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呈交读者的是笔者近年探索近代中国的部分成果。这些文章颇大部分既是争议的产物，又将是新争议的起点。
严肃的学术研究，本来是永无止境的推陈出新过程；学术领域有不同见解，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不过，转型期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处境非常微妙和特殊。
20世纪20年代以降，中国历史研究意识形态化蔚然成风，特别是近代中国研究直接与不同党派利益攸关，歪曲、捏造、掩盖、粉饰，层出不穷，神化或妖魔化历史人物更令人瞠目结舌。
19、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一再蹉跎，估计有将近两亿人“非正常死亡”；时至二十一世纪我们还在继续做上一世纪应该做完的功课。这些都是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
面对这样的状况，拨乱反正，去伪存真，是历史研究者无可推卸的责任。追根溯源，史家理应向自己的读者交待：为什么中国人会丧失那么多不应丧失的生命和时间？
可是，中国是个奇特的国度，政治家不但要垄断权力，还要垄断历史和道德的解释，窃踞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文学和艺术创作的生杀大权。
这是传统文化专制体制的延续。所谓“内圣外王”——君王就是圣，一言九鼎！所谓“君师合一”——实质是“以吏为师”，政教合一。“非圣无法”更是肆意宰割知识阶层、制造千奇百怪的文字狱的根据。书呆子幻想“从道不从君”，君王派给他们的角色却是歌功颂德、娱乐主子、欺蒙平民百姓的侍从和侍卫。两千多年的传统，哪肯轻易退场！而从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威权统治建立开始，这个传统披上一袭“革命”外衣，在空前精巧的统治机器支撑下，思想有罪，怀疑犯法，那些敢于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们成了不可接触的贱民！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寻求历史真相，探索挫折原因，在某些人的眼中都成了不可原宥的冒犯。不过，除非让社会和国家止步，这样的冒犯是无法避免的。这部小书提出了哪些触怒卫道士的问题？
最让这些文人盛怒的莫过于对孙文言行的拷问。
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命运，主要是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三大势力博弈和演变所决定的。社会民主化程度越低，政治领袖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越大。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三大势力的六位主要领袖，对这个苦难国家的面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弄清他们的言行，这一时期历史的基本脉络也会清晰显现。随着他们渐行渐远，美化和丑化的油彩开始剥落，直视其本来面目的可能性开始呈现。
孙中山尽管没有执掌过全国政权，却是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不但国共两党后来的发展与他息息相关，民国初年的政局，也与他决定进行“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有很大关系。过去人们热衷于歌颂他推翻专制、建立民国的功勋；却忽视了他背离法治和民主轨道把中国引向岔路的负面作用。系统考察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的成败得失，是了解20世纪上半叶民国史的关键。
国民党掌权后为自己的威权统治合法性披上神圣外衣，神化孙文不遗余力，甚至作出决议宣称：“确定总理遗教为国家之最高根本法，使全国人民之民族生活与国家生存发展，皆统一于总理遗教之下。凡我同志及全国国民，皆宜恪守勿逾者也。”[i]一个政党宣布自己的领袖的言论就是国家的宪法（“最高根本法”），如同历代开国皇帝的“圣祖圣谕”，臣民只能顶礼膜拜、奉行不逾！20世纪中国居然出现世所罕见的、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返祖现象！
孙文成为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工具绝非偶然。追寻历史真相既是史学的责任，又是清除专制遗毒的需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笔者把心头的沈痛诉诸笔端，这就是六万多字的长文：《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的由来。
1998年12月30日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岭南文化时报》出最后一期。头版最显著的位置是夜空中一根正在燃烧的火柴，下面一节启事：“上级指示，本报必须在1999年暂停出版。”第二版这根火柴照耀着占据三分之二版面的黑暗，旁边是一节言简意赅的《不说再见》，勇敢地宣告：“面对新世纪的朝霞，我们亟愿再下功夫”，头一条是“编辑连续出版物《现代评论》”。余下三分之一版面是四个出版预告，其中之一是《现代评论》第一辑的目录：第一篇是李慎之先生的《呼改革开放》；第二篇是我为这份刊物写的发刊词：《营造一个“催人思想的思想之家”》；其它十一篇文章中，包括拙作《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个十年》。不过，一阵微风就足以吹熄一根火柴，《现代评论》胎死腹中。幸亏还有互联网，这篇拙作得以全文在网上广泛流传；经过许多曲折，主要内容也在北京的《战略与管理》和香港《明报月刊》先后刊出。
大凡在历史舞台上留下自己业绩的政治领袖，说到底无非是一个历史符号，背后是某种思潮和利益。只要这种思潮没有消散，利益没有得到适当的调节，类似的行动就会重演。冷静剖析某个历史人物，不是苛责个人，而是为挫败转化为智慧铺路搭桥。法国著名史学家雅克。勒高夫说得好：“已经历的过去往往是沉重和困苦的，而历史知识可以帮助世人抑制这种严酷。”“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是不幸的，同历史遗忘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微不足道。”[ii]为了恰当地品评这类历史人物，必须确立一些基本观点：
第一。把这些人物放在百年乃至五百年中国和世界历史大框架下去考察。
俯伏在某一历史人物或某一政治势力脚下，永远无法看清其真实面目。登高望远，16世纪以来这个地球风疾浪急，千帆竞渡。中国号笨拙古旧，加上路径选择一误再误，一再在历史大潮的峰谷浪尖中翻滚，遍体鳞伤，被远远抛在后面。在纷纭错杂的现象中寻求内在的原因，这是史家的责任。
第二。破除党派成见，以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为最高的评判标准，避免把复杂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简单化。
以党派成见看历史的最常见的图像是给人物戴帽子，把政客党同伐异的伎俩带进学术领域。以孙文和段祺瑞来说，如果站在民主化以前的国民党的立场上，前者是通体发亮的“国父”，后者则是如假包换的“军阀”。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孙文接受德国政府的资金，反对中国参战；而段祺瑞则拒绝德国人的收买，冲破重重阻力，坚持参战，为中国赢得战胜国地位，有助于日后的外交。从中国和中国人的利益乃至世界人的利益去考量，在这件事上，正确的无疑是段祺瑞。而在内政上，两人都坚持武力统一全国；尽管手法不同，在国会问题上都有处理不当之处，其根源都在《临时约法》的制度设计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没有解散国会的条文，致使不少国会议员乃至国会多数党的过错无法通过制度渠道予以纠正。上述远非全面的例证足以说明，脸谱化不是真实的历史。
有些人以段祺瑞有违法行为作为孙文用武装割据的方式“护法”正当性的根据。这个辩护词面临两个无法逾越的反证：（1）拙作已用大量史料证明，孙文在广州建立的所谓护法政府，也干了许多违法的勾当，乃至孙文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南北政府是“一丘之貉”。（2）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护法”不过是以暴易暴，给中国带来的是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党国体制，对推进中国的自由、民主、法治没有丝毫帮助。在意识形态的泥淖中打滚，无助于揭露历史的真实，更无法吸取历史教训，是与历史研究的责任格格不入的。
第三。严格甄别史料。
史料是史学的基础，一错皆错。如果故意在史料上玩弄手脚，那更涉及史德。此事绝对马虎不得。
不过，清理人们处心积虑制造的历史迷雾不可能一帆风顺。拙作公开发表后博得众多读者赞同的同时，也招致一些人咒骂。其中最为恶劣的是自称“民间的历史爱好者”的香港文人胡志伟。与正常的学术讨论不同，他一开始就承袭文革故伎，选择从政治上进行攻击：
他说袁某“竟引用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谍报数据、殖民主义喉舌的谰言，加上80年前军阀、封建余孽、汉奸卖国贼的旧调重弹，来诽谤国父的人格，这早已超逾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在现代社会，任何公众人物的成败得失，包括政治家的人格都应由人们自由评说，这不但是学术研究的常规，也是公民不容侵犯的权利。一个专制政府追封某人为“国父”的命令一下，人们就只准山呼万岁，这不过是独裁者及其爪牙的心态，任何公民都没有俯首遵命的义务。
哪些是“殖民主义喉舌的谰言”？他说：《华字日报》是“帝国主义喉舌”，引用它登载的资料犯了弥天大罪！这样的指摘有何根据？“查华字日报本系英文《德臣西报》的附刊，其东主陈蔼庭曾任清廷驻美使馆参赞。而德臣西报则是当时香港唯一刊登港英殖民政府法令的报纸，以半官方喉舌的姿态出现；……我们能指望那些失去昔日‘天堂’的人以及妄想瓜分中国的人，对中国革命心悦诚服吗？” 这些话似乎义正词严，却将作者的低劣的文品、人品表露得淋漓尽致。这里有三个无法掩盖的谬误和荒唐：
1.对这家报纸及其创办者基本状况的无知和诬蔑。
《香港华字日报》是“帝国主义喉舌”吗？研究中国报业的权威著作指出：从创刊之日起，“它不但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西方报业观念（如‘至新至真’等原则等），也标榜为华人说话而以华人舆论界的代表自居，它所刊登的评论文章为数虽然不多，但在新闻的报道中，却无时无刻不在贯彻争取华民社会利益及教育民众、劝人为善的主张。”[i]李谷城教授的新着：《香港中文报业发展史》也确认了这个结论，并根据新材料指出这家报纸和《德臣西报》是合作者“而非外界所说的是‘《德臣西报》所办’的‘附属关系’。”[ii]其它研究过这家报纸的著名史家如莫世祥、邱捷教授等无不肯定它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其东主陈蔼庭曾任清廷驻美使馆参赞”就能决定这家报纸的性质吗？陈蔼廷（18？？－1905）确实是1872－1878年间《香港华字日报》的主要创办人和主笔[iii]，但他在香港办报七年，“期以世界知识，灌输于国人，以国内政俗，报告于侨胞，使民智日开，而日奋其爱国之念。此其办报之唯一之宗旨也。”[iv]直至1878年才出任大清帝国驻古巴总领事（而非胡志伟所说的驻美使馆参赞）。他的外交官身份与他的办报没有任何关系。同时，说一个人做过外交官就会让其所办报纸成为“帝国主义喉舌”，也是荒唐之极的胡言乱语。与陈蔼廷同时的黄遵宪是有名的外交官，他参与创办的《时务报》何等出色！
2.缺乏处理历史数据的入门知识。
笔者评论孙文，涉及1922年6月16日事变和孙文与陈炯明的矛盾，引用了一些20世纪20年代《香港华字日报》的资料。这时陈蔼廷早已作古，要论证这个年代的这家报纸是“帝国主义喉舌”，你得拿出这一时期的证据。19世纪的创办人不管是好是坏，都不能决定他仙逝二十年后的这家报纸的性质。
此外，对历史研究者说来，任何数据均可利用，唯一的条件是必须严格鉴别其真伪；这是研究者史识的体现。是不是“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谍报资料”就不能用呢？凡是涉猎过中国近代史的一般读者都知道，满铁调查部是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但是包括美籍华人黄宗智教授等著名史家都曾利用他们的数据写出一流的著作。而胡志伟自吹看了数以千万计的大陆出版的文史资料，炮制出的洋洋大文却不堪卒读，原因在于他没有起码的鉴别能力，东抄西摘，不加核对和分析，也不考察作者的背景和写作的年代和环境，以致错误百出、语无伦次。
3.不惜自打嘴巴。
时间是最无情的法官。最足以体现此公的人品、文品的是他居然左右开弓，自打嘴巴！不是说《华字日报》不能沾边吗？他身为黄世仲基金会顾问，“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在2003年4月3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刊登的此公的《黄世仲研究近况》，又不惜利用《华字日报》的材料了。
几十多年来中国大陆有一股非常恶劣的学风：对历史人物首先划定其阶级成分，对认定是“军阀”、“买办”或其它“反动势力”，则一举一动皆有阴谋、陷阱；甚至祸延子孙，动辄称之为坚持反动立场不变的孝子贤孙！如果是“革命领袖”则处处高尚、伟大！研究者胆敢全面、冷静分析，各式帽子可以随时往你头上戴。近年来，大陆多数学者都在努力冲破阻力，走出这个死胡同，史学研究开始恢复勃勃生机。在中国大陆成长的胡志伟及其一伙深得其中三昧，却至今仍在玩弄这套神憎鬼厌的花招。
这个文人的恶劣之处还在于他生怕大陆当局不肯重蹈覆辙用政权力量解决学术争议，一再说“袁大教授是指桑骂槐，有所影射的”，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而他所谓影射，指的是笔者一再批评孙文不利于中国民主、自由、法治的错误言行，胡某居然认为这样做犯了弥天大罪，应该向政府举报，其敌视现代文明核心价值的嘴脸也就暴露无遗了。
1999年10月，我奉当时在江西大学执教的李承贵教授之命，为其大着《社会科学方法论》作序，其中一则题为“不疑不悟”，说的是《孙文》写作中的感受，看到的人不多，不妨抄在下面，也许有助于读者理解笔者的苦衷：
我珍藏着一方闲章，是厚着脸皮向篆刻高手小敏兄讨来的。印文是“不疑不悟”，边款全文为“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袁师着以黄宗羲句制印。丁丑冬陈小敏记。”学术界无不承认黄宗羲在明末清初为中国思想史大放异彩，却很少人提及这一勇敢的怀疑精神是他的卓越成就的内在动力。其实，这是古今中外任何真正的思想家、有成就的学者以及大小改革家、创新者不可或缺的品质。愚鲁如笔者，亦櫐受其惠。准确点说是，学术上不时有所发现；精神上则在自得其乐的同时，也一再遭到莫名其妙的压力，为简朴的书生生涯增添几笔有趣的色彩。
还没有到讲故事的闲暇岁月，只能简单说说一二大体不伤他人的小例。
1984年，中国大陆第一次孙中山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我提交的论文是《为民主革命服务的唯物论一元论》，私心窃喜，以为不是人云亦云之作。不料在闭幕式上一位美国学者语惊四座：“我多次参加台湾开的孙中山研讨会，第一次到大陆开会。可是，两边都把孙中山当神，你们做的不是学术研究！”（大意）
这是迎头泼来的冷水！不知道其它人感受如何，对我说来却是很好的清凉剂。经过多年的思考，加上看到不少新资料，终于明白自己是慑于孙中山的光环，再去收集资料和写作。在假问题和鸡毛蒜皮中打转，何来学术价值？我的文章冀图回答的问题是当时讨论得颇为热烈的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性质问题。就这一小问题而言，我的确花了不少气力，不无一二新意。可是，我没有首先回答两个根本问题：
1.孙中山是哲学家吗？换个说法是，按当时的哲学发展水平，其哲学思想有无讨论的价值？
2.他的主要论题——“知难行易”的基本涵义是什么？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这个命题有无值得肯定的价值？
其实，孙中山自己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他所以不厌其烦地宣讲“知难行易”，无非是要“后知后觉”（干部）和“不知不觉”（民众）之辈跟着他那样的“先知先觉”走；让他们懂得“知行分任”、“不知也能行”，我已发明了最好的理论，你们不行，就要承担“阻碍进化”和革命失败的责任！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这样的愚民哲学，显然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至于其理论思维的粗浅和不严密，对思想家说来虽属致命伤，与上述失误相比，已属次要问题。
大澈大悟不是空喊可以达到的境界。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意识形态的网罗中生活和成长的。此外，任何社会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传统和当前话语霸权的羁绊。自己的许多观念，说不定就是社会环境养成的偏见。一切都要重新审查。这个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来自外界的压力，有时聒噪之声还挺大。但压力首先来自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是对故我的挑战。当理性引导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要突破过去以为是天经地义的边界的时候，是尊重自己的头脑而甘冒责难，还是走蹈常习故的平安大道？这是艰难的选择。
1998年，经过多年的思考和资料积累，我写了一篇六万多字的长文：《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写作中几次掷笔长叹，有一次竟停笔两周，不想写下去。不是几位朋友激励，根本无法完篇。这是情感和理智的交战。人有造神的本能。把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打碎，是不是过于残忍？帮助我走出困境的是两个因素：1，学术良知，不能讲假话；2，对祖国命运的理性考虑，不能把历史的经验白白丢掉。而那位美国学者的一声断喝，对加速我桀骜不驯的野性的复活，也十分有益。奴性是后加的；人性复归，就好奇，就有无穷的疑问。
本书的其它部分从明代的倭寇到八年抗战，在中西文化的框架下，选择典型人物和重要事件，纵横剖析，直抒己见。笔者期望这部史论能够对读者掌握近代中国发展的大势和挫败的深层原因，能够提供知识的支持和思维的启迪。是否达到目的，期待广大读者的审视。
2006年6月16日星期五
（香港Roundtable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