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 another WordPress site
女作家刘云萍指责《忏悔无门》作者王春元剽窃，要求王春元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公开道歉并赔偿一案。昨天(10月24日)，此案在朝阳法院开庭，刘云萍将58万元的赔偿提高到了100万，应刘云萍保全申请，朝阳法院裁定冻结了王春元100万元的财产。
王春元称，刘云萍从事的只是负责文稿录入和传递工作，并向法庭提交了手写书稿及构思，证明《忏悔无门》是他的作品。刘云萍律师李健质疑，手写书稿是王春元临时抄写编造的，当庭申请对手稿写作时间进行鉴定。此外，刘云萍还在10月8日向法院提出诉中财产保全的申请，要求法院查封王春元的办公用品、房屋和一年工资等财产，总价值为100万元。
1920年1月，北大学生张国焘、康白情、许德珩及一位天津女学生到上海拜访孙中山先生。孙中山说：
“你们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如果我现在给你们五百支枪，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正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许德珩等回答：
“孙先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的与北京政府抗争，只因为没有拿起枪来，就不算革命吗？”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无论上层的宫廷政变，还是下层的农民起义）都是暴力造成的，近代以来的历史也反复地表明，暴力，只有暴力才是决定中国政治的最后声音。
辛亥革命正是因为袁世凯凭借了手中掌握的暴力工具——北洋军，既迫使清帝退位，又迫使革命军妥协让步的。袁氏称帝则不但面临着西南的武力反抗，而且他嫡系的北洋大将段虎、冯狗等也纷纷投了反对票，因此他才不得不脱下皇袍，在一片叫骂声中死去的。
此后中国舞台上上演的一出出都是武戏，督军团也好，张勋复辟也好，马厂誓师也好……，所谓直系、皖系、奉系都只不过是暴力的代名词。
追求民主共和，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 孙中山先生也不例外，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关注暴力问题。辛亥革命之前，他自述有十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辛亥革命以后，从二次革命、肇和军舰起义到北伐，他所重视的也是暴力。所以他才会对“五四”学生说出这番话，暴力革命的传统已经渗入他的骨髓里，所以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只是赤手空拳地与北洋政府抗争而已。
的确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权力的更迭是和平的，整个中国史就是一部弥漫着血腥味、火药味，充满了刀光剑影的历史。孙中山在黄埔建军以前并没有自己亲手建立的军队，所以在和袁世凯、和形形色色的军阀打交道的过程中，总是屡屡受挫，发出了“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感叹！国民党也只有在掌握了一支强大可靠的军队以后，才能到南京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这是孙中山晚年留给他缔造的国民党、蒋介石的遗产。孙中山去世前并没有选择蒋介石为接班人，他当时的安排是由胡汉民负责民政，汪精卫负责党务，廖仲恺负责财政，蒋介石充其量只是掌握军事的人选。但在一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时代，注定了蒋介石这个黄埔军校校长将成为国民党的头号强人，这是中国式的必然逻辑。孙中山对此无可奈何。
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懂得其中的奥秘，黄埔建军起家的蒋介石也懂个中三味，连深受西方近代文明影响的孙中山也认为只有拿起枪杆子才算“真正革命”！
“五四”的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给中国提供了另一种有别于暴力革命传统的先例。它并不诉诸武力，它的力量是思想的力量、思潮的力量，立足于文化启蒙，唤醒青年、号召民众。它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势力，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并不是从政治层面入手，以夺取权力为目标。这一些是一辈子从事暴力革命、政治革命的孙中山所难以理解的。虽然他在“五四”运动后也领悟到思想的重要性，1920年2月，他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说：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起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唱。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新，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三卷，347—348）
可见在他这里思想仍然是服务于政治的，是第二位的，不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他的“心理建设”——“知难行易”也仅仅是为了政治的需要提出来的。在近代社会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以孙中山锐利的现代眼光也没有发现西方近代文明的进步首先是建立在几百年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基础上的。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遗憾！
当然，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五四”开创的启蒙事业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夭折了。“五四”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是一个未完成的题目。
中共从不承认“政治犯”这一概念。在中共所谓《刑法》中，1997年以前，对政治犯冠以“反革命罪”；1997年之后，冠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改名换姓，并无本质区别，只是一个障眼法，目的是为了混淆视听。
前后这两个罪名，在中共《刑法》中，都列为第一章。鉴于中共《刑法》，由重到轻排列，可见，在中共的概念里，政治犯被视为最严重的一等。这和古代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概念完全一致，他们一律把“谋反”或“怀疑谋反”视为头等大罪，或万罪之首。可惜历史的烽烟已经滚过数千年，中共当权者的头脑竟没有丝毫改变。
中共不承认政治犯，却不断制造政治犯。范围之广，无所不包：对中共独裁持批评者，如民运人士；追求言论自由者，如网友；追求民族自治、捍卫少数民族权益者，如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活动人士；追求不同宗教信仰者，甚至气功修炼者，如家庭教会成员、法轮功学员等；其他社会活动人士，如维权律师、环保人士等；甚至普通的上访民众，也常常沦为政治犯，被监禁和发配劳教。
中共制造政治犯，罪名五花八门。除了“反革命罪”和“颠覆罪”，还以“间谍罪”、“泄露国家机密罪”、“精神病”等名义，迫害异己。甚至以其他刑事罪名，如经济罪、嫖妓罪、或流氓罪等，嫁祸与抹黑政治犯。
鉴定一个国家是否文明，有无政治犯，是指标之一。政治犯，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绝迹，中国却是少数几个还有政治犯的国家之一，而且是拥有政治犯最多的国家。只要中共独裁统治一天不结束，中国民众的抗争就一天也不会停止。为此，中国政治犯就会被成千上万和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仅此一点，足以证明，中共把持下的中国，何其野蛮，何其黑暗！与文明国家，相距遥远。
大纪元
—–读孙悟假《对共产党生存境况的分析》
「导语：孙悟假先生，如果您本身就是“厅局级享受”的共产党员或者是“厅局级享受”的共产党员的子弟，那又当别论。否则，您就是个狂妄且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一、对共产党最为拥护的：不“是中国社会广大民众”，而是台湾、香港、韩国以及西方的资本家。因为共产党彻底出卖了中国的工人阶级、农民、土地、环境、土地、资源、知识产权，所以深得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欢心，这是“事实与现实”。正是因为有了广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才有花不完的钱，才买得起机关枪、坦克来提高执政能力，才会“活得顽强，并且还将有很长的生命力。”
二、对共产党最为崇拜的：不“是中国的学生群体”，而是当年走资派、黑帮的子女。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红色江山的接班人，所以他们“对党有着强烈的情感，即是热爱、崇拜和信仰”。例如刘源、薄熙来之类。他们的爸爸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他们才会机会来“解放全人类”——他们先把中国人、再把全世界人民都变成穷光蛋；您想，一个人穷得成了人人都看得见他的屁股眼的时候，他不是全“解放”了吗？
三、对共产党最为支持的：不是“党自身”，而是xx功徒众，是他们在不遗余力地帮共产党纯洁队伍：“可别小看这个群体”，他们已经帮共产党把一千五百多万三心二意分子、异己分子清除出党了，剩下的共产党员不是更团结、更有战斗力了吗？
四、对共产党最为轻蔑的：并不是“西方人”，而是“东方日本人”和“北方俄国人”。毛泽东在一九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讲：要感谢日本皇军；靠卖国当上儿皇帝的，能让人不轻篾吗？
同理，当年拿美元、卢布豢养中国共产党的俄国人也不会看得起中国共产党的。証据：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毛泽东开给俄国人的“收到三十万美元”的《收据》（照片）。
五、对共产党最为怀疑的：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而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如林彪，先问“红旗能打多久？”再开着三叉戟飞走。详情见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如今，哪个高级干部身上没有外国护照？哪个高级干部没有子、女、老婆、二奶、三奶……在美、欧和港澳？此乃“船要沉了，老鼠先跳走”的缘故也。
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在职、退休、离休高级干部登记表以及公安部和驻外使领馆所汇总的不完全资料统计：在境外定居的高干家属为一百二十万人，其中定居港澳的16万2千人，定居亚欧美部份国家的有49万5千人。有十五万高干家属已经加入了所在地的国籍。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所作的统计，基本一致。
其中前政治局常委家属、直系亲属，二十一人；前人大副委员长、前副总理、前政协副主席家属、直系亲属二百七十七人；前省、部级高干家属、直系亲属二万一千七百四十多人；现职省、部级高级干部家属、直系亲属七百二十六人。（《博讯论坛》）
以上都是去年的数字，现在早已与时俱进了。
六、“真正对共产党最为忧虑的，是那些省部级以上的共产党人”，是谁？是黄菊、贾庆林、陈希同、陈良宇？是刘志华、韩桂芝、李嘉廷、刘方仁、程维高、成克杰？还是孟庆平、慕绥新、王怀忠、王昭耀？
“正是这部分极为高级的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什么“忧患意识”？他们的忧患意识是：害怕跑的时候没有现钱傍身，所以他们就拼命在股市上圈钱、不断扩大出口创汇、不断扩大外汇储备。
“中国人应该理解党的忧虑，并支持党的决定”，自作多情的孙悟假先生呀，党的“忧虑”轮得到您来“理解”，党的“决定”轮得到您来“支持”吗？
如若不信，请看看支持党决定的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理解党忧虑的一九五九年右倾分子的下场！
当然，如果您本身就是“厅局级享受”的共产党员或者是“厅局级享受”的共产党员的子弟，那又当别论。否则，您就是个狂妄且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中国人再不支持中国人，那谁还支持中国人呢？”孙悟假先生，您又错了！“事实与现实”是：中国人从来不支持中国人！袁世凯和孙中山都是中国人，孙中山为什么要打倒袁世凯？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中国人，为什么毛泽东要赶走蒋介石？
再说，您所说的那些“中国人”恐怕都不是中国人了。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吵架时，就有人大喝一声：别吵了！我们这些人不是美国人的爸爸，就是美国人的爷爷，有什么好吵的？
“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来假亦真”，孙悟假先生，您悟出您自己的假来了吗？
红历五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於真真假假斋
附：孙悟假《对共产党生存境况的分析》
1、对共产党最为拥护的：是中国社会广大民众。无论怎么说，共产党深得民心，这是最主要的事实与现实。正是因为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所以中国这一个很另类的国家才在世界中活下去。共产党生得卑贱，但活得顽强，并且还将有很长的生命力。所以，一部分被党视为敌对分子的人士，盲目的乐观在中国社会是没有现实基础的。
2、对共产党最为崇拜的：是中国的学生群体，以中小学生为主要人群。中国的中小学生对党有着强烈的情感，即是热爱、崇拜和信仰。消灭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是他们的共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在世界已屈指可数，因此他们觉得中国就是世界的良心和全人类的希望，为此他们内心充满了我党主张的民族自豪感。但遗憾的是，这个学生群体随着年级和年龄的增长在数量上会持续下降，但可以肯定的是，就是在大学生中，相信党的仍占多数。
3、对共产党最为支持的：首先，当然是党自身。不可小看这个群体，第一在数量上就很庞大，6000多万人；第二，这6000多万人是中国最有实力的人，他们掌握着国家权力和经济命脉。尽管党自身内部也有众多分歧，观点、主张不尽相同，但利益却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抱有幻想注定失败。其次，对共产党最为支持的，还有两类人，一类是国有企业的掌舵人、大小领导，这些人才是中国真正的富人；另一类是其它所谓成功人士，但这类人的心理与态度就颇为复杂，不象国企中的“成功人士”，一方面他们希望在既定社会状态下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又感到很多东西在时时制约着他们。
4、对共产党最为轻蔑的：并不是国内的反对派、异议人士等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西方人、港台人。他们对共产党的轻蔑也导致了他们对整体中国人的轻蔑。西方人和港台人骨子里对中国人（大陆）有着很深的轻蔑，虽然他们并不一定想表现出来，但我们时常还是能够感觉得到。但中国人应该明白，他们的轻蔑并不一定是故意的或者恶意的，而是无意识的、身不由己的。其实，中国人在世界面前内心是非常自卑的，我认为中国人的自卑是好现象，可是中国人面对西人的态度，并没有反思原因何在，而是采取攻击和阿Q般的精神胜利法。前不久上海张教授对流氓外教的追讨，并不可用一句无聊二字打发掉，而是表现了国人骨子深处的自卑感和愚昧的力量。
5、对共产党最为怀疑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因为具体分析起来颇为复杂，因为知识分子之间在学识、道德和利益上有很大的不同，自然对共产党的态度也会不同。但作为整体、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物，笼统地说对共产党最为怀疑的是知识分子是行得通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矛盾，是中国社会最为深层、最为有力、最为隐蔽和最具有“发展前途”的矛盾，但是他们的矛盾并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这么分析他们的矛盾出于两个方面考虑：
第一、真理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是“后发制人”的，思想与真理的方向决定社会的未来方向和社会面貌。相对来说，知识分子大约是属于掌握思想和真理的那部人，因此我说他们和共产党的矛盾是最为深层、有力和具有“发展前途”的矛盾。
第二、但是，就现实来说，思想的力量是柔弱的，知识分子并不是社会最有力量的人。因此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矛盾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6、对共产党的前途最为忧虑的：自然也是共产党自身，但这个问题却值得分析和注意。对党的前途最为忧虑的，并不包括普通共产党员、基层共产党员，而且也不包括“厅局级享受”的共产党员，不论他们从体制内获得了多大的利益，这个“忧国忧民”群体并不包括他们。真正对共产党最为忧虑的，是那些省部级以上的共产党人，甚至可以说省部级就是这个群体的“基层”。正是这部分极为高级的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所以才有了并决定了各大媒体的新闻头条中的种种新闻。对此，中国人应该理解党的忧虑，并支持党的决定，中国人再不支持中国人，那谁还支持中国人呢。
《独立中文笔会》
我对何家栋先生并无深知，仅有的几次接触，却足以让我对他感念终生。
1993年底，我从山东来到北京，一边坚持读书自学，一边从事民运活动。此前我用了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靠经营图书批发，积攒了几千块钱存款，这几千块钱就是我在北京立足的全部经济支撑。
到了1994年7月，因为受到我的牵连，我妻子失去了她在大学中的教职（事见本人《“六四”五周年纪行》一文），被迫从济南来到北京打工，于是，生存压力便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那年我24岁，最糟糕的是，因为参与八九民运，被山东大学以“莫须有”的罪名勒令退学，我两手空空地走出大学校门，连一份大学肄业的证明都没有拿到。因此，象很多因参与八九民运失学的朋友一样，我只能首先在广义的“民运”圈子里寻求帮助。由于居住地与何家栋先生相距较近，我便到他位于六铺炕的家中拜访，问他能否帮我找一份工作。
其实，这只是我与何先生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的缘由已经忘记，大约是替王丹传一份资料给他，或者是与王丹一起去过他家。因为只有一面之交，说实话，去何先生家求助之前，我是犹豫再三的，不管怎么说，这样的请求显得过于唐突。
但何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他鼓励我坚持读书，坚持独立思考，然后，他把一位朋友的电话给我，要我和这位朋友联系。
这位朋友供职于创立不久的《中国经济时报》，据他说也是经过何先生的引见才到这家报社工作的，但因为工作能力突出，加上报社草创，正是用人之际，很快便升职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巧合的是，我和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宿舍楼见过面，并有过交谈，所以他对我也很热情，他说报社正准备招聘一批记者，他会替我报名上去，考试前电话通知我。
过了一段时间，我打电话给这位朋友，他连声说抱歉抱歉，因为工作繁忙，他忘记给我打电话，而报社的招聘工作已经结束。
没办法，再次硬着头皮去找何家栋先生，他二话没说，又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一位老先生接待了我，听说我是何家栋先生介绍来的，大致问了一下我的情况，当即起身去找总编商量。于是，我就在这家报纸——《中国合作经济报》找到了我来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
《中国经济合作报》挂靠在供销合作总社下面的中国合作经济学会，经费极端紧张，人员工资很低，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这里，我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编辑知识，并开始以一种平常心融入社会。
更重要的是，编辑部办公地点与王丹家相去不远，仍然可以经常见到王丹。我和王丹决定，把王丹的一些文化采访记录，以他的笔名“星子”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在报社内部，则声称“星子”是我的笔名，于是，一些打擦边球的文化和社会问题，就堂而皇之地登载了出来，当然，由于报社经费紧张，没有稿费，这一点我是和王丹提前讲明了的，他也欣然接受。
除此之外，我还以《95文坛硝烟乍起，诗人黄翔状告“作家”》这种八卦式的新闻标题，报道了诗人黄翔与作家出版社的出版官司，而黄翔的名字，无论当时还是时至今日，都是被官方大力封杀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作家出版社蛮横毁约，腰斩了黄翔《狂饮不醉的兽形》一书的出版计划，我的这篇报道，使黄翔的名字顽强地出现在了中国大陆的公开出版物中。报纸出来之后，我背了一大摞来到黄翔和张玲居住的圆明园画家村分发。
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下来，尽管只有三百块钱，但对已经很久没有收入的我来说，却是个很大的鼓舞，妻子还高兴地去买条鱼给我“庆功”。我觉得该向何先生汇报一下，就在财力许可范围内，上街买了盒茶叶去看何家栋先生。何先生听我说了工作情况后，也很高兴，但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你来就来吧，买什么茶叶？拿回去。你才赚几个钱啊，以后不要带东西。”我想这就是何家栋先生的风格，笑眯眯的批评。如果换了严厉的许良英先生，说不定就把茶叶丢到门外去了。
那次在何先生家聊的时间很长，彼此很轻松也很随意地谈了很多话题，何先生还把一篇陆建华采访何先生的长文拿给我看，采访刊登于国内一家著名报纸。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陆建华的名字，就问何家栋先生陆建华是谁，何家栋先生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是“我们的朋友”。由于何家栋先生的介绍，尽管我从未见过陆建华先生，但多年以后，当陆建华作为特约评论员频频亮相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体现了中国社会在言论自由方面的微小进步，但也正是因为何家栋先生的介绍，当陆建华博士突然被抓捕的时候，我也没有感到过分惊讶。
由于报社财政困难，也由于1994年底的一次全国性“串联”所需，我辞去了《中国合作经济报》的工作。1995年春天，为了征集《迎接国际宽容年，呼吁国内宽容》和《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的签名，我和江棋生分头奔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随即而来的一次抓捕，再次打乱了我的生活。
从位于昌平七里渠的收审站出来以后，我曾再次拜访何家栋先生，他建议我低调行事，首先保护好自己。当我提及我妻子是江西赣州人的时候，他说当时的赣州市委书记是他朋友，如果我去江西，可以去见见这位书记。
迫于生存的压力，我借钱在清华大学校内开了一家书店，可是在1995年年底，连续遭遇两次警方抄家，这种事对人的心理冲击是很大的，1996年，我决定离开北京，回山东谋生，告别时刻处在恐惧之下的生活。
许多年过去了，当我再次回到北京，曾与朋友谈及重新拜访何家栋先生之事，但事不凑巧，加上也无非见不可的具体事由，没有前去看他，此刻已成终生遗憾。
但何先生在1994年对我的帮助，我从未忘记。在何先生的一生之中，这只是一件小事，据我所知，他曾经帮助过很多年轻人，但从不宣扬。他默默地做着自己要做的事，当我向他提出找工作的请求时，无官无职的他，一再表现出义不容辞的热情，仿佛这本来就是他的份内之事。在他身上，助危救困的侠肝义胆与睿智的思考融为一体，他是一个思想着的行动者，一个行动中的思想家。
十年来，尽管不曾再次见到他，但借助于文字的传播，不时感受到他的存在，我相信，即使在他逝去之后，其思想影响也不会减弱，的确，对世纪至交的中国思想史和自由史来说，何家栋是一个不会被忘记的名字。
新世纪
10月17日，对整个世界来说，平淡得如一杯冲了16个小时的铁观音，只有已经确定的变形，而味道全无。据说，明天是一个关于鲁迅的什么日子，我几乎没丝毫的在意，只是问：中国还要受这个偏执狂影响多久呢？问尚未了，一场重复400多年前的历史性偏执重演了。
10月17日，是郭起真的岳母因他不时受骚扰而惊忧过世的周年祭日。
10月17日，郭起真一个精神确实有疾病的“疯子”，被宣判为有罪！
宣判为四年徒刑，剥政三年，与七年前我的案子结果一样。事后，我不得不苦笑着对律师刘路说：“唉，这也算个判例判法了。”面对郭起真的慷慨陈词，我甚至觉得整个法庭的气氛那么可笑，面对他的哭泣的亲人特别是他那出了通身汗且浑身发挥的儿子，我动员不出自己任何一个参与悲情的细胞。
不是我冷酷，而是无知的历史又一次重演，这种重演让人无法表达悲情，甚至说：面对此局，连麻木也成了奢侈品。此外，我每天打开“与我们密切相关”的那些网站，发现：除了极个别的人用郭起真事件攻讦不同派别外，郭起真几乎没人再关注，他几乎成了卡缪哲学小说《局外人》的主人公摩索尔特。不同的是，摩索尔特的存在是被工业社会所消灭的，而郭起真却被“英雄泡沫”冲得彻底边缘化了、淹没了。要不是刘路和黄琦还“声嘶力竭”地喊两嗓子，郭起真就真地比一杯冲了16个小时的铁观音还淡了……
一、这让我想起了麦诺齐奥
一会儿摩索尔特，一会儿麦诺齐奥（为了不至于过分悲哀，我们就调侃地叫他“小麦”好了！），似乎让人联想我在炫耀自己“不屈的博学”。就本心而论，不是这样。我真地不再想引证中国历史，引证那连疯子都不放过的康乾盛世的文字狱。毕竟，不少有民族主义情结的英雄们还得从繁花似锦的康乾盛世的共同记忆中去吸收营养。既便醒来，床头一文钱没有，能拾到钱的梦也是值得回味的！
小麦，一个出生于1532年意大利北部山城的小磨坊主。他没有什么知识，但他对世界的看法完全不同于当时正统的宗教：他不承认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甚至说“奶酪腐烂了，蛆虫出现了──这些就是天使……”他的磨房与那个时许多同样的场所一样，人来人往，也便于思想传播。于是，他的“疯话”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教会给系统化为“拒绝基督的神圣性，拒绝《圣经》的完整性”。小麦成了那个时代不足为道的政治犯并被判处死刑。──比之这一点，我要为自己还有七年后的郭起真而庆幸，毕竟今天的言论治罪已没“死罪”。
小麦远比今天的被英雄泡沫淹没的郭起真要幸运万倍。因为在他死了400多年后，他成了历史学家关注的重点而成了著名历史学家卡洛。
金伯斯《奶酪与蛆虫》一书（1982）的主人公，从而成了颠覆宏大叙事的传统史学的炮石──大时代毕竟是由小人物改变的。无须罗嗦已有的学术观点，只看“故事性”记载就够了：小麦的阅读习惯片面而武断，几乎就是为了印证自己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想法和观念而阅读；为了这个观念，他可以改变文本重点，将文本中的事实理解成完全相反的东西。400年后狂鲁迅也与小麦一样，他可以开口便骂（还有绰笔便写），但终其一生也没写出胡适最次水平上的“有参考文献格式”的文章。我不想将郭起真与鲁迅联系起来，但他的确是鲁迅主义的一个受害者，“一个也不放过”的观念已经固化为“伟大的道德观念”。他在法庭上所喊出了“一时之胜在于诉，千秋之胜在于理”的豪言壮语之前，又高声申明“我上诉”──政治案件上诉本身就是对自己智性的侮辱，除非你有技术性的等待比如人情疏通──现在看来，对郭起真几乎没有可能。
这是怎样的一个矛盾呀！？
更令我震惊的是，他根本没认出我来，还高对他太太说：“快给綦彦臣打电话！”（──是我穿得太体面了吗？为了和刘路郑重地对待这次宣判，我穿上了七年来很少穿的西服。）要不是郭太太赵长芹向我和刘路二人重复这个细节，我几乎不敢相信它曾发生过。与郭起真的“发疯”相对应，有一个细节真得让我更总结不出感想来：郭的儿子（一米七的小伙子）站在我身后，而我的左邻是一位资深警官，当他察觉郭的儿子靠近我们时，他倏地起身离开我们，到三米多远的东墙面那边站着去了。
二、被夸大了的“危害”
由于郭起真与法轮功存在着的“模糊的间接关系”，他的“危害”被夸大了！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判断，今天也得以证实。他为自己12年之悲惨境地不得改善，卷进了以救助法轮功涉案人员为主的高智晟律师的“绝食行动”。但其最主要原因还是“为己谋利”，想“利用”高的活动把自己的事情“做大”。所以，在6月30日会见时，我劝他以身体为重、放弃在看守所内绝食时，他表示接受。
郭起真与法轮功的模糊关系（他本人是个无宗教信仰者）也被当地一种称为“中国共产党沧州市委防范办”的意识形态主管机构所“婉证”（有关引用来自刘路律师卷宗）。该机构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大纪元》是2000年‘法轮功’邪教组织等敌对势力在美国创办的一家中文网站。现发展为多个语种，内容以批判、攻击中国现行制度为主。”证明的逻辑关系，当然地是从公安机关起诉意见书开始，中经公诉机关，再落实到审判环节。一审判决的表明参与绝食并写了绝食日记是第一“罪行”，尽管表情严肃的女审判长把高智晟念成了“高智成”──法官实在没有必要去查字典了！让以上所有核心性分析成为判决内容的另外动因就是郭起真竟然成了所谓的天鹅绒行动（这样一个闹剧）的一个主角，“有幸”成为“各省市和平交接委员会”的河北省一号人物。
作为共产党钦定的历史教科书所肯定的法国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郭起真也成了一个受害者！我有办法让这个21世纪的中国“小麦”读一遍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吗？希望不大！因为那淹没了他的那些泡沫英雄们本身就是这样的鸦片吸食者。他们不仅要让郭起真吸足他们的残烟余雾，而且还给他纯度更高的“精神冰毒”──那位大英雄声称来沧州声援他，结果英雄从未来过他家，即便路过沧州也是如此！
三、有弹性的“神经病”问题
有关证据在叙述郭的经历时（无主观定性），回避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即有一个文件所表明的：
“2001年3月12日经天津市司法鉴定委员会鉴定，认为郭起真‘患有精神分裂症，其危害行为无责任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0条之规定，2001年3月13日该郭被释放。但是，这个司法部门的文件在诉讼中让位给了一份同样出自司法部门的文号为‘冀精司鉴字第2006088号’的《精神司法鉴定书》（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心，2006年4月26日）。后者证明郭起真”案发时无精神病，（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事实上：（1）凭郭的经济条件，无法买到昂贵的恢复药品；（2）郭的外界刺激条件未变反在加强，自然恢复也不可能。
仅仅是郭起真案件的司法鉴定的技术处理的两种结果，也为中国法学界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由什么样的更具权威的机构来做司法鉴定，成了影响案件公正审判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即便是敏感的政治案件。
这也是一个笑话：若干年前，称异议人士有神经病并扔进“疯人院”，是政府打击异议人士的成本最小的手段；而今天，要证实一个异议人士有神经病，势比登天还难！！
无法结束的结语：赵长芹与儿子的生活怎么办？
坦率地说，作为刘路律师在郭起真案上的“特聘助手”（两次被刘路召到沧州讨论应对方案并最终旁听了宣判），当初我与律师都认为：必须技术性地让郭放弃传统抗争方式，在法庭上保证不再上访、上街，也不再写文章，但要求政府方面给一份“可吃饭”的工作比如回原单位房产公司上班。律师拿到起诉书后，得以会见郭起真，以上意见郭也表示接受。但在开庭时，受环境刺激（主要指抓他的人们多在旁听席上），他不但否定了对律师的承诺而且大声指斥律师，不让律师讲话。于是，包括会见后，律师写给审判、公诉、公安三方的意见函，也实质地遭到了否定。
我们没任何力量可阻止一个“疯子”被判罪的这种“21世纪的麦诺齐奥事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共产党和法轮功的冲突未见任何减缓的趋势，也未见任何一个政治力量愿意居中调停，郭又不幸地的因个人不满间接地卷入到这场冲突之中去了！！
剩下的问题则是，郭起真的太太与儿子的生活来源问题怎么办？
孩子正在高中上学（刚入高一），赵女士凭修补毛衣的技术肯定挣不到多少钱。我自己也感到：本不宽裕且有债务的日子又添了一份压力。唯盼自己的某本书突然“火”起来，能赚一把大钱，但也说不准哪一天突然上了“黑名单”，书也不能出了。
我们的道德抗争与我们的利益计算正在发生冲突，这仍然是个问题！
（2006年10月17日夜写于绵逸书房）
民主论坛
| 你的“心”是否还在找寻着诗句 并把她们组合起来制作成诗歌？ 你是否还在期待着与诗的女神 快乐相遇，交合而产子，生出 那一大堆诗歌的儿女，绕膝歌吟？ 枯黄的落叶正在飘满秋日的天空， 中国人，我亲爱的同胞们，我向你们呼吁： |
|
民主论坛 |
|
|
|
【2006年10月26日狱委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山东自由作家、原淄博医疗器械公司董事长李建平今天(25日)上午9点半被山东省淄博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2年。他当庭提出上诉。 李建平因在海外网站发表批评中共当局、关注大陆人权的文章，而于去年5月27日被当地公安刑事拘留，今年4月12日开庭审理，但直到半年多后的今天才宣判。期间，罪名曾由“诽谤政府罪”改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检察院先后两次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要求补充侦查。 李建平妻子续晖参加了旁听。她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我们很不服气，这个案子整个过程，从程序上到内容上，都是不合法的。判多少年那是量刑轻重的问题，但是他没有违法，一天都不应该判。 对于检察院起诉时指控的31篇文章，法院认定了18篇。 续晖对此说，那些文章是否都是李建平写的，现在还无法判断。法院之前对文章的内容一直避讳不谈，李建平也只确认6篇文章是他写的。至于其它文章是否是他写的，并没有进行法庭认定。 她说，但更关键的问题是，上次庭审时只是走形式，只是在讨论证据是否充分，而法官并没有就案件本身的实质作辩论，他并没有证明这些文章是否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性质，哪些具体内容、又是如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法院在重要的事情上，都是糊里糊涂、不清不楚的，没有给明确交待。 至于为什么开庭半年多后才宣判，续晖表示，她也多次问过法官，法官有时称，这是谨慎刑事；有时说，他做不了主；有时又称，我估计这个月就能下来。 她说，对李建平的关押是严重的超期羁押，本身是违法的。我想可能有背后的原因，不是法官能掌控的，也许在等上面的批示吧。 续晖很担忧先生的身体，她说，今天看上去，他身体不如从前，脸色很不好。 续晖最后呼吁外界持续关注此案。她说，我先生只是发表忧国忧民的情怀，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根本不应该被判刑。 李建平，现年39岁，毕业于上海建材学院。89年学运时曾是上海高校自治联合会主要发起人之一。在校期间曾任上海市大学生联合会理事长、会刊主编。1990年8月后从事经济、文化研究，并担任山东某电子公司负责人。他近年来在《议报》、《大纪元》、《民主中国》等海外网站发表了一些批评中共当局、关注大陆人权的文章。 2005年5月26日，山东省淄博市网络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到李建平家，以电脑里有淫秽图像为理由把他带走。次日公安机关以“涉嫌毁谤罪”将他拘留，并搜查了他的家，之后一直将他拘押于山东淄博市看守所。 同年6月30日，淄博市检察院下达批捕书，理由是“涉嫌毁谤”，表示李建平在海外网站发表毁谤政府的文章。8月30日移交到淄博市检察院，罪名由“涉嫌毁谤罪”改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10月12日淄博市检察院又将该案退回淄博市公安局补充侦查。11月13日淄博市公安局补充侦查完毕移送至淄博市检察院，12月26日检察院第二次将该案退回淄博市公安局补充侦查。 2006年1月26日，淄博市公安局补充侦查完毕后再次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2月27日李建平的辩护律师张星水向淄博市检察院递交《关于李建平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不予起诉的律师意见书》。3月9日淄博市检察院向淄博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4月12日开庭审理。 |
|
|
|
【2006年10月26日狱委讯】（大纪元记者古清儿/李诗颖采访报导）被判刑一年的前《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阳小青，10月17日，法院二审判决以“免于刑事处罚”获得释放。阳因报导湖南省隆回县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被当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判刑。目前在家休养的阳小青表示，自己没有罪，但判决认定他违法犯罪，将通过法律途径，让司法还他一个清白。 将上诉 还我无罪 山东著名维权律师李建强表示，“免于刑事处罚”是有罪认定，这个判决本身是个有罪的判决，阳小青是不存在犯罪的，他已经表示要上诉，这个案件就是证据不足，并不是犯罪行为轻微的问题，法院判阳小青有罪，是很荒唐的。 对于二审宣判的结果，阳小青表示，“免于刑事处罚”对我是不公正的，有罪判决是违背法律的，我将按法律程式，依法向湖南省高级法院提起申诉，一定要讨一个无罪的结果。 《中国产经新闻报》驻湖南记者阳小青先后发表两篇报导“隆回一亿国资流失的背后 亿元到千万的离奇换算”和“左手倒右手“玩转”国资”，以揭露隆回县官员的不法行为及贱卖国有资産，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等贪污腐败问题。 阳小青的报导引发了当地官员的不满，动用各种手段阻止阳小青发表文章，甚至威胁和试图伤害他的生命，最后动用公权力，以阳小青涉嫌敲诈勒索县委书记杨建新为由，他被判刑一年。阳小青当庭提出上诉。 二审宣判阳小青被“免于刑事处罚”获得释放。对于县委书记的证人谭小林为什么在法庭说出“敲诈勒索”案的真相，让案情峰回路转? 为将阳小青定罪，隆回县公安局安排谭小林替县委书记杨建新作证人。阳小青指出，隆回县公安局对谭小林表示，如果指控阳的话，就不会被关押。但谭没想到自己在一审中也被判刑一年，谭觉得被隆回县政府和公安骗了及良心上受到煎熬，在二审中，当庭说出了做伪证的真相。 阳小青表示，在公安的侦查阶段，他们搞车轮战术，连续几天疲劳审讯，他说：“不准我休息、喝水、吃饭，我的身体严重不适，发现乙肝等多种疾病，提出要去医院检查，都被拒绝。如果在他们的记录上签字，就带我去检查。” 阳小青谈到，公安还采取诱供的方法，他说：“说我这个案件影响太大，让他们的压力也很大。只要我按照公安讲的去做，这个案子也不会判得太重或是移送检查院，他们采取多种刑供逼供的方式，逼我就范。” 阳小青表示，法院在二审宣判之前，法院庭长找他谈话，他说：“要我低调，不要让媒体炒作，如果你无罪，就牵涉到县委书记的诬告陷害罪、伪证罪等问题，只能给你‘免于刑事处罚’，你要听我们的话。这个案件影响很大，我们法院也作不了主。” 阳小青说：“1月23日，我被刑事拘留后，杨建新则调到邵阳市政协任办公室主任，他至今没有受到任何处置。这种作法助长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我将向省高院提起申诉，省高院如判我无罪，我将依法追究杨建新等人的诬告陷害罪及申请国家赔偿。” 李建强则认为，这个判决是违背法律规定的，证据不足应该做的是无罪判决，而不是有罪判决。 记者问这有政治因素吗？李建强说：“对，很明显，假设他敲诈勒索是50万人民币，如果它证据充份的话，要判10年以上的。它就要这样判，主要考虑到法院的面子，如判无罪，那面子往哪里去？所以就判有罪，这也算是中国特色的一种产物吧！” 阳小青被关押后，隆回县民众对此案纷纷表示关心，并到法庭外声援。 阳小青的妻子龚杰说:“9月6日，他就取保后审回家了。目前，他的身体状况及精神还不错。我紧绷的心情才放松了一点。” 对此，阳小青说：“非常感谢有正义感的老百姓支持，感谢他们对我和家人理解和安慰。以后，我会拿起手中的笔，继续揭露社会上的腐败份子及不法行为，写出更多关心百姓冤情的文章。” 阳小青最后向这一路坚强陪伴他走出阴霾日子的爱妻，感性地说:“老婆，谢谢你支持和理解我。”
|
|
|
|
著名行为艺术家、画家、作家严正学坚持维权抗争历十二年而不懈。据网上消息：06年10月19日，严正学在台州的家被警察抄家，随即严正学失踪，家人朋友联系不到他；10月24日，严正学妻子“朱春柳分别找上台州市警方及其下属椒江区警方和路桥区警方，要求告知其丈夫究竟因何被关押，关在何处，并且递交了信函，但上述单位一律表示不知道严正学被关押之事。”“严正学家所在的居委会负责人也说，18日夜抄家时她在场，搜查证是经台州市公安局局长签字的。” 据朱春柳说：家里电脑被抄走了；国保负责人说还拿走了一大叠文字资料；我很担心国保警察为搜罗所谓罪证，虐待严正学。 我们强烈要求台州市公安局严格执法、守法，立即对朱春柳说明交代严正学具体关押地点、关押原因、身体状况。鉴于台州警方、看守所曾有过的对严正学施加酷刑的前科，我们强烈要求台州公安局国保大队保证严正学的人身安全。 严正学海外后援会 2006、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