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从《夜宴》看电影审查制度

          《夜宴》中鞭笞老臣裴洪的那段戏,并不是“乱棒”,而是有计划、有章法的。那些没有面孔的士兵,每一棍打过去,必击中要害,但并不是即刻要了这个人的命,而是从不同角度增添和延长这个人的痛苦。将人支在半空中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这样他就失去了可以支撑他痛苦的一小块地面或者一堵墙,也可以让他带着痛苦像一种飞行器似的飘来飘去,在翻飞的棍棒指挥之下翩然起舞。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上下文剧情的需要,事后没有一个人因为这种罕见的暴行受责罚。作为“奇观”,它设想观众在观看虐杀一个白发长者时,会感到由衷的视觉快感。它设想观众对于一般的残暴做法已经感到不过瘾,只有这种理性的、技术精良的残暴,才能够充分得到满足。

 

即使这样仍然不罢休。影片进一步提供这场暴行的合理解释——正是这位裴洪本人当年发明了这种超常的刑罚,如此这般他便是自作自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如果观众此时恰恰产生对于这位老者的同情,那只是可笑的、不值一哂的。事实上这位老臣之所以受罪致死是因为他公开向篡权者挑战,他是整个影片中唯一身上有正气有勇气的人,因此这场戏所释放的信息十分混乱。它可能引起观众的情感反应除了恐惧,还有报复、冷漠等。

 

应该说,如此展示虐杀一个老者,不仅挑战了电影院里的观众心理承受极限,而且冒犯了我们社会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逾越了日常人们生活中的伦理底线,损伤了一个社会共同体起码具备的基本礼仪。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的确可以问一声:电影审查制度怎么担当其角色?

 

如今我们的电影已经基本进入商业制作体系,一度被视为遥远目标的东西终于成为现实。运用成规的商业元素来制作影片,将更多的人吸引到电影院里去,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推进国产商业片的繁荣发展,甚至成了政府影视部门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一些普通观众,也会十分娴熟地掌握正在放映的某部影片的票房进展,并进而论证这部电影的成功与否。某种情况很像处于竞争的运动赛中——某部电影票房上的成功,就像是一支得了冠军的队伍,其成就不仅属于这部电影,而且属于所有的人,属于中国电影,也属于政府工作的功劳。

 

但这恰恰是天大的误会。商家赚得钵满盆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商家的利益并不是你的利益,他发财并不等于你发财。如果考虑到他的钱恰恰是想法设法从你的口袋里挖出来的,就更不值得为他欢呼了,不值得将自己的头脑替换成他的头脑,想他所想、急他所急。

 

我们难道为某个房地产商人的成就欢呼过么?即使是整个中国房地产事业都搞上去了,也不代表我们其中的每个人都赢了。在这个意义上,过去那种“大一统”的思维方式仍然在起作用,什么都混在一起,谁都站在一条线上说话,而不考虑自己所处立场的不同而带来的利益分殊或者不同要求。

 

商业电影当然以赚钱为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有商人绞尽脑汁,揣测观众,想法设法让人们留在电影院的椅子上,这没有什么稀奇。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就是不能仅仅让一种力量发挥作用,需要有制衡和制约的力量同时出现。否则,一个倾斜的社会,是十分危险的。

 

电影审查应该正是这种制衡的力量。它不应该站到与商家同样的立场上去,不能认为只要目标是赚钱,就是无害的,就是值得扶持的。尤其是像我们国家这样作为政府力量的审查机构,它所代表的应该是社会,而不是其中某一方面的力量。审查的目的在于保卫社会,捍卫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使得它们免遭攻击和伤害。

 

当然,说这些的前提是——存在着这么一个审查制度;因为它存在便需要对它进行问责,令它负起应负的责任。如果采用其他许多国家实行的分级制,情况另当别论。

 

除了保卫社会之外,还要特别保护未成年人。所谓电影分级审查制度,就是从未成年人的权益着眼的。除了暴力,《夜宴》中的一些情色镜头,显然不适合无遮无拦地出现在未成年人面前,让他们处于毫无保护的易受攻击的状态。这对于他们已经构成一种伤害。

周其仁:另一条印度道路

     “印度道路”曾经举世知名。这就是政府对市场活动实施超级管制,样样要许可证,事事要审批。结果,挡不住管制官员大贪其污,社会腐败程度直追当年巴拿马,逢单你来,逢双我上,轮流坐庄,贿赂被制度化了。走市场经济之路,又要让行政官员过左审右批的瘾,这就是原汁原味的“印度道路”了。

  我知道的经济学家当中,只有张五常从80年代早期就不停地大声疾呼,警告中国转到方向对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千万当心“印度综合症”。十几年过去了,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路上走得有声色,但是产权改革左躲右闪,而“规范市场”的管制又层出不穷。举目四看,腐败花样翻新、有增无减,方知张五常教授的推理本事名不虚传。

  但是,印度已经出现了转机。举证这个变化,不需要说印度人、特别是海外的印度侨民多么聪明了得。是的,访问过欧美的中国人,大概没有不对那里从事白领以至金领职业的印度人之多留下过深刻印象。精于吸取全球人才精华的美国,发给外国人士可以在美从事专业的工作签证,总数的20%都给了印度人。在大名鼎鼎的硅谷,据说30%的工程师是印度裔工程师。他们不但成为美国人创办的高科技公司的顶梁柱,而且自立门户照样以成绩傲人。印度裔企业家在美创办的公司到华尔街上市而又业绩不俗的,只要查查各种记录就可以知道。不过我要说,古老文明的东方泱泱大国,挟10亿之众,万里挑一出来一批优秀人士,不足为怪。况且侨民们的出类拔萃,搞不好还是逆向淘汰的结果:故国没有机会,“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去也。

  要紧的,是印度本土的变化。但是我也并不想就此举证,比如最近被广泛报道的印度经济增长率提高、人均所得增加、高科技大有苗头。这些事情,别的国家不论,单拿中国来比,印度要占上风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当然,印度一国软件生产量占全球软件总产出的16. 7%,年度软件出口达到四五十亿美元,除了美国天下无出其右。但是,中国的家电普及率、电信普及率、电脑保有量、上网人口等等,不是把印度远远落在了后面吗?说今日的上海比孟买风光,应该不是夸大之词吧。再往“底部”看去,据美国《亚洲周刊》的估计,每天不足1美元的贫穷人口,在13亿中国人当中有3. 5亿,而在10亿印度人当中有5.3亿。消灭贫困的压力,两个古老文明大国不相伯仲,不过看来印度更沉重。

  我要举证印度变化的,只有一件事情。这就是,印度人在印度本土创办的公司,满世界赚钱,成为世界级的好公司。让我补充一句,这样的公司赚发达国家市场的钱,一不靠出售自然资源,二不靠廉价劳动力优势,三不靠贩卖军火,四不靠政府补贴。靠什么呢?靠技术创新产品、管理、本土和非本土市场开发。这样的公司,在印度出了一批!本来印度人有能力办“现代企业”,不是什么新鲜事。硅谷高科技公司7%的CEO 是印度裔人士;更不消说大名鼎鼎如麦肯锡公司的老板也是印度人了。但是,那都是办在境外的公司,借用了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和“社会资本”。我们这里讲的,是印度人在印度本土办成的具有国际性的公司,这就令人刮目相看了。“许可证经济”的土壤上,哪里容得成长起这样“物种”?在我看来,这是“印度道路”发生变化的证据。

  试举一例。Infosys 技术公司是当今印度最大的软件公司之一。但它在1981年成立的时候,资本不过1万卢比,相当于当时的1000美元。困难的问题不是资本数量,而是通行印度的左批右审制度。创办人穆西回忆,“我们用了整整18个月才拿到软件经营执照”。1946年出身于一个贫困家庭的穆西,像他的同代人一样曾经笃信,只有国有经济加政府干预才可以结束贫困。但是,70年代中在法国一家软件公司工作的亲身体验,改变了穆西的观念。他明白了自由企业怎样创造财富。回国以后,在孟买一家软件顾问公司工作了几年后,穆西和他的6位同事创办了Infosys 技术公司。公司头10年最重要的事情差不多就是和令人窒息的官僚管制体制周旋。为了远离无穷无尽的申报和贿赂泥潭,穆西在别的印度公司竞相与管制官僚搞关系并从中获益时,把自己公司的技术人才派到境外去争取国际客户。穆西先生一定是想明白了一条道理:在左审右批的环

  境里充当“行家里手”,开发软件技术和市场的武功自然就废了。如此打熬10年,到1991年印度政府大刀阔斧改革国家管制体制之时,Infosys 技术公司已经有能力获得欧洲和美国的大公司客户了。

  1991年印度的改革废除了许可证,开放了市场。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出现了简化税制并提供卫星通信设施的软件技术园。Infosys 如鱼得水,终于可以在本土向全球客户提供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软件服务。但是,市场的开放将国际竞争带入印度。为了与IBM 那样的国际顶尖公司竞争优秀的印度技术人才,Infosys 完成了公司管理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引进经理和科技人才的股权期权制度,使得一流人才在Infosys 的待遇丝毫不比世界上任何一间好公司逊色。穆西领导的技术人员从1994年的480名增长为1996年的6500名。时至今日,穆西先生已无须否认驱动他和他的同事们努力的基本目标,就是使Infosys成为世界级的公司。1999年4月,Infosys 技术公司以过去五年每年利润增长66%的业绩在美国Nasdaq上市。令投资人刮目相看的,不仅是这间公司业务的90%来自西欧北美发达市场、具有极强的盈利能力和高成长性,而且是公司在“财务透明度以及对股东负责”等行为方面,像所有世界级的上市公司一样中规中距。即使经过今年4月以来美国股市的震荡检验,本文截稿之日,Infosys技术公司的股价为129美元,公司市值仍在16亿美元以上。

  正如偶蹄类动物必定食草和反刍,也必定成长于草原环境,企业的组织行为特征和它活动的社会环境之间也是一个“适者生存”的关系。Infosys 主要做发达市场客户的生意,要与国际级IT公司争夺人才并且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获取投资。这样的“偶蹄类”,必定在产权、契约、承诺、信用透明度以及反应市场变化的方式等等方面,能够像发达市场里的同类物种一样“吃草并反刍”才行。问题在于,非生产性寻租活动蔚然成风的“印度之路”几乎是寸“草”不生的,草食动物是怎么个活儿法才得以存活并出人意外地长成了大家伙呢?

  答案是环境灾变。1991年开始的“拉奥革新”根本改变了印度商业活动的制度环境。当年70岁并准备退休的拉奥是因为拉吉夫.甘地被刺而突然被推上印度总理职位的。在此之前,差不多延续40年的“尼赫鲁-甘地”政制建立了印度的独立、民主政体和相当不错的独立司法系统。但是,长期主导印度政府的经济学却错得离谱。主流的看法是,印度经济资源匮乏,要是听任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而不是由政府指导利用资源,怎么可能加强国力并消除贫困?于是,印度成为“民主制+计划经济”的实验田,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复杂、非理性的控制和许可证体制,对生产、投资和外贸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控制”。不错,印度没有实行前苏联式的全盘国有化( 虽然印度国有经济占GDP 的比重从1960年的8%激增为1991年的26%) ,还允许私有制企业存在,但是,对于一个“鸡毛”要审批、“蒜皮”也要盖章的业主而言,“私有制”究竟还有多少意义?事实上,凡是资产规模200万美元以上的印度公司,无论什么所有制,其主要的经营决定,甚至董事会成员资格,都要得到政府认可。许可证体制使得行政部门“从无所不知的分配者和国家经济利益的平衡者,转变为无休止的、武断的官僚政治统治”。

  左批右审制决定商业比赛的输赢,定义了竞争的内涵,当然也就导引着无数商界英雄为之折腰。许可证的神奇性在于,没有拿到它之前,申请当事人不免感到讨厌甚至屈辱,可是一旦到手,它就可以把潜在的竞争对手排除在外。这就是说,被管制者也是管制的受益人!弄来弄去,非生产性寻租的甜头诱人上瘾,最后竟然是功能决定了器官的模样。所以,在经济分析上,直接用于获取许可证的资源只是“印度之路”代价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或者主要的代价,是许可证经济限制了市场竞争的范围和强度,抑制创新,保护了落后和守旧。要在许可证经济的土壤上“持续提高人均国民所得”,那就比登天还难了。

  1991年的拉奥总理差不多是被逼到了墙角。国家的财政状况极其糟糕,以至印度政府甚至讨论出售驻日本和中国的大使馆以筹措应急资金。但是危机也降低了拉奥内阁、特别是他的财长辛格和商业部长奇丹巴拉姆向“不起作用的资本主义”发起进攻的说服成本。印度的经济政策急速转变。而拉奥革新的核心内容说难极难、说易极易,其实就是冲着许可证体制下刀。过度的管制和控制而导致的市场竞争不足捆住了印度的手脚,消除左批右审制解放了印度商业传统的活力。在耶金和斯坦尼斯罗合著的《制高点》的第8章,专门有关于拉奥改革的出色记载。这本书已经有了外文出版社的中文版,对印度改革管制经验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读一读。

  这场改革的总结局是崇牛为圣的古老印度重新长出鲜嫩的青草,为一大批Infosys技术公司模样的“偶蹄类”,提供了成长环境。乐观的观察家甚至预言,今年眼看会超过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是印度显示自1991年以来变革成果的第一乐章。

  我对印度没有直接的观察和体验。对于老的“印度之路”是否真的已经消失,新的印度道路是否主导了这个伟大的国家,我不能下断语。从印度发生的故事中我只是看到一点希望,腐败病入骨髓如印度综合症,也是有药可救的。条件是,对症下刀,手不要哆嗦不要抖。

  (作者为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教授)

普利策奖得主诺曼·梅勒将出新小说

美国著名作家、普利策奖得主诺曼。梅勒在沉寂十年之后,将于明年1月出版小说新作《林中城堡》(The Castle in the Forest)。但对于这部小说的内容,其出版商兰登书屋未置一辞。

梅勒的前一本小说是1997年出版的依耶稣视角讲述的《圣子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the Son)。2003年,梅勒出版了两部非小说作品:《鬼魅艺术:写作随想》与《我们为何而战?》。

梅勒最著名的作品是《裸者与死者》。他曾于1968年和1980年两获普利策奖,也得到过一次国家图书奖,被公认为尚在人世的最优秀的美国作家。

他已83岁,去年领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终身成就奖。

巴拉斯获智利国家文学奖

  智利著名作家和记者何塞·米格尔·巴拉斯(JoseMiguelVaras)日前获得了智利国家文学奖。

  78岁的巴拉斯自1946年起开始发表小说,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时流亡国外,后在莫斯科电台当记者,并积极反对本国军事独裁。他的主要作品有:《为了笑与哭》、《斯大林的平底鞋》、《巴格达的邮递员》、《加尔瓦里诺和埃莱娜的小说》。《处于地下的聂鲁达》(2003)与《画家的梦想》(2005)是他的新作。

刘晓波:今日陈良宇 昨日陈希同

在将近三年的纷纷扬扬的传闻中,陈良宇终于倒了,倒在腐败上。

然而,在我看来,三年前,陈良宇就宏观调控问题向刚上台的胡温发难,就已经为他今日的命运埋下了祸根。胡锦涛重拳整治上海帮,关键不在于能否遏制愈演愈烈的腐败,而在于能否制服党内豪强和掌控中共十七大的主导权。通过倒陈,胡温向海内外昭示了自身权力的巩固,已经完全可以主导十七大的人事安排;也是警告那些企图挑战胡温中央的党内豪强:还是听话点儿,否则,就可能还会有第二个陈良宇。

陈良宇的倒台,不能不让人想起11年前的陈希同,二者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在高层权争的关键时刻,以反腐手段来清除政治对手。在此意义上,胡锦涛不愧为江泽民的接班人。

陈希同倒台,是在中共十五大召开前两年的1995年,来自上海的总书记江泽民突然向北京帮发难,将陈氏父子和多位北京帮干将送进了监狱。谁都知道,六四后,陈希同对江泽民出任党魁一直不服,曾联合多个地方诸侯向邓小平状告江泽民,显然是不知中共政坛深浅的政治自杀。江泽民是邓小平钦定的,陈希同直接向江发难等于间接地表达对邓小平的不满,邓小平怎么可能容忍这样的公然挑衅。故而,只要江泽民想整治北京帮,邓小平非但不会干涉,反而会全力支持江泽民向强势地方诸侯开战。

陈良宇倒台,是在中共十七大召开的前一年,北京中央对上海帮突然发难,将陈良宇一干人统统拿下,对黄菊等更高层的上海帮构成威慑。也是众所周知,胡温刚刚上台时,为了遏制经济过热而推出宏观调控,引起多位地方诸侯的强烈反弹,陈良宇便是挑战胡温权威的先锋。2003年,胡温想借查处上海富豪周正毅来敲山震虎,但胡温中央在周正毅案上几乎是空手而归,除了周正毅轻判三年之外,上海帮要员无一落马。而胡温经过三年的高层经营,以江泽民卸下军委主席为标志,胡温逐渐掌控的政治局,并通过大幅度调整地方诸侯和晋升军队将军来巩固权力,接着便是着手收拾陈良宇一班人。胡温通过高调出版江泽民文选来换取江的闭嘴之后,突然抛出早已掌控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对三年前曾经向胡温叫板的”上海帮”下狠手,显示出胡温政权的老辣。陈良宇的俯首就擒,彻底挽回胡温中央在因周正毅案的失败而造成的权威流失。

北京陈和上海陈的倒台的不同在于两地市民的反应;11年前,北京市民大都觉得陈希同有点冤,时至今日,北京出租车司机谈起陈希同时,仍为他抱不平。而11年后的陈良宇倒台,据香港媒体报道,让上海官民都很开心。因为,陈良宇主政上海三年,为人傲慢却无突出政绩,上海民意对他的评价极差,上海政界也比较反感陈良宇的作派。所以,对他的倒台,上海市民有大快人心之感,甚至有不明身份人士在静安等区放鞭炮表示庆祝;上海政界也颇感开心,而韩正代理市委书记也获得更多支持。在韩正曾任区长的上海卢湾区,官员们甚至激动地拥抱、表示庆祝。由此可见,陈良宇与韩正之间的争斗乃上海官场的公开秘密。

胡温中央上台以来,高唱亲民、关注分配不公、加大反腐力度,此次查处地方豪强陈良宇,固然能让胡温中央取得一箭双雕的效应:既在民意中赢得铁碗反腐的美名,也在中共高层树立起不容挑战的权威。君不见,对陈良宇的倒台,中共官方媒体一片赞美之声,特别是在人气最旺的三大门户网站新浪、网易、搜狐的海量跟贴中,几乎全是欢呼雀跃的口号,让人恍如置身于一场网络大会,那种对贪官的口诛笔伐和对胡温的齐声礼赞,让人恍若回到了大批判和大崇拜并行不悖的文革时代。

然而,胡温中央真的能借此抑制腐败吗?只要回顾11年前”陈希同案”以来的中共官场,答案就不言自明。

1995年倒陈,国内舆论也是一片赞美之声,什么显示了中央的反腐决心,什么不管资格多老、职位多高、权力多大,只要敢于以身试法,必将身败名裂。当时有评论甚至说:毛泽东杀了刘青山、张子善,管了整整二十年,党中央这次坚决查处陈希同,对全国党政干部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然而,事实证明:陈希同案”对全国党政干部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绝非对官场腐败的巨大震慑效应,而是让官员们明白了”跟人要跟准”的道理。至于反腐败,沦为越反越前赴后继,一个陈希同倒下去,无数个陈希同站起来。11年以来,官场腐败非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是越反贪官越多、职位越高、金额越大。

就拿两个姓陈的政治局委员来说,当年江泽民查不到陈希同本人贪污受贿的证据,就硬把他的礼品折算成贪污公款,很有点构陷的味道。陈希同被判16年徒刑的主要证据是:陈希同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22件(其中金银制品8 件,贵重手表6 只,名贵水笔4 支,照相机3 架,摄像机1 台),共计价值人民币55.5万余元,没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公,而是由个人非法占有。至于指控陈希同追求奢糜生活,包养情妇、建造别墅、挥霍公款吃喝等,按照中共法律规定,仅仅属于党纪和行政的处罚范围。

而陈希同倒台的11年间,可以称为落马贪官大跃进的11年,仅中共官方公布的2005年数字,被查处的官员就高达115000;其中的大案要案也触目惊心。随便一个处级、甚至科级贪官,都能动辄贪污受贿百万、千万、上亿。在这些大小贪官的巨额赃款面前,陈希同甚至可以算作”清官”了。

现在,中纪委指控陈良宇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尽管,陈良宇的腐败证据还未公布,但此案涉及到上海社保资金高达40多亿人民币,陈良宇家族从中得到的好处怎么可能只有区区几十万元。中纪委指控陈良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差不多坐实了陈良宇的弟弟陈良军与周正毅合伙做地产生意的传闻。陈良宇案还可能追到政治局常委黄菊之妻余慧文,以及富商周正毅、吴明烈、张荣坤等人。

故而,陈良宇的倒掉只能证明:

1,陈良宇下台并不能说明胡温中央的反腐决心,更与破除”刑不上大夫”的特权免责传统无关,否则的话,有太多的高官早该因腐败下台。在上海,不仅陈良宇在三年前的周正毅案中就该下台,而且黄菊及其妻子等人早该被立案查处;在北京,贾庆林及其妻子涉嫌”远华大案”,也早该立案调查;已经退休的江泽民和李鹏更应该被立案调查,即便查不出他们本人贪腐问题,但他的亲属和亲信都曾涉嫌腐败的大案要案。比如,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不仅身为中共副部级高干,而且他还纵横商界,与台湾富豪王永庆之子王文洋联手,投资16亿美元创立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江绵恒自任副董事长。江绵恒同时兼任三家大公司的董事(中国网路通信有限公司、上海汽车工业公司、上海机场集团公司)。其中,中国网通已占据中国网络经济的半壁江山,江绵恒也被称为”中国电信大王”。李鹏的家人和亲信涉嫌贪腐的证据更为明确:李鹏的儿子李小勇卷入过”新国大”巨额集资诈骗案,该案主犯台湾商人曹予飞早被处死,而李小勇至今还逍遥法外;大陆杂志《证券市场周刊》2001年11月24日发表署名马海林的文章《神奇的华能国际》,揭露拥有60亿资产的国有电力公司华能国际实质上是李鹏的家族企业,该公司的总经理是李鹏之子李小鹏,董事长是李鹏老婆朱琳。另外,李鹏的亲信高严(前中共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已经于2002年10月潜逃,至今去向不明。

2,表面上,陈良宇是因腐败下台,但实质上是因高层权争的结果。自陈希同案以来,反腐败已经成为党内权争的利器,每到中共高层权力分配的关键时刻,清除政治对手的最好办法就是反腐。以至于,利用反腐败来打击政治对手的官场潜规则,已经在多部反腐电视剧中有所表现。比如,北京电视台正在播放的《我主沉浮》(周梅森编剧),就有大量把反腐败作为官场权争手段的内容。

3,在官权过大过强而民权过小过弱的今日中国,中共已经沦为利益党,以新老权贵家族为核心的各大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官商勾结的潜规则已经变成半公开发财捷径。而在监督官权和限制官权的制度建设上却没有实质性改观,既无司法独立来保证反腐败的公正性,也无新闻自由来保证舆论监督的有效性。而且,对于民间的自发反腐败人士进行打压,甚至被送进监狱。所以,中共的反腐败,对党内是权争工具,对百姓是”政治秀”。事实上,任何铁碗,也无法修补早已腐烂的党国根基。比如,号称铁碗宰相的朱鎔基,上台时放出狠话:”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剩下一口留给自己!”但他并没有遏制住官场腐败的蔓延。所以,即便毛泽东再世,也只能望腐败而兴叹。因为,毛泽东留给中共特权阶层的最大遗产,就是这个不断孳生腐败的独裁制度。

11年前,江泽民把陈希同扔进大狱,并没有让陈良宇汲取教训;此次陈良宇的倒掉,也不可能让其他官员们有所收敛。毕竟,相对于腐败的巨大收益来说,腐败的风险甚至可以忽略不及。只要懂得官场权争的潜规则或跟对了人,闷声腐败的风险几乎为零。

江时代有陈希同,胡时代有陈良宇,只要一党独裁体制不变,前赴后继的腐败亦不变。

2006年9月27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中国》)

昝爱宗:中国为什么不是干净的中国

中国为什么不是干净的中国……

共产党”打天下坐江山”思维使中国陷入混乱和不幸深渊

对于今日中国,我一口气可以写出更多的排比句说明中国的不干净:

中国的政治是不干净的,历史也是不干净的;

中国的教育是不干净的,教科书也是不干净的;

中国的司法是不干净的,法律也是不干净的;

中国的宪法是不干净的,民主也是不干净的;

……

尽管有种种的不干净,但我们还是应该尊重这些不干净的所有存在,只有在尊重这些存在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在不干净的存在中净化自身,清洁制度,还今日中国社会一个干净的未来。

让政治制度的透明,历史真相的公布,让人人有摆脱专制、追求真理的权利,来化解中国政治长期不干净的危害;

让教育制度的自由包容,教育事业投入的公私兼顾,教科书的自主和多元化,来剔除中国专制暴力教育、奴才思维教育的危害,让中国教育自身获得新生;

让以”法律为国王”的司法独立制度在全民中推广,让法律成为人人(包括法官)惟一不得不服从的至上准则,来消除政党司法专制的腐败,让法律回归到法律本身,来建立和完善法治中国,来融化政党”家天下”和司法专制的顽固残余;

让中国宪法成为人人看得见、用得着的神圣文本,让宪政来保障民主和自由,让人权不再成为宪法上的谎言和幌子,让宪法成为不干净政治的最后监狱,成为公民人权的最后保障,又让宪法成为干净政治、建立公民社会的最大空间……

还中国一个干净的未来,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二十世纪过去了,还有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如果不能实现,还有二十二世纪……不能不相信时间的用意,不能不相信中国人有选择自身命运的智慧。

贪官污吏,无官不贪;政治斗争,权谋至上;法律只管穷人,达官贵人可以超越任何法律,可以逃脱任何法律的制裁;谎言泛滥,张口便来,成为这个社会唯一的官方语言,谎言背后的人与人的仇恨和敌视,结出一个又一个恶果;愤怒,仇恨,甚至更多的是默然、冷漠,使整个中国在罪恶的道路上各自为敌,四分五裂。由于人人自认不能干净这个社会,干净这个政治,于是在这个国家里就容易看到政权四处拨污,人人各自为污,这个中国成为”他们想干什么就无所不能”的极端社会了。

极端,极权,我们吃惊那没有杀过人的自由人,成为冤屈犯,可以被判处死刑,并得以顺利执行,让那些追求结案率的公安大人、警察官大人、法官大人们(他们不是公仆,而是官员、老爷)得以论功领赏。我们可以责怪公安、警察官和法官们不负责任吗?不能,因为法官说他们遵守了法律,尤其是程序。可是,貌似公正的他们,恰恰忽略了公正,忽略了真相,他们只是认可他们得到的证据,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就可以公开合法地杀人,合法地制造冤案了。只是他们不知道,当有一天他们自己也会成为被冤屈者,他们就再也不能说话了。

当然,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中共头子高岗的自杀,刘少奇冤死(杀人灭口),林彪一家人的亡命,江青的自杀,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开枪自杀(或他杀),胡耀邦、赵紫阳被非法废黜,陈希同入狱,陈良宇成为”阶下囚”,等等,并不能用一句”活该”就可以说明清楚的;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史久武在浙江省政府大楼上一跃自杀,恐怕也不是一句”忧郁症”就可以作结论的;为被冤屈的湖北死刑犯佘祥林办案的公安警察突然自杀,恐怕更不是”罪有应得”可以说服公众的……为什么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冤屈,有那么多的黑白不分明,有那么多的腐败分子招摇过市,司空见惯,难道这些都是死者的过错?难道都是个别人的过错?难道制度就没有问题,领导就没有问题,执法者就没有问题?

中国政治的不干净,足以使肆无忌惮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人民功勋”,足以使为虎作伥的高岗、刘少奇、林彪、江青、王宝森、陈希同、陈良宇等等成为”人民的罪人”;这些不干净的历史可以高歌执政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可以制造繁荣稳定,可以一手遮天;历史只是美化政党和歌功颂德的历史,可以随意利用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教训和血的历史;不干净的历史,从来没有公正,只有历史书写者的权势和自我美化。安于不干净政治现状的制度,正是统治者们随意使用的暴力制度,这样的制度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暴力工具。所以,在这种可怕的制度下,频频出现百姓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打不起官司现象,频频出现教育、殡葬行业严重乱收费,医疗救助、养老救助不到位等重大丑闻,共产党干部本身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们肆无忌惮地反共产党宗旨,反人民(共产党员”反共反人民”),导致中国政治从上到下地陷入混乱和无序。

中国教育的不干净,使教育成为贵族的庄稼收割地,使掠夺穷人成为合法的执政手段。古代造反者高呼替天行道,是逼上梁山,而今天的统治者奴役穷人,掠夺穷人,培养了一个多亿的文盲,每年枪毙上千名文化素质不高的杀人犯,正是不干净教育制度结下的恶果。号称并自以为人民代表的政府,整天制定所谓的合法政策,天天劫贫济富,难道就不再是逼他们穷人和普通大众上梁山造反吗?一个城市教育局长和一个小学校长(杭州就有发生)就可以剥夺农村外来人口子女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上学权,一个老师就可以当众把自己的学生暴打并从楼上扔下摔死(湖南永州历史老师李恒毅打杀学生)……任何不公正、不公平的社会,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未来几十年,我甚至感到害怕,当那些被掠夺后的穷人子女,上亿普通人的子女,因为不能上学,因为不能继续享受高等教育,因为报复社会,他们就会像当年的中国工农红军一样,农村包围城市,以”解放”的暴力革命理想,夺取一个又一个革命阵地,让革命的血腥的红旗插上他们能够用暴力得手的任何地方……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不希望这个社会再出现一个红军,再来一次次红军长征,再来一个个”打天下坐江山”,改朝换代。

劫贫济富,是永远靠不住的;劫富济贫也是靠不住的,只有公正、公平、正义、多元和宽容和解,只有抛弃”打天下坐江山”思维,只有还政于民,只有自由和人权高于一切,才能化解这个社会的矛盾,才能冷却这个社会上比比皆是的炸药包,才逐渐使这个社会走向干净、和谐的未来。

中国司法的不干净,是这个社会不断制造又有可能导致最后崩溃的最严重的后果。因为司法不公正,所有的司法途径都成为一种摆设,上级可以用非法的”双规”惩处政治对手(浙江台州的陈越飞就是双规出来的冤案),非法刑讯逼供司空见惯,作恶者、杀人者可以逍遥法外,贪污腐败者可以兴师动众地为自己歌功颂德,被迫害者只能忍气吞声,仇恨政权,甚至他们只能期待下一次暴力革命。不干净的法律,简单说就是不保护穷人,也不保护富人,更不能保护普通大众,因为它们只保护那些眼前掌握着权力资源的人,这样的法律等同于针对穷人的暴力法,针对权势者的摆设,是真正危及这个国家和谐和稳定的专政工具,是这个国家人民的最大敌人。

中国宪法的不干净,保留着很多宪法之外的东西,什么思想,什么主义,什么特色,什么代表,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无一不是愚弄国民的道具。世界上,只有一个主义,就是以公正、正义、法治、真理、幸福、良知、公权、民主、共和为主的义。没有这样的主义,中国人绝对不能得救,一百年的时间不可能,五千年的时间也断乎不能。将来,如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幸结局,或许就是执政党以”稳定”为初衷所导致的最后的结果。中国人的不幸,在劫难逃。

至于不干净的民主,也和不干净的教育一样,政党和政府以合法的形式和理由,让权势部门公然劫贫济富,让富人看到掠夺不完的财富源头……而同时,又让亿万穷人和文盲、无产阶级看到的是摆设,看到的是人人不能免除恐惧的制度性伤害,看到的是血腥暴力,看到的是绝望,看到的是盼望来世得”解放”……

中国不是干净的中国,还中国一个干净的未来,只有向法治独立、政治多元、民主选举、宪政治国、人权至上、宗教信仰自由、新闻自由迈进,只有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美国、日本这样民主多元国家的政治模式,借鉴俄罗斯、韩国、印度等近邻国家的制度创新、和谐模式,借鉴台湾这样的民主自由自治地区作为大陆走向民主自由化的明亮镜子,看清真实的中国,明白中国的问题所在,摆脱专制和一党”家天下”的暴力捆绑、奴役,走向民选、法治、多党和新闻自由,才是政治清明、社会和谐之道,苦难的中国人才能得救。

93o[

井 蛙:致恋人

    1.
   
   天堂比地狱只高出一米
   然而,足够我眺望你
   
   那条1989年的花格长裙
   我的粉红外套
   与你的田园交响擦肩而过
   
   我顿失的乐园
   里头都是纯净的灵魂沦陷
   成片的油菜花蔓延,泛滥
   
   它们的冰期
   迎来了蜜蜂
   
   我和你
   此地与彼地
   
   吟哦了一个冬天
   整整一个冬天没有歌唱
   
   你就带着喜悦吞掉我的春天
   
   我消瘦的手指肆意逃窜
   
   躲在一棵树下
   
   看人们过早收割枝叶
   
   
    2.
   
   
   我口渴
   午夜被一杯咖啡惊醒
   
   窗外香春树已枯萎
   
   北京的初夏
   所有的北京人都在初夏
   
   我爬出紧闭的窗门
   五月里,像渴望越狱的蚂蚁
   
   我和你
   还是此地与彼地
   温柔歌唱
   
   胡同里破败的瓦片
   闲下来的老居民都在议论国事
   
   他们朝天空泼水
   朝蓝色的雨后彩虹唠叨
   
   连唐山口音的乡下人
   都懂得了诗意
   
   你低下头
   你欠我一个狂热的吻别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你这么一说
   那个熙攘的人间乐园就给了我
   
   我独自一人享受很多人的孤独
   
   
    3.
   
   背对着一列慢行的火车
   
   我撕掉了往返的车票
   没有了目的地
   
   我没得到一片叶子的方向
   从来没有,我无意失去秋天
   
   而你
   回到了西部边缘
   
   你的甘孜舞蹈与他人
   敲打了我的身体
   
   午后我听到一块玻璃破碎
   
   饮茶的嘴唇苍白
   我的双脚停止走动
   
   格桑花吗天上发芽的那朵
   一地倒影跟随你
   
   我淹没了
   但我无意被淹没
   
    4.
   
   我是我自己最后遇上的恋人
   
   我不慌不忙
   奔跑
   
   你和你部落里的牛羊在颂诗
   悠闲地吃草
   
   你把酒屋里的青稞喝掉
   
   你 我
   
   肩膀挨着肩膀
   间隔着麦地
   
   我把剥落的花瓣一片一片
   重新挂到树上
   
   春天回来了
   我以为你回来了
   
    5.
   
   我直接进入寒冬
   
   你裹一袭印度头巾
   你来自卓仓家族
   
   可是,我给你讲昭和年代
   那个和我扯不上关系的樱花季节
   
   一个悲惨的人遇上另一个悲惨的人
   
   风雪下相拥
   
   他们相爱白头到老
   时间,却似离别一个世纪那么长
   
   我看到你站在我的背后
   
   而且,永远站在我的背后
   
    6.
   
   此时,安静的屋檐
   
   一只无聊的乌鸦正在尽情欢叫
   
   2006-9-24
   SAND BEACH

余 杰:台湾究竟有多乱?

在民主制度下,政治是一套成熟的公共管理制度,普通民众不必具备高度的政治热情,甚至对投票都没有多大兴趣,但政府运转一般不会出轨,如今日之欧美诸国。在专制制度下,政治是统治者的禁脔,只有统治者有权“讲政治”,普通民众闻“政治”而色变。被统治者如果稍稍关心一点“政治”,一不小心便成了“政治犯”,如今日之中国大陆。

在由专制转向民主的过程中,政治是民众的狂欢节,政治是政客的时装骚。政治就象美女一样,人人都想冲上去拥抱一番。人人觊觎总统的职位,总统亦无威严与魅力可言,如今日之台湾。

内忧外患令人心痛

在倒扁与拥扁的对峙中,“台湾究竟有多乱”成为一个大陆民众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此时此刻,我找出了十年前的香港老电影《黑金》重看。记得最早看到《黑金》的时候,我还在北大念书,这部表现台湾黑道侵入政坛的电影,成为我了解台湾政治的一把钥匙。十年之后,重温由梁家辉、刘德华主演的《黑金》,有两段对白过目不忘。

一段是两名黑道人物为竞选立委,故意挑起计程车司机斗殴,最后酿成暴乱。身为电视台记者的女主角凌飞,在现场目睹了伤亡狼藉的惨景,手持麦高风对观众说:“外面是实弹演习,而里面却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象这样的内忧外患,真是令人心痛。”另一段是调查员方国辉执意将涉及高层的调查进行到底。当正直的法务部长询问他为甚么要这样做时,他回答说:“因为我爱这块土地。当年他们把大陆搞垮,我们还可以退到台湾;今天他们把台湾搞垮,我们还能退到哪里?再退一步就是大海。”

政治人物表现不济

这两段陈年的对话,好象先知的预言一般。可惜的是,在今天台湾政坛的乱石穿空、惊涛骇浪之中,很少有人仔细领会其中的寓意。台湾政坛确实很乱。看看诸位政治人物的表现便一目了然:陈水扁身为国家元首却管理不好“第一家庭”,与草根阶层同呼吸同命运的“台湾之子”的形象,早已黯然无光。施明德陶醉于“台湾的曼德拉”之光环中,试图以个人魅力掀起群众运动,却不明白法治才是正义的根基。马英九作为反对党党魁和台北市市长,双重身分使其进退失据,哈佛博士头衔亦不足以让他在危机时刻运筹帷幄、决策千里。宋楚瑜不甘退出历史舞台,抓住时机最后来一次豪赌,火中取栗,反被火所伤。

谁有资格嘲笑台湾

然而,台湾社会其实并不乱。大多数民众照样过吁自己“朝九晚五”

的生活,即便是那些极端的倒扁者和极端的挺扁者,也都各执己见,该捐款就捐款,该游行就游行,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民众逐步学会了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不满,政府也知道哪些表达方式是公民不可被剥夺的权利。那些在大陆中央电视台演播室里,滔滔不绝地贬斥台湾现状的“台湾问题专家”们有祸了,因为他们口蜜腹剑、指鹿为马,企图让大陆民众相信“民主就是天下大乱”的“歪理邪说”。哪个大陆人有资格嘲笑台湾呢?数十万台湾民众在总统府外静坐示威,没有坦克,没有机枪,没有鲜血,也没有尸体。与17年前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屠杀相比,这就是自由,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文明,这就是台湾的骄傲。而此岸那些天安门母亲的眼泪,依旧在黑暗的铁屋子里独自干涸。

首发苹果日报

欧阳小戎:幕布下的恋歌(025~027)

        025 诗篇

          我把清晨剪成一支歌,
          追逐你远行的脚步。
          在自由日渐残缺的日子里,
          寻找通往荒野的羊肠路。

          镜湖于你我俱在千里之外,
          我摸着星星的脸颊,
          想要挽着那将逝的流采穿透云雾。

          忧伤是否可以放到
           正义女神的天平之上?
          我在迷离的故乡,
          为你撒一条白茶花瓣的归途。

          请来,为渐红的朝霞跳一支吧!
          山茶花在微曦里做着无声倾诉。
          当这世界属于你和我的时候,
          春蚕已经吐出了十万个朝朝暮暮。

          026 芦花荡里的情歌

          我想挽住一只鸿雁,
          飞向遥远的北方。
          但是在这芦花未曾凋谢之前,
          鸿雁尤在远处
          梳理浪迹天涯的翅膀。

          芦苇不会哭泣,
          哪怕被风尘压伤。
          而我从不悲怜,
          这盈满思念的仲秋。
          月儿坠落西山之后,
          你尤在梦里
          踏着九曲蜿蜒的节奏。
          我听不见大地的颤抖,
          因为水波迷离了我的双眼。
          然而飘洒的芦花,
          可做我沉醉的见证。
          洪流横扫着这尘封的故国,
          我却忘记了忧伤,
          因为我看见了,
          自你衣裙飘落的寒星。

          我用梦旋转出一片飘香的生命之雪,
          期待下一个冬天,
          冰河世纪再度来临。
          当那蓝色的冷宝石,
          在奥林匹斯山结成华盖,
          我便和你一起
          飞往来生的烟雨国。

          027 军转培训学校的云

          我疑心
          你变换的脸
          是望断来生的忧思。
          在最汹涌的秋,
          陨落了倾泻的热泪。

          而我
          总在每一个绽开的清晨,
          用足迹
          在石板上印下
          串串哀伤的思念。

          我的国还没有醒来,
          我的主啊!
          你又何忍离去?

          我不能阻止
          风
          吹着你离去。
          我的云啊!
          请不要垂泪。
          天上依然有鸟儿,
          而秋天盛开的雏菊,
          尤在心中。

          我在幽居中,
          把自由的梦焚烧。
          炼一个世上最珍贵的字至于你,
          T’i amo!

 

民主论坛

昝爱宗:“老李,以你的条件, 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个。”

我最近看了一段对话,觉得有必须以此来记录当下中国的不幸的历史片断,以及预示曾经的不幸和未来的不幸历史片断。

“老李,以你的条件,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个。”

──这里的孩子就是指北京城管执法员李志强,他被来自河南的退伍兵兼烤肠人崔英杰用刀扎死。

从农村来京谋生的烤肠人崔英杰,一下子从“优秀士兵”到“杀人犯”,就在2006年8月11日这个雨天发生。这名曾经的共和国卫士,却是为生存挣扎到了举刀杀人的地步。他从部队回来以后没工作就只能“靠这个吃饭”,可是城市有城市的规律,他不懂,也无奈就杀了人,那人成为烈士,他却除了“杀人犯”以外,什么都不会有。

8月11日,北京城管队执法人员李志强和同事来到烤肠人崔英杰的摊前,崔面对忽然出现的城管队员,有点措手不及,想撤,但李志强封堵了他的去路,崔英杰不断挥舞着双手,崔英杰喊道:“车子留给我,别的都给你们。”崔英杰开始一直在央求,“求你们把车子留给我,就靠这个吃饭”。连说两遍都没有用,他的口气就变了──“我再说一遍,把车留下,其余你们拿走!”然而仍然无用。10多分钟后,崔英杰放弃了努力,用随用的刀把李志强扎死了。

这段著名的对话就是死者位于翠微路社区的家里传出来的,李父在悼念的人群中见到很多老同事。老同事捶着他的背说,“老李,以你的条件,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个。”(2006年9月14日《南方新闻网》)

根据这段让人久久不能平静的对话,我可以设计出更多的台词,来折射这个社会的不幸和悲哀:

“老毛,以你的条件,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个。”

──这里的老毛指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孩子指毛泽东。公元2006年9月9日,毛泽东已经卧尸天安门广场整整30年了,中国人最忌讳死无葬身之地,可老毛的孩子如今还在挺尸街头,老毛当年的邻居在地下告诉老毛,以你当年的富裕条件,为什么让让小毛干这个呢?否则就不会有这么死无葬身之地的一天。小毛本人也许也在地狱里受煎熬,也会会指责他爸爸:“以你的条件,怎么能让我干这个?”

“老邓,以你的条件,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个。”

──这里的老邓是指邓小平,孩子指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开始后,特别是邓小平正式封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邓家父子的日子就不再好过,邓小平的儿子、当时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大四学生邓朴方,因不堪造反派对他的侮辱,于1968年8月跳楼自杀,未遂,导致下半身瘫痪,成为残疾人(“文革”期间没有残疾人概念,只有“残废人”概念),为弥补他的损失,邓朴方后来担任中国残疾人协会主席。

这里的对话,正好可以套上李志强父亲的回答:“我没办法回答,真没办法。”邓小平对儿子的残疾负有责任,但他确实没有办法,谁让他是邓小平的儿子呢!

“小毛,以你的条件,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个。”

──这里的小毛指毛泽东,孩子指毛岸英。1950年10月19日,中国的志愿军(解放军)出发入朝。彭德怀严格要求各级组织、成员对志愿军入朝的一切行动,连亲人都不准告诉。毛岸英入朝更在保密范围之内。当晚有26万大军突然进入朝鲜战场。1950年11月中旬,志愿军党委常委专门开会,根据军委的指示精神,研究司令部的安全和防空。

会议决定,志司机关人员于25日拂晓前疏散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并注意防空。25日拂晓前,对方军队两架B-26轰炸机由西南向东北稍偏办公室上空飞过时,毛岸英和高瑞欣参谋正在司令部围着火炉热早饭,飞机扔下凝固汽油弹,顿时乌烟冲天,毛岸英、高瑞欣未来得及跑出,不幸遇难。毛泽东失去长子,彭德怀后来被指“反党”而丢官,最后被迫害致死。假如毛泽东的父亲在地下碰到彭德怀的父亲,可以这样说了,“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个”。倒是毛泽东自己会安慰自己:“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不过,这段著名的话可以用到很多地方,如:

有人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的父亲:“老陈,以你的条件,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个。”

有人问前中国河北省委办公室副主任李真的父亲:“老李,以你的条件,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个。”

……可是,儿大不由爹,无论是李志强、毛岸英,还是邓朴方,并不是他们自找的不幸,而且是制度性的悲剧,作为设计这个制度的父亲毛泽东、邓小平,应该反思这个制度,应该对这个制度所制造的更多不幸承担责任。

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了,何祚庥的这句名话不但可以用在崔英杰、李志强身上,也可以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上,中国这两个字意味着“不幸”,并非责任都是普通大众承受,也并非毛邓可以“豁免”。

什么样的土地长出什么样的庄稼,毛泽东、邓小平也不例外,他们不但是不幸的制造者,也应该是不幸的承担者。这才叫公平。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