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陈良宇折翼上海滩，无论胡锦涛出于稳定权力基础需要，还是借反腐压制地方诸侯也罢，明为反腐，实为权争，这不难判断。权争玩弄到这种地步，足见制度约束的虚无缥缈。集体腐败发生在一座一千多万人口的国际都市，已经让世界震撼；近百名官员、商人、掮客纠结在一根利益链条上，足以改写世界执政党的贪渎纪录。中国经济惊人增长，贪官职位、贪金和生活糜烂程度，呈正比竞相攀升。不受监督的中共政府，一方面依仗对国家经济等资源的全面垄断，社会呈现威权下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权力庇护下的官员，私欲急剧膨胀，为所欲为，几近丧失人性。随着陈良宇的双规，上海帮的气焰受到遏制。我们思考的是，按照当局的执政逻辑，这种个别整肃、清洗对中共面临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到底有什么疏解作用？反腐败能否必然带来制度文明？显然民间不抱乐观态度。中国的反腐仍在人治的窠臼里打转。泰国和台湾同样是反腐，矛头直指国家元首。在和平和法制框架下，民主制度赋予他们反腐败的合法性、正义性、彻底性和民意支持度，其反腐透明度和力度，加速了制度文明的提升。

　　外界评价陈良宇事件，普遍认为是胡核心与江核心的权力争斗。只不过陈良宇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扮演了一个错误角色。中共领导核心代际更替，帮派之间的不流血争斗，由来已久。纵观中共1921年建立以来，权争就没有停歇过。唯独党天下、社会主义旗号，不曾有丝毫减弱和失色。执政合法性道义资源稀缺，使得中共政权的恐惧感和紧张度，有增无减，不敢还权于民，接受社会监督。新一代领袖一旦大权在握，脚跟站稳，对前任必然要进行人身迫害，甚至不惜消灭肉体，从早期的陈独秀、王明、张国焘，到建政后的刘少奇、华国锋、赵紫阳，都难逃厄运。表面上是为了维护意识形态血统的纯正性和专政权力的有效传续，实际上是以“新理论之父”自居，专权搞个人崇拜。专制意识形态的本质是营造领袖崇拜的社会氛围，将领袖的思想、道德和人格，树立为整个社会的典范，世俗社会的自由价值观被彻底消灭，或者被挤压到心灵深处。人民只有一种思维，全国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领袖的思想和声音。1980年代以前，人们不难看到这样的画面，或有亲身经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画像，张贴在党的各种会议场所、车站、医院、学校、家庭、建筑物上，他们的语录，诸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社会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亡。”、“伟大、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随处可见。只短短的几十年就已经证明，这些口号、语录全是弥天大谎。毛泽东仿效斯大林，将个人崇拜在文革时期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将罪恶挥发到极致。毛执政的27年，是罪恶的27年，政治清洗、镇压、屠杀，一天都没有消停过。人民成为领袖的玩偶，国家成为领袖个人欲望撒野的跑马场。党国一体，人民乃子民。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中共的制度密码，那么党天下就是中共的统治密码。

　　邓小平废黜毛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亡党亡国的两难选题下，也基于个人被中共迫害的遭遇，邓被迫搬出自己的一套理论，作为党国的意识形态。邓小平恋栈权力，但又不得不吸取、警惕权力独大给政权自身带来的危害，所以，邓小平宁愿选择做影子领袖。表面上仍抱持社会主义大旗不倒，将老毛尸体供奉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但执政理念上彻底抛弃了毛的阶级斗争思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跟清末推行新政一样，是被动的、不情愿的，跟民主政治没有丝毫瓜葛。江泽民从上海平步登天，受到中共惯有的帮派势力的轻慢、不服气等软抵制，因此，江泽民依靠反腐打压“北京帮”政敌陈希同。反腐成为中共最经济、风险最小的权争手段，极易树立权威和明君形象。胡锦涛此番一面高抬江泽民，大张旗鼓出版宣传《江泽民文选》，一面铁腕惩治江泽民的政治余荫“上海帮”，以期敲山震主。胡锦涛的权争手法跟江泽民如出一辙。打压前核心的政治余孽，意在警告前核心做个安分的退休老人，别在背地里指手画脚，掣肘搅局。陈良宇成也江家班，败也江家班。他的不幸在于是江家班最显赫的地方诸侯，贪污腐败倒在其次，比陈良宇位高权重的腐败者少吗？窃钩者贼，窃国者王。

　　制度腐败，是中国之癌。只要中共一天不放弃专制制度，腐败就一天不会得到根治。制度腐败对整个社会肌体构成负面示范和侵蚀。制度性腐败表现在政治腐败、司法腐败、行政腐败、军队腐败、教育腐败、医疗腐败、学术腐败和企业腐败，连锁引致整个社会道德堕落，信用丧失，谎言漫天。“透明国际”10月4日公布了它四年一度的出口国腐败名单。在30个世界最大出口国中，企业腐败程度最高的是印度、中国和俄罗斯。台湾也很差，排在倒数第五。排在最前面的都是传统发达国家。因此，督促中国等国家遵守经合组织刚通过的《反腐败公约》。可见腐败侵蚀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在中共的权力天平上，消灭任何一个异己，都不经法律程序调查、逮捕、判决，陈希同、陈良宇又算得了什么。“双规”是极具想像力的党内处置措施，与其说很具社会主义特色，符合专制制度的一切特征，毋宁说符合中国人治国情。9月25日陈良宇在北京开会被限制自由，新华社公开报道是“双规”，也就是说中共借助国家和行政强制措施，剥夺了陈良宇的自由，这局部符合“宫廷政变”的情节，所不同的是，陈不是谋反。这已经足够刺激民间和国外的想像空间。即使陈良宇是大贪官，也应是法律说了算，而不是由中央定罪。司法行政化，或者说司法腐败本身束缚住中共的手脚，连中共自己都不相信中国的司法机关，何论老百姓。任何未经正当司法程序的逮捕和判刑，都无公正和正义可言。

　　在专制的温床上，制度提供了权力、私利和情欲的天然养分，腐败像毒瘤一样呈几何等级繁衍。专制与腐败与生俱来，像孪生兄弟一样，互相依存。中共若想从制度层面杜绝腐败，现成的例子很多，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选择。多党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启动这三项的任一项，社会监督就能发挥重要作用，腐败就能得到根本遏制。其实中共很明白，反腐亡党，不反腐也亡党，这是专制制度本性所决定的，中共走不出“黄宗羲定律”怪圈。反腐是防止地方利益集团坐大，对抗中央政令；不反腐是为大小官员提供权力庇护，让官员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在专制的肌体上发挥螺丝钉作用，忠实于中央。因此，反腐与不反腐，都是独裁统治所需要的，因时因人因地而异。前几年某学者有个著名观点：腐败有理。不是没有道理。从个人层面上讲，陈良宇是个悲剧角色，他跟错了人，成为中共的权争祭品。上海32亿社保基金投资于沪杭高速公路，以期增值，并无不妥。陈良宇个人是否贪污，需要司法调查，这是上海反腐的重要节点。民间普遍对官员极端不信任，乐意看到“狗咬狗一嘴毛”、以恶制恶的解气解恨结果。陈良宇沦为权争牺牲品应无疑问，那么，民意是否被权力利用？

　　笔者认为，中国民间呼吁政府加大反腐力度，不如诉求宪政民主，让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制度安排成为现实，后者更能从制度上解决中国僵局。

首发人与人权

《大国崛起》总策划之一麦天枢——和平崛起需要内部妥协

江迅

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的目标应该是在内部，社会不能再有大波折，要学习历史妥协，建立历史理性，因此《大国崛起》重点突出了大国内利益集团妥协、合作的过程。

现居北京的山西作家、学者麦天枢是《大国崛起》的总策划人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任北京《中国青年报》记者，是当时报告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九十年代主要从事近代史和中国农民的研究，是电影《鸦片战争》的编剧。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即《大国崛起》的最后一集播出的翌日，他接受了亚洲周刊的访问。他说：「这部电视片最初提出是总制片人、总编导任学安，他是一个很想做事的人。二零零三年六月，他找我说想拍这部电视片的念头。他的直觉很好，最初的动机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正在崛起，世界大国崛起的经验对中国无疑是有价值的。我始终强调，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的目标应该是在中国自己内部，社会不能再有大波折。面对社会变革的未来目标，学习历史妥协，建立历史理性。」以下是访谈摘要：

你对整部片子的构想，有哪些总体思考？

我对编导谈过五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是确认世界历史的方向，全球竞争的历史走到这个大国崛起的几十年实践构成的时候；世界各民族开始交往的时候；以科学、现代贸易为动力的这样一个文明，无可阻挡地成为整个人类历史的方向。承认和确认这样一个方向，不是民族自尊心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社会互动比较的趋势问题。我们面对无论是世界历史还是自己历史，都要承认我们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必须顺从人类历史的基本方向。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和平崛起有根本不同。过去指和平崛起的概念是对别人没有威胁的，是在世界各国友好中的崛起，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的目标应该是在中国自己内部，社会不能再有大波折，世界市场和经济秩序已经建立，那种弱肉强食、你争我夺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在世界和平的大格局调整下进行的。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政治变动的方式是震荡的，目前还没有理由，也没有经验说，我们已经走出了这个怪圈。中国社会和平崛起，根本的任务是国内不能出现大的政治震荡，不能消耗已经有了的改革成就，各阶层、各利益集团，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改革的目标。

中国如何实现这样的和平崛起呢？

这就是第三方面的思考。中国社会在自我利益的调整过程中，如何和平崛起呢？记得，我当时对剧组编导开玩笑说，如果这部片子能让中国人记住「妥协」两个字就成功了。要学会妥协。在内容设计上，就重点突出了崛起的大国都是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妥协、合作的过程。英国是这样，美国更是这样。我们在每一集都突出了这样的内容。英国社会议会的妥协，美国开会时不同的州之间的妥协，各国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不同，它有明确的阶层划分，各阶层的利益是不沟通的，是对立的，在英国统治阶层上千年是非常稳定的，其它利益阶层崛起的话，就发生冲突。第三集就落笔于和平革命上，这光荣革命的光荣在什么地方呢？光荣在于妥协了，没有流血，没有引致社会剧烈的震荡。

第四，所有这些大国的重大历史进程和历史时刻，都出现具有历史担当的令人尊敬的重要人物。每一个大国都有这样的情况。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抓住了伟大时机，创造了伟大的成就，就一定意味着伟大的人物担待了这种历史责任。如果缺了这样的环节，是自然主义的变革过程，那么付出的代价必定很大。因此电视片充分肯定了重要历史人物的意义。第五，充分考虑了各国的基本策略。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面临的客观条件是不同的，国内的主观成就也是不同的。区别这些不同的时候，我们站在一个背景下，那些因素对今天的中国是相对关系密切的。比如关于德国，关于日本，注重教育，注重知识，我们就多花了些笔墨。

今天回头看，你对这部片子有什么遗憾吗？

篇幅非常有限，我觉得很遗憾。每一集的历史跨度大，浓缩在五十分钟，不容易。英国光荣革命那部分就没有办法再展开。不同利益的冲突集团能妥协而大家都让一步，寻找利益最大化的一个目标，社会进程中的付出代价就比较小了。美国更是这样，开国领袖和议会代表们，开了上百天会议，各阶层、各地区的人意见是尖锐对立的，不亚于中国人成王败寇的激烈过程，但他们却具有坚韧不拔的妥协意识，西方在寻求妥协的过程中，毅力非常顽强，极有历史耐心，这种理智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不仅是民众缺乏，知识分子也缺乏。

在这部片子，我始终强调，面对社会变革的未来目标，学习历史妥协，建立历史理性。在大问题面前，思考、讨论、对话，互相承认，这样一个社会基本意识是中华民族理性中最缺少的东西。

有评论认为，这部片子是中国电视发展史的一个标志，你怎么看？

最初编导都到位后，我对他们谈了一个晚上。我提出希望大家对这部片子的未来要有信心，信心来自整个中国社会的传播质量非常低下，玩低俗的东西，结果是极不负责任的，导致了人们兴趣的转移，但人们的兴趣是不会永远或全部停留在那些东西上面的，玩几年就玩腻了，人们就会渴望严肃的东西。因为中国社会不论如何世俗化，但这个民族的骨子永远有一些关心社会前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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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历史学者袁伟时——不应回避制度选择

张洁平

《大国崛起》体现学术界进步，不应「过度解读」为中共史观变化。

电视片《大国崛起》反响热烈，亚洲周刊就此专访了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历史学者袁伟时。「我没有看电视，只看了解说词，总的印象比较好。」他说，「《大国崛起》可以定义为一部政论片，它提供了很多国家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经验分析，对正在转型的中国来讲是有益的，有助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

「但是大国崛起的许多关键因素，仍然没有说清楚，或者说回避了。」袁伟时讲得很慢，用词很斟酌，「从片子的整个调子来看，还是尽量和主流的官方话语接轨，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在对俄罗斯（苏联）的解说上，片子对苏联基本只有歌颂。一九二零年罗素应邀去苏俄考察，他认同社会主义，但反对专制、独裁。看了苏俄后，他提出很严厉的批评，不是批评饥饿贫穷，而是批评专制和剥夺个人自由，警告『把无限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上』很危险。不幸言中，苏联垮台了。这是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批评，但片子故意回避了。」

袁伟时认为《大国崛起》最大的弱点，是对大国发展中制度因素分析很不到位。「决定一个国家兴亡盛衰的因素不是领袖，是制度选择。如果国家的制度选择路径错了，问题就大了。比如俄罗斯，没有选择民主法治制度，从根本上就错了。日本也是一样。《大国崛起》表现日本从各方面学习西方先进经验，但恰恰最关键的一点，日本在政治制度上没有现代化，没有真正学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专制制度成了通向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基础，这个最重要因素片子也回避了。」「最后一集《大道行思》应该是分析大国崛起因素的点睛之笔，但是回避了民主制度、宪政和保护私有财产、保护自由的重要性，这些是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最关键的因素，恰恰把这些回避了。我认为这是这部片子最严重的弱点。」

同时袁伟时坚持认为，此片不应「过度解读」为是中共史观变化。「它能在中央台播出，只能说官方认为这片子不算离经叛道，可以接受。但它不是一部官方的宣传片。」相反，袁伟时觉得，片子真正体现的是中国学术界的进步，因为提供历史脚本的中国教授，他们几乎都是八十年代后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史学家，有些还从西方留学回来，眼界宽了，知识结构变了，因而能突破官方原有的偏见。

── 《亚洲周刊》二〇〇六年第四十九期

提要：把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市场经济，在西方有深厚的学理资源。但中国的诸种弊病，最根本的原因是否就在于此？凡是对中国的国情、现实有了解的人，都不难回答。

近期京城小舞台上的一部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引起了激烈争论。我亲眼看见在幕间休息时有人愤然退场，同时也听到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网上的意见也是截然对立、互不相让。

这部剧在反思30年的中国改革得与失。用的是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基本没有剧情，从头到尾充满大段大段演员嬉笑怒骂的台词。这种批评现实，要比一味粉饰、无病呻吟或玩形式与“深沉”的东西要好得多。不过问题在于，嬉笑怒骂以什么立场和价值为出发点，批判背后隐含的目标是什么。

说白了，这出剧是以骂取胜，骂得痛快、骂得机巧、骂得很文化，凡是引起鼓掌和叫好的地方，一定是骂得酣畅淋漓，语言暴力发挥到极致的地方。比如对时下流俗而可恶的“接轨”这么骂：“二十四史跟二十六个字母接轨，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跟芭比娃娃接轨，楚骚汉赋魏晋文章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曲跟托福GRE接轨”。这种嘲笑和宣泄很容易引起共鸣，其实在饭局上、小说里，甚至在会议中，最有趣、最提神的就是重复民间流传的各种顺口溜和段子，这个话剧也可以说是顺口溜和段子的连唱或集萃，因为文化而比民间顺口溜和段子高雅、精致，但由于过分雕琢而没有民间语言爽口与鲜活。

剧中骂经济精英，骂他们巧取豪夺、为富不仁;骂文化精英，骂他们自私、无聊、无耻;也骂小老百姓，骂他们见风使舵、猥琐。该剧的指导思想是今日中国社会新左派的套路，批评社会不公正、两极分化、腐败、贪污和化公为私，但病因的诊断和批判的矛头是指向市场经济，而不是旧体制，不是权力的垄断和滥用。这部话剧在知识界受到的批评，主要在这一点。

把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市场经济，在西方有深厚的学理资源，从圣西门到当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可以引证的说法数之不尽。中国刚开始搞市场经济，既不成熟，也不规范，诸种弊病肯定与之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否就在于此，是否如某些人所说，今日中国的问题已经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和发达的西方社会的问题属于相同性质，我想，凡是对中国的国情、现实有了解的人，都不难回答。

《南方周末》10月26日登了一篇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的访谈，他在力陈反腐之艰后总结说：“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总的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种基于本土经验的洞见，显然比生搬硬套西方左派理论要高明得多。

剧本作者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要反映和反思这30年的改革，但是实际上他无力把握这么一段复杂多变的历史。比方话剧的第七幕一开始就说“1980年代确立的虎狼之道至此通过全面的市场化私有化政策展开为虎狼世界”，这充分说明了作者认识的缺陷。因为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形势、社会政策不同，人们的反应和心理也不同，现在老百姓的怨言和知识分子的批判主要还是集中于90年代的拜金主义、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污腐败。而在80年代，整个社会实际上是有相当共识，而且有一定的理想主义。

该剧受到广泛批评的另一点是它否定自由，对自由竭尽嘲笑挖苦之能事，把几乎所有的社会弊病都归罪于自由。当然，自由不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应该有更多的自由，我们发展的方向也应该是有更多的自由。

这30年的事实证明，我们的进步往往都跟自由的增加有密切关系。比如，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让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市场经济、开放搞活显然也是自由增加的表现；现在我们酝酿并期待中国将有一个很大的政策改革和进步，就是在户口制度上要有所松动，不搞城乡的二元对立，不让农民当“二等公民”，这实际上就是提高农民的自由度。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由是知识分子才需要的奢侈品，劳动人民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别的东西，这个观点是非常荒谬的。

今年11月7日，越南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50个成员国；11月17日至19日，越南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21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云集。一时间，小小越南，双喜临门，成为全球瞩目的闪亮舞台。

支撑起这一切的，是越南经济改革20年的斐然成绩：年平均经济增长7.4%，去年更达8.4%；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0年的51%，锐减到目前的8%；十年前，稻米无法自给，如今却成为世界第二大稻米出口国。

吸收外资方面，越南起步晚，但今年可望突破70亿美元。值得玩味的是，输入越南的最大外资，竟然是台资！此情此景，在中国人心里，不知是何等滋味？中共滥逞淫威，以专制打压民主，导致两岸不和，肥水流入外人田。

已经没有人怀疑，快速崛起的越南，将成为继亚洲“四小龙”之后的第五小龙。从贫穷小国，到增长明星，越南国际地位急剧上升。在当今亚洲，不只有“中国奇迹”，还有“印度奇迹”和“越南奇迹”。

其中，“越南奇迹”与“中国奇迹”，具有更强的可比性，

越南面积32.9万平方公里，仅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省份。越南人口却有8，400万，人口稠密度，超过中国。中国人口老化，越南人口却相对年轻，劳动力成本也较中国低。五分之三的越南人口，在27岁以下，平均工资比中国低35%.这一切，显示越南拥有更强的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越南与中国，同属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一党制。

然而，许多发生在中国的悲剧和闹剧，并没有在越南发生。诸如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文革”等，不曾出现在越南。进入经济改革时期，诸如发生在中国的“6.4”大屠杀和镇压法轮功等惨剧，也不曾出现在越南。

非但如此，共产党统治的越南，还曾帮助柬埔寨人民，结束了一场人间浩劫。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在中共的指使和援助下，夺取政权，随后实施极度恐怖专政，四年间，四分之一的柬埔寨人民惨遭屠杀。越南方面毅然挥兵柬埔寨，推翻红色高棉，将柬埔寨人民从地狱中拯救出来。为此，越共遭到中共报复，二者在中越边境大动干戈。

越共与中共最大的不同，在于，越共秉持理性，始终走温和路线，避免走极端。进入改革时期，与中共只要经济改革、不要政治改革的保守路线不同，越南既搞经济改革，也搞政治改革，注重社会平衡发展。今年初召开的越共“十大”，会前向全民公布《政治体制改革报告》，广泛征求意见，会上实行总书记差额选举，显示越南政改的大幅跃进。

在越南，政府中出现官员贪腐，被视为整个政府和执政党的丑闻，不仅受到社会批评，最高领导人还被视为失职和负有责任，甚至可能因此下台。而在中国，不管爆出多少腐败丑闻，也不管发生在哪个级别，都被扭曲宣传为中共高层“反腐”的成绩，最高领导人，不仅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反而为此赢得殊荣，被呼为“胡哥”，被吹捧为“新政”。仅此一点，足以证明中越两国的巨大差距，包括：政府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差距，以及民众观念和自主意识的差距。

历经20年改革，越南民众的偷渡潮完全绝迹；而经历了近30年改革的中国，民众偷渡潮依然方兴未艾、前赴后继，无法摆脱“偷渡大国”

的恶名。这一情节，又是两国差距的生动写照。

越南仍然是“一党制”，通往民主，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但毕竟已经发端，“慢慢来”，也有个“来”字。而在中国，当局全力封杀民主呼声，并以民族主义和享乐主义，转移视线，诱惑和麻痹大众。政治改革和民主进程，不是“慢慢来”，而是“慢慢不来”。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近日，中共各地的换届正紧锣密鼓的展开。从已经完成的一些省市的换届来看，胡锦涛的故旧，以及团派新贵都得到了很好的安排。比如王乐泉连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徐光春连任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连任辽宁省委书记、骆琳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季允石调任人事部副部长等等。评论家就此给出的评价是，胡锦涛同样是任人唯亲！

谁都知道任人唯亲在汉语中不是个褒意的概念，所以，人们当然可以从这一用词中看出评论家们对由胡主导的本次换届的不屑。但是，笔者觉得，胡锦涛做得并没有错，而且，“任人唯亲”这个概念对于汉语来说的内涵应该更丰富些，即它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是一种应该被谴责的行为。

胡锦涛为什么就不能任人唯亲呢？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中国的各省省委书记、省长都不维护胡锦涛的权威，都拆他的台，他还如何做中共的这个总书记？当然，单纯的说胡锦涛的事情可能不会让一些人理解，那么我们还可以去看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总统布什在组阁时是不是也要任人唯亲？答案恐怕是绝对肯定的。而且，布什的任人唯亲恐怕还要更公开、更坚定，甚至更固执。而普遍性的情况是，在美国，你恐怕很难想象，一任新的总统上台后，会原封不动的留任原有的主要官员，尤其是在两党执政实现交替的情况下──格林斯潘大概是唯一的例外，然而他又是个纯经济的官员。但是，我们却也可以发现，在美国，现实中极少有人批评某位总统任人唯亲的问题，似乎他们已经认为那是非常正常的事。这又如何解释呢？

我想其理由恐怕也并不复杂，那便是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要为他所任命官员的表现负责。官员表现得好，当然说明他非常英明，用人上没有错误；官员表现得不好，当然就说明他非常愚蠢，用人上出现了失误。而分别这两种情况，当然也就会对总统的个人前途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媒体的抨击、议员的责难我们先不说了，最严重的问题或者是，他或他的政党是否可以连任总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我们应该可以看到，美国总统的任人唯亲一般而言恰好就同时做到了我们所推崇的任人唯贤。当然，他任命的官员也许并不是某个领域最优秀的人才，然而，他的任命肯定是忠诚和优秀结合的最好、从而最能保证效率的一位人才。

然而，某种意义上说，胡锦涛根本不必为他所任命官员的表现负责。

当他坐上中共总书记的宝座那一刹那，他就成了圣人的化身了。似乎他本人不会有任何错误，当然也就包括对于官员的任命。当官员表现得好时，那毫无疑问会被解释为他的英明；而当官员表现坏时，当然就与他无关了。那只是官员自己的问题，是经不住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作风的引诱，是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等等。其实，这一特点不仅仅体现于胡锦涛一个人身上，甚至体现于中共每一个在位官员的身上（出了事就完全翻过来！）。我们可以注意到近年来中共官场上新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即“痛斥”现象。其最优秀的表演者是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近两年的安全事故也是多嘛，尤其是煤矿事故，已经成了公愤。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老兄每当煤矿发生事故，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煤矿当地的安全生产官员痛骂一顿。您甭说，还真有捧臭脚的，国内就有那么一些时评人赶在后面吹捧李毅中的的“痛斥”是政务公开的另一种方式，是开明政治的表现等等，直让我气死。所以，我曾以笔名在国内《中国经济时报》撰文，以国内媒体能够接受的最严厉语言批评李毅中对于安全事故之一味‘痛斥’的表演。指出：

“‘怒斥’现象说到底体现为高层权力对低层权力的指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压榨。而之所以说它甚至是一种压榨，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其实表现为高层权力对于它自己所应该承担责任的一种推卸──高层权力最起码应该为低层权力的错误承担管理责任。正是因此，‘怒斥’现象在让我们满意于政府官员表现出一种进步的开放姿态的同时，却也不能不让我们遗憾于它还带着十足官僚主义霸权的烙印！于是我问我自己，除了‘怒斥’，难道就没有更好的方式作为官员们对公众舆论压力的一种呼应了吗？应该是有的，而那便是：自责！我是这样想的，相比于‘怒斥’，‘自责’其实是对事件责任的更真实客观的解释。很明显的道理嘛，虽然问题出在基层，但如果高层的管理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基层又如何会出问题呢？正是因为这样的道理，布什才会因为发生在万里之外的美军虐囚事件而向伊拉克战俘、向阿拉伯世界道歉。那么，我们的安监局长为什么不可以因为频繁发生的矿难而向全国的矿工、及所有国民道歉呢？”

但是李毅中会道歉吗？不会。同样，胡锦涛会因为别的什么事情、比如空前绝后的腐败向国民道歉吗？不会。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不愿意说道歉的话──任何人都如此，包括布什，他也不会心甘情愿的向什么伊拉克战俘、阿拉伯世界道歉──，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要求国家最高领导人为其所有的管理责任承担责任的制度──有关底层官员的类似制度已经建立了起来，但执行的也非常勉强！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人唯亲才变得非常可怕──任人唯亲真正变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理由，忠诚成为可以替代一切的东西。所以，最没有才能、道德水平又最低下的人，也会得到任命。

所以，我不认为胡锦涛的任人唯亲是什么问题，他的责任承担才是个问题。即他既然是中国的国家主席，拥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利，那么，他就不应免责于中国的一切管理责任。于是，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指责他任人唯亲的什么问题了，指责他不为腐败官员的腐败承担责任，才更恰当！

民主论坛

老枭在一个叫《西诲社区》的网上发了一首诗，名曰《有感示黄喝楼主綦彦臣君》。乍一读来，令人一头雾水。首先，在这里我郑重宣布：我不是黄喝楼主，也更未使用过或与他人重叠的这一名号。此处更正，也愿老枭以后尽量别望文生义，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

老枭近期的作派大有卖谝之风。

谝，乃方言，piǎn声。卖谝，就是“得差便宜卖乖”的意思。

若听我一劝，则请再勿卖谝。

说老枭卖谝，非是诬蔑，只读他那篇说我厚诬古人、曲解古文的文章就知道。当时，我不想深揭他一下，只怕同为独立笔会会员，伤了面皮不是？

老枭曾谝道：孔子编《诗经》，好比《唐诗三百首》选于全唐诗一样。若是古典文学素养低的人，肯定让他一下子给谝住了。其实呢，这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想呀：《唐诗三百首》是有，但《全唐诗》并没因为有三百首而消失，也就是还能做“相关链接”；而有了孔丘的《诗》（后来才叫经）305后，原汁原味的795首哪去了？打比方说：肯定是“该页无法显示”或“有关内容已被删掉”的状况。

至于老枭瞎忽（呼）悠的其他什么东西，就不必多说了。

这种瞎谝现象，里面老少带有童真趣味。可爱，但没多大用处。这不能怪老枭，中国目前就是这么文化场态，多少象西方科学革命时的附庸风雅之辈，一定要把老鼠的睾丸当作标本留给某某表妹一样。中国现在是：一大批不懂政治学的人在恶搞政治，一大批没文化的大师在大谝文化；比恶搞与大谝更丢人的是，绝大多数所谓新儒根本不懂儒学政治就是现代政治文化的反动，就自以为是为乱侃“开新篇”。稍有点政治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康有为先生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孔丘的“由之与知之”悖论，最后逼得康先生硬是添了两个逗号，篡改了“圣人”之论。若真不懂，去读读李泽厚或来可泓的论语解读书目吧，就别愣充“大尾巴鹰”了。

当然，正如捍卫现代诗的某人士所言：狗屁诗，也是诗。那么，大谝文化的狗屁文章，也是文章。老枭写了一首半打油性质的七言，我就复他一首半打油的五言吧。名曰《慎勿谝》：

登上黄喝楼，
关公战秦琼。
东西瞎忽悠，
听由一咕咚①。

去言嘴即扁，
蹒跚入鸭棚；
笆子搂飞机，
全然山海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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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典出儿童动画片《咕咚来啦！》
②在监狱服刑时有某犯，常借故与我套近乎（实为代警方监督）；我问之犯何罪，其曰：一笆子搂下一个飞机来，出了空难事故，故判刑。闻者绝倒，我亦鼻涕喷饭。

Mao’s Last 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