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鸿陵:协商维权——来自王家营村的报告

编者按: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咨询中心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社会冲突。他们成功地帮助了王家营村失地农民维权,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开发商、失地农民、政府、协调者四方坐下来,以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长年的土地纠纷。

这是个成功的案例,各方不是以对抗,而是以理性、协商,相互妥协的方式解决问题。无疑这是维权运动中,一个建设性的积极的互赢的好方式。这个案例表明,农民是讲道理的,是愿意用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开发商方面,尤其是政府方面是否也愿意采取理性的态度,接受谈判的方式。如果政府方面采取压制的方法,把农民的正当要求当成”动乱”去镇压,后果就完全两样了。

在这个成功案例中,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咨询中心起了关键作用,没有他们的介入,农民、开发商、政府就将继续盲目对抗下去。该咨询中心将各方引向理性,面对现实,妥协互利地解决问题。该咨询中心代表了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出于良知,维护公正,服务于社会和民众。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独立个人和组织,从各个方面,以各种方式走入社会,维护道义,帮助民众,建立中国健康之社会。

编辑部

                                         

王家营村隶属于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晾马台乡,与白沟市场隔河相望,有白沟大桥与白沟市场相连。独特的区位优势,使王家营村随着白沟市场的兴起而逐步融入了市场经济之中。在市场化的过程中,王家营村在享受市场化带来的繁荣和富裕的同时,也体验到了市场化进程中的痛苦和艰辛,而这一切都直接源于桥南市场的开发之中。

一、开发

桥南市场位于白沟大桥之南,北起白沟河,南到津保公路,东边与白沟市场通过白沟大桥相连,西到王家营村。

桥南市场开发起源于1992年。当时,整个中国都沉浸于开发热之中。大大小小的开发区就像大跃进时期的钢厂一样,遍地开花。有国家级开发区,有省级开发区,有地市级开发区,有县级开发区,有乡级开发区,走进某个村你也会迎面看到“xx村开发区”的招牌。桥南市场就是以开发区的名义开始开发的。不过,这片开发区和许多开发区一样,并没有政府的批文。开发区的501亩土地在开发热中匆匆忙忙卖给了不同的公司和部门。北京华宇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于1992年由容城县经济开发办公室协调,以250万元购买王家营村200亩土地;天津霖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1993年出资187.5万元,购买王家营村土地150亩,天津亚中房地产开发公司于1993年出资100万元购买王家营村土地80亩,另有71亩土地被县税务局和县工商局占用。当时这些土地出让购买手续都不健全。三家公司占用的土地后来补办了相关手续,容城县土地局也颁发了土地使用证,但这三家公司都没有进行有效的开发。华宇公司投资最多,大约投资了二千多万元,但最终也没有完成开发,只是在其中的93亩土地上建了几栋楼房和几间商亭,霖达公司则投资了一部分资金,建了一栋开发楼,亚中公司买下土地后则没有进行任何开发。需要说明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除了国家整治开发热,开发商融资困难之外,也由当时以村支书为首的黑势力团伙对开发商的干扰阻挠有关。总之,随着开发热的减退,这片土地大部分处于荒芜之中。

二、问题

如果没有2000年原村支书为首的黑势力团伙被打掉,王家营村民或许还生活在懵懵懂懂之中。因为王家营村的黑势力占据了开发商留下的楼房商亭,而有关部门则从王家营村土地买卖中截留挪用了近200万元。当时的情形是开发商弃地而走,黑势力占地渔利,有关部门挪钱而用,普通村民则既不敢怒又不敢言。

黑恶势力被打掉后,新的开发商巨德勤接手了北京华宇房地产开发公司,村民选出了承诺维护村民利益的村委会。但由于村民认为开发区土地出证手续不完毕,土地所有权转移不合法,土地补偿款偏低,一些村民开始向县土地部门上访要求收回土地,对新的开发商施工进行阻止。王家营村问题在搬掉黑恶势力后开始显现,村民以主人翁的身份开始走上了土地维权之路。

三、 维权

黑势力团伙被打掉后,村民黄小田、刘贺群、张大井、王建国、宋虎田成了维权积极分子,他们先后到了国土资源部、河北省国土资源厅、保定市国土资源局、保定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容城县委、容城县人民政府、容城县国土资源局进行上访,但都没有得到令他们满意的答复。

2004年3月,王家营村民代表和村委会进行换届选举,一些维权代表纷纷当选为代表和委员,其中黄小田当选为村民代表,刘贺群当选为村民委员会主任,张大井、王建国、宋虎田等人当选为村委会委员。王家营村土地维权问题从此开始走上了从村民维权到村委会维权的道路。

新的冲突起源于北京华宇公司法人转交后,华宇公司着手对200亩土地的重新开发。王家营村委会于2004年3月和2004年4月分别向河北省城建局、容城县国土局发函要求对华宇公司的开发进行阻止,但都没有明确答复。之后,王家营村委会感到通过政府部门进行干预来解决问题没有效果的情况下,他们开始运用司法程序来进行维权。他们以毁坏小麦青苗为事由状告华宇公司,要求华宇公司对村民进行补偿以此来使华宇公司推迟施工,但这起官司最后以和解而告终。几乎与此同时,王家营村民委员会把容城县国土资源局、容城县建设局分别告上了法庭,以开发商没有任何审批手续开工建设为事由,状告容城县国土资源局和建设局“行政不作为”,要求国土资源局和建设局制止开发商行为。容城县法院则以不予受理为由拒绝接受,使这两起行政诉讼一直打到了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8月9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裁定书认为“王家营村民委员会诉讼请求不具体,不符合行政诉讼的起诉条件”驳回上诉。村民委员会想通过行政诉讼进行维权的希望落空了。

在王家营村通过行政、司法维权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一位容城籍老作家任彦芳的支持。任彦芳通过一些关系向河北省委的主要领导反映了王家营村的土地问题,在省委主要领导批示下,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对王家营村土地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的主要结论是华宇、霖达、亚中三家公司占用的土地经过补办手续后属于合法使用,其土地所有权已由王家营村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县工商、县税务局占用的71亩土地没有办理征用手续,仍然属于王家营村集体所有土地,要求县工商局税务局依法退回。此外报告还查清了有关部门截留了华宇公司付给王家营村50万元土地补偿款,县有关单位向王家借款181万余元。之后容城县政府根据调查报告落实了调查意见,县工商局县税务局占用的土地退回了王家营村委会,截留的50万元还给了王家营村委会。被借的181万余元则没有达成还款协议。王家营村对此处理意见仍然不满意,继续通过上访,通过阻止开发商施工来维权。

2005年8月16日,华宇公司的施工单位负责人王鹏指示陈超等人手持砍刀、洋镐柄对村委会成员张大井及其妻子叶小芬打伤,这一恶性事件出现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王家营村的维权活动处于低迷之中。王家营村开始探索新的维权道路。

四、研究

一个学者说过一句很绝对的话:中国今天所有问题都与社会转型有关,所有问题的解决也都须从社会转型方面着手。这句话是有点过于霸道,但在大部分领域是正确的。就国际经验而言,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问题显著增加。社会分化、制度紊乱、道德下滑、社会冲突加剧等。中国从2003年开始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社会矛盾在当年明显加剧,社会冲突明显增多,公民维权经过长时期积累,几乎一夜爆发。维权案件日益增加,维权人物层出不穷,维权手段千变万化。面对这一情形,人们发现政府管理模式滞后,理制研究滞后。为了加强对社会转型的研究,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咨询中心开始将重点转向探索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安全转型、构建和谐社会的研究方面。该中心2004年7月与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联合成立了社会转型论坛,研究讨论社会转型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关注公民维权、公民社会发育等问题,力图寻找一条对话谈判解决社会冲突与矛盾的机制。2004年11月邀请著名的行政学专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等人进行了《公共决策与扩大参与》的研究。2004年12月邀请了著名的政治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杨风春等人进行了《转型期的官民关系良性互动》的研究。2005年4月到11月邀请竹立家、杨风春、王海光(中央党校教授)等人进行《社会问题解决方式创新》的研究。经过研究认为中国社会进入转型关键时期,应扩大公民参与,通过协商来解决社会问题,在稳定中实现社会转型,推动社会和谐发展。论坛的轮值主席周鸿陵、张星水、宋旭民、杜兆勇、王建军都是这些研究的重要成员。这是进行王家营村项目的理论准备。因此,当王家营村委会通过容城县一个著名的土地维权人士杨书田联系到我们时,宋旭民、周鸿陵、张星水研究了王家营村土地争议的基本情况后,于2006年1月9日,决定接受委托,试图把理论成果运用到维权项目之中,创造一个通过对话通过谈判通过协商解决维权问题的个案。经过与王家营村委会成员沟通,王家营村委会主要负责人接受了通过协商对话来维权的基本方案。2006年1月19日,王家营村正式委托宋旭民、周鸿陵、张星水为王家营村土地问题协调人,这标志着和谐实验课题组王家营村项目正式启动,这也是课题组第一个实验性项目。

五、准备

在当今中国仍然是大政府小社会,党政主导一切仍然有一定的普遍性。对话协商的主动权并不完全由公民或NGO来掌握。进行对话协商是需要充分必要条件的。

首先要对各方进行了解。王家营的代表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理解、认同依靠对话、协商能解决他们维权问题的,从他们的经验来看,政府对村民的态度是强硬的,但是我们也发现村民也有要改进的地方。他们对政府的看法往往会以偏代全有片面性,对政府官员有抵触情绪,他们对话技巧也有待提高。但总而言之,村民注重的是结果,只要能解决问题,他们表示什么方式都能接受。不过,在以后的协商中,村民还是表现出了某些不妥协的倾向。

课题组通过一定渠道对县主要领导进行了了解。县委书记刘建立,早年在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有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风;县长孟宪玲,早年在保定市政府研究室工作,对农村土地问题有一定的研究;常务副县长刘延平,一直在容城工作,对当地村民了解很深,有亲民爱民的口碑;主管农业、土地、民政的副县长曾文,有多年的农村基层工作经验;主管市场建设的副县长师国立,也一直在容城工作与群众关系较好。这个班子对王家营土地问题非常重视,2005年就成立了专门班子来研究处理王家营村土地问题。由常务副县长、主管市场的副县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牵头成立了工作小组,其中主管农业的曾文副县长负责日常工作。日后,项目组也经常与他进行具体的讨论。

此外,也对主要开发商进行了了解,主要是新任华宇公司负责人的巨德勤、以及在华宇公司占用的土地上进行开发的张友方、薛振海。这三位开发商也都期望能通过协商对话解决问题,使市场能够早日开发。

其次,还要抓住对话的机会。一个偶然的机会为对话协商打开了大门。2006年1月19日,项目组在接受王家营村委托协商处理王家营村土地问题的同时,也接受了王家营村委托在2月召开河北省容城县王家营村土地被非法占用一案学术研讨会暨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后来,由于准备不足,会议安排在3月1日举行。项目组为大会召开进行了大量准备,请了著名的法学家、北大教授姜明安、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等人撰写了专家意见书,也向《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等多家媒体发了邀请,同时也给保定市政府、保定市国土资源局、容城县人民政府、容城国土资源局发了参会邀请。同时与燕山大酒店也签订了开会使用场地的协议。但是项目组并没有考虑到这个时间恰恰与全国政协会议、全国人大会议相隔时间太短,引起社会多方面的注意,从而间接地促使了容城县政府与村委会的直接对话、协商。在项目组指导下通过几轮对话、协商首先解决了有关部门借用王家营村土地补偿款的问题。协议规定晾马台乡政府负责偿还100多万借款,首先还50万元,其余分别在2007年2008年还清。这为接下来的对话、协商开了个好头。使政府和村民都从协商对话中看到了和谐解决问题的希望,也加强了双方互信。

六、接受NGO

但是村民的对话协商的能力仍然是有限的,最重要的是缺乏理性和缺少必要的技巧。同时,根据项目设计,也需要项目小组来出面完成真正的谈判。经过几轮对话后,对话出现了“对话疲劳症”。大家都感觉没有新意。非理性的谈判,很有可能损害谈判的本身增加谈判的成本。这使双方都感觉需要增加对话力度,需要新的机构的介入。但是政府方面对项目组的公正性仍存在怀疑,他们也害怕引进一个偏执的学者型谈判对象。后来曾文副县长说过一开始我们对专家也不放心,在收到周老师写给刘建立书记的信后,这个顾虑才打消。
    
其实这封信并不是周鸿陵一个人的意见,周鸿陵只是这封信的执笔人。项目组认真分析了对话遇到挫折的情况,也对村民带回来的政府方面消息进行了认真分析。经过认真讨论决定由周鸿陵在2006年4月9日代表项目组给容城县委书记刘建立写了一封信,表达项目组对王家营村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这封信首先介绍了项目组核心成员周鸿陵、宋旭民、张星水情况,表达了他们三个人虽然来自不同的领域,但共同的特点是对社会有责任感,追求通过和谐的方式来共同协商解决社会问题,表达了他们想通使各方达到多赢、共赢的方法,为容城县清除不稳定因素,为创造一个和谐解决社会问题的个案的想法。其次介绍了项目小组在处理王家营村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构思,包括项目定位——服务社会、项目目标——促进社会和谐、利益交汇点——市场有效开发、项目原则——总重历史,照顾现实、项目关键步骤——思想教育(公民教育)、项目过程——协商妥协等等。强调“用和谐的思想指导解决问题,其过程将是一个协商、妥协、智慧、文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方都要做到必要的牺牲,每一方也都会将自己的权益得到伸张。要放弃解决问题的传统方式,即完全斗争的方式,要在共处、共荣、共赢的基础上使矛盾得以化解”。整个信件长达3000多字,通过特快专递的方式递送到了县委书记刘建立手中。刘建立将这封信传给了容城县王家营村问题小组成员,经过开会研究同意项目小组参与对话协商来解决王家营村土地问题。
    
4月20日上午9时,项目组成员周鸿陵、夏鸣远第一次正式参加了容城县王家村土地问题协商会议。会议在县国土资源局办公室召开。参加会议的由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曾文,主管市场建设的副县长师国立,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夏吉良、王家营村村委会成员刘贺群、张大井,村民代表、开发商委托代表等21人。会前项目组成员与县政府负责人、国土资源局负责人进行了小范围沟通保证了第一次协商会的顺利进行。会上各方一致通过由项目小组进行必要的调研,并形成报告,最重在报告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标志着项目小组的努力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各方也接受了项目小组协调解决的专家地位。

七、调研

调研的过程也是协商的过程,只不过是与不同方面的代表进行单独协商的过程,同时调研的过程也是进行公民思想教育的过程。调研的对象包括国土资源局、晾马台乡政府、王家营村委会、王家营村民代表、华宇公司及其在华宇公司占用土地上进行开发的张友方、薛振海为主的远大商贸城。

整个调研历经45天,于2006年5月16日结束并撰写出了调研报。报告对王家营村土地问题的产生、演变现状、焦点、进行了说明和分析,在调研的基础上落实了土地权属问题,根据调研分析提出了解决王家营村土地问题最终建议:开发商对王家营村进行必要的经济补偿;政府在王家营村所属土地的市场化过程中给予政策支持;王家营村对政府依法行政、开发商依法开发进行支持。

报告完成后对所有的调研对象进行了递送,并向县委、县政府进行了提交。各方对报告的结论都表示基本可以接受,也都表达了要继续委托项目小组进一步开展协商工作。

八、协商

从2006年5月16日到6月22日,项目组组织了多次协商会议进行对话、协商。

2006年6月26日,项目组完成了《关于解决王家营村土地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记载:“鉴于霖达公司、亚中公司使用土地手续补办较早,土地征用价格差异不大,土地补偿基本公平,其重点围绕华宇公司使用土地问题进行了协商,最终达成了解决共识:因华宇公司使用的土地补办手续较晚,华宇公司出资150万人民币作为土地补偿追加款支付给王家营村委会,王家营村委会应积极支持开发商对其所开发的土地进行开发建设。”

协商是最困难的阶段,也是各方讨价还价的阶段,同时在协商过程中也受到了多方反复的困扰。不过在项目组成员看来,这也是正常的。毕竟王家营村要将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投入到市场中,交给其他人开发,那对土地的感情是很难割舍的,那种依恋那种无奈,也常使项目组成员感动。而政府也需要从领导一切,逐步接受政府、市场、社会共治的局面,那种转型也是痛苦的,毕竟在现阶段政府改革就意味着分权和制约。对开发商而言,开发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毕竟土地闲置不能开发的时间拖得太长了,那是3年多的时间啊。不过大家都在协商中得到了收益,王家营村得到了更多补偿也可以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有更多的参与;政府可以放下一个包袱为当地百姓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开发商则可以和和气气地与当地居民共谋发展了,他们知道和气才能生财。

王家营村项目基本结束了。

项目组随后又奔赴河北省沧州市黄骅港开发区新村乡渔沟村去解决渔沟村5000亩三节汪子被占的问题,和谐实验课题组想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再创造一个个案来印证他们的设想,想通过这些小小的项目实验来向社会说明这个国家可以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社会冲突,增强人们对这个民族的期望和信心。

2006年8月27日

周鸿陵,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咨询中心主任、和谐实验课题王家营村项目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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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水:清朝报律与言论自由

中国封建时期大一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对民间言论箝锢非常苛酷。中国报业和言论出版律法均晚于西方大约200年,才逐渐露出雏形,但以后的政权更替彻底消灭了晚清作为摆设的新闻律法。1604年德国的《通告报》被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报纸。1822年9月,葡萄牙文《蜜蜂华报》,在澳门创办,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外文周纸。1872年4月30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中文日报《申报》,创刊于上海。早在18世纪初,瑞典受英国在光荣革命中废除新闻检查制度的影响,制定了世界上首部严格意义上的《新闻自由法》(Freedom of the Press)。 清末政府在推行“新政”的进程中,首次制定颁布了五部近代意义上的新闻法规,即《大清印刷物专律》(1906年7月)、 《报章应守规则》(1906年10月)、《报馆暂行条规》(1907年9月)、《大清报律》(1908年3月)和《钦定报律》(1911年1月)。清末报律是近代西学东渐之风的产物,然而它的制定和实施却与新闻言论自由的法治精神大相径庭,成为限制报馆、摧残报人的恶法工具。
                                       

一、报律禁锢言论自由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创办近代报业,由于报纸发行量有限,影响不大,而且外报占绝大多数,清政府对办报活动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干预甚少。清末维新变法,国人办报逐渐发展,传播资讯和大量抨击时弊的报刊,让清廷大为不安,清政府曾制定官报章程三条,对官报言论作出初步限制,规定:“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专译外国之事。”长期以来清朝对于出版权的控制并无专门法律,《大清律例》中刑律“造妖书妖言”条是清政府用来处理有关报纸案件,和对民间出版物及办报人进行迫害的主要法律依据,该条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各省抄房,在京探听事件,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见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清雍正四年(1726 年)发生的“何遇恩邵南山案”,乾隆16年(1751年)发生的“传抄伪稿案”以及光绪29年(1903年)的“苏报案”都是援用此条判罪的。清末报律的制定与变革进程密切相关,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保障言论、出版自由,而是清政府力求用法来控制报馆,保证其求新、变法政策的贯彻和推行。
   
百日维新时,为保障维新派报刊的出版和言论发挥,康有为曾上奏请求定立中国报律,奏折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百日维新诏令还明确“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它标志着中国封建时代第一次正式确认新闻自由。随后,变法失败,慈禧专权,囚禁光绪,封闭报馆。然而,从1901年起,近代中国报业再次掀起高潮,报刊活动充分利用境外和租界等有利条件进行宣传。新闻活动越来越频繁,报业与政府、社会、个人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明显,而报业与清政府的矛盾尤为突出。“苏报案”发生,清政府在办理此案过程中颇费周折且颜面扫地,因而深知报刊的作用和对之加以限制的必要,同时也认识到无法再以旧的手段去控制。所以在标榜实行“新政”,玩弄立宪骗局时,清政府开始制定专法来控制言论出版自由。1906年6月,奉派出使考察宪政的载泽等五大臣相继回国,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提出了“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的建议,他们在赞美君主立宪国的言论自由,同时不无担忧地指出:“以息邪说,而重关防”,“用以维持正义,防制讹言,使舆论既有所发抒,而民听亦无淆惑”,“使一切邪说横议不禁而自止”。奏折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于是一批管理报刊出版的法规被陆续颁发出来。

作为我国近代第一部新闻出版法的《大清印刷物专律》,在对言论、出版自由的限制方面表现为:第一,实行注册登记制度,凡印刷物及新闻记载均须向所在地巡警衙门呈请,报交京师印刷总局注册。第二,专门规定了“讪谤”条款,凡有“令人阅之有怨恨或悔谩,或加暴行于皇帝族或政府,或煽动愚民违背典章图制”者,须科以10年以下的监禁或5000银元以下的罚款等。第三,法律赋予地方各级行政长官以很大的司法权,规定他们有权管理对印刷物的指控,逮捕被告,随意封闭报馆。其他4部报律以此为典范,在限制言论、 出版自由方面均有详细的规定。由巡警部拟订的《报章应守规则》第9 条规定:新开报馆必须经过巡警所同意;严禁刊载“诋毁朝廷”、“妄议朝廷”、“妨害治安”、“败坏风俗”和涉及“内政外交秘密的文字。1907年8月,清政府民政部拟定《报馆暂行条规》, 其内容与《报章应守规则》相似,但把《大清印刷物专律》规定的注册登记制度变为更加严格的呈报批准制度。

1908年3月颁布的《大清报律》是以前所颁报律的总成。 与前者相比,在箝制报界、控制舆论方面更加严厉:第一,呈送检查时限提前,把事后检查制度改为事先检查制度,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12点钟以前,送交地方官署审核。第二,禁载内容限制加宽。朝廷消息未经公布者,报纸不得登载。第三,对报馆的惩罚加重。如报馆诋毁、煽动政体之语,扰害公民不语,处当事者处6月以上2年以下监禁,附加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金,报纸永远禁止发行。其情节较重者,仍照刑律治罚。第四,采取保证金制度,限制报纸发行, 增加保押费,每月发行4回以上者由银300元增至500元,每月发行3回以下者由银150元增至250元。相比《大清报律》,《钦定报律》的核心内容即关于禁载内容的规定除个别词语出入外,实质仍是大同小异的。

由此可见,从1906年的《大清印刷物专律》到1911年的《钦定报律》,其主要内容表现为箝制报界、控制舆论,而且它对言论、出版自由的控制呈逐步强化的趋势。就世界近代出版法制史的发展趋势看,是由预防制转向追惩制,从事前检查制逐步转向特准制的保押金制,乃至呈报制。而我们从《大清印刷物专律》到《大清报律》来看,却是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的,由最初的呈报制向特准制,最后向保押金制加事前检查制过渡。
               
               

二、官权大于报律

清末政府虽然制定颁布了五部报律,并且在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中还宣称:“居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但在实施中并没有依法办事,相反,以权代法,甚至用残酷手段破坏言论、出版自由。
   
清末报律的施行,在中央由民政部下属的巡警部,在地方由各督抚具体负责。这种把检查权与审判权混淆一团的体制根本违背了立宪政体行政、司法分权的宗旨。虽然后来的《钦定报律》增加了“关于本律诉讼由审判衙门按照法院编制法及其他法令审理”一条,但同时保留了该官署的行政处罚权。而且从实际运作看,大多数的报案仍由该行政官操纵办理,由巡警衙门具体执行。少数报案虽然移交审判衙门审理,但审判官无权解释报律,不能独立核以报律定罪和判罚,而是听命于该行政长官,因此实际的决定权仍操纵于行政长官之手,民政部、地方督抚一手抓,既是最高行政部门,又是最高司法首脑,新的执法机构有名无实。如1911年8月汉口《大江报》因发表《大乱者求中国之良药也》、《亡中国者和平》等论说,被鄂督瑞徵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等罪名饬令巡警道王履康查封,永禁发行。经理兼主编詹大悲被拘捕至审判厅讯问。第一次审问时詹以事实雄辩力驳,拒不承认。最后法官声明不能作主,必须禀明督宪,督宪瑞徵欲以刑律治罪。与此同时,审判厅秉承督宪之命拿获副主编何海鸣到厅,以该报所登“广东乱事时评三件,皆是鼓吹刺客,下注海字”为据进行审问,何直认不讳,并质问法官此三项犯何种报律。法官答以“我不知道,这是上头命令,俟禀过督院,再行核示”。其后审判厅将审讯情形及援据报律裁判之意见禀鄂督核示。鄂督以为轻纵,又严谕遵照扰害治安律文科罪,后因舆论压力才批准审判厅依据报律判罚。审判厅最后以鄂督、检察厅指控二点为该报犯罪事实,核以报律判处詹何二人各监禁一年半结案。(见刘望龄著《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在报律的实施中,主管官员不但不依法办事,而且还任意罗织罪名,以严酷手段摧残报人。当时封禁报纸的主要罪名通常为:“扰乱治安”、“毁乱治安”、“毁谤朝廷”或“妨碍外交”等。主管官员就报纸文字中的只言片语无限上纲。而报纸一旦被指控,就广事株连,不仅发行人,主编首当其冲,其他稍有关系的如投资人、赞助人、撰稿人也往往获罪。对于一些敢于揭露和触犯他们的记者,更以原始野蛮手段迫害。最骇人听闻的是1903年的“沈荩案”。北京记者沈荩因报道了有关中俄密约的丑闻遭清廷忌恨而被捕。不到半月,在未经任何审讯手续情况下被判斩立决。适逢慈禧寿庆不宜公开杀人改判“立毙杖下”。由此可见一斑,据中国人大新闻史学家方汉奇统计,从1898年至1911年,至少有53家报纸遭到摧残,其中30家被查封,14家被勒令暂时停刊,其余的分别遭到传讯、罚款、禁止发行、禁止邮递等处分。办报人中,有2人被杀,15人被捕入狱,还有百余人遭到拘留、警告、遵释回籍等处分。(见徐培汀、裘正义合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三、恶法遭遇报界软抵制

   
清末社会危机四伏,报界作为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希望表达各自的呼声,要求法律的承认与维护。清政府箝制言论、摧残报刊、报人的种种措施必然引起报界的强烈反弹,为了争取言论、出版自由,报界主要采取以下方法,普遍抵制报律的实施,使之形同虚设:

第一,托庇于租界和外人,摆脱报律束缚。在开办报刊登记手续时,许多报刊利用清政府唯恐开罪洋人的心理,以外商名义注册,使清政府不敢轻举妄动,为报纸出版争得机会。上海《国民日报》曾以英商在英领事馆注册;日知会员冯特昆所办汉口《楚报》系在香港注册。卞小吾所办的《重庆日报》则聘日本人竹川藤太郎为名义社长。端方督鄂时,就不敢对“悬评旗”的《汉口日报》随便下手,只好先将该报买到手,“而后封禁之令始下”。

第二,采用假名注册登记。在公开合法的出版物中,有部分报刊的发行人、编辑人、发行所、印刷所使用假名登记,“神出鬼没,使官吏知有其纸出,而不知其发行印刷之所而无从封禁”。如北京《国风日报》发行人白逾恒化名“乌有氏”注册,广州《齐民报》、《天民报》的发行人伪托“冯光裕”、“黄平”,实际并无其人。所以,尽管开办手续形式上较为完整,但实际上没有照律办理。

第三,在刊载内容上,旁敲侧击地抨击弊政,迂回曲折地宣传革命思想。报界抑制报律最突出地表现在无视报律禁载规定,一如继往地揭露弊政,抨击外交得失,点名“侮骂”各级政府官吏;有的采用隐讳手法,“正言若反,寓言曲笔”,以瞒过清廷耳目;有的在受检后故意采用开天窗的办法以激动时论,获得以无胜有的效果,迫使巡警官署宣布“不再检查”。《神州日报》通过照录法庭审讯革命党人的供词来阐述革命大义,并且大量编发清朝各级政府发布的有关革命党活动的通报、缉捕革命党人的函电文告等,向读者透露革命形势。

第四,抑制处罚。当遭受处罚时,当事报馆也根据不同情形,积极采取抵制措施,如对轻微罚款,一般也遵照执行,但也发表抗议声明;对暂禁发刊、永禁停刊、查封等较重处罚的,虽被迫接受,但仍多方设法冲破禁令,或谋求报界同仁帮助,发动舆论反击;或另创报馆,再辟阵地。其它报馆则纷纷行动、声援被压迫同业。

总之,尽管清末报律对报馆的限制宽泛,而且清政府着力推行报律,以期达到约束报业、控制言论的目的,但由于报界的全面抵制,加之清政府自身日趋衰落,报律终于难以生效,报业逐步发展成“舆论之母”,“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直接动摇了满清专制王朝的统治地位。
       

四、报律失效原因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从中可以获得一点历史的启示:清末政府依照东西方先进强国的成法,先后制定颁布了五部新闻法,并且设置专门机构着力推行报律,显露出法制近代化的端倪,但是终于没有取得成功,清末报律并未真正切实贯彻。相反,清政府对言论、出版自由的摧残却激起报界强烈的反抗,清廷控制舆论的能力更加削弱。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
   
其一,报律自身存在着严重弊病,使之难以贯彻推行。如作为报律核心的“禁载”和处罚规定主要仍来自于通行的旧法和既有行为规范,清政府实际上是将以前对待报刊的一套落后的惯例和常规法律化、制度化,而与保障新闻自由的近代法治精神根本无关。而且禁载范围的规定过于简略,对于什么是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害治安、损人名誉等缺乏具体界定标准。立法贵在施行、条文用语应明确具体,否则,一方面使执法机构操作时可彼可此,或百般罗织,妄加罪名,严加处治;或放任自流,听之任之。另一方面,报界仍然我行我素,漠视报律,借口报律限制太宽而拒绝遵守。
 
其二,行政、司法不分的体制必然导致人治而非法治的恶果,在此前提下,新闻自由只能是空想。清末负责报律实施的为巡警衙门和地方督抚,审判厅有名无实,即检查权与审判权不分、行政与司法合一,所以,官府有权力而无责任,即使滥用特权,随意制造报案、制裁报馆也无需承担失查失误之责,这样一来,报律对官府缺乏甚至没有约束力,反之,报馆只有责任义务而无权利,只能绝对服从,动辄得咎。
   

2006年6月——9月

首发人与人权

井 蛙:自杀的猎人

   把手指割破,血从森林的深处流出
   我是午夜的巫婆变换脸谱
   
   我是童话里最恶毒的一个
   
   魔鬼
   
   浪漫而温柔的木屋
   珍藏了你
   
   被我包裹起来
   放在远方带回来的布袋上
   
   天天瞻仰
   
   我的神,我渴望百年雕刻的指纹
   一圈一圈
   
   全是树的年龄
   
   我和树是天生一对
   死在某处
   密丛里的那些影子阴沉着身躯
   
   它们邀请我去
   狂欢。地狱我玩腻了
   
   没有一处使我能够安身
   
   我拥抱你不均衡的呼吸
   我也缺氧
   
   可我离你不算远
   
   我们有了秋天的眼神
   潮湿,四周烟雾腾漫
   
   喝酒的喝酒去了
   
   人们只知道往我这儿撒下纸钱
   
   苍天苍天
   黑了下来
   
   我把神的衣裙解开
   最后一颗钮扣温纯了我的疼痛
   
   你现出消瘦无比的肢条
   
   地上到处是鲜红的枫叶
   秋,纵欲了一个夜晚
   
   我苏醒过来
   看到那么多人在庆祝国王的诞辰
   
   我微笑走过满天烟火
   
   城市挨着城市欢跳
   你烂醉如泥
   
   你不认识我,我是透明的叛徒
   
   我为一个伟大的国王
   穿上蓑衣
   
   因为,雨就要来了怕淋湿
   
   有人冒充了神的声音
   
   我下跪
   卑微的使者
   
   神举起一把锋利的藏刀刺我
   
   我卑微地倒下
   你在我身上覆盖了妖艳的枫叶
   国葬
   
   终于等到另一个巫婆从人群中钻出来
   
   嚎啕大哭
   再次虚构了一回
   
   她没有一次不是复活着醒来
   
   
   2006/10/5 SAND BEACH

韩寒炮轰现代诗坛 称众诗人靠下半身写作

    核心提示:韩寒炮轰白烨后开战现代诗坛,自上月底《现代诗和诗人怎么还存在》开始,整个大假期间,他针对现代诗坛又在博客上连发了6篇言辞激烈的文章。虽是只身挑战整个现代诗坛,但经验丰富的韩寒招招命中对方要害,俨然一位“武林高手”。

    资料图:韩寒

    资料图:被称为“诗坛芙蓉”赵丽华

    韩寒炮轰白烨后又骂现代诗坛

    天生好事的韩寒似乎总是闲不住,炮轰白烨燃起文坛论战的风波刚过,近日他又将战火烧向中国现代诗坛。近来,国家一级诗人赵丽华的几首旧作遭恶搞,爱凑热闹的韩寒也在博客上用“梨花体”仿诗一首,这算是他炮轰诗坛的开始。

    自上月底《现代诗和诗人怎么还存在》开始,整个大假期间,他针对现代诗坛又在博客上连发了6篇言辞激烈的文章。此举引来了杨黎、沈浩波、伊沙、东篱等众多“下半身”诗人的愤怒围攻,于是,又一轮骂战开场。虽是只身挑战整个现代诗坛,但作战经验丰富的韩寒进退自如,且招招命中对方要害,俨然一位“武林高手”。

    ·第一回合·

    韩寒:故意挑衅

    “前两天在争吵诗不诗的问题,没看,觉得奇怪。因为我的观点一直是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的,现代诗这种体裁也是没有意义的。”上月底,韩寒冷不丁在博客中丢出了一篇名为《现代诗和诗人怎么还存在》的文章,称现代诗人是先把自己大脑搞抽筋,再把句子给腰斩揉碎,跟彩票开奖一样随机一排,自以为是艺术,其实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诗人:刀来剑往

    说单个诗人倒还罢了,否定整个诗坛,让平日里行事低调的诗人们也按捺不住,于是开始和韩寒刀来剑往。“我不禁为他的浅薄、无知和自大而感慨万分!”“不说诗歌的时候,我还真不知道韩寒到底有多么浅薄。” “《三重门》结构涣散,人物模糊,情节如趟死水,对话如嚼白蜡,最多算是贫嘴合集,却又是贫得一贫如洗……”包括山上石在内的几位现代诗人开始就此发起反击。

    ·第二回合·

    韩寒:激怒对手

    挑衅有了回应,但似乎还没有达到韩寒的要求,于是他又开始发难:“我所不能理解的是,身为诗人,想要骂我的时候怎不写个自己最擅长的诗呢?原来诗人急了以后也开始大白话了呢,难道是伟大的现代诗不够力量?”韩寒开始鼓励诗人们用诗歌与自己舌战。

    诗人:群起攻之

    韩寒此举自然点燃了众多诗人的怒火,沈浩波、杨黎、东篱等纷纷在博客中发文指责韩寒,此外,还组织了一堂诗会为赵丽华辩解,并集体回击韩寒称:“说句不客气的话,随便从现代诗歌中找出一首优秀的短诗,它的文学价值足以超过韩寒所谓的小说。”认为“韩寒这样的司机和俗手不配谈诗歌”。

    ·第三回合·

    韩寒:全力进攻

    “果然,诗人真乖,让他写诗,他就写诗了。”正中下怀后,此时韩寒才发起了真正的攻击,《坚决支持诗人把流氓耍成一种流派》一文,有备而来的韩寒将沈浩波以前写的下半身诗歌挖出来,开始猛攻,“我觉得他的诗写得不错,反正横着这么写肯定不行,一竖,成了艺术,说着说着我有点崇拜他了,他直抒胸臆,用他的诗歌来说明了男诗人基本都是流氓这个古今一样的定理。咱们普通人耍流氓肯定是不行的,但诗人,硬是把流氓耍成一种流派,使委琐成为一种伟大。”沈浩波当年的“身体写作”一度引发争议,韩寒显然抓住了对手的致命弱点,此时,消息传开后,韩寒的超高人气也发挥了作用,其粉丝纷纷站出来,将几个诗人的博客搅得鸡犬不宁。

    诗人:萌生倦意

    此时,部分诗人似乎对与韩寒及其粉丝无休止的骂战产生了倦意,代表人物沈浩波以一首《从此君王不早朝——答在我的博文后翻江倒海的跟帖奴才》,表达了停战的念头。 “我怎么可能跟这样一群从脑子浑到肠子的玩意儿讲道理呢?这小戏子,一会儿装疯卖傻,一会儿委屈万状,一会儿撒泼,一会儿撒娇,要被他缠上了,我可真是幽灵缠身了?社会需要戏子逗大家开心,我就不需要了。”

    ·第四回合·

    韩寒:见好就收

    见对方萌生退意,韩寒也没有穷追猛打,而这似乎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一人单挑诗坛绝不能打持久战,但临走时的《我笑你们跳,我吹口哨你们叫》,韩寒也没忘了再把诗人涮上一番:“看了看诗人那边的反应,觉得我太残忍了,不能再玩你们了。关键是我看见你们有多么踊跃想跳上舞台唱两句,舞台稍微高了点,你们就自己人踩着自己人往上蹬。我笑你们跳,我吹口哨你们叫。但是当我走了,聚光灯和观众就都没了,你们爬上来后,就用手机的光照着自己互相表演吧。”

    诗人:……

  ·名词解释·

    所谓下半身写作,指的是一种坚决的形而下状态。所谓下半身写作,指的是一种诗歌写作的贴肉状态,就是你写的诗与你的肉体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所谓下半身写作,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注意,是肉体而不是身体,是下半身而不是整个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异化了,污染了,它已经不纯粹了。而强调下半身写作的意义,首先意味着对于诗歌写作中上半身因素的清除,上半身的东西包括知识、文化、传统、诗意、抒情、哲理、思考、承担、使命、大师等等。坚持下半身写作的诗人叫下半身诗人。

    ·沈浩波诗一首·

    《一把好乳》

    她一上车/我就盯住她了/胸脯高耸/屁股隆起/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我盯住她的胸/死死盯住/那鼓胀的胸啊/我要能把它看穿就好了/她终于被我看得/不自在了/将身边的小女儿/一把抱到胸前/正好挡住我的视线/嗨,我说女人/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收回目光/我仍然死死盯着/这回盯住的/是她女儿/那张俏俏的小脸/嗨,我说女人/别看你的女儿/现在一脸天真无邪/长大之后/肯定也是/一把好乳

冉云飞:我只想做一条自由的狗

冉按:中国受迫害的人千千万,但大多忍辱偷生,没有几个敢说出来,为自己讨个公道。更有甚者,有许多人不愿将自己过去受苦受难的事,写出来,说出来,心怕让当局知道,就再重蹈覆辙。其实在这样的铁幕之下,整人的人及制度,他希望的是你胆小,你害怕,你不发出任何声音,你不做出任何反抗,他就完胜了。

其实受了苦不说出来,受了难不喊出来,这就默认他整你的正当性。遭受苦难,却不能使苦难变成将来不再受苦的经验、智慧和勇气,传给自己的后代,让自己的后代永生永世生活在铁幕之下,而不能从你所受的苦难中有所得,这是自己丧失尊严,同时也是对子女不负责任的态度。你既生他下来,却不能使他们获得自由而努力,这是对子女最大的不是。我自从有了女儿后,不仅时常关注教育,而且更知道要为实现自由民主而努力——当然,哪怕我及我的女儿都不能沐自由民主之光,哪怕五百年后这个国家才有机会实现民主自由,我也要不懈努力——因为,当以后女儿问我,爸爸,那时你们为什么不反抗,不说出自己内心想法,不争取、不努力呢?我可以自豪地对女儿说:宝贝,爸爸是反抗过的,是说出了真相了的,我问心无愧。我常在想,要在自己的子女面前,有一种做父母的自豪与尊严,所以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一个人在子女面前都不能让他们有以你为荣的自豪感与尊严,我觉得这样的父母是不称职的。但努力想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王大爷,是称职的父亲。当他的子孙后代,看到他的努力时,会引以自己的先辈为豪的。

如此残暴的铁幕制度,迫害千千万万的人,同时也造就了千万被迫或者主动害人,以整人为己任的人。迫害者的控诉,固然可贵,但只有控诉,却没有迫害他人的人之道歉、反省、忏悔,就没有真正的得救者。一个国家的各群体之间、人与人之间需要和解,但前提是大家的真诚,说出真相,迫害过他人的人,出来道歉、反省、忏悔。是人都有做错事的时候,做错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做错了却死不认错,还抱着错误命赴黄泉。这样的人,在中国可谓夥矣。一个人,做错了事不认错,整了人不道歉,造了假不说出真相,害了人不忏悔,可以说连做一个人的基本底线都没有。准此,让我向不唱高调,勇于认错,还历史以真相的王大爷鞠一躬,表达我这个晚辈对他的敬意。

王大爷在做一个关于五八年社教运动迫害未成年人的记录,希望知情者将自己亲历的经过写出来,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信史。有意说出此项事件之真相者,可与王建军和在下联系,联系方式如下:

王建军:电话 13808054740,邮箱 [email protected]

冉云飞:电话 (028)86511861 邮箱 [email protected]

下面是王大爷的一篇文章,单是这标题,就令我起敬,现转录如下:

 我只想做一条自由的狗:辞“侠肝义胆”

公元2006年5月12日下午,在崇州市三镇清溪院会议室内,原四川省成都第十二中学(现名川大附中)高一九八五年的年级同学会上,本人因录访蒲传庸等事,受到了部份同学和同学会召集人\主持人的称赞说本人“古道热肠”、“侠肝义胆”。

这使我惶恐不已,虽然当即口头声明,我没有那么高尚,扪心自问之后自觉仍不足以消除愧疚之意,特为文辞之。

一:虽然我确实在为高一九五八级受伤害的同学“打报不平”,但更多的是在为我的儿孙们记录这段历史,希望他们记住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有这么一批人遭受过这样的苦难;希望他们不再有这样的苦难;希望他们如果真有这样的苦难加在他们身上时,他们能坚强的承受。当然,更希望他们能在这种苦难的苗头出现时,勇敢地起来制止它。所以目的还是一个私字。

二:本人今年六十有五,虽然不畏死,但也知道离火葬场是越来越近了。反躬自省,在过去的岁月中,虽然自己受到了不少伤害,但出于自私和自保的心理,也伤害过别人。我相信欠债是必须还的,与其来生还债,不如今生就算个明白,争取尽最大的努力将债还清,来世也好做一个不欠债的人。我想记录这段历史来作为还债的开始。当然,这也摆脱不了一个私字。

三:一九五八年那场针对中学生的不是“运动”的运动,不仅有受“伤害”的学子,也有受毒害的学子。领导这场运动的人利用了他们的热情、信仰和年少无知,教唆和诱骗他们去伤害他们亲爱的同学,他们也因此也成为心灵的受害者,这当中当然也包括我。

我于是想记录这段历史,让它来消除我们之间的隔阂,恢复往昔同学之间纯真的情谊。有名人说过“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恐怕是唯一沾得上公字边的目的,虽然其中也有私。

以上三点肺腑之言,恳请我亲爱的同学们采纳,并允许我辞去“古道热肠”、“侠肝义胆”等赞誉。

其实我只想做一条狗,当然是条自由的狗。我想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受伤害和受毒害的同学,挽回一点尊严。这是我的理想,虽然它可能只是梦想。人是应该有梦的。

                    原川大附中初十八班二组学生王建军                          公元2006年5月14日

朱培英:向国民党学习

      据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先生已将巍峨堂皇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卖掉并将中央党工(领取薪酬专职做党务工作的人员)限制在百人之内。

      国民党在台湾沦为在野党之后,眼看着百年老店有解体之虞,所幸前有连战,后有马英九,受命于危难之际,痛定思痛,毅然开除李登辉党籍,与台独势力划清界限,发誓要“革新图存”,高举“革新政治,和平统一”的蓝色大旗,抓住台湾选民对政治人物贪污腐败、信用颓溃的极度厌恶心理,承诺做到“清廉、勤政、爱民”,开始重新获得民心。也许经过凤凰涅磐般的脱胎换骨,国民党在台湾能获得新生。果真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被无数史实证明了的前车之鉴。从国民党由盛而衰,又由衰而新生的历程,我们从中可以悟出些什么呢?

      党的强大,不在于其中央机构的庞大和成员的众多,而在于执政理念的开明与先进、对民众的敬畏与服务精神。马英九,这位国民党新领袖的革新图存精神,对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保先教育来说,也许应该有点借鉴作用。

      中国共产党几乎集合了大陆中国人的所有政治精华,应该把全人类思想上好的东西都拿来为我所用。只要是好的,就应该学习,她应该有这样博大的胸怀。那么马英九“革新图存”的具体举措——比如将中央党工限制在百人之内,值得不值得中国共产党学习呢?

      就拿中共省一级党务人员来说,怕也十倍于百人不止,这是我们的光荣和优势?还是应该大力克服的不足?老百姓说:现在的党政机关是机构越来越庞大,冗员越来越多,工作时间越来越短,工作效率越来越低,收入待遇越来越高,办公楼、小汽车越来越豪华,公费旅游、公款吃喝越来越失控.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越来越成风。这种状况不解决,或是根本不愿意意识到这种状况的严重性,一味沉溺于莺歌燕舞,歌舞升平的陶醉中(或麻醉中),长此以往,前景堪忧!

      现在的中国,党政办公大楼通常是所在城市最豪华的建筑。而在较贫困落后的西部地区,豪华的党政办公大楼(哪怕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政府!)与破烂不堪的小学校舍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这是不是与国际惯例接轨呢?笔者曾到过日本一个中等城市的市政府(日本人叫“市役所”——很形象地点明了政府的性质!),使习惯了中国现状的我惊愕不已的是市政府的办公场所竟然设在普通的平房里,门口连个警卫、保安也没有—到底谁更象“公仆”呢?!

      中国共产党,敢不敢响亮地喊一声——“向国民党学习!”

保卫诗歌,或者保卫废话

  两三年前,赵无眠和苏迪两先生以《废话的力量》一个标题各自表述,对各种形态下的废话进行了诠释,两文在不同之间倒也有共同倾向:废话在所有社会生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种话语。当然,这里的“不可或缺”是不可避免的意思。不可避免并不意味着只能讲废话,如果一个人能长期坚持不懈地唠唠叨叨、喋喋不休、不着边际,并且时不时向观众呈现出一副赏心悦目状,就不由人会产生其他方面的怀疑,或者心理的,或者精神的。

  在正常情况下,一般人不怎么会经常性地做非常态下的想象,比方我就不太会想到有这么一拨人,聚在一起专说各式各样的超级废话,并且因此形成一个流派,但废话派诗歌就以超出常态的想象于9月30日进行了一次聚会,并自命为“保卫诗歌”——尽管诗人流沙河的诗歌并不在保卫之列,究其原因,是流沙河先生轻轻说了句赵丽华的那些文字不算诗。

  对废话派的诗歌本身不想进行怎样的评价,网友们的所谓“恶搞”,就已经有了足够的高明,但我觉得这些诗人们的心态比其“作品”本身更有可说的地方。

  网友们照葫芦画瓢地模仿了赵丽华的文字,立刻就有少壮派乌青出来辩解,他在他的《下一首诗》中大话其诗曰:“你看了我的诗/说这种东西你一天可以写/一百首/我说我的下一首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出来”。这尚不足为奇,更有可乐的,当乌青朗声唱完他的“诗作”后,立刻就出现一位更高级的注解者,他用这首诗直接回击网上的那些恶搞者,大发感慨到:“很多网上的傻×说他们也能写这样的诗,一天可以写一百首,但是真正的废话诗人却告诉我们,他自己都不知道下一首诗什么时候能写出来。”听,多么慷慨激昂的陈词,多么回肠荡气的表态,那“傻×”二字多么充满了不朽的诗意,“自己都不知道下一首诗什么时候能写出来”又是多么充满了诗的美感和奥秘。哦,不好意思,我刚才放了一个屁,但我不知道下一个屁什么时候放。

  这些天才诗人们以屈原、李白自度,网友们“恶搞”之后,伊沙愤愤不平的质问:“这是屈原、李白的国度么?中国真是沦落了!”这才叫真正的说到了节骨眼上,批评(可能有些话很难听罢)他们就不是屈原、李白的国度、批评他们,中国就沦落了,他们的道德制高点可真的比喜马拉雅山还高,他们的每一个字、每敲击一下回车键都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就仰仗他们的废话了——虽然在屈原和李白那里没有找到飞溅过这样口水的证据,中国的发展也似乎与他们的废话无关,而如此眼熟的招数,人们却早就在文革中实实在在地领教过,三十年过去,连换一个招数都不会。至少,我是不太敢有勇气承认这样的断句与“现代诗”有着任何关联的。真是拜托了。

  把废话变成诗歌这是一种能耐,把诗歌变成废话,这也是一种能耐,只不过可有可无罢了。

  当然,废话派诗歌中的废话并无值得恐惧的地方,比起废话般的指示、报告,其能量也是小巫见大巫,但作为当下中国“诗坛”的一个群体性倾向,我以为起码显示了这些诗人们不太健康的思维状态——这里的“不太健康”我无意引申到任何政治寓意上,仅仅指一种纯粹的生理现象。除此,我再也看不出有如何的高明了,那就请原谅我的眼拙吧。

  倘若,一定要赋予“废话诗歌”以某种力量的话,那就是越来越印证我们身处废话大国而不可自拔。

北京人文书店介绍

   1.万圣书园  
    万圣以经营社科学术类图书为主,它的定位似乎注定了和校园的鱼水关系。书园一 直开在学校附近,估计是被穷学生“骚扰”烦了,所以店内惟有的读书区(就是楼梯)被封在了收银台外。也许是这里的书实在太好了,所以站客依旧很多,看来普天下读书的人,总的来说还是穷的。店内不定期会有书展,我就遇上了” 学人书展”,有熊十刀、唐君毅等人的书。存包处在一楼,还有折扣区,从二元、五元的到三折、四折、五折、七折、八折的都有,同样一本书,我在万圣用七折的价钱买了,去光合作用发现是原价的,看来买书可要货比几家。醒客咖啡是书园的另一块沃土,书园内的书不付费是带不到这里的,咖啡厅内有很多免费的书可以看,大多数是艺术类的。  
                  营业时间:9:00~22:30  
                  地址:海淀区成府路蓝旗营  
                  电话:62769062  

    2.风入松书店  
    风入松,原本是词牌名。用这样一个名字,显然标明了高品位的文化风格和浓郁的学术氛围。风入松的诗意是从下楼梯开始的。橱窗里漂亮的图书,艺术地摆放着,过道两旁陈列的世界名画使你有一种仿佛进入艺术殿堂的感觉。只有迎面的汪曾祺先生题的“风入松书店”几个大字才提醒了你,哦,原来这是一家书店。风入松最初的店址是在北大南门的西侧,面积仅有40 平方米。三个月后,它向东移了200米,面积扩成860平方米。现在图书3万多种,学术性和人文气息非常浓厚。到这里来买书,如果兜儿里没钱又急等着用,可以选择复印服务,拿着你喜欢的书找店员就可以了。店内每排书架旁边都有小凳子,店堂一侧还有茶座,你可以拿一本书,坐一天。  
    读者是书店的上帝。对于风入松来说,它吸引的是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读书人。风入松为读书人做的一件事就是将学者必须包销的那部分书统统拿过来代销。对于许多学者说,这算得上一件不小的功德。  
                  营业时间:9:00~21:00  
                  地址:海淀区海淀路45 号北大南门东侧  
                  电话:62625939  

    3.光合作用书店  
    光合作用对图书有一个突出的贡献,那就是创造并很好地倡导了“悦读”这个词。悦读的第一步是让读书的整个过程不受干扰,在光合作用你能找到很多把小木凳,这些小凳是可移动的,分布在各个书架的角落里,在光线最好的窗边还有木制的长椅,一般情况下,这里都是座无虚席的,因为爱书的人实在太多了。”悦读咖啡”也是光合作用的,咖啡和坐椅似乎已经成了品位书店的必备品。光合作用的阅读区很怪,或是顺着房间的格局,或是人为地被制造出很多块区域,不同的区域就四不同种类的图书,甚至一些像通道类的地方都摆放了书架,并用射灯照亮书脊,以便读者翻查,这种空间设置真像是家里的某个角落,特别是那橘黄色的灯光,你一定不会陌生,所以光合作用也有家庭书房之美称。  
                  营业时间:9:00~24:00  
                  地址:五道口华清嘉园一号楼  
                  电话:82863032  

    4.国林风图书中心  
    300 多平方米的国林风,集聚了5万种人文社科书籍,于是有人说这里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全开架式民营精品图书超市。国林风以文化积淀和厚积薄发为特征,推出一系列高品位的书评讲坛、文化沙龙、签名售书和读者见面会等活动,与知识界同人携手为读者朋友提供更多建构思想自由空间的丰富养料。从国林风开业到现在,每一位读书人,都毫无例外地感受到尊重。国林风里,有一个水吧,大概有二十来张桌椅,由于水吧设在书店的里侧,所以很多人都去享受难得的清静。为及时反映新书、好书信息,更快的把书送到读书人手中,国林风又将精心采购来的最新优秀书目,不间断地刊登在媒体上,并开辟书评书介专栏是开通书友热线,提供邮购、热线咨询、上门发送、图书预订、缺书代购等多项服务。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服务,我们才爱上了国林风,离不开国林风。  
                  营业时间:9:00~21:00  
                  地址:海淀区海淀图书城昊海楼地下一层  
                  电话:62534371  

    5.雕刻时光书吧  
    雕刻时光的名字永远和电影相连,因为大家熟悉和喜爱雕刻时光并不是因为它的咖啡好喝、它的书好看,而是因为这里能找到寻觅已久的电影和知音。雕刻时光里最大的特色应当是那成排的书架上堆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外图书、杂志、电影、哲学、文学、广告……尤以电影类多得让人惊喜。你可以在这里坐一整天,以书为食粮,必要的消费只是一杯10元的咖啡(如果你聪明的话,还可以买可以续杯的那种)。周一到周五的白天,你可以边看书边听音乐,不喜欢JAZZ BLUES、乡村乐和民族音乐没关系,你完全可以带自己的CD来放,到了周二、周四晚上7 点半可欣赏电影,许多大师的影片,非常难得。最重要的是这里是有交流的,你的交流对象可以是咖啡厅的服务员,也许他就是今年准备考研的北大学生。这里偶尔有知名人士举办的文化讲座,学生们三五成群而来,每次消费大多都不过100 元。  
                  营业时间:9:00~24:00  
                  地址:海淀区城府路华清嘉园12号楼1层  
                  电话:82867025/26  

    6.三味书屋  
    三味书屋的名字很雅气,与时髦搭不上干系,它更像是老舍笔下的旧时茶馆,讲究的不是茶,不是水,而是品味的心情。书屋与茶室相连,楼上是茶室,楼下是书店,意境倒是与书屋很符合。在三味书屋可以找到好多年前的老旧版本,大家大多是带着怀旧的情绪来这里的,买畅销书是不会有人想到来这儿的。三味书屋只提供给你耐得住品味的书,反复琢磨都放不下的书,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立时拥有。毕竟喜欢老调子的年轻人有限,三味书屋在无需支付房租的情况下仍无法盈利,在半年的时间里,三味书屋仅进过一批新书,仅有的几次读书会活动,也是专家多,读者少,如果三味书屋不再把自己当成旅游景点去经营,而老老实实地去做书店,也许将是另一番光景了。  
                  营业时间:9:
30~22:30  
                  地址: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60 号  
                  电话:6601320  

    7.龙之媒广告文化书店  
    龙之媒广告文化书店今年5月份开业,从它开业那天起,便得到广告圈内的广泛注意。龙之媒的专业书又多又全,好多市面上没有的优质外版书和外版杂志在那里都能找到,而且好多外版杂志还能长期订阅。龙之媒几乎每个店员都能讲上一两个顾客淘书淘到手软的故事。开在繁华的东环广场附近,把书店选址在写字楼内,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是之前无人敢做的,对比”龙之媒”自有理由。对于买专业书的人来说,用不着凑热闹,龙之媒卖的是广告、设计、营销、传媒类的专业书,交通便利才是最重要的。在任何样的天气里,只要不想动,打个电话,发个传真、电邮,想要的书会送上门来,并且是货到付款,你甚至可以要求老板为你的公司或家庭做个书展,你想到的和没想到的方便方法,龙之媒都可以做到。另外龙之媒还是一家会员制书店,一次购物100元以上,下次就可以拿着会员卡当自己是老朋友了。   
                  营业时间:9:00~21:00  
                  地点:地铁东四十条站西北出口华普花园A座205 室  
                  电话:84094096 84094098  
                    

    8.席殊书屋(魏公村店)  
    被称为”改写中国建筑史”的席殊书屋车公庄店拆迁后,席殊书屋总部全资新建了魏公村店。与原车公庄店不同,魏公村店在注重建筑装饰品位的同时,更注重里外观明亮醒目和卖场氛围的营造。席殊书屋还首次引进了超市概念,以”让经典成为流行,让流行选择经典“的经营理念,200 多平米的店堂内,1万多种高品位的图书可以任意读选,最有吸引力的是还可以在第一时间,以优惠的价格买到市场刚出的新书,同时也有大量3 折、5折超值图书。店内有电脑、精致坐椅等,方便在购书的同时上网、休闲。  
                  营业时间:9:00~21:00  
                  地址:海淀区学院南路99 号  
                  电话:62170251  

    9.鲁博书屋  
    鲁博书屋创办于1993年,隶属于北京鲁迅博物馆。主要经营以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为主的图书、纪念品。鲁博书屋编辑出版过多种图书,其中包括《鲁迅著作手稿全集》、《中国萌芽木刻集》、《鲁迅诗稿》等,这里还有不同种造型,不同材料的鲁迅像、纪念章、书签、名信片等纪念品。  
                  营业时间:9:00~16:00  
                  地址:西城区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19 号  
                  电话:66164168  

    10.五四书店  
    这家书店的营业面积只有100 多平米,开业以来,很少搞活动,但生意一直不错。他们赢得读者的秘诀是,全心全意为读者着想——可以跟出版社换书,新书上架快。面对书业打折风,五四书店坚决反对。在他们看来,书店虽是文化事业,但归根结底,经营书店是商业行为,靠的是企业化的运作。不在经营上下功夫,打折只能是饮鸩止渴。  
                  营业时间:9:00~18:00  
                  地址:东城区五四大街甲31 号  
                  电话:64037185  

王海鸰访谈:结婚比离婚更沉重

  “中国婚姻第一写手”新作再次挑起婚姻话题婚姻———只是两个人的问题吗?在《牵手》和《中国式离婚》后,有着“中国婚姻第一写手”之称的王海鸰,再次挑起婚姻这个最新鲜也最陈旧,最温馨也最惨痛,最丰富也最乏味,最给人安定感也最折磨人的话题。王海鸰延续了她一向“冷静而近乎残忍”的手法,再现婚姻硝烟弥漫的生存状态。只不过这次在新作《新结婚时代》中,对于谁是婚姻的“杀手”,她提出了新的质疑。

  “我对这个作品最满意的地方,在于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点,从城乡差异来写婚姻,从而给了它一个广阔的背景。”昨天,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王海鸰说,和《牵手》、《中国式离婚》等都不同,小说中,引发婚姻矛盾的原因不是个性不合、第三者,或者俩人缺乏沟通、相互猜疑,而是无法沟通的城乡间的鸿沟。“从某种意义来说,《新结婚时代》比《中国式离婚》更沉重。”

  ■相比“离婚”,“结婚”并不轻松记者:以前,不少人看《牵手》和《中国式离婚》时,都觉得比较沉重。相比之下,《新结婚时代》阅读起来似乎显得轻松一些,有不少幽默调侃的成分。这是因为您对婚姻的看法有什么改变吗?

  王海鸰:其实,如果说到沉重,这个故事远远超过《中国式离婚》。事实上,小说在《当代》发表时,我看到编辑的导语,说我把生活解剖得“透彻而近乎残忍”。小说主要的一对夫妻:小西是在北京的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建国则来自贫困的沂蒙山村。两个家庭的巨大差异,使得原本相亲相爱的小两口,常常为了各自家庭所不同的生活、价值、处事等观念发生争吵。它和《中国式离婚》相比,背景更广阔,而且更残酷。因为他们的悲剧完全不是因为他们俩人的原因。

  记者:在书中,您讲述了两代人的三种“错位”婚姻,除了主人公的婚姻外,还有顾小西父亲的老少恋以及她弟弟的“姐弟恋”,您想通过这些“错位婚姻”给读者带来什么样的婚姻启示呢?

  王海鸰:为什么叫新结婚时代呢?以前,我年轻的时候,结婚、离婚,都是要经过组织批准的,根本不是你个人的事情。离婚也备受歧视,要被议论,但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可以做各种选择,你不结婚,可以,不要孩子,可以,哪怕你是个单身妈妈,只要你不违反法律,不侵犯他人,基本上都可以得到认可了。

  我觉得婚姻的本质应该是两个人的事情,两个人在经济上,感情上,性上,组成一个小小的联合体,但事实上,现在的婚姻还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在小说里,我通过主人公发了顿牢骚,说我们现代吧,是现代不到美国的分上,传统又得不到传统的好处。作为一个作者,我不评判,只是把我想到的,思考到的,写下来,也希望我们的生活环境和婚姻环境更为科学,更为宽容。

  ■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是很物质的记者: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不是门当户对对婚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王海鸰:我觉得每个人在结婚前,都要对自己的承受力有一个判断,不要期望爱情是婚姻的唯一支撑点。不要企望有了爱情就可以战胜一切。爱情其实是脆弱的。倘若对方来自农村的家庭,特别是那种不开化的偏远的农村,而且他在家庭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你就必须想一想,你能承受多少,而如果你觉得自己能够承受的话,到了真正身临其境的时候,你就不要怨天尤人。我的书也是想起到一个提醒作用。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是很物质的。

  记者:在网上有人评论说,看了《中国式离婚》的人们,其他情节都可以忘掉,唯有结尾非常难忘。因为是开放式的,非常耐人寻味,而相比之下,《新结婚时代》的结尾则无味多了,看似大团圆的结局却不好看。您怎么看这种意见?

  王海鸰:其实对于作者来说,结局如何处理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想让它开放就开放,想让它团圆就团圆。我之所以这样处理,也是基于刚才所说的原因。因为各自家庭的原因分分合合,相爱的人不能聚首,这样残忍的故事里,如果再续上一个残忍的结尾,我觉得会让人看不到希望,有点于心不忍。其实故事本身已经说到极致了,在结局给大家一点希望和明亮,我觉得这样处理没有什么不好。

  ■我对重新进入围城不抱希望记者:您对婚恋题材的关注与您本身的婚姻经历有关吗?

  王海鸰:我对婚恋题材的关注,不是刻意为之的。我生长在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里。我的父母感情非常好,所以我从小也非常渴望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但可能就是因为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吧。

  婚姻的失败使我反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对我自己的反思是,我没有选对人。而且,我虚荣了,我结婚有很大的成分是结给别人看的。着急也是有的,我结婚时35岁,来自于父母和外界的种种压力,使我渴望摆脱单身生活。从我自身的体会来说,没有结婚之前,压力那个大呀,好像嫁不出去,都对不起别人。结婚后,一度有昂首挺胸,天蓝地阔的感觉。实际上,不结婚又怎么样呢,只是那时我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

  记者:您以前曾经用“仿佛不曾有过”来形容自己的短暂的婚姻。您现在对婚姻的态度是失望的吗?

  王海鸰:应该说是不抱希望。我只对亲情抱希望。要说那段婚姻给我留下来的,首先是一个儿子,再有就是对男人那种迷信的破灭。我相信爱情,但是我不相信爱情永恒。我觉得永恒的爱情只有两种,一种存在瞬间,就瞬间而言,它是永恒的。及时结束,也是永恒。另外,化爱情为亲情的情感,是最永恒的。

  记者:您离婚十多年了,一直孤身和儿子生活着,从来没有想过会重新进入围城吗?

  王海鸰:一开始是顾不上,那时孩子还小,完全要靠我自己养活他,当时我的离婚协议书是这样签的,不要抚养费,但我如果意外身故,孩子得归我妹妹。为什么?我怕孩子没有人管。我想,我生了他,我一定要养好他。所以,在生他以后的头三年里,我什么都没有写,那时候每个月挣200多元钱,保姆费就得80元。我带着孩子,整天处在一个狼狈的状态当中,根本没有心思想结婚的事情。

  我也曾经考虑过,但我的个性使我对婚姻不抱希望。我不需要生存型的婚姻。当然了,倘若爱情能飘然而至,十全十美,那又何乐而不为。

  作家简介王海鸰著名作家,著名编剧。

  1952年12月生于山东。16岁当兵至济南军区某部海岛,做过通信兵、卫生兵、业余宣传队队员。1983年调至总政话剧团任编剧。

  主要作品有小说《星期天的寻觅》、《牵手》、《大校的女儿》、《不嫁则已》、《中国式离婚》等;电影《小岛》、《走过严冬》;电视剧《爱你没商量》、《牵手》、《不嫁则已》、《大校的女儿》、《中国式离婚》等;话剧《洗礼》、《冲出强气流》等。电影、电视剧、话剧曾获国家级各种大奖。

路遥之女告母亲讨版权终审被驳

  路遥之女要求解除《路遥全集》出版合同案日前做出终审判决,其诉讼请求被北京高院驳回。因认为母亲擅自处置父亲留给自己的遗产,路遥之女路茗茗在状告两家出版社的同时,也将母亲林达告上法庭。
  1992年,著名作家路遥去世时,其女儿路茗茗只有13岁。路茗茗在起诉中表示,1997年6月,母亲与太白文艺出版社签订出版《路遥全集》的合同时,她还不满18岁。
  2003年元旦,母亲见她已长大成人,与她签订了《遗产继承协议》,将路遥的所有版权移交给她,此时她才知道母亲与出版社签订合同一事。路茗茗认为,母亲无权替她处置父亲留给她的遗产,于是将母亲和两家出版《路遥全集》的出版社一起告到法院,要求解除出版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在路茗茗未满18岁,尚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林达作为路茗茗的法定监护人,在不损害路茗茗利益的前提下,有权处理路茗茗享有的路遥作品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法院认定合同有效,驳回了路茗茗的诉讼请求。随后,路茗茗上诉至北京市高院。
  太白文艺出版社代理人朱先生在法庭上表示,是他促成了《路遥全集》的出版,当时只是想用这种方式纪念路遥。后来由于太白文艺出版社财力有限,他们和广州出版社签订了联合出版《路遥全集》的协议。
  林达表示,她与出版社签订出版《路遥全集》的合同,确实未征得女儿的同意,她支持女儿解除出版协议。
  北京高院终审认为,路茗茗主张解除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遂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