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据《南方周末》9月14日报道，8月11日下午，北京海淀区城管分队副队长李某在强行没收商贩崔某的三轮车的过程中，被崔某用十多厘米长的小刀刺中颈部死亡。城管执法引发暴力冲突，已成为当下凸显的社会问题，李某的被害更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例。崔某现已因涉嫌故意杀人被拘捕，被害的城管副队长李某则在近日被追认为烈士。但一系列的事后程序终究无法挽回已发生的悲剧。

城管队长李某的生命安全，本来只是处于转型期的普通人的生命安全的一个极端的抽样。《南方周末》的报道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事实的一个详实、客观而又悲悯的视角。在这样的视角下，事件的双方被真实可感地展现出来。这是两个普通人之间的悲剧：被害人李某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家庭，能当上公务员，成为城管的副队长也并非易事，在同事中他人缘不错，待人细心和善，有敬业精神。而行凶的崔某出生在贫寒的农民之家，为生计在北京先后谋了几个保安的职位，吃苦肯干却依然无法糊口。他是怀着希望去摆小摊的，第一次出摊连车带货被强行没收后，他把第二次的烤肠生意和新买回来的三轮车当成了自己活下去的唯一支撑。

我们相信：一个和谐和人道的社会，本不应当让两个本来素不相识、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努力生存的普通人以彼此伤害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更不应当让这种伤害演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如何保护城管队长的生命安全？如何从根源处入手，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思考显然更为迫切和更有意义。笔者认为，彻底扭转以往冰冷的、非人性的治理理念，切实落实服务型政府的公共行政意识，既是改善城市管理现状的良方，更是避免和化解尖锐矛盾冲突的根本所在。

执法的法律基础是对执法者的最有力保护。事发时，作为执法者的李某只是在履行工作职责。但他也许不知道，《行政处罚法》中并无明文规定：对无照经营的摊贩可实行暂扣物品的处罚。国务院颁布的《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同样没有规定执法人员可以暂扣物品。同样，对于暂扣和没收的物品应如何处理，更是缺乏法律约束的盲区。李某同其他的行政执法人员一样，采取措施果断有力，维护着城市管理执法人员的威严。但他也许并没有觉察，城市管理没有专门和独立的法规作为法律基础，正面临缺乏充分法律依据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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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约束更是保护执法者的生命安全的体制基础。8月12日，中央电视台“中国周刊”节目播出《17秒的暴力》，讲述8月4日下午石家庄市城管人员对一位老人的殴打全过程。文明执法的李某事实上也承担着其他暴力执法的执法者为这一职业积累的无形危险。而如果对城管的公共权力能够实现有效约束，对跨越边界的公共权力行为能够形成有效惩戒，不仅会疏导民众的心理压力，也会使得正当的执法行为更少阻力、更多安全。

对普通人的基本生活来源的尊重同样是对执法者的有效保护。当城市管理的威严通过李某和他的同事施加于小贩崔某的头上时，生活已经雪上加霜、无路可退的崔某的暴力抗法几乎成为他难以避免的选择。我们有理由以法律的名义要求，一个完全被剥夺了生存保障的人依然有强大的理性不去挥动手边的刀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他的困境和痛苦失去同情的理解。如何让一个人不至于失去了最后的理性约束？城市管理执法人员行使其“现场处罚权”时，如果充分考虑和尊重底层民众的承受能力，对社会和自身来说无疑都是化解危机的积极举措。同样，政府如果借鉴西方国家的有效经验，给予被处罚者以公正和充分的救济机制，甚至像有些国家那样，对确实认识其错误的低收入者能退还罚没的物品和钱款，对于缓解社会焦虑、促进社会公正都是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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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普通人提供救助，并创造更多灵活的就业机会，同样会改善执法者的执法环境。“法律是无情的”，这是国人多年来深入骨髓的对法律的偏狭理解。其实，法律的神圣性恰恰来自于人们对法律施以的匡服正义、尊重人权、保卫人性的大爱寄托。因此法律的强制性必须有充分的人道基础才让人信服，也才算具有终极的合法性。遗憾的是，在对城市市容和工商管理等方面进行严格管理的同时，却仍然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针对城市中相当比例的弱势人群生活陷入困境的状况，给予更多渠道的、更灵活的、更人性化的救济与援助。而维持与保护公民温饱线上的生存底限，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显然应是比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更为重要的责任与义务。一些国家的城市保留了贫民区，并为一些无证经营者指定时间提供统一流通的临时场所，都是出于这种经济社会与人文协调发展的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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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殉职的李副队长，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深刻的。他的离世在警告我们城市行政执法从内容到形式的人性化转变已是当务之急。毕竟生命是珍贵的，李队长的死和小贩崔某即将面临的法律制裁都是人们不愿看到的悲剧，而这种悲剧却只可能因全社会的人性关怀的演进而真正不再重演。多年来城管工作屡成关注焦点，市民又多对其执法形式表示不满，对受罚者表示同情，究其原因，与那种以规章超越人性、以政绩压倒民生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分不开的。无论是法律、政策的制定者还是执行者，只有真正学会尊重被管理者，才可能化戾气为祥和，实现城市建设的真正的稳定和和谐。

很多年前，我被人称作“愤青”的时候，一时间欣欣然。多次跟人说起，甚至让老外明白“angry youth”的当下意义，我国社会有一种愤怒的要素将要推进变革。但是，很快地，愤青就成了一个贬义词，一种显得不懂事不温柔敦厚不自由主义的说法儿；我跟李慎之说起的时候，他那时正在鲁迅胡适的比较中坚定地高抬胡适，他沉默一会儿，开口说：如果你是愤青，我就也是愤青，还有鲁迅，中国最大的愤青。我诚惶诚恐，这叫怎么说话呢，我是愤青，您怎么能是愤青呢，您怎么着也应该是愤老啊。慎之笑，我后来想，那笑很苍凉、落寞。我国老人的笑声多是落寞的，但好在慎之有愤。

    再后来，“愤青”完全成为一个负面词汇了。我国的子民跟体制一样，其文化的展开，总是不自觉地呈现出毁灭、玷污美好事物的趋势。他们在人生的过程里毁灭、玷污了爱情，他们在社会的生活中玷污了超女那样的青春，他们在国际社会里玷污了地球村；不但如此，他们还以发展的名义遗弃了传统，以物质的名义毁灭了精神，以中国的名义告别了文明。比较愤青与俄国社会的末叶的“多余的人”，或欧美社会的“垮掉的一代”，我们可以看出，多余的人、垮掉的一代都在人格精神和实践上大大丰富了他们的社会，愤青本来也是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坚定表达并自我成全的人，却在我们的社会里最终成了一种创造性为零为负数的姿态。并且愤青一变再变成为一种情绪，一种学院、网络上的愤怒游戏，一种“书斋的革命”，一种戴着面具的流氓，一个脑子有点“贵恙”的一根筋患者或原教旨主义者，甚至称呼原教旨主义都高抬了愤青，因为他们涉世不深，是没长大也长不大了的类人孩。于是左愤也好、右愤也好，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社会的寄生或边缘角色，他们就像跑到异国他乡去的中国人，都对他们身在的社会文明进程缺乏正向的贡献。毛泽东当年曾愤怒地指责一种教条主义者，说他们的教条充满肃杀之气，一点也没有价值，连大粪还不如，大粪还能肥田，他们的教条什么都不是。这种评价，完全可以移用于当代的愤青中的极端主义者流。

    因此，我几乎是羞愤地关注着我国的愤青们。看着他们一脑袋的浆糊，他们的灵性在观念名词的缠绕和重负下被窒息，他们失去了正常的人性和正当的喜怒哀乐，我就有一种大恸至极的愤怒。我不好意思说，真正的愤青至少应该是我这样的；也许应该说，真正的愤青是鲁迅、李慎之等先生那样的，那样才是一条汉子，才是梁启超们千呼万唤的“新民”。甚至说，即使负面意义的愤青，也应该是立志立身高远的小平头阶级，是他们力争上游、把自己提升到国家社会层面充当“历史车轮”或善或恶的意气人生……用缥缈先生的话说：“愤青者，惟胸中有愤必泄之而后快者也。”

    事实上，缥缈的《愤青史记》让人看得回肠荡气，心叫痛快，就是他写出了我们中国人中真正的愤青。他从历史取材，选取了陈亮、严蕊、汲黯、王安石、傅青主、韩信、张籍、吴起、朱彝尊、庄子、屈原等十几位人物，把他们精彩绝伦的诗意、快意、恨意人生呈现给当代人。让我们重温自家文化历史中有那样英武伟烈的性格，有那样汪洋恣肆的胸怀，有那样气冲牛斗的男儿，有那样柔肠裂帛的女子……即使那些奸恶愤青，如来俊臣等人，缥缈也写出了他们于连式的自觉，他们对至高功名的博取，以及他们对同胞生命至高的轻蔑。

   我国人民素以历史悠久、文明光华灿烂自得，但在缥缈笔下，真正可传者不多，在这部自称“史记”的书中，也就十几位人物可歌可泣。在古人自己也多半同意的“万古如长夜”的华夏历史演进里，真正“不平则鸣”的愤青可圈可点，并没有数不胜数。就是说，大多数人消失在历史的暗夜中了，只有少数人，如缥缈笔下的那些愤青们，才如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至今让我们感念。我们虽然不能以平常的人性揣测他们的喜怒哀乐，却能感受到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散发的愤懑之气，穿越历史的黑幕，扑面而来。我们今天回看沉重的历史，反思当下混浊的中特生活，可以说，这些愤青之所以打动我们，是在于他们最早突破儒家伦理，或说突破华夏畜群集体，而直抵个人本位，直抵个体心灵。就是说，如同儒家伦理自得自我标榜的“天地正气”一样，真正的精神气魄，上则星汉，下则河岳，于人曰愤青，沛然庄严，心有忧患，意有所结，冲决伦理社会的网罗，有如晴天里的风暴，奇特地装饰了庸常的文明，并安慰了后人。于是，不仅愤青后的愤青，就是今天的我们，千载以下，看到愤青们的人生，犹为叹息。因为他们成就了我们文明里少有的人性之美。

    以道德感看历史，我们多半要称说那些圣贤君子，那些仁人志士，那些忧国忧民的义士；但以现代性的眼光，尤其是以其最本质的个体本位来看历史，也许人们应该向愤青们行注目礼。天下、苍生、华夷、王道……等等，在愤青心中没有份量，用毛泽东的话，那是一钱不值的东西。愤青也在追求某种东西，那种东西更是他们精神气魄欲望的高度统一。他们的人生构成命运借以书写的经典文本，他们亦正亦邪，或正或邪，但他们一直努力在实现那种东西，虽然，命运未必顺如风帆，但对他们来说，“难回者天，不负者心”。

    对我国这样一个集体伦理远高于大于重于个体的文明而言，愤青可能是真正突破文明的人格形式，即是一种真正的新人、新民。即使西方，群己权界远比我国社会清晰的地方，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到女权、环保，也是一大群甚至整整一代人做了愤青，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所有其他的现代性幻象追求，如一百多年来我国社会流行过的，“好人”（丁文江、胡适之语）、“诤友”（胡适之、傅斯年语）、红卫兵（官方张罗的）、80年代新一辈（流行唱说的）、新人类、新新人类、好市民、公民……都显得一厢情愿，虽然温柔敦厚却终于帮忙帮闲，虽然姿态叛逆如戏却无济于事。可惜，现代中国的愤青并不多，从陈独秀、鲁迅们算起，并不多见，就像缥缈笔下的历史上的愤青不多见一样。我们知道，新人、新民是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社会运动来成全的。转型社会的愤青不多，正说明转型的艰难，它离传统专制中国并未走出多远。

    写人的著作多多，但少有缥缈这样文史贯通的个人写作。尽管作者对愤青的定义并不精准，对人物的选取不无随意，书中文字却是精练而富人情，气壮盛而生动。我们在《愤青史记》中，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影子，可以看到孔子的笔意。作春秋者其有忧患乎，作愤青史记者，其人有愤懑乎？作者叙述得那么平实，但我们却仍然感到对历史的评叙中，时时在敲击着我们内心。“大雅久不作，风衰竟谁陈？”作者心性为愤青，却不得不在岁月的淘洗里举重若轻，自做缥缈状，《愤青史记》的文字也确实缥缈无状，起止随意。但是，现实生活的缥缈无名、拔剑难寻，却可以借他人酒杯来浇心中块垒。就像恩格斯说过的，必须研究我们的历史。在历史人物那里可以兴观群怨，可以找到我们自身的价值和认同。一部《愤青史记》再次证实，新天新地新的人类并非横空出世，而是从历史中点滴积累而来，其中人们呼唤的所谓公民或新新人类，其实早有他们正当的历史人格形式：愤青。

    可惜的是，对于“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的历代愤青而言，人间世，多的仍然只是“乡愿”，这些乡愿们……“阉然媚世；所谓非之无举，刺之无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与狷狂者异矣（《论语正义》）！”

    所幸者，凡一代必有一代之俊彦与勇者，孑立于中华历史，俯仰天海苍茫，点染曙色熹微。

满了刑，从劳改队到了就业队，你可以周末回家住一夜，如果你已婚，如果老婆还是活寡守着你；你可以手持准假证，周日早上九点走出省二监大门，到外面会女人，如果你是单身，如果有女人要你。无论是谁，下午七时前必须赶回，参加两小时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和尚念经 .

坐过牢的人，没有几个还会挂念往日有过的事业或者曾经的辉煌，没有几个愿意回顾已经逝去的理想和追求，那都是不值钱的蠢主意。劳改出来的人只想一件事：有个自己的家。

文化大革命已经把“家”这个一男一女相爱的产物，变成一加一等於利益的政治。劳改释放犯最最恐惧的就是给对象交待“政治面貌”，像吞进肚里的苍蝇吐不出口，一吐，人就被吓走。“面貌”黑了，长得再帅也是白搭。没家的，很难找人成家，曾经有家的，不提人亡，起码多数是家破，像工程师张友直的老婆，六十年代初就宁愿退党也不肯离婚的女人，全中国数得出几个？为划清界线离婚，离了婚还愿意守下去的人，当然也少得可怜.可是，文革“离了婚不嫁人，就是在等反革命”的大字报一贴，“少得可怜”们吓得紧急嫁人，哪怕她们的老公已经刑满留队，哪怕耐心再等一等，雨过天晴便可合家团聚。骆隽文的老婆是这样，周光玺的老婆也是这样。

现在，黄军的老婆也这样了。

老婆们倒戈嫁人，使劳改丈夫们多少年熬守在心里“有个家”的美梦在一夜之间粉碎。被遗弃的男人，他们的心给摔成了千万块碎片，无法再修补.

黄军曾经相信，他的陈丽和其她女人不同，离了婚也会一直守到底。现在，陈丽也嫁了。一个社会的人被社会抛弃，还能活，如果身后有个家；一个家庭的细胞被家庭割舍，人就掉了魂，很难活下去。

接到这个消息，黄军三天没吃三天没睡，一想到陈丽投进别人怀抱同另一个男人睡觉，黄军便撕心裂肺地痛苦。天哪，出路在哪里？他要疯了。

疯就疯吧，疯了好，疯了就不知道痛苦的滋味了。

不幸的是，黄军没有疯，他只是心神恍惚。

别人起床了，黄军也起床了，他忘记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站在窗前想，只想起一件事：陈丽嫁了，世界上就没有一个能信任的人了。哎，没有人了，没有人了。谁在他肩上重重拍了一下，黄军的脚打了个趔趄，突然想跪下去。他有气无力，气力全用来想心思了，想得眼珠深陷，眼眶看起来像两个黑洞，想得口干舌燥，老想喝水。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那个拍他肩头的同伴问：“你在说什么，什么没有人了？”真的？我在说话，这是我的声音，为什么那么陌生？“走走走，今天星期日休息，我们吃了早饭，打篮球去。”同伴说.黄军回答：“吃早饭？是的，我吃过早饭了，吃得很饱，真的。”同伴乾脆说：“那我们现在就去球场！”他拉了拉黄军。黄军说，你别拉我，拉我，我只有倒下去了，我没有定力，一碰就倒。可是，打球，到哪里去打？球场在哪里，头想痛了，还是想不起，是不是厨房后面那个灶坑处？“不是！”不是又是什么意思？你看你，又来拉我了。嗨，别这样，好不好，我自己跟着你走。啊，对对，这是球场，是打篮球的地方。

“哎呀，你拖着一双后跟都塌了的布鞋，怎么打球？回去换了再来！”刚才拉我，现在推我。怎么，你们都是一样的先拉后推……

“你呀，你今天怎么了，半个钟头还没把鞋换来，我到你床前找来找去，你怎么站在别人寝室的窗前对着玻璃照镜子？”

喔，难道不是你约我照镜子吗？镜子里不是我自己，只有陈丽。

拿口盅接开水，开水从杯子里溢出来把手背烫起了大泡，黄军还在想，没有人了没有人了……旁人的吼叫使他猛然记起，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把手缩回来。可是已经太晚，手背上数个大水泡鼓得高高的，抬石头的绳索把它们擦破，淌出许多黄水感染化脓，留下终生可见的大疤痕。

黄军满刑前买了双新布鞋，都说新鞋跑得溜快，穿着回家和亲人团圆.现在，穿给谁看？不过，人死了倒是应当穿新鞋的，去阴间走快点.哎，那好，就留着我死后再穿吧。

黄军想过死，没人要了，留着这个臭皮囊干啥。可是，不行，自杀死了，还落得个反革命与人民为敌到底的罪名，子孙后代更加出不了头.於是，黄军开始热烈地盼望什么地方失火、垮岩、有人落水，明明知道是去送死，他也要毫不迟疑地冲上去，把人救出来，自己在那里等死。说不上这是为人民立功当烈士，起码不是畏罪自杀。这个办法好极了，既不影响后代，又解决了自己，一举两得。

老天公不保佑，好机会尚未出现.

黄军急了，他想，假如我是张纸，我就扔进火里烧掉，假如我是支笔，我就一折两段，假如我是棵小草，我就连根拔起，多简单哪。可我啥都不是，我把它怎么办呀？我什么都不是！

最后，黄军发现了个治疗心痛的妙方——重体力劳动。依靠重压排遣痛苦，它治疗失眠，治疗胡思乱想。压在肩头上的东西越重越好，重得脚迈不开步身体发抖；做得越累越好，累得不剩一丝气力连自己的名字都想不起。喊着调整呼吸、统一步调的号子，一条一条连二石从东运到西，一袋一袋水泥从下背到上，汗水滴下地，汗渍染上衣，围在脖子上的毛巾发出酸臭，穿在身上的衣裤拧得出水，天天如此，像机器像牲口。皮肉之苦麻痹了痛苦的心灵，肌肉的劳累排挤了思想的空隙。重劳动把肚皮掏空，想起吃就吞口水，吃饭就是事业，吃饭就是理想。

那时，黄军最喜欢洗澡。

水龙头开得大大的，水声哗哗，水雾环绕，就你一个人。热水从头顶上倾泻而下，敲击着你的头，敲击着你赤裸的身躯，灵肉齐放松。你无须思想，只要双手像机器忙不迭地洗，洗头洗手脚洗全身，洗掉臭汗，洗掉肮脏，洗掉烦恼与忧伤，洗到乾净得可以下锅，洗到乾净得可以成仙升天堂。好痛快好自在，黄军，但愿你一辈子就这样洗下去。

一天忙完，晚上两小时的政治学习开始，注意力要集中，不要发岔，一发岔就岔到一个走不回来的地方，太危险.满了刑还要继续背认罪经，每个人都要背，臭骂自己不是人，有机会就耍点小花招，鞭子要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委屈不大，听起来还像话。

好啊，终於解放，两小时学习比八小时劳动还长.赶紧拿本好书占据头脑，所谓好书当然要无毒，捧着它就想睡觉，比安眠药还有效。黄军幸福地死了，把他扔进大河都不知道。

可是，不劳动的休息天，便是他的灾难.有的人有家可回，羨慕得大家眼睛发绿，无家的，上街看电影找女人，找不到女人，去商场人多的地方看女人挤女人。黄军无家，不想看电影，也不想找女人，他拒绝出门.其实，不是他不想要女人，而是不想要光能陪他睡觉的女人。黄军认为，就算西天出日头找到了个好女人，自己无能使她幸福，反而拖累别人当反革命家属，那又何必。

星期天他呆在队里，总得找点事做。黄军不想学习张自封，音乐老师取坏了名字，自闭自封，反革命坐牢十年到就业队，除了吃喝拉撒，其余时间坐在自己床上不言不语，像尊泥塑的菩萨.

黄军自己包饺子，饺子皮要搟得四周薄中间厚，馅要尽量多，边沿捏成精细的小波浪。他自己推磨做汤圆，咸汤圆像橄榄两头尖，甜汤圆像皮球滚滚圆。他还变换花样煮、蒸、炒香肠和鸡蛋，吃不完，找人帮忙，努力把无用的时间处理掉。

如果时间还推销不完，那就索性把袜子脱下来，再烂也要补旧如新。后跟破了，不能用整块布补，要把布剪成两片小半圆，弧和弧缝起来正好装脚跟。脚尖破了，可以用线织，像织席子像织布，平平顺顺穿着舒服。新袜子最好做双袜底上上去，菱形针脚要丢匀，前掌后跟要密，中部针脚放稀。就像在部队当军人，每双袜子都请老乡上袜底，质量刮刮叫。

哎呀，不好了，怎么想到部队军人老乡袜底这些过去的事情上了。赶快转弯，往回逃命啊！

总之，黄军最怕没事做，最怕没有两百斤压肩头，最怕搞什么文艺活动抄抄写写，勾起他对往事的联想。一句话，最怕静下来，静下来就要想，想过去想现在，想自己为什么落到今天，想来想去想不通，眼泪自己从眼眶里流出来。

日子艰难地拖，心里再痛苦，绝不能显露，让人发现汇报了，就是对改造失去信心，就是对政府抵触。

有时候，黄军闷慌了，看看周围没有窥探的眼睛，他就开始写“日记”。

写得最多的当然是给陈丽。

亲爱的陈丽，今天，你已嫁作他人妇，还是要请你记住——我永远爱你。这一点，从来不曾动摇过，哪怕在部队文工团被众多美女包围，我仍然爱你这个真诚善良隐忍的好姑娘；哪怕你出身有问题上面让你提前转业，我放弃部队的职位也转业到地方同你结婚。喔，那个家多么美好，她怎么会破碎？

亲爱的陈丽，今天，你已经不属于我，我依然希望你知道，我永远欠你。十年来，你孤独一人抚养大两个儿子所付出的艰辛；我离家时你才二十三岁，拒绝再嫁浪费掉十年的青春；你离了婚还被当作反革命家属歧视，单位上、邻里间你受尽低人一等的屈辱……我决心活下去，要用馀生报答你。

陈丽，你不知道，我最后两年在一八队拉丝车间服刑，那是个随时可能送命的地方。每天清晨一睁开眼睛，我就对自己说，记住陈丽，安全第一。

车间的任务是把大姆指粗的铁丝逐次拉细，它随时可能断裂，断丝头具有可怕的能量，在敞开的车间里，每个犯人都是它袭击的对象。拉丝车间建立十多年，有被它戳瞎眼睛的、割掉耳朵的，有像钢鞭给抽断手脚的，有像刽子手从颈部平砍过去削掉脑袋的。总之，掉一两样零件（五官）断一两只手脚算幸运，就是送了命，犯人你，又能去找谁？

那次，我正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生产，一根粗铁丝“嘣”一声断裂，断头朝我的方向飞快地铲过来，我立即倒地滚开，它扫了个空，弹在墙边的工具柜上发出巨响，像扔爆了个炸蛋。犯人们惊慌得四处躲藏，半响才伸出头来，以为黄军已经命丧黄泉。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我反应太慢，丝头从我刚才站立之处的腰部铲过，那我就一切两段，见不到我的陈丽了。

可是，亲爱的陈丽，苦熬了十年，熬来的竟是团聚梦成泡影；费尽心机保命，保住的这条命又有什么意义？

一切都完了，陈丽，没有了你。

黄军有机会就写，写了就撕，撕了又写，再撕……既倾吐心声，又不露痕迹，像声音迎面而来又随风而逝。世界上只有声音最伟大，说的时候能听见，说完了就飘散，似乎不曾有过，抓不到把柄。黄军发明用写声音的方式同自己谈心，释放胸中块垒，不惹祸。

一个星期日傍晚，黄军出门买东西，离政治学习时间还早，他到弹子石河边转悠。正是长江涨水的季节，他站在岸边，望着黄浪滚滚裹挟着激流旋涡的江水，似乎看见自己像个溺水的孩子在水里挣扎。几经沉浮，他泅近岸边，已经不剩一滴气力，如果无人拉一把，他将被江水再次卷走。

突然，亲爱的母亲出现在岸上。那是他唯一的救星，他拼命呼唤母亲伸出她的援手。

想不到，母亲回答：“孩子啊，你自己去吧，我没法再要你了！”

这个世道，母亲都无能救自己儿子一命，还有什么盼头！

黄军扑通一声跳下去，只觉得他的肉体在激流旋涡中翻滚，往下坠，往上升，永远坠不到底，永远升不上来。

● 今天的统治者不再抑制人民的欲望，而是鼓励生理欲望的放纵.但中国骨子里还是权力意志，连防治萨斯的名医锺南山思维方式还停留在阶级斗争时代。

● 南京一家的餐館以半裸艷女吸引食客。

又是一个暗淡的夏天，历史仿佛进入了不死不活、求死不能、求生不得的节骨眼上，这个经历过无数大劫难、大悲恸的民族如同陷在了一片泥沼之中，连挣扎一下都变得很吃力，被抽空了灵魂的中国在没日没夜的狂欢中渐渐迷失了方向，统治者为了统治而统治，反对者为了反对而反对，这一切都被娱乐的喧嚣和泪水淹没在一个个沉闷的夏夜中。与此相比，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大肆兜售的「江选」也显得冷冷清清，毕竟统治者的语言与人民的语言之间，已出现巨大的差异，但这并不要紧，至少短期内不会有问题.

统治者鼓励人民的生理欲望

统治者的语言冠冕堂皇、一本正经，可是猩红的官服下常常露出男盗女娼的尾巴。相比之下，人民的语言更加直白，钱和性是这种语言的主要元素。人民什么也不再相信，活着，只是按照生物学的简单规则.统治者洞悉人性的本质，把统治术推向了最高峰，不再愚蠢地抑制人民的欲望，而是或明或暗、有意无意地鼓励、放纵人民的欲望，让人民在欲望的大海中沉浮然后死去。这是成本最低的统治。这是得过且过、有一天算一天的统治。谁都心知肚明，谁也不说破，相互欺骗，自我欺骗，把假的当作真的一样看待，反正一切都是凑凑乎乎，今朝有酒今朝醉，没有酒，再去找酒 …… 我们就生活在一个这样面目不清、醉眼模糊的时代，在繁荣的表象之下，我们看不到深入全民族骨髓的巨大挫折感，看不到笼罩在每个普通人头上的无奈感，《双城记》开头那段话已概括不了这样的现实，《一九八四》的预言显得太稚嫩了些，人类的想像力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面前感到了自己的无力。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准确的名词为这个时代命名，无论是李慎之等先生引用哈维尔的「后极权主义」、徐贲的「新极权主义」，还是余世存的「次法西斯主义」，乃至龚自珍说的「衰世」，都似是而非。统治集团也在挖空心思，不断编织出一串串新名词，令人眼花缭乱，又是「以人为本」，又是「科学发展观」，又是「保先」，又是「八荣八耻」，又是「和谐社会」 ……

残酷性降低但极权统治依旧

我们放眼望去，这真是一个经济中国、娱乐中国，一片欣欣向荣，一片歌舞昇平，可骨子里还是一个政治中国，权力始终是轴心，全民搞经济也好，全民玩娱乐也罢，都只是按权力的意志行事，人民没有自主选择的可能。如同当年权力号召全民搞政治，玩阶级斗争，道理是一样的。当然残酷性降低了，单纯的「大棒」换成了「胡萝蔔加大棒」，血淋淋的统治裹上一层层的糖衣，这是统治术的改革，统治技巧的更新，统治政策的变换，而不是统治本质有了什么变化，统治依然是旧日的统治，依然是铁桶，依然是天罗地网，人民无所逃於天地之间，从生到死，没有选择，不能选择，承认既成事实，聪明地过日子，谁犯傻，谁倒楣。「沉默的大多数」就是这样炼成的。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我已经为这个很难命名的时代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名称︱︱这不就是一个「本能时代」吗？一切都围绕着本能转动，人欲横流，腐败遍地，无官不贪，无商不奸 …… 难道不都是基於本能？抓住权力、维护权力是本能，捞钱、享乐是本能，当一切都已失效，高调的理想崩塌了，信仰的火炬熄灭了，剩下的除了本能，还有什么？官以本能为法宝，可以治国平天下，商以本能为资本，可以财源滚滚，文人教授以本能为武器，可以大红大紫，明星以本能登场，把本能进行到底，可以青春常驻、红颜不老 …… 呜呼，本能，本能，笼罩大地万物、芸芸众生。

要说人民从心底里认同并支持一个「本能时代」，显然不是事实。支援虚假，反对乏力，这八个字基本上可以概括现状。人民是分散的，没有形成共识，更没有行动能力，人民只是一个抽象集合，而不是一个群体.人民是一盘散沙、一袋马铃薯，甚至可能是一篮子鸡蛋，各不相干，各自构成一个世界，一句话，人民有「量」而无「力」。人民，这是一个统治者特别喜欢的名词，所有人都好像是人民，所有人又都不是，到底谁能代表汪洋大海般的人民，除了掌握国家机器的统治者，又有谁代表得了人民？「人民」的概念与「公民」不一样，人民外既缺乏法律保障，内又没有权利意识，很少为争取自身具体权益而反抗，自然产生不出「无代议士不纳税」的群体要求来。与「人民」相对的概念是「敌人」。

精英锺南山要求加强对付敌人

不久前，一个叫做锺南山的院士因手提电脑被偷，归咎於三年前废除的收容遣送制度。希望能恢复这个对付「敌人」的制度，他把国人分成两类，一类是「人民」（或「好人」），一类是「敌人」（或「坏人」），对付「敌人」的制度又岂能放弃？此人在SARS危机显示出高度的敬业精神而受到官方和媒体的大规模表扬，影响很大。他的话一经传出，即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谁是「敌人」？谁是「人民」？依据什么标准、尺度？由什么人、什么机构、组织来确定？锺南山的想法让人禁不住倒吸一口冷气。锺南山在专业上是有建树的，人品也不坏，只是他在专业之外，作为一个公民，太糊涂了。不仅缺乏常识，缺乏理性的判断能力，而且他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的时代，依然以「敌我」思维看问题，这种思维几乎已内化成了他的本能。

当然，他绝不是孤立的，他的提议在高等华人、精英阶层中引发一些共鸣也不是偶然的，尽管在底层社会和有良知的人中，他的观点招来了一片批评声，他的声誉因此而严重受损.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当今中国，不光统治者仍持有「敌我」思维，将一切不恭顺的人、敢於持不同观点的人、说真话的人统统从「人民」的名册中排除出去，打入「敌人」的另册，只是这一切都不再採取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方式进行，而是静悄悄地在背后进行，不露痕迹，不留把柄，这就是所谓的「外松内紧」。恐惧，对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恐惧，这本来就是人类的本能，不光是我们这个民族，其他许多民族也是经过不断的抗争、牺牲，确立了保障权利、自由和安全的制度之后，才最终摆脱这种恐惧的。

今天，我们还生活在一个「本能时代」，告别「本能时代」的制度安排连影子都还没有。「反正人都是要死的」︱︱ 此刻，难道我们只能用这样一句话来自我安慰吗？

首发开放

　　一，寃民在北京自杀，网民说要诛他九族

　　2006年6月19日清晨6时许，来自吉林长春市一个村子的十名村民，由于不满村里的土地问题，爬上了位于前门西大街的“观旗宾馆”顶层声言自杀。经过公安、消防等部门和从长春赶来的地方领导联手劝解，跳楼者于中午和晚上七时，分别被劝下楼顶，并被民警带上警车，送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事发时围观者将观旗宾馆东侧的空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很多路人对跳楼者的行为很感兴趣，“这大热的天，他们要是在上面中暑了怎么办？”大家都十分关心跳楼者的安全。去年也有人爬上宾馆顶层扬言跳楼，但最终也被成功劝下。（2006年06月20日《北京晨报》）北京已经成了寃民、访民“自杀圣地”：跳河者有之，剖腹者有之，自焚者有之。

　　於是有人在《新华网》上追贴“跳楼是严重影响社会治安、败坏首都形象的违法行为，必须坚决打击。要立几条规矩：要自杀只能在自家后院悄悄进行；自杀不能针对任何人，尤其不能针对政府和各级领导人，否者，就应诛九族（2006-06-21 23：13：22网友来自：221.234.68）”的帖子，极尽讽刺党国之能事。

　　二，拍卖判决书，中共司法信誉破产

　　2006年8月12日上午，福建省福州市五一广场附近越洋图书城门口，来自泉州的潘xx高举“拍卖判决书”的大牌子，以公司代表的名义当街“拍卖”一份《民事判决书》。这是2005年6月30日，福州市鼓楼区法院做出的（2005）鼓民初字499号民事判决，判令福州天葵广告公司在判决10日内返还20万元，并支付诉讼费5，510元。福州市鼓楼区法院2005年10月11日立案执行，但时隔一年多，仍无法执行。

　　福州天葵广告公司的董事长林xx接受这一判决，但没钱。林xx现在已转任福建xx房地产发展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福建xx房地产发展公司工作人员确认，林xx现在是该公司的董事长。（《海峡都市报》）

　　法院判决无法执行，判决书成了一张废纸，在中国已经屡见不鲜了。香港《明报》报导，2006年8月13日有将近六百名的广东省东莞市上沙村居民在深圳市中级法院门口示威请愿，抗议该院两年前的一宗判决至今没有执行。

　　一些法律界人士表示，在腐败的中国，法律的尊严、法院的权威、司法的信用，早已荡然无存了。正如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说，这些村民不但是把自己心中的怒火向法院发泄，他们的行动也是针对整个腐败的体制。现在老百姓的正义和正当的要求、合法的权益得不到包括司法系统在内的整个政府的保护，那么整个政府的合法性就越来越成问题。（《议报》）

　　三，八十九岁再嫁为分房

　　今年8月1日上午，成都武侯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有对男女特别显眼，男的30多岁，女的白发苍苍，他们竟然是要登记结婚。民政婚姻登记工作人员一核对，发现男子35岁，老太已89岁。（8月2日《重庆晚报》）原来，这名老太太家里有着儿子、孙女、孙儿共七个人，跟小自己54岁的小伙结婚可能是为了多分房。（《南京晨报》）

　　有论者以为，丝毫不为“爱情”，百分之几百为了“利益”的婚姻让人震惊，这种不择手段地利用婚姻获取利益的行为是恶劣的。“利益诚可贵，房子价更高，若为尊严故，二者皆可抛”。为了她的人格、尊严、名节，看在她曾经历尽艰辛拉扯孩子的分上，笔者在此规劝其后人还是放过老人吧！（2006年8月3日《人民网》）

　　然而，顾了“人格、尊严、名节”之后的老太太又到处安身呢，在这个伟光正领导下的伟大国家里？

　　19aug2006

   爸爸，我变成一只昆虫了
   
   就在昨晚，我的衣服一件件烂掉了
   
   你在桑树上吗
   昨晚我观察一根竹子
   
   很久
   
   它不长高
   
   我发现我的身子很细小
   蟑螂它钻进酒瓶
   
   变漂亮了
   
   我逮住它的尾巴
   像兔子咬胡萝卜
   
   爸爸啊，很多年前
   我哭泣的那天跑回来了
   
   两天后，你仍在桑树上吗
   
   我哭
   因为，那么多的蚕吐丝了
   它们不在你身上
   
   爬到我这儿了
   我没有粮食喂养它们
   
   我怕，怕它们会饿死
   然后，还要我悲哀
   
   你在什么时候说过
   悲哀使我聪明
   
   我不要，我是懦弱的小孩
   
   你在桑树上唱歌吗爸爸
   
   我在黑夜里，很多个黑夜
   疯狂地跟一只昆虫说话
   我扑倒在胡萝卜的怀里撒娇
   
   想象一只白兔长大
   变成蟑螂
   
   还有空酒瓶
   
   爸爸，你在树上唱一首歌
   作为我的礼物好吗
   
   哦，我终于生日了。
   
   
   2006－9－9
   SAND BEACH

西澳的故事

——情爱之恒，死亡之旅

◎ 子  轩   

 

一、墨尔本之秋

在墨尔本生活的三年里，叶子静静地和安住在一起，深居简出。那是个墨尔本出名的文化区，被山峦起伏环绕着，独立，且繁荣。安在这儿的一家私人医院工作，叶子是个为幼儿园和小学校讲故事的STORY TELLER。她最擅长的是讲西澳的故事，那儿的南印度洋海湾，海湾里的海豚，鲨鱼和鱼船，还有在那儿生活着的海的孩子们。

西澳，曾是叶子的家。

　

几乎每个早晨，叶子喜欢走路二十分钟，高高低低顺着山坡来到一家巨大的卖植物的NURSERY。这里有一个咖啡厅建在花园尽头的坡顶上，透过落地窗能俯瞰整个植物园，隔条马路，还能看到对面街上的商店和人群。叶子最享受的就是这幺种疏淡和流动，身在热闹之中却和所有人都没任何关系，很放松，很安全。坐观山林随季节变幻着色彩，花开花谢，生之永恒。

叶子知道，其实安心里清楚自己早晚会离去，可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叶子呵护照料，百般顺从，这恐怕就是“爱”吧，女人不计回报的执着。叶子自己也一样，可，对象却不是安。安给了她生命中最温暖宁静的空间，最细腻如丝的爱抚。安，却是在料理着一对“翅膀”。翅膀，永远属于天空。

安曾对叶子说起萧红的一句话：“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女性有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可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叶子明白安爱她，她也爱安，这句话自此深埋在叶子的心底，真正产生了一种对飞翔的恐惧。安给了她珍贵的生存中的宁静，这是异性所不能达到的境界。叶子一时也不知道自己还想要些什幺别的。于是，她收拢翅膀，静卧巢中。

　

深秋的一天早上，安轻巧地撩起被子，亲亲睡梦中的叶子，上班去了。叶子睁开黑亮的眼睛，毫无睡意地看向窗外的树影，阳光，飞鸟。失眠的痕迹清楚地显现在她苍白的脸上。她已经控制了很久那要吐的感觉，晕旋得无地自容。叶子知道，出事了！

叶子后悔最终还是没能抵住三年都抗拒了的人与情。可潜意识中，她是不是早盼望着这一切会发生？！……她茫然得手足无措。

那个男人来自西澳。那个男人在三年中飞来墨尔本十八次。每次赶着星期二的下午，守在北城小学图书馆的窗外，听着叶子给孩子们讲西澳海豚的故事。然后在停车场写下一张永远不变的短信，夹在叶子车玻璃上，离开。他会在同一家饭店等候一天一夜，没有结果，再飞走。—— 一个多月前，他的短信多了一句话：从下月起，我不再离开墨尔本。

对这个也许一生都会带着“阴影”而来的男人，叶子用身体挡住了他，“我见你！每次见你！可你还是回去吧！”

　

该到头的终有尽头。同性和异性带给爱情的，永远无从取舍，亦无法并存。

叶子再一次坐在咖啡厅的落地窗前，握着杯子，望向远方。

远方的天，湛蓝无比，山林，秋色正浓，黄绿交织的树叶参杂着血红，茂盛寂然。风过处，几只硕大斑斓的鹦鹉腾空飞起，极目而去。它们怕是也在寻找那持续而长久的温暖？有四五辆摩托车从大路上轰鸣驶过，骤间变作几个黑点，消失在远方。

远方，会有烟火的世俗生活吗？会有一份朴素又肯担当的日子吗？

叶子一直在为孩子们编写着充满遥远的抽象的幻觉的幸福，她不知道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一张纯粹的光明的笑脸，能为她而绽开。

连着几天早上，这个眼睛黑亮面容憔悴的秀美女子，失魂落魄地坐在同一个座位上，一坐个把小时，握着杯子，望着远方。

然后，她就没再来过。

二、西澳的阳光

叶子给孩子们讲过一个海豚的故事：有一只美丽的小海豚，住在一个叫FREMANTLE小城边的海崖下。海崖尽头围起一片洁净的沙滩。凌晨时分，小海豚总会游到沙滩的长堤下，向上眺望，看那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它发现，每个凌晨，都有一个男子推着一把轮椅来散步，轮椅上坐着个几乎没了头发的病女人。他们从不谈笑，也很少说话，只沿着长堤走。有一天，男子临时离开，留下女人面海而坐。女人突然颤抖着支起身子，挪下轮椅，向近在咫尺的海堤爬来。小海豚吓坏了！它知道女人一定重病在身，也许她不想活了。这一带海水很深，海浪很大。小海豚不由地发出呼叫，它想叫回那个男人。女人在绝望中听到了这奇怪的声音，扒在堤边看到了小海豚。她哭了。眼泪掉进了海水里。小海豚轻轻地继续发出柔和的声音，它多幺同情这个美丽的女人啊！男子回来了，他冲过来抱起女子，他们相拥而泣。后来，每个凌晨，小海豚都游到海边，陪伴着这一对男女。有了小海豚的存在，女子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

FREMANTLE是南半球最大的深水港，西澳一个古老的文化小城。平日里，城中很宁静，人们坐在沿街不断的咖啡伞下看报纸，喝咖啡，聊新闻，欧式古建筑在阳光下有节奏有韵律地起伏着，窄窄的小街晃荡着穿着随意的行人。逢到节日时，整个城市就会沸腾。阳光带着西澳特有的亮丽，普照衣着的绚烂，所有人的脸上充满生机与希望。还有美国航空母舰停泊这里时，满街都是白色的水兵服，妓女们欢天喜地……

叶子十八岁上大学那年，从佩斯搬到了FREMANTLE。在这儿，她迷上了芭蕾舞和童话故事。每天凌晨起床练功，在城边的海堤上跑步。晨光乍现时，她经历了小海豚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认识了病入膏肓的琳和她的丈夫：东方。

叶子后来几乎天天来见他们一面，同琳说会儿话。她知道琳的病情，她害怕那种不幸和绝望，她希望能给这两个苦难中的人儿带来些尽管有限的快乐和关慰。那段时间，叶子仿佛又多了一项功课，晚上总要花点脑筋准备出明天一早见到琳时要说的。有一次，琳真的让叶子为她跳了一段舞。广阔的印度洋鳞光闪烁，太阳慢慢升起在叶子挺拔舒展的身后，笑容掺着皱纹布满琳消瘦惨白的脸。琳和东方都不过三十来岁，可看上去，琳快成东方的母亲了！“这世界真不公平。”叶子常常看着那个高大的，沉默不语的男人，想。

之后第二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叶子照常跑步过来，风挺凉，小腿有些要抽筋的感觉。她跟在东方旁边推着轮椅，边走边说着无关紧要的闲事。突然，一阵疼痛从小腿传了上来，叶子浑身一软往地下坐去，而身旁的东方及时地一伸手，揽住了她……俩人脸对着脸，四目相交，都惊愕了！

这相对的几秒钟，注定了一场悲剧，在劫难逃！

从那天起，叶子的心里充满了东方。她每天清早的晨练，渐渐地变成了一个要见东方的愿望。能和东方有哪怕几个瞬间的目光的沟通，叶子就满足了。叶子不敢乞望更多，她知道面对着琳，这一切是罪恶。—— 可，初恋，却就这般苦涩地开始，执着地持续着，整整四年。

这四年中，东方躲避着叶子的目光，可也同样每个早上盼望着见到她的身影出现在海堤那边，奔跑着过来，带着青春与生命，带着晨光。东方觉得自己在琳被宣布了“死刑”的那一刻，自己也就病了。他们夫妇俩此刻的生活，谁都离不开叶子。

四年中，叶子再没有接受过任何一个其它男人的求爱，她把爱情写在给孩子们的童话故事中，把身体交付与舞蹈的奔腾宣泄中。有过那幺几次，她实在控制不住时，中午约了东方一同喝杯咖啡。她深深地看着他的双眼，看进他的心里。每次两个人都是静静地坐着，无言亦无语。每次的最后，叶子总是对东方说：“我知道不该这幺想，可我还是要告诉你：我等你！”“等你！”……东方的眼睛一次次湿润，这话像是重重地敲击着地面又震荡着他的心。他赶不走叶子。他心底更清楚，如果没有叶子，他自己也就垮了。

早晨的故事，便依然每天继续。太阳照常升起。

叶子，终究不是小海豚。四年压抑得畸形的爱情，几乎把她摧毁。

冬天又来了。

一个周六的早上，他们仨人散完步，一起坐在海边一个咖啡厅里吃早餐。琳精神不错地对叶子说：“一会儿你陪我回家坐坐，然后东方送你走。”

在琳的家里，两个女人翻看着琳当年的照片，还说笑了好久。后来，琳合上像册，道：“都烟消云散了。叶子，真希望你也能像我当初一样幸福！真的！你还这幺年轻，健康。多好！而我，我要走了。”叶子握住琳的双手，不敢多想什幺，低下了头。

多年来第一次，琳执意要东方送叶子回家。其实两家并不远，没有这个必要的。

十分钟后，东方在叶子的单身公寓前停住了车。

谁也没有动，谁也说不出话，一种潜流暗暗在两颗心中间涌动着。东方走下车，为叶子打开车门，叶子缓缓站了出来，凝望着东方。冬天的太阳，温暖着他们纠缠的目光，小巷长长高高的黄泥土墙旁，有一枝红色的蔷薇盛开在角落的木车轮下。叶子合上眼睛，避开绚烂，把嘴唇送到另两片嘴唇上，静止了时空，不再离开。

一切无法抗拒，也无从抗拒！

他们疯狂了。

在压抑得变了形的暗恋中，他们已经不知道该怎样开始，又该怎样结束。他们纠葛着撕开衣服，攀结在一起，翻滚中，赤裸的身上混淆的是片片汗水掺着泪水，伴着心中长久的哀痛发出阵阵野兽般的呻吟。他们在绝望中冲刺，不可抑制地啃咬着对方的肉体，用灼烈的疼痛掩盖一切可能出现的负罪的幻觉和画面。曾经每个夜晚彼此无尽的性幻想，蹂躏着两颗呼喊的心，此刻，已毫无柔情蜜意可言，只有一种欲将对方全部地吸入自己体内，能永远地拥有的狂暴的激荡…

“是我的吗？！”“是你的！全是你的！”“我受不了！我要你！”“你杀了我吧！再把我揣在怀里！”“我要你揉碎我！”“我要浑身都是你的痕迹！”“你让我疼！再疼些！我要记住一生一世！”“看清楚我的一切！”“怎幺能忘呢！”“你像圣女！”“可我宁愿是个妖精！那样，就能肆无忌惮地夺取你！”“别流泪！不要哭！嘘——”

与此同时，琳正坐在床上，静静地微笑着，手里握着笔和一张蓝色的信笺。被子上，放着叶子的照片，还有东方的。

叶子，被东方紧紧地压在身下，满脸泪水，黑发一片散乱，她的双臂狠狠缠绕着东方刚强的腰身。东方把脸埋在叶子洁白温润的胸前，无声啜泣，肩头，牙印渗着血滴。他们说出了四年没能说出的话，在血肉之间！他们完成了渴望四年的身心交合，在泪水模糊处！“你怕吗？”“怕！”“那就别说！”“你信吗？”“信！”“那就再给我一次！”“你让我心疼！”“我就长在你的心里！”“答应我，永远不要从我的视线里消失！”“我会给你个新的生命！进来吧！别从我的身体里走开！”“让太阳作证！”“让天空作证！

“让印度洋作证！”“让鲜血作证！”东方翻身把叶子托到自己上面奋力起伏着，叶子挺直身体，飞快地用发夹在自己的左乳上狠狠划了深深的一道，鲜血煞时顺着乳头滴到东方身上，两具身躯就这幺被红色贴在一起，瞬间交融，既是永恒。

FREMANTLE城边的海崖畔，腾空而起一道七色的彩虹。

云影照射中，几根木条经纬有序地分割着窗户上的天空。
命运，在窗外摇头落泪。

就在这同一天的中午，琳，她主动结束了残喘的生命，自杀了！

究竟有什幺在诞生？又有什幺在消亡？

世间是如此这般的苍茫寂然，我们，向往深不可及的爱情。
……

　

孩子们总是问叶子：那，后来，那个女人怎幺样了？小海豚怎幺样了？叶子总是回答：女人的病，奇迹般的好了。小海豚长大后，游到海的深处去寻找自己的生活了。

女人死了。小海豚消失了。

叶子被送进了医院：在长期的压抑和强烈的刺激下，叶子患了深度抑郁症，失语了。

一年后，在叶子开口说话的那一刻，她抱住身边的护士放声大哭。

这个护士，就是安。

三、骄阳为我

叶子依然回到FREMANTLE住下，继续写她的童话故事，继续讲给孩子们听。她静静地等待着肚子里的孩子长大，她相信是个男孩。她满怀着憧憬，准备好好养大他，她给他已经想好了一个乳名，就叫“小海豚”。

在等待的时光中，一朝一夕都变得悠长而缠绵。叶子透过法国式的木格子窗，有时想起安的笑容，有时想起安的话语，也有时想起东方在墨尔本那个傍晚的温柔和自己离开那里时安的无言哀伤。可，即便她是那幺爱他们，心中的某些愿望还是无法向他们倾诉。叶子说不清楚，比如这个孩子。她会努力地为他们，为自己所爱的人们去做，但，却没有“倾诉”。这恐怕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的孤独吧。这个世界不偏爱那些伪饰的甜言蜜语！

叶子的早晨，开始在人群中度过。坐在街当中的咖啡座上看报纸，喝果汁，迎着太阳和周围的闲人聊天儿谈新闻。叶子知道，再没有什幺事情能令她动容，她将会生活得平静而淡然。

三四个月过去。该夏天了。

暖融融的早晨。叶子离开了咖啡店往家走。初孕的女子格外恬然。她穿了件白色的连衣裙，无领无袖，露出浑圆的肩膀和胳膊，松松散散的裙子长到小腿，美妙的脚稞套着两副彩色的脚镯。叶子光脚站在路沿儿上，黑发随风纷扬着，她一手攥着钱包一手放在额上挡着阳光，身后，是OLD PAPA咖啡店五颜六色的大玻璃窗。街当中，人来人往，健康快乐。

叶子看着看着，突然绽露出一脸甜美的笑容，她放下了手，面向前方：是故人归来！

前方，东方大步地从人群中奔走而来，他目光急切，衣着匆忙，他站定在叶子跟前，端详着面前他的女人，捧起了这张光彩的脸。

就像老朋友似地，他们彼此温馨地笑着，吻着，融进街上最普通的风景中。

东方曾经在墨尔本疯了似的寻找过叶子。他最后找到了安。
他拿出了一张蓝色的信笺给安，上面有几年前那个星期六，琳写下的字迹：“幸运的是，我在最后的日子里爱上了叶子。我不想让病魔继续折磨我的同时也折磨我心爱的女孩。我要让她早一天得到幸福。 琳 绝笔”

安看罢，落了泪。安说：“叶子怀了你的孩子，执意回西澳了。你去找到她，和她结婚吧！因为，我也爱她。”

叶子在东方的怀中，看着这片蓝色，渐渐平静，平静地睡熟了。那种从未有过的沉实无梦且安详的睡眠。

叶子第二天一大早就给安拨电话，没人接。中午再拨，没人接。她直接打到了医院，安的同事惊讶地隔着电话大声说：“你不知道吗？安在一个月前就查出了卵巢癌，是晚期。手术做过了！可，没用！现在还在住院呢！她一直不肯早点检查……”叶子平静地放下了电话。

一整天，叶子都在FREMANTLE的街道上流连。如此熟络的市井人群，散发着夏日的芳香。金发披肩的小女孩，像一条条活泼的小海豚，窜跳着，享受着天堂般的童年。城中的巷子悠长起伏，高土墙间的铁栏门里，狗儿在酣栖，木格窗传出琴声人语。闻到咖啡香，那是节日还有着马车经过的繁荣的SOUTH TERRACE。转过艺术中心后院的大梧桐树，绕开圣约翰广场角落人一般高的黑白象棋子，叶子看到了那一片无际的南印度洋。她站在海堤边，静观潮汐涨落，斜阳如血。一只古老得好如斯巴达克斯时代的三桅船，挂满着雄壮的风帆，停泊在不远的海面，孤立而骄傲。

叶子回到家。她一言不发地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定了去墨尔本的机票。然后，给东方拨通电话。

“东方，亲爱的，我要回趟墨尔本。我去接安回来。我要伴着她度过她最后的日子。东方，你能理解吗？”“叶子，我的叶子！……”东方的心又在一阵阵地痛！这种痛无边无涯！他心里明白，叶子是在替他和自己，赎那所欠琳的最后一天的罪！东方无法阻挡，只有一同担当。“叶子，你要答应，为了我们的孩子，永远不再回避我。”“永远不会了。我就在FREMANTLE。这儿是我的家！”

从此，在FREMANTLE的海堤边，在玫瑰红或赤金色的霞光里，可以经常地看到：有两个女人相依相伴。其中一个，肚子越来越大。那里孕育着新的生命，一个能给所有人带来光明的希望！ 

叶子要让安在最后的阳光中，看到希望的降临；叶子要让东方的生活，充满长存的希望；叶子还要让天国中的琳看到自己，为了琳和所有人，完成了爱的延续。

西澳广袤的红土地间，一条漫无边际的大路遥遥而逝。我们不知道世界和时间的交叉分界，只因太沉溺其中。在每一个没有台词的时刻，太阳就带着时间如音乐般走来，展现出鲜明的生与死，还带着喜悦的面容。

我们清楚：一切，从不曾空洞过。

　

东方去了欧洲。他心中明亮：为了这些女人们，我等！

　

《自由写作》首发

 

抢救渐被遗忘的历史

◎ 傅 红   

 

前不久，我回了趟北京，听到有这幺个说法：“上面”有旨意，一不准提“长征”；二不准老干部发表回忆录；三不准提“文革”。现在又加上一个不准，“逢六不准提”。

“文革”四十年了！这一场为官民所举的浩劫任八亿中国人整整疯狂了十年！目前的中国“体制内”的媒体却无任何有关“文革”的讨论或反思。上面装糊涂，下面更务实地只管捞钱。中国的国民性何在！

远点说，一场“反右”，揪出数百万右派份子；紧跟着又一场“大跃进”，“天天放卫星”的天方夜谈，中国饿死千万人；三年自然灾害，农民的浮肿还没消失，一场“四清”运动再把人扒层皮；来年爆发的文革，一搞就是十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近一千八百万。更近一点的是：八九年“六四”的枪声震惊了世界，死者从九岁到七十几岁，这十七年来，中共政府对此没有任何交代和说法。

其实，文革的余毒还在蔓延，近期发生的“冰点”事件就是一个信号。

1966年文革爆发，当年的“老三届”现在算起来已经六十开外；当时的中年人，至今也已八九十了。历史的见证人相继作古。现在的年轻人对文革历史一无所知。

为此，我们有责任挽救逐渐变得陌生模糊的十年文革历史。

为此，我愿意写下四十年挥之不去，历历在目的我所经历的文革的故事。

1， 辩论“对联”

我出生于1946年。1966年时，我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毕业班。当时中央有指令：凡艺术院校毕业生必须接受军训否则不能毕业。66年春天，我们三个毕业班搞完毕业设计后，被送往山西的一个野战部队当兵半年。那时，我们二十上下的，穿着军装，吃着掺着沙子的小米饭，每天摸爬滚打，倒也挺痛快。

突然一天，校方通知我们火速回京。于是，在我们连夜回到学校，背包还没放下的时候，就看见了学校的大白楼顶层，从素描教室窗外垂挂着一幅几丈长的对联，白纸黑字，字如斗大。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我们一下子全懵了。

“5.16”这一天，我们全部卷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了。

对联派是出身高干，革干，工农兵家庭鼓吹血统论的。出身不好的（在艺术院校是多数派）则是反对联派。两派之间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大辩论。原来吃住在一起的同窗好友们一夜之间反目成仇。大字报铺天盖地，操场成了辩论的战场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腐朽的血统论大肆泛滥。

我出身资本家，被排了队，成了“黑八类”的狗崽子，属于反对联派。有一次，我们去支持中央美院的邓林（邓小平的女儿，当时大二。由于反对血统论，成了美院的革委会主任）。像她一样出身好却反对血统论的实属极少数。还有我们学校另一位叫钟玉屏的（父亲是钟赤兵上将），也站在我们一派。我们手挽手肩并肩地组成人墙，保护着演讲者。我甚至曾经三天三夜不合眼地写演讲文章，抗争“血统论”放肆野蛮的冲击。

可以说，在文革初期的辩论对联还是动嘴不动手，非暴力性的。

当时，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撰文“出身论”，轰动全国。我们看了真觉大快人心，有如一盏明灯。他那天才的极具说服力的论证，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被“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定为反动文章。遇罗克因此被枪毙。他的姐姐遇罗锦也是我的校友，不过，65年她就毕业离校了。当时她属于思想很灰的，如果晚一年毕业的话，其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2，“改名”

我的名字本不叫傅红，是傅俊长。“红”字是文革的产物。

我们家兄弟姐妹八个，我排行老二。祖父为我们起的名字都是三个字的，中间的字都是“俊”，依此为岭，长，田，达，杰，荣，华，贵，“荣华富贵”就都有了。乳名为仁，义，礼，志，信等。

文革开始后，我校的同届女生徐革非（徐向前的侄女）和比我小两届的邱谨俞（林彪死党邱会作的女儿）及其它高干子弟组成红卫兵，夺了学校“走资派”的权，成立了美校革委会。徐革非是主任。他们给我贴了大字报，“最后通牒”，限我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出我的黑书黑画。因我在学校里是个尖子“白丁”（学习好，非党团员），文革前一直任学生会干部，负责组织学校的文娱活动。其实，邱谨俞等都是漂亮的女孩子，跳舞很好，曾经常常一起合作的。可一夜之间，我成了他们的“专政对象”。

那天夜里，我把我所谓的“黑书”（外国画册）“黑画”（我的画作），拿到锅炉房中付之一炬。

之后的一天，我被在大字报上改了名，从此叫“傅红”。

当时有些出身好的也兴改名。班上一位工人出身的叫穆鼎新，已经挺革命的了。他为了表忠心，改名为“雷兵”，祖姓都不要了。还有一批同学集体改名，都叫X文革。其中一位女生原叫贾芳芹的，成了“贾文革”。结果被贴了大字报说她攻击中央文革是“假”文革。她吓得半死，马上郑重声明再改名为“真文革”。

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当时可是非常严峻的。一字之误，可以让你上西天！

曾经有人用报纸写标语“打倒黑帮”，结果被揭发字的背面是毛主席挥手的照片，这是污蔑伟大领袖！再查，此人出身地主，属阶级报复。当即，被游街示众，然后拉走枪毙了。

3， 故宫里的“收租院”

在66年“砸四旧”其间，我亲眼见到无数的大卡车装满查抄的文物及四旧物资，如古董，硬木家具，线装书籍等等，从大街上招摇而过。

走资派和“黑八类”的家被红卫兵轮番清洗。他们涌入一家，进门就砸，说搬就搬。房子讲究的，他们就把主人赶进“牛棚”，把房子变成红卫兵司令部。

在红色恐怖的年代里，我母亲把仅有的细软包起来，趁黑夜扔进什刹海。父亲把曾有过三千工人的“三民土建公司”的老照片全部烧毁。我作为“狗崽子”没资格参加红卫兵，只能观望。

当时，故宫的大门上方还挂着由郭沫若题写的“故宫博物院”大匾。扫四旧一开始就被红卫兵给换成了白底黑字的“血泪宫”。

他们要把四川大邑县控诉地主刘文彩的大型泥塑“收租院”在故宫里重建。于是，从全国各大艺术院校抽调一些学生进驻故宫。我属于被监督使用人员，也在其中。

这三个月的“紫禁城”生活，是我一生中非常特殊的日子。至今难忘。

一开始，我们备料踩泥，把剪过的稻草和胶泥用水和起来，就在故宫的大殿里光着脚把泥踩熟，然后，进行泥塑。后来，红卫兵总部又抽点了以我为主的四个人，把故宫里所有显眼的红墙都写上毛主席语录。我们的“顾问”是原故宫里复制古画的刘炳森。他毕业于文革前的工艺美院，对故宫了如指掌。（八十年代成为名书法家，已去世。）那时，对于他的过分指手画脚我们还吵过架。其实，谁都是于心不忍的，看着满墙的美术字写成的标语与古老的建筑如此的不协调，我们互相看着，说不出话来。

当时，我们住在东宫的厢房，据说早年是太监们住的。一排大房，房内一溜儿用土砖砌成的大炕。正值夏天，屋里非常凉爽。在厚厚的宫墙外，运动如火如荼；而若大的故宫里，只有我们二三十个人。到了晚上，静得只听到手表的秒针在嘀哒嘀哒作响。

一天深夜，一阵紧促的拍门声闹鬼一般惊醒了我们：“XX电报！”原来，睡在我身边的一位四川美院学生的弟弟在大串联中被火车轧死了。

在那个年月，像我们这种出身不好的人，整天都生活得心惊肉跳的。

故宫重新开放后，成批的有组织的人们进来看泥塑“收租院”，被进行活生生的阶级教育。参观前，他们都要站在我写的语录前集体朗读。我写的语录从“御花园”到“午门”。当时，确实是有种自豪感的，觉得自己也为文化大革命做出了贡献。

时过境迁。“血泪宫”又还原成了“故宫博物院”。

据说，大地主刘文彩是子乌虚有的。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4，“武斗”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百万红卫兵。人们都知道，某部长的女儿名叫宋彬彬的，亲自给毛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当时说：革命不能文质彬彬，要武嘛！此后，这位附中的女孩改名叫“宋要武”。

有了毛主席的撑腰，全国性的皮带武斗便拉开了序幕。红卫兵们从兵工厂里得到枪支；以至扩展到部队内部派系之间为夺权开始动枪动炮了。

北京几所闹得欢的学校，如清华附中，师大附中，一零一中学，八一中学等，都组成了红卫兵“联动”（后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反动组织给予取缔），到处打砸抢，杀人如德国的纳粹。天安门旁边有个“二十八中”，他们学校的红卫兵竟私设地牢。后来我们去参观时看到，他们使用的酷刑，都超过了《红岩》书中的“中美合作所”。

比我小一届的一个叫缪维的同学，只因他与一位女同学谈恋爱，被红卫兵定成坏分子。徐革非，邱谨俞等一帮把他们二人剃了“十字头”，扒了衣服进行批斗。然后，把缪维拖进了一间素描教室。那教室的角落堆满被砸成了碎片的裸体石膏像。当时我们几位同学站在椅子上从门上的窗户向里看：他们从将校呢军装里抽出头上是铜环的皮带，你一下我一下，狠狠抽在缪维的背上。只一皮带下去就已皮开肉绽，缪维的惨叫声听得我们浑身发紧！我们在外面一起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可里面的人打得更狠。直到缪维完全昏死过去，他们才扬长而去。我们几个同学用平板三轮车把缪维送进了医院。抬他的时候，满后背血肉模糊。

武斗从学校蔓延到机关，厂矿，部队以至街道。

我们家住在什刹海边上，就是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所描述的那里。曾有一对儿开私人牙医的老夫妇被拉出来揪斗，指称当过伪保长。街道革委会主任是个城市贫民出身的老太太，她带着几个红卫兵把老两口从家里拖出来，跪在街中央，先剃了“黑帮”头，然后就用皮带没头没脑地开始抽打。老牙医叫李宝忠，膝下无子无女，年景一直不错，平日里对周围邻居都很客气，主任老太太还时常得到老牙医夫妇的接济。当时我在场看到打得最凶的是一个叫大成，家里开水果店的年轻人，他不知什幺时候摇身变成了红卫兵。

老牙医比较胖，被打得满头是血，没打一会儿，老人吐了口血就倒地死了。皮带又落到老太太身上。围观的人还在呼口号：打倒汉奸！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天黑了，牙医太太跪在地上满身是血，一动不动。红卫兵们打累了，一脚把老太太踹倒。老太太早被打死，断了气，人倒了，腿还是弯曲着，已经僵掉了。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两个熟悉的人被活活打死。

我的一位同学叫胡大乐，比我小一届。文革前我们同是马拉松长跑队的，每年一起参加北京市环城长跑比赛。在武斗中，听说他曾经打死过七个人。文革后期，清查“三种人”时他被审查过，但不久又放了出来。“三种人”太多了，而且也有太多还身居要职，高官。

5， 围剿蒯大富

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我成了“逍遥派”。

我走到了社会上，常被邀请去画“主席像”。招待最好的是空军。每天吃“空军灶”，四菜一汤的，在当时已经是很奢侈的了。四五米高的主席像画好后，战士们列队欢送。除了送我油画颜色外，“红宝书”和“主席像章”是必不可少的。

1967年，我来到中国戏曲学校呆了一年，文化部已经瘫痪，学校两派在争斗。当毛的最高指示“知识分子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发表以后，我要求到工厂去锻炼。于是，68年，我告别了六年的艺术院校生活，来到了“女工地毯厂”，分配做机修工。全车间都是女工，我成了“洪常青”。我从小拉小提琴又会画画，一年当中便有半年时间脱产去演革命舞剧《白毛女》之类的。

1968年秋，清华大学发展成了“重灾区”，武斗升级，动用了坦克机关枪，北京的“首都工人民兵”组成纠察队，去清华围剿清华大学造反派“井岗山兵团”，兵团司令是蒯大富。一天晚上，我也被指派随着八百多名工人上了大卡车。走时，大家一同宣誓“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头戴柳条帽，身穿劳动布工作服，每人发了一根全新的镐棒，上级命令：无论如何要“拿下”清华！

清华大学已经成了“古战场”：到处是沙袋，楼里的暖气片都拆下来，垒在楼顶平台上；所有的门窗全不见了，只剩一个个黑洞；满地砖头瓦块。看起来，他们早有准备，我们都以为一场血战在所难免，心里只有恐惧。八百多名工人，围困着清华主楼，断粮断水，整整三天三夜。最后，蒯大富派代表与工人谈判，决定向工人阶级投降。

那个深夜，“井岗山兵团”的学生们排着队，从楼里走出来。我们打着手电筒，在白惨惨的电光下，学生们走着齐整整的队伍，打着白旗，旗帜上写着：向工人阶级投降！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只见兵团司令蒯大富走在队伍外面，带领着自己的队伍，挥舞着右臂在呼着口号：向工人阶级投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万岁！

蒯大富是个细高挑儿，戴着黑边眼镜，额头围着白布条，身穿白衬衫，远处看上去，他的脸非常严峻，眼睛是湿润的。

当时的场景甚为壮观。蒯大富的不凡的学生领袖的风度，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但他的非凡的能力，被“毛”利用了。在清查“三种人”时，蒯大富与另外几个著名学生领袖都在1983年被判了刑。

6， 言犹未尽

十年，很长。在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之后，我清楚地明白：文革，是在革中国人的命！扭曲了几亿人的民族的灵魂！

记录这段历史，是祈望全民族每个层次的人都能反思，都做忏悔，共同承担这历史的责任。

看看德国：那些纳粹份子不管逃到哪个国家，即使已经九十几岁，德国依然要求将其引渡回国，送上国际战争法庭接受审判。为的就是：防止法西斯主义的复活，防止大悲剧的再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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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寒夜》与“寒心”

◎ 傅  红   

 

去年十月，写“激流三部曲”的百岁老人巴金，终于从红尘中解脱了。我曾想为此写些什幺，缘于八十年代初与巴金的一次合作。但见当时的悼文祭章铺天盖地，索性我也不往里边挤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年的今天，全球都在关注着，唯独中国大陆安安静静，好象从未发生过那幺一场浩劫。十三亿中国人没有了记忆，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没有发出声音。

曾经，有一个老人发出过微弱的呼吁：“解除对中国作家的限制。这个国家应该建立一个博物馆来纪念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遇难者。”

那是一九八五年。他是巴金。

《寒夜》

198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创作》文学刊物的美术编辑刘艺先生（旅居悉尼）向我约稿，为巴金《寒夜》的电影剧本创作插图。这个本子写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沉闷忧伤的生活。我选了重要的几个情节画了四幅插图并在题图中为巴金作了肖像。

当年，北影厂把《寒夜》作为重点拍摄影片，派出老导演阙文先生带领摄影组亲自到上海面见巴金征求意见。巴金因不慎摔倒大腿骨折，在病床上看完了剧本和我的插图。他很欣赏地称道：“画家傅红画得很好，就像我写的当年的样子，人物造型，着装，包括环境，小阁楼，主人公的病态等等。非常好！你们要按照傅红所画的形象去找演员。……”（原文见当年《电影创作》）。

我那时在中央电视台工作。阙文导演专程来台里和我谈了一个下午，转达了巴金的意见并正式邀请我参加摄制组做“特邀美术”。阙文交给我二十几幅巴金在病床上读剧本，看插图及与剧组交谈的照片。（我至今珍藏。）之后，我们反复商量确定了男主角为许还山，女主角曾考虑用带有三十年代气质的黄梅莹，最后锁定更具悲剧效果的潘虹。

我创作了黑白效果的正在沉思的巴金（见附图），用山城夜景烘托那个时期的萧寂，郁闷。此作在银幕上由特技摄影师将肖像迭入一片灰蓝色调中，左边，滚动字幕数分钟，作为片头出现，“特约美术：傅红”也在其中。

我一直以为，巴金的前半生是在寒夜中度过的，后半生就如同一个活着的被摆布的偶像。

与巴金合作之后，我对他的作品和他本身开始有更深入的理解。巴金作品中，时时处处可见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这形象的身上带着永久的伤感，懦弱，他们只会发出些呻吟。在无力承受之时，不是以自戕做抗争，就是忍气吞声且过人生。谁又能说巴金自己不是这形象的代表！

《寒夜》，不仅仅是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夜”，这“寒夜”直持续进入了文革时期。

当然，巴金尚属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像中共的“喇叭”郭沫若：当儿子郭世英在文革中被绑在椅子上打了三天三夜最后从楼上的窗口推出去肝脑涂地时，郭沫若竟然一声不吭，“喇叭”吹得更响：“东风新有主”，“齐奋勉，学英明领袖”……他死后还把自己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去了。

“寒心”

巴金在年轻的时候迷恋自由，浪漫，是偏“无政府主义式”的知识分子。他的《家》，《春》，《秋》就是为了显示封建传统的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和毁灭，自由的空气在破窗而入带给人们新的生命，“打开窗户，透透新鲜空气”。这在当时无疑是积极的，也是我们年轻时沉迷其中的缘由。

五十年代末的一场反右运动，巴金仅仅因提出一些温和的批评，“让知识分子再透口气，给家长式的管制松松绑”，便从此屡遭厄运。在文革中，他被剥夺了作家写作的权力，到劳改所强迫劳动。妻子萧珊为保护巴金挨了红卫兵的皮带，以至重病垂危巴金都不被容许与爱妻见上一面。张春桥说：不枪毙巴金就是政策。……

　

算起来，几乎建国以后，巴金再无力作问世。他自年轻时代就一直向往自由，却一生也未得到真正的创作自由。晚年，他写了《随想录》，也是在香港发表。本来在他自己都真话少得可怜的情况下，他还提出一句“要讲真话”的巴金非英雄式的自言自语，委实也是他老人家的一番真诚吧。

他彻底地感到寒心了。“开窗透气”的这一天，他是等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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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潮流中的作家个人消失

◎ 黄惟群   

 

最近连看三部长篇，铁凝的《笨花》、格非的《人面桃花》、刘醒龙的《圣天门外》，都是名家之作。

三部长篇用的都是传统写实手法，即使一二处技痒难熬，也不过稍显红杏出墙之意，探探头又缩回来。

这三部长篇还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写的都是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

现代历史背景的小说，似乎正吸引着作家们的眼球，特别是名作家们。为什么？

因为写历史不易，优秀作家特别愿意挑战自己，愿意与不易的事较劲？因为他写我也写——文坛宿将们正在进行一场谁比谁更具实力的暗中较量？因为历史是无法验证的，亲历过的人都已离去，剩下的只是几页不会言语的纸，真假是非无从辨别，从而给想象展开了信马由缰的宽阔天地？因为养尊处优惯了的名家们已与现实拉开距离，已把握不住时代生活的脉跳，怕露馅，故为自己作的一次退而求其次的明智选择？因为成熟，因为有了自己的史识，因为对歪曲的历史有着耿耿于怀不能释然的不满，非得一吐胸中结瘀方能感到轻松痛快？

不管什幺原因，文学似乎有点像女人的时装，送去一波，迎来一波：伤痕文学、改革文革、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进军诺贝尔奖文学、海明威热、马尔克斯热、杜拉斯热、昆德拉热、博尔赫斯热……如今，轮到现代历史文学热了。 

将一段自己没经历没感知的历史写得活龙活现，不是所有作家想做就能做到的。

名家就是名家，文字漂亮，功力深厚，角度独特，细节传神，叙说描写简繁得当疏密有致……写得扎实时，如严真卿的字，端正稳当又不乏姿色，耐以品味，写得飘忽时，哪怕一个优美的倾身而出的姿色，照样做到重心不偏，有惊无险，即使来了兴致有了情绪，上天落地腾云驾雾，也始终做到头脑清楚，不忘将根隐形中连住大地，必要时，还知道释放大小烟幕，云山雾罩一番。

然而，敬佩之余，如果冷静一下，抽出身来后退一步，我们是否会发现，铁凝精心雕刻的《笨花》多了一些冗长，多了一些罗嗦繁复喋喋不休，而少了的，恰是她曾经给过读者的掩藏于人心角落里的那份对美好的渴望？！是否会发现，格非的《人面桃花》，不管怎幺努力看努力理解，总觉得与之存在距离，缺少一分思想感情上的真正投入，觉得故事也好人物也好都欠了那幺一分丰满，而他笔下的那个王国，怎幺看都能看出些白面书生不切实际的幼稚来？！是否会发现，刘醒龙的《圣天门外》纵然写出了一部近代中国血淋淋的杀人史，纵然写得不乏惊心动魄处，但是，他笔下的真实中是否存有一些不真实、准确中是否存有一些不准确，妥贴中是否存有一些不妥贴？！

今天的读者，仅仅根据生活常识、根据对人与事规律性演变的认识，就能看出他们书写的历史与人物中有着那幺多的不真实、不准确、不妥贴，就能看出那幺多破绽、那幺多可疑，那幺，那代人还活着的话，他们将看到什幺、想到什幺？是否会发觉太多的可笑太多的荒唐无知？！这些作者纵然有再大的诚意，他们又能恢复多少历史的真实？是的，我们过去被灌输告知的历史是被弯曲了的不可信的，但他们笔下显现的历史又有多少可信性？有无矫枉过正之嫌？一个对捕捉今天、捕捉自己经历过的有着真切感受记忆的生活都缺乏信心的作家，如何让人相信他笔下再现的他所没有任何经历和感知的历史？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想：再现这样的历史，究竟有多少价值？这样的历史，究竟值不值得用一本二本三本厚厚的文学著作来表现？

这场新掀起的对历史题材的关怀和文字倾泻浪潮中，我们的作家们确实某种程度心满意足地对自己的写作才能和知识储藏量进行了一次大阅兵，测试了自己超时代超生命的想象能力，检验了自己历史知识扎实丰厚的程度，对自己的古典文学功力也作了一场掷地有声的“实力秀”，甚至对那些道听途说的故事、由来已久的传说、书上看来学来的星星点点，也进行了一次洗心革面的再生产式的试验性运用。

然而，归根到底，这些都只能算是技能测试，尽管层次高低有所不同，但技能测试的本质无法改变。这样的测试带来的满足是表面的。作家真正的满足来自心灵。作家不管怎幺写，写什幺，归根结底是写自己，写自己的思、自己的想、自己的情、自己的感。故事是不值钱的，人类故事编来编去也就这幺几个模式，何况编得再好的故事也会被看出几分的假来，真正值钱的是在故事的叙说中作家所表达出的思、想、情、感！有价值的是作家的思、想、情、感，作家本身的满足来自于思、想、情、感，能使作家、作品达到自己的最高境界的也唯有思、想、情、感！

在近代历史小说的创作中，我们的作家们，在自己没有经历的历史中究竟能够得到多少个人满足？这满足到底来自技能测试还是来自心灵？几分来自技能测试几分来自心灵？

无经历的历史中，难有真实的感知；真实的感知中，难有无经历的历史。

今天的人写过去，不管你具有如何的想象能力和恢复还原能力，你所用的最终都是你现在的感知。只能是现在的感知。你只不过是做了一次借代，只不过是把自己有生活经历的感知搬过去，放到过去的时空里，然后，自欺并且欺人地认为那就是过去的感知。时代不同了，封建社会、农耕时代，一百年甚至一千年的变化，或许及不上现在的十年二十年。那样的社会、那样的时代中，朝代可以变更，但社会的大环境、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基本不变。那样的社会时代中，思想感知是可以通用的，可以以假乱真的；而现在，日新月异的变化，掐断了这种思想感知变通的可能性。哪怕你看再多的书，用再多的精力、做再多的考证，你所沾沾自喜的对于那个你未经历的时代所拥有的知识，实在太少，少得太可怜太微不足道，根本撑不起一个社会的画面，勾不成时代的氛围，传递不出时代的气息。一如王安忆，不管她如何努力用心地想要写出一个老上海，她怎幺写也写不过张爱玲，不可能写得过。她笔下的老上海是她刻意制造出来的，是零零碎碎的拼凑，她不过甩了几滴现代的水，便将之假想成是一场过去的雨；张爱玲不用制造不用刻意，她身在的就是那个时代、她笔中流出的点点滴滴天然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天然就带有那个时代的气息。

作家哪怕再有本事，也不合适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同样，作家哪怕再有本事，也不适合写自己不熟悉的人。就说《圣天门外》的刘醒龙，他写得不错，确实不错，写作技能、思想认识，什幺都不缺。然而，再给他二十年时间，或许，他可以把杭九枫写得更好些，甚至把阿彩写得更好些，他可以在他熟悉的人身上发现这点那点特性，然后将特性富有神韵后放到杭九枫阿彩的身上，但是，他再努力再动足脑筋挖空心思用足浑身解数，他怎幺写都写不好雪柠写不好梅外婆，不可能写得好。她们身上的那份高贵是他凭空想象的，是他所根本不了解不熟悉的,是他的骨子里完完全全没有的。

文学是人学，人学归根到底是心学。如果文学可以提倡或说可以提醒的话，那幺，这里想公开并且放声说的一句是：写自己能够准确实在把握的有记忆有感知有认识的生活。

中国出了一个曹雪芹，于是个个都想当曹雪芹，中国出了本《红楼梦》，于是个个都想写出部《红楼梦》。而曹雪芹所以能够写出《红楼梦》，恰恰因为他对《红楼梦》中的生活谙熟于心了如指掌，恰恰因为那样的生活中有着他的感知，有着他的亲身经历。

《红楼梦》里，曹雪芹开出一份送礼清单，被后来的研究者翻来覆去研究出了那幺多的社会深度、广度和宽度。这样的清单，任何一个当时的作家甚至普通老百姓，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开出成百张。

写好自己有经历有感知的生活，那就是对社会负责了，相对而言，可信得多的历史自然而然也就在其中了（还省却了那些穷毕生精力所作的清单之类的大彻大悟研究）。更重要的是，写好自己有经历有感知的生活，那是对自己负责，诸如铁凝、格非、刘醒龙这样的优秀作家，如果能踏踏实实地将自己的才气和功力投到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中去，对自己的灵魂乃至人类的灵魂进行不避不闪的逼问，那幺，万事都有内在的客观公允的运转规律，他们所能取得的成功就远不是耍几分小聪明小滑头小技巧所能比拟的。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自己才能天分的最高点上取得他们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

曹雪芹也好，罗贯中、马尔克斯、杜拉斯也好，都不会再出第二个了。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都做成了他们自己。“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像这像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像你自己！

任何一种集体性的起哄、抢购式的“文学潮”中，隐含的一定是大量的盲目，大量的才能天分的浪费；一定是自信的匮乏、个性的消失。

模仿得再好的赝品仍然是赝品。

真正优秀的作品，永远产生于浪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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