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美)理查德·桑内特著，黄煜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7月版，40.00元。 |
改造肉体才谈得上改造城市
桑内特的独特之处在于从身体入手解读西方城市的历史
桑内特是个难以准确定义的人，就像他最亲密的合作者米歇尔·福柯一样。你可以把他视为一个学者，因为他曾辗转多所大学任教，目前还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亦可以算作一个作家，因为他写过3部小说，拥有不少读者；还可以算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的著作和文章涉及音乐、建筑、历史、文学甚至经济学，广受各界人士欢迎。这个美国人继承了法国人跨学科研究的传统，在英美学院里真是难得一见的异类了。
《肉体与石头》在汗牛充栋的城市史专著中别具一格，具有鲜明的桑内特标志。他无意像芒福德那样全景式地描述城市的发展和变迁，也无意像雅各布斯一样用一种观点贯穿全书。他心目中的理想叙事风格是福柯式的，牢牢地抓住身体不放，在一切死气沉沉的文献里读出身体最直接的感受。所以他被称为“内在城市研究者”，把自己直接代入历史中去感受解读，而非通过文献和考古进行外在的猜测。
千百年来，城市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好在我们的身体跟古人的身体没有多大的差异。虽然石头远比肉体坚硬得多，可它不会说话，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肉体去触摸古代的石头，去体会历史中城市居民的真切感受。
从视觉与听觉两方面来审视希腊人的建筑
一切西方历史的叙述都应该从古希腊开始。希腊人的城市不大规则，先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把城围起来，变成卫城。整个城市没有经过刻意规划，就跟古希腊最强壮的男人愿意裸露自己天然而又健美的身体一样。
希腊的建筑亦如同他们喜欢裸露身体一样直截了当，虽有装饰却无掩饰，故而桑内特说，我们可以从视觉与听觉两方面来审视希腊人的建筑。从视觉效果来看，建筑先可以分成私人建筑和公共建筑。而很多公共建筑又可以分成开放和封闭的两面。公共空间就如同人的裸体，具有最高的荣誉感。所以至今希腊人仍然为他们曾经公开的民主政治体制而感觉自豪。
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古希腊的建筑，却听不到里面曾经回响过的声音了。无论伯里克利的演说、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或是剧场里喧闹的阿里斯多芬喜剧都已消失，但可以设想，可以从现存的演讲文字里体会演讲者的热力。在数百人集聚的半封闭空间里，在圆形剧场所有人目光集中的圆心焦点，用动人的情绪演讲动人的话题，这种声音、这种热力可想而知是多么剧烈。希腊人把剧场造成圆形，只是为了让所有人的热力聚为一点。伯里克利认为，权力应该置于全体人民、法律之前，言语、行动乃至建筑设计都应该是一致的。
相比之下罗马人就少了几分自信。维特鲁威的研究表明，罗马城有着明确的中心和规则的四边，是那种和苏美尔古城或者长安古城一样的“方格设计”。据维特鲁威说，这一切都是模仿人体的。因为人体各个部分都是对称的，所以建筑也应该这样在比例和对称上达到和谐。哈德良皇帝最信这一套。他命令万神殿上面用圆顶，地板铺成棋盘一样的格子，两边的壁龛也遵循对称和谐的原则。
希腊人无需这种几何想象，只要看看自己暴露的完美身体就行。罗马人小心谨慎，从法律到政治，从身体到法律到建筑，一切都要遵循线型的想象和周密的计算。可即使这样精心的设计，也无法挽救帝国的衰落。万神殿在建成五百年之后落入异教徒即基督徒手里，变成了教堂。石头还在，罗马人的帝国却灭亡了。
城市应该是一个身体彼此连接的空间
希腊人崇拜肉体，罗马人崇拜石头。肉体之美很短暂，石头之美要长远一些，但罗马帝国最终的消亡亦表明了它的命运。罗马帝国衰落以后，欧洲城市建筑也同样变得微不足道；伟大的城市在中世纪几乎消失，而这些堡垒恐怕是中世纪在形态上最接近现代城市的东西了。不过黑暗的中世纪倒有一门学问在悄悄延续着，在伊斯兰世界里获得了新生。那就是研究人体的医学。罗马人盖伦是一代医圣，他继承了希波克拉底的医术，将人体内的体液区分成多血质、粘液质、胆汁质和忧郁质，他认为这四种体液的比例与流动性再加上体热的温度，就构成个人行为的生理基础。
盖伦的著作失传多年，在12世纪左右重新出现在巴黎这样的欧洲思想中心。法国外科医生孟德维尔钻研这些理论多年，终于大胆地站出来挑战盖伦。孟德维尔觉得，真正作用人体的不是体液，而是各个器官。无论手术还是外伤损害一个器官以后，其他器官会注意弥补它的缺点。身体成员之间具有伟大的爱，彼此怜惜，彼此同情。古希腊人只知道从外部欣赏自己的裸体，而中世纪的人已经努力通过医学来了解人体内部的结构了。
这种医学理论风靡一时，城市设计理念也受到影响。毕竟城市不仅是被观看的，还应该是被利用生活的。孟德维尔说，城市应该是一个身体彼此连接的空间，好让我们每个人都把怜悯和同情传递到其他角落。巴黎圣母院正好就是这样一个广场。人们挤在一起，来来往往，没有什么个人空间，重要的只是人际交往。
而真正的市民(bourgeous)也在这时候出现。他们不再是雅典城邦的公民(citizen)而是市民。市民是利用城市空间(space)劳作的人。他并不一定要在一处场所(place)中工作，他利用的是整个的空间。他可以流动，可以交易，可以参加行会，也可以去大学教书。中世纪的几何学有了发展，这使得阿尔伯蒂这样的建筑师本有机会实践伟大的城市规划。可惜这种构想和设计在自发的城市居民生活面前不堪一击，巴黎很快变得乱哄哄。犹太人也进入了欧洲各大城市，灵活的生意头脑使得他们很快赚得了大钱，经济竞争达到很高的水平。后来波兰尼、布罗代尔以及诺斯都曾论及的自发市场就从这里生长出来了。
当时人们认为破坏城市原有格局必定会遭到惩罚。一是火灾，一是瘟疫。火灾倒还好，瘟疫却着实地影响着巴黎这样的欧洲大城市。大家公认犹太人是最容易得麻风病的，因此要对他们隔离。与此同时，哥伦布从新大陆带回了梅毒，这两种病在高密度的城市里迅速传开了。缺乏集中管理的城市变成了瘟疫的温床。就在这时，城市的另一种功能被大家发现了——隔离。福柯对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人们有意识地用各种借口来隔离犹太人，社会开始出现了穷人和富人。富人对穷人的害怕不亚于害怕麻风病人，似乎穷也是一种病一样，他们努力想把患这种穷病的人和一般市民区分开。
中世纪的时候，“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还曾刻在汉萨同盟的城门上。可到了17世纪，城市的空气却显得越来越污浊了。
血液循环:城市的交通与秩序
也许城市理念的革命，城市环境的革命，还是需要一场身体自身的革命来推动。1628年，哈维医生出版了《论心脏的运动》。哈维发现了“血液
循环”，这就彻底改变我们对身体的理解，塑造出一个全新的身体形象来。
灵魂不再重要，甚至心脏都不再那么重要，虽然它是血液循环的起点和终点。而重要的是血液的循环，是空气的呼吸，它能够带走那些脏东西。城市设计的核心理念从关注建筑转向关注交通，从关注盖有房屋的土地转向房屋之间的空地。一个理想的城市应该和人体一样，通过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来保持身体健康。启蒙运动解放了人，解放了身体，人们回过头来也要争取解放城市。法国大革命看起来是势所难免的。公共性的广场也是刑场的最优选择，上万名的群众目睹了国王路易十六的断头，这种集体狂欢显示出一种特殊的庄严。它再一次打破多年来构筑的秩序，让人回想起古希腊才有过的嘈杂声音。
但这只能是短暂的。巴黎很快恢复平静，而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就始终保持着和谐的秩序。不过值得指出的是，伦敦与巴黎相比没有什么“市政府”，中央政府显得极为软弱。当然，伦敦的权力掌握在大地主手里，他们私下控制着城市的广大区域。但表面上看起来，伦敦的秩序还是井井有条，人与人的关系也相当客气。很多学者认为英国的政治制度高度发达，普通法打上补丁以后，有效地解决了人们之间多半的争议。可是，秩序的同义词就是禁止抚摸减少接触，整个城市舒适却又充满了疲劳。
桑内特无意论述现代城市
桑内特无意论述现代城市。理由简单，若是人的肉体没有什么全新的感触，那么肉体所生活的城市也没什么值得继续讨论的了。现在最时髦的城市应该是纽约，但它只是个多元化毫无特征的城市。它拥有最豪华最壮观的建筑，拥有最多财富，最多最具智慧的人，却也是最危险最冷漠差异化最大的城市。
纽约的城市文化肆无忌惮地向全球扩散。人们都在感叹这种全球化的力量。其实纽约输出的不是肉体，不是建筑形式，而是一种符号。这种符号没有任何民族认同，却能获得几乎一切民族的认同。我们甚至已经忘记自己生活城市的实际样子。凯文·林奇的研究指出，绝大多数城市人是通过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即城市的象征来认识城市的。现代人已经不习惯用眼睛来看，也不会用双腿去实际测量，只是懒惰地用自己大脑稍稍想一想，幻想出了城市的意象。
要是让我们用肉体再直接去感受一下落后、杂乱的小城市，也许我们会感觉无法接受。尽管我们还会产生同情，但我们的肉体只能属于现代城市了，定型了。我们习惯坐在电视机前同情索马里或者阿富汗的难民，而同一个城市的贫民区似乎离我们更远。我们需要一个对象来表达我们内部的同情，但这个对象都已经被符号化了。
说实话，桑内特的工作在学院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吉登斯等名家经常赞扬他，也无法抵消严肃学者们对他兼写小说留下的恶劣印象，仿佛在学术论文里引用他的思想就会影响论文的严肃性。但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命他为城市规划系的主席即可看出对他工作的肯定。
芒福德、林奇、雅各布森等城市规划大师都已经逝去，这门伴随着城市兴起而兴起的新兴学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桑内特这样的资深学者正在指引它前行。以肉体为工具切入社会理论研究，现在才刚刚被福柯和桑内特撕开一道口子。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哪个时代，只要是人研究人，肉体感受终将成为贯穿历史的最重要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