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读新华社内参《陈良宇言论选编》有感

中共整肃陈良宇的事态，并没有完全按照预先的计划发展，对胡锦涛“反腐肃贪”的叫好声，只持续了几天，继之而起的是对无章无法的“党内斗争”的批评。最近，坊间流传着一份《新华社内参：陈良宇言论选编》，它揭露了中共党内的问题，又表现了陈良宇的性格。因此《选编》迅速吸引了海内外的读者，于是陈良宇的问题，究竟是“经济问题”“生活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也就浮上了台面。

《内参》再兴“东厂风”

历来，“新华社记者”有权参加各级地方党委的重要会议，他们写的“内参”足以中断人的“政治生命”。在毛泽东时代，各级高层会议上，只要有新华社记者在场，便是清风雅静，或者假话连篇……中国能走到“崩溃的边缘”，无疑也有《新华社内参》的卓越贡献。

从《陈良宇言论选编》，可以看到中共“高干政治生活”的新发展，他的周围或下属中可能就有“新华社记者”，于是私下谈话也被录音。这种假“稳定压倒一切”再兴的“东厂风”，无疑会导致假话风的再起，从而把腐败的中共加速送到万劫不复之地。

陈良宇的言论的焦点是反对胡锦涛，他认为胡锦涛头戴钢盔镇压拉萨喇嘛，和对自己泰州养母的刻薄、都不足以证明他会是一个稳重博爱的领袖。事实上，我们也不妨想象一个戴钢盔办公、戴钢盔睡觉的中南海领袖。当然，我们或许还联想到另一个头戴钢盔的历史人物，那就是“法西斯主义”的祖师墨索里尼。

言论显示陈良宇比胡锦涛正确我希望陈良宇是在批评专制主义，但他可能是在嘲讽戴钢盔的专制主义者的心理素质。斯大林、毛泽东、希特勒不戴钢盔，不是也照样可以实行法西斯统治吗？他陈良宇不是也把一个手无寸铁的律师关进大牢？因此，陈良宇可能是在声称，他是一个更勇敢的专制主义的卫道士，如果共产政权死了，他或许愿意去当一个“兵马俑”。

陈良宇反对胡锦涛的许多言论，如“共产党不需要总是担心自己是不是会垮掉”“『和平崛起』是做的不是说的，说一次就嫌多余了，多说了就是吹牛。”“太多地强调稳定就让人想到实际上不稳定，太多地强调了和谐社会说明了实际上社会不和谐”，都很正确，不需要许多智慧，因为它们早就是民间的笑料。然而，陈良宇说得很必要，最近“和平崛起”的陈词滥调的确有所收敛了。

陈良宇有些言论是非常错误的，如：“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现在好像不怎么讲了，为什么不讲了？发展不是硬道理了吗？那么谁来告诉我还有什么是道理？”又如：“我们不能把宏观调控和平衡发展当作平均主义的代名词，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的经济建设历史经验早就证明了平均主义的思想只能扼杀发展。”

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但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伟人，他把中国从经济停滞的陷阱中引出来，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当前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消耗了世界百分之四十钢铁、水泥、煤炭，产值却不及世界的十分之一。因此，“宏观调控”是必要的，只有把速度和消耗降下来，把质量和产值升上去，人民的生活才会从更高的层次上得到改善。说实行“宏观调控”，就是要回到经济停滞陷阱中去，那是偷换了概念。

陈良宇认识到：“政府的权力是腐败的根源，加强政府权力只能加强贪污腐败，减少政府权力，不该管不必管的事情，让市场竞争机制去自然平衡，人们不求通过权力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时候，贪污腐败也就失去了温床，就可以控制了。用更多更大的权力来整治贪污腐败，结果会造成更多更大的腐败。”

但是，陈良宇的思想深度是非常局限的，他说的减少政府权力，增强市场机制，“贪污腐败也就失去了温床，就可以控制了，”也并非完全荒谬，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北洋政府的权力功能远低于共产党大政府，而且有百分之百的市场机制，那时的贪污腐败的确远不如今天的共产党。但照他的意思，只有消灭政府权力，才能灭绝“腐败的根源”，只有“无政府”，才能“无贪污”，如果做不到的话，就只能是“有政府，必有贪污”了。

突显胡锦涛与邓江不是一条心

反复强调自己是“共产党人”的陈良宇，反对“用更多更大的权力来整治贪污腐败”，他认为市场化就能消灭贪污，而只字不提人类的“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的普适经验。按照他的“共产党人”逻辑，只有等待全部社会资源被共产党徒们侵吞完毕，全部进入盗贼们的市场，贪污才能结束。从《选编》中，也可以看出陈良宇对海外媒体批判“上海帮”的耿耿于怀，他甚至用斯大林主义者惯用的“反苏反共”的罪名翻版–“反华反共”，来恐吓党内政敌和海外舆论。我们可以看出，陈良宇是一个敢说话的人，也是一个敢于思想的人，但他的思想太落伍，他无法从反对自己的言论中，获取自知之明了。

陈良宇政治生命的结束，意味着“上海帮”的死亡。这是胡锦涛、曾庆红连手的胜利，更是一个没有政治理念的庸人帮派的自然结局。贾庆林、黄菊这样的“政治负资产”，也必将在下届中共聚会上淘汰出局。然而，陈良宇的“错误”也只是“不和中央保持一致”而已，而他自己则可以宣称“我和已故的邓小平同志、健在的江泽民同志一条心”。因此，这场斗争在政治上将没有输赢，除非发现他贪污了大笔美金。

这就是新华社内参《陈良宇言论选编》所告诉我们的党内斗争的信息。

二○○六年十月七日

首发动向

中国大陆地区地大物博，成千上万的人口，甚至有上亿之众，都会碰到这么一个难题：为什么在中国的新华书店里买不到一本《圣经》？

中国有2300多个县，全国至少有上万家新华书店，但顾客们都会碰到这样一个尴尬无奈：这里绝对买不到《圣经》。

除了新华书店这个“国营老大”之外，再找找全国其他性质的书店，比如民营书店，集体书店，甚至个体书店，全国估计有几十万家，还有一些超市、便利店里的书店，书店连锁店等等，都无一家是可以买到《圣经》的书店。

难道《圣经》是稀缺书籍吗？不是的，因为《圣经》太大众化了，其文字有数千年的历史，也不需要保护版权。

难道是这些书店被禁止流通宗教信仰的书籍吗？不是的，在上述书店，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买到道教经典《道藏》、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以及佛教的经典就更多了，诸如《金刚经》等，几乎随处可见。像《道德经》中华经典，由于没有版权，几乎每个出版社都可以无偿出版。据李柏光博士介绍，在监狱里，信仰基督徒的犯人们，其聚会读经祷告的宪法权利，往往被剥夺。而在某些“感化场所”针对信仰法轮功的犯人，是坚决不能阅读被官方斥为“邪教”的《法轮功》书籍，但可以在监狱里读到佛教的《金刚经》，这又是为什么？

在浩如烟海的众多宗教信仰书籍之中，独独没有被称为世界惟一的文明之光的《圣经》可以公开在书店销售。虽然全世界没有一个文明国家以官方命令公开禁止书店经销《圣经》，但中国实际上就是禁止《圣经》以图书的方式公开出版，更不允许个人私自印刷《圣经》免费赠送。

为什么中国政府那么惧怕《圣经》的流通呢？是不是他们心中有撒旦呢？

《圣经》在中国，只是享受的是内部资料的待遇。中国有370多家由政府特别允许可以出版图书的出版社，却没有一个出版社公开出版过《圣经》，只有部分出版社出版过《圣经故事》或《圣经》解读研究文本，以及《圣经》的部分篇章翻译，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过美国冯象翻译的《圣经之创世纪》，也是以研究的方式出版的；再如北京民主党派的出版社——群言出版社公开出版过王汉川博士翻译的《圣经旧约之创世纪、出埃及记》，《新约之约翰辅音》等生命树系列，也是以鉴赏的方式出版，该书籍的前半部为研究，后半部为附录经文。这些图书，总不能称为《圣经》全书。《圣经》全书66卷，目前没有一家出版社公开出版——包括专门出版宗教类书籍的国家宗教局主办的宗教文化出版社，也没有公开出版《圣经》全书。

那么，目前在大陆流通的大量《圣经》又是怎么一种书呢？

我们看到，这些《圣经》就是内部资料性质，因为其没有13位数字的国际出版书号及图书条形码，甚至也没有图书必须要有的图书再版编目数据（CIP），不能进入以条形码销售为要求的书店、超市销售，没有出版社的名字，所以说这些《圣经》不能称为图书。

这些只准许在基督教堂内流通的《圣经》（教内发行），是由中国基督教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按照中国国务院的“出版条例”，该协会并没有图书出版权）。这些《圣经》都是由专门印刷圣经和赞美诗等基督教经典的江苏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的，据官方的数字，自1987年至1998年，共印发1700多万册《圣经》（中文和合本），都是免税的。这个公司的印刷设备、圣经版权和纸张，都是由美国的联合圣经公会捐赠的，成立公司也是双方合作的，所以几乎每出版一部《圣经》都会注明这么一行字：本书的印刷，自1987年起，承蒙联合圣经公会捐赠纸张并提供版权，特此鸣谢。

1987年至今，将近二十年历史了，中国得到《圣经》的基督徒有福了，不能忘记近二十年来美国联合圣经公会的捐赠和更多的传福音的基督主内弟兄姊妹的无私奉献。

由于《圣经》不能称为中国正式出版的图书，所以只能由主管出版的省级新闻出版管理局“准印”——中国印刷《圣经》的主要省份是江苏省。我在最新印刷的《圣经》上看到，准印号为“苏出准印JSE-0001374号（2006年印刷）”，即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准许印刷的，至于印刷多少，他们没有写印数——估计每年都是一个惊人数字，现在大陆需求《圣经》量非常大。尤为明显的是，自2006年起，该版权页上明确规定“本书仅限于在中国境内发行”。而在2005年印刷的《圣经》上并没有注明这一限制性规定，如2005年版《圣经》准印号是“苏出准印JSE-0001169号（2005年印刷）”、“苏出准印JSE-0001170号（2005年印刷）”。难道这是警告说，2006年新印刷的《圣经》就不能被带到中国大陆（境内）之外吗？

《圣经》在中国未能享受到正常的图书待遇，而且只能在中国境内的教内发行，所以说这部《圣经》太宝贵了，太让人爱不释手了，首先《圣经》价格低廉，按照美国联合圣经公会与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合作，该部圣经的定价不超过1美元，即不超过8元人民币，2005年印刷的64开《圣经》为7.5元人民币，64开新约圣经红字版（附诗篇、箴言）为4.5元，32开《圣经》为10元人民币，中英文对照版为28元人民币。对比一下，香港出版的任何一本《圣经》都比大陆定价高，有200元一部的。不过，香港和美国，都有富翁奉献，大量购买、印刷《圣经》无偿捐赠在宾馆、饭店、学校、福利院等，任由客人随意带走——传福音。其次，这本圣经印刷质量非常高，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任何一本《现代汉语辞典》、《新华字典》、《辞海》的印刷质量和纸张，都无法与之媲美。第三，就是教徒们遗憾这么一本最宝贵的经典，却不能进入中国购书量最大的新华书店销售，还有那些希望阅读这部经典的非基督徒读者，他们甚至不知道在一个大城市内哪里可以买到《圣经》，我本人就在很多书店听到有顾客问有没有《圣经》，却得到的都是否定的回答。令人遗憾。

《圣经》只能在教堂内，恐怕是共产党早期的闭关自守政策，也是“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革命思维作怪。没想到，现在时代不同了，政府要构建和谐社会，怎么能够少了上亿基督徒的参与呢？如果不让《圣经》这部全世界的文明之光在中国大地普照，又如何体现和谐社会呢？

目前，我们中国大陆使用的《圣经》还是1919年前后翻译出版的《和合本圣经》，也是中国最早的普及白话文的翻译作品、杰出范例。现在，中国大陆却没有一本现代权威中文版的《圣经》被翻译出来，难道是大陆没有人才和经济实力吗？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在中国大陆，不但有信仰基督教的，还有研究、翻译《圣经》的专家，中国的学者完全有能力组织教徒自身的力量翻译这部宝贵的《圣经》，比如上海就有国际组织亚洲圣经协会的翻译人员已经推出了标准中文版本的《圣经》，葡萄藤东方文化研究会的希伯来文学者林涌强先生已经翻译出《圣经》四福音篇，北京的王汉川博士也推出了自己组织力量翻译的《圣经》若干篇（生命数书系，群言出版社），香港有《圣经》普通话版本也值得参考，这些都是好的方向，一旦中国开放对《圣经》的出版、印刷、发行、零售的限制，那么，更好的《圣经》版本将在中国大陆更多地出现和出版，更多地成为人人皆知的福音。毫不夸张的话，至少神州大地这一上帝惟一真神的领地，一年发行5000万册，甚至人手二册，上亿册的发行量，也都是很正常的。

《圣经》全书浓缩成一个字就是“爱”，也就是“光”，即生命之光，智慧之光，永恒之光，真理和自由之光。其中，被称为“生命之光”的《圣经新约之约翰福音》，第1章5节有段话分别有以下几种中文翻译，如1920年和合本是这样的：（上帝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2005年亚洲圣经协会的版本是：这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没有胜过（领会）这光；北京王汉川博士的2005年版本是：光照耀在黑暗中，黑暗却没有认识光；而杭州的东方文化研究学者林涌强先生的最新翻译，可以做到与《圣经》最初的希伯来原文与汉语“一个字对一个字的翻译，不多一字，也不少一字”，应对了《圣经之启示录》所宣扬的“不能加添什么，也不能删去什么”，他的翻译非常简单：这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没有领会光。

现在的中国，《圣经》之所以不能进入大大小小的书店，正是因为我们正处在“这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没有领会光”的时刻，我们每个基督徒要期待重生，进入属灵的新天新地，就需要信、望、爱，进入大爱。

林涌强先生说：“当福音传遍，太阳升起来了，那黑暗还会在哪里呢？”

是的，我们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而走向重生。重生的意思是指：1、新生命开始了；2、由祈祷孕育；3、结出圣灵果实。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其实就是“创始是道，道的性质是与神同在的”，道就是神，就是上帝，当“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这光是永远的，包括看得见的光，看不见的光，能使愚人通达”，于是就“深渊与深渊呼应”，有如卵子受精，人的新生开始了！所以，读《圣经》神的话语，会使得有福的人因“豁然开悟”而“新生初始”，受到上帝的拣选，正如保罗所说，“义人因信得生。”

中华民族，走了两千多年“大同”向往的坎坷苦难路途，直到今天以基督徒为代表的“千僖年”向往，才真正是一直在向往着人人向善，圣人辈出的新时代。林涌强先生说，中国自孔夫子起的2500年左右历史都不能免于悲剧的循环，那么究其原因，就只能用“恶”字来一言以蔽之了。因为人心都归往“亚”（“亚”字处于“心”之上，就成了“恶”字）一类的次重要方向了，以至于中华民族“路漫漫兮”，世世代代都终生求生，努力却全然归于死地。如今我们的出路，也只能用中文所传达的“道”来一言以蔽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直奔那首要的目标，以至于“神州”中国起死回生，进入荣耀的光，得享完全的救恩。

如今，我们中国所有向善的、有罪的、悔改的、苦痛和受难的、贫困的、有权柄的，都是需要《圣经》这一文明之光，这一生命之光，这一真理之光，因为《圣经》的话语已经使我们明白了只有神一位是至善，惟一自有、永有的真神，惟有靠着他的救恩，我们才能够以短暂的人生来实现永生，成为“圣人”。因此，何以“人人向善，圣人辈出”？惟有道，上帝的道，就是直奔首要的目标，也就是首先来掌握、领会《圣经》神话语的本意。

当然，我们这个世代，也需要一部更好的与原文一字不差对应翻译的中文权威版本《圣经》，希望不久能够在中国神奇般公开出版，人人得以享受神的话语。

我们知道，这圣经就好比食谱和药方，是指导人类怎么“食用”的，而不是让人像欣赏小说或文学作品那样，看着、或听着来满足趣味的。这部经典的“道”没有像小说那样的语言色彩，倒有食谱和药方一般的语言平淡，因为“道”，得着的永远不渴，就像一棵树长在溪水边；这道，就是通过看着、或听着，从而让人们可以耳濡目染地渐渐明白：怎么享用所说的内容。毫无疑问，《圣经》里的每一句话都包裹了永远的大爱。请注意，在此所说的是每一句话。这样的大爱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人恍然而悟，使人产生共鸣，从而渴慕和领受大爱的引导，于是，人就因此“重生”，就永远在光在荣耀中，就不再有黑暗。

《圣经》里，每句话的主题都是永生之“光”，每句话的宗旨都是让人领会这“光”，并且行在“光”里，从而得享永生，永远的生命。

“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是的，中华民族和地球上任何一个神的儿女一样，我们寻求福祉的答案只能是归在这焦点之“光”里，愿《圣经》在中国可以公开以图书的形式出版、印刷、发行，愿《圣经》能够在中国每一个家庭里都可以荣耀上帝的儿女，让每一位上帝的儿女同得“道路、真理、生命”，得到那荣耀神的光，不再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黑暗！

国际笔会祝贺奥罕·帕慕克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国际笔会会长叶尔利·格鲁沙在今天说：“我们祝贺奥罕·帕慕克，因为他是一位结合了出色写作与勇气及人文智慧的作家。对笔会而言，他代表了一种全球视野的开放，朝向创立一个多创性的和平世界。”
 
国际笔会秘书长乔安妮•利多姆-阿克曼女士欢迎奖讯说：“奥罕·帕慕克丰富而有条理的叙事，架起了连接不同世界的桥梁，打开了通向体现文明处于十字路口的文学、历史和语言之门。”
 
国际笔会欣喜这位重要作家的作品以此种方式得到褒扬。奥罕·帕慕克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作家，也是一位倡导言论自由的大师。
 
奥罕·帕慕克本人去年曾被控侮辱“土耳其国格”，在土耳其刑法第301条追究下受审。国际笔会希望他的获奖将凸显这个事实，许多作家和记者仅仅因为表达了他们的观点，正在土耳其遭受审判。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卡琳·克拉克博士指出：“奥罕·帕慕克写作有关少数民族特性及经历的问题。对于太多的土耳其作家来说，这会把他们带上法庭，并且有时还会带进牢房。我们因此特别高兴，一位有如此品格和勇气的作家获得了这一荣誉。”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和国际笔会联系：
伦敦办公室: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UK
Tel: + 44 (0) 20 7405 0338 Fax: + 44 (0) 20 7405 0339 
e-mail: [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翻译与语言权利委员会根据英文原本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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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瑞典文学院新闻公报（2006年10月12日）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
“他在探索其故城的忧郁灵魂中发现了文化冲突与交织的新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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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PEN congratulates Orhan Pamuk on being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12 October 2006
 
International PEN congratulates Orhan Pamuk on being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Jirí Grušá,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PEN said today, ‘we congratulate Orhan Pamuk as an author who combines great writing with courage and humanistic wisdom. To PEN, he represents an opening of global perspectives towards the creation of a peaceful world of creative differences.’
 
International Secretary, Joanne Leedom-Ackerman welcomed the announcement saying ‘Orhan Pamuk’s rich and textured storytelling bridges worlds and opens doors to literature, history and language that shows civilisation at its crossroads.’
 
International PEN is delighted that the work of this important author is being celebrated in this way.  Orhan Pamuk is a writer of extraordinary merit and he is also a great advocate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ternational PEN hopes that this award to Orhan Pamuk, who was himself on trial last year under Article 301 of the Turkish Penal Code for insulting ‘Turkishness,’ will serve to highlight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writers and journalists in Turkey who are on trial solely for expressing their opinions.
 
‘Orhan Pamuk writes on issues that relate to identity and the experience of minorities. For too many writers in Turkey, this can lead them into the courtroom and in some cases, prison.  We are especially pleased that a writer of such quality and courage has received this honour,’ commented Dr Karin Clark, Chair of the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For further details contact International PEN
London Office: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UK
Tel: + 44 (0) 20 7405 0338 Fax: + 44 (0) 20 7405 0339 
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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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wedish Academy
Press Release
12 October 2006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06
Orhan Pamuk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for 2006 is awarded to the Turkish writer Orhan Pamuk
“who in the quest for the melancholic soul of his native city has discovered new symbols for the clash and interlacing of cultures”.

细密画——吸取了从波斯地区传来的灵感滋养，在伊斯坦布尔绽放盛开的绘画艺术。

这是我辗转听到的关于《我的名字叫红》的片段介绍。所以一开始，我觉得它会是那种波澜不惊的小说，就像黄仁宇的《汴京残梦》。一个温吞水一样的故事，故事里的每个人都会充当不厌其烦的解说员，向我们描绘遥远年代画师们的生活情境、工艺细节，以及微妙的艺术风格，给现代读者提供浮想联翩的材料，制造一条条连结我们与古人脑中所思所想之事的线索，令人体悟到一层又一层的历史。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部厚达600页的小说，以一个简单故事为线索，竟然生出波澜壮阔。

一个细密画家被同伴杀死在城郊。一个远行多年的男子回到伊斯坦布尔，拜访他的姨父、他所爱的女人的父亲、被杀画家的雇主。一个用法兰克风格绘画来描绘奥斯曼帝国的秘密项目，涉及这位姨父、四名杰出细密画家，其中包含了死者和凶手。一个大师，经历了徒弟们的背叛。一个说书人，模仿画中的狗、树、撒旦，在咖啡馆里调侃讥讽。

从一具尸体开场，以一桩凶杀案的水落石出结束，中间铺排着发生在十六世纪奥斯曼帝国的阴谋与凶杀，以及缠绵悱恻的爱情。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杰出的悬疑小说，语言绚丽，结构精巧。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海峡与船只、寺庙与广场、无人的小巷、热烈的阳光，四百年前的伊斯坦布尔在帕慕克的笔下一时奔涌出来，历历如新。

假如它就是一部《达芬奇密码》式的历史悬疑。也许你已经迫不及待地找出主角，沿着他的目光去经历故事，评判配角，抓出凶手，破解谜团。但是，真正开始阅读后，我想你的疑惑一定与我相同：谁才是主角呢？

翻翻目录就会发现，在这本书里，所有有幸占据一个章节的角色都在像主角一样发言。

我是一个死人，我死在枯井里——我是一个流浪者，我回到故乡，听说了谋杀事件——我是那个凶手，我将同伴扔下地域，我将如何习惯这新的身份，在一如往昔的生活里——我是一棵树，我立在那里，看凶手如何惴惴不安，世人怎样忘记一切……

这里似乎没有主角。但每一个标题跟其他标题紧紧关联，每一个标题都意味着视点人物的替换，小说在一个个头脑之间传递着前进。这种仿佛繁复舞步的结构反而比固定在一个人物身上的视角更为吸引人，许多扇窗口一起打开任人观看并没有让悬念变得更少。

我是一棵树：我不想成为一棵树的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

我是一枚金币：我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是无情的；我是盲目的；甚至连我自己都爱上了钱；很遗憾，这个世界是建立在我之上的；我可以买所有的一切；我是肮脏的、低俗的、下贱的。

我是一匹马：我曾经穿越平原、参与战争、载着忧伤的皇室公主们出嫁；我不知疲倦地奔跑过一张张书页，从故事到历史，从历史到传说，从这本书到那本书。

书中人物的面貌，几乎全都是由这样的言辞和内心的自白构成。你可能读完了都还记不得第一个出场的人物留不留胡须。而这些言辞与思想，带着阿拉伯人、奥斯曼人的特有调调，借助比喻和一千零一夜式的故事，变得五彩斑斓，丰富无比，质感与细节洋溢在每一个字上。

现在你可能已经猜疑本书的主角并非人物，而是理念，它躲藏在章节之间，借助他人之口发言。这个人代表着古老的细密画的精神，而那个人代表外来的法兰克传统，如此云云。似乎整个故事乃是不同的理念争斗的投影。

但是没有这么容易。书中人物会一次次重复出场，一次又一次地参与小说的故事，每一次参与，都可能令你发觉自己上一次对他的理解是残缺的，或者离题的。仿佛在半透明的画页上一次又一次覆盖上新的内容，最终谁也没办法在这层叠的画面中指出一个简明的构图布局，相反，偷懒的读者总是被带领着奔向不同的方向：

你可能把它看成一个奥斯曼女人在穿插叙述着她对年轻时代的记忆。

你可能把它看成关于画坊里一同长大的画师们在经历背叛、猜疑、死亡之后回想生平的故事。

你也可能把它看成一千零一夜那样的故事集，通过书中人物之口，你看到“细密画”及“细密画大师”经历过诸王、帝国、入侵与叛乱诸多离合后的前世今生。

那么，是否存在一个关键性的理念呢？它贯穿在整部小说的始终，贯穿在那些纷繁复杂的理念背后，借着理念的斗争彰显自己的存在。一旦我们抓住它，就能够将所有的理念，所有的故事做完美的分类，放置在合适的位置，让这些七嘴八舌的讲话人闭嘴，纷纷满足于这种最本质的叙事。

也许答案就在标题里：“我的名字叫红”。

这不但是标题，同时也被作者辟为一章单独放在本书最为激荡人心的部分。它的发言者不是可以推动故事发展的人物，也不是满口调侃讥讽俏皮话的画中物。“红”只是一种颜色，纯正的颜色。红就是红，没有深红、浅红之分。也没有清晨阳光下的红、黄昏反照下的红。

有人认为红色在这里隐喻的是信仰与真主，而我觉得红色正代表着细密画的秘密：它是凡间事物之上的典范，是理想圆足的真主眼中的世界。“红”正是理解细密画这种排斥个人风格与人物个体特征的艺术的关键，也正是坚持细密画还是改变细密画这场斗争背后的价值所在。

但是我坚持认为，“红”仍然不是本书的主角，帕慕克想写的也不仅仅是一部有关细密画背后的历史与信仰之争的故事，尽管这个主题已足够宏大。因为看完整本书，你会感觉到，书中的每个人或物之所以存在，绝不只是为了站在支持传统或者反对传统的某一边，充当读者对某一历史事件做出评判的人证物证。各种各样的声音交错而行，所经过的轨迹中已包含着它自身的意义。而我们只有把他们结合起来，不遗漏任何一个，就好像必须阅读整本书而不是片断章节，才能把握作者蕴涵在细节里的意图。

让我引述书中一个年老细密画家的话给你看：

因为安拉创造这个世界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看到这个世界。之后他才赐予了我们文字，所以我们才能彼此分享、谈论我们所看见的事物。但我们错误地以为这些故事起源于文字，图画只是用来装饰故事而已。然而，绘画的用意在于寻求安拉的记忆，从他观看世界的角度来观看世界。

“观看”，在我看来，才是这本小说的关键。你没有错，这本书的标题里就隐藏着有关“主角”的线索，但它不是“红”，而是“我的名字叫……”。是的，主角是这种结构，这种文体。这种不断转移视点的结构安排，并非是为了作者叙述的方便。它是带领我们进入故事最隐秘情节的主角，跟随它，按照它给我们设置的视角，我们才能体会深埋在作者心中的伊斯坦布尔的宏大，感受细密画背后信仰的力量，触摸奥斯曼女人和男人如潮汐般温柔而一往无前的情欲力量。

要跟随这个不平常的主角，你必须像书中每一个人物一样观看，平等地观看，观看人们的执著与取舍，观看城市的呼吸与变迁。当你能够这样观看书中的每一处细节，你将理解到：作者不是要告诫、宣扬什么，也不是单纯讲个复杂的扣人心弦的故事。想象一下，假如你已经有了千年的生命，而要讲述这一切，你能从何处开始，用什么样的形式？你必定只能像作者一样，写出伊斯坦布尔人自视自审时的种种陈述。他的犹豫、徘徊使得书中不存在一方战胜另一方的情节，如果说有，那也只有时间，新的时间战胜了旧的，但新的时间又立即老去。

所以，只有摈弃掉局外人的一切眼光，压制一切猎奇、漠不关心、指手画脚的心态，读者才能进入帕慕克在这本小说里营造的世界，才能最终了解，帕慕克是一个如此野心勃勃的作者，而《我的名字叫红》是一部有着如此伟大抱负的小说，因为他和它试图让读者观看到的是只有安拉才能具备的视野，是一个宏大圆足的世界，一个“红”的世界。

今年新科文学奖得主作品立即享受加印“待遇”

 
^{帕慕克得奖后的感言很谦虚，相信作品因此热销的势头会让这位“畅销”作家更高兴。}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震动了世界，也带动了市场销量。兰登书屋表示将大幅增加其作品的发行量，而其代表作简体中文版《我的名字叫红》出品方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称马上将加印1.5万册。

帕慕克：“我只关心我的写作”

昨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帕慕克本人将获得140万美元的支票，一个奖牌和证书，并受邀在12月10日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一场奢华的诺贝尔奖晚宴。

对此，帕慕克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授课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将获奖视为对自己作品的认可，“我只关心我的写作。”他说。他还表示这次获奖不是他的“个人荣誉”，而是“我所代表的土耳其文学和文化所赐予的荣誉”。

但西方评论界有人并不这么认为，“你可以开始注意到这种潮流———他们（文学奖评委）开始将奖项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宣告来颁布。”瑞典一份报纸的前主编亚恩·鲁斯说，他认为帕慕克是欧洲与土耳其关系的一个象征，“诺奖评委会在做决定时没法忽视这点。”

在有些评论家看来，帕慕克长久以来一直受到欧洲主流圈的喜爱，他的获奖更被看成是土耳其在几十年文化改革后努力进入西方国家的一个象征。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文学家和政客表示帕慕克的获奖是名副其实。“我相信他得奖完全是出自自己的文学天赋，”土耳其议会的一名成员艾戈孟·巴格斯说，“这个奖显示了土耳其文学和艺术对世界做出的贡献。”

全球书商看准新状元“卖相”

帕慕克获奖立刻掀起了国际市场的帕氏作品旋风。诺奖结果公布不久，他就已有五部作品进入了亚马逊网上书店百名畅销书名单。兰登书屋也随即宣布将增加10万本《雪》的拷贝，另外《我的名字叫红》、《黑名单》和自传《伊斯坦布尔》同样也要增大发行。

实际上，帕慕克在获奖前已是很多西方著名作家的“偶像”。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都表示很喜欢他的作品。帕慕克的《雪》在美国也已卖出20万册。

与世界同行一样，中国内地简体字版《我的名字叫红》出品方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施宏俊表示，近几年诺奖得主中，帕慕克的小说更有大众缘，被誉为“亚洲最聪明的小说家”，他将复杂的内涵以娴熟的通俗小说的手法表现，更易于读者接受。

《纽约时报》这样评价：帕慕克的小说内容博学多闻，形式前卫实验，但又流畅好读，让人不忍释手。“前两天已经加印5000册，摘得诺奖后，当即又加印了一万五千册，相信他是一个后劲很足的作家。”施宏俊说。

问：您在小说中使用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讲故事，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个叙述者。似乎没有任何连续的两章使用同一种声音，您为什么给小说这样一种结构呢？使用这种结构是不是给您自身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答：实际上不停地扮演不同的人物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说话非常有趣。我不断地发掘各种声音，包括：一位16世纪奥托曼的细密画师的声音，一位苦苦寻找战场上失踪丈夫的两个孩子的母亲的声音，杀人手的可怕声音，一个死人在去往天堂的路上发出的声音等等，在这个发现之旅中，我异常兴奋。在我的故事中不仅人物本身会说话，还有许多不同的物体和颜色都会粉墨登场。我想这些独特的声音可以组成一曲丰富的乐曲，展现上百年前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原貌。视角的转换其实也反映了小说主要关注的是从我们的角度经由上帝存在的观点寻找过去的师姐。这些都与我对绘画的了解有关，我的主要人物都生活在不存在透视法限制的世界中，所以他们能用自己独特的幽默表达自己。

问：有个人物，女主人公的儿子，叫奥尔罕的，这个奥尔罕是你的另外一个自我么？

答：奥尔罕不是另外一个我，就是我自己。关于奥尔罕的许多细节，以及一个孤身母亲与儿子的关系的逸闻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我在小说中也用了我母亲和哥哥的名字。两兄弟无休止的争吵，敌对，求和，对母亲的独特情感都是自传性的。把这些细节放到这部历史小说里，我是想给它一个个人的维度。

写作历史小说的困难不在于完美再现过去，而是把历史与某些新鲜的东西联系起来，使其不断丰满起来，用想象和个人体验改变它。

问：写作这样一部具备丰富细节的历史小说，你都做了哪些功课？

答：我花了六年时间。当然，我用了大量的时间读书，观看各种美术作品，但我不觉得那是调查研究，我乐在其中，非常享受。 土耳其人是优秀的收藏家，许多古老的政府文件和艺术作品都保存的非常完好。我在这些故知堆里游荡，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比如以前我们的理发师还兼职给男人切包皮，如果顾客给的钱足够他们，他们还给人拔牙等等。

至于绘画，我6岁就开始研究了，我总幻想着自己能做一名画家。在孩童时期，我还临摹过土耳其的细密画，后来我受了更多西方绘画的影响，大概20岁的时候，我开始写小说了，画画的爱好告一段落。

问：您能否解释一下细密画大师只有变成瞎子才能到达伟大的顶点这中间存在的张力么？

答：中世纪的画师，他们的作品主要是模仿和重复的结果，你模仿的越多就越完美。画师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描绘同一副场景、同一个主题，他们把这些都深深地刻在记忆里了。他们根本不需要用眼盯着自己的作品。

问：您认为伊斯兰绘画的审美与西方审美的冲突对你超越历史有重要意义么？你是否提示读者他们两者代表了两种非常不同的观看世界的方式？

答：对传统的伊斯兰画师而言，西方肖像画的绘画方式是个极大的挑战，这与他们传统的绘画方式完全不同。基于此，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看、绘画方式，甚至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通过个人的研究观看，另一个通过神之眼观看世界。后者更像是用精神之眼在读解世界。

在我的小说里，这种冲突甚至带来了凶杀。但是读者应该发现，我并不相信存在这样的冲突。在我看来，所有优秀的艺术品都来自不同文化的混合。

问：哪些作家和艺术家对你产生了深刻影响？

答：我已经48岁了，在我这个年纪，影响这个东西令我十分紧张。我更希望你的问题是，我从其他人那里学到了哪些东西。比如托马斯曼，我知道历史小说的快感主要来自于糅合各种细节的秘密。卡尔维诺教会我独创性与历史本身同等重要。我从艾柯那里可以温文尔雅地运用谋杀的形式。不过，我从尤瑟纳尔的身上获益最多，她写过一篇评论，讲述历史小说的语调和语言的，非常精彩。

激发我写作这本书激情的主要是伊斯兰细密画。我把我看过的细密画里不可胜数的细节都放在了小说里。在爱和战争背后潜藏的古典伊斯兰故事是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不过今天西方化的大趋势下，很少有人记得他们了。我的小说是想对这些被遗忘的故事和无数美轮美奂的图画致敬。

瑞典文学院10月12日宣布，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荣获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帕慕克的获奖，也许可以带出许多中国人值得深思的问题.

今年54岁的帕慕克对土耳其政治採批判立场，他敢於站出来批评土政府对其境内少数民族採取不人道待遇，甚至直揭土耳其中一战时曾屠杀阿美尼亚人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土耳其人屠杀库尔德人的疮疤，并因此成为利益集团的眼中钉。

在诺贝尔文学奖者的得奖者中，不乏利益集团不喜欢的人，也不乏对本国历史一些看法跟民族主义者不同的作家。例如1994年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日本文化、政府、特别是右翼对战争历史的问题，都持尖锐的批判态度。日本人得知大江获奖时，都惊讶不已，随后就感到愤怒。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大江获奖是因为他对日本保持批评态度。其实，大江对历史问题的看法，跟另一批判日本战时罪行的老兵史东郎可谓十分接近。

巧合的是，这次帕慕克得奖，据报土耳其政府也十分不爽。另外，获198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年—1996年），就被前苏联放逐被逼流亡美国。在1970年获诺奖的索尔仁尼琴（又名索尔仁尼津，1918年出生）一样也曾被前苏联放逐。

从帕慕克，从大江健三郎，从索尔仁尼琴的例子，就可发现诺奖喜欢对历史具自省能力的作者，但在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眼中，这些作家都是“侮辱本国民族的败类”。可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以及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见都普遍认为：帕慕克、大江健三郎、索尔仁尼琴他们才是对的。

2000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旅法作家高行健（1940年 – ）对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等，也似乎有跟中国官方不太一样的立场。一些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对高行健当年获奖大力鞭挞，他们的反应跟当年日本的右翼军国主义者对大江获奖的反应倒是十分一致。高行健原籍江苏泰州，那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成长地。不过，高出生於江西赣州，他跟胡锦涛不可能曾有甚么交集。

帕穆克在其30年写作生涯里，只着书7本；中国的作家，有谁可以这么注重质而不注重量？他对土耳其的国家级奖并不领情，在中国，拿国家级文学大奖，倒是没有谁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这难道真的只是“外国反华势力有心为难”吗？

可是说，文学是没有在公权力垄断的情况下开出灿烂果实的。中国的作协，近年一直被外界批评，指这半官方的设置已成为一些投机政客的钻营和实施权力寻租的场所。作协的不少负责人，对文坛的贡献根本没有得到知识界承认.中国在八十年代未还有一个文化部长王蒙是得到广泛尊重的作家，但自王蒙之后，文化部长都是官僚出身的居多。

中国文坛，也不一定没有有良知和具有批判力的作者。2003年7月2日，湖南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着名文艺评论家余开伟向湖南省作家协会递交了退会申请书。在此前一天，同是湖南省作家协会的另一位老作家黄鹤逸也递交了退出省作协的申请书。两位作家的举动引起了各方媒体的关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要看一个国家有多少软实力，观察其如何包容自我批判的声音是很重要的指标。像今天的全球霸主美国，它对其过去的种族问题、立国精神等，一直都有彻底的激烈讨论。今天的美国社会，对布什的发动战争，也有极大的质疑。美国容得下这些声音，其修正错误可以较别国要快要彻底，所以其国力一直保持强大了一百多年不衰。一个国家对批判可以有多大包容，跟其民主的成熟程度，政治的稳定和国民的素质都有莫大关系.今天中国还没达到美国的水平，但中国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发展，才可成为全球尊重和信任的大国。

同一天我在《中国新闻网》上同时看到两条报道，一条有关“宽容”，一条有关“铁腕”。前者是湖南省广电局长在一次“超女”座谈会上的发言，称“今年来，超女比赛不断遭受一些非议，但国家依旧允许超女的举办，是国家、政府和社会越来越宽容的体现。”另一条是山西省方山县县委书记为了免于中小学生沉迷网络，“铁腕关闭县城全部网吧”。这两条消息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背后都隐藏着的一个关键词：“权力”。一个是权力的姿态，一个是权力的行使，两者都让我诧异。

听话听音。超女本是一种竞技性的社会娱乐，它表现为参与者和组织者的一种权利，怎么成了官方的恩典？我担心这位局长是否明白宽容一词的使用语境。宽容是指，对异己的信仰、观点、行为的容忍和承认。它的使用语境，通常是在不同的权利主体之间。亦即一个社会中，在价值上彼此不同的人能够相互接纳和忍让。惟其如此，该社会才是一个“共和”的社会，或，“和而不同”。据此，这位局长的宽容，我可以接受它来自社会，却不能接受它来自国家政府。

政府代表国家，体现的是一种公权力。公权力在面对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时，不谈宽容，只谈合法。公权力的职能之一，就是监管个人或社会权利有无互侵。有，公权力则依法作为；无，公权力则价值中立而不作为。这里只有依法作为或不作为的选择，却没有宽容或不宽容的余地。违法的事，你宽容了，我告你权力渎职；不违法的事，你不宽容，我诉你权力滥用。就超女言，“法无禁止即自由”，如果它没有触犯法律，它就是一种权利。而政府作为公权力，本来就没有宽容与否的份。

如果我们承认权力对权利的宽容，无形中就埋下了权利的隐患。比如当年有位大人物很宽容地说：要让人说话吗。殊不知，说话居然要让，他不让怎么办？让人说话的自由不是自由，而说话的权利不容侵犯，才是自由。说话如此，超女亦然。权力既然“允许超女举办”，就意味着它可以不允许。而我们知道，某些权力方的人确实也表示过这意思。只是，超女果如被禁止，我不知道它的法理依据是什么？因此，当权力对权利讲宽容时，这种宽容便如同当年英国人潘恩所说：“宽容并非不宽容的反对，却是不宽容的假冒。”

果然，当权力不欲宽容时，它就走向了“铁腕”。一个县委书记居然可以动用手中的公权，关闭县城所有的网吧，从而端走了一个行业中人的所有饭碗。我不知道，他凭什么。本质上，这是公权力对行业权利的越界侵害，尽管它的目的，是为了救救孩子。然而，面对公权力，我们不问目的，只问方式。目的是内在的，我们难以确知。退一万步，即使像希特勒那样，他的目的也未必不可以摆上桌面，比如为了实现“国家社会主义”。鉴于目的不会伤害权利，伤害权利的只能是权力的行使。因此，对公权力的考问，唯一地，我们只看它的行使方式。而这里的方式，就是看它是否依法。

网吧作为一个行业，自然拥有营业的权利。它不是不可以取缔，但必须确凿它的违法证据。否则，权力行事单凭个人或集体意志，亦属违法。权力违法远比权利违法可怕。权利违法，尚有权力追究；权力违法，权利只能望洋兴叹。据报道，网吧取缔的执法依据是，“县城所有的网吧都被证明是不符合规定的。”不合规定可以使之合规定，停业整顿便可以。明明是因为孩子上网，却声称网吧手续不齐。可见，因前者而取缔，于法无据。它不仅伤害网吧业主的权利，同时也剥夺了成人在网吧上网的权利。为了一部分人的权利而妨害另一部分人的权利，这是公权力的不公。

至于网上就网吧取缔的一片叫好声，心情可以理解。但这种堵而非疏的方式，尤其是它超越了法律权限，不能不引起警惕。不妨这样说，当权力未能依法行政，这本身就不是好事，哪怕它是在做好事。设若它这次是在做好事，那么，下次呢？谁能保证权力在不受法律约束的情况下不做坏事？因此，对以上发生的两件事，我的态度是：

权力，我不向你要宽容，我却要你遵法律。

按照中共政治惯例，每一届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最后一次全会的主题是除旧布新。不过，与以往历次中共中央全会相比，这次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主题鲜明：打击“条条”（中央各部）与“块块”（地方），加强中央集权。

这一次加强中央集权是在两面旗帜的掩护下进行的，一面是以反腐败为手段打击地方诸侯，另一面则是以民众利益为旗帜讨伐“特殊利益集团”。

在地方诸侯当中，广东帮的强势早成昨日黄花，如今只有上海与北京还在耀武扬威。但北京属于闷声发财之类，不象上海的陈良宇，时时向中央叫板，解释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宣称“上海走在全国的最前列”，“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公开对中央让上海多上缴财税收入的“劫富济贫”政策表示不满，声称调控房地产市场是因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间，有人就是不懂（房地产市场规律），连不懂装懂都不会”，并含沙射影地指责胡锦涛的私德――这些“新华社内参”编选的话特意模糊了原始出处，有些绝非陈的公开言论，由此可见中共特务政治之厉害。

上述这些议论当中，陈良宇以地方大员身份擅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共政治文化中本是僭越之举，批评中央领导人私德与能力更是招祸之由。“勇略震主者身危”，更何况陈良宇并非勇略震主，只是挟前朝天子之威震今日之主，所以他的倒霉只是时间问题，腐败只是个最好的打击由头罢了。同时，胡也将“反腐”利剑高悬于北京市政府头上，收不收拾，收拾到何种地步，全看中央政治需要。只要上海、北京两地诸侯俯首，其余的地方诸侯自然不敢吭声。中央权威似乎在短时期内又得到了加强。

而敲打“特殊利益集团”，目的也在于收伏地方诸侯，迫其听命。

朱鎔基“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制，养成了一批以国有垄断型企业为主的经济寡头，它们不仅坐享垄断利益，还能够操纵影响国家的行业政策制定过程，从而出现了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现象。温家宝履任后，国务院各部门之间互相攻讦之事从未间断，如央行曾声言要将财政部告到全国人大法工委，发改委与商务部互相杯葛、审计署屡受其他部委恶攻。而能源部、电力工业部、央行等强势部委更视总理权威如无物。为了加强国务院的事权，温家宝没少动脑筋，最重要的一招是找事由将一些强项倨傲且不听招呼的国有企业领导人陆续调离，如2005年吉林省松花江苯污染事件发生后，温借机调整了中石油的领导班子。今年8月间又陆续调整各大国有银行高层领导。这种调整就是为了让这些人远离其人脉丰厚之地。

继人事调整之后是道德讨伐。新华社于10月4日发布文章，要“采取措施抑制和防范‘特殊利益集团’衍生”，全国媒体立刻奉旨展开一轮批“特殊利益集团”的风潮――这些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昨日还是政府刻意培养的“国家重要经济支柱”，今天就被宣布为“损害公众利益与破坏社会和谐”的“特殊利益集团”，一夕之间荣辱尽改。但中国人如果以为从此可以消费便宜的能源产品与通讯产品，那可大错特错，这种批判只是吊民伐罪的故智，目的在于杀杀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倨傲之气，却并非取消其垄断地位。毕竟都是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

与此同时，六中全会还要画一张大饼，即改善社会保障系统、抑制贫富悬殊，藉此收拾民心。说起来，医疗、教育、社会保险均是朱鎔基主政国务院的重要“改革成就”，如今要继续“改”，还真是个难题，这倒不是否定朱的政绩会有什么政治风险，关键是哪一项都得要投入巨额资金，这钱又从何处来？

上述一系列铁腕手段，虽然打出了光鲜的“为民”“反腐”招牌，但其目的却在于加强中央集权，树立第四代领导人的权威，并非如某些海外华文媒体所言是为了政治体制改革。这只要看看中国当局正在强力压制国内舆论，抓捕异议和维权人士；收缩对外开放政策等种种举措就可得知。凡此种种，表明中共政府已经绝意政治改革。中共智囊们盛赞这是“维持稳定，赢得时间”。但如果中国当局拒绝政改，赢得时间并不意味着赢得机会，最多只是延缓危机的到来。

到清华科技园看一个朋友。在大堂里看到印制精美的《园区报》，随手翻看，看到一海龟为主的科技公司的活动，这份报纸报道了该公司的一次晚会。整版的文字图片，充满着好学生、乖孩子式的“喜庆气息”。晚会分几大主题，每一主题都用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标签式歌曲表达，跟公司的创业史对应，“南昌起义”、“长征之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报纸报道说：“晚会在……歌声中圆满结束！”

我扫视到最后一句话，抬头看了一眼美仑美奂的大厦大堂，又看了一眼报纸上“海龟”的时装、眼镜，确认这是高科技的地方。再看“海龟”们的照片，公司总裁带着员工们的图片，跟领导人视察的情景一样。如果海龟总裁的身材不那么胖，他跟员工在一起的人物关系形态，则让人想到我国画家们画毛委员在井岗山时的画面。

老板和员工能结成如此的生活和工作关系，报道、摄影能“正搞”成如此中国特色。一切都让人联想，一切都让叹服：I服了YOU！

是的，恶搞虽然让人开怀，但听说被禁止了。只有正搞才能创新出如此令人惊奇叹服的中国生活和中国事业。当超女十强赛以八荣八耻的歌曲开场时，我们不得不感叹这个国家正搞的创新力量。

朋友是正搞建筑设计的。我们谈到了他的工作，他说我国的建筑师们最让外国同行羡慕的是，外国同行几乎没什么舞台可以施展，我国的建筑师们却可以在“拆了”（china）上面设计最新最美的东东。我们“拆了”全世界的建筑理念和建筑风格，我们拿来拆建了全世界的建筑理念和建筑风格，我们的所谓发展进步几乎是世界建筑博物展。朋友说，谈论行业的腐败已经没有意义，他对建筑的恶俗已经没有悲愤了，倒是对其中关联的社会问题，要么是心碎，要么是司空见惯地麻木了。

朋友说，这几年他承揽了不少地方政府的工程，走遍了全国各地。最有印象的是大大小小的政府机关大楼有一种“家族相似”特性，比如一般平地起高台，有高台阶，有立柱，让外人站在门口有一种仰视感……这还不算最出格的，最搞笑的事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官员似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是一家子，是一个家族的。他们太相似了，穿西装，穿短袖衬衫，穿皮鞋，几十万上百万千万吃出的身材似乎比服装更像是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手里多挟带一手包或公文包也似乎是同一厂家生产的，他们走路的姿势、神态是一样的，他们的长相也是一样……要是能把全国各地的官员的照片放在一起，就那么随意地放在一起，不需要多少语言，人们就能明白生产出这么庞大人群的国家多么值得留意，当然，这么随意地放在一起可能是一种“恶搞”。朋友的话让我想起我的“流氓人种学”来了。

朋友从政治建筑学说到了官相官态，说到了官话。他说，无论我们怎么否认贬低它，这是一个事实：只有官人、官商、官学才是可以存在的，才可以活得繁荣的。以前人们认定这是一种党文化，从毛泽东开始，就以为不好的现象都是党八股造成的，今天我们明白，在党文化之上，更有一个官的幽灵无处不在。说到底，当人们嘲笑党文化时，官家主义堂而皇之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这是我们骨子里的势利、卑贱、依附。传统王朝时代，人们早已说破了这种秘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以，今天，他们还能搞一搞建筑，还能搞一搞设计，是因为官员有兴趣，官员要搞，官员允许他们搞。

我在去年给 吴思先生获“自由写作奖”的授奖辞中说：“中国大陆的写作者，多跟官学、专制的体制及其生活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宿命对中国的写作者构成了持久的挑战，这种专制甚至能够把那些最具有个人性的作家、最具有自由倾向的学者收编国有，征用为政教合一下的学术文化的装饰品，如巴金先生、费孝通先生、冯友兰先生等都曾如是。”这其实跟吴思先生的“官家主义”是一个意思。有不少人注意到这个事实，当陈寅恪先生孤独地研究他的“再生缘”、只能凭记忆或托人找相关材料时，郭沫若先生可以动用一国之力把《再生缘》的各种材料拿到他的案头来研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官家办这种大事的历史更是源远流长。十大建筑也好，旗帜性科学家也好，“国突”专家学者也好，政协作家也好，人生有尽，典型无穷，榜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

官学也是学，它是一门学问。这种学问对于官家主义盛行的大陆，其意义非同小可。虽然它的创新要打折扣，它离文明的人性提升之路也相距甚远，在罪与苦的社会里，它的个人救赎也遥遥无期；但它却可以活人养人。胡乔木临终前希望把某些诗文归于自己个人名下，他在官场混了一辈子，居然忘了官家比在官家混的个人要大得多，除非他确实表现了自己要高于大于官家，那些诗文才会在岁月的淘洗中显影出“胡乔木”三个字来。

这种官家主义治学堵塞了一切创新之路，已经有人在惊呼民间知识生产创新力量在当代的萎缩了。因为民间，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官家的一个副本，是对官家的拙劣的叛逆者或募仿者。“这种政教合一的党文化或体制文化对人性的侮辱和损害，使得这些写作者们大多成为牺牲，难以进入人类文明构筑的写作传统的殿堂，难以展示人性的高贵美好，难以推动我们中国人生命的自我完善。”这也是中外大哲困惑不已的汉语言的生命力问题，生存的事实一旦向汉语言转换，就会失真失重。其实哲人们忘记了，这是唯官家作威作福的结果，也是汉语自动向官家低头的结果。

不用说，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属于官家的。一切新生事物当然也属于官家的，一切的创新首先也是官家的，其次也是官家恩赐而来的。没有官家，人们的一切也难以为继。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一旦有假冒伪劣，人们首先想到求助官家严打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超女也才能超下去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海龟们也能自然而然地向官话官相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