量下降的判断。从一些社会现象和新闻报道中我们也可以间接推知这一点。为什么假文凭那么多？因为真学历大灌水，假文凭才容易蒙混过关。为什么山东菏泽买卖高考分数居然成了产业？因为家长们相信只要把子女送进学校，不管基础多差，没有毕不了业的。为什么大学生考证高热不退？因为文凭灌水以后企业宁愿相信非出自高校的这证、那证而不大相信高校的毕业证。

其实用不着去进行社会调查也用不着费力地去找这些旁证，高校扩招本身就可以直接从逻辑上推理出毕业生质量下降的结论：首先是生源由十里挑一变成了十里挑三，大学生平均智商和入学前的基础岂能不下降？其次是生源质量的大幅下降必然导致的学生间相互探讨问题的水平严重下降。一个班里有十个思维活跃的学生可以形成很热烈的课堂讨论，但如果只有三个则他们很可能选择逃课，因为嫌不得不照顾大多数的课堂浪费他们的时间。再次是扩招以后教师为了迁就多数学生而不得不对授课内容和方式作出调整，再加上教育部实施的本科教学评估，大学教育越来越中学化。最后才是因为扩招导致部分高校的师资、设备、场地和管理跟不上。

无用课程过重

扩招后大学毕业生的质量严重下降了，但质量下降的原因却不全在扩招。譬如课程总量和课堂学习时间的过量增加，尤其是那些无用课程的增加，就是导致毕业生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跟扩招并没有多少关系。

先说政治理论课。这些课程大部分高考的时候就已经考过了，而且中学的课时比大学还多。浪费学生时间还在其次。由于政治课要求观点“正确”，教材成了真理的化身，思考得出不同的观点会导致政治课考试不及格甚至犯“严重政治错误”；因此政治课老师无论把课堂搞得多么活跃，本质上都只能照本宣科地讲，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老师灌输，师生的独立思考能力都受到严重伤害。中学、本科、研究生阶段不断重复开设政治课，不同时代用同样的马列主义分析同一个问题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还容易滋生道德相对主义，养成跟风的恶习。尽管如此，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课却一直在本科教学中扩张自己的地盘。1997年以前，政治课只开了四门，1998年以后增加到八门。从2006年秋开始，政治课无论文理科均调整为五门，总学时仍占本科总课时约10%。新五门中的三门是由旧八门中的六门合并而成的，对于政治课既得利益者教师、各种研究人员以及出版社来说，又可以多赚一些课题经费、讲课费、版税和销售收入。然而对于学生而言，这次政治课改革只是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换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学习负担并未减轻。

外语课因为课时较多并且在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跟政治课一样占一百分，也几乎花去学生学习政治课同样多的时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夕，许多高校把外语课扩张成精读、泛读、听力、交流和写作等系列课程；但是由于缺乏语境和扩招所导致的生源下降，效果并不好。大多数学生连阅读专业书刊的能力都没有，听、说、写就更别提了。因此对于多数高校的多数学生来说，学外语的时间也几乎是白费了。

或许是因为文字崇拜和相关教师评职称的需要，在军训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军事理论”必修课，在体育课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体育理论”必修课。在教育部教学评估的格式化作用下，这些课程的考试又从开卷变成闭卷。对于非军事院校、体育院系的学生来说，背这点皮毛有什么用，只有天知道。

教育部所规定的公共必修课太多，留给专业必修课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以至于部定法学专业本科必修课程中居然没有合同法。十九世纪一位美国律师曾不无夸张地说：“一切的权利、一切的义务、一切的责任都来自契约，所有的法律都是契约解释的法律。”可是在建设市场经济的今日中国，合同法（契约法）居然被教育部列为选修课！民法、刑法等专业基础课的学时也从72×2学时缩减为54×2学时，而学习的内容却随着立法的进程和学术引进大幅度增加了。

各高校为了标榜自己的特色又自定一些公共必修课，譬如某学院就把“共青团学”和“行政管理”等规定为全校的公共必修课。

每一门课的开设都会形成某些人靠这门课吃饭的局面，后来者为了晋升势必就要开设新课，选修课也越来越多。而大量学生出于就业竞争的需要，也倾向于多选几门课程。

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在校找工作的习惯未能改变，学生仍然把找工作看成终身大事。因为找工作的压力，加上报考研究生的学生越来越多，学生普遍在低年级时多选课，使四年的学制实际上变成了三年，也进一步加重了低年级学生的学习负担。

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现在大学生的课堂负担大概翻了一番，但是学习的时间却少了半年。（那时因为毕业时统一分配工作岗位，很少有人在找工作上花时间。考研究生的准备时间也少得多，既因为生源质量高，也因为竞争不那么激烈。）大学生大量的学习时间用于学习那些毕业后基本用不着的课程，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极大地影响了基本能力的训练和专业课的学习。急剧扩招导致的生源质量迅速下降，学分制改革却因扩招导致的管理难度增加而停顿，智商和知识基础相差很远的学生都要在同样的时间内毕业，课程负担又这么重，所谓“宽进严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不划考试范围就会有太多的学生不及格，毕业论文这一学生本人最熟悉的领域也常常出现大量的知识性错误。有一次我监考时发现一个法学专业三年级学生在“成年年龄”的填空题上写“16岁”，非常震惊。可是后来阅卷教师告诉我，把成年年龄填错的学生居然有七、八个！这样的学生，最后也都通过重修和降低标准的补考四年就毕业了。

过重的课堂学习负担还使得学生基本没有时间自学，没有时间思考，再加上那些以教科书为真理的课程对思想的束缚及其他一些原因，导致了大学生普遍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自学能力。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兼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自学能力乃是致命的弱点，不但难以取得突出的工作成绩，甚至难以适应社会的变迁。

在毕业论文的显微镜下

中国高等教育的许多问题大多并非从扩招开始，而是一直存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严重。此外，扩招前的高生源质量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问题的存在，而扩招后生源质量的下降使得这些问题再也无法掩盖。

多数大学生没有自学的习惯，更不会独立思考，这本来是“政治正确”和高考对学生头脑格式化的产物。但是过去由于生源质量较高，就业压力较小，大学生活比较从容，大学生绝大部分会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他人的思想，毕业论文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低水平重复研究上。可如今，学生的作业和论文少有不抄袭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全文照抄还是几篇文章合成，以及合成的时候是否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改写。用以合成的原料文章多几篇，能够改用自己的语言重述，有明确的主题和合理的结构，就算是优秀的本科毕业论文。而这样的优秀毕业论文也快要绝迹了。也有许多比较老实的学生被比较严格的教师一吓唬，不敢抄原话，结果却是连句子都写不通顺。因此教师中间流行着一种看法，就是越顺溜的学生论文抄袭的可能性越大。每次批改作业或指导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时候，我都不觉得自己是教师，而觉得自己像警察。尽管如此，许多高校还是继续汇编、出版优秀本科毕业论文集。学校为什么就一点也不担心这些优秀的毕业论文被揭露出抄袭问题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如今教授抄袭的太多了，人们对于本科毕业论文的抄袭已经提不起精神的缘故吧。

大学生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抄袭如此普遍，有良知的教师在是否查处抄袭问题上相当犯难：不查处是不负责任，可是你只能查处自己指导或评阅其论文的学生。既然大家都抄，只处罚个别学生公平么？甚至，在要求学生诚实写作的问题上也犯难：写论文的能力不是短期可以培养出来的，结果是某些学生虽然花了很大力气，他们的论文看上去却比那些剪刀加糨糊的论文更差，成绩也更低—我有时真的觉得对不起这些相对比较诚实的孩子，因为这样的孩子如今已是珍稀人种了。

在教育部教学评估指标的指导下，现在的学生毕业论文表面上却越来越像论文了：有选题报告，有中文和英文关键词，有目录，有中文和英文内容提要，有前言，有文献综述，有正文，有结束语，有形式上标准的注释，有参考书目，有指导记录，有诚信保证书，有指导教师评语，有评阅意见，有答辩记录，有答辩小组评语和答辩成绩，总之除了字数较少外完全是一副博士论文派头！但即使不查抄袭问题，只要稍微仔细一点，就会发现中文关键词不是词而是半个句子，英文关键词错误百出（也有学生花钱请翻译公司翻译英文关键词和英文摘要），前言和提要甚至结束语内容重复，文献综述跑到论文外面去了，注释所引证的文献的页码不符或空缺，参考书目里有作者没学过的某个语种的著作，如此等等。聪明的指导教师，只是通过指导纠正那些不读内容也可以看出的错误，把论文形式格式化，然后给个“良好”的成绩和跟这个成绩相符的标准评语，自己省事，学生也高兴，反正这些所谓论文是没人认真去看的，包括教育部组织的评估专家—如果他不想使自己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的话。

大学教学的中学化

因为学生课前不预习，加上没有形成思考问题的习惯，讲课深入了，学生反而听不懂。所谓好教师，就是把课讲得生动活泼并在期末考试前划范围让学生背诵的教师，不要说对专业问题深入研究，甚至连知识的准确性都难以保证。教师适当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是必要的，但在教学内容格式化和“政治正确”下，课堂的生动活泼却往往成为照本宣科的迷彩服。再加上教学评估的格式化作用，本科教学在学生和学校当局两方面的夹攻下被中学化了。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在改为两年制后也基本上中学化了。扩招使得教师不得不为了迁就多数学生的水平而降低讲课的难度，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的各项指标则使得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单一化，多媒体教学成为精品课程不可或缺的标准。考试形式也越来越高考化了，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采取笔试的形式，标准化试题的比重增加，主观性试题客观化，连论述题也要制定标准答案并按标准答案评分。

这种中学化的大学教学和考试，又反过来强化了大学生中学时代就已经养成的把学习等同于背诵的恶习。上课的时候，经常有学生指着教科书上的某部分问我：老师，这段要不要背？也经常有学生问我：老师，你讲的跟书上不一致，考试的时候按什么回答？

“房改”和“买房潮”使大量教师住得离学校非常遥远，学校里几十位教师共用一间办公室（行政管理人员通常两人一间，而处长甚至副处长都是一人一间），教师非授课时间不来学校办公，学生在课堂外见不着授课教师的人影，学生想向老师请教问题除了课间休息那五分钟外几乎再无机会。学校行政部门对教师的严厉的过程监管，导致教师普遍的逆反心理，对工作流于应付，与学生统考成绩对中学教师的实质监控所起的作用正好相反。丰富的教学外时间使许多高校教师到校外谋求第二职业成为可能，教学反倒成为他们的副业。教育部教学评估所导致的学校间和校内教师间的“科研”竞赛，又进一步使得大规模制造学术垃圾的所谓“科研”压倒教学，成为评价一个教师的更重要、更刚性的标准。

教育部和校内行政部门对教师的不信任与教师的不负责任相互促进，恶性循环。为防止教师考试划范围或透题给学生而强迫教师在短时间内仓促制造的题库错误百出，除了大量的知识性错误和笔误外，法学专业题库的一个普遍问题是标准化试题不说明标准是现行法律还是教科书或法理，导致两者不一致时学生无所适从。

一些教师乱给分数或让高年级学生替自己批低年级学生的试卷，无论学生学得怎样、考得怎样成绩都是非优即良，甚至有“四中选一”的题目答A、B、C、D都给分的。这使得阅卷后由他人复查不及格试卷和抽查其他试卷一遍成为必要。但是因为发现个别试卷上的分数有一分或两分的出入，而把已经通过系主任或其助手抽查通过后保管在教务处档案柜里的旧试卷三番五次地发还给阅卷教师自查，却只能适得其反—除了分数统计错误会在第一次自查中得到部分教师的纠正外，教师肯定会拒绝无效劳动而假装已再一次复查。这种不信任更大的危害在于：反正不被相信，或反正后面还有的是机会纠正，阅卷时何必那么认真？

伪科研的经济分析

除教学之外，“科研”也被认为是大学教师的重要任务。实际上由于“科研成果”在职称评定和岗位聘任中的特殊作用，“科研”占用教师的时间和受重视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教学。好教师不但要教学受学生欢迎，而且要多发表论文，尤其是多在“黑心期刊”（即所谓“核心期刊”，因为收取较高的版面费故得此名）上发表论文多，最好是在中国科学院或社科院的某某研究或某某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至于这些论文是否有独到的观点和充分的论证，甚至是否抄袭，很少有人过问，甚至被揭发了学校还要为了学校的脸面帮助掩盖。法学界已经揭露出了不少大名鼎鼎的博导的抄袭问题，但千万别认为只有这些大人物才抄袭，他们被揭发不过是因为树大招风罢了。无名之辈也一样抄袭，只是因为他们抄袭的效率较低，所以才没有成名；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成名，所以才不引人注意没有被人揭发。

中国绝大部分所谓学术刊物，尤其是大学的学报，基本上就是抄袭刊物，圈内人因为心知肚明不看，圈外人因为看不懂而不看。中国所谓学术刊物的抄袭率，远远在市场化的报刊之上。“合同的成立和生效”这个题目并非前沿问题，但仅仅从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和同一公司的硕博士论文数据库联网搜索，仅仅从1996年1月-2006年1月，就有所谓论文44篇（还不包括基本内容相似的关于“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的论文），另有可以从“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演绎出结论的关于“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的论文13篇，还有若干篇关于其他某种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的文章。这些论文不但抄来抄去，而且错误百出，同行几乎是不看的，但是却被不知内情的图书馆订阅，摆在阅览室里毒害那些比较勤奋的学生。

教师们为什么要制造那么多垃圾文章呢？其原因既有课题经费和职称、职位的诱惑，又有下岗或降低岗位等级的压力，但还有一个并不见得就次要的原因—许多教师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抄袭。由于自己过去所受教育的格式化，也由于“政治正确”的考虑，许多教师没有任何独到的思考，看到不同的观点及其理由便觉得这也有道理、那也有道理。东摘一点，西抄一点，再和点稀泥，就形成一篇论文，买个版面或请编辑吃顿饭就变成“黑心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了。在许多教师看来，原文照抄十个、八个自然段不加引号，只要最后加个注释就不算抄了；在另一些教师看来，只要完全改用自己的语言进行重述，而不是篡改个别文字，就是整篇文章的改写而不加注释，也不算抄袭—他们认为被改写的文章既然属于没有独到见解的“公共知识”，没有原文照抄就不算抄袭，完全不知道结构抄袭为何物，当然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学术论文。以上说的还是科班出身的教师，那些从行政部门转业过来的“思想道德修养”课和“军事理论”课教师就更别提了。近年来流行的所谓学术规范化，主要的作用就是用一大堆注释来掩盖抄袭，其实这些注释八成也是从别人文章或著作的脚注中抄来的。

但是垃圾学术文章和专著的制造却受到学校的鼓励。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不少人发现，花一、两个月的工资在“黑心期刊”买个版面发表一篇垃圾文章，或者花半年甚至一年的工资从出版社买个书号印一本除了本校职称委员会评委外谁也看不到的抄袭的书，是非常合算的，因为职称的晋升和随之而来的住房的改善所带来的利益要大得多。而那些师出学霸或担任系主任、院长的人根本就不用自己花钱，他们可以从国家或学校给的“课题经费”中报销，所以上海一个姓潘的院长可以从一个中学化学教师摇身一变只花十年时间就成为拥有七本专著、几十篇论文的法学知名教授。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许多学校又发明了以刊物级别和篇数为标准的“科研直接奖”、以课题级别和颁奖机构级别为标准的“学校二次奖”和经过校学术委员会评定的“优秀论文奖”。所以对垃圾学术的经济激励并没有随公有住房分配的停止而终止，而是愈演愈烈。到了本世纪初，由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和党政机关官员的高学历化，国务院和中直各部委都在“尊重知识”的口号下拨出了大量的钱作为课题经费，导致“黑心期刊”的版面费和出版社垄断的书号大幅度涨价。北京大学花上每人每年上百万的代价从国外引进了数十名同时在国外全职工作的“北京大学全职教授”，其目的就是为了向国家申请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课题经费。

教学评估害死人

与高校扩招相伴随的，是本科教学评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本科教育合格评估，我所在的学校是1997年进行合格评估的。因为根据事后制定的标准衡量以前的工作，并且评估的结果对学校的前途影响极大，合格评估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大量造假，恶化了学风和校风，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也造成了大量教育资源和资金的浪费。

教育部部长周济2003年8月20日在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研讨班上宣布，从2003年开始将用5年左右的时间，对我国所有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并形成5年一轮的本科教学评估制度。相对于合格评估，除了把周期由10年一轮缩短到5年一轮外，评估结论也由合格、整改和关闭（实际上没有听说哪所学校被关闭了）三种改变为优秀、良好、合格与不合格四种。2005年4月21日教育部公布了2004年接受评估的54所高校的评估结论：其中30所高校“优秀”、19所高校“良好”、5所高校“合格”。这样的评估结果让那些阅卷时乱给优、良的教师也相形见绌！它表明本科教学评估不只是鼓励和迫使学校造假，评估本身就是造假！无论造假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扩招后毕业生的水平没有下降，还是因为收受了学校的礼金、礼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梁慧星教授曾对教学评估进行猛烈抨击：“现在一些学校师生中流传这样的歇后语：‘中国最大的造假案—教育评估’！为了应付评估，学校只好组织教师对过去的考卷进行重新改卷、重新打分，甚至替考生重新做题。编造各种假实习、假实验、假评语、假数据！一些学校领导、教师反映：‘教学评估害死人’！”

本科教学评估的危害还远不只每五年花一年时间由校长亲自带领全体师生一起演戏给教育部评估专家组看。评估建立了学校内部行政部门对教师的过程监管机制，教师的身份实际上变成了学校的包身工，而工头（学校行政部门的员工）却没有能力对于教师这种特殊员工的工作做出实质判断，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教师进一步丧失对教学的热情，只做表面文章应付工头了事。评估过程中制定的各项琐碎的指标也将成为长期起作用的紧箍咒，将教学活动从目标到过程都格式化，扼杀广大师生丰富的个性和自由的创造。

教育部组织的评估还远不止本科教学评估一种，各种评估的后果是相同或相似的。根据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在回答记者采访时的粗略计算，2004年南开大学接受的各类评估检查接近30次。兰州大学校长李发伸对教育部多如牛毛的各种评估也有怨言。连曾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也感叹：“行政审批正逐步减少，各种评估却越来越多！如果事无巨细都要评估，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哪里去了？”

既然怨声载道并且有不少教育界权威人士出来反对，教育部组织的各种评估—尤其是本科教学评估—会停下来吗？不会。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对2003年以来巳接受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171所高校校长、党委书记、主管教学副校长、教务处长及部分评估专家的问卷调查，96％的被评高校认为评估很有必要。

本科教学评估已经产生一个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的收入包括举办研讨班、到各待评高校讲座的收入，也包括被评学校所送的礼物、礼金。教育部办公厅文件教高厅[2004]17号明确规定：“专家组考察结束时，被评学校给专家的评审劳务费不得超过2000元，不得向专家组成员赠送礼品。” 如果真是劳务费为什么不由教育部支出呢？由被评高校出劳务费跟个人花钱上什么“剑桥世界名人录”有什么区别吗？如果有，就是后者是自愿的而前者是被强制的。这岂不是在用小额受贿合法化的方法来阻止较大的受贿！

除了扩招和教育部组织的各种评估之外，教育部的另一些重要举措也促成了高校教育质量的下降。首先是学校升格，中专升大专，专科升本科，学院升大学，一方面导致公办的中专、中职几乎被消灭，造成我国技工的严重短缺，另一方面也导致大学教育质量下降。其次是大学合并，导致大学规模巨大，层级增加，管理混乱。

总之，中国高等教育种种问题的病根都在教育部的身上。教育部作为公立高等院校资产所有人代表和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的双重身份，导致了它的权力极度膨胀。教育部就像一个大工厂，中国的公立高等院校不过是它的车间，完全按照工厂制定的计划进行大学生的生产。教育部跟公立高等院校的关系决定了它组织的各种评估是计划而不是统计，是强制而不是指导。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以美国也有评估机构对高校进行评估和排名来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辩护，完全是诡辩。而中国私立大学的弱小地位，则导致了它只能任由教育部歧视而无力抗议，也没有雄心，难以形成自律机制，只顾自己赚钱，根本没有竞争力。因此仅仅靠放弃对民办大学的不合理限制，包括准入限制，难以在短期内解决教育部垄断教育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快捷办法，是把一部分公立高等院校出售给外国著名的私立高等院校，使之变成外国私立名校的分校。这类高校既有原来公立高校的基础，又引进了先进的管理体制，必能成为中国非公立高等院校的楷模。而没有这种外来刺激，靠中国“民办大学”自身发展形成自律机制和对公立高等院校的竞争力，那是相当漫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