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6年10月2日狱委讯】2006年9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负责高智晟律师案件的警察口头通知高律师妻子耿和，高智晟已经被批准逮捕。截至现在，受委托为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莫少平律师那里还没有来自警方的确切的消息。 从8月15日开始，高智晟律师的刑事拘留期限37天早已期满，到今天10月2日是第48天。从莫少平律师介入此案以来，警方首先以未查询到案件经办单位为由，历经超过法定时间的50余个小时后，告知莫律师无法安排会见。我们不认为维护“首善之区”治安、还要负责2008年奥运会安全保卫工作的北京市公安局是徒有虚名，居然两三天查询不到如此重大案件的经办单位。那么我们只能断定经办高智晟律师一案的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和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在有意拖延时间。通常争取时间的目的无外乎商议对策或加强准备。果然之后一周北京市公安局又抛出所谓“高智晟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以此为由拒绝莫少平律师会见当事人。然而同时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和国保总队又违反法律，不提供高智晟律师涉及“国家秘密”的具体罪名，同时也不提供进入了何种司法阶段的确切答复。警方不告知如此基本的信息，如果在依法的正常办案程序中是不可思议的。 随后9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正式书面通知，拒绝了莫少平律师提出的为高智晟律师取保候审的申请。在高律师被捕的四十余天中，与高智晟律师案件无关的高律师妻子耿和、女儿耿格（13岁）、远在山东东营的姐姐高艳芳、远在陕北佳县的大哥高智义、在北京打工的三位侄子高欢（21岁）、高显（19岁）、高欢龙（16岁）、亲属黄燕等等都受到波及，重则被非法拘禁、软禁、遣返原籍，轻则受到恐吓、讯问、警告。公安部门全盘配合紧锣密鼓侵犯公民人权的行径，让高智晟律师案件疑云密布，只能说明警方在此案上存在彻头彻尾的违规操作。这并非一个刑事案件，而是一个由政法委及公安部精心策划严密操控的政治案件。旨在整体打击国内民间维权力量的“嚣张气焰”，震慑“不安定分子”，同时也分化瓦解国内维权群体。 高律师被捕的消息我们还有待从莫少平律师处获得警方的正式书面确认。如果高律师的逮捕日期也在9月30日，那么他与远在广州的郭飞雄就是同一天被逮捕。这两个从官方表面看来毫无关联的案件，相近阶段逮捕不是巧合。拖延到这个日子，显然是一来为了能连接上中国大陆的“国庆黄金周”，7-8天长假，政府机关全面休息，可以堂而皇之的延迟给莫少平律师确切答复的时间。二来通常“国庆”期间公众普遍放松精神，在华的各国使馆和海外媒体也有不少入乡随俗的放假，这样可大大减小因为对高智晟、郭飞雄的司法程序升级而引发的海内外关注度。通常元旦、春节、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乃至一些双休日等等，都是可以借之维护稳定化解反击力量的隐形挡箭牌。这类手段中国大陆政法系统屡试不爽。但用得多了，就会显现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们有理由预期，陈光诚的案件二审也拖延到临近“国庆”突然通知“书面审理”，也与此“技法”不无关系。 9月7日在我接受第一次刑事传唤时，警方曾声明我是高智晟律师案件的唯一同案犯罪嫌疑人。但9月8日我接受第二次刑事传唤，我向警察提问凭什么让20名男女国保住进高智晟律师家中，为什么对高律师妻儿采取长期的软禁、监控，为什么对前往高律师家的朋友实施威胁、恐吓，为什么对高律师的三位侄子及黄燕实施非法拘禁，为什么还在高律师家楼下搭建中型活动房以便秋冬长期监控下去……警方给与的回答竟然改口说是高律师妻子耿和也是同案犯罪嫌疑人。如果是这样那么耿和确实无权给丈夫请律师，而且因为她的孩子小，所以有可能对她实施监视居住，并且限制她和外界往来。但是，即便耿和与我一样是高律师案件的同案犯罪嫌疑人，那么为什么在8月25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逼迫耿和写保证书，要求她保证不给高智晟律师请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尤其不能请北京维权界中的律师，以后真到了开庭必须请律师的阶段，那么耿和也要配合政府请北京市公安局指定的律师。不管耿和是不是犯罪嫌疑人，国保的要求都是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公安部门又一次明目张胆践踏公民的尊严，以欺骗、要挟、恐吓的方式迫使妇女儿童就范。 回想8月18日陈光诚的律师团受阻挠、骚扰、关押，北京律师不得不提出延期申请，法庭随后违规临时指定了两名当地律师代替光诚自己委托的辩护律师。在陈光诚拒绝接受的情况下沂南县法庭依然强行开庭。两位当地律师仓促上阵形同摆设，加上政法委早已暗定庭审结局，所以光诚被超常重判，以儆国内为反暴力计划生育维权之效尤。此类国产政法丑剧大片的导演都是政法委和公安部，我们等待着，看这一幕何时在北京的高智晟案件上重演。 胡佳 2006年10月2日

　

　《新民周刊》今年第37期做了一组《南水北调西线之争》的专题报道。新闻由头是规划的西线调水区四川省的4位专家学者主编并资助出版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汇集了一些专家学者以及数位当地官员，从西线调水的目的、经济合理性、技术可行性到地质风险、生态影响、补偿方案和决策程序等角度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表达了对现有西线工程规划的质疑。

　　在我等看来，这么一个空前巨大的世界史上破天荒的工程，其规划理当经过反复论证，接受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各方面的质疑，以期尽可能做到科学决策。正如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院士曾说的，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是那些反对者。兼听则明嘛！

　　而受命编制南水北调规划的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将东、中、西三条线打包为《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国务院于2002年12月23日批复，“根据前期工作的深度，先期实施东线和中线一期工程，西线工程先继续做好前期工作。”现在，3年后，调水区的众专家学者“才第一次看到耳闻已久”、已“通过水利部专家审查”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纲要及第一期工程规划》。恰如《备忘录》的主编之一林凌等人所言，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涉及四川地区地质、水文、气候以及民族和宗教问题，四川学者的了解和积累更多；编制西线规划的过程，本应让尽可能多的四川学者参与。我甚至认为，要让全国范围的普通民众也广泛参与讨论。我现在最想说的是，时至今日，再也不应该拿“地方利益”、“地方主义”之类政治标签来封悠悠众口了。

　　由于多少年来维护“地方利益”、搞“地方主义”都是可怕的政治帽子、打人的政治棍子，在此习惯势力和思维定式的威慑下，没人敢理直气壮地表明自己就是要维护本地的正当利益。“有声音认为，《备忘录》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本身和对黄河水利委员会所作规划的质疑，是‘地方利益在其中作祟’。《备忘录》的出版，被指为罔顾黄河上游六省缺水现实去维护和争取地方利益之举。”而“所有接受采访的四川学者都声称，《备忘录》的立场是‘促进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他们辩解说“地方利益不是我们考虑的(出发点)”。

　　为什么不可以堂堂正正地说，我们就是要维护地方利益呢？

　　全局利益难道不是由地方利益合成的吗？难道不是平衡各个局部利益的结果吗？没有合理的地方利益哪来抽象的全局利益？

　　从科学决策角度看，如上所述，地方的专家学者有熟悉地方的优势，他们的意见可以深化细化对局部地区的研究。从民主决策的角度讲，共同利益是局部利益(不同利益群体，地方利益是一种)互相博弈达成的妥协。所以，美国不仅有按人口分配代表人数的众议院，还有每州两名议员的参议院。我国的人大代表人数、名牌大学新生入学人数，分配时都考虑了地区因素。

　　众所周知，“大跃进”年代，所谓“毛主席的好学生”、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提出“全国一盘棋”。正是在这种抹杀地方利益、局部利益的极左思想推动下，全国刮起了灾难性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而在三门峡水利工程建设中，陕西省的专家、官员从“地方利益”出发，冒着政治风险进行抗争，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部分地减轻了拦河筑坝对上游渭河流域的危害。而改革开放以来，正如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在寻找中国崛起的原因时所言，分税制等承认地方利益的政策，是一项重要的驱动力、利好因素。

　　有人提出，借鉴黄河流域“水权置换”的经验，四川应该争取北调水量的经济补偿。而编制西线规划的“黄委会”对此的回答是“水权国有”，西线工程属于全国性的大工程，要从“全局考虑”。这个回答我们似曾相识。在煤矿、石油开采等领域早有类似抹杀地方利益的说法，结果是没有处理好全局和地方的关系，造成了破坏环境等很多后患，现在已调整政策。

　　具体到西线调水工程，我认同这种说法:“在南水北调问题上，黄委会是利益相关者，编制规划应该将长江水利委员会和地方政府都吸纳进来。”——这也是四川学者鲁家果的报告呈送给温家宝总理后，规划编制方黄委会和水利部等部门受命赴川听取意见的原因吧？

一个多月之前，我与一位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共进晚餐，席间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政治问题：中期选举，朝鲜导弹危机，伊朗核危机，伊拉克战争，以及更多更棘手的问题。为了避免场面过于尴尬，他谈到了罗纳德。里根，“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共和党人”。我们都非常喜爱里根，熟悉里根的所做所为，并对里根的历史地位抱有极大的尊敬。在美国，即使左翼民主党人也很少批评里根，他在死后享有了比生前还高的荣耀。但是，当我们谈到克林顿的时候，这位总裁表现出了明显的保留意见：“当然，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我应该承认这一点，但是我是一个共和党人，所以……我也不认为经济繁荣是他的功劳，这场意料之中的繁荣只能增加罗纳德。里根的光辉。”

里根的绰号是“伟大的沟通者”（The Great Communicator），所以我们的谈话主要围绕着里根的几次经典演讲进行：柏林墙演讲，第一次就职演说，以及两次堪称空前绝后的总统大选电视辩论。这位伟人留下了太多的名言：从“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到“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就是问题”，只要稍微回忆一下，就能列举许多类似的发人深省的警句。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他在基督教福音派年会上讲的一句话。于是，我把这句话复述给对方听：

“美国是伟大的，因为美国是好的；如果美国不再是好的，美国就将不再伟大。”（America is great， because America is good； and if America cease to be good， America will cease to be great.）

这句话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次晚餐之后，我们只见过两次面，其中一次是我离开纽约，动身回国的当天上午。他走过来和我握手告别，顺便问道：“对了，你能够把上次你引述的罗纳德。里根的话重复一遍吗？”我就重复了一遍。他若有所思地默念了片刻，说：“我很喜欢这句话。我会一直记住的。”

其实这句话并非出自罗纳德。里根的原创；根据里根本人的说法，这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赞扬美国的宗教传统的。在这里，“good”其实不应该翻译成“好的”，而应该翻译为“虔诚的”或者“有宗教信仰的”。基督教当然认为，只有虔诚的人是好人，但非基督教徒肯定有不同的看法。在基督教福音派年会上，里根引用这句话鼓励牧师们为美国的宗教传统而战，同时被引用的还有杰斐逊的名言：“如果我们不是被上帝统治，就一定会被暴政统治。”（If we are not ruled by the God， we must be ruled by tyranny.）

然而，在我引用的场合，把“good”翻译成“好的”倒更加合适，因为我用这句话来形容我对美国的评价，不仅限于宗教的范围。从许多方面看，美国都是“好的”：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严格保护，有章可循的司法制度，富有活力的自由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福利制度，多样性的文化，以及美国民众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来的英雄主义，都是美国伟大的关键。亨德里克。房龙先生曾经赞扬英国人拥有不动声色的英雄主义，所以能够统治大半个世界；今天，这个评价一样适合于美国，虽然美国人的英雄主义更加外向，更加热情，更加令人动容。

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学习的——技术的保鲜期只有几个月，学术理论可以随着人才的流动而流动，政治经济制度可以被其他国家复制，甚至宗教文化都可以被抄袭，但是，民众的英雄主义却是不可复制的。美国人的英雄主义并不体现在平时的“爱国主义”叫嚣中，并不体现在领导人的虚张声势中，更不会体现在民众对国家的盲从中。或许，这种英雄主义就是使美国保持伟大的基础，只要有它在，美国就会一直是“好的”。

我们应该怎样描绘这种英雄主义？纽约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诠释。在波澜壮阔的美国历史上，纽约并不是一座坚定不屈的城市，它有过恐惧，有过动摇，有过悲观失望，甚至有过叛国的企图；但是，每到关键时刻，每到需要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刻，纽约总是会做出令人尊敬的决定，它一直是联邦矗立的基石。纽约人可以骄傲地告诉每个人：“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忠于自己的信仰，而且我们已经用行动证明。”

在独立战争中，纽约是英军最后一个撤离的城市。几年之后，美国通过了新的宪法，纽约州成为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但纽约市却站在了联邦主义者一边。“如果纽约州不通过宪法，我们纽约市就将和长岛一起成立新州。”这句话可不是说着玩。于是纽约州最终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宪法。

几十年之后，南方和北方的隔阂日益加深，面临即将到来的内战，纽约市表现的举棋不定，市长甚至提出独立成为自由市。可是，在南方邦联打响第一枪之后，纽约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联邦一边：“为了保护我们的联盟，我们愿意流尽最后一滴血。”在整个内战中，纽约是向联邦输送兵力最多的城市。

林肯总统的连任选举在纽约市遭受了惨败，因为纽约人对这位“乡下人”毕竟有点抵触。然而几个月之后，当总统遇刺身亡的时候，他却在纽约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十几万人追随着他的灵柩穿越整个曼哈顿，人潮挤满了每一条街道，用眼泪和鲜花证明自己的忠诚。谁能想象这个林肯在纽约市的支持率曾经只有百分之二十？

又过了几十年，两次世界大战先后爆发，纽约照例成为联邦军队的柱石。是的，纽约人曾经坚持孤立主义，反对参战；是的，纽约人离战争很远，没有必要参战。但是，一旦这个国家不可避免地投入战争，纽约人就开始用行动证明自己的英雄主义。1933-1945年之间任职的纽约市长拉瓜迪亚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无法代表纽约为战争做出更多的贡献”。当德国潜艇出没在纽约港之外，在长岛和新泽西引起一系列爆炸的时候，纽约是镇定的。它骄傲地矗立在那里，尽管异常危险，尽管一切皆有可能。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到911，尽管每个人都不愿意提到它。911是对纽约人民的英雄主义的最好证明。我们无须重复消防队员的奋不顾身，警察的英勇，以及华尔街专业人员的敬业（他们在一周之内就做好准备，重新工作）；只需要看看圣约翰小教堂的场景就够了。孩子们在救灾队员休息的床上放上了填充玩具，市民们在教堂的栅栏上挂满了各种吉祥物，护身符，以及表达敬意的卡片。《纽约时报》刊登了每一个遇难者的姓名、照片和简介，他们被一视同仁地称为英雄。今天，离恐怖袭击仅仅5年，纽约的经济再次到达了史无前例的高点，这座城市最大的财富不是地理位置或气候条件，而是它的人民无处不在的英雄主义。

纽约只是美国的一个缩影。我知道，很多人认为美国仅仅因为军事和金钱而伟大；但是，如果美国丧失它的英雄主义，不再一如往昔地“好”，它就会迅速走向衰败，甚至是灭亡。看样子，这种事情在几十年之内都不会发生，或许几百年都不会发生。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想变得像美国一样伟大，首先要学习的不是技术和制度，而是这种几乎无法学习的英雄主义。

一百多年前，伟大的J.P.Morgan曾说：“每一个对美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的人都会破产！”（The man who is a bear on 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lways go broke！）我赞成他的意见。无数人曾经预言过美国的衰亡，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美国的伟大不是因为政府或财团，即使把这些东西连根铲除，只要过十几年，美国仍会不可避免地恢复伟大。而那些居心叵测的阴谋家则会无法挽回地走向破产，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仍是如此。

道统与政统

清季民初，风气日开，一大批士人涌到历史的前台，风流尽显。其著述与事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 大浪淘沙，群贤互比，真正可以烛照千秋，彪炳后世，典范群伦的，还是胡适与鲁迅二人。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位先生的影子将更加清晰的投射到后辈学人身上。从更深远的语境中考察，鲁迅也好，胡适也好，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大师之所以在当下还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恰恰是因为他们是中国文化的传人——现代传人。

无论是谁，都无法超越其时代所构建的文化环境，而文化的继承者，往往是那些以弑父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不弑父则无推陈，无推陈则无出新，无出新，则惟有一死而已。弑父是建立在父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对父的了解，也即对传统的了解，就没有能力弑之。鲁迅和胡适，他们身上都闪烁着父的影子，传统的影子，据说鲁迅和胡适都被国学网评为国学大师，足见二者在大多数读者的心目中，并非一副简单的新文化大师面孔。他们学贯中西，但还是传统的士人，他们更多的，是被父亲所滋养起来的精神巨人，尤其是心理层面。同时，是他们真正意义上改变了传统的文化格局，这种改变何其难哉？

毕竟，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前的社会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事。而单纯视鲁迅和胡适为颠覆传统文化的洪水猛兽，把文化衰落和国运不昌归之于此二公者，常常是杞人忧天，迁怒他者。进入鲁迅和胡适的历史背景，也就是，我们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那么当下某些学者将二公一同打入激进主义的文化冷宫者，其心态是大可玩味的。

余英时先生说：

今天回顾起来，我们当然不难看出“五四”时代人物在思想方面的许多不足之处。最重要的是他们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都不免流于含糊和肤浅。至于他们把民主和科学放在和中国文化传统直接对立的地位，那更是不可原谅的大错误。但是，就中国文化重建的方向而言，民主与科学确实代表现代文明的主要趋势。“五四”所揭示的基本方向通过60年的历史经验而益见其为绝对正确。我们稍稍追溯一下“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态，便不能不承认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确曾发挥了心灵解放的绝大作用，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①

这可以说是对“五四”学人的持平之论了，余先生的反思的立场既没有对他们赞之上天，亦没有贬之入地，但是，余先生以学统自居，旅居异域，很难于心魂上接近先贤，往往就没有那种国内知识分子对鲁迅和胡适他们那种痛彻肺腑的理解。

林贤治先生说： “在亿万奴隶中间加进一个鲁迅，中国整个主权文化的构成格局是不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异类。” ②

谢泳先生说： “胡适是一个在政治上有民主气质，而在为人处事方面也体现出了民主风度的人。” ③

因为现实的交迫，我们国内知识分子的鲁迅情结和胡适情结大多是一种心魂交往，林先生和谢先生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对二者的取舍。同时，因为这种近距离的心与心的交往，常常使持论者很难有持平之论，而且少有海外学人更冷静的学术心态和更广阔的思想视野。当然，他们都不无洞见，所发之论，对于我们理解鲁迅和胡适是颇多启示的。其实余先生也好，林谢二先生也好，并没有回答鲁迅和胡适二公为何都在知识分子中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当然他们也没有义务来回答。但是，余先生的文化重建意识也好，林谢二先生的情有独衷也好，种种讨论和争论本身却说明了鲁迅和胡适在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无可动摇的地位。二者是无法较其高低的，非要来个去此存彼，本身就有负先贤，至于生命体验上的个体性接近，无论感情多么澎湃，亦无可非之。关于胡适，生前有现代评论派诸君子为之出头，死后有李敖、殷海光等人摇旗；关于鲁迅，生前有郁达夫、许寿裳为其剖白世心，死后有林贤治、李锐（山西）等先生与之神交，无论人们怎样厚此薄彼，胡适反而更加是胡适，鲁迅反而更加鲁迅了。也许重要的，不是二者的差异，二者的高低，而是二者自身魅力的构成条件。 胡鲁二公在知识分子中间有如此影响，绝非偶然。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贺昌群先生就已经这样认识时代与传统的复杂关系：“每一时代皆有时代之特性，当其特性在发展之时，往往与其前一代之传统势力，发生参差之反应作用，申言之，即必然继承其传统之一部分，同时革弃其传统之另一部分，复增入其新异之部分，此历史演变之恒律也。” ④

以贺先生六十年前的文化历史观念佐之，鲁迅和胡适之所以在知识分子当中树立如此的地位，恰恰是因为他们皆把握了“时代的特性”，并“继承了传统之一部分，同时革弃了传统之另一部分，复增入其新异之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道统、政统、学统 “三位一体”是中国古代政治的轴心，道统从一般意义上阐述了一套指导政治实践的基本原则。所谓政统简单地说，就是皇权以及他所支配下的政府。学统一般是传承道统，为士人提供学养的观念体系。在古代中国，通过建立官学、民间书院、私塾等等，儒家的思想得以传承和发展，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士人观念的实践者，他们的影响遍及政府和社会。中国的道统简单说就是仁政，在孟子那里，“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这说明，在士人心目中，道统高于政统。当道统和政统相合时，他们往往是政统的支持者，当政统有悖于道统时，他们往往是政统的批判者和革命者，所以，士人不仅仅是维护稳定的力量，也是改朝换代的革命力量，当然也是复兴道统，重建政统的核心力量。

如果我们承认传统文化对每个中国人都有无与伦比的塑造力量，那么反思新文化运动中那些大师们，也可以说，他们可能从近处看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者，但是从远处看，恰恰是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继承者。而且，他们中的最优秀的人物，无外乎以自己的学养复兴道统和政统而已。如果这个粗线条的视野可以成立，那么我们看，道统的仁政思想往往首先通过士人自身的修养获得超验的天命支持，正心、诚意、修身就是对道统的继承，它更注重人的伦理道德层面，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对政统的继承，它更注重制度和社会层面。鲁迅和胡适都有其独特的学统，并以此演绎了新的道统和政统。诚然，无论鲁迅还是胡适，他们都不可能在一个尽管是未有之大变局中离开传统太远，当时的惘然很难廓清彼此的位置，但是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在审视他们的时候，是否可以将鲁迅列入传统的道统传人，而将胡适列为传统的政统的传人呢？

道统高于政统，也更有完美主义倾向，更注重个体的心性气质和行为心理。政统现实很多，更注重制度设计与参政意识。所以我们看，鲁迅后来对胡适多持批判立场，但是胡适很大程度上将鲁迅引为自己人。道统与政统虽有高下之分，却缺一不可，而这两个人无疑都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是他们在开启新的道统与政统时贡献最大，也就是在民族国家的历史观念中确立现代的民主制度体系。民主更注重的是制度设计，自由更注重的是个体生存，这是完成宪政转型的两个转轮，缺一不可。

就鲁迅而言，他无疑是近现代最独立的知识分子。鲁迅对自由绝对而纯粹的追求和捍卫充分说明，他把握的乃是民主政治下个体的政治伦理。而胡适尽管在学术上建树很多，但是都为开风气之作，他最让后人触目的，恰恰是以自己的社会威望走到政治前台，对当局进行苦心孤诣的，理想主义的政治诉求。后来的历史证明，无论是鲁迅的路，“立意在反抗”，还是胡适的路，做政府的诤友，推行好人政府，都没有使中国的历史走出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这并非说明二者乏善可陈，而是当时的社会急流使他们，甚至是使那个时代无法冷静的确立自己的道路。一言以蔽之，当时的社会条件只能提供他们开风气的条件，而无法完成现代知识分子推行宪政的社会使命。

今天，恰恰是我们有机会来讨论先贤是非功过的时候，胡鲁二公到底是互相对立冲突的，还是交相辉映的？事实也许是，没有鲁迅更新文艺，在个体心理层面的自由影响，没有鲁迅先生做为独立知识分子纯粹的社会批判，胡适先生就没有给做政府做诤友的可能，没有胡适这样进入体制进行真诚努力的知识分子，批判也只能是批判。

朱学勤先生在《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一文中说：

“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

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能辱没鲁迅的是胡适。“

孙郁先生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与胡适，是近代以来中国新文化最杰出的两位代表。我一直认为，未来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不是这两种传统的分离，而是一种互补。当然，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折衷。历史的事实是，在经历了百年风雨之后，旧有的几种文化因子，已有了正反合一的趋势。我们一方面需要精神上的清道夫，如鲁迅那样的斗士，另一方面，还需造就胡适那类现代化进程的具体操作者。我相信这两人对未来文化建设的辐射力，将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巨大。” ⑤

朱、孙两先生可能并没有注意到胡适、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内在继承关系。但是，却道出了现代知识分子可以参照师法的精神标本。当下，更加清晰的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文化渊源、历史、现实中寻找他们的人格魅力、思想光辉以及和传统文化的内在传承关系之切合点应该是比较有意义的。我们将眼光放在较细微处，不难看出，他们二者最后对时代和社会之所以发出那么分化的时代感受，和早年的背景以及在此期间完成的学养有着绝大的关系。

出山之前

粗线条的看，鲁迅与胡适在出山之前，有着极其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都经历着中国历史上内外交困的时代，早年都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家道中落，20岁左右留学海外，深受进化论和个人主义的影响，胡适去了美国，由农科改成哲学，鲁迅则有医科改成文学，在著述和事功上都受了留学的好处，当然他们的差异更值得我们玩味比较。

20世纪初，有两次留学热潮，一是以留学日本为主，在1902年开始，以学习法政和军事为热门。一是留学美国，以理工为主，高潮在1912年前后。鲁迅和胡适选择留学应该都和自身经济条件上的困窘有关。1898年从江南水师学堂退学后，参加了会稽县的县考，可见，为了生计，鲁迅并没有完全放弃科举这条老路。而胡适留学前也因为经济压力处在怨天尤人的心态中。但是，由此，他们接受了真正的异域文化，眼界大开，而且，他们的留学都和自己早年强烈的民族感情有关。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鲁迅是为了“别求新声于异帮”，胡适是为了“为他日国人导师之预备”。

1910年1月31日胡适在日记中这样写到：“岁云莫矣，返观今年所行事，大半受人之愚，于慷慨二字上吃亏不少。”3月22日，据胡适日记所载，还曾经因酗酒和租界巡捕打架，以至“遽以手中皮鞋力批其颊”。被巡捕拘捕后，“审视门外，见有铁栏，而且有巡捕蹀躞往来，始悟予昨夜必酒后寻衅，为巡警所拘。”，这一方面因为巡捕为洋人之狗奴，为民族主义的青年胡适所激愤，另一方面，也和我们胡适先生郁郁寡欢的心境有关。1923年5月3日，在给妻子江冬秀的信中，胡适说：“天下事全靠机会。比如我的机会好，能出洋留学，我决不敢因此就看不起那些没有机会出洋留学的男女同胞。” 胡适先生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天下事全靠机会”，一是自谦，同时也是感同身受的大实话。如果没有考上美国的公费留学生，以胡先生的天赋资质，成为后来左派一激进文人亦未可知。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接触的是宋子文、杨杏佛、梅光迪、赵元任、张奚若等人，这些留学友人在归国生涯中都各有建树，而且都比较顺利。在1915年9月21日的日记中，胡适这样写道：“此五年之岁月，在吾生为最有关系之时代。期间所交朋友，所受待遇，所结人士，所得感遇，所得阅历，皆吾所自为，与自外来之梓桑观念不可同日而语。” 此刻，留学后的胡适之心境已经迥异从前了。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大多都是反清的革命党人，比如章太炎、陶成章等，这些人都是清政府的死敌。以他很早就因家道中落而看到“世人真面目”的眼睛，自然就对政治发生了怀疑。期间，会党领袖陶成章和鲁迅交往甚密，还曾经和鲁迅开玩笑说⑤：“填给一张正龙头的票布如何？”鲁迅曾经对许寿裳说，大意是假若陶革命成功，他们二人的头是最先被杀的。另外，秋瑾和徐锡麟都是留日学生，他们的死对鲁迅刺激也非常之大，小说《药》就是这秋瑾被杀事件的刺激写成的。回国之后，瞬息万变的政治舞台和自己谋事做人之艰，渐渐也就对政治改革层面的改革更加失去了信心。

1909年8月，鲁迅因为家庭负担回国，是出于无奈。据许寿裳回忆，鲁迅曾这样对他说⑥：“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不难看出，鲁迅是因为经济压力才结束留学生活的。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鲁迅的生活压力才暂时得以缓解。而此后，他早年那充满热情的社会抱负已经消沉的无以复加了，于是，鲁迅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或者说消沉，绝不是经济压力造成的，他实际是因着对时局独到的看法而颓废和绝望的。这期间，他主要在北京的绍兴会馆过着抄古碑的生活。

鲁迅归国后是可以说是非常悲观的。在此之前，他也曾经有很高的社会抱负。22岁时，他经常和好友许寿裳讨论中国国民性的病因和解决办法，并常去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听反清革命者的演讲。23岁时，他在给好友许寿裳的《自题小相》中说：“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不久即加入反清团体“浙学会”，更为频繁的和革命党人接触。26岁时，筹办《新生》杂志，计划很快失败。这对鲁迅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鲁迅早年虽然有社会抱负，但他将这种抱负放在文艺领域，如他自己后来的回忆中说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新生》杂志破产后，鲁迅在《呐喊。<自序>》这样谈自己的内心感受：“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觉到者为寂寞。”很快，鲁迅消沉了，开始“麻醉自己的灵魂”，准备“沉入国民中”，“回到古代去”。如果不是钱玄同先生的力邀，鲁迅能否出山，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师，也很难说了。

1915年4月16日，胡适做的《誓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胡适先生是准备“但开风气不为师”了。众所周知，胡适还没有完成博士学位就已经回国了，当时，陈独秀正在主持《新青年》，胡适在美国和友人谈论文学革命，刚好和陈独秀里应而外合。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新青年》后，就 “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一场极大的反应”。罗志田先生说⑦：“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以一个没有什么身世凭借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回国两年间，即‘暴得大名’，一举成为士林之首，真是这个近代史上绝无仅有之事。”事实也就是这样的，1918年6月，胡适的归国和国内呼之欲出的影响颇有关系，这一点，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说的很清楚。

1919年，章氏门人大举入京，尤其是北京大学，占了诸多教席，可谓德高望重，一次章太炎和胡适同时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登台演讲，章太炎讲完后，胡适接着就宣布章太炎的话：“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这虽然是一斑，我们也就更不难想象两人回国后泾渭分明的心态。

鲁迅和胡适都曾在早年有过经济困窘的生活，但是无疑，鲁迅早年的个人经历更加坎坷，于人情世态不免悲观绝望。鲁迅经常说自己“运交华盖”，说自己“碰壁”，而胡适常说自己是“不可就药的乐观主义者”。自留学之后，胡适可谓一路春风，自然更容易看到社会那光明的一面。我想，鲁迅之所以更接近道统，和他长期的生活在社会下层有很大关系，这也导致他的完美主义的社会要求，所以无论对社会还是政治的批判，多是毫不留情的。胡适更接近政统，这和他一生的事业走向比较顺利有关，特别是留学以后的生活，使他对社会和政局容易抱以比较信任的态度。

胡适去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系统的学术训练，也就是后来胡适所推崇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同时，还在美国感受着青年期的政治训练，一边学习议会程序，参加美国人的总统选举，一边对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发生了信仰，可谓忙的是不亦乐乎。唐德刚先生在为胡适这段生活做注释的时候说：“像胡适之先生这样的从半殖民地出来的黄面书生，在国家政治上也和他们大唱其同调，不是很可笑的事吗？”我们稍微对胡适美国这段历史涉猎一下，就知道先生如此推崇上面的三大主义，其实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半殖民地现状，是胡适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无形中刺激着他要对那三大主义发生信仰。胡适先生说十六七岁“自言不作无关世道之文字”，种种迹象看，胡适虽然以推行白话文横空出世，也有《中国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等分量较重的学术著作，但是这些都不能满足胡适青年时期的政治训练以及由此影响所发生的更大的政治兴趣。

鲁迅在日本除了听章太炎讲国学之外，他接受的主要是一些医学知识和一些国外的文学书籍。在此期间，他在河南的杂志上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第一次系统的介绍了国外的浪漫主义文学，并发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这样深刻的见解和主张，并与兄弟周作人编译了《域外小说集》。胡适留学期间也在和朋友进行诗文唱和，但是，胡适更多的是从他接受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入手，他要推行白话文。应该说，留学期间，在人文领域，鲁迅注重文学，胡适注重和政治难免发生直接联系的学术，他要“输人学理”。不过，在“再造文明”这一最终目的上，他们是相通的，只是路径上各有千秋。

回国后，胡适在讲学复议政之间左右徘徊，最后竟然“差点当总统”，这和他早年的经历以及所受之业的关系是非常明显。本来，胡适的本意主要是开风气——“输入学理”，“讲学复议政”。在给妻子江冬秀中的信中，他说：“决定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可见，胡适本来最多停留在议政的政治兴趣上的。但是不久，波云诡异的政治时局很快将他们这些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进行拉拢。值此之际，胡适先生提出了他著名的“好政府主义”，这实际是为知识分子从政提供舆论和理论的双重支持。同时也预示了日后胡适将走到政治前台。这样看，胡适先生成为蒋介石政治棋盘的棋子，被诱以行政院长和总统，并出任驻美大使，都不难理解了。

说胡适先生是政统的传人，就是着眼于胡适先生进入政局内部，并坚持自己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和推动。 应该说，鲁迅和胡适在出山后始合离散，在他们早年的个人经历中已经预示清楚了。

殊途同归

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胡适这样评价鲁迅的小说：“成绩最大的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鲁迅出山虽然看上去有些被动，但是对反对白话文的人，他的态度更彻底更坚决：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在否定传统文化上，鲁迅甚至发出了”少读，最好不读“的提法。他们也有过亲密无间的合作，但都是文化领域的合作，这和胡适要讲学，做国人导师的抱负是一脉相承的。胡适的美国留学背景要对中国文化”输入学理“，以期”再造文明“，但鲁迅是反对整理国故的，鲁迅是要彻底的新文艺，和传统有意识的要彻底决裂。可见，在文化领域，他们也存在着分歧，鲁迅更注重的是”心“，是国民性，是”新文艺“的路径，胡适注重的是学理，是方法，他对传统文化是没有鲁迅那么偏激的，这也为日后他们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

有人说胡适宽容，鲁迅不宽容，这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分歧主要还是立场和路径上的分歧。胡适初期提倡白话文时，鲁迅是不妨“听将令”的，甚至戏称自己所写的是“遵命文学”，并强调，那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比如，鲁迅说自己并不喜欢做白话诗，但是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多首白话诗，比如《梦》、《爱之神》等。我想，之所以有如此配合，还在于鲁迅此刻和胡适的立场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再造文明”。

1921年1月间，鲁迅和胡适曾为《新青年》该不该谈政治有过几次书信往来，胡适主张将《新青年》办成一个思想与文艺的杂志，鲁迅则认为不必特别排除政治问题。鲁迅的不必特别排除政治问题，也许是出于他以后对政局的一贯纯粹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但是，此刻胡适是主张不谈政治的，目的是再造文明。他们的分歧还很小。待到《新青年》同人真的谈起了政治，他们的分歧也就明显了，从隐而显了。晚年的鲁迅，经常对胡适进行冷嘲热讽，也许在鲁迅看来，胡适背离了自己“再造文明”的初衷。

1922年，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评价过鲁迅：“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鉴赏力和创作力，而启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在1922年3月4日的胡适的日记中，还记载着鲁迅劝他多作文学的事，胡适还表示接受这样的劝告——“不要把我自己的事业丢了来替人家做不相干的事”。而后，鲁迅和胡适不但往返较多，而且互赠著作，特别是1923年胡适做《西游记考证》时，曾多次相鲁迅请教和借阅书籍。应该说，胡适对鲁迅的钦敬之情终生未变。

作为政统的传人，胡适推行好人政府，主张“好人”出头，或谈政治，或干政治、入政府，其实就是想改良政治。但是何谓好人呢？1920年，在胡适也名列其上的，以北大同人为主的《争自由的宣言》中指出：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来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的实现。“这实现之法，就是要”先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精神“。好人其实主要是那些留学归来的，被欧风美雨所浸润过的现代知识分子，也即已经有了自由思想、自由批评精神的人。在国人大多还没有这种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精神之前，以胡适为首的现代知识分子当然要当仁不让了。

另外，我们看到，在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的多谈些问题确实更能体现民主精神，更有改良意识。问题与主义双方都谈政治，胡适还是相当冷静的，这自然和他在美国留学的背景有关。而鲁迅呢？在一篇文中他说“书斋里也没有什么问题与主义”，对双方的政治争论，他是报以冷眼的。

实际上，鲁迅是讨厌从政治层面为中国的当时社会大开药方的，与干预，而非纯粹批判政局相比，他更相信文艺的力量，这更说明，鲁迅是道统的传人。

和胡适一样，鲁迅还未归国就开始在国内投稿。我们看鲁迅这期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等，虽然也在介绍科学，但是最吸引他思考的是文化，他之弃医实已笃定要从文了。我们看，胡适自称对新文学“提倡有心，创作无力。”，而鲁迅说只有自己体现了“新文学创作的实绩”，二者对自己的认识都是相当客观的。应该说，胡适并没有自谦，鲁迅也没有自傲。鲁迅后期主要转向杂文写作，依然不失其早年要刻画“愚弱国民的灵魂”之初衷。说鲁迅是道统的传人，亦在于此。

鲁迅在乎的是纯粹的个体自由，他晚年的社会批判，都与此相关。胡适注重的是介入政治，并改良政治，从而实现自由。因为用文艺来改造国民性无疑是漫长的，所以和胡适相比，鲁迅表现的更悲观。胡适则比较乐观，因为政治上的影响最容易立竿见影，当然，历史也给了胡适这样的机会。同时，他们对传统文化都坚持激烈的否定态度，所以胡适推行白话文期间，我们看到了他们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密切配合。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与胡适相得益彰，常常联袂出手，但是，运动一结束，胡适就跑到政治前台去了。

鲁迅和胡适都做过政府的官，鲁迅的目的只是为了谋生，而胡适却有着干政意识，是准备做点事的。从社会活动家的角度考虑，鲁迅参加的“民权保障联盟”是为了对抗政府，参加左联，因为它是文艺团体。前一个终于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下解散了，后一个乃因为左联内部的政客动机，让鲁迅最终和他们闹翻了。鲁迅在大病中做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左联文人的政客嘴脸和此中隐藏的奴隶意识，他是深恶痛绝的。鲁迅晚年说自己要“横站”，警惕同一营垒中的战友，这实在是因为他的“至独立”性使然。

胡适后来对政治的介入越来越深，很多时候，对政局的腐败和暴力就不得不委曲求全。特别是1925年北师大风潮和1926年三一八惨案，胡适始终显示的相当超然。

在之前，在1921年8月的安庆演说中，他曾认定“在变态的社会中，学生干政是不可免的”，此前，他见到报载安徽请愿学生被刺而死，在日记中还做过这样血气淋漓的诗歌：

我们托下帽子，恭敬这第一个死的。——

但我们不要忘记：

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

我们后死的人，

尽可以为革命而死！

尽可以力战而死！

应该说，这种变化，和他介入政治关系很大。以至“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早年留学美国的好友杨杏佛被国民当蓝衣社特务暗杀，胡适依然很超然。而鲁迅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悼念杨杏佛的，并为之写下了著名的那首《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鲁迅是不主张“赤膊上阵”的，讲究“韧性的战斗”，此前，他已经背上国民党党部的通缉令了，这对鲁迅来说确实是旧时豪情，亦可见其激愤之一斑。

和胡适的政治热情相比，鲁迅就落寞多了，他在一首诗中写到：“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一个好不热闹，先是办《努力周刊》，然后是《现代评论》，一个则领会了更为孤独的冷清。鲁迅也办杂志，但是和当局的批判意识是很强的，并不准备做政府的“诤友”。死后鲁迅被誉为“民族魂”，胡适在三、四年间，被青年看成“自由男神”，这是很值得推敲的。

1956年，胡适在《自由中国》发表《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 祝寿》，文中劝告蒋介石要“无智、无能、无为”，、国民党御用报刊为此发起了广泛的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被国民党讽刺为“好要人尊重他为自由主义的大师”。说鲁迅是民族魂，说胡适是自由主义大师，这种好像似是而非的，来自于社会的评价，其实也是比较公允而贴切的。

1926年8月3日，胡适在日记中说：“今日想起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识。我想，我应该出来做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可见，胡适是准备从各个方面介入政治的，并非单纯只做政府的诤友。无论是推行“好人政府”，还是“组党”，胡适都在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的观感，这个最大限度在政治层面进行改良政体的努力。

三一八惨案前后，尽管胡适还没有真正的介入政治，已经和许多官方和半官方人物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其中有林长民、顾维均、丁文江、蒋梦麟等，大多进入过北洋政府的内阁。而杨杏佛被暗杀时，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亦已经非同一般了。但是，即便和政局打交道，胡适也一直有着诤友的身份认同，这和那些曲学依附的人大不一样。他在一次次流血事件中保持沉默，其实是有苦衷的。胡适的政统传人色彩，不可避免的要有卧薪尝胆的表现，他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不遗余力的改良政局，在逐渐实现民主政治。可以说，胡适对政局的容忍和接受是有底线的。

30年代初，《新月》杂志因为发了批评政府的文字，受到“没收焚毁”的处分，胡适就曾为此与国民党力争，并在给陈布雷的信中说：“坐监待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晚年胡适出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当天，还曾和蒋介石发生过一次正面冲突，而且是在蒋介石设宴为胡适接风的当口，甚至说出了这样凛然正色的话：“蒋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点，我们要体谅他。”

唐德刚先生说胡适“治学有门户之见，处世无害人之心”。其实岂止是没有害人之心，胡适一生都在苦心孤诣的为中国的政治前途而奔忙，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知识分子从政并不可怕，也许可以像胡适先生这样可贵。当年，蒋介石还对胡适诱以行政院长，胡适都没有接受。他并不想完全卷入政治斗争，但是，为了推行自己的好人政府，他必须和政府有一定的关系，至少是“诤友”的关系。如果因此而诟病胡适不够纯粹，依附强权，这就完全误解了胡适。知识分子都像鲁迅这样保持绝对纯粹的独立形象，这固然可贵。可是，如果没有胡适这样的干政参政意识，“从下手处入手”，在政府内部进行有效果的改良，那么，多么独立的知识分子对社会进行批判时，因为缺少同道的操作和援手，都将收效甚微。

1922年5月7日，《努力》第一期出版，胡适做《努力歌》，有以下文字：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真是不可为 .

阻力吗？

他是黑暗里的一个鬼；

你大胆走上前去，

他就没有了。

同年5月28日，《努力》第4期出版，在《后努力歌》中，胡适有说：

你没有下手处吗？

从下手处下手！

“干的一声，连环套解了！

胡适同样意识到中国问题过于复杂，像“连环套”一样难以解开的死结。但是他的乐观主义精神使他可以找到可以下手的地方，并为之努力不懈。而鲁迅的悲观和绝望，使其洞见传统文化深处对个体无与伦比的束缚能力，通过小说、杂文、诗歌、散文的创作，向着“瞒和骗”的大泽中猛烈的冲去。与此同时，他们都对政府的种种劣绩进行着力所能行的批判。

今天，站在胡适的立场批判鲁迅，或者站在鲁迅的立场去批判胡适，都显得当代知识分子的胸襟过于小气。他们其实是特殊途同归的，为什么胡适晚年在美国对周策纵教授这样说：“鲁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周策纵教授还在合肥大学举办思想国家研讨会时，因为白内障未能出席，在他的祝会小诗中写道：“铮铮铁骨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

五四之后，传统的道统与政统之文化生态被破坏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中国要实现民主政治，必须开辟新的道统与政统。无论是道统还是政统，都在这期间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化。鲁迅和胡适的不同选择，恰恰是在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时，无意识的确立新的道统与政统，他们后来之所以在后辈知识分子中有这那么大的影响，实则是暗合了新的道统与政统，他们分别是道统和政统的现代传人，中国要完成宪政转型，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的历史使命中，他们是并立的双峰，都在为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努力。

①余英时：《文化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面，第436页。

②林贤治：《鲁迅的最后10年》，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第208页。

③谢泳主编的《胡适还是鲁迅》中《我们今天怎样了解胡适》一文，中国工人出版社，第190页。

④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

⑤李静主编的《中国问题》，中国工人出版社，第75页。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具有悠久的历史记载、历史叙述和历史评论的民族。中国从很早就既有政府的史官，也有民间的史家。有关中国历史的典籍是所有历史文献中最丰富的。正因为历史在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政权都重视历史，利用历史为改朝换代或者巩固权力服务。在这方面，中共政权又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翻开毛泽东选集，尤其是1949年以前的，很多篇都是直接和间接地和历史有关。在毛泽东笔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所有正义力量的化身，它所领导的革命是整个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最终结果。因此，中共的合法性和它的领导的革命的合理性都是历史必然性的产物。

在中共建政后，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又成了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部分，历史成了对所谓“三座大山”的控诉和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恩。但和过去不同的是，在1949年以前，官方固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裁剪历史，但民间也可以修史，即使在最专制的朝代也还有民间学者在秉笔直书。但1949年以后，历史记载和历史解释完全被官方垄断，民间修史的传统完全从中国文化中绝迹了。

对历史的完全垄断必然造成对历史的肆无忌惮的篡改和歪曲，这就和对权力的垄断必然造成对权力的滥用一样。但问题是1949年以后中国的历史所经历的不但是肆无忌惮的篡改和歪曲，而且是从不间断的篡改和歪曲，在旧的篡改和歪曲上不断地加上新的，到头来一部历史被弄得面目全非，连篡改者自己也陷入了一个由无数谎言编织成的迷魂阵中，这倒是在历史上少有的。中共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毛泽东时代先是把党的历史神圣化，然后到60年代中期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变，把党史说成是所谓的路线斗争史，党内一大半领导人成了坏人，到毛泽东死后又经历了一个大转变，出现了无数翻案文章，翻到一定程度又被叫停，于是今天的中共党史就是一部半真半假的杂烩。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历史的乱套，就是说绝对权力随心所欲地叙述和解释历史，把自己的政治需要乱套到历史的头上。对这样的历史的乱套，中国人是不陌生的。但今天的中国又出现了另一种历史的乱套，它是完全不知道–或者不敢–如何叙述历史，尤其是对中国现实有巨大影响的那段近现代史，于是干脆在历史教科书中不谈历史，把历史变成了非历史。

这个历史的乱套就是最近引起广泛注意的经上海市教委审定的新版上海市高中历史教材。这本教科书大幅度削减具有政治意义的历史史实和历史过程，回避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历史事件，例如1979年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被轻轻带过，毛泽东的名字仅仅提到一次。它把历史分为六大主题：人类早期文明、人类生活、人类文化、文明交融与冲突、走向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明、文明的现实与未来。从具体内容上看，非政治性的事件和政治色彩中立的叙述占据了主要地位。最引人注目的是，作为1949年以来在中共意识形态中占重要地位的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叙述，在这本教科书中完全缺席，没有一章甚至一节专门处理这段历史。因此，大跃进和文革固然不会被批判，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也没有受到过去那样的控诉。与此同时，服饰、饮食、居住、交通却在“人类生活”的标题下占据了四个课堂教学的量，而节日、人生仪礼和社会交往也在“社会风俗”的标题下占据了3个课时。

这样一本非政治化或“去政治化”的教科书，如果出现在80年代初，可能对消解长期以来被党的政治话语主宰的历史写作和教学有一定作用，但从根本上说，这决不是历史教科书的正常面貌。历史教科书必须表现政治，因为政治是塑造人类社会、决定千百万人命运的最重要因素，何况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最政治化的历史。

上海市教委审定的这本教科书正在受到毛主义极左派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猛烈抨击，甚至说它是“洋奴教材”。但这种批评的实质是无非是要恢复毛泽东时代把历史作为阶级斗争和排外思想的工具的作用，并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今天中国的统治者需要的是稳定，害怕革命和斗争，不希望任何形式的历史控诉被引导到对现实的批判，所以会有这样一本不谈历史的历史教科书出来粉饰主流意识形态所强调的“和谐”，而人们的吃穿住行便一下子登上了历史教学的大雅之堂。

说到底，这不过是在权力操控下历史在中国乱套的的另一个极端事例而已。

中国人追求民主宪政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历经艰难险阻，依然任重道远。在前进路上，横亘着许许多多的绊脚石、拦路虎，其中最大的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中共党文化，近六十年来它已经毒害了三代中国人，几乎彻底摧毁了中国的文化道统。毛去世三十周年了，但他的幽灵仍笼罩着中国大陆，从对待毛的态度上，最能反映中南海当权者左右摇摆、进退失据的困境（本期专题为”毛泽东 30周年祭”）。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无数仁人志士，直到最近这一波的高智晟、陈光诚们，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探索前进；也包括了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这样”二十年如一日”的海外民主力量，不断催化中国的和平演进。本刊这一期以”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成立二十周年”为特辑，加上维权行动、民运策略等栏目，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剖析介绍。

读者所关心的中南海政局，因为日益临近六中全会权力斗争越来越白热化，本刊记者报道上海一把手陈良宇检讨、请辞的消息，标志着胡锦涛一边在对江泽民好话说尽（高调发表关于学习江文选报告）的时候，一边对上海帮从层层剥笋、关门打狗，到眼下快要”猛虎掏心”了，双方的较量进入决战阶段了。对此，本刊的有多篇报道和专家评析，可以一饱读者眼福。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六中全会还是十七大，基本上不会触动中共既定的基本路线，在此前提下人事上的变化再大，本质上依旧是”狗咬狗一嘴毛”，对于中国的民主进步很难产生实质性的作用。本刊记者的报道披露，前不久，在越共总书记农德孟结束访华后，胡锦涛就在一份关于越南问题的联合报告上做了批示：”越南早期的改革是改革，最近一个时期的变化不是改革，而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足以揭露胡锦涛企图复辟毛泽东的路线，热衷于与朝鲜古巴为伍的本性。也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抓高智晟、盼陈光诚为标志，中南海已经把维权运动列为了现阶段的头号打击对象。

本刊专栏作家胡少江，在介绍”英国议会外交事务报告，对中国态度趋强硬”的近况时指出：西方各国逐渐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不仅不能自然而然地加速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而有可能加强世界反民主阵营的力量，从而构成对世界民主阵营的威胁。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包括美国、英国、德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在内的民主国家，对中国反民主、反人权的政策的批评日益强烈。

本刊根据来自北京的消息报道：将于 10月召开的六中全会上出台的胡锦涛报告《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征求意见稿，当前正在中共高层和民主党派高层广泛征求意见，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的意见：首先在题目上把”和谐”改成”民主”两字。李锐的改动，代表中共党内民主派与胡锦涛决策层的根本分歧，无民主制度的转制，社会主义哪来的社会和谐？

附录：

2006 年9月号《动向》杂志目录

【长短论】

维权运动险中昂首行

【京华传真】

机构人事改革失败

省部级高官超编近五成……争鸣记者 罗冰

陈良宇十七大升官梦碎

提交检查、请辞二报告 中央郑重考虑请辞要求……争鸣记者 罗冰

百分制八十高干搞婚外情……岳山

公安部副部长刘京在太原遇袭……陈晋江

四千多件文物被官僚借占……关捷

【小消息】

宋平告诫高干子女

毛远新要求平反

周正毅化名外逃被擒

李长春被学生”将军”

粤公安厅长被批说梦话

七、八月外逃官员 277名

清查外国非政府组织

国安人员在澳门豪赌

退离休干部黄赌合法

地方诸侯提倡方言

江西省委生活会”武斗”

复旦大学招生引发抗议

八月警民冲突逾千宗

大同矿工占据市府大楼

【神州内望】

胡锦涛作《关于越南问题批示》

──向古巴朝鲜学习再发展……（本刊特约记者）傅清

胡锦涛否定越南 挺古巴朝鲜对意识形态再划线

胡学《江文选》讲话受党内党政军老人严厉痛斥

镇压维权众鹰犬散布末世谎言

胡温的反腐败战役剑指何方？……（本刊特约记者）柳同

【政坛迷津】

胡锦涛恶斗上海帮……（北京）王秦

贾庆林让贤给王兆国几成定局

－－中共”朋党政治”管窥……（大陆）鲜卑雁

【特辑：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 20周年】

二十年如一日的宗教奉献精神……余英时

海内外华人齐努力

──祝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成立二十周年 ……陈子明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对我意味着什么？……林培瑞

【专稿】

中共派港间谍自述（四）

京港美加留我谍影……任我行

【众议院】

必须放弃中华民族思维形态…… （美国）朱学渊

崩溃论与稳定论的互补……（大陆）刘晓波

黄万里去世五周年三峡灾难正在应验……唐敬书

【英伦来鸿】

英国议会外交事务报告对中国的态度趋向强硬……（英国）胡少江

【维权行动】

支持提名高智晟律师候選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大陆）吴庸

【台海两岸】

台湾外交官眼中的中共……（美国）李勇

北京会接纳马英九吗？……（台湾）王靖

【香港焦点】

香港地下党有没有退党潮……张滔

何俊仁案冲击法治信心……黄伟国

截听条例的「哲学依据」……杨心宁

【台湾话题】

国民党党产改革的意义……佳霓

台湾”倒扁”的暴力警号……林保华

【奇案问疑】

中功创始人张宏宝死于离奇车祸

惊险案情案情胜侦探小説 扑朔迷离各方猜疑……锺磬

【民运策略】

香港民主运动的道路……（香港）司徒华

不要迷失目标，放过真正的敌人──

反对力量最好的选择……史亮

【媒体脉动】

中国电视禁谈”公共政策”……（大陆）朱健国

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管制……戴雨山

【法苑纵横】

人大监督法与一党专政

──新法的局限性问题……（美国）杨力宇

一场由德国纳税人付费的中国游戏 ……（德国）费良勇 彭小明 华川梅

【文化长廊】

中国基督化的前景……（美国）刘晓竹

【专题：毛泽东 30周年祭】

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整人术：令挨整者写检查……（大陆）单少杰

孔东梅，你知道毛泽东是谁？……岩蒻

【史海钩沉】

纪念九一八：义勇军的悲愤曲……（新西兰）草虾

【编辑者言】

【彩页】

壮哉，维权律师高智晟！

江泽民的亲信陈良宇倒台了，他是江派大将，是个贪腐出了名的人，是江泽民老窝上海的一号，陈良宇下台是江派崩溃的发端，后江时期即将开始，这为我们提供了推进民主的机遇。9月24日，政治局决定免去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停止政治局委员等职务，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消息一经传出，国内很多叫好声，有人说：大快人心。

（一）江派实在不得人心

江泽民1989年六四后当上总书记，任上没干多少好事，后来辞去总书记还抓住军权不放，（本人从2002年开始，多次发文，提出批判，要他辞去军委主席，文章收入香港出版的《百年祸国》和《呼唤自由》）。直到2005年他才被迫辞了国家军委主席。这个人贪恋权势、钱财，拉拢一帮人，为自己抬轿子、吹喇叭，互相包庇，陈良宇在上海为非作歹，在任期间干了不少坏事。

江泽民及其紧跟者反对民主，镇压自由，坚持专政，维护贪腐，今日江派大将陈良宇落马，自然会有很多人叫好，人们希望顺藤摸瓜，从反贪腐入手，清除台上顽固的江派人物，为民主与法治开拓道路，为真正和谐的社会奠定基础。

（二）江泽民无法阻止历史前进

毛泽东在“文革”中极力栽培、提拔和保护他的接班人，至死不渝。但他死后不到一个月，“四人帮”便成了阶下囚。

今年的六中全会，要讨论十七大的人事安排，江泽民以其退休之身，在这之前他积极活动，趁交大校庆，前去亮相发表演说，五一黄金周来山东济南，登泰山，不惜扰民扰官，为他的亲信撑腰，保驾，本人5月6日写了《江泽民五一出巡和中共权争——兼论十七大前党内之争》对其进行揭露，（发表于新世纪、大纪元，博讯、看中国上）指出他，意在“为江系人马壮威，拉拢地方势力”结果这篇文章，也成了公安在今年六三、六四对我传唤盘查的内容之一。

现在陈良宇的下场，说明江泽民只是做了场黄粱美梦，他在中共高层安插的亲信，在陈良宇倒台之后，将会一个接一个落马下野。

（三）清除江派和清除“四人帮”很相似

中共上层清除江派和1976年消除四人帮，有类似。对于这相隔三十年的两个政治事件，通过比较可以看到不少共同处。

清除“四人帮”是在党主席、军委主席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进行的；现在清除江派人物开始于江泽民辞去国家军委主席一年之后。清除四人帮动用了武装力量，这次为了清除陈良宇，在半个月之前就撤了上海武警总队长，换上外地调来的人当总队长，据传还从外地调了特警到上海值勤，以防万一。

“四人帮”是毛泽东的嫡系（很多人说是“五人帮”），但是清除“四人帮”前后，中共中央曾大张旗鼓的悼念毛泽东，盖豪华的毛主席纪念堂，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全国上下学习毛选，这在当时是为了稳定局势，防备“动乱”。今天清除江派大将陈良宇之前，中共中央出版江泽民选集，号召全国学习江选，歌颂江泽民的丰功伟绩，这同样也是为了稳定局势，防备乱套。

当然两个清除也有不同，清除“四人帮”，罪名是“反党集团”（从法制上讲并不规范），而这次是清除陈良宇，定下的是“贪腐问题”，这是个犯法的问题。另外清除“四人帮”是一次逮捕四个人，而这次只把一个陈良宇免职，其他高层江派人员先行保留，因此在陈良宇之后还有个继续深挖的问题。

（四）清除“四人帮”的不足和教训

当年清除“四人帮”后，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顺势推进，清理历史事件，平反冤案，解放思想，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出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因为缺乏彻底的政治改革，所以最后功败垂成，应该引为教训。

今天在清除江派的顽固势力之后，要做的事情很多，重要的是推进政治改革，建设真正的民主社会、法制国家，并且要有付诸实践的蓝图和进程表。

（五）我们的机遇

胡温清除江派，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我们都应该掌握机遇，根据天时地利人和，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自由化，法治化。现在应该要求从更高级别上清除贪腐分子，刑之以法，该判刑的就要判刑，不能再搞刑不上大夫，不能用党纪处分代替法律判决，要从政治上、法制上追究产生贪腐的原因。使反贪腐向纵深发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2006年9月30日于山东大学

弗兰克．贝尔贝里希曾有个梦想，把世界各大语种记者和作家眼中的社会组合成一幅立体的世界地图，让读者在报告文学作家洞察力的引导下贴近肤色各异的族群,潜入社会深层,寻找人类社会航船的新航标。

2003年，安万特（Aventis）制药集团公司承诺的资助为贝尔贝里希的梦想安上了翅膀。他担任主编的德国《世界文学》杂志出版社在安万特制药集团以及德国歌德学院协助下，设立了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

该奖是世界上首个国际报告文学奖，堪称报告文学的奥斯卡金奖，每年颁发一次，前三名获奖者分别获得5万、3万和2万美金奖励。每年由十位国际知名作家组成评委会负责审评参赛的作品。侨居英国的中国著名诗人杨炼是今年评委会中唯一的华人作家。

自从该奖项设立后，评委会的目光频频投向了巨变中的中国。2004年，中国作家陈桂棣和吴春桃夫妇撰写的《中国农民调查》荣获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一等奖。中国农民问题再次受到国际密切关注。德国总理默克尔今年5月首次访华期间，特别接见了陈桂棣和吴春桃夫妇，讨论中国农民现状。

今年，中国的社会状况再度成为奖评委会关注的焦点。原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的作品《冰点故事》和周勍撰写的《民以何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透视》双双进入最后一轮选拔。

今年一月，《中国青年报》属下的副刊《冰点周刊》被停刊，主编李大同被撤换，震惊中外。李大同对《冰点》被停刊并不感到惊奇。他认为，原因在于《冰点》的报导“越来越深入中国社会的最真实、最重要的一面。中国官员开始感到这些真实信息的传播已经危害了他们的统治。”

9月30日，李大同出席了在柏林举办的第四届尤利西斯国际报导文学奖颁奖仪式。他强调，记者的天职是提供真实信息，对于中国来说，目前“重要的是把中国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不断持续地出现在媒体上。把中国媒体的主角从官员置换成人民”。

进入本届尤利西斯文学奖决赛的另一位中国作家周勍的作品《民以何食为天？》为关系到中华民族存亡的生命安全工程敲响了警钟。周勍在这部花了两年时间写成的调查报告中，记录了他通过多方采访所了解到的大量事实：用“敌敌畏”炮制的四川泡菜、加了罂粟的贵州酸鱼汤、变成了“口水鱼”的水煮鱼、手脚并用搅拌出来的陕西凉皮……

《民以何食为天？》作者周勍（图片来源：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网站）

周勍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食品安全问题的表面，“我要写这个食品安全主要出于要对这个制度进行解剖”，周勍在颁奖会上强调，谎言盛行是专制制度的特殊产物。只有结束专制制度，方可改变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可怕现实。

9月30日晚，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揭晓：英国作家格兰特（Linda Grant）的《这条街道上的人一个作家对以色列的看法》赢得了本届的头等奖。法国作家乌森纳（Erik Orsenna）的《棉花之乡记行一本全球化手册》以及哥伦比亚记者列昂（Juanita Leon）的《子弹的国度 战争日记》分别获得第二名和第三名。

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一等奖获得者，英国作家格兰特（Linda Grant）（图片来源：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网站）

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二等奖获得者，法国作家乌森纳（Erik Orsenna）（图片来源：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网站）

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三等奖获得者，哥伦比亚记者列昂（Juanita Leon）（图片来源：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网站）

尽管本届尤利西斯国际报导文学奖的前三个奖项花落他国，中国两位作家的作品依然成功的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