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在各种政治思想的著作中，经常出现一种称之为最好的统治形式，即以“仁慈”或“仁政”的这种政治观念来论述君主与帝王治理国家的政绩和功德，企图将君主与帝王所行使的专制独裁的统治手法，用“仁慈”和“仁政”这两种近是于道德伦理的术语，掩盖其对臣民残酷压迫的暴政。他们认为在君主与帝王行使其绝对权力时，只要实施了“仁慈”和“仁政”，那么，君主与帝王的权力就应该得到认可。

可是，只要看一下历史并对它进行深刻的逆向思考，就会得到一种与那些历来的政治著作中所表述的历史决然相反。即君主与帝王所实施的“仁政”都是在用绝对的权力──所谓的政治主权──进行着专制独裁的暴政统治。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君主与帝王的政治意图是“仁慈”还是“仁政”，专制独裁的统治都将会绝对地堕落成镇压与迫害的暴戾政权。说到底，不管是古代的君主与帝王，还是现当代的一党独裁，其对权力的渴望并不是要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去实行什么“仁慈”和“仁政”，而是为了极端狭隘的“家天下”的利益以及一党之私的党权利益去渴求、去掠夺、去侵占着绝对权力的本身。

不管这种绝对权力是由君主与帝王行使，还是由一党专制行使，只要把自己装扮成格外的仁慈、善良、贤明以及专施“仁政”的政治大老，那么，这些人就可能是这种绝对权力的最残暴的最流氓的掌权人。

在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党专制的社会中，党权贵族成了绝对权力的统治阶级。他们掌握着国家的绝对权力，实施着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而在这种“人民民主专政”的招摇下，党权贵族为了自己的私利以及绝对的政治权利侵吞着公共资源，对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进行着比资产阶级还要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因为没有对绝对权力的制衡机制，一党专制的权贵阶级，在渴望占有绝对权力本身的欲望中，无限地扩张着自己大大小小的势力范围，造成了用所谓“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律维护着党权阶级的绝对权力的存在，镇压与迫害着广大民众为了生活而无处伸冤的生存权利。

当一党专制的权贵阶级在大谈着“人民民主专政”对广大民众统治时所实施的“以人为本”的“仁慈”的“仁政”时，社会的乱象却给予这些政客们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回击：无数的农民工的子女得不到正常的义务教育而被迫辍学，社会刑事犯罪率直线上升，物价在静悄悄的猛涨而得不到抑制。整个国家的公共权力只掌握在一个政治集团里极少数的政客的手中，他们只是一相情愿地要制造“和谐社会”，象一个十足的政治教父一样教导着民众要遵守所谓的“八荣八耻”，为了稳定他们的专制暴政及其绝对的权力，无休止的镇压与迫害才是他们的治国法宝，除此之外什么本事都没有了。

历史的历程所凸现出来的经验所表明，在处理和制衡绝对权力的过程中，呈现出它最关键的政治哲学的命题：绝对权力只有通过国民在维护其自身权利的情况下，才能对其加以有效的控制。由于当代中国正处在“有组织的少数能够一成不变地支配没有组织起来的多数”（阿伦特语）。这样，属于国民手中的主权，就被有组织的暴力革命集团用暴力的革命手段掠夺后，而形成了他们的主权即绝对的权力。这种绝对权力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打着“为人民服务”、“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人为本”的旗号，招摇着他们毫无实质意义的承

诺。由于一党独裁的暴戾政权实施的是法西斯强权统治，制衡绝对权力的机制几乎不能成立，于是所有上述的政治承诺对民众来说，都属于一种镜中之花和水中之月。民众在听腻了这种政治谎言后，终于冷静地思考着自己未来的生存，实际上，中共集团和中国国民已经形成了一种近是于“冷战”性质的对峙状况，国民在思考着用什么样的制度去制衡或者取代中共集团的专制独裁。

专制独裁在发布国家政令以及行使法律的权威时，是以一种等级化的阶梯秩序而构成的。在这种制度下，每个部门都必须绝对地服从上级，其最高端就是掌控着绝对权力的实体。这个实体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的制衡，其随心所欲的程度可以和古代的君主与帝王相似，不同的是，这个高端的权力实体是由几个党的高层人员所组成，即“政治局常委”，就仅以他们的好恶以及党的私欲来统治这个国家，其权力却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半个多世纪来，只有在“人民民主专政”下进行着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才能使他们能够不受任何权力制衡的进行着有效的权力统治。

如果要对绝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就要实现多元化的政治格局。因为有了相互作用的独立的政治集团，而形成的网状式的政治结构，才能有力地对专制独裁的绝对权力进行有目的的制衡。有了多元化的政治集团的对抗与竞争，绝对权力就会相应地减少其专制独裁的色彩，从而逐渐走向宪政制度的政治大格局。无论是“宪政社会主义”还是“宪政自由民主”，说到底，就是要对绝对权力实行强有力的制衡。

从政治哲学的概念上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对权力的中心可言。在人类社会中，对抗和冲突的概念已经富有生产性地被应用到生存环境中去。在各种的生存环境中，对抗、和谐、冲突、稳定都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以及相互制约的关系之中。而这种动态平衡以及相互制约则是竞争性的、掠夺性的以及共生性的关系的产物，它是由独立的自由个体及其机构所组成。对抗与冲突，和谐与稳定其实质是相互作用的，它可以被当作对“宪政社会主义”和“宪政自由民主”体制作理论分析的有效工具而得到强有力的辩护，其含义同样具有法律的规范性和制衡的功能性。制衡绝对权力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政治手段，它的目的就是要打破一党独裁的专制暴政，建立一种崭新的适应于广大国民生存的社会制度：宪政自由民主的体制。

（2006-09-12）

民主论坛

政治课是中国教育中的第一大毒瘤，但我们至今看不到这个毒瘤被割除的指望。

每一个中国人，自他入学那天起，尤其是到了初中阶段，就必须时时面对那些枯燥的名词概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托洛茨基、考茨坦、物质与意识、阶级斗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等等等等。

很少有人深入思考这些概念背后的历史含义，但你为了升学，必须接受政治课灌输给你的条条框框，为了获得高分，你还必须在死记硬背之余，尽量试着去理解与接受它们的逻辑关系。可以说，任何拒绝政治课的人，几乎等同于自绝于社会，政治课是中国教育中毋庸置疑的一部分，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最令人苦笑不得的是，在决定一个人前途命运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中，每年还会规定一个政治课的最低分数，如果你的考试结果低于这个分数，那么，即使你的其他功课全得满分，你也不可能获得入学的资格。

由此可见，政治学习对中国的文化人来讲，简直就是一生中的头等大事。

我见过成绩优异的理工科学生因为担心政治考试不及格而惶惶不可终日的惨状，也见过艺术类考生在政治课考试中屡战屡败的下场，有多少人因为政治课不过关而影响了终身的发展，这是无法统计的数字，但政治考试为害之烈，却是不争的事实。

我在大学里念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系，属于政治中的政治，应该说，经过多年培养，这政治头脑还是有一些的，可是发生在我学长身上的一件事，仍然令人苦笑不得，这老兄苦读马列四年，成绩出色，报考中央党校研究生，一切专业课均十分出色，英语成绩也出类拔萃，却不料阴沟里翻船：公共政治课考试不及格。此事曾经成为专业内的经典笑话。由此可见，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的政治考试，完全就是一些僵化生硬的教条。

但这样的教条，你却必须奉为金科玉律。你必须完全接受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某些哲学思想，并且把它们视为穷尽人类智慧的最高真理，你必须接受马克思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对人类经济活动的观察和思考结果，你必须相信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宿命论式的预言比算命先生更灵验。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古希腊哲人所说的“爱智慧”。于是，为了考试，你要接受欧洲十八十九世纪某些人看世界的眼光，任何偏离都会使你被判错误，并在你的试卷上扣除几分。于是，你只好心悦诚服地去接近和接受教科书上的概念与逻辑。

在这个教科书的世界观里，没有给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未来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留下任何空间，在我们的方法论里，没有给时间、虚无、艺术体验、相对论、异化、变形、审美保留智力场所。久而久之，我们被迫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马克思，一个又一个对“专制政党”和暴力入迷的小列宁，一个又一个阶级斗争的小毛泽东，一个又一个由不争论发展到不思考的小邓小平。

即便你是未来的爱因斯坦，你也要从这些风化石般的理论丛林里走上一遭又一遭，令人怀疑的是，当你终于走出这错乱时代的丛林，你还能对当下世界形成较为准确和清晰的把握吗？

每当想起那些双手触摸当今世界最新型电脑键盘，而把大脑被迫留在两个世纪前的理工课学生，就觉得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我不敢奢望中国的大中小学里会开设李慎之先生所说的公民课，我也不指望编写教材的御用学者会把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权利、权力制衡、法治以及美的概念真实地介绍给莘莘学子，我只求他们不要再用陈旧不堪的观念来填充那些鲜活生命渴求知识的大脑，不要再用支离破碎和牵强附会的“文字变戏法”把年轻人的思维之线搞成一团乱麻。

本人曾深受中国式马列课教材之毒害，被学校开除之际，唯一庆幸的，就是不用再死记那些一二三四ABCD的教条，当时便对朋友说：什么时候把脑袋里这些东西都当垃圾丢了，才会开始我等待已久的新生。

记得在大学里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课是不用印刷教材的，不是没有，而是入学时发下来的教材，很快就过时不能用了，从事实逻辑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之父，而是它的儿子，儿子随时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讲，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

其实大家都明白，马列主义也好，毛泽东思想也好，本意并不是要人相信的，而只是拉大旗扯虎皮的一种需要，既然人这个物种是一种精神存在，总要有什么去填补他们思考着的大脑。但问题是建立在两个世纪前陈旧哲学基础之上的政治课程，会严重地约束中华民族的精神空间，并扼杀其想象力和创造力，往严重了说，是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在人类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借助一夫当关的政治学习，让全体中国的思维能力停留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距离只会拉得越来越远，罪莫大焉。当然，考虑到中国国情，我是不敢指望近期内废除马列毛邓政治课的，怎么办呢？作为一种轻松幽默的替代方案，建议用马克思的情书、列宁的书信、毛泽东的诗词外加一些时事政治（歪曲是一定的，总之美国支持的我们一定反对），替代目前系统化的陈旧洗脑，再不成，如果我是一个必须参加政治考试的学生，我宁愿背诵目前九常委的“重要讲话”，也不愿意在我的青年时代，用两个世纪前的僵化体系，填充我求知欲旺盛的大脑。

在中国，做一个体制外的异议人士，千般痛苦，万般无奈，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不用参加政治学习和考试，我相信，深受其苦的绝不是我等“另类分子”，最拥护本文观点的，或许是那些表面上必须装作反对的人，他们都曾在那种木乃伊般的理论中苦苦挣扎过，甚至我可以假设，看完本文哈哈一笑后，他们明天就要赶赴刑场般的政治课考试的考场。

原载《议报》第267期

●新华社《环球》编辑部主任章文曝光

正当人们纷纷猜测逼“富士康案”和解的背后政治势力是谁时，凯迪网络“律师之窗”在2006-09-06 19：33：19有一个帖子《富士康闹剧中的政治戏》（署名“原乡”）说——

“据我所知，国台办介入了此事，并且从中协调好了上海与广东的地方政府，一起促成了这场‘闹剧’的嘎然而止。他们害怕此事件演变成针对台商的集体抗议行为，从而影响两岸的经贸关系。”

此言可信度如何？据文章落款“章文的博客”而搜索，果然有“章文的博客”。从照片上看，章文假似乎是一不到四十岁的冷峻先生，相关简介说：章文乃“新华社《环球》杂志编辑部主任。 曾任《南风窗》记者，《中国新闻周刊》采访部主任，《新世纪周刊》副主编。”其博客首帖（9月6日）正是《富士康闹剧中的政治戏》（本文地址：http://blog.daqi.com/article/41256.html）可见这一由几处转贴的文章实有其据，这一由新华社《环球》杂志编辑部主任附有作者照片的曝光文章，绝非谣言。

●“国台办”逼“富士康案”和解的理由

“国台办”为何逼“富士康案”和解？章文的分析是： “郭台铭（富士康老板）乃台湾首富，其与国台办有着紧密而良好的关系。据传连宋登陆，都有他在背后牵线搭桥。虽然这种说法可能言过其实，但其与大陆政府的良好互动则是众所皆知的。”

“国台办”作为中共对台工作的“前线指挥部”，理应遵守中共一再宣传的“依法治国”方针，不得越过宪法干预“富士康案”的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以权代法”可是让人怀疑今日大陆仍在延续袁世凯的假宪政假共和。但章文认为“国台办”处事原则是中共政治利益高于宪法：“新闻自由固然重要，保护劳工亦很急迫，但所有的一切，都要首先考虑政治因素。如若政治上通不过，则新闻自由等皆可牺牲。”

此话虽然并非“国台办”的原话，但章文如此分析却有凭有据，不能不信。

直接面对台湾和海外民主压力的“国台办”，尚且敢如此视宪法为儿戏，中国大陆其他官衙的法治程度，更可管中窥豹。

●《第一财经日报》是否该妥协？

官僚爱专制，袁世凯要假宪政，这不奇怪，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如此。奇怪的是，今日大陆媒体对专制的臣服，创历史新高。当年袁大头搞假共和时，《时报》总编宁可挨暗枪封报馆也坚决反抗，但今日的《第一财经日报》，却只能府俯首听命，老老实实在2006年9月3日18时10分与富士康共同发表“联合声明”——与“袁世凯”保持高度一致。

据杨支柱9月4日在网上撰文《评富士康诉记者案的终结》评论——

“富士康的行为貌似变幻无常但实则一以贯之：将3000万元的索赔改为1元并增加报社为被告，起诉所根据的事实和理由并没有改变；最后跟被告和解，也只是承认‘监督是善意的’，并未承认报道属实或记者已尽到新闻惯例所要求的注意义务。第一财经就不同了：联合声明的第一条就是‘第一财经日报社对富士康科技集团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尊敬’；第三条‘媒体当尊重企业正当权益，企业应尊重媒体正当合理的社会监督职能’，也暗示富士康没有尊重媒体是因为媒体先没有尊重企业的正当权益；第五条虽然提到要增进劳工权益，但那是双方携手合作的目标，并不意味着富士康现在有什么问题。然而当初第一财经是怎么描述富士康的呢？ 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6月15日关于富士康的文章题目是《机器罚站12小时和富士康的‘特殊’管理》，该报道正文前的引题是‘招进来1000人，500人身体本来就有病’，该报道的结尾是这样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富士康员工如此形容他们的生活：”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五年后比谁都老。‘显然，自己掌嘴的是第一财经日报而不是富士康！“

不仅如此而已，事后《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又发布了“罪己诏”《为什么是和解 还有歉意》（《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9月4日），称——

“如果我们以一篇有瑕疵的报道，就”大获全胜“，那么，在内心里，我说服不了自己，这不是真的胜利，对富士康也不公平。和解，有时候比诉讼需要更大的勇气。”

●人们的心情实在矛盾

我曾尽可能从理解秦朔的角度去善解这一“罪己诏”—— 秦朔乃中国传媒改革先锋之一，如此不能自圆其说，必有难言之隐！秦朔在担任《南风窗》总编辑期间，曾多少次与权势者短兵相接——有一次连省委书记的电话命令他也断然拒绝！其理性的知识分子济世情怀，无数次感动许多中国人。难道他在去沪主持《第一财经日报》编务后，就“橘逾淮而为枳”？也许为了救《第一财经日报》，秦朔必须忍痛昧着良心与富士康共同发表“联合声明”——与“袁世凯”保持高度一致？

但现在读了章文的分析，我想无论《第一财经日报》遇到了多大“非人力可抗拒”的压力，《第一财经日报》也不应该将“民主自由的高贵头颅”低得如此下贱。可以稍低一下头，但不必要低抵地上吧？至少，在“丧权辱国”的“联合声明”被迫发表后，秦朔没有必要再来一个主动的“罪己诏”。

章文曾经与事件的中心人物秦朔和翁宝两位同事，但仍然不得不深深一叹：“ 富士康事件像一场闹剧，以从未有过的暴烈开始，却旋即以公众想象不到的妥协结束。……《第一财经日报》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双方的共同声明像极‘互相吹捧’，你对我表示敬意，我对你亦表示敬意，剑拔弩张的对手突然握手言欢，态度转变之快，出乎大众意料。”

《第一财经日报》想过没有，你们像政客军阀一样突然握手言欢了，但“血汗工厂”是否继续存在？“血汗工厂”里的“血汗工人”怎么办？今后的新闻舆论监督怎么办？人间还有谁坚信公理正义？

当然，如果秦朔的“罪己诏”并非主动，同样是“国台办”交办的不得不做的“功课”，这一切又当别论了。

这时人们的心情实在矛盾：但愿秦朔的“罪己诏”是“国台办”交办的非做不可的“功课”，这样我们可以自慰中国大陆的传媒改革先锋仍未全倒；但愿秦朔的“罪己诏”并非是“国台办”交办，这表明中国大陆的专制独裁还留有一丁点余地，人们还可以苟存于乱世？

“国台办”是否等同中共？

“富士康案”是否等同大陆媒体生存状态？

人们希望不等同，但又只有现实才有发言权——现实似乎一再证明：这两个等同完全存在！

怎么办？！

2006年9月7日于深圳“早叫庐”

原载《议报》第267期

“9.11”过后，防恐是主流，是金币的一面；但恐怖主义是不是可以说是金币的另一面呢？如果主流社会不能找到恐怖主义的真正根源，想当然地打击恐怖主义，那么，是不是也毁掉了整个金币呢？

我这里不多说美国的“9.11”五周年，因为该说的、不该说的，已经有很多人说了。我说我的经历还是与“9.11”有关系的：2001年10月1日，也就是美国“9.11”刚发生以后，主流声音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恐怖主义”。当时，我正在网上与一些法学界朋友讨论中国的“严打”刑事政策，提到“严打”像月亮，有“初一十五不一样”的现象，“严打”时候就法律就严格，不严打时就“松打”，法律走过场，甚至“严打”的时候，警察为了完成指标或任务，采用侵犯人权的刑讯逼供方式，屈打成招，形成另外一种“恐怖主义”——我的网络文章标题为“严打，新的恐怖主义”。我当时在网络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一说法可能“言重”了，但对于某个个体来说，遭遇“刑讯逼供”和“屈打成招”就是真正的“恐怖”，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难道里面就没有一丝“恐怖主义思想”吗？这个侵犯人权的“严打思想”，又与反文明的“严打主义”有什么区别呢？

当时，中国已经有很多刑讯逼供案例记录在案，如昆明的警察杜培武，因为妻子和某公安局长意外被歹徒枪杀（他们本身就有男女不正当关系），警方就怀疑是杜培武所为，认定是杜杀妻、杀公安局长，杜不招供就刑讯逼供，险些被枪毙，后因证据不足，判无期徒刑。再后就是真凶落网，遭遇“严打恐怖折磨”的杜培武恢复自由，恢复公职并得到国家赔偿。

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假如真凶没有“奇迹般”落网，杜警察岂不要冤死了吗？

后来，中国又发生多起因“严打”导致的刑讯逼供恶性事件，湖北的佘祥林，因为被警察局办案人员指为杀妻（1994年“严打”时期），也险些被枪毙，后来其妻子意外出现，他才恢复自由之身，可惜已经在大牢里坐了11年。虽然后来国家给予90万的赔偿，可是“酷刑”和冤屈对他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是一辈子也无法消除的。

浙江人董文列是温州苍南县灵溪镇南海棉塑制品厂厂长，1994年被公安以毒贩为名抓获，后被温州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但令人震惊的是，此案竟无任何物证、人证，拿来当证据的口供又是侦查人员严重刑讯逼供、伪造签名等违法行为的产物。尽管死刑判决书漏洞百出，上级浙江省高院也在五年内两次认定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定案”，但喊冤者关押了八年，到2002年仍未得到公正裁决。2003年1月终于被无罪释放。他蹲了8年冤狱，做了19个月死刑犯。这起全国罕见的冤假错案暴露出这么几个问题：如此刑讯逼供，如此莫须有的案件，为什么长期难以得到纠正？

无一例外的是，1994年，正是中国的“严打”时期。看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讲话就可知道上面的党中央对“严打”的重视：“一个地方的治安好坏，首先取决于这个地方的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尤其是党政一把手。不能保一方平安的领导，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政法部门在维护稳定、搞好治安方面要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机关的职能作用，继续坚持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端正执法思想，纠正打击不力等问题。（1994年12月23日《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严打“斗争得民心、顺民意，实践证明这是解决治安方面突出问题的一个有效手段，今后要继续深入开展下去。明年，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要继续把”严打“斗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以”破大案、抓逃犯、打团伙“为重点，坚持”依法从重从快“方针，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为两个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1996年12月18日《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前，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严打”整治斗争，坚决打掉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尽快改变治安面貌，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严打”是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长期方针，要坚持贯彻执行。我们现在不搞运动，但开展工作必须有气势。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没有气势，没有群众支持，很难奏效。这次，要拿出大的威势来，要对犯罪分子产生强烈震撼。政权在我们手中，几百万军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在我们手中，我们怕什么？这些刑事犯罪分子我们还打不下去吗？共产党要是没有这个本事，那就没有资格在中国执政。我相信，只要我们真正抓，下决心干，全党和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是一定能够抓好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立即行动起来，按照中央的要求，精心组织，全力推动，一抓到底，务求实效。（2001年4月2日《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01年10月，杭州的警方对我批评“严打”刑事政策的文章《严打，新的恐怖主义》进行了经济处罚，我也把他们告上法庭，现在已经结束，我捍卫言论自由权利没有得到两级法院的支持。时过多年，尽管国际舆论批评如潮，但中国至今并没有公开承认抛弃“严打政策”。虽然“严打”已经不怎么热提了。可是，“严打”还是“正在进行中”的有效政策，还是有许多严重“综合后遗症”的，比如2006年9月11日，也就是美国“9.11”五周年这天，《中国青年报》又披露了一起可怕的“刑讯逼供”事件《安徽巢湖四名学生被错误羁押3个月遭刑讯逼供》，中国青年报记者黄勇报道：

2005年9月2日凌晨5时许，安徽巢湖市居巢区半汤镇57岁的农民刘之华到市政府门前的一个大池塘起虾笼时被人打得不省人事。其家人闻讯当场报警并将其迅速送往医院。9月7日，刘之华因颅脑损伤，在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对发生在市政府附近的蹊跷命案十分重视，指定居巢区公安分局管辖，并抽调相关部门协助办理。在警方的调查中，居巢区一农民李某到办案部门反映，该案可能是其邻居张佑龙家的两个儿子张峰、张虎干的，理由是刘之华遇害当日，李某的母亲悄悄对他讲，张佑龙家“世代都不是好东西”。如此荒唐的理由和线索，警方竟然当了真。9月9日晚，居巢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办案人员传唤焦裕，经过5个小时的“思想工作”，焦裕透露说，听其父母议论，该案可能是其哥哥焦华和王浩、张峰及张虎4人所为。

四人被抓时，张虎刚领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即将进入安徽省一所职业技术学院读书，弟弟张峰是巢湖市一所中专学校的学生，王浩和焦华刚上高二才两天。4人中最大的刚满18岁，最小的才16岁。

本来，抓人后，案子仅仅有公安一方还无法“唱戏”，于是下一步就有检察院接上，可有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的检察机关，却没能抵住政法委压力，遂批准逮捕了这四个学生。2005年10月17日，居巢区检察院果断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之后，在巢湖市党委政法委的“协调”之下，短短4天后，2005年10月21日，居巢区检察院撤销了原不批捕决定，并于当日批准逮捕。最终，基层单位仍没能抵抗住来自上级党委部门的高压。

在长达100天的牢狱生活中，4名原本清纯的学生遭遇了办案人员实施的“车轮战”等闻所未闻的折磨：侦查人员轮番进行审讯，不让你有片刻休息，哪怕是合眼的机会；有的人还被罚站、罚跪十几个小时，或是双手整天都被铐在墙上。经过最长达五六天的煎熬，4人最终精神崩溃，被迫作出违心的供述。

这四人没有违法，却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他们应该感谢真凶的落网，2005年12月26日，办案民警在摸排中发现，案发现场附近的出租房在8月中旬有外地人租住，通过租房人留下的手机号码，几经周折，警方在安徽省全椒县（滁州市辖）找到了19岁的无业女青年于某，得知其曾与男友王伟及王的朋友房某、刘某等人在那里租房居住。经进一步的审查，居巢区警方最后确定此4人有重大犯罪嫌疑，立即开展追捕工作。2006年1月19日至22日，警方相继在上海、合肥及宿州市的灵璧县将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经审讯，4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最后，当地且警方对冤屈的四人每人赔偿6万元。

对此，有专家批评说：“某些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在执法、司法过程中，片面追求结案率和办事效率，是造成弥天冤案的根本原因。”正确的司法才是实现正义的关键。国家权力的行使最终要以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依归。可惜该案中，或者是因为“破案立功心切”、“严打有效论”，或者是“严打后遗症”作怪，导致基层片面追求办案效率，执法和司法人员对法律精心设计的执行程序、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疏忽大意，丧失公平正义就是自然结果。

“严打”始于1983年，当时地方公安在社会治安不好和上面压力的情况下，为一味完成任务，导致一些重判和冤案发生。至今，我们都不清楚，1983年的“严打”到底枪毙了多少死刑犯。从某些资料看到，有法律工作者提到中国每年的死刑犯大约有千人左右。我从一本史书上看到，中国在1983年至1989年间，执行了1500例死刑。中国有2300多个县市，在我的印象中我在家乡县在八十年代几乎都有处决死刑犯的记录。假如每个县每年都有一个死刑犯，那么整个中国每年枪决的人就是一个可怕的数字了，同时也说明中国的“严打”刑事政策是多么地令人恐怖。但同样是共产党执政的苏联，1985年至1988年间执行了64例。到了1989年，苏联的死刑罪犯减少到6例（见江苏人民出版社《哈金森思想辞典》死刑条目，P77页）。

现在到了该抛弃“严打”刑事政策的时候了，到了该消除“严打后遗症”的时候了，如果不重新调整，改正，恐怖会有更多的冤案不断发生。

尤其是我们中国的法律，还应该注意到：法律是惩罚罪犯，同时保护无辜的每个人，不能让人人觉得恐怖，而不能觉得安全，比如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应该防止和避免以下这些“酷刑”和“非文明手段”的发生：

——对被关押人员进行人身虐待导致死亡；

——对犯人进行刑讯逼供；

——对认为对危险分子的人士进行骚扰、拘留和监禁；

——不经法律手续实施逮捕和监禁，包括法律外的行政拘留和劳动改造、关进精神病院、以及延长审讯前关押的时间；

——政治干预司法，在牵涉到持不同政见者的某些案件缺少必要的法律程序；

——以“文字狱”关押放言人士，未经司法部门批准的软禁、监视以及拘留持不同政见者；

——监视公民的邮件、电话和电子通讯；

——实施强制生育限制的政策，某些场合甚至有强迫流产和绝育的案例；

——限制集会自由，包括拘禁和虐待示威者和上访者；

——强迫劳动，包括监狱劳动。

当下，当媒体隆重纪念“9.11”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严打”和“酷刑”的条件下，难免保证不滋生“新的恐怖主义”。2006年9月8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纽约发表声明，热烈祝贺60届联大在九一一事件五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一致通过《全球反恐战略》。这个全球反恐战略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五个D，即阻止任何人诉诸或支持恐怖主义（Dissuading）；剥夺恐怖分子实施攻击的手段（Denying）；威慑各国使之不致支持恐怖主义（Deterring）；发展各国击败恐怖主义的能力（Developing）；捍卫人权（Defending）。

为什么“捍卫人权”会与“反恐”挂在一起呢？北京的《百科知识》副主编张田勘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大敌和大病，正如任何疾病的防治一样，预防应当重于治疗。“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什么？五个D中的最后一个D——捍卫人权，基本上已经回答了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全球反恐战略》也指明，人们对恐怖根源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人权是指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权以及生活在世上应该获得的公平和公正的对待权。但是，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人们连这样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证。”其言外之意，可见防恐的问题在防恐之外。

无疑，是生存危机让人走向恐怖主义，张先生指出：《全球反恐战略》更多的是注重治疗的措施和方式，却忽略了预防的战略和方法。在这5个D中，只有最后一个D谈及或涉及了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而前面几个D则只是侧重于对恐怖主义的打击或切断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当然，前面几个D中的方法犹如疾病预防中的切断传染源，虽然有用，但毕竟没有像找到和根除传染源那样有效和迅速。“放眼看去，在全球许多地方都存在着大量孕育、滋生和制造恐怖主义的沃土和环境。比如，过去不被欧盟承认而今天却被欧盟划归到恐怖主义名单中的斯里兰卡淡米尔之虎组织，之所以采取极端暴力手段反政府，在于他们是为了获得基本的生存权和争取公正和公平待遇。为了要获得维持基本生存的水源，也成为他们采取暴力反抗的理由。当人基本上生存无望，在绝望之余会选择仇视世界和他人，并采取同归于尽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而要充当人肉炸弹。另一方面，当不公正和贫困让人陷于绝境时，恐怖主义就不免应运而生。这种恐怖既有对他人的恐怖（如人肉炸弹），也有对自身的恐怖。例如，因为贫穷和需要获得维持生命的口粮，甚至为了养活家人，在非洲饥饿的土地上，一些女童便不得不当雏妓，以实行对自己的‘恐怖主义’，因为她们当中很多人便因此而染上爱滋病。……当饥饿者知道这个世界上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数达到8亿，而超重和肥胖人口却在10亿以上时，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屈辱感就会油然而生，其中一些人如果再无法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离恐怖主义就只有一步之遥。当然，尽管遭受贫困和受到不公待遇有自身的原因，但是作为人类，总会有抑制不公正、缩小不公平、减少贫困的方法，也应能改善或解决贫弱者的基本生存权，例如推行慈善事业、税收政策以及扶贫计划等，无论是授人以渔还是授人以鱼。”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承认，《全球反恐战略》决议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无论是谁从事恐怖活动，也无论恐怖活动的原因何在，恐怖主义都是不可接受的，这也包括国家恐怖主义在内。因此，分析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并非是同情恐怖分子，而是要找到根除恐怖主义的方法。“9.11”之后，打击恐怖主义扬汤止沸固然可行，但釜底抽薪才是最主要的策略。由于“严打”政策的严重不合理性，甚至背离法治精神，恰恰使法律不能伸张正义，不能保护人民，难道这样的刑事政策不应该废止吗？

今天，我们应当从国际大视野再回到中国的“严打”刑事政策上来，可以判断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都是反文明的，也是反人类的，无论其是大事，还是蛛丝马迹的小事，如不好好检讨，如不能揭开“严打”的弊端和“严打”多年来制造的不幸真相，这些“恐怖”会临到我们每一个无辜的公民头上。

最后，为减少令人恐怖的悲剧在中国发生，让我们重温安徽遭连续审讯4天4夜的四位少年的牢狱噩梦吧：

张峰说：第二次提审时，有人把我铐在墙上。警察对我讲他们几个人都承认了，不相信的话可以把他们的口供拿给我看。我就表示要看口供，谁知那个警察就冲过来打我嘴巴，打得相当重。我在墙上大概被铐了两个多小时后，这个警察拿了一份口供给我看，并用手把上面和下面蒙着。我因为连续几天没睡觉，精神实在支持不住，再加上心里害怕，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开始瞎编，说是我们干的。我讲的大概跟现场情况不符合，审我的人就开始提示我，我就根据他的提示一步步编了事情经过……其中有一天，我从早上被铐在墙上站着，一直站到晚上，两条腿都站肿了，跟他们讲也没人理睬我。

焦华说：他们跟我说，我家里人都承认了，我根本不相信。就这样，他们一连审了我好几天都不让睡觉，最后我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开始胡编。这时就有人提示我，还有人画图给我看。11月的一次，也是连续五六天不让睡觉，在审讯过程中不断有人吓唬我，还讲要找人打我，把我打成残废。

王浩说：我第一次被带到审讯室就被铐在墙上，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开始审讯时，一个自称姓王的走到我跟前，用拳头使劲往我胸口打，非常痛。还有一个自称姓项的把皮带拿出来，在桌子上打得啪啪响，并说再不招就打我。审讯时他们还跟我讲，有一个案子里面的人态度好，承认得快，他们公安局就到法院去讲情，结果那个人判得很轻。由于我很害怕，就承认是我干的，并胡编了过程。公安人员不断地提示，我就根据他们的提示讲。后来，他们又重新做了一份笔录，让我签了字……

民主中国

政治犯罗长福遭迫害出逃 台湾海峡游泳中被抓 黄琦

根据30分钟前获得的消息，六四天网于2006年8月25日报道的《想和国安[平等合作共赢] 线人仓惶出逃》一案，已经有了最新进展：我们的战友、著名网络维权先驱罗长福先生，因为拒绝重庆方面共建[和谐共特]的倡议,并准备实地探索台湾民主化的精髓，在横渡海峡的过程中被抓。 国安威逼利诱 罗长福仓皇出逃 服刑3年的前政治犯、著名网络异议人士罗长福出狱后，在追讨记忆斑斑血泪的监狱手稿过程中，重庆国安时常骚扰他。 后来，重庆国安的陈先生两次邀罗长福在茶楼喝茶，谈话中罗长福了解到，原来是国安想发展他当线人。据罗长福后来对朋友讲，他同意合作，但原则是不出卖任何人，并保留随时退出的权利，还声明属于合作关系。并将其[合作意向]发到国安陈的信箱，国安看后大发雷霆，对罗扬言：“我们可以重新抓你”，并说：“只有隶属关系，得全听我们的”。  由于双方话不投机，本可荣升共特、光宗耀祖的罗长福只好仓惶出逃，并带走了监狱手稿，准备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一本记录中国政治犯和家属生存惨状的教科书。 在海上游泳的过程中被抓的 8月底，罗长福先生在向六四天网透露他恐惧重庆国安的政治迫害，必将亡命天涯、追寻民主自由以后，立即与各界断绝了任何联系。 其间，各界朋友时刻都非常关心他的安全，海外不少朋友还很多次来电问询。 2006年9月12日晚,朋友接到罗长福前妻的求助电话，罗长福在2006年9月5日在厦门因涉嫌偷渡被行政拘留5天。现在，已经在被遣返的路上，罗长福前妻说，他可能在明天(2006年9月13日)到达重庆。 其他情况,他的前妻和朋友们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切只能等罗长福抵达重庆获得自由后才见分晓。 不过，朋友们介绍，罗长福是在海上游泳的过程中被抓的。 政治犯被逼喂鲨鱼 政府很丢脸 六四天网是个不政治、不宗教的网站，仅仅关注人道、人权，乐于帮助一切意图摆脱政治、宗教和信仰迫害的人们。 8月底，在获悉罗长福亡命天涯，不知去向后，我们的义工立即与能够帮助他的各界朋友，特别是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台湾新闻界朋友联系，他们立即表示，假如到了这里，我们将尽全力帮助罗长福先生。 在此，我们感谢台湾新闻界朋友的关心和支持。 此外，我们还咨询了罗长福的战友、著名网络异议人士蔡陆军先生，他获悉此事后说：当地警方,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处理,将在办理一定手续后释放,应该不会有进一步的法律方式处理,因为当地警方已经处理了。 笔者赞同蔡陆军先生的观点，毕竟，我们的政府把罗长福逼到了喂鲨鱼的境地，应该是个很丢脸的事情。希望重庆方面善待前政治犯罗长福先生，关心他的生活和工作，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值得留恋的地方。 毕竟，罗长福先生的故事太典型了。 毕竟，最终搞跨东德政府的难民大逃亡事件，还让我们记忆犹新。 同时，我们更希望中共当局，理性地对待今天开庭审理的郭起真先生，正是你们把罗长福先生逼到了喂鲨鱼的境地，把郭起真先生逼到闯入大牢的境地。

　

【2006年9月13日狱委讯】VOA记者：大卫/中国政府宣布将加强控制在中国的外国媒体的消息立刻引起国际社会不满。美国国务院和其他国家的重要机构纷纷就此提出批评。 美国国务院表示谴责 北京一书报杂志摊 多家媒体报导，自中国政府日前宣布“外国通讯社在境内发布资讯管理办法”后，世界各国纷纷表示不满。美国国务院特别就此发表声明，对这项措施极度关注，美国已向中国表明，自由是基本的、也是普遍接受的权利，而且是中国宪法当中确认的权利。美国认为，这项措施违背了中国希望建立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现代化经济的愿望。 德反对党促总理表达不满 德国最大反对党自民党也抨击中国此举，并且要求德国总理梅克尔向中国表达不满。 不过，香港城市大学大众传媒学院副院长何舟表示，这项所谓新的管理办法，其实是新瓶装旧酒，和过去对外国媒体的管理办法并无不同。他说：“我觉得基本上是相同的，它并不监管你发稿发到国外去呀，它主要是管理你在中国境内的发稿问题。因此，在这个范围上，它当然可以提出国家主权的问题啦，提出有效管理的问题啦。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它前后提出来的理由其实基本上是接近的，没有什么重大改变。” 媒体组织：奥运前加强管控 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认为，中国此举可能是希望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先做好管制信息流通的准备，因为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将有成千上万的外国新闻工作者会涌进中国。 另一方面，香港城市大学大众传媒学院副院长何舟认为，近几年外国媒体在中国发展太快，超出原来规定的范围，可能也是原因之一。他说：“中国的媒体市场近年发展非常快，中国的许多媒体现在可以直接通过外国通讯社的网站，或者外国通讯社的其他渠道，取得外国通讯社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外国通讯社就冲淡了中国通讯社发布消息的功能，而按照原来规定，这是不应该的。” 何舟说：“在目前中国的媒体市场，外国媒体其实已经占有相当一个风格，而且外国媒体对中国民众也有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你一下子把原来已经打开来的精灵盒子要关上，当然大家的反应就比较大了。你原来已经走到一个比较开放的程度，现在突然要收紧，大家的反响当然就大了。” 分析：损害中国国际形像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何舟认为，由于难度太高，可能办不到，中国此举不过是平白损害了一次中国的国际形像。 何舟说：“可能这件事还是会虎头蛇尾的，因为你实际上要控制外国通讯社是有相当难度的。再者，你在世界上就会引起一个非常不好的反应，中国政府怎么又走回头路，使人觉得比较反感，对中国的政治形像和国际形像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郭起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辩护词 刘路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被告人郭起真的妻子赵长琴的委托，并受山东华冠律师事务所的指派，经被告人郭起真同意，在郭起真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中担任其辩护人，我们将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的辩护人的职责，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郭起真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依法维护被告人郭起真的合法权益。 我认真阅读了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沧检刑诉（2006）69号起诉书，仔细研究了起诉所依据的证据，并详细听取了郭起真对起诉书的意见，现结合本案案情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起诉书认定被告人郭起真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证据方面存在重大瑕疵 辩护人认为，起诉书列举和证据显示的郭起真所写的34篇文章，不符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构成特征 例如：公诉人指控说在《大陆供奉着连狗都不如的斯大林》中，被告人“别有用心的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诋毁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及前国家领导人。”辩护人认为，郭文提到：大陆“用近千枚导弹时时刻刻虎视眈眈地威胁着台湾2300万人民”，“毛泽东主张用三分之一的人口与美国对决”，“邓小平主张杀20万人维护 20年和平”，以及某将军主张“牺牲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与美国人对抗”等等，这些说法在网上流传已久，真假难辨，但绝非郭起真捏造。 用（来自网络上的信息议论）政府和前国家领导人是客观事实，但这主要是受网络封锁、信息不对称、大陆很多资料不公开的影响。我们对国家领导人只是一味颂扬，不允许客观的评价，导致郭起真只能通过海外的网络寻找“真实”，这是（政府对新闻和信息堵塞导致的直接后果）。 再如：公诉人指控：郭起真在《3月6日绝食日记》中说：“让全世界追求光明，坚持正义的善良人们的一腔热血，共同来敲响邪恶政权的丧钟吧。”该文诋毁我国政权，并煽动推翻我国现政权。 辩护人认为，郭文的表述是一种文学性的情绪化宣泄，没有具体的指向和操作性，只是一种言论表达的方式而不是操作计划，不能认定是煽动颠覆我国的国家政权。 还如，公诉人指控：在《赖斯和林昭》中，郭起真污蔑我国国家政权是专制独裁政权。 辩护人认为，郭起真攻击、甚至谩骂国家政权是一回事，煽动推翻这个政权是另一回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公诉人指控：在《谁是中共政府的敌对势力？》一文中，郭起真诋毁党和政府，并企盼外国势力干涉中国事务，摧毁现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说明郭起真颠覆国家政权的急迫心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希望不择手段的推翻现政权，打倒中国共产党。 辩护人认为，在本文中，郭起真的期盼是一种假设，一种对将来可能发生的预测，并不是煽动大陆人民立即付诸行动，推翻中国政府。而且，郭起真在很多文章中一直期望中国和平过渡，实现民主政治。公诉人的这种指控显然以偏概全，不能客观反映郭起真的真实思想。 二、指控郭起真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违背宪法，曲解法律，违背公认的国际标准 起诉书指控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是：被告人的文章但仍然停留在言论层面，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和具体的行为指向。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只是一种过于激烈的情绪宣泄，一种夸大其词的抨击、批评，至多只会对被批评者的形象造成负面评价，但远不足以蛊惑、煽动他人因此采取颠覆国家政权的行动。把他的一些过于尖刻、放肆的言词（个人感受大胆笺言等内容）等同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号召或鼓动，不但混淆了这两者本质的不同，而且给世人以“以言治罪”的负面评价，将远远超过郭文可能产生的任何影响。 关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定义，国际条约有严格的限定：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 我国早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规定：“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 《有关国家安全、表达及获取信息的自由的约翰内斯堡原则》。第六条规定：“只有当一个政府可以证明以下事实存在，言论才可能以危害国家安全受到惩罚： 1）、该言论是有意煽动即刻的暴力行为； 2）、该言论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暴力行为； 3）、在该言论与暴力的可能性或出现之间有着直接且即刻的联系”。 这一原则被概括为“现实而紧迫的威胁”原则，即只有当言论对国家安全构成“现实而紧迫的威胁”时，才能构成犯罪。本案中，郭起真的文章中并没有任何煽动即刻的暴力行为的言论，客观上也不可能引起这样的暴力行为，对于国家安全显然不构成“现实而紧迫的威胁”，因此并没有超越言论自由的范畴，不应被认定为构成犯罪。 被告人的观点意见是否正确有待历史检验，但不论观点正确与否，标题有无不妥，都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公诉人也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分析论证这些文章是如何危害国家安全如何颠覆国家政权的，却武断的认定被告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论证，只有结论。这是典型的上纲上线、以言治罪，是对法律的滥用。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在主观上必须有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客观上必须实施煽动的行为并造成严重后果。根据刑法理论，煽动罪从法理上言应同时具备下列要素： （一）、煽动者必须是有颠覆动机； （二）、煽动者不仅是发表言论和看法，而是推动被煽动者采取具体行动； （三）、有确定的煽动者主观选定的被煽动者，譬如网络上发表言论没有具体被煽动者，因此不构成煽动； （四）、被煽动者采取了煽动者推动的具体行动，煽而不动或者被煽动者采取的并非煽动者所推动的行动，则不构成犯罪； （五）、只有在被煽动者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前提下，煽动者才可能触犯煽动颠覆罪。 五个要素，缺一不可，但本案中，被告人发表上述文章，其目的是要推动国家的民主法制进程，其行为是履行宪法赋有的言论自由权利和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并没有违法，更构不成犯罪。如果可以以此定罪，那么，凡批评政府抨击时弊痛斥制度性腐败、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良主义的言论，例如绝大多数网络BBS言论，也都难逃诽谤和煽动之嫌。据此，众多专家学者和网络活跃人士、广大向往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和网民包括体制内的改革派都有罪、成千上百成万上亿的中国人民程度不同的都有罪！这是何等的荒唐！ 二、郭起真案件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 BR>本案与其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一个显著区别是，被告人的情况非常特殊，表现为： 1、郭起真原本是个普通的职工，本是党和政府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对象，但因受各种社会不公的现象波及，尤其是感到12年来自己的冤屈没有得到公平处理，而成为对社会不满者和冤、错案的受害者、上访者，日积月累而发展到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和领导人产生怀疑、反感以至怨恨情绪，并诉诸文字以为泄愤（表达）。这个演变过程其实与有关单位包括司法机关对他的问题一直处置不当有相当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这些一错再错的处置，才使他变得与政府离心离德（质疑怀疑）。因此，如果无视这个历史过程，只将责任推到他个人身上，把他推倒政府的对立面，并运用刑事手段加重处罚他，显然是不公的，也是不智的，司法和社会效果恐怕仍像以往的处置那样会适得其反，利不抵弊。 2、被告人只有小学文化，虽然靠自学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但尚不能做到文从字顺，因缺少必要的逻辑训练和文史知识，他的文章只能是一些情绪化（个人化）的宣泄，过分之处形同谩骂。由于他的文章只是登在海外网络上，其读者基本都是文化程度高得多的人，他这类低层次的可读性很差文章不大可能引人注目，很难起到煽动、蛊惑他人的作用，也没有证据能证明他的文章能起到多少影响和作用。因此，如果无视这个现实背景，只看他文章的主观过分宣泄和谩骂（个人感受和激烈言辞）程度之大，不管其文字的客观影响效果之小，硬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显然是小题大作，罪不当罚，有违刑法的基本宗旨。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像郭起真这样因为有关部门的工作失误而造成当事人反弹，将对政府不满情绪诉诸文字发泄以至谩骂的情况，又未发现有明显危及社会的后果，一般应对当事人处以教育和挽救的措施，而不应以犯罪论处。希望法庭能够充分考虑这一建议。 三、本案对郭起真有罪判决无益于社会和谐和稳定 1、根据郭起真的表述，他之所以写这类文章，无非是想引起海内外的注意，以便纠正他所遭遇的冤错案，无论他这样做是否会被别有用心的势力利用来攻击我国现状，但目前并无明显有害后果。如果司法机关坚持对他坚持判罪处罚，反倒会引起国内外舆论大哗，从而损害我国司法机关以至国家的形象。 2、郭起真因为错案被开除公职以后，家庭陷入困境，写文章赚稿费他获取生活费的唯一来源，如果他被判刑入狱，他的妻子和孩子将无以为继，陷入绝境。这样的家庭将成为社会的负担。相反，如果能对郭起真宽大处理，则不但可以对他起教育和挽救的作用，也将使他的家庭也将恢复正常，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健康力量。 3、郭起真在被捕之前，经常上访，并且多次在沧州市举行重大活动的时候散发传单，搞示威游行，是沧州地区的一大麻烦。如果将他判罪入狱，即使不会引起更多人的借机反弹，也不过有几年清静时间，但他出狱后恐怕更难罢休，因此这个麻烦永远不会消除。如果司法机关能权衡考虑，本律师可以做工作，让郭起真安心工作，从而为沧州一劳永逸的解决掉这个问题。本律师在会见郭起真时曾经跟他谈过这个意见，他表示原则同意在政府宽大处理并给他安排生活出路之后，不再上访、闹事（鸣冤）、撰文、纠缠不休。 审判长、审判员： 被告人撰写的文章皆属宪法中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范畴。 言论自由当然也有其限度，当言论自由对其他利益造成了真实而非臆测的、实质而非边缘的损害，且又没有其他手段以避免或消除这种损害时，是可以对言论自由进行最小的必要程度的限制的，但绝不可仅因言论而被判刑。言论对治言论原则已成为世界普遍公认的原则，意谓因言论自由造成的弊端和负作用，应通过言论的自由流动以及在此过程中所迸发出的人们理性与智慧来消除。思想问题思想解决，言论问题言论解决，不允许以行动、司法对治言论。 被告人的文章旨在推进国家的民主进程，决非公诉人所说的反动文章。 孙中山先生曾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根据孙先生的观点，这个潮流就是民主、自由。顺应民主潮流是进步，在思想、行动上维护旧制度，破坏新制度，抗拒客观规律，逆时代潮流而动无疑就是反动。按照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的观点，那些维护专制、反对民主、压制自由的言论、思想、立场、势力，才是真正的反动言论、反动思想，反动立场、反动势力。持此言论、思想、立场者，才是名实相符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把被告人宣传民主思想、鞭笞腐败丑恶的文章，称为反动文章，何以堵天下悠悠之口，何以体现人民法院的人民性和共产党的先进性？而且所谓“反动”并不是严谨的法律术语。 本案如何判决将直接表明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一个重要领域——言论自由方面的立场，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取向是顺应历史和世界潮流还是逆潮流而动，影响到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一般评价。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的确，他如果说得有道理，你为什么要定他的罪？如果他是胡言乱语，定他的罪岂不是更荒谬！ 法院判案，应该排除政治的干扰，但是，不能不考虑案件的政治影响，否则，还奢谈什么法院的智慧？如果判决郭起真有罪，将发出一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危险信号。人民建言无路，泻怨无门，就会出现道路以目的“稳定局面”，而这个局面，只不过是社会动乱和暴力革命的前奏而已。那些“防民之口”的人又得到了些什么呢？ 综上所述，本辩护人认为，郭起真先生的某些言论虽然不妥，但是尚没有构成犯罪。对郭起真案件，应该从维护法治、维护国家的人权形象和司法形象、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全面权衡，综合考量，对郭起真做出公正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无罪判决。以上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山东华冠律师事务所 李建强律师 二00六年九月十二日

【2006年9月13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建军报导/河北省维权人士郭起真被指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周二在法院开审。郭起真的律师指郭起真批评政府是基于社会不公的事实，而且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因此他表示对审判结果感到乐观。  河北省沧州中级人民法院，在周二早上九时，对维权人士郭起真，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件开审。审讯长达三小时，但未有审判结果。 郭起真的辩护律师李健强，散庭后接受本台访问，他指被扣两个多月的郭起真健康状态较差，郭起真本人及他的妹妹都在庭上做了无罪辩护。郭起真否认颠覆国家政权，他写文章批评政府，只不过是揭露社会的不公现象，以及对推动国家民主化作出贡献。  而李健强和郭起真的妹妹郭慧萍都指郭起真的言论只不过是措词较为严厉，并没有煽动群众推翻政权，而且言论自由亦是得到宪法保障。  李健强指，他对审判结果是审慎乐观。他认为郭起真过往曾受到司法不公的不愉快经历，加上看不过眼官员贪污腐败，才会批评政府。因此，他希望当局能无罪释放他。李健强说：他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他对政府的批评是有自己的基础，并不是像独立知识分子，从理论和制度去批评政府，纯粹从感性基础，来作出他的批评。  郭起真的妻子在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情绪相当激动，她指责沧州腐败官员迫害一个如此正直的人，而且对无辜的家人亦不放过，包括派出公安多次骚扰在学的儿子，以及未有搜查令破门入屋搜查。她认为现时只有上天才能惩治这批腐败的官员，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做好人实在太难。她说：我为了他这十二年来的冤情，我看着他在庭上带着手拷的样子，我实在受不了，我作为他的妻子感到很难过，我看着他走到现在这一步，做好人难道是这样难，难道做好人就是太难的吗？  四十八岁的郭起真，在文革时期曾受因迫害，导致精神失常，之后亦曾经多次被公安逮捕。在1994年，由于他揭发沧州官员贪污腐败的情况，因而屡受迫害，多次上访。在2000年，他曾经前往四川担任维权网站天网的义工。在今年六月，郭起真因在网上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被沧州公安当局拘捕，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

　　（案语：韩战在1950年6月那个周末开打以后的三年期间，有关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指控和争论，便和传染病的流行规律一样，每年春起而秋落。直到苏联外交档案正式解密之前仍未尘埃落定，只是不再和每年的流行性传染病一同发作，而是随著指控国家政治的需要打摆子发烧：一有风吹草动，必定打雷下雨。这种情况直到苏共后来内部秘密调查确证此一指控乃是没有事实依据的骗局，终于命令中朝两方停止做戏为止，也没有丝毫改变。了解中国和苏联历反美运动史的人知道，这是中国人心中美国的妖魔形象至今仍无丝毫改变的原因之一。）

苏联总统档案文件：

　　“致毛泽东：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委员会被误导了。新闻媒体传播的关于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消息，是建立在错误的信息基础上的。这项对美国的非难指控是伪造的。”——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主席团1953年5月2日决议，关于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库兹涅佐夫[V.V.  Kuznetsov]和苏联在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事务负责人苏兹达列夫[S.P. Suzdalev]的信。

　　一、基本情况

　　韩战期间，由于卫生条件极差，后勤供给不足，营养严重不良，生存条件艰苦，中国人民志愿军、北朝鲜人民军士兵军官中流行斑疹伤寒、霍乱、痢疾和天花传染病。此外，中国人民志愿军从东北至北韩出兵的道路沿线，正在发生地方性的瘟疫。同时，联合国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北朝鲜人民军，都有士兵传染了一种地方病，叫出血热[Hemorraghic Fever]。到了1950年冬季至1951年春季，有报道说，天花、斑疹、伤寒遍及朝鲜南北两部。联合国军指挥部部署并展开了大面积预防工作。滴滴涕大量使用于士兵中间，因之朝鲜乡间田野的空气中散布着浓重的滴滴涕气味。朝鲜北部，数千中国的保健工作者被紧急派往前线，同时匈牙利和东德的义务医疗工作队伍也奔赴朝鲜战场。

　　出血热这种病菌过去在朝鲜未曾发现过，但它确实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北朝鲜途经东北（满洲里）沿线的一种地方病。49年前中国国共两党战争期间，金日成曾经派遣北朝鲜军人支援中国的“解放战争”，那一带也曾经是这些编入共军的北韩军人以及北朝鲜武装闪电突击队的驻扎地。这些军人后来在韩战期间参与进攻南韩，并在朝鲜半岛中部的狭长地带作战。这一带随后又被反击武装入侵南韩的联合国军占领，随之出血热成为朝鲜当地的一种流行病。

　　二、美国解密档案记录

　　1950年后来解密的美国档案记录：韩战爆发前，美国国防部国家安全会议1950年2月17日通过的62号文件，C款就明文规定：“除非用于报复还击目的，美国将不会使用化学、生物与放射线武器”。那时，斯大林给苏联驻北韩大使什特科夫发出同意金日成武装进功南韩的计划的密电才17天，朝苏之间，一项以朝鲜的原子弹材料金属，铅，与苏联的军事援助互为交换为条件的秘密协议，刚刚在斯大林和金日成之间通过绝密电报达成。朝鲜半岛上那场后来打了三年的战争，刚刚开始正式酝酿，还要有4个月才能爆发。美国没有料到，它虽然后来在韩战中严守自己限制使用非人道武器的规定，但仍然稳稳地戴上了一顶使用细菌武器的黑帽子。

　　三、前奏

　　1951年1月，苏联国内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会[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倡导下，展开“仇美[Hate the Americans]”活动。3月5日，6日、7日、8日、14日、17日、18日、19日、20日，4月7日和5月13日，中国政府启动控制于手中的国营“新闻媒体”展开宣传攻势，指控美国在韩战中使用毒气战。3月14日，国际红十字会中国代表李德川（译音——Li The Chuan）呼吁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of Red Cross Societies]正式谴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和毒气。

　　5月8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电告联合国安理会：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并散播天花。5月19日、24日和2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美国正在准备使用细菌战，并且指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毒气，以便为细菌战做实验检查。9月22日，中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上述指责。9月，一个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民主律师国际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mocratic Lawyers]决定派一个委员会，赴朝鲜调查各类“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但是直到1952年春季以前，上述指控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四、传染病再度大面积流行，嫁祸美国

　　1952年1952年初，苏联顾问警告中国政府官员，美国可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化学、甚至原子武器。1月2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在一项报告中说：美国的飞机掌握北朝鲜制空权并偶尔飞越中国领空，散播天花病菌。报告认为这是导致当时爆发的霍乱、瘟疫以及其他传染病的原因。中国政府旋即命令取证调查，并派传染病防治人员赴朝鲜。

　　2月1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指挥聂荣臻发电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讨取证调查事宜，并强调说：我们必须要求苏联细菌专家及设备的帮助。聂荣臻同时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门开始相应的准备工作。2月19日，毛泽东将聂荣臻的来电转批周恩来：请注意这个问题并为此做出必要的准备。

　　1952年2月21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报，状告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1952年2月22日，北朝鲜外交部长白汉永[译音——Bak Hun Yung]再度发表官方声明，指称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战。声明说，美国飞机分别于1月18日、29日，2月11、13、15、16日在北朝鲜地区空投了数种携带瘟疫、霍乱及其他细菌的昆虫。与此同时，北朝鲜的广播电台也报导说，在平壤北部发现了美国的细菌弹，里面装满了能够在寒冷气候下生存的带菌苍蝇。

　　同一日，在庆祝社会主义阵营“反殖民主义国际日”之际，苏联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使用细菌战。2月24日，在调查取证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支持北韩政府对美国的指控。与此同时，中国卫生组织公布：中国东北部等地也发现了带菌昆虫。

　　美军在韩战中使用细菌弹的消息立即通过官方控制媒体传遍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各国。事实上，早在半年前的1951年夏季，北朝鲜已经大面积流行过瘟疫。而几乎没有卫生设施和条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士兵中，各种传染病如斑疹伤寒，天花、霍乱等等，也开始大面积流行。由于几乎没有医药可以救治，众多的中国军人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流行病。

　　2月28日，聂荣臻再度发电给毛、周二人，指称美国仍然在三八线一带和50军团上空散播带菌昆虫。并报告说，他已经动员44位中国昆虫学家、细菌学家、传染病学家、毒素学家、病理学家和营养学家赴朝，次日抵达前线。也是2月，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拉科波·马利克[Lacob Malik]，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化学武器。

　　五、美国的否认

　　3月4日，沉默多日的美国终于开口。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发表声明说：“我想清晰、明确地指出，这些指责是完全错误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使用任何种类的细菌战。”艾奇逊在声明中同时要求指控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团前往调查。

　　战后披露的档案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政府沉默期间，曾经对这一指控所做出分析。分析认为：北韩政府当局预计已经大面积流行的瘟疫等传染病将在夏季继续泛滥，所以就以细菌弹为名嫁祸美国，以便在国际舆论上挫败美国。这个分析存在的本身说明，美国即便在私下里也没有认可这一指控。

　　六、中国开始宣传攻势

　　3月4日，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民主律师国际协会派出的委员会进入北朝鲜，进行调查。3月8日，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开始大规模报道关于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战的消息。首先是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政府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声明说：“美军侵略军自1952年1月28日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的细菌战之后，又自2月29日起至3月5日止，先后以军用飞机68批、448架次侵入中国东北领空，并在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散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美国政府为了要达到其扩大朝鲜战争、破坏远东和世界和平的目的，不仅在朝对和平人民朝中人民武装力量使用了国际公约和人类道德所绝对禁止的细菌武器，甚至还扩大这种罪行，对中国东北的和平人民，也使用这一非法的细菌武器，来进行野蛮的挑衅。”声明接着说，“对于美国政府这种公然破坏国际公约，违反人道的残暴行为，中国人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另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协会[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1971年的《化学与细菌战的问题》[The Problems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一书指出，周恩来还指责美国使用蛤蚧、纸包、衣物包装、各种陶器和金属制品作为容器，以蜘蛛等节肢类动物和小型啮齿类动物等18种带菌动物，散播家禽白血病等动、植物病菌。

　　同一时间，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严惩”“撒布细菌的美国凶手”。也是同一时间，中国政协、中共、大陆和十二个“民主”党派、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于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抗议书》。

　　七、美国再度否认并正式要求调查

　　3月11号，在发表否认声明并要求指责国家允许国际社会进行调查的一个星期之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直接向国际红十字会发出要求，希望在有关地区进行调查。艾奇逊向国际红十字会发出调查要求大约有三方面原因：首先，这个组织在国际社会是一个有公信力的组织；其次，中国政府曾经邀请这个组织到中国调查日本侵略军二战期间在华使用细菌战的事实，它当时的出色工作已经得到中国以及国际社会的认可；再有，在美国遭受指控期间，红十字会内部差不多所有的苏联盟国都发出过呼吁，要求红十字会起来反对美国的残暴行径。

　　3月12日，国际红十字会对美国政府的请求做出反应：按照国际惯例接受这一请求，并立即向中国政府和北韩政府提出申请，希望调查行动得到中国和北韩的合作。并告知，印度政府将对调查行动提供必要的帮助。国际红红十字会计划由一名巴基斯坦代表、两名印度代表和三名瑞士代表组成的小型调查团，赴事发地展开调查工作。

　　八、苏联的幕后活动与操纵

　　3月12日，美国郑重其事的积极的态度以及国际红红十字会的快速反应，大约出乎苏联意料，苏联为此开始幕后忙活：就在红十字会接受美国请求的同一天，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科[Andrei Gromyko]当即把朝鲜问题专家、韩战期间在苏联对北韩外交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苏联驻北朝鲜大使馆政治官员通金[G.I. Tunkin]以及另两位官员，立刻调到外交部的第一远东部门。葛罗米科要求他们针对国际社会将要展开的调查行动，为之提供1929年和1949年日内瓦公约条款的有关信息。通金的工作卓有成效，葛罗米科由此获悉，日内瓦公约明确指出，对于任何违反公约的指控，可以由交战双方自己进行调查。据此，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可以名正言顺地拒绝国际红十字会将要提出的有关调查提案。

　　3月13日，通金向苏联外交部建议，向驻中国和北朝鲜的苏联大使问询：他们认为中国和北韩对美国的积极态度会做出什麽样的反映？3月15日，中国政府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开始就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一事，进行调查。这项突如其来的抢先行动是否得到苏联方面的指示，至今无从知晓。3月19日，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民主律师国际协会派出的委员会结束在北朝鲜的调查。

　　九、联合国、红十字会连续八次请求中国北韩配合调查未有反馈；苏联阵营调查团违反公认的独立调查程序，缺乏事实；中、朝持续指控；苏联幕后活动对付美国的积极反应

　　3月中旬，联合国军总指挥马修·里奇韦[Matthew Ridgeway]将军再度否认关于细菌战的指控，他并补充说：“设计出这些指控，明明是为了掩盖共产主义者在对付一年一度普遍发生在中国和北朝鲜的传染病的无能和及时救助牺牲者工作方面的无能。”

　这一年，关于美国使用细菌战的指责在联合国风起云涌，各国代表各执己见，议论纷纷。3月20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利[Trygve Lie]把世界卫生组织将就美国在北韩散布细菌的指控提供调查的议案，以电报形式发往平壤，征询意见。3月26日以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再度公开正式否认对美国的这项指控。3月20日至27日，民主律师委员会在北京进行调查。3月28日，国际红十字会就调查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一案，再度向中国、北韩发出请求合作的呼吁。

　　3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利再度将世界卫生组织就美国在北韩散播细菌提供调查的议案，以电报形式发往平壤政府，征询回答。3月中旬至4月中旬，也许因为当年的4月28日将是举世瞩目的“美日和平条约”签字生效日，苏联新闻媒体以其四分之一的版面和内容，大力宣传“美国使用生物战”。

　　3月下旬，平壤官方公布：美军在朝鲜北部散布细菌达八百多次，散布范围达四十多个郡。但对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的调查要求置之不理。3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利三度将世界卫生组织将对在北韩战场散播传染病一事提供调查的议案发往平壤。

　　3月31日，国际红十字会第三度向中国、北韩发出请求合作调查的呼吁。同日，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委派的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北京发表。报告大量篇幅文不对题，指责美国在1951年5月6日至1952年1月9日期间，使用化学武器。

　　4月2日，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委派的委员会在北京发表第二份报告。报告指控美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使用细菌武器，违反1925年日内瓦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公约和1948年种族灭绝公约[Genocide Convention of 1948]。值得指出的是，这个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中没有实地考察和独立分析的工作程序，对于指控一方所提供的证据也没有进行独立的验证，而直接接受了指控者所提供的证据及其结论。报告结论说：“我们认为上述事实构成了美国的侵略行径、美国的种族灭绝特别是反人类的罪行。它如同一个重大威胁胁迫着全世界，其限度和影响无法预知。”美国科学家，生化战争专家，马里兰州立大学国际安全学中心研究员米尔顿．莱滕贝格尔[Milton Leitenberg]据此评论说：这两份调查报告与其说是指控使用国际公约所限制的武器，不如说“更象是对正规战争罪行的控诉”。

　　4月6日，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利第四次向北韩政府发出请求，要求允许并配合世界卫生组织进入朝鲜有关地区进行调查。北韩官员为此立即向苏联驻北韩大使拉祖瓦耶夫[Razuvaev]征询意见，是否应当对此事继续置之不理。

　　4月7号，中国政府自己的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野蛮的和卑劣侵略行经。不仅犯下了侵略罪行，而且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

　　4月10日，国际红十字会第四次向中国政府、北韩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允许红十字会调查团进入北朝鲜和中国有关地区进行调查。并表示，如果在4月20日以前，北京政府、平壤政府仍然不做出回应，红十字会将视为对这一请求的否决。

　　与此同时，为了避免这个国际医学专家调查团赴北韩进行调查，苏联驻北韩大使拉祖瓦耶夫为北韩政府起草了对联合国要求调查的议案的答复文件。维辛斯基[Vyshinsky]为此项回应征询斯大林的意见。拉祖瓦耶夫就他的答复文件解释说，北韩认为做出回答是“失策的”，因而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他建议北韩政府做出回应，指出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利的提案不能被接受，因为世界健康组织没有相应的国际权威，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改变此项提案。北韩政府在答复中还应当指出：美国始终拒绝讨论1925年日内瓦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公约。在呈报斯大林同意之前，拉祖瓦耶夫起草的这份文件获得苏联外交部同意，并抄送莫洛托夫[Molotov]、马林科夫[Malenkov]、贝利亚[Beria]、米高扬[Mikoyan]、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布尔加宁[Bulganin]和赫鲁晓夫[Khrushchev]。

　　4月末，维辛斯基就对北韩的建议再度征询认可。苏联驻北韩大使拉祖瓦耶夫提出，苏联政府应当建议北韩发表一个声明，表示他们将坚守1925年日内瓦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公约。但是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向维辛斯基报告说，他们不能接受这个建议。原因是：一，韩战已经打了两年了，北韩已经对美国使用细菌武器提出抗议了，北韩在此之后发表这样的声明将给国际社会造成奇怪的印象，引起疑问；二，社会舆论指责美国而不是北朝鲜违反国际公约，所以无论北朝鲜是否发表声明坚守公约，北朝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都将会保持强硬。

　　十、红十字会停止调查努力；苏联阵营另一调查团前往，重复前一调查结论，仍然没有独立调查程序；美国再度争取联合国公正调查未果

　　4月30日，由于中国政府和北朝鲜政府都没有回答国际红十字会的多次请求，国际红十字会表示，停止有关这项调查的努力。北京政府虽然对国际红十字会的请求置之不理，却用新闻媒体对国内老百姓大造舆论。新华社在三、四月间发表文章，言词间充斥对国际红十字会这个具有广泛国际信誉，一向救助世界一切处于灾难中国家人民的组织的恶意谩骂。文章说：国际红十字会的行为表明它对美帝国主义的邪恶的共谋和恬不知耻的阿腴。急切要求调查的背后目的，明显地是为了了解美国侵略者无与伦比的兽行的实际效果，并试图以其毫无价值的报告洗刷这项罪行。

　　5月22日，联合国军指挥马修．里奇韦将军在再度声明否认这项指控。他说：“联合国军没有任何必要，在任何时间、以任何形式，使用细菌战和毒气战”。6月23日至8月31日，在苏联的建议和组织下，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组织，“东方共产主义世界和平会议[Communist-oriented World Peace Council]”组成的一个“国际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ssion]”，以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博士为首，先后进入北朝鲜和中国，进行调查。

　　约瑟夫·尼达姆（又名李约瑟）是英国著名化学家，也是1942年至1946年英国在北京的科学使团的首领。在那一时期，他曾任国民党军队医学管理部门的顾问。此外，约瑟夫·尼达姆引人注目的另外两个身份是：一，他也曾经参与过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华使用细菌武器的调查；二，他是一位在国际社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

　　7月，美国为争取国际社会认可的公正调查，再度做出努力：向联合国安理会正式提交决议草案，呼吁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调查并向联合国做出报告：“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在它所选择的具有国际信誉的科学家以及类似专家的协助下，对这项指控进行调查，并尽快向安理会就调查结果作出报告。呼吁所有政府和当局给予国际红十字会全力合作，包括进入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其间执行调查公务的地区，和在这些地区自由行动的权力；要求秘书长为委员会提供所需的援助和设备。”安理会以十票同意，一票否决通过此项决议案。否决的一票是苏联。

　　在被中国、北韩变相否决的情况下，美国提交第二份决议草案。草案说：由于（中国和北韩）政府的拒绝和当局对允许公正调查的指控，“安理会将做出结论，谴责这种伪造和散播错误指控的行径。”安理会以九票同意，一票弃权通过此项决议。弃权的一票仍然是苏联。

　　9月，国际科学委员会在北京提交了调查报告。报告长达669页。美国科学家，生化战争专家，马里兰州立大学国际安全学中心研究员米尔顿．莱滕贝格尔介绍说：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关于昆虫学、病原体、传染病学、代菌者等方面的背景知识介绍。报告所提供的有关调查的实质性内容少于前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委派的委员会在5个月前所做的调查报告，而后者所提供的调查实质性内容则少于中国官方在媒体上发表的声明中的事实陈述。敏锐的分析家们注意到：这项报告没有提及有关美国使用化学武器的声称。然而更为重要的仍然是：这个委员会和几个月前民主律师国际协会的委员会一样，在没有经过公众认可有效的调查程序情况下，即，在没有独立的实地考察和分析，没有独立确证任何呈交给他们的样品材料的情况下，就将他们收到的证词（其中包括美国空军战俘的证词）直接列为事实。

　　关于这项调查极有意味的细节是，向这个调查团公开承认自己空运并投踯细菌弹的一位美国空军战俘，瓦尔克·马胡林[Walker Mahurin]，在当时就利用和一位调查团中的奥地利人同时上厕所的机会，冒著危险悄悄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至关重要，他说：“我的话全是假的。”一年之后，1954年，瓦尔克·马胡林被释放回到美国。他返回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记者会，否认自己在战俘营期间，在高压下，在那个苏联控制的调查团面前所做的证词。

　　9月，这个调查委员会的一位名叫汤普森[G.P. Thompson] 的瑞典代表从中国返回后，在写给媒体的信中说：“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上，就是代表们绝对相信中国和北朝鲜的指控以及他们所提供的证据。”这封信的内容，于一年多以后，1953年12月5号，以“细菌战”为题，发表在《新政治家与国家》[New Statesman and Nation]上。

　　1953年苏联结束指控前的喧嚣：

　　1953年3月3日，斯大林逝世。这意味着一系列斯大林政府的行为将开始转轨。但是在苏联最高当局开始追查并最终下令全面停止关于美国使用细菌武器这项指控的宣传、造假活动之前，在苏联官员们的熟练表演下，这项指控仍然再度在联合国掀起波澜。

　　3月14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Malik]转而将细菌战的指控矛头指向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美国代表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 立即再度重申了美国的否认。

　　3月25日，苏联代表在日内瓦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the UN General Assembly’s First Committee]上散发美国空军战俘的有关招供认罪记录。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利[Omar Bradley]将军和美国海空部队[Marine Air Wings]指挥部官员再度出面予以坚决的否认。

　　4月2日，后来解密的美国档案记录：美国国防部安全会议在这一天通过了第147号文件。这份文件在“目前，联合国行动受下列限制”的标题下，再度一字不差地出现1950年国安会62号文件的有关句子：“除非用于报复还击目的，美国将不会使用化学、生物与放射线武器”。

　　凑巧的是，三天以后的4月7日，苏联出人意料地突然撤回其在联合国关于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战的申诉，并表示：这样做是为了“表明苏联为了和平而做出的真诚的努力”。

　　联合国众成员国有的心知肚明，有的莫名其妙，有的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是无论如何地名不正言不顺，这项吵来吵去、没完没了的公案从此不再在联合国内随着季节传性染病的来去兴风作浪。

　　据尚未对公众正式公开的苏联档案显示：苏共高层内部在斯大林逝世后，于这一年的4月秘密调查关于“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这一指控的真实来源和来龙去脉，并于5月得出这一指控是伪造的结论。遂通知中国和北韩立即停止这一伪造证据，诬陷指控的活动，同时以维护苏联国际形象的名义，在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罢官、免职、行政处分、刑事惩罚的处理措施（详情请参见同期刊出的题为“‘韩战细菌战’公案的新证据——12份来自苏联总统档案馆的文件译文”）。虽然至少在1953年，苏联最高当局就已经清楚指控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是不实的，但是由于苏联政府至今没有对此做出声明，也由于无论中国还是朝鲜，档案都没有解密，也没有对自己的人民说明真相，所以下列这些关于这一重要历史公案的各种的事实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十一、没有结论，不是尾声

　　1956年美国解密档案记录：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三年。只是到了这一年，在纷纷扬扬的“美国使用细菌武器”国际公案已经基本上不了了之，黑帽子摘不摘已经无所谓的时候，美国改变了其不首先使用生化武器的决定。美国国防部安全会议3月15号通过的第5062/1号文件规定：“在武装力量加强其军事能力方面，美国将准备在常规战争中使用化学与细菌武器。使用决定将由总统做出”。

　　美国的档案到期解密；美国的决议执行严格；美国没有用档案证明自己清白的习惯；美国档案解密的时候，它在国际上蒙受的不实指控已经成为昨天的历史。

　　1967年苏联军事出版社[Soviet Military Publishing House]印刷发行了关于“细菌武器及对它的防御”的技术手册，用于训练其武装力量。在回顾历史上的细菌战时，这部手册依次提及二战期间日本对华使用的细菌战和美国在越战中使用的脱叶剂（Defoliants一种化学药品，用以除去草木森林之叶–作者），但是完全没有涉及所谓美国在韩战中细菌武器的应用。对于尚不明真相的国际社会而言，这说明苏联不信任（从而也不参照）当年自己阵营调查团的报告中陈述的关于美国使用细菌战的事实。

　　1969年联合国发表的一份关于“化学、细菌武器的影响及其可能用途”的报告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军队没有将细菌学（细菌）载体用于战争武器的经验。”这项报告获包括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澜在内的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签字认可。对于韩战期间苏联中、朝、苏等社会主义阵营对美国的指控而言，这份报告清晰暗示，指控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然而不属实的历史也是历史，也可以成为过去。韩战结束17年的时候，只有少数专家注意到了这份报告中这部份文字的暗示，而国际社会已经不再关注这一指控。

　　1975年美国在这一年认可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国际公约。1979年那位曾经率领苏联阵营的国际科学家代表团调查细菌战的英国老头，国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化学家约瑟夫·尼达姆写信给《细菌战与伪善的否认》一书的作者斯蒂芬．恩迪科特[Stephen Endicott]重申他关于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的结论。

　　1982、1983年苏联重翻历史旧案假帐，多次指责美国曾经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事实上直到1986年以前，一有风吹草动，苏联就利用中、苏、朝制造出来的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指责美国准备或正在使用细菌武器，它成了苏联对美外交棋盘上一枚随时待用、每每灵光的棋子。

　　1984年在一个记者会上，一位日本学者问那位大名鼎鼎的约瑟夫．尼达姆：“是否有证据证明他展示的瘟疫的样本一如中国所声称的，是来自一个不常见的野鼠群？”这位还挺诚实的英国老头回答说：“没有。我们相信中国科学家的说法。有可能认为所有这一切是出于一种爱国的同谋。但是我宁肯相信中国人不是参与行动的一方……”。他还说，“当然，毫无疑问，委员会的成员事实上从未见过任何实例。我们看到的只是容器中的样品，带菌者也是发病后的死者。我必须说，我对这个方法（空投细菌的方法——本文作者注）的成功使用，没有获得深刻的印象。我的判断从来不是基于美国被击落的飞行员的任何口供，而是所有随附的证明”。约瑟夫·尼达姆的这番话，当时被《每日先驱》报刊登发表。

　　1984年当中国考虑签署“细菌与毒素（Toxin，尤指细菌在动植物中所形成而引起某种疾病者）武器公约”时，政府发言人声明说，“中国曾一度成为细菌与毒素战的受害者。”从历史逻辑上推断，这个“曾一度”（英译转中译——作者）应当是指二战期间日军在华使用细菌武器。

　　1985年在二战结束40年之际，莫斯科诺沃茨蒂[Novosti]出版公司出版的一部二战历史回忆录，提及日本在华使用细菌战，但完全没有提及朝鲜那段公案。1986年英国老头在给另一位叫做珍妮．麦德姆蒂[Jeanne McDermott]的私人信件中，坚持他从前的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的结论。他说：“前几年出版的所有东西动摇了我过去仅仅百分之三的怀疑并废除了这种怀疑。所以现在我百分之百的肯定。”这位英国老头在各种不同场合的类似重申被两位英国记者彼得．威廉斯[Peter Williams]和戴维．华莱士[David Wallace]引入1989年在英国出版《713部队：日本军队的密中之密》[Unit 713: The Jaoanese Army’s Secret of Secrets]一书再度引用。

　　1988年多年直接参与苏联细菌武器项目的前苏联卫生部长斯米尔诺夫[E.I. Smirnov]出版《战争与传染病》一书，书中有关韩战部份，除了讨论联合国军人在韩战期间所染的“朝鲜出血热”，没有涉及任何韩战细菌战的话题。1990年中国官方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友人，英国老头儿约瑟夫在北京举行欢庆他90十寿辰的仪式。老头令在座欣慰地再度谴责美国的细菌战罪行。老头儿今已作古，至死没有改口。对于苏共中央部长会议主席团内部调查此项骗局，并委派苏联驻中国大使和朝鲜事物负责人通知毛泽东和金日成中止这项指控的新闻宣传活动一事，他已经没有机会知晓了。

　　1998年尾声：来自自由媒体空间的报道

　　1月，日本《产经新闻》刊登来自苏联政府总统档案馆的12份文件（摘录）。这些文件的送交者是“产经新闻”驻莫斯科的记者靖夫内藤[Yasuo Naito]。文件内容是关于苏共中央内部1953年4月期间，对“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这一指控的调查、结论和处理。

　　这些文件展示了当年苏联内务部、安全部、外交部、驻北朝鲜大使馆、军事医学院等各级部门参与这项指控及其协助“调查”的有关人员的回忆供词；这些证词证明，为了指控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欺骗世界舆论，苏联驻北朝鲜的顾问们协助伪造细菌感染地区，对犯人宣判死刑并利用死刑犯感染病菌，制造细菌战证据。为此，文件认为，“苏联在国际舞台上蒙受严重的政治损害”，所以“鉴于欺骗党和政府，粗暴践踏苏联法规、国家纪律以及不诚实的行为，清除伊格纳季耶夫（苏联家安全部长）出党”，“撤销拉祖瓦耶夫的驻朝鲜人民共和国大使和首席军事顾问的职务，剥夺其将军军衔（军阶）并予以起诉。”

　　1998年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olars]出版的冷战研究权威杂志《冷战国际历史研究》，获得日本“产经新闻”同意，翻译出版了全部12份档案文件摘录，向英文世界首先披露了这一重大历史公案的苏联内部秘密。

　　不久之后的11月18日，美国《华盛顿时报》刊登美联社消息，题为“共产主义阴谋细节的证据”。文章概要这项指控的由来和12份文件的内容，采访了12份文件的英译者，美国韩战女专家和大量有关文献翻译者凯思琳．苇瑟比[Kathryn Weathersby]，从而再度向英文世界及西方冷战研究学术界打开了这一始终无从定论的历史公案研究大门。

　　1999年1月，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华盛顿手记”专题的20集“韩战”大型系列节目，在第11集中引用《华盛顿时报》的报导内容及其他资料，首次简要向中国大陆听众报导了所谓“美国在韩战期间使用细菌武器”真相。

　　（补充：2000年韩战爆发50周年，美国中文媒体发表此文，首次向中文世界详尽披露这一历史公案的来龙去脉，并全文刊载来自特殊渠道的苏联总统档案中的12份秘密文件中文译本。从而为中文世界的韩战历史研究者首次披露了这项隐埋多年的细菌战内幕。）

　　作者注：1. 本文主要依据美国科学家，生化战争专家，马里兰州立大学国际安全学中心研究员米尔顿·莱滕贝格尔[Milton Leitenberg]在“韩战细菌战之宣称的新证据：背景与分析”（《冷战国际历史研究》1998年冬季号，“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一文中提供的资料整理。2. 文章篇幅所限，其他所有资料来源删去。

小引

　　朱自清的家喻户晓，不仅因为《背影》、《荷塘月色》这几篇散文1949年后长期选入中学课本，更因为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知识分子，尤其是朱自清这类“旧知识分子”，有幸受到毛泽东表扬者，可谓凤毛麟角。受到毛泽东表扬与文章被选入课本，又有着逻辑联系：正因为受到了毛泽东表扬，文章才被选入中学课本；不然，像朱自清这种被称作“自由主义者”的作家，不被从现代文学史上彻底抹煞就算万幸了，还敢奢望成为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材料。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其中详细叙述了抗战后期至1949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及其逐步失败的过程。中共中央认为，这“白皮书”是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对这样的“反面教材”，毛泽东从来不会放过。于是新华社连着发表了六篇对“白皮书”的评论，除了《无可奈何的供状》外，其他五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都出自毛泽东之手。这著名的“六评”，宣告了建国后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奠定了建国后全民性反美仇美的政治和情感基调。

　　在毛泽东执笔的五篇文章中，《别了，司徒雷登》也曾长期选入中学课本，因而也最广为人知。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对朱自清点名表扬：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文章，旨在唤起民众反美仇美的强烈情绪。在这样做时，毛泽东巧妙地把朱自清作为一个榜样、一个楷模。此后，朱自清就成为了一个反美仇美的符号，成为了一个“民族英雄”。

　　这些年，我常常想到朱自清。面对一浪又一浪的反美仇美潮流，我想到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等一系列文章，自然也想到朱自清作为“榜样”和“楷模”的历史身影。固然不能高估朱自清对50多年来反美仇美情绪、思潮的影响，但要说他的所谓“不领美国‘救济粮’”对此后全民性的反美仇美有一定促进作用，恐怕也不无道理。

　　我之所以想到朱自清，还因为如今人们反美仇美的方式，与朱自清有了很大的不同。朱自清真是太老实的人，因为在某种问题上对美国有所不满，便“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并且临终时还以此嘱咐家人。如今的这些反美仇美者，继承了朱自清们的“精神”，但坚决地抛弃了他们的方式。大学生不妨一边表现得似乎与美国不共戴天，一边拼命啃英语，渴望早日拿到赴美的签证；官员们不妨一边对美国的“霸权”表现得切齿痛恨，一边争相把子女往美国送。至于一些反美仇美的学者，其行状就更耐人寻味了。他们或者长期生活在美国，或者在中美之间飞来飞去，一边尽情地享受美式生活方式，并且尽可能多地捞取美元，一边则不遗余力地对美国进行着批判、声讨。朱自清以“不食嗟来之食”的方式捍卫“民族尊严”，今天的这些反美仇美者不知是否会视为“土老冒”；朱自清若地下有知，目睹今天这些反美仇美者的行状，也不知作何感想。

　　近人吴闿生曾将李商隐“昔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改为“但得昔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约在1947年，朱自清将这二句诗录出，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年近半百就有昔阳黄昏之感，似乎有些过早。如果考虑到一年以后就贫病而死，又不能不感叹朱自清的“昔阳”和“黄昏”过于短暂，不能不为朱自清“晚景”的凄凉心生哀戚。所以，我觉得压在朱自清书桌上的二句诗，改为“哪得昔阳无限好，应须惆怅近黄昏”，才符合实际。

不领“救济粮”的国内外背景

　　要明白朱自清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到底是怎么回事，要先清楚两件事：一是美国为何给中国“救济粮”，二是朱自清们为何“宁可饿死”也不领。

　　抗战结束后，天真的人们所希冀的和平并没有到来，国共之间的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地爆发，“国统区”的经济也几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在大城市，尤其是华北的大城市，人们的生存都面临严峻威胁。韦君宜先生在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中对此时的情形有如此解说：“仗要坚决地打下去！战争以人民解放军的名义猛烈进行。还谈什么和平，想什么还乡！国民党统治区有些书呆子，原指望着打垮了日本就可以大大地喘口气，从此中国就是战胜国了。还写文章登报说是‘四强之一’哩。哪晓得是这样，大城市被周围小城市和农村包围，物价飞涨，生活都生活不下去……”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于1948年4月2日通过了《援华法案》（一般称为《1948年援华法案》），主要内容是：美国核准拨款四亿六千三百万美元，其中三亿三千八百万美元为对华经济援助，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为特别补助，由国民政府斟酌使用，期限为一年；美国希望对华援助自始至终得到中国当局的合作，但“不得解释为美国对于中华民国的政策、行为或承诺，或对于中国国内任何时间所存在的状况，承担任何已经明示或默认的责任” 。这话说得很拗口，直白地说，就是美国对华援助不得理解为用于政治和军事目的。“法案”决定，在上述拨款尚未实现之前，由国会授权并责成复兴金融公司暂行垫支不超过五千万美元的款项，由总统决定实施方式及数额，以解中国的燃眉之急。该“法案”还规定，中美两国应行签订有关“协定”，保证“法案”的实施。于是，1948年7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了《中美经济援助协定》，主要内容为：美国依照1948年援华法案，并鉴于国民政府正推行稳定经济的政策，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美方供应物在华出售价，由双方商定；等等。[1]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美国的“洋面粉”一类救济物来到中国，也才有了朱自清们以拒领这类救济物的方式向美国“示威”。

　　朱自清们是在“反美扶日”的名义下声明拒领美国“救济粮”的。所谓“反美扶日”，是指反对美国对日本的扶持，换句话说，是反对战后美国在日本实行的某些策略。“反美扶日”的运动，于1948年春先在上海兴起，很快蔓延到北平、成都、武汉、昆明等城市。运动的主要方式是游行示威，参加者主要是大中学校的学生。也正是在这种“反美扶日”的热潮中，朱自清在拒绝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了字。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出版物在介绍这场“反美扶日”运动时，往往强调中国共产 党对运动的发动和领导作用。而其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向国务卿马歇尔报告中国的反美情绪和运动时，却认为其中有着更复杂的原因。例如，在1948年6月14日致马歇尔的报告中，司徒雷登写道：

　　反美情绪广泛扩展，具体表现为对我们扶持日本所举行的抗议……解释这种现象相当为难，认为它完全出于共产 党或苏联的挑动那就太过于简单化了。打入教职员和学生中的代理人所做的巧妙的宣传和组织，自然有助于制造这些运动。但这么多人卷进去而其中包括许多平时亲美的人们，这说明运动本身有其使人易于接受的原因。这或者主要是由于自前世纪末就产生的害怕日本的心理，我们无法想象其条件反射和深度。由于对我们在日本的行动所做的歪曲的，其中包括中国官方来源的报导；由于对德瑞波和类似报告的公布而产生的误解和错误推论；由于讽刺说我们为了准备对苏作战而不惜牺牲中国；自然地，以及由于有意的持续不断的恶毒的宣传，反美情绪就更加扩大化了。另一个真实的原因是人们对现政府的普遍的不满而美国却同这个政府的存在和缺点有着不合理的然而却是想得通的联系。学生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加敏感，他们极度失望了而又没有出路发泄他们的爱国热情。在现在使人沮丧的状况下，煽动反对美国扶持旧日仇敌的日本自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除了这种心理和共产 党人以及其它反政府人士的利用而外，还有自私和缺乏远见的工商界人士，他们想避免日本的竞争。举例来说，利润很大然而效率很低的上海纺织工业，他们想把持上海和东南亚的市场。因此极左分子和愚蠢的资产阶级利益奇怪地结合起来反对我们在日本的做法。我们无法使这些做法（指美国扶持日本的做法——译者）一点也不产生合情合理的误解。[2]

　　司徒雷登在1948年6月30日致马歇尔的报告中，谈及中国的反美情绪时，又说：“我们的支援及其目的被严重歪曲误解了。日本的事例被利用来证明我们的帝国主义意图，说我们准备用日本和中国将来进行对俄作战。对他们说日本重新武装对中国至多是在遥远的将来的假设的恐惧，而已经丧失外蒙和即将丧失内蒙和东北（满州）则是目前即时的危险，他们似乎完全听不进去。对他们叙述俄国人在上述地区的行为，他们听来半信半疑，或者简直无动于衷。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变态心理，但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心理，因为学生们今日所想的标志着整个国家将来的想法。”[3]

　　司徒雷登固然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观察中国，但作为驻外大使，在向国内写报告时，也一定不会刻意歪曲事实，一定会写出他眼里最真实的东西。司徒雷登强调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复杂原因，这应该是相当可信的。他说的有些事情，已被时间所证实。例如，他说对于那时的中国，真正的威胁是苏联而不是日本。如果考虑到数年后中苏之间即处于尖锐敌对状态、中国长期把“苏修”作为头号假想敌，就不能说司徒雷登当年的论断毫无道理。再例如，司徒雷登说中国当时的反美者，对美国在日本的策略有着误解。如果考虑到美国最终是以民主化为目标改造了日本，就也不能不说，当时“反美扶日”运动的参加者，对美国在日本的策略确实不无有意或无意的“误解”。

　　当然，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策略有过某种程度的反复。1948年的时候，美国对日经济策略的某种调整，确实容易让在此问题上十分敏感的中国人觉得是在庇护日本财阀和法西斯势力，因而也确实伤害了一些中国人的感情。也正因为如此，司徒雷登说中国人对美国产生的是“合情合理的误解”。司徒雷登的报告中，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强调了参加“反美扶日”运动者，并非都是一向反美者，有些甚至还是长期亲美者。他们仅仅只是在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上反对美国。朱自清应该属于这一类。说朱自清是长期亲美者，固然不妥；但说他并非是一向反美者，应该没有问题。反对美国在日本的某些策略，并不意味着反对美国的一切；然而，当朱自清始而不领美国“救济粮”继而贫病而死后，就被阐释成一个全面的反美者。——这也不能不让人感叹。

饿着肚子扭秧歌

　　本来，“反美扶日”与领美国的“救济粮”，二者不必有什么关系。朱自清也好，其他任何人也好，大可以一边吃着美国的面粉，一边对美国在日本的某些策略提出抗议。把这两件事情搅和在一起，以宣布拒绝美国“救济粮”的方式表示对美国“扶持”日本的抗议，是吴晗等民盟人士的别出心裁。

　　抗战结束后，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同时也成为民盟在北平的领导人物之一。民盟因过于左倾，国民政府于1947年5月宣布其为“非法团体”，其活动遂转入地下。转入地下后的民盟，自然就更为激进和左倾了。实际上，在被宣布为“非法”之前，北方民盟已直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并在财力上受到中共支持。1947年3月，北平军调部结束时，中共代表叶剑英、徐冰等人邀请张东荪、关世雄等民盟人士吃饭，给民盟留下了一笔活动经费，并把一台美制收音机送给民盟。活动经费对于转入地下的民盟当然很必要，而收音机则用于日夜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的广播，然后抄写、复印、散发，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4]吴晗是民盟的活跃分子。他所在的清华大学，自然是他活动的中心地带。作为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生命最后几年的政治热情和左倾表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吴晗的辛勤工作。查朱自清年谱和日记，可知1947和1948这两年里，吴晗频频来动员朱自清在那类政治性的宣言上签字。朱自清在拒绝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字从而进入毛泽东的视线，成为反美的“民族英雄”，也可算是吴晗一手造成。

　　吴晗在1960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5]一文，对此事做了回忆和阐释。吴晗先说明了“救济粮”出现的背景：“所谓‘救济粮’是这么一回事：一九四八年六月间，那时候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像大江东下一样，时时刻刻在贬值，买一包纸烟要几万块钱。教授的薪水在涨，但法币贬值得更快，物价涨得更快，原来生活比较优越的教授们，这时候，也和广大人民一样，活不下去了。特别是家口众多的人，生活更为困难。”这样，就需要政府实施某种特别的救济。对此，吴晗解释道：“国民党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别是在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也对这种情况忍受不下去了，便耍了一个手法，发了一种配购证，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美援的面粉’。”这“美援的面粉”，当然是美国《1948年援华法案》和《中美经济援助协定》的产物。根据“协定”，美国援华物资，价格应双方商定，中国不能自定价格。美国之所以要对援华物资在中国的出售价进行干预，无疑是担心中国政府将售价定得太高，从而达不到“援助”的目的。所以，这“美援的面粉”之所以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实在不是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做主的。既然价格低廉，当然就不可能人人可买。而吴晗把给高等学校的教师发放“配购证”称为“耍了一个手法”，也毫不奇怪，——不能设想1960年时的吴晗，能对此给出别的解释。国民党政府对高等学校教师进行这种特别救济，对当时的吴晗们开展工作无疑是不利的。吴晗说：“也正当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积极扶助日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发出诬蔑和侮辱的叫嚣。”“一面是廉价收买，一面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国人民。我们一些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时代终于为吴晗们提供了对美国援助进行“消解”的“理由”。吴晗们起草的声明如下：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声明写好后，便征集签名。第二天，吴晗手持稿子来到朱家请求朱自清签名，朱自清颤颤巍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当天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只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朱自清是言出行随的人，签名后便让家人把“配给证”退回。一个多月后的8月12日，朱自清因胃肾疾病逝世。临终，还不忘叮嘱家人，不要购买美援面粉，因自己是在声明上签过名的。

　　如今回顾吴晗们发起的这次签名活动，我想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以发动高校教师拒绝美国面粉的方式“反美扶日”，是否很合适。当时，这低价的美国面粉，对于这些教师及其家人的生存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而实在是扶危济困的“雪中送炭”。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种确实能够救死扶伤的国际性经济援助，不管能赋予多少政治色彩，它的人道主义性质总也不能全部抹煞。而吴晗们把这种援助彻底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在今天看来，显然有所不妥。不过，吴晗们当时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反对美蒋是他们其时的工作任务。他们终日寻找着可对美蒋进行打击的机会。当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被他们发现时，都不会轻易放过。

　　第二，吴晗们动员教师在这种拒绝救命粮的声明上签字时，是否应该多少选择一下对象。这种性质的声明，签名者当然是多多益善，但毕竟多几个人少几个人，无关抗议宏旨。因此，那种家累过重、身患重病、特别需要这种“救济粮”的人，是否就应该不动员他们签名，甚至他们主动要求签名也应该婉言谢绝呢？而朱自清就是这样一个应该“放过”的人。在吴晗们发动签名时，朱自清其实已陷入严重的生活困境。营养不良使得病情日逐恶化，全家也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对此，朱自清夫人陈竹隐在《追忆朱自清》一文中回忆道：“我们家人口多，尤其困难。为了生活，佩弦（按朱自清字佩弦）不得不带着一身重病，拼命多写文章，经常写到深夜，甚至到天明。那时家里一天两顿粗粮，有时为照顾他有胃病，给他做一点细粮，他都从不一个人吃，总要分给孩子们吃。”在拒绝美国面粉的声明上签名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呕吐得很厉害……医生说应尽快动手术。”朱闰生在《魂牵梦绕绿杨情——记……六月九日又来信说：‘……又大吐，睡了九天才起床，这回因为第二次并未复原，又来一下，人更瘦了……’……”吴晗在《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中也说：“这时候，他的胃病已经很严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一点就要吐。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大大小小七个孩子，日子比谁过得都困难。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迟疑，立刻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他的名字。”看了吴晗的回忆，了解了朱自清当时的身体和生活状况，我想，人们有理由问一声：既然朱自清当时处于这种状态，为何不能不请朱自清在拒绝救命粮的声明上签名？——但这个问题对于吴晗似乎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当时没有朝这方面想，后来回忆时，也只有自豪感充溢于心。但“革命精神”中如果完全排斥人道主义精神，一定会有可怕的后果。“文革”初起，吴晗即受到非人的对待、以致于惨死狱中，实在不能说无因可寻。

　　第三，既然动员一些教师在拒绝美援的声明上签了名，是否应该同时发起一个救助特困教师的民间行动。例如像朱自清这样的人，如果因为他的身份名望而在征集签名时难以舍弃，那是否应该在他签名后，以其他方式对他进行救济？可以动用民盟活动经费，也可以组织民间募捐。但吴晗们显然顾不上这些。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必须要有立竿见影的政治意义，他们所花的每一分钱、所流的每一滴汗，都必须能直接地起到反对美蒋的作用。所以，在拿到朱自清的签名后，吴晗就走了。——他还有新的签名活动要发起。他太忙。

　　第四，在“反美扶日”运动兴起的同时，“反饥饿”运动也在一些大城市兴起。本来这两个运动并不矛盾。当吴晗们发起以拒绝美国面粉的方式“反美扶日”时，这两个运动就相互矛盾了。这时期，朱自清也数次在“反饥饿”的宣言上签名。例如，1947年5月8日，朱自清出席清华教授会议，讨论要求改善教职员生活待遇。会议决定急电教育部长，要求政府对教职员生活待遇采取改善措施。会议推选朱自清等起草电报稿，并确定朱自清为召集人。电报说：“迩来物价暴涨，米煤油布等生活必需品均增涨数倍，同人一月之收入仅足维持旬日，低薪教职员更无以为生，此为抗战以来未有之现象，若不从速设法救济，同人势必断炊，教育无人维持。谨此电陈，迫切待命。”[6]再例如，1848年4月4日，吴晗等人来到朱自清家，征求在一份罢教三日的声明上签名。起因是清华、北大、北平研究院教职员工为争取改善待遇，决定从4月6日起，罢教、罢研、罢工三天。吴晗等人又希望朱自清这类特别有影响的人士宣布罢教三日以配合这次行动。但这回，朱自清谢绝签名，坚持应通过正常渠道解决。[7]朱自清此次之所以让吴晗碰钉子，当是出于对“罢教”的不以为然。朱自清毕竟是留英学生，毕竟受过英美文化熏陶，这使得他即便在提出合理的要求时，也不会完全不选择手段。“罢教”这种方式，是朱自清这样的教师所无法接受的。不过，朱自清签名也好，不签名也好，吴晗们所发起的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签名运动与拒绝美援面粉的签名运动，这二者是不无冲突的。低价的美援面粉，是政府改善高校教师生活待遇的方式，而且是政府当时惟一能采取的方式。既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又拒绝政府惟一能采取的改善待遇的方式，这二者的不两立，不知吴晗们是否意识到。

　　朱自清的传记、年谱和回忆朱自清晚年生活的文章，几乎都要以赞赏的口气写到朱自清以饥饿和病弱之身积极参加那种政治性的“文化活动”。吴晗在《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中说：“自清先生是旧时代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他不大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比较激烈、斗争性较强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具有正义感，随着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奴役、压迫的加强，和向中国人民的武装挑衅屠杀、镇压，他毕竟忍受不住了。他说话了，行动了，通过文化生活、朗诵诗歌和扭秧歌，表明了他的态度。”吴晗说到了朱自清的扭秧歌。许多有关著作都要强调朱自清扭秧歌。例如，有文章回忆说，1948年元旦，朱自清参加中文系新年晚会，“当时从解放区带过来的秧歌，已在清华园里流行。那天的晚会主要节目就是扭秧歌。自清老师带着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在一起热烈地扭起来了。同学们给他化了装，穿上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他愉快地兴奋地和同学们扭在一个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认真。他这种精神使许多师生受了感动。”[8]看到这样的文字，我总有些鼻子发酸。我能想像得出吴晗扭秧歌是什么模样，但实在想像不出朱自清涂脂抹粉、穿红戴绿地扭秧歌是怎样一幅画面，——也不忍细想。

余论

　　毛泽东在建国之前，即定下了未来的反美亲苏、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吴晗们在建国前夕的积极反美，与中共预定的这种外交方针无疑不无关系。但是，同属民盟头面人物，张澜、黄炎培、张东荪、罗隆基等人则在此问题上与吴晗立场颇不同，他们坚决主张建国后要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1948年10月，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等人曾以留沪民盟中委的名义向中共中央建议，建国后外交上要采取对美苏同样友好的方针。[9]至于张东荪，在此问题上态度更“固执”。1949年1月，应中共之邀，张东荪等来到西柏坡，与毛泽东们“共商国是”。在谈及建国后的外交政策时，张东荪与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分歧。毛强调只能向苏联“一边倒”，张则主张在苏美之间走“中间路线”，或者二者都不亲近，或者在较为亲近苏联的同时，也与美国建立良好双边关系，总之是不能反美。理由之一，是中国的建设需要美国的支持。毛泽东当然不会被张东荪所说服。建国后，毛泽东积极寻求苏联的经济援助，结果大家都知道——反目成仇。

　　建国后，张东荪仍不能坐视中美之间的对抗，甚至以政府“要人”之身，十分书生气地私自与美国方面接触，想最终影响上层，使中美关系改善，以致于犯下了“叛国罪”。“文革”期间，张东荪以八旬之身锒铛入狱。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张东荪在狱中得知这一消息，惊喜交集，不停地说：“中美不能对抗，还是我对。”（10）可惜张东荪未能活到“文革”结束，不然，得知邓小平复出后立即访美，他会更高兴。

　注释：
（1）关于美国对华援助情况，可参见《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民国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等书。
（2）（3）见《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4）见左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页。
（5）收入吴晗《春天集》。
（6）见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页。
（7）见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第388页。
（8）见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第331页。
（9）见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0）关于张东荪情形，见左玉河《张东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