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今年是长征70周年与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年，中国官方出于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对前者进行了隆重的纪念，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先生在纪念长征70周年的大会上作了调子高昂但却仍然难免虚空的长篇讲话，号召共产党人与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继续进行新的长征。

胡称其创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长征。不论这种类比是非正确，人们当可从中看出胡对中共长久以来坚持的红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固守，而此种固守显然已经与新的时代潮流不太相符合了。

再来谈鲁迅逝世70周年。鲁迅这个生活于上上世纪与上世纪之间的中国人，是以其文学成就知名于世的。无论现在的人们对其有多少不同的看法，鲁迅作为一个现代中国史上的大文学家的地位无人可以动摇之。鲁迅的文学成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曾经被视为一个神话，人们从中剔除掉一些过分的夸赞成分，人们仍然将得出如下的结论：鲁迅仍是一个成就斐然的大文学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现在对于鲁迅的批评是很多了，如黄金秋先生对鲁迅的批评，比如徐沛女士对鲁迅的批评，徐女士还自称鲁迅的天敌，《未来中国论坛》还开设了一个专栏，专栏的名就叫作：“鲁迅天敌”。现在还不知道这位可敬的鲁老先生的天敌有多么厉害，从迄今为止我所了解的情况看，徐女士也还只是对鲁迅的某些思想与人生态度、行为提出批评，自然批评是很严厉的，已经到了厌恶、憎恶与不共戴天的程度。让我们放下对“天敌”的评说吧，因为那不是本文所要向人们讲叙的主要问题，本文的主题是长征与鲁迅的关系。

那么，长征与鲁迅又是什么关系呢？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夺取中华民国政府权力、以工农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进行的一次次武装暴动过程中的一个事件。关于此一事件对中国红色革命的影响、对中国国家命运的影响，结论是明确的：没有长征这样的军事突围行动，中国共产党与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就将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所歼灭；如果红军被歼灭，中国将不复有红色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而将走上与后来的共产主义道路完全不同的道路，即将无可避免地走上孙中山先生当初所谋划的民主自由之路。由此，中国将真正的富强起来，而且不会发生那么多令人触目惊心的重大社会灾难。如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等。但是历史无法假设，历史只是一些业已发生的事实。历史事实向我们展现的是与我们的良好愿望完全不同的东西。历史事实表明：长征获得了成功，那藉由此次长征而获得喘息机会的中共及其军队，从此发展壮大起来，最终在与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队的惨烈搏战之中取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红色中国从此上演出一幕幕苦难的戏剧。

据说，当中国工农红军成功地突出重围到达目的地陕北后，文学家鲁迅给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份贺电，贺电云：“在你们的身上寄托了人类的希望”等等。我不知道，此封贺电是否真实？我也没有兴趣去对此进行考证。我只在想，如果贺电属实的话，我只能认为我们的大文学家鲁迅确实是一个意念倾向于中国红色革命的人。联系到鲁迅后期的一系列文学与社会活动，他的言论与行为，我想这一结论还是有依据的。至于将以残暴的马列主义为旗帜的共产党视为人类的希望，这只能证明鲁先生的认知错误。说得不客气些，这位文学家也并非真正聪明事事正确。相反，在此事上他只能被人们视为一个糊涂蛋。能够将共产党视为人类的希望吗？如果能，那么人类的希望是什么呢？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自从共产党在世界上产生以来，经由共产党所发动的共产主义革命，迄今已造成上亿人命的损失，并且，共产主义仍然未能实现。共产主义的苏联、东欧土崩瓦解，共产主义的中国摇摇欲堕，共产主义的古巴、朝鲜、越南孤立贫穷。我们的大文豪竟要将人类的希望寄托共产党身上，这也是不能不让人叹息的事情。自然，人无完人，人不可能事事正确，鲁迅也不例外。我们并不因为鲁迅先生为红军发出过贺电这样的事情就否定鲁迅的为人、他的文学成就、他的很多卓越的思想。

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在中国共产党所营造的党文化之中，长征与鲁迅都是一个神话。前者是政治军事神话，而鲁迅是一个文化神话。对于这二个神话，人们有破译的必要。人们也有必要揭去那神话上装饰的部分，还事物以本来面目。长征是一次成功反抗中华民国政府的军事冒险，而鲁迅是一个有着左式倾向的现代大文学家。人们不必对此二个神话顶礼膜拜，人们不必将长征与鲁迅视为必须尊祟的神圣事物，人们应当也可以用现代观点来看待两者，而得出自已的结论。这些结论不必与官方的一致，因为那种以政治的强制力强求人们思想一致统一的做法，已为历史的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与灾难性的。只要是中国人，就谁也不会忘了文革，不会忘记强制性思想统一将造成怎样令人悲伤的国家悲剧与民族悲剧。

我们可以纪念长征，可以将长征当作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来纪念，但是我们必须从现代观点出发，揭示长征的多方面含义。从长征所带来的社会性后果来看，长征留给人们更多的是负面的教训。这个教训是：在现代社会，人们不应再以传统的方式谋求国家的统治权，不应再以血腥残暴的武力夺取政权的方式实现政权的变更，除非人们所面对的政权是违反人类公认的准则的、非民主、非人道的政权。传统的打江山、坐江山的观点早就应该改变了。那些野心家正是利用人们对落后于时代的传统理念，蛊惑人们造反来夺取自已所渴望的权力的。

我们自然也不会去指责那些参与长征的将士们。他们只是一场巨大的社会悲剧中的角色，为时代红色的逆流所裹挟，作出了实际将令他们的后代蒙羞的事情──向着走向正确的中华民国政府开战并彻底颠覆了中华民国的政府，而使中国的社会列车倒回数千公里，一直倒回到封建时代，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封建社会。

我们可以、也应当纪念鲁迅，因为，无论如何，鲁迅仍将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文学家为人们所长久记念。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中的极为巨量的有价值的信息，将永远为人们所重视。就我个人而言，我尊重鲁迅。尽管鲁迅确非完人，鲁迅思想之中有一些偏见与错误，鲁迅的为人、个人品格之中也有着一些可以对之加以讨论的东西，但是，鲁迅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邪恶的。鲁迅的天敌们也并没有向人们指出鲁迅更多更确实的思想错误与行为错误。我们所要警惕的只是，文革时期将鲁迅视为一个革命的文化符号的现象，必须警惕人们利用鲁迅思想遗产中的消极元素来为荒谬的思想与行为辩护与加持。

比如，鲁迅的绝不宽恕思想，鲁迅的“痛打落水狗”思想等等（当然，这些思想从其文化意义上并非全错，相反，在确实有些偏颇的同时仍含有部分正向的价值）。

我们可以纪念长征与鲁迅，只是我们必须用新的眼光与新的思想来纪念。

民主论坛

尤努斯不仅仅是一个小额贷款的发明人、推广人，而且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懂得怎么启发每一个人的内在潜力，充分发挥一个人的创造性，通过这条路来消除贫困，这确实给了我们从事扶贫工作的同志们一个新的视角。

我们很早就知道尤努斯教授的成就。我们并不是不知道穷人是可以享受银行服务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我们的经济改革取得辉煌的成就，可是我们又有两千多万人还没有脱贫。我们在十多年以前就开始想用什么办法引进尤努斯教授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但是经验说明，我们不太成功。到现在为止，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贫困人口，用小额贷款来解决贫困问题的例子非常少，虽然我们试了很多，有二三百个小额贷款机构，不算政府的，加上政府的就是成千上万了，但是其中能够成功的非常少。

我感觉，这次尤努斯教授来访问中国有可能给小额贷款扶贫一个巨大的推动力，要在哪些方面推动？根据我的看法，我们做了十几年，有相当的进步。我想我们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承认小额贷款一定是高利率的，世界银行的经验，小额贷款的利率就是盈亏平衡的利率，在15%-20%。过去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争议，为什么借给穷人钱还这么高的利率，这变成推广小额贷款很大的障碍，现在在有些人的头脑里面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农村的金融需要各种所有制的金融主体进入，包括自然人，包括企业、法人。这个问题的解决现在已经有很多例子，而且基本上取得了成功。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没解决？还有以下几个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法律环境没解决。现在我们对小额贷款开了一个小口，各个地方政府批准作为试点，全中国这么大的地方，一共只有七八家。而且这七八家是怎么成立起来的呢？据我所知是通过招投标竞争，由政府批准，这样一个制度不成为小额贷款成长的法律环境。应该跟工商注册一样，有一套办法，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就可以成为小额贷款公司。现在所谓开了一个口不算是一个正常的法律环境。

第二个问题，小额贷款必须是又有存又有贷，我们现在的规定是只贷不存，不许可吸收存款，一上来吸收存款，把人家的存款卷跑了，人都找不着了，这就出大事了。需要谨慎，这是对的。但是总是不许又存又贷，这就像尤努斯教授讲的，把一条腿割断了，就剩一条腿怎么走？农村的小额贷款最终一定要变成又存又贷。开始可以做一些限制，比如前三年不许吸收存款，从第四年开始可以少量吸收，到第几年可以不受限制吸收存款。又贷又存是尤努斯教授告诉我们的经验。

第三个问题，由谁来监管，由谁来制订一套办法没有解决。尤努斯教授讲了，由现在的银行监管系统，用它的条例来管小额贷款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专门监管农村的小额信贷运作。我从1993年开始做了农村的小额贷款，这个贷款在全国几百个小额贷款当中有两个不同点，第一个不同，是唯一由私人出钱来举办的，不是政府办的，也不是外国机构办的，就是我本人和我的亲戚朋友拿钱出来办的。第二个不同，我从1993年办到了1998年，资金非常有限，我没有多少钱可以提供，到了1998年也就是五年之后，我感觉我们必须吸收存款，否则做不大，于是开始在我的朋友中间跟他们借钱，拿他们的钱放到农村去做。又过了三年或者四年，大概是2002年，我开始吸收当地老百姓的存款，这么一来，资本的运作资金加了四到五倍，我们从几百块钱现在做到了130万元，当然这个数目非常小，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比较我们跟孟加拉的经验可以看到，中国也有很多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只要给他们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中国的小额贷款是有非常光明的前途的。

被恶搞的女诗人赵丽华
 

苏非舒裸体朗读诗歌

【新民网报道】国家一级诗人赵丽华的诗被网友恶搞，并被网友戏称为“诗坛芙蓉”，一时间全民掀起了“写诗狂潮 ”。

9月30日,数十位现代派诗人以”支持赵丽华,保卫现代诗歌”为口号开了一场诗歌朗诵会,会上,男诗人苏非舒在台上当众脱衣,一丝不挂,全裸朗诵，此举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10月17日，诗人杨黎在博客中透露，诗人苏非舒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已被北京海淀区公安局拘留10天。

10月18日，诗人牧野博客撰文《裸诵诗人苏非舒,明天的诗人为你骄傲!》，并“强烈呼吁释放诗人苏非舒！”

一连串的诗坛“大事件”，虽然有人付出了代价，但现代诗歌却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在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0月25日，新民网连线了诗人牧野。就近期诗坛的一连串“大事件”，牧野从头到尾都表现得异常镇定。

牧野称，恶搞赵丽华的人是一股恶势力，中国的诗歌已经开始走进新时代。牧野还向新民网透露，本周五，他们将在北京再次举行一次主题为《颠覆！全球化语境下的汉语诗歌的建构暨赵丽华诗歌研讨会》的活动。

恶搞赵丽华的人是一股恶势力 非常险恶

谈起赵丽华，牧野始终坚持赵丽华的诗歌毫无疑问的是诗歌，但拒绝评论其好坏。牧野告诉新民网，从赵丽华被恶搞，到930诗会，再到诗人苏非舒被拘留，自己始终对这些事情“一清二楚”。

“恶搞赵丽华的人是一股恶势力，他们的人性非常险恶”。牧野的这番言论和赵丽华的如出一辙。赵丽华也坚称“有人在恶搞自己”。当新民网问及“恶搞势力”是否是诗坛内部人员时，牧野拒绝回答。

苏非舒被拘留 我只能说我很遗憾

牧野告诉新民网，9月30日，自己也在诗歌朗诵会现场，亲眼看到苏非舒脱掉16件衣服，最后当中裸体朗诵。牧野说，大家对苏非舒的行为可能误解了。“他为什么要一件件脱掉16件衣服？那是因为他要表达这样一种思想：诗歌受到态度束缚了！我们需要甩掉所有的包袱和负担。”

牧野说，作为一种行为艺术，苏非舒的行为没有异议。而对于苏非舒被拘留，牧野对新民网坦言：“如果考虑到社会影响，警方对其拘留，我只能说也无可厚非。我不能说他的这个行为到底是好还是坏。”

诗歌必将进入一个新时代 拟再次开展论诗活动

在长达半个多小时的采访中，牧野和新民网讨论最多的还是诗歌本身。他称，从五四以来，诗歌就受到了“冷落”。无论是赵丽华被恶搞，还是苏非舒的当众脱衣，都是诗歌被压抑后的总爆发。“我早就预感，诗歌的新时代将要来临了。诗歌被重新关注，这是一件好事。”

牧野告诉新民网，本周五，诗人们会组织数十个知名的诗刊在北京再次举行一个主题为《颠覆！全球化语境下的汉语诗歌的建构暨赵丽华诗歌研讨会》的活动。作为最主要的组织者，牧野说，关于诗坛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活动上会有一个完整的，深刻的，详细的解释和说明，赵丽华也将出席。

牧野坦言，自己并没有压力。会不会担心这次活动再次被恶搞？牧野很坚定的告诉新民网：“我保证这次没有人再恶搞！”

【2006年10月25日狱委讯】浙江台州 吴高兴发来消息称，据严正学家人透露：严正学被秘密关押在台州市路桥区公安分局看守所。 今天（24日），严的妻子朱春柳分别找上台州市警方及其下属椒江区警方和路桥区警方，要求告知其丈夫究竟因何被关押，关在何处，并且递交了信函，但上述单位一律表示不知道严正学被关押之事。可是消息人士暗中透露，严正学被秘密关押在路桥看守所。严正学家所在的居委会负责人也说，18日夜抄家时她在场，搜查证是经台州市公安局局长签字的。 为追寻丈夫的下落，朱春柳专程从北京赶回台州老家。严正学家人平时在北京居住，严单独一人在台州生活，他是10月18日晚上8时左右被秘密绑架的，到现在已经是第七天了，当时他正与临海的朋友吴高兴通电话，秘密绑架因此而被发现。由于是秘密绑架，朱春柳估计丈夫会受到虐待，加以近日台州气温骤降，严妻还担心严在看守所受凉生病。

　

海落英（澳洲）

有人说，没有到过台湾就不知道什么叫民主，没有到过大陆就不知道什么叫政治宣传。看来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这不，澳洲墨尔本“大洋时报”9月28日鲍权的社论《大哉，孔子》一文就给了大家一个什么叫长期遭受“洗脑”的例子。

鲍权在文章中提到：“记得在1988年，当年全球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会议上发表宣言，特别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2500年前的孔夫子那里汲取智慧”。这实在是天大的谎言！早在1997年第1期《读书》杂志上李慎之就发表《诺贝尔与孔夫子》一文，揭穿过这个政治谎言。慎老检索了与1988年巴黎会议有关的资料，结果发现：75个诺奖得主在此会上没有一个人提到孔子，甚至连中国也没提到。求证於儒学宏扬者、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也被告知：“没听说过”。慎老在文中指出，关於“现在的世界需要有一个孔子”的说法并非洋人之论，而是中国学者费孝通先生之语，此语与巴黎会议毫不相干。

为什么早在1997年就被揭穿的谎言，九年之后还会有人相信并且写进社论让更多的人相信呢？我们可以说这是“谎言传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但事实上真正的原因还在於一个话语权的问题，那就是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可以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谁就有传播谎言的权力，谁就成了人民的“喉舌”。於是，也就有了诸如“西点军校学雷锋”等等的假新闻和政治谎言。

“西点军校学雷锋”的新闻报导，在1990代中期曾经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先后由中国几家主要大报竞相转载，时至今日，新华网、人民网、中青网都还在鼓吹这个“真实的谎言”。

李慎之在《诺贝尔与孔夫子》中也附带提到“西点军校学雷锋”的话题，文中说：“前几年流传一种说法，说是美国的西点军校挂有雷锋画像（也有说是树雕像的），把他作为美国军人学习的模范。对此我曾问过在那里教书的中国教授，得到的答复是’没听说过’”。2006年初，以学术打假而着名的方舟子亲自致函美国西点军校核实中新网《学雷锋学汉语成为美国西点军校新时尚》一文的报导，得到的答复是：“谢谢您对美国军事学院感兴趣。那篇文章中关於雷锋的资讯是不准确的。在本军事学院，没有雷锋的塑像或画像。雷锋画像也没有印在任何正式的学员出版物中。虽然历史课和中文课也许会讨论雷锋，但军事学院并不讚赏他和他的哲学.我希望这能澄清该问题并回答你的关注。克莉丝蒂娜。安克拉姆，公共关系办公室”。还附有电邮（[email protected]）。

说谎，大多是因为缺乏自信，只有靠谎言来壮胆，靠说自己如何如何了不起，希望让别人看得起自己，听自己的话相信自己；宣传机构说谎是如此，政府说谎亦复如此。

说自己了不起，说自己的民族伟大，当然可以；但就是不要将适度的民族主义演变成极端的民族主义，总认为自己的民族比人家优秀，人家的历史比我们短，人家的进步和发展都基於我们的四大发明，整个人类的未来必须寄託於儒家文化，一副救世主的模样。这样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人家不反感不排华反华才怪呢！

不是说“落后就要挨打”吗，1949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越来越强大了，怎么海外华人还是被歧视呢！东南亚一直有着排华反华的传统，欧盟在抵制中国货，非洲也在抵制着“中国货的海啸”，就连太平洋岛国所罗门也会排华反华，正在举行的赞比亚大选中反对党领袖萨塔就指称中国向赞比亚倾销人口，中国人在该国接管了当地民众赖以维生的店铺。华人在全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排华反华困境，可以说是四面楚歌。

海外华人的这种生存困境，既有华人本身文化和经济的原因，也与中国政府历年来一贯坚持的对外政治宣传有关.近年来，恐怖主义活动被合理化的借口之一，就是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但是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向东南亚各国输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成了东南亚排华的借口；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向东南亚各国输出文革，同样导致了海外华人的悲惨遭遇。在缅甸，当时的驻缅甸使馆和新华社机关向华侨学生大量发送毛泽东语录和像章，鼓动他们崇拜毛泽东和造反，缅甸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佩戴毛像章，开除华侨学生，关闭华侨学校，进而酿成反华悲剧。柬埔寨的华侨也被要求像中国的红卫兵那样崇拜毛泽东，华侨学校教授毛泽东思想和文革宣传材料，西哈努克政府不得不採取措施反制华人。

当年郑和下西洋，据明史称是“欲耀威异域，示中国富强”、“宣扬中国文教，俾天子声灵旁达於天外”；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陆输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文革，据说是为了“拯救世界上处於水深火热之中的人类的三分之二”。但事实上，却是几百年来漂流在外的中国人一直处在被歧视欺侮的地位。眼下，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收购企业、寻找能源和文化输出，有报道称，中国已经对全世界36个国家和地区输出了80多所孔子学院和小规模的孔子学堂；这些战略对於中国的崛起十分重要，但是这些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但愿能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要“授人以柄”再被其它国家用作反华排华的借口，让海外华人遭受更多的歧视和欺凌。

请不要将海外华人当作国内华人那样进行宣传，海外华人不相信谎言；海外的中文报纸，也请不要摇旗呐喊做传播谎言的“喉舌”。难道还嫌海外华人的内讧不激烈，难道还嫌海外华人吃的苦头受的歧视不够？就算求你们了──

请饶了我们海外华人吧！

 

海落英（墨尔本）

文学评论，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中国文学的评论以“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为证，对西方文学的评论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为证。其实，文学评论的这一现象，也同样适用于对目前风行全球的《断背山》的评论。

一提及《断背山》，人们会不加思索地将其定义为“同性恋”作品，而不知“同性恋”只是作品表面的浅层故事，“同性恋”只是作品中人物深层思想的表现形式，没有人深究过作品通过“同性恋”这一表现形式想要传达什么思想什么主题。

事实上，如果说《断背山》有什么恋的话，也是双性恋，而不是同性恋。作品中两个男主人公杰克和埃尼斯，虽然会隔三差五地上山“偷猎”，享受同性之欢，但是他们同时还有家庭：杰克娶了露琳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埃尼斯和阿尔玛结婚，育有一双女儿。另外，埃尼斯还和“狼耳朵”酒吧的女零工有染，而杰克则与一个牧场主的老婆有一腿。这样一则混乱的性关系故事，怎么会被定性为纯粹的“同性恋”呢！就连小说主人公也不承认他们是“同性恋”──杰克说：“我不是玻璃”，埃尼斯说他也不是。

如果《断背山》是“同性恋”代名词的话，那么李安说“人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就应该是指“人人心中都有同性恋”了。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再说，作品中两个主人公的同性恋情的发生，也是非常偶然的，没有丝毫的事前预谋：埃尼斯睡在帐篷外感到十分寒冷，杰克叫他进帐篷睡觉，“当杰克抓住他的左手移到自己勃起的阴茎上时，他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随后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假设上断背山的不是两个男的，而是两个女的，同样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假设上断背山的是一男一女，那么《断背山》描述的将会是一场轰轰烈烈、充满浪漫情调的异性恋；假设上断背山放牧的只是一个男的或者只是一个女的，可能会发生一场人兽之恋。

不管作何种假设，上断背山肯定都会发生事情；这发生事情的共同性，才是揭示作品主题的钥匙，而不是将作品的主题狭隘地框限在具体发生什么事情上面。不要简单地因为发生了异性恋，就将作品定性为“爱情作品”；因为发生了同性恋，就定性为“同性恋作品”；因为发生了人兽恋，就定性为“动物作品”或者是“超越人类爱情的博爱作品”。

上断背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所发生的事情仅仅是作品及其主人公想要表达其思想的渠道罢了，发生这些事情所表现出的主人公对人对事对世界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才是作品思想和主题所在。

在我看来，《断背山》这部作品想要表达的，是美国青年在特定时代所承受的沉重压抑（包括作为同性恋者的压抑），以及他们面对压抑所作出的极端宣泄。

作品将故事发生的时间放在1963年，这是作者刻意而为的。1963年，美国青年文化处于从“垮掉的一代”向“嬉皮士文化”过渡的阶段，是“垮掉的一代”这一青年文化得到充分发展，而“嬉皮士文化”尚未蓬勃的年代。“垮掉的一代”，首先发端于文学领域，进而影响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美国青年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五十年代美国沉闷的政治空气令许多青年感到窒息和压抑，他们感到彷徨、苦闷和失落。于是，他们对这个社会传统的文化、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进行了彻底的反叛，或为了逃脱污浊的社会环境而四出漫游，寻找自由和归宿，或吸毒群居，以颓唐放纵的生活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抗议。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文学群体，“垮掉的一代”的重要成员几乎都是同性恋者，他们群居、裸露、吸毒和放纵性爱，但是所有这些只是他们对主流传统文化反抗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其反抗的全部内容。

《断背山》中的两个主人公“都是高中没读完就辍学了，前途无望，注定将来得干重活、过穷日子”，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既沉闷又绝望；而断背山上两个人发生的同性恋，则使他们承受的压抑得到了宣泄，成为他们共度的美好时光。他们与“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们一样，逃离各自的家庭，希望过逃遁的生活，试图在社会的边缘重建一个理想的世界，希望通过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的放荡与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找回在现代社会中丢失的原始的情欲和快乐。

这个在社会边缘建立的理想国度，在现实世界中是旧金山的哈特。阿什伯里（Haight Ashbury）、洛杉矶的日落带（Sunset Belt）和纽约的东村（East Village），而在虚拟的文学作品中，那就是“断背山”。

许多人在阐释“人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这句话时，往往将其理解为：人人心中都有“一段难于启齿的隐私”、“难言之隐”、“不光彩的过去”等等负面的东西。其实，“断背山”应该被理解为“理想的国度”、“浪漫而又远离尘世的地方”，那里没有世俗的纷争和压力，只有无忧无虑和随心所欲。主人公杰克说：“我们有的只是一座断背山，全部的寄托都在断背山”。

断背山，是一个梦想，是一个理想。“人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是说：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都有一个梦想。

这个理想，在美国文学作品中是“断背山”，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则为“桃花源”。

《桃花源记》描写的也是在社会边缘的世外桃源，这个“理想国度”的桃花源只是作者表达其思想的渠道，真正要宣泄的是陶渊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断背山》描写了同性恋，但同性恋同样也是作者将作品主题传达给读者的形式而已。

《断背山》讲述的不仅仅是同性恋，它与同性恋有关，也与同性恋无关。

我还记得在高中时代的某个晚上，熄了灯，大家都躺在床上，听宿舍里的一个女孩子讲自己的事。她那段现在看来稚嫩的，令人痛苦的恋情，她认真的背诵了《简·爱》里面的一段：“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么？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谈话；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现在想来，这段话无论与她当时的情况多么不相称、乃至虚张声势，她之后又怎样与生活妥协而放弃挣扎，《简·爱》这本书在这个女孩子经历感情困扰时的意义总是不容抹煞的。

显然这不是一本讲爱情的书，虽然时常被拿来当作爱情教育的启蒙读物使用。讲授《外国文学》的潘一禾先生曾经笑言这是一本女孩必读书，因为它记录了一个女孩的成长，必须学会的选择，和坚强。当然，现下我这个年纪读起来，与十四五岁的人读又是不同的感受。书中最触动我的部分是简爱叙述的幼年：一个敏感，倔强又带有一些独立意识的女孩子，在成熟之前，总会遇到种种难以想象的苦恼和困扰。那种困扰并非如今畅销书写手们捏造出的虚张声势的苦难，而是一种隐隐约约的酸涩，永远也不够美丽的困扰，不屑身边的人，却又为得不到他们的认同而耿耿于怀。

年纪过去，这些隐约的苦涩就被有意无意的遗忘掉。再没有人去回忆，去写一个女孩在成年之前心灵的蜕变。没有人会回忆年少时身边那个仅仅因为美丽而得到一切宠爱的“敌人”，那些自我加冕的虚无缥缈的优越感，那些为得到别人认同所做出的努力和失望，或者是一双不合时宜的高跟鞋。这也是一个女孩的成长必经历程，正如同爱情的洗礼。现在想来，如果那个时候读过这本书，起码可以明白这一点，而不至于那样手足无措而卑微的度过了那段年纪。

至于书里的爱情，不好评论。潘先生曾经说，“有这么一个人，冥冥之中，你听见了他的声音，人海里你看见那双眼睛，你知道你的话只有他能听懂……”说的相当煽情而蛊惑。“以我当时的年纪，对此深信不疑。”如果现在潘先生再开一次这门课，她再讲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定会站起来告诉她，不是这样的，后来，我听见很多声音，看见很多眼睛，发现能听懂我的话的人绝不止一个……

所以，一本书的意义永远在于唤醒一些尘封的过往，对曾经难以面对的困扰的释然，而不是先知性的指导读者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每个人的价值观总有微小的差别，而经历毕竟不能面面俱到，强加的观念一旦变成行为，结果就难以预料。以前常常听说一句话，诸如某本书改变了谁的一生。窃以为，这并不算是一件好事。

 

《烟花三月》是香港知名作家李碧华的新作。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她的《胭脂扣》、《青蛇》、《霸王别姬》等作，演绎香港市井人生，点染艳异色彩，广受欢迎。李碧华文字疏散，笔下不无矫情时刻，但她的惫懒与世故，反而成就一种独特魅力，尤其是在编拟前世今生的鬼魅故事，串演警世阴阳的教训时，她其实已不自觉地继形了宋明民间话本烟粉加灵怪的传统。

李碧华擅于写情爱，却不是一般痴男怨女的情爱。在她的世界里，古为今用，人鬼同途，生生死死，轮回不已。《胭脂扣》、《秦俑》、《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等都是极好的例子。在后现代加如工纪末的风潮里，她宜俗宜雅，既颓废又警醒的姿态，竟然成为香港文化奇观之一。然而到了1997年以后，即使像李碧华这般的想象力，也已露出了疲态。大历史的时刻来了又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但“五十年不变”的倒计时已经开始——另外一种大限已然悄悄弥漫开了。香港的“大邂逅”与“大奇迹”还可能吗？如果有，在哪里？

李碧华的答案是她的新作《烟花三月》。这个动听的书名不再标示一本小说，而是一本“报导文学”。隐隐约约，李碧华似乎也配合了“时代需要”，摆下了虚伪游戏，来点有血有肉的真材实料了。这本书记述李碧华厕身（中日战争时期）华籍慰安妇控诉日本暴行及兴讼求偿的行动了，一段奇遇，故事的主角是湖北籍的袁竹林及四川人廖奎。抗战期间，出身贫寒的袁竹林被诱拐，逼迫成慰安妇，当时的袁年仅十八岁，却已两嫁，还有一个女儿。她在慰安所里饱受蹂躏，且因被迫堕胎，永远不能生育。与此同时，她的独生女也夭折了。但抗战胜利才是袁煎熬的开始。她的“淫行劣迹”不能见容于自己的同胞，羞辱成了她的生存条件。1947年，袁竹林与国民党警察廖奎偶然相遇，产生情愫，两人排除万难，于次年成婚。大陆易色，廖奎苟且偷安，却因为一件极小冤难在1953年被发配北大荒劳改。袁与她的养女三年后北上团圆。然而北地物力维限，夫妻生活无以为继，1961年大跃进末期，袁被迫与廖离婚南返，自谋生路，从此音讯全无。

三十八年后，香港女作家李碧华从袁竹林处听到这段遭遇而深深感动了。袁年纪已大，毕生只有最后一个愿望：找到廖奎，一诉离情。这样的离乱故事，在现代中国史中已经成为常态，毋宁可叹！我们的女作家一向擅以冷笔侧写人间情事的无常与无偿，这回却动了恻隐之心，要为袁竹林圆梦。慰安妇向日本讨公道牵涉跨国法律与政治，总是事倍功半，但慰安妇回首前尘往事，另有一种恩义，有待补偿。出入这两种历史任务间，李碧华的胜算多大？

我以为在这一关口，李碧华为“香港情与爱”又作了一番定义。李此前的小说多半在前世今生中打转，并由此思考香港作为“交易”前世今生的转口点。《烟花三月》里，那虚无缥渺的人鬼情突然落实到现代中国史的血泪中；而莽莽大陆，陡然提供了一个新的言情述爱的空间。骨子里李碧华其实讲的还是她专长的一套。她要探究两个被历史作贱，时间遗忘的男女，是否能在迥然不同的时空环境里重续前缘。然而细读《烟花三月》，我们理解“回归”后的李碧华，“再世为人”不是显现不同的面貌。她现在写的是“报导文学”。叙述中虽不乏被报导的对象，报导者李碧华的无所不在，才更耐人寻味。她不只写袁竹林与廖奎的乱世之恋，她其实也写了自己对这样乱世之恋的爱恋。行有余力，更要付诸实践。

1997前后，香港文化界开始谈论“北进想象”。但少有像李碧华这样将“北进想象”的实相与虚相发挥的如此淋漓尽致。《烟花三月》描写报导者李碧华如何一步步了解袁竹林与廖奎的生平故事，如何运用自己的关系，展开跨国追踪。“廖奎，你在哪里？”不再只是袁竹林的深情勘问，也成为李碧华的欲望归宿。更惊人的，当香港传媒，从《明报月刊》到《天地》图书再到《壹周刊》都加入寻人行动，引来众多回响，袁与廖的不了情俨然要成为香港人的不了情了。

我们也注意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及《无爱纪》里，各介绍了一位大陆女子，沈英洁及王绛绿，作为爱欲辨证的托喻，沈来自大陆来港，胼手胝足，但求安身立命。王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演绎了一场性禁区内不可能的爱欲冒险。到了《烟花三月》，慰安妇袁竹林现身说法，回诉自己经历非人遭遇，却也展现她惊人的爱欲勇气。周蕾所谓的“始原激情”用在这三位女性角色上，都能引生更多辨论。回归后的香港作家，要如何调整他们的感情倾向？中国是那诱惑的极致，也是创伤肇始的所在。她以女性身份，激发爱的想象与禁忌。疲惫的，历尽虚情假意的香港俨然属由后代的虚无追本溯原了；一下子地老天荒、生离死别的俗调，突然又多了层新的含意。但是且慢，这样的大陆也许曾经有过，却早已失传了吧。它的“意义”反要由香港制造，逆向输出。

前此我以陈冠中的《什么都没有发生》与黄碧云的《无爱纪》为例，描述香港情与爱想象幅度的两极。前者精刮算计，以不愿及不能爱来摒挡一切随爱而来的牵扯；后者则大事铺张无所顾忌的爱与恨，往往以玉石俱焚为出路。在我的解读中，这两种姿态每有自我颠覆之处。《什么都没有发生》留下挥之不去的爱的遗迹，作为“没有发生的反证，而《无爱记》在遍阅种种爱欲的逾越与冒险后，归结为无爱——并无言——以对。李碧华的作法又与两者不同。她身处回归后的香港，不再坐以待（祖国的？）爱，反则要”送爱心到大陆“，一方面，好重演《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香港经理人的本业，”二手“打造传播别人的爱的故事——这是服务业的本色；另一方面，她也呼应黄碧云式的哲学，深自为爱欲劫毁的宿命所牵引。事实上，她比写任何一说都入戏。《烟花三月》这部”报导文学“如果没有了李碧华的角色，不过只是又一本大时代悲欢离合的插曲。有了她，一场不可思议的”恋人絮语“于焉展开。

《烟花三月》里李碧华自述寻人一筹莫展之际，在人代卜一卦，卦像是“火泽睽”，显示袁廖二人好事多磨，天各一方，“‘不言而喻’的巧合，竟要数千年前《易经》六十四卦中的一支，透露出来？”一切莫非姻缘。前定李碧华不禁毛骨悚然。问题是，李碧华也注定要在这再世情缘中扮演她宿命的角色吗？故事，不，报导，由此急转下去。廖奎下落竟然查出，原来他早已离开东北，随再娶妻子姜春兰一家人移居山东淄博。而淄博的一个区淄川正是《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故乡！冥冥之中是注定了的。报导中的李碧华于束装北上，先到武昌与袁竹林母女会合，再转赴淄博——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李安排的摄影记者。袁廖重逢的高潮凄苦感人，不必细表。我所有兴趣的李碧华自始自终长相左右。是她化不可能为可能，也是她记录观察，批注这一场重逢的涕笑与无夸。李注意廖奎夹在袁竹林与姜春兰间的微妙尴尬。“世上所有爱情悲剧，都只因为”一公两母“。她忘了在第三者外还有个第四者——她自己。她是局外人，可却无所不同志。凭爻卦的指引，她来到了《聊斋》的故乡。她也是来偿愿的！”如果一个传奇，可自《易经》开始，以《聊斋》作结，就很圆满。“这个传奇的女主角不是别人，正是李碧华，或她不是人，而是鬼；她是爱，而没有身份。

在《烟花三月》的后记，李碧华如是写道：我的第一个小说唤《胭脂扣》。是女鬼如花五十年后上阳间寻找她最心爱的十二少的故事。——回头一看，有很多虚构的情节，竟与今天寻人过程有诡异的巧合。《烟花三月》便是血淋淋的《胭脂扣》。它成书了，也流传开去，冥冥中是滞一些亡魂在“借用”寄意呢？

的确，人世与鬼域，报导与虚构，相衍相生，成就了李碧华式的文学创造观，而她更进一步说明，促成她创作动力的，端在“钟情”。“钟情”是一种没有原因也无法解释的强烈感觉。但欲断难断，似聚似散，人却作不了主。“女作家李碧华与前慰安妇袁竹林互为灵媒，牵引对方进入名唤爱的畸域，不能自主。这一”钟情“说，其实远比前述拉岗式”爱的礼物“说，更有说服力。

然而作为写作者，李碧华的钟情不乏自恋的焦虑？她的“爱的礼物”真是运行无爱吗？再引用罗兰？巴特的观念：“每当恋人看到、感到或知道情侣因这个或那个外在于恋爱关系的原因而感到不幸或受到威胁时，一种强烈的同情感便会油然而生。”但巴特话锋一转，提醒我们当对方深为自己的不幸而痛苦时，恋人可能发现这痛苦不但与已无关，甚至“把我给一笔勾销了”。由是产生恋人暧昧的位置：“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在爱苦难，真是桩可怕的事；但同时，我又漠然视之，毫不动情。我的认同是不完全的；我是一个母性，但又是一个不够格的母性。”

李碧华那里只“借用”袁竹林的矿事写书她创作的历程；她更（冥冥中？）“借用”了袁的故事写出了一个香港作家与她的中国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缘。“那么容易爱，就是伤害”，黄碧云写着：“永远不要爱上自己的项目”，陈冠中写着。而李碧华回归后走上了千疮百孔的中国土地，叙说着她“不完全”的爱的故事。回到本文开始的讨论，李碧华归根究底是“自作多情”的。她可能是自以为是的，表演性的自作多情，但更可能是自力更生的，生产性的自“作”多情。两者都不脱自恋的基础，但什么样的恋爱不以怜惜自己开始？是在这一辨证中，香港的主体性才有了奇妙的安置。

而套用李碧华的叙事方法，香港的情与爱可能找回它的前世？我想到的不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那个故事结束在上海。我想到的是陈残云的《小团圆》。在陈的小说里，国民党士兵黑骨球在抗战初期被拉夫参军。八年间转战四方，侥幸不死。战后回乡才发现母死妻离，一无所有。1946年，漫步九龙街头的黑骨球孑然一身，四顾苍茫。突然他在街上巧遇昔日同村旧识老妇，并且惊喜交加地得知他的妻子不但活着，还来到了香港！黑骨球终于与妻子团圆，却发觉她神色诡异，似有难言之隐。果然，飘流到港的妻子因为生活所迫，已经下海为娼。

《小团圆》写于1946年。据此，故事中人物重逢比《烟花三月》中廖奎、袁竹林初在开昌见面还早了一年。但两作所要讲的乱世情缘，却如出一辙，所不同者，《烟花三月》跨越半个世纪，为廖袁往事，画下凄清句点，《小团圆》中的黑骨球与妻子百感交集下，接受命运现实；黑骨球逃离军队，决心与妻子留在香港，赌赌运气。他们不回大陆去了，一念之间的决定，是否改变他们后半生的命运？“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性的大相遇。”王安忆的话再度回到耳边。

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的回忆录《剥洋葱》出版仅一个多月，已至少卖出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版权，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韩国、日本以及中国。

格拉斯的出版商施泰德尔出版社在刚刚结束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宣布，《剥洋葱》德文版的销售数量已经突破了20万册。由于在此书中令人震惊地自述曾在青年时代为纳粹党卫队效力，格拉斯一度成为知识界的众矢之的。

格拉斯在书中坦白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纳粹党卫军中服役。这份惊人的坦白马上让格拉斯饱受抨击。格拉斯在一份电视录音上回应道：“无论是谁，想通过审判的终将通过审判。”格拉斯承认在党卫军服役后表示，“那段往事一直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我沉默那么多年的原因是我写这本书的理由之一。这必须最终公开。”

此前人们只知道，格拉斯于1945年5月负伤后被美军俘虏。后来，格拉斯成为一名作家，并于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铁皮鼓》、《猫与鼠》和《狗年月》被称为“但泽三部曲”。但泽是格拉斯的出生地，战后划归波兰，即现在的格但斯克。

对“８０后”的年轻写手，从三四年前他们热热闹闹地出现到今天，一直面临着各种评价。昨天，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在“８０后”写手蒋峰新书《淡蓝时光》的发布会上又出惊人之语，他预言明年“８０后”这群青年写手将不再以群体出现。

现状：“８０后”需要净化

昨天，蒋峰新书《淡蓝时光》新闻发布会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举行。

生于１９８３年的蒋峰表示不喜欢“８０后”这个词语，但他不回避自己是“８０后”，并认为目前“８０后”最需要的是净化，“‘８０后’有很多问题，比如抄袭，但还有一些更让人不舒服的。”他说，郭敬明抄袭案出来后，一些人借此提出退出“８０后”，但有的人连５０００字都没发表过。

文学评论家白烨认为，“８０后”发展最主要的障碍是他们与文坛主流力量没有形成互动。“‘８０后’不关注主流文坛，不与他们主动接近；而主流文坛认为这些青年写手还是孩子，不值得关注。”他指出，“我们要在变化中认识并关注‘８０后’，并推动主流文坛与青年写手之间的互动。”

预言：“８０后”将成历史概念

白烨表示，“８０后”是一个有问题的概括语，但“在三四年前突然涌现出大量青春写手时，确实没办法找到比这个词语更适合概括这个流派的。”

他认为，“眼下的‘８０后’更像一个江湖，而且会成为一个历史概念，我想到了明年‘８０后’将不再作为群体出现了。”

白烨说，这种变化与两方面有关：一是“８０后”本身在不断成长分化，有的人考上了研究生，有的人大学毕业了可能就不再从事写作。另一方面，“８０后”的读者也在成长，“很多孩子看‘８０后’的作品是为了消遣为了宣泄，他们长大后，未必再喜欢这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