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建刚:庸俗邪恶的极权统治

如果说,在现当代国家统治的形式中,什么样的统治模式最为残暴、邪恶和庸俗,那么无疑就是极权主义所形成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

这一残暴、庸俗、邪恶的政权,在违反人权自由民主的价值以及合法理论的基础上,将公民社会划分出要消灭的群体及其敌对的阶级。例如在共产党中国的建政初期所划分出地、富、反、坏、右等的阶级成分。劳改农场是对人性进行彻底改变的实验场所,所有具有道德伦理以及能在政治正义上作出正确判断的人,都被庸俗邪恶的极权统治者,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中国式司法堕落的判决投入到劳改农场。在劳改农场中,以最为凶残、毫无人道的教育方式对这类人进行着对共产主义神学的归依和对党效忠的思想性的彻底清洗。在公民社会中,用共产主义政治神话的乌托邦教育,公然取消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的信条。从而把杀人说谎以及用政治造假的作秀;迫使公民变为对极权统治者绝对服从。堕落法律成的机器人。极权统治者不仅镇压和迫害反对该政权的政治敌人,而且,还毫不留情地歼灭他们认为应该歼灭的顺民。在这些杀戮与灭绝人性的疯狂中,狂妄地自称为“人民的大救星”、“人民的带路人”。从而将极权统治集团提高到“光荣、伟大、正确”和坚不可摧的政治神坛。

由于卑鄙、狂妄和疯狂的迫害,使极权统治者所呈现的政治行为上的邪恶,超出人性所能理解的限度。但是这种现象并不高深莫测,因为是危害人类社会的暴行,所以其凶残的行为往往都产生于肤浅而毫无深度的思维动机,以及人性反常的现象。邪恶行为因缺乏理性的思维与感性考量的深度思想而凸显极为肤浅的庸俗常态。一个统治者由于与生俱来的私欲扩张与极端功利的索取,使其基因往往和正常人的基因、心理素质、道德常态形成反向思维。但是这个统治者所有身体的构造和生理的结构,却是平平常常的两脚动物。甚至在身体及其生理上比正常人还缺乏完整性。在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考量中,常常陷入低能而肤浅的思考模式中不能自拔。因为极端私欲和功利的扩张与索取,使极权统治者们不具备人伦道德的责任与政治正义的崇高风范。

所以在极权主义国家统治的模式中,公民所遭受的灾难和凶残的迫害与宪政自由民主国家的统治模式相比,其概率高出到使人们感到惧怕和恐怖的程度。

极权统治者的邪恶是极端恐怖的,同时其思想信念也是极其肤浅和庸俗的。他们肤浅和庸俗的残暴弥漫和糟蹋着人类社会。恰恰就是他们犯罪的本能所凸显出的非人的力量及其丧失人伦道德与政治正义的自暴自弃;象病毒一样在人类社会中相互传染。在人类社会中,趋炎附势的政治流氓、恶棍、街痞也因其极端私欲和功利的扩张与索取,而以犬儒似的吹捧以及肉麻的歌功颂德,将其恐怖极权的病毒传播和扩散,形成了在其统治的公民社会中,以一种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自觉奴性;永远都膜拜在那个金字塔顶端的神坛上的极权主义的最高统治者。

肤浅而庸俗的邪恶统治,其思维能力与政治正义的深刻的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政治正义的思想往往都是趋向于深邃的理性思维与感性的考量,从而探究一种适应于公民社会幸福繁荣的生存之道,而这种生存之道的核心,就是宽容、善良、仁慈、博爱,即从大爱到小爱、从公爱到私爱以及情爱的人伦道德的政治路径。在政治正义的驱策下,随时随地都对不适应于公民社会的行政、司法、立法的过程与条文进行监督和修改。只有这样,政治正义的人伦道德才具有深刻的量度,才能激发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的原创性,才能造就公民社会在宽容、善良、仁慈与博爱的建设中更加和谐、稳定。

极权主义的统治者们,为了使自己的邪恶统治能万寿无疆,常常以冠冕堂皇的名义实施着鲜为人知的凶残暴政。为了宏扬极权阶级的所谓优越文化,极权暴政的辩护者无不孜孜不倦地四处搜索和发掘蒙蔽公民社会的自以为能事的所谓正面的动机。使常人难以企及的高远而具有所谓玄奥的深刻理想来炫耀世人。由此将肤浅而庸俗的邪恶的思维深化成超凡脱俗、神圣伟大、目光高深。而决非普通公民可以理解的理想宏图。深化和拔高肤浅而庸俗的邪恶思维;贬斥公民的认知能力;威胁公民理所当然地接受“光荣、伟大、正确”的开启和领导。

于是在上述事实所营造出的灾难中,铸成实现共产主义光辉未来的,使人眼花缭乱的乌托邦。

我们知道,在极权主义制度邪恶的统治中。那些为虎作伥、趋炎附势者,也实实在在地成为极权制度运行的司法和执法者。在他们庸俗而肤浅的思维里,只能容纳极端私欲和功利的索取和无度的扩张的内容。在“其行可鄙,其心可诛”(林牧语)的邪恶行为中,为了极权统治牢不可摧地运营长久,他们行使着极权主义最高统治者所授予的屠杀和迫害的权力,将苦难的同胞凶残地杀戮、镇压,使他们在其残暴而邪恶的疯狂中,家破人亡、尸骨无存。这些在极权主义最高统治者授意下的执掌着司法和执法权力的行凶者,以肤浅、庸俗、邪恶的化身,危害着公民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既没有共产主义的信念,也没有公民社会所倡导的人伦道德的品行。他们无非是极权主义统治者,为其凶残的统治存在的政治工具和这台杀人绞肉机器中的部件;以及一颗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他们没有思想,更不具备人伦道德和正义品性的理想。他们趋炎附势无非就是满足于他们与生俱来的私欲和功利的极端索取和扩张。不具备理性的思维与感性考量的深刻的思想,就不可能形成具有政治正义性的正确判断。没有政治正义性的判断,就不可能得出谁是谁非的政治理念。事实证明:极权主义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无一不是以愚民政策对思想的钳制,同时控制着新闻媒体的新闻自由,禁止公民社会中,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的原创性及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而为其条件。

“极权主义企图征服和统治全世界,这是一条在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它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它都在开始摧毁人的本质”(阿伦特语)。只要还有迫害、屠戮和侵犯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不管它是否是主权国家还是什么样的其他政权的组织和集团形式,都应该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谴责。这不是什么主权国家内部的事情,也不牵扯着什么干涉内政的问题。这是一种极其严肃的国际人道的援助,当极权主义的邪恶统治开始屠戮和迫害公民社会时,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的援助就必须开始进行,同时也必须伴随着对极权统治者的无情谴责和对其进行道义的公诉。这就是说,没有干涉内政的道理,只有对邪恶政权的谴责、公诉的道义根据。由于极权主义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暴力、强制和邪恶的政治文化因素,公民社会中知善行善的行为,以及为了和谐地生活就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但是,这些最基本的政治权利的需求,要比实行了宪政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实行起来就困难重重。这就需要在强调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的人伦道德判断的同时,必须强调宪政自由民主社会制度的建设的根本原因。

民主论坛

阿  森:下海摸鱼去(短篇小说)

下海摸鱼去(短篇小说)

阿  森   

 

法兰西斯科·李,名片上就这样印着,还烫着金。老李准备回国发展,在机场和妻儿告别时,他踌躇满志,他信心百倍,他对他们说,不用多少日子了,我回来接你们着着实实让你们过几天舒心的日子,别愁眉苦脸的,他对妻子说,以后赚了钱,带你去整整容,多搽点“雪花膏。有一句广告词叫什么来着:今年十九,明年十八。搞的象老太婆似的,以后怎么去社交?老李对儿子说,什么学科都没关系,中文一定要学好。三国志、西游记、红楼梦,能看就看,能背就背,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等于就是钱!

老李不是莽汉,回国创业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一直关注着祖国的发展,一直研究党的好方针、好政策,他了解到当年美国一些大财团是化了几代人的功夫建立起来的超级集团,在中国,一个不识几个字,说不定还掏过钱包,坐过牢的人不消几年就达到了这个水平,而且更气派、更厉害。老李为祖国每年都二位数的增长点兴奋的无以复加,从中国回来的人,个个都象从天堂到地狱似的。“知道有多少高楼吗,在中国?”一位朋友问老李,“全澳州的高楼加在一起还不及一个居民小区,绝对是真话,回国创业,机会多的是,中国是全世界最好投资的地方,是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俗话说混水好摸鱼,我敢保证,没几年你老李就是响当当的华侨大老板,现在的中国水已经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鱼,哪是摸鱼啊,只要来张开您的口袋,鱼儿自己就会跳进来。”

朋友的话倒是真的,因为他在报纸上、电视上、各种媒体上看到了赚到了钱笑得合不拢口的人。老李有个澳州穷朋友,回去没几年,掏出来的名片吓你一跳,三四个总经理,一个董事长,光念公司的名字,全是“环球”“宇宙”,最差也是“东南亚”什么的急得老李在被窝里和老婆彻夜长谈,虽然我们的运气不坏,赶上了“出国潮”,可是我们失去了“股票潮”“圈地潮”“投资潮”,党中央又在开会了,振兴东北可能没戏,你看一年有六个月冰天雪地的,穿著大棉袄,戴着大头帽,脚踩白雪,口吐白气,根本不是创业的地方,现在好了,风向变了,吹到黄土地,吹到大西北去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那么多机遇,这回不能让它和我们擦肩而过。太太有些怕,这些年,赚到钱的人有,赔钱的也不少,我们不能贸贸然然的就朝这块“热土”扔钱。不管怎样,先得回去看看,考查一下 。鱼是看见了,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去抓。

老李这次回去已经是第二次了,是动了真格,怀里揣着澳币。开发大西北,黄土地上的人民盼望了很久,它不但振奋了中国的中国人心,也振奋了外国的中国人心,那里有祁连山脉、西藏高原、青海湖、可哥西里、香格里拉,那里有无尽的无人知晓的宝藏。作出投资大西北的决定,老李是第一次考察后才决定的。第一次老李没带钱,倒不是想空手套白狼,只想探探虚实。第一次,同胞的热情使他兴奋莫名,终身难忘。那是西北边陲的一个古城,据说当年李白同志酩酊大醉,吟出“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传世佳句,就在这个地方。这城市文化底蕴相当浓厚,一砖一瓦都能追望到公元前几千年,西北人的一颦一笑全都挂在脸上。老李是这样向太太描述的。

出了长途汽车站,一条长长的红地毯已经铺好了,没有分清东南西北,一串‘五千响’炸的是烟雾缭绕,一阵闪光灯亮过后,三位领导徐步向前,紧紧握住老李的手。“可把你盼来了,我们这个小县城天天盼望海外商人来投资、办厂、开公司搞实业。想不到盼来的一位是说中国话的海外商人,真是血浓于水啊!”说着说着,眼眶里泛着泪花,三位领导,一位管招商引资的县长,有决策权的。一位县政协主席,(代替侨办主任,因为那个地方从没出过华侨,所以没有侨办),一位是公安局长,负责保驾护航。三人围着老李,就象失散多年的孩子,又疼又爱又亲切,只见县长一个手响,顿时锁呐齐鸣,锣鼓大作。老李虽然读过书出过国,留过洋,即便没有见过也肯定听说过,可今天这场面完完全全、实实在在是冲着他来,活过这把年纪,杀了头也不敢想啊。这种待遇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是皇帝才能享受的。还没等老李回过神来,一只醒狮窜到他的面前,随着鼓点,前扑后仰,摇头摆尾,突然一个地滚翻站在老李面前,猛一回头,有点像跳探戈舞的摆头动作,狮子的大眼睛眨了两下,县长递上一只大笔:“请华商李先生点睛!” 

虽然老李到的是西北的一个穷县城,可他看到仿佛唐明王走进了咸阳官,县委一班人带老李参观了当地的名胜古迹,品尝了当地的风味特产,并向老李汇报精神文明的工作,是夜,县长作东,开席二十桌,七姑八婆,坐的满满的,笑声、叫声、喝声、干杯声,加上抽烟的人特多,老李就像坐在澡堂里一样,头晕晕的,县长女儿真情奉献卡拉OK一首《故乡的云》,还给老李一个甜蜜的微笑,当唱道“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老李在飘,老李醉了,半醒半梦中,大屏幕电视中放出当天县里头条新闻。“在党中央开发大西北的英明决策下,在县委正确领导下,在县委各部委的大力推动下,我县的改革开放的步伐迈得更快更大了,县委大办改善投资环境,促进了招商引资,今天我县还来了澳大利亚商人李先生,李先生非常满意祖国的进步,表示要大力度开发大西北。李先生是澳大利亚商人,澳州盛产羊毛、小麦、铁、煤……”老李和县长一样,电视里说什么都没听进去,腿却站不直了,结果被两个漂亮的小姐腾空架了出去,象一团泥巴扔在床上。

老李在澳州这些年,吃了不少苦。洗碗、刷盘子、清洁工、送报纸、教中文,好不容易夫妇俩撑了一个小生意,就是那种吃不饱,饿不死的活,以前咱们在国内奋斗目标,能有一幢洋房,能开上汽车,能让孩子送到讲英文的学校,发工资的时候拿到的是外币。这一切老李都做到了,他放进收款机里面去的全是画着英国女皇头像的钢蹦,维多利亚式的房子前停着自己的汽车,该满足了吧?还有什么,非要把全世界变成你的不可。老李不一样,他想得远,想到用自己的能力为祖国、为家乡人民作点贡献,如果可能,或者顺便也替自己摸几条小鱼。改善改善生活。

老李带回澳州的有廿多份合作意向书,老李太太怎么都想不清楚老公会有这么大的胆量和魄力,签了那么多的合约,钱!钱从什么地方来?太太心里明白,老李心里也明白,即使把家挡连同人全卖了,也只有这点钱,到国内去投资,恐怕只够开张剪彩、放几个鞭炮而已。老李对太太说别着急,这只是意向书,意向书的性质是双方是否有合作的意向,是否有合作兴趣,说的具体点,老李对太太进一步的解释到,“县领导带着参观了廿多个企业,有加工的、有做成品的、有农业的、有工业的、有高科技的、有服务行业,五花八门,每个企业都象过节一样以贵宾接待,参观十分钟,剩下的时间全在饭桌上,那飞禽走兽、乌龟王八全往你碗里塞。酒倒的象流水,真是热情的不得了,那些日子,我脑袋没有一天是清醒的,连撒的尿都是一股酒味,吃完饭问你好不好,不知是问企业好还是饭好,只要你一点头,一迭厚厚地合作意向书送到你面前让你签字,开始还有点怕,签多了,才知道,意向书把什么都说了,也等于什么也没说,签个字就象吃完饭别人买单,然后你签个字,让他回去可以报销,仅此而已。在中国,有一批海外商人就是靠签意向书混日子的!

当然老李夫妇是对老实人,他们没想到签意向书中的无限商机,只考虑这至少可以解决温饱。他们认认真真地研究了所有意向书,西北人民的深情厚意、热烈期盼,一幕一幕像过电影似的,老李无论如何要为西北人民点些什么了,他决定投资,但是投资多少却难倒了老李夫妇。网大抓大鱼,抓世界上最大的鱼,于是状况出现了。

那天县长和老李喝得谁看谁鼻子和眼睛都倒过来时,县长问老李准备投资多少?老李伸出一个指头“一个亿?”“不不不”老李的头晃得象摇郞鼓,“一千万?”“不不不”老李的荷包象被抢劫了一样。“一百万?”老李心里明白,即便一百万,由澳币换成人民币,大部分还得从银行借,有钱的大佬投资是投用不完的钱,老李三流投资用的可是借来的钱,输不起啊!老李反复研究了一大迭意向书,还是发现了一个商机。有一个投资机会是这样的:城东有座山,山边有个坡,坡上有个洞,洞中流泉水,水流千年长,黄金是万万两!据当地人说,此水可神了,里面含金银铜铁锡,维生素也是ABCD,还加E,喝过水,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百姓就没见过生癌的,女人生不出娃,喝上一口,即便早产三个月,个个都是十斤重啊。这倒是一个绝好投资项目,你想,这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搞个塑料瓶,往里一灌,就是现成的矿泉水,再取一个好的外国名,注明是中外合资企业,好的产品,加上好的包装还愁不赚钱?老李甚至连广告词都想好了“现在就喝=现代生活”这个项目,投资少不说,见效而且快,想到这儿,半夜里就是不梦见北京的金山上,也会笑出声来。

投资中有一个重要环节,就完成各种口舌,繁絮的文字以后,资金何时到位?资金不到位,永远是纸上谈兵。它有点像哲学中的一个“度”,它是事物发生质变的一个转折点,商人,特别是中国的商人对资金到位看着比投资是否成功来的更重要,再通俗一点说,付钱之前,您是爷,付钱之后,您是孙子。老李为了使这个企业更具有中外合资的色彩,他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了“法兰西斯科”。这个名字长了点,可念起来还是顺口,老李倒不是崇洋迷外,只是想把这矿泉水做成名牌,使祖国的大西北再多些异国风采。

老李离开祖国的时间好象久了些,有些情况是他不太能完全了解的,或者说根本不了解。老李投资了三个月后,合作方希望老李再追加一百万,原先投资的一百万连个厂房都造不起来,只围了几堵墙,瓦片都无法着落。老李急了,原先说好别说厂房、设备,连流动资金都说没问题,一次性投资搞定。就等着装箱卖钱,收回成本,钱到哪里去了?合作方非常的诚恳,讲道理。他们说,占用耕地要钱、失去土地的农民要钱、利用国家的水资源要钱、环保要钱、工商要钱、税务要钱、员警要钱、没钱上学的娃娃搞个“希望工程”你总要付些钱吧,你想想这是我县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不搞得象样点、正规点说不过去吧?谁愿意把钱扔在水里,半途而废呢?

老李的手在抖,脚在抖,浑身在发抖。老李一边抖一边向银行再次贷款,他想的太明白了,再投,风险加大,不投前功尽弃。他象坐在CASINO里的一个赌徒,只有赌下去还有希望,此时此刻你起身走人,CASINO不会把钱还你,为了换回你的好脸色,它只会说“欢迎你再来”。老李把自己的希望、命运、前途以及太太脸上的皱纹全放在第二次投资上了,就象一颗白球跳跃在大大的转盘上,生死由人,听天由命。

还别说,老李赢了。虽说加大了投资力度,延长了投资时间,可厂房还是造起来了,机器也运来了,工人也培训完毕,老李人在澳州,远隔万里,那颗焦急、操劳的心一刻都没停止过。随着工程的进展,他的心才一点点舒缓下来。谁投资没有个一波三折,赚点钱就这么容易嘛,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只是不说罢了。老李搂着太太说:“厂造成了,我们的小店也别开了,在国内是国内的苦,出国是出国的苦,苦了一辈子,矿泉水厂只要能赚点小钱我就心满意足了,开张剪彩那天,我们一起回去。”太太幸福的直点头。

他收到国内一封信,老李以为是厂建成了,回去剪彩去。但不是。信是这么写的,鉴于水源上游建成化工厂、造纸厂、皮革厂,水质已被污染,含有大量有害元素,为保证人民的健康,故下令停建矿泉水厂撤销此投资项目。

老李最近眼睛不好,去专门的医院看了病,医生说眼珠直了,很难修复的;老李最近的耳朵也不好,什么都听不见,只有小店的门铃“叮咚”一响,才有反映,老李最近嘴巴也不好,什么话都说不清了,只会说一个“鱼”字。

太太更可怜,整天对着墙壁,一个劲的流泪。


 

《自由写作》首发

 

子  轩:生命的错觉(散文)

生命的错觉(散文)

子  轩   

 

据澳洲电台报道:近几年来有接近四分之一的高薪厚禄人员,抛弃优越的城市生活,移居乡野,亲躬劳作,饮天然雨水,食自种蔬菜,领略生命的真实本质。

我对戴维说:“我厌倦都市生活,太多的伪饰让我茫然,写不出真东西。”

戴维笑了:“那你真该早认识我,我的生活会让你远离都市!”

我常常坐在他的“哈里”摩托车后面飞驶在维多利亚省的旷野之上,看小镇古老的廊桥,河边快乐的孩子,等待沉静如水的落日辉映那笔直的乡间大道穿行在未知的远方。土地,丰富而博大,我被感动得无声无息。

他的朋友全是乡下人。但不是准确意义上的乡下人,而是自甘为农的那种。

戴维是个越战老兵,曾经越战回来后在政府有个受益终生的职位,但他还没干到十年就离开了,而且彻底地卖掉了墨尔本的房子,在山里自己盖了一幢泥巴和木头结构的大屋,开出四英亩的葡萄园,清淡简朴地生活。他喜欢读书,喜欢酿酒,喜欢摩托。他不喜欢一个数字:二十八。因为越战中,在他的枪口下倒下过二十八条生命。

 

我躲在他大屋的尖顶小阁楼里写文章,没日没夜的。写不出来了,就跑出去帮他干活,或坐在屋前台阶上,和他一样抱着酒瓶子晒着太阳听他讲故事。天空,蓝得透明。葡萄藤,绿绒绒地一排排齐整整顺山坡而下。道路,在葡萄园尽头划着弧线飘去。记得远处对面的一家养了几匹马,偶尔跑起来就算是个动静了。在这静谧中,脑海里的一朝一夕会像老电影似地慢慢播放出来,绵长有如一生。

听到有摩托声由远而近的时候,我会走出阁楼,那一定是他的朋友来了。比尔曾是个出色的心脏外科医生,现在在雪山脚下有一小山庄,六英亩的山野,冬天被白雪所覆盖。他常带来威士忌豪饮,喝多了便说起以前的手术台,他手脚并用地描绘开胸手术:一刀下去割开皮肉,鲜血淋漓中翻开来找到动脉,再锯断几根胸骨,手伸进去,能握住跳动的心脏。然后比尔说,他厌倦了,厌倦了睁眼闭眼灯光血光,就是看不见阳光看不见笑脸的日子。

戴维有次告诉我,比尔辞职前的年薪过了八十万。我咋舌:那本该是怎样的浮华生活!戴维又说,但现在的比尔是健康开心的。他能喝一整瓶威士忌,以前怎么敢!如今他能一次劈出一周用的木柴,棒着呢!我看着比尔骨结粗大的糙手握着晶莹的酒杯,心里想象着清晨薄雾中他挥动斧头一脸汗水的姿态,笑着为他干掉杯中的酒。

 

秋天的葡萄园是遍坡的金黄。戴维找来两个帮手一起忙碌,也是朋友。其中一个年近七十,头发没几根,白色的胡子却茂盛得很。他叫多明吉,西班牙斗牛士的后代。不过他是个有名有实的澳洲作家,在山的那边占据着六十英亩的土地。多明吉不种葡萄只养牛,他的十几头牛全有自己的名字。春天时曾和戴维去他的寨子看小牛的出生:哆嗦着细腿刚刚站起来的小东西,我为它戴上了名字牌“多明歌”,那是我起的,充满歌剧的色彩。

秋天的多明吉老人从葡萄架中走过来,辉煌的夕阳交映着他变成金色的大胡子,带着一身汗味他搂住奔过去的我,爽朗地笑道:“你的多明歌已经是只雄壮的公牛了。走,到我那儿喝酒去。”我跨上他的那辆哈里,绝尘而去。

多明吉的老伴安妮会做上好的晚餐,用大蒜烧的很嫩的油煎小鳗鱼,鱼全煎得像竹笋,有点脆却非常滑口,一人一大盆,还有新鲜的蔬菜沙拉,是自己种的,配的乳酪块儿也是自家做的。坐在圆型的餐厅透过落地的玻璃正能看见血红的日头溜下了山坡。多明吉家中有一个大展室,陈列他收藏的斗牛士专用的服装与用具。他的父亲曾经是西班牙最值得骄傲的斗牛士之一,当年名扬欧洲大陆,富可敌国。我喜欢让多明吉给我展示那一套套沉重华美的用缎子和丝绸制成的斗牛服,色彩艳丽的斗牛披风,还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西班牙文报纸,里面有一位英俊的斗牛士,他舞动着披风,面对直冲过来的公牛,傲然独立。那就是他父亲。“无比辉煌!”我边赞叹边想象那盛况。我曾不断地问多明吉:“你为什么不做斗牛士却躲在澳洲乡下?”他总是叼着烟斗笑而不语。

多明吉的书只写澳洲的土地,他专注于斯。其中的一本就写得全是这片山谷中每一个或存在或消失的村落的传奇,土著,白人,亚洲人,罪犯,丰富而神秘。他的创作状态是绝对孤独的。他的庄园里只有一台十几年高龄的小电视,还被放在厨房里,那只给安妮做消遣。说起来,他们俩有七八年没看过一场电影。“商业垃圾!”老人极其不屑一顾。

 

记得他们几个朋友有时结队出游,都骑着“哈里”摩托。乡间的大路扬起一片“狼烟”,马达轰鸣而过,带着各自不同的记忆和背景,他们穿山跨省,领略更不为人知的原始印象。我要求戴维:带点照片回来。他嘲笑道:那是什么玩意儿!我们会用脑子记!

他们不喜欢任何“形式”上的东西,更是曾经“沧海”决不做那种付出代价却无实际意义的事情。他们也许会停下车,几个人坐在路边分享点啤酒,看一眼邂逅的落日,但肯定懒得在平淡的城市中间做任何流连。戴维把城市比成一片石头森林:灯火密实地挤在一起,庞大而没有出路。

 

我想,戴维一定重回过越南,一定有感于那个热带的狭小国度。他应该见到过头戴斗笠的三轮车夫慢慢地踩着高大的三轮车在城市里穿行,拐弯时会敲响叮咚的车铃声。他应该遇到过许多笑容羞怯眼神明亮的越南女子,带着清香洁白的茉莉花。

因为,他始终把“二十八”藏在心底,只有纯净的民风和结实的土地才能让他的生命释然。

因为,他说过:物质的色彩和欲望的气息常常使人对真实产生错觉。他不想他的生命始终在错觉中。

 

那一年,老多明吉突然去世了。意外事故,是他的两条公牛打架把他撞到牛栏上引起脑溢血死亡。安妮说,他死时还靠着栏杆边说边笑呢。

葬礼就在他农庄镇上的教堂举行。安妮用自家房前屋后的鲜花精心为丈夫编织了巨大的花圈环绕着老多明吉笑容明朗的遗像。两个儿子,州议员们,和几大出版界的巨头都来到了小镇上。尖顶的石头小教堂装不下如此盛容,教堂外的窄窄的街道被乡邻们自发地封住了来往车辆,上百人静静地站在阳光下,古老的双层小酒吧肃穆在众人身后,共同守候着棺柩抬出。

送殡了。殡葬的队伍不是普通的汽车,尾随灵车的是六十辆黑色的摩托车方队,一色的“哈里戴维森”,每人身着黑色的皮衣皮裤摩托服。六十辆摩托车的马达声长久地轰鸣着,震彻了山谷。

这是老多明吉真正想要的,我们都知道。

老人的墓地就在庄园辽阔的山坡上。正值春天。遍坡遍野开满了粉色,白色,蓝色,紫色的小野花,铺天盖地,茂盛而斑斓。这是澳洲维多利亚的春天,这是老人眷恋的土地。

 

葬礼归来,我和戴维坐在途中一家小镇的酒吧门口,阳光普照着对面山坡上欢快的人们。赶上镇子的集市,小摊小贩一家连一家,色彩明艳的遮阳伞下有吃有喝有手工艺术有各色服装,都是自己制做自产自销。有时,人们就为图个乐儿,便将上百年的集市传统存留到了今天。生命总是令人感动的。

我对戴维说:“我的书稿很快就要完成了。顺利得忘记了以前竟有过那么多的茫然。”他问:“会出版吗?”我说:“不重要。我自己很满足。有人说过:放弃了寻找便意味着学会了找到。”他莫名其妙地问:“你找到什么了?”我笑而不答。

我想,如果我能坚定地相信记忆是准确的话,我就会像一只大蜘蛛,在行车的公里表和走过的村镇名称的交错里,继续编织出无数真实的故事,然后穷尽一生妄想着试图告诉人们:生命该怎样地保持和谐,美丽,与真实。

 

我似乎记得好像就在那家酒吧的台阶上,在闪烁的人群和细碎的阳光里,我和老多明吉还有过一次对话。

我问:“告诉我,你一生是否曾想作个斗牛士?”

他说:“想过。”

我又问:“因为那些辉煌?”

他说:“对。”

我再问:“为什么放弃?”

他说:“因为辉煌并不真实。”

我还问:“是因为人们的记忆会有错觉?”

他说:“是生命本身会有错觉。”

然后他挡住了我的无穷的问题,渐渐消失了:“辉煌是给别人的,真实才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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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建刚:印象小村庄(诗三首)

印象小村庄(诗三首)

莫建刚   

 

我来到这北方的小村庄
黎明,太阳站在我的头顶上,吹奏着我的长笛
戴着这金色的王冠
在田野上鸣响,在小路上荡漾
那哼着小曲的烟囱,在房顶上厥着嘴
吐出淡青色的烟圈,和我的笛声飘来飘去
在蔚蓝的空中袅袅升起

我来到这北方的小村庄
在那些被岁月和炊烟所吞噬而倒塌的
庭院旁,吹奏着我的长笛呀
柔声的奏鸣来自我的心灵的渴望
那爬满土墙的长着荆棘的花冠
在风中摇晃着脑袋
在风中和我歌唱

我来到这北方的小村庄
宽阔的的河流从群峰的深渊喧哗而来
悲伤的鹅卵石铺满河滩
那条被遗弃而哭泣的小船浅搁空岸
水藻披挂在它的身上
象一件翡翠般绿色的蓑衣
水波拍打,来自远方的叹息
苍茫的峡谷一大遍黑色的马群奔腾而出
刹那间,这群冲向大河的野马
仿佛摔倒在河滩,嘶鸣、怒吼
一团团闪着电光的乌云,河水震响
溅出无数黑色的浪花

我来到这北方小村庄
那憨笨的驴拉着沉重的石碾
哼哼地打着鼾,它默默地转着
在时间的每轮上,在村口的小路旁
那棵高大而衰老的槐树
这历尽沧桑的老人从梦游中醒来
他轻轻地拂拭着衣襟
把挂满珍珠般的露水,一颗颗抖掉
马车把五月的风拖进麦田
扬起的麦花带出了麻雀喳喳的欢笑
小狗蹦跳,摇摆着它的尾巴跟着我
走出了村庄,那汪汪的吠叫声
咬住我的影子,在阳光下越拉越长

 

 

夏天的黄昏

 

黄昏,夏天的河湾
那扬起雪花般的波浪
它欢快地蹦跳着,欣喜的唱着歌
头也不回地跟着绚丽的晚霞
奔涌,舞蹈,痴情的扑进敞开胸怀的山崖
夕阳望着这远去的浪花
妒忌的痛苦使它恼怒,它发着脾气
象一个红色的绣球,一连串
连滚带跑,一下扑在山垭的肩上
如同傻大姐似的迸发出愤慨的嚎啕
胀红的脸蛋摇晃出炙热的火光

黄昏,夏天的山岗
那长满野高粱的山坡
现在已是一遍青沙帐
你是否还在等待着你的心上人呵,姑娘
他在那个暴风雨的夜晚
荡起一只苦闷的小船远走他乡
河岸边只漂泊着一条被遗忘的木桨
还有那座空荡的小屋里闪烁着哀怨的烛光
如今,在这荒无人迹的山岗上
只留下你孤独的倩影
象夏天里最后一朵野蔷薇
望着远处葱绿的山崖里那条飘带般的河流
露出惆怅和伤心的一丝微笑

夏天的黄昏
在月亮升起的地方渐渐消失
天边那黑色的云彩
编织着枭啼的梦幻
失群的大雁在长空中发出揪心的哀鸣
莹火虫燃烧起蓝色的火焰
乡村里一声声呼叫的吆喝
唤醒了一盏盏欢乐的灯火

 

 

我酣酗朦胧地游荡在故国大泽的荒漠上
源流干涸,已悄然龟裂於原始的往昔
古铜般腾空超越的咆哮
生命强悍的骚乱
在午后酒香淳静的恩赐的思愁中
带着与世隔绝的长河落日的余辉
在荒原的大峡中回响

源呵,古中华生命的苍莽
我再不能裸赤着贞洁的躯体
回归那辉煌原始的
大泽之地
冰雪的灿烂
冲撞的狂澜
一阵阵擂击的古元音
荡涤尘埃中枭杀的昏冥

大泽的源流呵,我难舍难分地依恋
沉浸在你落日余辉的梦幻里
聆听那大峡河川的号角啦
漫山遍野幽菊的金阴,凄呖的缭绫

只是,当我慵倦惆怅地离开幻象的那一瞬
夕阳伸出了炙热的双手
把我酣酗的影像,印留在干涸的大泽之源
而在这长长的身影的上空
有一只凶悍的鹞鹰在盘旋

  

 

《自由写作》首发

 

井  蛙:我的童年玩伴 (短篇小说)

我的童年玩伴 (短篇小说)

井  蛙   

 

春天的枝桠还嫩,我爬上树的时候根本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是一味地爬,兴致勃勃地边笑边往上赶,因为,别的孩子们在树下看热闹呢。我要把我的风筝扯下来才行。否则,他们会笑话我没用。

我从来不知道这棵树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叫它树。所以,它就是树了。

“快点啊朵朵!你是不是在树上睡着了?往上爬多几步就够得着风筝了!快点儿!风都快回家去了,没了风,风筝就不能放了!”不知道是谁在叫嚷,叫得我浑身发抖,脚都软了。

“哦!别催我!”

今天早上,我趁妈离开家门,我把家里的那些青苹果都一一偷了出来,给这帮小伙伴们吃了。他们家都很穷,每个人都穿着露出脚趾的布鞋,衣服也是哥哥姐姐穿旧了留给他们。我也穷,可是,我妈的手工艺很棒,她能绣花、织毛衣、做衣裙。因此,我的衣服有很多款式,尽管也是我姐姐穿旧的留给我的。

我把这帮家伙都当成好朋友,有吃的同享,有难同当。虽然,他们不比雪莲,我最最要好的死党。她和我,每天呆在一块儿,好事做绝,坏事最尽的那种好朋友。我跟着雪莲去偷农家的果果,还爬树、下井、上瀑布。这条命是上帝恩赐给我的,好几次几乎掉到井里被淹死,就因为没淹死,我还大胆地爬上“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上去。为了能追上雪莲,我命都不要了。

雪莲,脸是圆的,我也是圆的;雪莲身高1米1,我也是1米1;雪莲6岁,我也是6岁;她的头发枯黄枯黄的,我更是黄毛丫头了。她父亲是渔民,母亲是开小商店的小主妇小商人。他们一家去年才搬到这个村子来生活,因为她父亲的渔船在这个码头靠岸了。

我们家也是外地人,具体是哪来的外地,我妈从来不愿意告诉我。我父亲,他不在我们身边,也许死了,也许也像雪莲的父亲一样出海打鱼了。我多么渴望我父亲和雪莲的父亲一样,在大海里与风浪打拼,是渔船上的英雄。对我的想象,妈不反对也不解释。

我就默认了我父亲是一个勇敢的渔夫,所以,我从小喜欢戴渔夫帽。我是渔夫的女儿,一个勇敢的渔家女。

我的脚就是够不着那枝桠,使出吃奶的力气也跨不上。我热得一额汗。他们就在树下狂催我。我只好一个飞跃,手抓住头上那根树枝,希望这样就能撑上,并且脚也同步上去最高的地方。这样的话,我要取回我的风筝就轻而易举了。可是,当我正要赞美自己的聪明才智时,没想到,我头上的那树枝是一棵刚发芽的嫩笋,噼啪一声就断了。我一时失去重心,整个人从树上摔了下来。

只觉脑子轰响了一阵,迷迷糊糊中便失去了知觉。

那是一棵大树,在一个6岁的孩子面前,再小的树也是大树。总之,它在我记忆中就是大树。我从大树上摔了下来,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快黑了。周遭一个人影也没有。早上我偷家里的青苹果给小伙伴们吃,现在,他们却不知去向。我不知道自己在树底下昏迷了多长时间,可是,我知道,我爬树的时候是刚吃完早饭,现在是要吃晚饭的时间了。

这时候,我很惊慌。为什么伙伴们都弃我而去呢?我摔倒了他们没帮忙叫大人来救我,也没一起催醒我。为什么呢?我一时愣住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尝到友谊的破裂,那种失落感很酸涩很惶恐。我把这些人当成好朋友,我帮助他们,我偷家里的零食给他们吃,我和雪莲一起摘的果果给大家分享。他们却在我遇难的时候离弃我。

今天,如果雪莲在的话,她肯定不会跑掉不理我的。我坚信,雪莲是一个善良、正义的人。

所以,她是我最好的玩伴。是我儿童时代带给我最多快乐的朋友,她使我勇敢,懂得了正义。尽管,我和雪莲一起骗过一个傻女的鸡蛋,还骗过她的钱。后来遭受挨打也是一起共同分担的,我们都勇敢地认了错。

我的后脑勺摔伤了,流血。我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子,将头上的血擦干,虽然人感觉晕乎乎的,毕竟我6岁时候的体质还不错。没什么大碍。回到家,妈问我上哪儿去了?

我撒谎:“和雪莲到码头上捡螃蟹了。”

我妈知道我撒谎,但是她没拆穿我。因为雪莲找了我一整个下午都没找着。

我学会撒谎也是雪莲教我的。她说,对母氏家族不用这么诚实。反正做妈妈的,是也不满意,不是也不满意。

那天我没敢喊疼,怕母氏家族发现我从树上摔伤,怕她骂我。直到夜里,睡着之后,妈才在我头发上发现了血迹,伤口上还没停止流血。她吓坏了,赶紧用她那三脚猫的护士经验帮我包扎头部。可是,我妈有个怪癖,她总是在我摔伤了或者生病的时候骂我,而且骂得比平常还要厉害。我就在三更半夜里,被她一把拉醒。

“你今天到底干嘛去了?谁打你了?说!你不老实说,我就送你到工厂去当工人!一天干活12个小时,没吃没喝的!”

“不要啊!哇…不要啊!我说!我说!”我最怕的就是工厂了,她在我一睁开眼睛开始就给我输灌了工人的悲惨命运这样的人生观念。所以,每次我不老实,她就用送我到工厂当工人来吓唬我。我真笨,真被吓着了。

“我从树顶上摔下来了…嗯…上去取风筝…风筝给风吹到树上去了……”我支支吾吾,像个犯人。

我没把伙伴们弃我而去的事情告诉妈妈,如果说出去,她就禁止我跟他们玩了。我为一个6岁孩子成熟的心智感到欣慰。我总是喜欢替别人着想。但是,他们却不把我当成好朋友。

“你跟谁在一起爬树了?”妈是上帝制造出来的聪明女人,我眼睛一眨,她就知道我是否在撒谎。

“今天?我自己。”

“那下次要有很多小朋友在的时候才可以爬树哦!否则妈妈会担心的!知道吗,笨蛋!”

“知道了。”

当晚,我成了一个伤员躺在被窝里。妈妈还给我熬汤药,好像是田七什么的。很苦。

第二天一早,雪莲来我家了。她邀我到她家渔船上捡螃蟹。好像上帝早已经赐给我灵感,让我在妈妈面前先撒个谎,然后才把我撒谎的事情变成真实的。没想到,这却是真的。

“捡螃蟹?好哦!我最喜欢捡螃蟹了!”我顾不着头疼就下床穿鞋子了。

但是,我把我昨天从树上摔下来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她知道。雪莲很生气,她说:

“咱们以后别跟这些乌龟王八蛋玩了!”

“好的。我知道了。”

可是,我这人记性特别差,在雪莲家的船往另一个码头上靠岸,她与家人迁离此地之后,我还是和那帮乌龟王八蛋玩了。并且,有好几次,仍然偷家里的东西给他们吃。

雪莲家的渔船不大,是到浅海捕鱼的渔船。木的,上面有一枝船桅。我远远的就能看见渔船上飘荡着一面船帆。码头上很多人在排队买鱼。雪莲的妈妈正在忙碌,把一簸箕一簸箕的鱼往鱼称上倒,然后,妇人们付了钱满脸欣喜地拎着鱼往家里去

这是一星期才有一次的村中盛事。我看到码头上一片繁忙的景象,头就不痛了。我和雪莲奔跑在码头的长堤上,迎着秋天的凉风,那些秋刀鱼和大马哈鱼在渔船上奄奄一息。一股熏人的鱼腥味扑鼻而来。

那些小伙伴们也到雪莲家的渔船上来捡没人买的小鱼。可是,雪莲不让他们捡,她说:

“这些都是坏小孩,长大了也会当坏人的。”我不理解,为什么小孩在小时候坏长大了也坏呢。但是,我们都只有6岁的智商,没能很好地理解这句她从大人那里听来的话。

我没敢帮雪莲呵斥那些小伙伴们,因为我一叫头就疼个不止。本来妈妈不让我今天下床的,可是,我是一只活螃蟹,不动会死的。我站在船边,看着雪莲把已经死掉的螃蟹往竹篓里扔,还有一些虾和细细的白饭鱼。

雪莲的妈妈和我妈妈关系比较好,她有点崇拜我妈,据说妈在这个村子里是最有学问的女人。所以,雪莲的妈妈总是把鱼留着,然后叫雪莲送到我家。那样,妈就不用花时间去排队了。

可是,我和雪莲在那个渔村只相处了一年时间。而且,距离上小学只有二十多天。雪莲在我开学之前就搬走了。我至今也无法知道她究竟是否还记得我?是否在中国哪个城市或者哪个乡村过着幸福的生活。除了记忆,这个童年的小伙伴,在我走过的人生道路上没再碰上,也许碰上了也认不出来。我为此,感到无比的伤怀和失落。

我在整个小学期间,也辗转住过很多个地方,猫换窝一样读过五六家学校。始终,我们都没再见过面。

 

2006-11-5
SAND BEACH

依  茕:一寸的虫豸五分的魂儿

一寸的虫豸五分的魂儿

——记日本纪录片导演池谷薰

依  茕   

 

历史追踪纪录影片《蚂蚁兵团》是我看的日本导演池谷薰的第二部作品。

《蚂蚁兵团》通过现年逾八十岁的原日本老兵奥村和一,于2005年与池谷导演在中国纵横3300公里寻找当年杀人现场的过程,讲述这么一段鲜味为世人所知的历史:1945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约,无条件地投降。驻扎在山西省的日军北支那派遣军第1军的5万9000名日军向国民党军阀阎锡山投降。但是阎锡山要同共产党争夺地盘,8月31日阎锡山秘密走访投降的日军第1军司令官澄田来(“贝”字旁)四郎中将,要求第1军全部留下作为阎锡山的雇佣军同共产党作战。澄田中将经过思考,回答阎锡山,全部留下不可能,可以考虑部分留下。双方的秘密交易中,2600名日本兵在1945年8月以后继续留在中国作为“暂编独立第10总队”,编入国民党的正规军。胆敢违背波茨坦公约公然买卖军队的澄田中将原本是一名国民政府指定的战犯,软禁中的澄田立即成为阎锡山的军事总顾问,亲自指挥太原防卫战。1949年2月太原陷落前夕,由阎锡山一纸手书放行令只身乘坐飞机逃回日本,回到日本后被免除战犯责任,终老其死。而被澄田出卖与抛弃的2600名日本兵在国共两党激烈的内战中,约550人战死,其中不少阵亡前还高呼“天皇万岁”的口号,殊不知这时天皇陛下正在与麦克阿瑟合影留念、高谈阔论。活着的日本俘虏被转送到矿山或农场劳改,最后于1953年-1954年全部回到日本。而幸存回到日本的2000名士兵,早在1946年被以“现地除队”为名,取消了军籍。他们与别的原日本兵不一样,活着的没有领取日本政府颁发的“军人抚恤金”的资格,战死的家属没有领取“遗族抚恤金”的资格。正如一位老兵说的:“我们像蚂蚁那样被战争的铁蹄践踏”。

奥村和一于1944年从早稻田大学专门学校被征兵。日语中“一般征兵”与“学徒出阵”的意义不一样,战争时期日本为了保存国家栋梁,所有文理科大学生,一些地方甚至包括专门学校的学生,不到最后关头,决不将学生送上战场。1944年以后,败仗的空气日渐浓厚,才不得已向校学生征兵。1946年奥村在山西,在军队人事处的干部劝说和命令下,留在中国战场。1948年负伤,成为解放军的俘虏,以后在中国度过6年的战俘劳改生活。1954年回国以后,等待他的是早已于1946年被“解除军籍”的通知,换而言之,早在1946年“奥村和一”这个名字已经从军籍、户籍上消失了,他成为一个“黑户口”。而且由于在红色中国6年的经历,背后被贴上“亲共,赤色”的标签,很长的一段时间被日本公安盯为“要注意的人物”。

2000名幸存的日本老兵中,以奥村为主的13名老兵终于在2001年,也就是战后半个多世纪后勇敢地站出来,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山西残留阵亡者作为公务牺牲,取消“现地除队”措施,承认至1953-1954年回国前夕的军籍,补偿军人和遗族抚恤金,究明山西日本残留军的真相。2004年败诉。不久,13名老兵中病死、中风多名,剩下的5名继续向东京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起诉,2006年9月,全部败诉。法院的理由是:2600名蚂蚁兵团是根据“自由的个人意志”留下的的“自愿军”,并非由军部命令留在中国作战的雇佣兵。

天啊,天!纪录片中一位老兵老泪纵横,捶手跺脚,这不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弥天大谎吗?战争结束后,谁不想立即回家呢?谁还会想留在异国他乡为不认识的双方卖打仗命呢?事实上,他们被军部告知的是,日本战败给了美国,而非中国,因此他们作为潜伏的先头部队留在中国,等待与日本本土再次送来大部队会合,图谋东山再起。

战后几十年过去了,奥村终于开口向79岁的老妻开始讲述一个人的战争。《蚂蚁兵团》的镜头下的是历史通过一个人的行动呈现的瞬间。被历史、政治、国家、组织等权力愚弄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

早年,我还看过池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电视纪录片《延安的女儿》。讲述的是文革负遗产的故事。延安农民的女儿王海霞,是当年北京下乡知识青年的被抛弃的副产品。父母回城后28年,音讯渺然。海霞决志上京寻亲,勾起的是一代人拒绝面对这段历史之伤痛。下乡的生父早就遁回北京去,却苟且偷生活得像窝囊废,生母已嫁作人妇,连见亲生女儿也拒绝了。由此淡淡地白描出当年知青面对心结的忐忑和个人如何面对历史的真相的表情。历史戏弄和蹂躏了个人,个人也彻底背叛了自己。为小姑娘四处奔走寻父的老知青,深宵对著镜头说:“我所做的,是要证明我是人,不是禽兽!”一矢中的,人祸误尽苍生,但局中人追寻的,或许就是遗落了许久的尊严。

导演池谷薰,一副憨厚而狡计的中国农民老脸。话不多。嘿嘿地笑。从1989年起拍摄和导演过多部中日纪录片,如《达赖喇嘛叙述流亡30年》、《告白·迷路者》、《独生子女》、《唐人街》、《印巴巡礼·检证日本的战争》、《西方的黄金梦》、《黄土高原农民的今日》、《广州青春的涂画-中国12人的改革》、《从福建出发到纽约》、《中国巨大市场的浪潮》等等。由于拍摄达赖喇嘛,有几年不允许进入中国。《延安的女儿》由于描写文革,《蚂蚁兵团》描写了国共内战,目前都未被允许进入中国。

当问及导演为何将目光始终投向中国,导演缓缓的说:缘于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事件。它,改变了我的命运。他说:“1989年5月-6月之间,我在中国,本来6月3日我预定要去天安门,但是因为别的事儿给耽误了,没有去成。不久,在电视上看到了天安门事件的新闻报道,使我感到极为震撼的是,当坦克和战车压境,一个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居然站在战车前面,试图阻挡战车前进。战车转向哪儿,他就跟着跑到战车的前面,站立,挥舞,叫喊。看到这个镜头,我狠狠地咒骂自己,畜生!作为一个传媒人,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不在现场,是一种重大失职。我从这个镜头上看到了中国民众底层蕴涵的巨大力量。中国有句老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个‘下有对策’里面蕴藏的就是中国底层的能源。历史和政治妄自尊大地对于底层的奴役,精神的戕害,尊严的摧毁,但是卑贱的人,自有卑贱的人的节操。历史,绝非无意义的循环。我的作品,就是个人对于遗忘的抵抗。不久的将来,我要拍一部六·四的纪录片,绝非知识精英的“六·四”,而是普通底层民众的“六·四”。

日本的电影分作几类,大而言之,一类由松竹等大电影公司出资的商业片,他们也有“自主规范”,比如不允许拍摄影响青少年道德伦理或者触犯历史政治忌讳的影片。他们是电影市场的金融寡头。

另一类就是池谷导演们的“志向电影”。他们必须到处奔波筹资,靠有志者捐款。比如《蚂蚁兵团》在拍摄前筹资的宣传单甚至到了我这里,个人从一万日元(650元人民币)开始。他们需要3000万日币,最后筹款到预定的一部分,摄制组几乎都是义工,边筹资边拍摄,导演至今还全身欠帐累累。这样的电影,只能在小电影院上演,还要非黄金段时间。

比如,最近小剧场上演的《太阳》,直接以昭和天皇为主人公电影,就是俄国导演拍的。描写被北朝鲜绑架的日本人的纪录片是加拿大人拍摄的。纯艺术片也属于小剧场的范畴内。当然,还有连小电影院都不能进去的电影。比如,包括中国劳工、原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电影。只能由有志者自己组织极小规模的放演会。

当问及是否拍摄故事片,娱乐片的计划的时候,池谷导演说,我的纪录片就是人性与命运故事片。日本有句俗话,一寸的虫豸还有五分的魂儿,何况一个人呢。

其实,我早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将流亡者的口述历史用纪录片的语言保存下来。继今年刘宾雁去世之后,又有几位相继病逝活在并重。这个荒唐的世界,正在遗忘这些因思想而受难,因文学而受难流亡者。一个中国导演不能做?不去做?不想做?不屑做?的事情,或许一个日本人能行?这么思忖着。

2006年11月15日 寒流

《自由写作》首发

 

苏  雨:我在六四年夏天的梦(随笔)

我在六四年夏天的梦(随笔)

苏  雨   

 

小时候,我有点一根筋,而且还偏偏喜欢倒树盘根。记得那时候一直不明白一句歇后语:“年初一捉狗屎——独行”——这里的行,应该是行业的行吧?到处问人,问得多了,别人不耐烦,喝斥:谁还年初一去捉狗屎?真笨!

真笨的我想想也真是:大年初一,天地祥和,鞭炮声声,穿新着齐的人过村走户。谁还扛把豁锄头,撅只破畚箕,旷天野渡地去干那营生?再想想还不对,你会年初一去捉狗屎,别人就不会年初一去捉狗屎?怎么会是独行呢,不见得吧?总之,还是闹不明白。

当然,那是孩提时代,大脑发育还不完全。现在是想明白了,凡事都有特例:就算你年初一去捉狗屎,别人也去捉,那也是特例。总之,年初一,如果是年初一,你去捉狗屎,那基本上是独行。

不过,现在是看不到捉狗屎的情景了。因为粪不值钱了。在那个年代,这点就是好,什么都值钱。连粪都值钱。粪是要用钱去换的。我由此还想起了那时的一个词:“换粪”。

由换粪一词还想到了另一句俗语:记得在我们那里,当一个人别人对他说话,他没有听到或没有听清时,往往说他:耳朵呢?换粪去了?这是我至今没搞明白的;读过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知道“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但不知道为什么讥人耳背就是去“换粪”?——这是只能请教于方家了。不过,少年时代家乡街上换粪的情景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记忆中是那样一种情景:窄窄的,中间是长长的青石条铺就的街道,青石中间是一条深深的槽,那是被狗头车,也就是独轮车咿哩呀啦、吱哩咔啦长年累月辗过的槽。青石条上大步流星走过一农夫,臭烘烘的粪勺头朝前朝下,六尺余长的粪勺柄斜夹在他腋窝里,衣衫褴褛,长腔高嗓:换~粪~喽~换~粪~喽~

于是我祖母,光绪二十七年间出生的老祖母,闻声而动,迈着小脚,颤颤颠颠出得大门,问:粪怎么换?答:老娘(人)家,干老否拉啦?答:去看看色。答:好的~老娘(人)家。

然后来到一处像是菜园的地方——离家约有百来米,我至今不明白别人为什么会让我家放这么个东西——一只缸大半埋在地下,缸里是粪。农夫把那粪勺往里一搅——现在知道农夫为什么要把那臭烘烘的粪勺随身夹着了吧?——稠稀立见,价格也就随即可以定下来了,或是二毛,或是二毛五,甚至还会有三毛的时候。农夫把几张毛票递到祖母手里。这缸里的粪就归他了。一般来说,他明天就会来挑走的——并不当场挑。

以上算是开场,原谅我下面才说正文。

正文想说什么?正文是想说我的读书生活,确切地说是我的小学读书生活。实在不好意思,就正规的读书而言,我只读到小学。

说读书为什么牵扯到换粪?因为学杂费。六十年代初,家中正穷,全家六口从省城下放到小山镇,靠父亲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微薄收入维持,食不果腹,遑论教育?

可祖母为了我们的读书,硬是想方设法,搞起了小粪缸,她帮人家每天倒几只马桶,用换粪得来的钱,支撑我们兄弟的读书开支。她这个钱是雷打不动的。现在常常看到报上披露地方政府挪用教育基金的事。我想,让我祖母掌管教育基金,是可以让审计署放心的。她老人家是绝对不会挪用的。

说到小学就要说到我的启蒙了。我是在南京的颇负名气的南师附小开读的一年级,班主任是更有名气的全国特级教师斯霞老师。可惜的是我现在对此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有印象的是一个叫“十一”的同学,园园脸盘,生性特憨厚,和我很要好。他的父母生了十二个子女,前面六个国民党,后面已经有三个共产党。他是第十一个,所以叫“十一”。还有印象的就是学校周围的高高的法国梧桐,静静的卵石街道——我家就住在学校附近,那边上还有森严的老虎桥,当年的国民党中央监狱,旁边是肃静的进香河路,进香河路连着北极阁,再离它不远的是张恨水笔下的丹凤街,唱经楼,——记得我参加工作后有次出差到南京,正是“悲哉秋之为气”的季节,在鸡鸣寺脚下的和平路新华书店翻书,偶然读到两句诗:“黄叶黄花满古城,秋风秋雨别家人”,一下子感伤莫名:唉,我就是那心境,心绪,心结。

当然,那是后来。而那时,正流行“松花江上”那首歌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童心无思,我唱着那首改了歌词的歌“我的家,在宜兴,离开这里三百里……”随父下放,回到了我的家乡,江苏宜兴的一个小山镇。那是六十年代初,我九岁,读三年级。

直到坐在小山镇学校的教室里的时候,木痴木觉的我才知道我的世界已经变了:没有了早上的一个白馒头,代替的是一碗清清见底的粥汤,没有了宽阔的柏油马路,有的是扬尘土路:操场是土操场,教室檐下也是土走廊,到处是土。教室里桌破椅败,光线暗淡…… 

记得第一堂课是算术,田老师在课堂上教距离、速度、时间。田老师是那种很精干的农村小伙模样,但脸色不大好,也许是吃不饱的缘故吧。因为我没几天就听到了他的掌故:有一次他大概饿极了,居然在上午最后一节课,也就是第四节课的正在进行时,布置学生自修,自己到食堂端来一只海碗,喝起了粥——那时是不吃饭的。说的人倒也不认为他为人师表却在课堂上喝粥有何不妥,饿嘛,那时是天下同饿。问题是下面的学子经得起这诱惑吗?

田老师还有一“武功”,当他在课堂上发现你不在听课而是低头看课外书时,那一个粉笔头就会如飞镖准准地直击你头顶,而且有点疼。我就被他击过。不过平心而论,他课教得不错。听了他几节“距离、速度、时间”后就是单元测试,然后是年级应用题比赛,比赛的名次我已经记不得了,记得的是我是第一个交卷,少年的我还是有一点好胜的。

应用题比赛的第二天,田老师来家访了。他向我父亲夸奖我反应快,建议让我跳一级,说我能跟上。父亲当然同意。于是学校里给了我两张卷子,一张语文,一张算术,就站在教师办公室做的。做完后给教导主任看了。

第二天我就去四年级上课了。别了,田老师,别了,你的“飞镖”……谢谢你教我距离、速度、时间,谢谢你让我跳了一级。我到现在都感激你,我更要代我祖母也感激你,因为我少在学校耗一年,她老人家就可以少倒好多好多次马桶的。

新的班主任是刚从师范毕业的美丽的俞老师。我的人生第一个美的概念是俞老师给我形成的。瓜子脸,长辫子,修长的身材,灵动的大眼睛。她是灰头土脸的山镇小学的一道亮色。

俞老师教语文。我上她的第一节课记得是讲唐诗:

两只黄莺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听着她年轻的清脆的,抑扬顿挫的银铃般摇曳的声音,我明白了 “鸣翠柳”就是在翠柳中鸣,“窗含西岭”就是从窗口看出去,而“门泊东吴”的那个“泊”和我们的轮船码头岸上的牌子上写的那个“P”是一个意思……我明白了诗可当画看,画可当诗读,体会了“两只,一行,千秋,万里”的数字在诗中的妙不可言,知道了窗含门泊,黄莺白鹭,翠柳青天,西岭东吴原来都是一对对的……少少的二十八个字,有这么多的耐人咀嚼的滋味。啊,声音是多么的悦耳,老师是这样的养眼,课文是那么的有趣。 

俞老师的语文课是有趣的,俞老师的催费却是无奈的。山镇上的学生大抵穷的多,欠费是常有的事。我更是欠费大王。常常在早读课上,欠费的学生不能坐下,站在那里,一个个要说清楚哪一天能交上学费,可是谁又能说清楚呢?我那时人虽然小,但也知道常吃稀的怎么能拉得出干的呢?拉不出干的,那缸里的东西是不值钱的,缸里的东西不值钱,我的学费就难交上。我感到交不上学费第一个对不起的就是俞老师,她是班主任,催学费是她的主要工作之一。我站在那里,头朝地下看,恨不得能钻到地下,我怎么能难为俞老师呢?可俞老师并没有觉得我难为她,相反她总是默默地走到我面前,手把我按按,让我坐下。可别的同学还站在那里,我感到如坐针毡。显然这是她对我的照顾。她因为什么?因为我的总是面黄肌瘦?因为我的身上衣衫旧破?因为我的语文成绩总是数一数二?因为我的作文常被圈圈点点而被贴在校门口?我那时真的对这些并不知觉。

我只知道俞老师一直对我很偏爱。学校组织秋游,同学们欢呼雀跃,我却拿不出一角钱的车票,五分钱的门票,是俞老师为我付的;中午的野餐,俞老师看到我只是拿出了二个山芋,又默默地给了我一块烧饼。她还常常自己买了练习本,铅笔什么的给我,勉励我好好学习,不要因为出身不好而自卑 ,她说: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记得她和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是64年春,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

64年,小学升初中是要统考的,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升学的。为了督促大家,俞老师在早读课上要求班上同学向我学习,用功一点。她说:要说升学,他最有把握,可他也在努力呀。当然,学校希望他在统考上得名次。俞老师这么说,实际上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想的是争第一第二,最低不能在五名之外。唉,我那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统考了。考场设在山区片的完全中学里。上午是算术,我很快做完了,核对一遍后交了出来,才知道我是第一个交卷。俞老师很不高兴,批评我:为什么不多检查检查?不过下午考试前,她很高兴地告诉我,说你的算术卷批了,全对。下午的作文写写好,争取个好名次。我答应着,很有信心地进了场。作文并不难,题目现在都记得:“记一件学习雷锋的小事”。很好写。我很快写好了,但怕俞老师批评,没敢早出来。

转眼发榜的一天到了。那天,我早早地来到中学门口,仰起头看榜,第一名不是我,第二名不是我,我心慌了;再往下看,第四名不是,第五名不是,我身上一阵燥热,再往下看,……都没有我的名字,“孙山名字在最后,令郎更在孙山后”心慌中我无师自通地想起了这两句诗,却又恍惚中觉得这事一点都不好玩,一点都不幽默。

头重脚轻,一头细汗地回到家中,不敢对接祖母的目光,她正想询问我考第几名,恰巧这时,学校里教“河南河北,小麦棉花”的矮矮的地理课李老师送榜到我们大门里来了。她看到了我祖母,她没法回答祖母我升学与否的问题,可她想到了说法,她说:老亲娘唉,你孙子年纪太小了,让那些年纪比他大的同学先读吧,他明年再读吧。祖母看着她,似乎并没有听懂她的话,但她同时肯定知道,我是没书读了。

天快黑的时候,一脸疲惫的父亲回来了。我一看到他,就赶快溜进小屋。我怕看他的目光,怕他责备我:怎么连个初中都考不上?

天完全黑了。父亲和大爷爷在天井里乘风凉。我躺在小屋的床上听着窗外的他们在谈话。大爷爷说:唉,怎么连升个初中都要讲成份了呢?可惜了,他是个读书的料呀。父亲更是叹气连连:我一进大门,看到小佬脸色都发白了,唉,复巢之下,安有完卵,复巢之下,安有完卵……

我不完全懂“复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意思,但我懂了,没考上初中,家中并不怪我。紧张收缩一天的心情才稍有松驰,我也真累了,睡意居然也袭了上来:

……太开心了,原来全都只是一个梦,我根本没到乡下,我还在南师附小……周围是高高的法国梧桐,静静的卵石街道……同学们围着我问:你到哪里去了呢?……“十一”考上了市十中,憨厚的脸上真是幸福象花儿一样,我呢,考上了南师附中,南师附中,那可是南京大学的摇篮呀……,俞老师高兴地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勉励我: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祖母满是皱纹的脸满是笑,一直把围裙擦着双手,连连说:好好念,好好念,亲娘再想法多倒几只马桶,一定让你们能读下去……

注:我们那里管奶奶叫亲娘。

鹿居邦:赡养母亲散记(随笔)

赡养母亲散记(随笔)

阿  海:当死亡不是一种遭遇

当死亡不是一种遭遇

——纪念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随笔)

阿  海   

 

当死亡从形而上学中剥离出来,真实地坐在你的对面的时候,有时候是一种遭遇,有时候不是。平等地看待生命的个体,所有的猪被拉到屠宰场宰杀掉,是猪生的必然,而不是遭遇,相反,如果有一头猪得以寿终正寝,那是遭遇。如果是人生,正好相反。

上海的陆幼青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遭遇,他平淡而幽默地用一本书记录了他的这种遭遇。在这本称为《死亡日记》的书中,他轻松地给死亡下了各种有趣的定义,甚至给死亡起了不少绰号。他称死亡为:“没有演出完毕的谢幕动作”,“死亡是收获的同义词,也是任何变化的终结”,还有一句是“在人生的盛宴中退席”。

这是遭遇。正如一头猪遭遇了一个不吃肉的城市,一个人遭遇到了无可救药的疾病。遭遇是一种事先无法预知的邂逅,一队士兵突然遭遇到了大队敌军。

但是,如果死亡的降临并不是一种遭遇,而是一种可以预见的阴谋,甚至变成一种寿终正寝的必然,那就是英雄出没的地方。同样的故事,当死亡并不是一种遭遇的时候,一定具有更加宏大的叙事背景。

 

在我的认知范围内,有一道近乎迷信的篱笆。因为遭遇而死亡的在左边,都是男人。因为不是遭遇而死亡的在右边,都是女人。这就好比天上有一条银河,银河的左边是星星,银河的右边也是星星。但是,我宁愿武断而蛮不讲理地进行区分,银河左边是男人的星空,右边是女人的星空。

我不知道如何去分析篱笆,它和男女之间因为性别差异而造成的生理、心理上的差异之间,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在篱笆的左边,有那么多女人,并不是因为遭遇而死亡,而是因为知道死亡正等待在路途的当中,而勇敢地走向死亡。那些女性扑向死亡的姿势,像极了她们扑向爱情时的义无反顾。
在篱笆的这边,我知道不少女人的名字。贞德、卢森堡、赵一曼、张志新、林昭、范熊熊。还有许多我不知道名字的女性。她们在篱笆的这一边,成群结队,每个人都是讲故事的高手,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述浓缩在短暂一生中的漫长故事。正如天上银河的右边,群星格外闪亮。

 

二零零六年十月七日,莫斯科一个公寓里的电梯旁几声枪响,又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倒在血泊当中。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一个看上去文雅,很有品味的俄罗斯知识女性。

她不是遭遇死亡,而是明明知道死亡的脚步声正在向她靠近。

她有一个正常的家庭,丈夫和两个孩子。她和女儿一起去超市买东西,东游西逛,整整买了一个下午。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她需要不断地埋怨女儿,又不断满足女儿的一些额外的要求。一直到死亡的脚步踏到她的身上,她仍然按部就班地生活。她把买好的食品放回到公寓,手拿着汽车钥匙,准备前去编辑部加班。

子弹尽管来得猝不及防,但是对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来说,死亡一点也不是一种突然的遭遇。

她被威胁过无数次,被关押,被威胁轮奸。有好几次,彪形大汉挥舞着枪对着她说:“要是由着我,老子早就毙了你!”。她知道车臣强人公开号召别人杀掉她,她在死亡降临的十个月之前说:“人们有时为了大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几个月之前,她又镇定地告诉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说:“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那么就让它发生好了。”

她知道一切。她甚至知道,寿终正寝对她来说倒是一种遭遇,像一头猪。

 

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是一个坏脾气的女人。

曾经和她多次打过交道的人这样告诉我。她骄傲,任性,从不关心别人是否麻烦。在欧洲得了奖项,邀请出席颁奖晚会的机票送到莫斯科的一个公司;她拒绝去领取。别人必须把机票亲自送到她手里。她虽然在美国出生,在纽约接受过基础教育,但是她从不用英语和人交流,生怕被人误解。她把所有的欧罗斯新闻工作者斥为小丑,也怀疑每一杯喝下去的饮料都是谋害她的毒药。

但是,在篱笆的右边,我见不到好脾气的女人。

当死亡不是一种遭遇,而是一种可以预见的结局,没有一个女人能够坚持她的好脾气。如果说,对于因为遭遇而死亡的陆幼青来说,人生是一次盛宴的话,对于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来说,人生是一个屠宰场而已。

在这样的一个人生中,她必须要注意每一杯喝下去的饮料,让儿子隔几天就检查一次汽车,车底下是否已经装上了炸弹;每一个旅行的终点都可能有绑架者和谋杀者等待着。我相信,也许只有女人的坏脾气,才能抵挡得住内心的恐惧和不安,才能向着死亡迎面而去。

永恒的女性,引导人类前进!

我坚持相信,在篱笆右边的英雄们,都是女人。

 

 

 

《自由写作》首发

 

武宜三:文革的受害者同时是文革的制造者

文革的受害者同时是文革的制造者

——陶铸在文革中死去(随笔)

武宜三   

 

(导语:号称“南天王”、又是货真价实的杀人魔王陶铸在文革中被杀,只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杀人历史的一个小小轮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如果不能在文革发生四十年后的今天,反省自己的反人性、泠漠、残忍、自私,还不认错、还不忏悔,那幺包括中国共产党员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将永远陷于永不停止的革命搅肉机中:逃不出先杀人而后被杀的宿命。)

 

一、陶铸只不过是毛泽东麾下的罗姆和隆美尔

当年对陶斯亮那封声情并茂、呼天抢地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很不以为然。倒不是我欠缺恻隐之心,而是因为看不惯陶大小姐那种贵族心态、那种优越感。陶大小姐被整死了一个老子,是千寃枉、万寃枉,可是对数十万死于她老子枪下的寃魂,她竟不吱一声。她一家受了几年迫害,是千不该、万不该;可是历次运动中千百万人受她老子迫害,挨整挨斗、惨遭杀害、家破人亡,含寃莫白,又都是千该万该。

陶斯亮不清楚:正是由于她的爸爸陶铸、妈妈曾志以及他们一伙用屠杀营造的恐怖把人性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彻底摧毁了,才造就了这个连“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常委,政府的一个副总理”也自身难保的人间地狱。

陶斯亮也不清楚:当陶铸在卢山会议上和柯庆施等人一唱一和地对彭德怀落井下石时,当他表示要做毛“从一而终”、决不“移情别恋”的“贞节”之妇(1)时,就已经注定他必死在毛的皇权和“夫权”利剑之下的命运了。

专制统治是所有人的敌人,一党专制的最后形态是个人专制,而不是一个党派的专制。当所有敌对党派都被消灭以后,接下来的就是清洗本党内潜在的或假想的敌人,而专制的罗网也已疏而不漏了。这个时候即便是它的鹰犬也逃脱不了被屠杀的结局。(2)

希特勒在一九三四年元旦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冲锋队头子罗姆:“我亲爱的恩斯特•罗姆,对您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人民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且向您保证,能够有您这样的人做我的朋友和战友,我对命运是多幺感激。”可是仅过半年,希特勒就亲自逮捕并处决了罗姆,清洗了冲锋队,屠杀了一千零七十人,逮捕了一千一百二十人。一九四三年,希特勒下令成立的“七月二十日事件特别委员会”,先后处决了包括贝克、格尔德勒、施陶芬贝格、隆美尔等在内的四千九百八十人,其中隆美尔就是在北非战场上赫赫有名的“沙漠之狐”。(3)

陶铸也只不过是毛泽东麾下的罗姆和隆美尔罢了。

 

二、陶铸在广西剿匪杀了数十万人

一九五一年五月中旬,莫文骅由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军区副政委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时,途经北京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问:你们(剿匪)一共杀了多少人?莫回答:没有精确数字,大约杀了XX万吧。毛又问:为什么杀那么多?莫答道:不是有人说过杀人少,七擒七纵,宽大无边么?后来有人下令连队有杀人权,可以先斩后奏。毛听后唔了一声,没再说什么。(4)这个“有人”,就是杀人魔王、南霸天陶铸。“XX万”即几十万,在陶铸、陶斯亮们的眼里这只是一堆数字;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有血、有肉、有价值、有感情的高等人。

一九五O年十月,毛泽东奉斯大林之命悍然出兵朝鲜,为了巩固后方和解决军需问题,毛发出镇压反革命和加快新区土改步伐的指示。毛泽东在当年十一月起数度电令华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广东省政府主席、广州市长叶剑英,“只要广东的土改完成,广西的土匪消灭,即使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福建是和两广同样解放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肃清的省份”,现在他们接受了中央及华东局的意见,重新布置工作,将土改与剿匪相结合,此种计划很值得广东、广西两省仿行。(5)

 

三、陶铸之杀人效率

十一月十四日,毛给叶剑英等人的电报中批评“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最差者”,并立即派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到广西“帮助工作”,“直到剿匪问题基本解决”。早在东北剿匪中杀红了眼的陶铸,十一月二十一日在一个加强排的武装护送下到达南宁。他下车伊始,就凌驾于叶剑英之上,排斥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广西省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全面否定了广西省党政军一班领导人的工作。

为了邀功,陶铸大刀阔斧地集中大量兵力进剿大瑶山和十万大山,大开杀戒。据说他深入前线,亲自指挥战斗,亲自审讯重要案犯。十二月三十一日陶铸就迫不及待地向毛报功;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和九日,毛两日三次通报表扬陶铸:“广西方面剿匪进展顺利,据陶铸说三月以前南北两重点区剿匪即可完成。”并敲打叶剑英和方方(中共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东剿匪工作现在是否已特别抓紧进行,何以没有剿匪成绩的报告,请叶、方检查电告。”一月二十二日毛电令叶剑英:“广东必须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才能降低帝焰,伸张正气,望妥慎布置施行。”

一月十六日陶铸不经省委、军区,也不问中南局、中南军区,就把自己的片面看法直接电告毛泽东,并给广西“扣下几顶大帽子,如说不收民枪、不杀土匪头、七擒七纵、宽大无边、右倾等。”他不是善意地帮助省委工作,而是动员别人揭发省委主要领导人。(6)陶的极左意见迎合了毛的嗜血本性,故一月二十三日毛即在陶铸报告上批示:“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了惊人的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不杀匪首恶霸及其它反革命分子,以致匪患猖獗,达到极点,土匪越剿越多”,否定了以张云逸为首的广西省委、广西军区的工作。

一月二十四日毛又电叶剑英、张云逸等说,“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歼匪九万余,处决匪首恶霸三千余,土改亦已发动,匪焰大落”,大大表扬了陶铸,命陶为广西省委代理书记,把张云逸赶去广州“飬病”。陶铸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职广西至次年一月中,不到两个月就剿了九万余,处决了三千余;到莫文骅离开的仅仅半年时间,杀人的总数就达几十万,其杀人效率不可谓不高,所以毛泽东龙心大慰,对他褒奖有加。而良心未完全泯灭的叶剑英、方方、张云逸就只好倒霉。

 

四、陶铸杀了广西又杀广东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毛批评广东土改速度太慢,说全国有三只乌龟,福建和广西已经爬上去了,只有广东还没有爬上去。次年二月毛又批评叶剑英在“三反”中打虎太手软,十一日的电报要求在华南军区系统至少打大毛虎四五百,中小虎一二千。十八日电报又说至少应打大老虎一千以上,中小虎万数。(7)完全信口开河,随心所欲;视人民如蝼蚁,当人命如草芥。最终毛决定改组华南分局,把在广西杀人成绩超卓的陶铸调到广州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兼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实际是取代叶剑英、方方、古大存,陶铸十五载的南天王生涯便从此正式开始。(8)

陶铸一到广州就夺了方方主管广东省土改的权,把在广西那套暴风骤雨的做法搬到广东。由于陶铸告了叶等的黑状,所以毛便当面指责方方“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敲山震虎,迫使叶剑英也作了检讨。

在毛的支持下,陶铸一九五二年四月四日在华南分局土改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谈整顿队伍问题时,提出“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违法乱纪的恶霸分子,贪污腐败分子,包庇地主的分子,不纯分子,一定要搞出来,根据程度不同,分别处理,一开除,二逮捕,三枪决”,“牺牲少数,教育大多数”。这些话,特别是“要数目字”和“牺牲少数”,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特别感觉。在粤中地区土改干部会议上,武断地把当年“松仔岭事件”定性为“帮助地主阶级杀害农民的事件”,下令“将那些杀害农民的罪犯,拿到群众中去斗争、处理,以此来恢复群众的斗争情绪和挽回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结果,县公安局、法院的负责人等被枪毙,县长被判有期徒刑。(9)

陶铸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召开的华南分局扩大会上,以第四书记的身份对第一书记叶剑英大张挞伐:广东迷失方向、犯了右倾错误,“剑英同志没有直接领导过群众的阶级斗争”,诬陷方方包庇恶霸、丧失阶级立场、错误特别严重、地方主义思想、抗拒中南局等。

叶剑英终于被挤走了。在陶铸把持下,只用半年多的时间便完成了全省二千八百万人口地区的土改任务,由于过速过激,导致过左过火,赵紫阳当时作为陶铸的得力副手,喊的也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口号;数以千计的地主、富农,甚至工商业者和归国华侨自杀、被杀;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还迫害了许多地方干部,给广东人民带来了巨大伤痛和灾难。陶铸自己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只承认,“死人多了些”,说得多轻巧!人命关天,只用“多了些”三个字轻轻带过,良好何在,天理何存?

一九五O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废除地主封建阶级剥削土地所有制,实行贫苦农民土地所有制”,毛泽东指示:“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中共中央发布文件指示:“将土改中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百分之八,总人口百分之十之内”。按当时全国三亿一千万农民计算,即有三千万地主、富农和自耕农被剥夺土地,遭到镇压;一百万地主被处死,自杀者不计其数。(10)

据“国家统计局”之“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一九四九—-一九七九”披露,这次“土地改革”共分掉七亿亩地,土改前共有四百万户地主,占总户数百分三点七九;土改后,只剩下二百五十四万户,占总户数百分二点四,他们只占百分二点二的土地,平均每户十二亩二分,低于全国户均占地十五亩三分水准,而且很多是荒地、劣地。统计数字中发现他们减少了一百四十六万户,而他们的地主成分并无改变;因此,有理由相信这里面很多地主家庭是被肉体消灭了。(11)

陶铸、赵紫阳来广东主持土改工作后,就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口号,即是每一条村都要杀人才算过关。一九五三年二月新一轮的土地改革在广东全面铺开,据《带刺的红玟瑰》一书透露,粤西全区仅一九五三年二月三日至三月六日一个月,地主自杀已达一千一百六十五人;一九五三年“土改复查”时,仅二月三日到三月六日一个月中,自杀者又增八百O五人。(12)

全省各区、乡土改队乱杀、滥杀的地主中,没有一个是所谓的“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全省因“村村见血”的口号而被滥杀的当在数十万之谱。(13)

 

五、背信弃义,卸磨杀驴

起义将领、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李洁之,四十年后依然对当年他家的遭遇耿耿于怀。把蔡廷锴家中的东西当作“浮财”分了,甚至连他母亲的坟墓也破坏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土改委员会委员张文是一位著名民主人士,解放前曾多次掩护过张文等人的工商业者兼地主梅县陈姓绅士即在土改狂飙烈火中被镇压了。

李章达从青年时代开始便追随孙中山,在国共内斗中救过许多中共党人的命。当时李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直辖市广州市副市长,是《广东省土地改革实施办法》签署人之一。可是几天后,李章达家乡的农民竟牛气冲天、成群结队地冲到省人民政府,要揪李章达回乡下去批斗。(14)

陶铸在土改和反地方主义,伤害了无数好人和根本不属于革命对像的大量华侨、侨眷,双手沾满了两广人民的鲜血。五十年后,牧惠先生问道:陶铸在文革落难中,会不会有所觉悟?在文革后平反大量寃假错案中,他老婆曾志会有什么想法?可惜在五十万言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曾志竟无一字提及。(15)

文革,只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杀人闹剧中的一个场景;作为杀人魔王的陶铸,他的杀人本性在此时依然得充分的发挥;陶铸杀气腾腾地挥舞着屠刀向知识分子、靑年学生,甚至他的同志、战友毫不留情地砍下去。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三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上,作为“中南局主要负责人”的陶铸在会上点了李达、容庚、刘节等“反动学术权威的名”。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与毛私交甚笃,毛封其为“理论界黑旋风李逵”、“理论界鲁迅”;但陶铸、王任重却非要打倒他不可,在刘少奇亲自批复后把七十六岁的李达“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对其实行残酷斗争而致其惨死。(16)

五月九日,中南局宣传部传达陶铸的指示:“运动要转入反右”。“这次运动意义很大,比过去的反右斗争更长期,更深刻,更广泛”。

五月十九日陶铸在中南地区文化革命动员报告会上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少数改造得比较好,多数人没有彻底改造,有一部分人不仅没有放弃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一有机会就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六月二十二日,陶铸指示赵紫阳:大学文化革命“主要是搞教职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17)

所以,陶铸在文革中被杀,而且是以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罪名被杀,就极具讽刺意义。陶铸的死,只是中共杀人历史的一个小小轮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如果还不能在文革发生四十年后的今天反省自己的泠漠、残忍、自私,掩盖历史、伪造历史、篡改历史,不肯认错、不肯忏悔的毛病,那幺包括中国共产党员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将永远陷于永不停止的革命搅肉机中而无法逃出法西斯主义的魔掌、改变不了先杀人而后被杀的悲惨命运。

注释:

(1),李锐:《卢山会议实录》。
(2)、(3),王从圣:《专制政府远比黑社会更可怕》,《新世纪》网站。
(4)、(6),《莫文骅回忆录》。
(5)、(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8)、(14),袁小伦:《摸史集:中国现代人物新探》。
(9)、(15),牧惠:《广东土改》。
(10)、(11)、(12),李大立:《把土地还给农民—-“三农问题”的出路兼比较国共两党土地政策》。
(13),《大纪元网》。
(16),王炯华等:《李达评传》。
(17),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独立中文笔会网》)

20-OCT-2006于流浮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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