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1，中国人口多，是难以发展的理由吗？

    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人口多，幷非不利经济发展；人口少，反而可能限制经济发展。比如，当年的西德与东德（人口：前者为后者3.5倍），如今的南韩与北韩（人口：前者为后者2.5倍），经济差距悬殊，不仅在於西德和南韩的制度优越，也在於他们的人口优势。美国与加拿大（人口：前者为后者10倍），香港与澳门（人口：前者为后者15倍）等，在同等的环境条件下，反而都因人口多寡，形成经济强弱的对比。

    世界经济的前三甲，都不是人口稀少之国：美国人口密度适中，日本和德国则均属人口稠密（稠密度超过中国）。

    近十几年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经济有所起色。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人口多，劳动力廉价，成为这两个人口大国“经济崛起”的关键.在中国，东部比较发达，西部相对落后，形成东西部差距，其实也源於人口的差距。东部人口多而稠密，西部人口少而稀薄（四川省例外，故为西部最发达的身份）。西藏人口极少和极稀薄，也是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

    所有这些，都证明，人口多，幷非不利於经济发展。以人口多作为“难以发展”和“慢慢来”的理由，是无能的或腐败的当权者推卸责任的藉口。

2，中国人口多，就不适合搞民主吗？

    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都是人口多而稠密的，如印度、日本、德国、韩国、印尼、巴西，等等。仅以印度和中国对比：印度人口10亿，中国人口13亿；印度国土面积，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其人口稠密度远远大於中国。

    印度人口众多而稠密，宗教流派林林总总，社会极为複杂，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多少矛盾与冲突都难以想像，也难以化解。虽然印度经济曾经发展稍慢，但社会相对和谐.正是在政治民主和社会和谐的基础上，今天的印度，经济开始起飞，前景不可估量。

    二次大战前，严格说来，世界上以公开选举和新闻自由为主要标志的民主国家，祇有两个：美国和英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民主国家发展到102个，占全球国家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在这些民主国家中，既有人口多的，也有人口少的。事实证明，人口多寡，从未构成是否适合“搞民主”的标准。

3，中国人素质差吗？

    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在这个历史长河的大多数时期，无论在文化、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都处於世界领先地位。中华民族智慧、勤劳、善良，坚韧，创造了独特而灿烂的东方文化，傲於世界。以这样巨大的创造力和文化影响力，中华民族不可能是一个劣等民族，中国人民的素质也不可能低於任何其他民族。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执政，作恶多端，倒行逆施，每每与世界文明潮流背道而驰.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文物、环境等，为之遭受毁灭性破坏，中国与文明世界差距急剧拉大。与此同时，因为中共蓄意贬低纲常伦理，践踏传统美德，导致中国人道德水准严重滑坡。由此造成“中国人素质差”的错觉.而每当国内外有民主改革的呼声，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就暗示：中国人素质太差，不适合“搞民主”。纵观全世界，除了中国大陆，华人集中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这些地区，经济均高度发达；台湾拥有高度民主；香港享有高度自由；澳门和新加坡，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和自由。没有人怀疑，在这些地区，华人的素质会逊色於任何其他民族。

    指责或暗示中国人素质差，幷由此推论中国人不配享受民主，是对中国人民的最大侮辱和歧视。当印度、泰国、菲律宾、印尼、柬埔寨、阿富汗、格鲁吉亚、海地、尼日利亚等各大洲各国的人民，都能够心情舒畅地享受自由和有序展现民主程式的今天，中国人没有理由沦为例外。

4，西方民主是否适用於中国？

    有人习惯於区分“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习惯於比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鲜明、最有意义的区分和比较，还是民主与专制。有人又把民主与专制，区分为西方的和东方的。中共就以“西方民主不适用中国”为由，拒绝民主。尽管中共本身就从西方抄来“马克思主义”。

    其实，专制的意义很单纯，就是当权者独断独行，镇压和迫害异己。民主的意义也很单纯，就是人人享有自由与平等，公众对当权者构成监督和制衡。所以，无论专制还是民主，都无所谓东西方之分。

    以公开议政、自由选举、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为主要标志的民主形式，尽管近代首先诞生於西方，但就民主思潮而论，在古老东方也自有其发源。大约两千年前，中国先贤孟子就立论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就是最原始的民主思想之一。

    如今，民主不仅在西方成为现实，也在东方成为现实。甚至在一些宗教和文化极不相同的国度成为现实，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近代世界历史证明，民主适用於西方，也适用於东方，适用於大多数民族与国家。必然地，也适用於中国。

5，民主意味着动乱吗？

    恰恰相反。大量统计显示，经济成功和长治久安的国家，大多是民主国家；经济贫困和动乱不止的国家，大多是专制国家。政治民主，与经济成功和社会稳定，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另一项统计显示：区域性冲突和世界大战，往往由专制国家挑起。可见，民主政治，不仅有利於本国稳定，也有利於世界和平。

    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重法治，专制国家重人治。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专制与人治密不可分。在民主国家，公民权利受到高度保护，公民对他人和社会权利的尊重，也受到高度规范。在专制国家，公民权利不受保护，公民对他人和社会权利也没有尊重的习惯.人民权利轻易遭当权者践踏，人与人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很容易相互冒犯。动乱和冲突便容易发生。

    比较中国和印度，最能说明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实行多党民主制度，中国保持一党专制体制。印度因而避免了那些发生在中国的种种惨祸：印度没有出现诸如中国“大跃进”似的胡搞瞎闹；印度没有发生诸如中国因经济崩溃而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印度没有上演诸如中国“文革”大规模破坏文化文物、摧毁经济教育、彼此羞辱仇杀的丑剧；印度没有酿出诸如中国“六四”般的大屠杀；印度没有发生诸如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信众的群体灭绝……

    这一切都是因为，印度拥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及其所有对权力构成监督与制衡的社会机制。事实证明，正是这类透明的社会机制，能够有效缓解矛盾、化解冲突、平衡利益，从而保持社会稳定。

北京之春

100年前的今天，慈禧太后和满清王朝开始忙乎“预备立宪”，至少表面上要学习先进国家的政治制度，一道“仿行宪政”的上谕曾激动过这个暮气沉沉的民族，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商界、学界、报界一片欢腾，热烈庆祝这个盛大的节日。

往事如烟，在发黄、翻卷的史册里，人们差不多已忘记了这不显眼的一页。不过，还是有人记着。前天，就有一个对历史有兴趣的记者给我打电话，说他想在他们报纸要做一个专题，纪念晚清“预备立宪”一百年，他一共提了7个问题，其中一个是“预备立宪”加速还是延缓了清政府的灭亡？我说，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看，“预备立宪”本身是顺乎国内民心所向、适应国际进步潮流的，由于当时清廷立宪的步子太缓慢，跟不上社会的要求，加上朝廷上下实在是腐败透了，所以导致沉船。但即使不搞“预备立宪”，清王朝一样要完蛋，甚至有可能跨得更快。其他问题，我也一一作了认真的回答，而且他还约我写了一篇评论。原定今天刊出，结果，文章被毙了，采访稿也未能刊出。

呜呼，这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不用说“仿行宪政”的举动连影子都没有，就是“宪政”这个词本身据说也成了敏感词，不准提，不能提，尽可能的回避，连谈历史也是禁区重重。一整个持续高温的炎夏，到处传来的都是令人不安的消息，“超男”控制的权力舞台上，我们看不到任何透露一点光明的迹象，没有时间表，没有“庄严的承诺”，有的只是暧昧的、遮羞式的表演。如果说，一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监督法”似乎带来了一点小小的安慰，人们更多的疑问是——人大的“橡皮图章”能因此变成“钢铁图章”吗？用不了多久答案就会浮出水面。

面对“三农”问题、教育问题、医疗收费、环境保护、生产安全、社会保障、拆迁征地、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错案冤案、司法不公……这些山一般高、海一样深的问题背后都可以看到没有约束的权力在兴风作浪，从无法可依到有法不依，乃至玩弄法律的字句于股掌之上，君不见小小的太石村村民欲依法罢免村委会而不得，君不见影响广泛的“黄静案”最终等来的又是什么样的审判结果。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权力，无论是行政的、司法的，无论是哪个层次、级别的，都可以无限膨胀，它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惯性，一旦面对权力，正义、公平、人权、法制、理性、民意……一切的一切立马都粉末化。呜呼，这个世上还有什么能与权力抗衡？依靠人大“监督法”，能吗？更何况，没有新闻舆论的监督，写在纸上的“监督法”轻飘飘，浮在半空，它真能踩住权力的手吗？这个问号写在天空，也写在每个正常思维的国人心中。

不能否认，与“和尚打伞”相比，有法总比无法好，哪怕执行不了或不执行，法的存在也算是一个时代的装饰，如同权杖上的花环。然而，这条路还能走多远？毕竟一百年前，连慈禧太后都知道要顺应民心，搞“预备立宪”了。

    最近，京都一城管在整治市场秩序的战争中阵亡。我之所以说“阵亡”，而不沿用官方媒体所谓的被无证摊贩“杀害”，是因为城管之间不像其它部门，比如工商税务部门，他们称同事同志，而城管则互称为“战友”。既然战友，则意味整治即战争，对手即敌人，因此在战争中送了性命的，理应称为阵亡。战友，这字眼亦证明，城管将无证摊贩当假想敌，不视作人民内部矛盾。
    从八宝山送葬的规模来看，这个城管不枉此生。他死的荣耀，尽管从此每年少了五万或十万的工资款，还扔下了孤儿寡妇，走进了“明月夜、短松冈”。他的丧葬待遇，可以说跟抗日殉国的张自忠不相上下，“共和国卫士”没法跟他攀比，默默无闻走向死亡终点站的赵总更不用说了。请看以下描述：“八名曾在部队服过役的城管队员最终成为了礼兵，经过两天训练，今天为志强最后送行。”“哀乐低沉、悲泣阵阵，李志强躺在鲜花翠柏丛中。”另外，京都太守白衣黑裤还到他家三鞠躬，这个城管所在中队，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美中不足的是，刘太守只是脸色庄重，却没挤下一滴悲伤的泪水，他身上亦没盖上绣有镰刀斧头的党旗，当然，也没有人给他谱写壮烈的颂歌。
    京都城管在跟三十万无证摊贩的斗争中，一直所向披靡、摧枯拉朽，没遭到重大伤亡。那些无证摊贩只要看见敌人扫荡，只恨爷娘少生两只脚，逃得比兔子还快，这次城管可碰到了硬骨头。
    硬骨头叫崔英杰，23岁，是个退伍军人，“来京先干了3个月的保安，可是一直没有拿到工资所以才卖起了烤肠。”崔英杰家徒四壁，租住房门都不锁。除了一辆新三轮车和一把切烤肠的刀，他好像没什么身外之物。我在网络上看到他一张赤裸上身的照片：戴了黑头罩，弯腰曲背，两只手反铐背后，那种狼狈相，显然衙门既把他当作战俘，还把他当作了恐怖分子。
    崔英杰一无所有，不过他的武艺及勇气可以说上乘，只是不知他烤肠的手艺如何。城管出现，封堵了他的去路，他不是想方设法逃脱，而是先虚张声势的用切烤肠的刀挥舞，试图让敌人后退。即使赖以生存的三轮车和炉子被没收，他仍挥舞着手中的刀子。我不知他喜欢炫耀刀法呢，还是舍不得第二辆新三轮车（不到一个月前，崔某刚刚攒钱买来一辆做买卖的三轮车被城管队员没收）。此时，城管按理应消灭有生力量，宜将剩勇追穷寇，可他们要紧抬拿战利品，班师回朝。给人感觉，他们不是整治市场秩序，也不是抓俘虏，而是经常吃甜头，这次又出来捞一票。崔英杰抓住这机会，从巷子里冲出来，将“刀子扎在这个城管的锁骨与咽喉之间。”这一刀一锤定音、正中七寸，让人觉得崔英杰的武艺可以加入朝廷的特种部队，单干的话，也是出色的夜郎兰博。
    现在听说衙门准备给城管配备钢盔和防刺背心，以对付三十万散兵游勇。还准备了掌上电脑、激光仪器，以及GPS定位，我认为城管凭这些装备依然危险，因为他们对付的是穷得叮当响的流浪汉、亡命徒。这些人鼠目寸光，胸无大志，将手中的谋生工具、车子啊、锅碗啊、炉子啊看得比自己的性命都重要，他们宁可死在生存的战场上，也不甘临阵脱逃，丢掉自己的饭碗。为安全起见，城管应配备电棍子、手铐子、匣子枪、催泪弹、手榴弹，最好还有装甲车。其实配备精制导弹也不过分。到时候，无证摊贩蜂拥而上，围攻城管，一枚精制导弹就可解决问题。还有城管的脖颈也是应该注意的，最好上面也围上一条防刺围巾。
    假如朝廷不发以上配备，我强烈建议城管拜师学艺，最好上少林寺、武当山，学红砂掌、铁砂拳，也可以跟义和团的后裔学一点刀枪不入的硬功夫，当然也可以去水泊梁山向没羽箭张清学习。待见第二个崔英杰卖弄武艺，不要近距离靠拢，贪图人家财物，而是一石子打去，打他个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然后钩镰枪一哄而上，将其当场活擒。8月15日《新京报》报道说：“昨天上午，朝阳区双井城管队的20名城管队员在武警十支队三中队官兵的指点下，学习了防身擒拿术。”这种做法刚好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要是一边学习防身擒拿术，一边唱以下的《夜郎城管颂歌》，士气定然更旺，整治肯定更易。
    “是谁给了城管粮饷嗨？是谁帮着城管喝蜜糖嗨？不说大家都知道嗨！城管也无功不受禄嗨！不是躺在床上拿工资嗨！火眼金睛！无孔不入！盲流，无处藏身！摊贩，胆战心惊！……整治中不忘钱财！和谐中永记罚没！……手戴三只手表，口诵叭荣叭耻，城管是新时代的骄傲！暴风雨中的海燕！让盲流、摊贩在城管面前发抖吧！”
   
    江苏／陆文
    2006、8、29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统治的历史上，能够舍弃生死、大义凛然、为民请罪的人物极其缺乏，可谓稀若晨星。我从来将此类舍生取义、为民请罪的忠勇之士，视为上天因怜悯苦难苍生而降临人间的至仁至义的天使，是中华民族之血脉虽遭万般磨难仍能绵绵不绝、顽强生存的道义根基与最后企盼！ 

宋代的包拯算一个。包拯，字希仁，庐州(今安徽合肥)人，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第三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以谦洁著称，执法严峻，不畏权贵，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由于包拯在开封府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于碰硬，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儿童妇孺们都知道包拯之名，亲切称呼他为“包特制”。开封府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用阎罗比喻包拯的铁面无私。 

明朝又出了一位海瑞。海瑞，字汝贤、国开，自号刚峰。海南琼山人。嘉靖45年世宗皇帝迷信道教，讲究长生之术，不理朝纲，以死上疏，条奏《直言天下第一事疏》，触怒皇帝，被罢官入狱。世宗皇帝死，穆宗即位，恢复海瑞原职，改任兵部武库司主事。隆庆元年调尚宝司任司丞，后升审谳平反冤狱的大理寺寺丞、南京有通政。隆庆3年升金部御史巡按应天。此期间，他黜贪墨、搏豪强、整治宿弊，使权豪势宦敛手屏息，同时也触怒权贵，遭到打击，被劾去职，郁郁离世。  

但是，这二位彪炳青史的先贤只是封建专制体制内的“大忠臣”，他们虽有吊民伐罪的一腔热血，但他们的本意却是为了维护他们“恩主”的江山社稷，延续封建皇权的对黎民百姓的黑暗统治。揭开披在包拯与海瑞身上的那一件“为民请罪”的缕金外衣，我们看到的正是中国文人身上“忠贞谏死”的千年锢疾。 

放眼世界，在印度殖民主义统治的苦海中，走出来一位伟大的甘地，他所发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给古老的印度次大陆带来了民族独立与自由民主的曙光；在南非种族主义的漫长黑夜里，走出来一位坚贞不屈的曼德拉，为了黑人的人权与自由，他甘愿把牢底坐穿！17年后曼德拉重获自由的一天，便是南非黑人获得自由平等基本权利的开始；在斯大林极权魔爪下的波兰与捷克，瓦文萨和哈维尔挺身而出，敢于挑战苏东集团的泼天淫威，不畏镇压、不惧坐牢，用高尚的道德勇气和民主理想唤醒民众，揭露罪恶，从根本上动摇了共产极权对波兰、捷克乃至整个东欧的法西斯统治，推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称颂的东欧自由化、民主化潮流，给波兰和捷克人民带来了光明与福祉！ 

当代中国也已到了诞生甘地、曼德拉、瓦文萨和哈维尔的时候了！对于一百多年来在黑暗苦苦求索、无数次倒在反动专制机器镇压下的中华民族来说，对于半个世纪以来为坚持真理而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的仁人志士、信仰人士、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民间知识分子和体制内的正义人士来说，对于惨遭杀戮的8千万亡灵和千千万万正在忍受无比煎熬的苦难同胞来说，高智晟出现的意义和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并且，高智晟作为中国当代苦难的象征与良知的代表，他的出现，可以让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民主国家看到、找到一位极具正义号召力、人格感召力的标志性人物。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力拼自由民主前途的伟大斗争，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旗手和领袖！ 

高智晟先生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前不久，他身体力行前往山东临沂，声援被当局非法关押的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受到暴力殴打。他说，作为这个时代的一名普通中国人，我已经历了太多的血腥和暴虐。中共的野蛮专制统治在过去几十年里，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持续制造出今天人类永远无法历数清楚的血腥和罪孽。虽然作为具体的个体，我本人及我的亲人，同样遭遇过了在不同阶段的、以不同形式加诸在我们头上的屈辱，但这次的山东之行所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中共统治的邪恶及纯粹的流氓暴行时，在我的内心仍产生了前所未有过的哀痛和震撼。 

因此，高智晟作出了深刻而清醒的分析：今天的中国又到了一个至为关键的历史阶段。我们正以我们的理性和坚韧，以承受苦难的勇气，向压迫和非正义的反动统治者持续表达着我们的鄙视、不合作及从压迫和非正义和平过渡到自由、民主和公义的全新社会的决心！今天的中共，仍极端敌视中国人民对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这些人类社会普世文明价值的和平追求行动。仍公开以一切邪恶和卑劣的手段，维持、且欲永久性的维持着今天这种反人类的高压统治。由于最近几年来，中共反动统治集团在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罔顾人类文明的基本共识，以维护其“稳定”党权和“稳定”掠夺人民财产的秩序为核心，公开的、不断的制造着惊骇人世的暴行。六四屠杀17年之后的今天，中共反动势力对其惊骇天地的血腥暴行不仅无丝毫的反思，反而更加的肆无忌惮！这次的山东临沂之行，我们再次真切的看到及切身感受到了中共反动势力人性的顽劣、无耻和他们在这个社会里完全的无法无天。  

综观今日的中国社会，已形成了两大搏弈阵营：以中共内部维持极权专制统治为核心目的反动势力阵营，和已彻底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不再相信中共反动势力，内心不再存有丝毫恐惧，且愿为彻底摆脱这个古老民族苦难而舍弃一切眼前利益的一部分中国人。这一批人士由他们长期的承受苦难的共同经历，和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坚持与捍卫，已形成今天的坚不可摧的中国人民维权抗暴运动阵营。根据当下双方持续搏奕已形成了的总体态势，国内维权运动已到了一个必须清醒认识和现实的面对的时候了。

面对这样局势，高智晟告诫人们，维权抗暴运动若不明确我们的核心目标，仍继续不愿正面、公开表达自己的坚定，不仅将是中国人民维权抗暴运动历史性价值的严重缺损，今天被视作是国内维权运动领军式人物的一大批中国人，将来是承担不起这样的有涉整个国家、民族命运责任的。未来的历史不仅仅是会回过头来责怪我们，今天的历史更会无情的惩罚和抛弃我们。

高智晟说，中国维权运动此前明确的目标是争权利。这种诉求在它的初始阶段是有足够的存在理由的，但中共内部的那些反文明势力近年来，尤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以持续的、坚定的邪恶及卑劣手段表明着他们的清晰立场，那就是：想通过文明、理性和平的法律手段来达到维护权利的目的是此路不通。

高智晟已明确提出了推进维权运动目标的两个途径，即：非暴力化、街头运动化。他说，中国的维权运动至今天，确实应当适时准确地研判形势，抛弃一切与维权抗暴价值无关的私利、杂念及技术和方法的无谓争执，肩负起时代迫使我们这批人继续担负的历史使命，坚定的投身到力促历史性的摆脱民族灾难命运、完成国家和平转型的行动中来。联合体制内一切文明良心人士，联合法轮功修炼群体，联合中国家庭教会和一切宗教信仰团体及个体，联合海外民运组织或人士，联合工人、农民、下岗职工和上访群体，明确的朝着结束专制暴政，在中国历史性的创建自由、民主、法制和宪政制度的方向迈进。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高智晟指出，中国维权运动就不能再回避“政治化”、“组织化”和战略性策略，即：非暴力化、政治化、组织化和街头化。政治化，即是彻底的解决公共权力的为民所授、为民所用、为民督监。改变中国几千年一贯的以权制民的非正常状况，使权力彻底的为民愿所制的文明政治在中国建立。街头化，沂南7.20事件模式是一个预演。关于组织化，是专指传导、动员社会及社会运动朝着既定目标流转的技术性的、松散的、且功能性极强的起传导作用的环节和手段体系，类似今年的绝食维权抗暴运动所表现出的广泛的、迅速的动员和疏导机制，其最大的特点是广泛性和快捷性。

现在离高智晟被中共秘密警察非法绑架已整整三天了，海内外的抗议、谴责和声援的正义之声已如太平洋上的热带风暴，席卷全球！在高律师前几次遭到便衣的恐吓威胁时，曾对记者表示：“从抓捕我的那一天开始，就是我无限期绝食的开始。中共绝不会从我的嘴里问出一个字来。想让我开口，除非立即释放所有被非法劳教的中国公民！”他说：“我们是和整个人类史上最为邪恶的团体打交道，这个没有人性的团体在最后必定会使用最绝望的方式。在前行的路上，我们要有流血和失去生命的准备。”伟哉丈夫，壮哉此言！他显然已作好了为带领中国人民挣脱苦难而舍身取义的思想准备。 

为民请罪的高智晟，全中国和国际社会分分秒秒关注着你的安危。在这样一个天地震怒、群情激昂的时刻，让我们重温高先生的身体力行、警策之言和醒世之见，依照他所指出的维权运动的目标与方向，脚踏实地、尽心尽责地去做好每个人应该做的工作，以微小的积累，一点一滴地推进中国自由化、民主化的历史性转型——直到高智晟凯旋出狱的那一天，直到中国人民彻底结束共产极权黑暗统治、迎来民主新中国在千年神州大地呱呱坠地的那一天！ 

2006.8.18.初稿，22.修订，宁波 

久拖不决的程翔案终于尘埃落定，良心记者程翔最终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从事间谍活动罪判处五年有期徒刑。这是记者因言治罪的最新一例，此前，因为自由报道而被关进监狱和判刑的记者还有很多。据媒体报道，中国是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迄今为止，至少有32名记者在押。

看一看近年来记者因言获罪的案例，不能不使人触目惊心：

◆原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高勤荣因著文揭露地方政府腐败，1999年被山西运城中级人民法院以“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和”受贿罪“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前《南方都市报》副主编兼总经理喻华锋因披露萨斯真相和关注孙志刚事件，2004年3月19日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后来才改判为八年。因为外界的舆论压力，同案的该报总编程益中在经过整整160天的冤狱之后方得以释放；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刘水因为揭露社会黑暗和写文章批评共产党，遭到深圳当局的频繁构陷，多次入狱，出狱后的今年6月4日前夕，被深圳警方威胁离开深圳；

◆湖南长沙《当代商报》记者师涛因为向海外媒体透露一份内部文件，2005年6月2日被湖南省高级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终审裁定有期徒刑十年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中国产经新闻报社主任记者阳小青因为揭露地方腐败，2006年6月15日上午被湖南省隆回县法院以敲诈罪宣判一年有期徒刑；

◆前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因为在海外媒体发表批评中共的文章，2006年7月13日上午被贵州省毕节市中级法院开庭宣判有期徒刑二年；

◆《纽约时报》前北京研究助理赵岩2006年8月25日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七法庭以欺诈罪判处三年徒刑；

以上只是我们所熟悉的一小部分因言获罪的记者，被关进监狱而外界却不知道的也许还有更多。虽然中共当局在不断加大对新闻记者的打压力度，但进行自由报道的记者仍然是前赴后继，就在前段时间，身在浙江的《中国海洋报》记者昝爱宗，因为揭露萧山教堂遭强拆而被杭州市公安局以“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为由行政拘留七天，他因此失去记者资格。报道真相是记者的天职，昝爱宗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在恪守记者的职业道德和良心。然而，他的不幸遭遇再一次告诉世人：在专制统治下绝对不会有真正的新闻自由，进行客观真实报道的记者在当局的眼中是唯恐不除的障碍。

在上面的那一连串案例之中，笔者最为熟悉的当然是刘水了，因为之前同在一个城市，同样有着今年被深圳警方驱逐的遭遇。刘水之前因积极参与“6.4”民主运动而遭警方通缉，并被判15个月劳教。之后，在媒体做记者和编辑期间，他更是因为大胆揭露当局的黑暗而屡遭构陷。2004年5月是他第四次走进劳教所，被判两年劳教后于2005年11月提前出狱。此次出狱后对深圳收教所黑幕的揭露再次引起了深圳警方对他的深深嫉恨，他在回乡大约半年时间后再度重返深圳，结果又被传唤，并被深圳警方威胁在规定的时间内离开，否则将再次面临牢狱之灾。

笔者此前也是在一家杂志社做记者，因为在海外媒体率先披露了深圳警方抓捕反日游行群众的消息，并写了多篇批评当局的文章，所以在去年5月1日被深圳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后又被正式逮捕。因为之前和外界没有联系，要不是深圳市公安局撤销案件将我释放，就算是判我个三年五载，也许外界至今都不会知道。在看守所的那段时间，得知在我之前，那里仍然不乏因言治罪的良心犯，也许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们对具体的人和事也是不得而知。

偌大一个中国，虽然有着经济繁荣和歌舞升平的假象，但对于敢说真话和想说真话的人来说，这样的国家无疑是一个封闭的大牢笼。我们的不自由成就着专制统治阶级最大的自由：他们可以在不讲法理的情况下任意剥夺我们的自由和诸项人身权利。社会要进步需要良好的制衡机制来加以保证，而在制衡机制里面，舆论监督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记者作为舆论监督的重要角色，理当肩负起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凭良知写作，让勇气发言，否则的话，将如同行尸走肉。

在看到不计其数的记者为了追名逐利而不惜制造假新闻以及违心对当局歌功颂德的现实情况看，和很多群体一样，中国的记者也已经堕落为一个令老百姓深恶痛绝的群体。

近来，能够看到昝爱宗这样一些有正气的记者的前赴后继，不能不说让人看到了中国记者良知觉醒的希望，看到了当局对暴露自己真实面目的更深恐惧。记者既是一种高尚的职业，也是一种堕落的职业，因为每个记者的价值取向都有所不同，有大胆敢言的，也有溜须拍马的，有追求真相的，也有迎合当局恶意造假的；记者既是一个有“钱图”的职业，也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职业，因为只要按照记者行业的潜规则去做，完全可能升官发财，而要按照记者的职业道德要求去做，就时刻有着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

（2006年9月1日）

民主论坛

Who killed the newspaper?

Aug 24th 2006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The most useful bit of the media is disappearing. A cause for concern, but not for panic

A GOOD newspaper, I suppose, is a nation talking to itself, mused Arthur Miller in 1961. A decade later, two reporters from the Washington Post wrote a series of articles that brought down President Nixon and the status of print journalism soared. At their best, newspapers hold governments and companies to account. They usually set the news agenda for the rest of the media. But in the rich world newspapers are now an endangered species. The business of selling words to readers and selling readers to advertisers, which has sustained their role in society, is falling apart (see article).

Of all the old media, newspapers have the most to lose from the internet. Circulation has been falling in America, western Europe, Latin Americ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for decades (elsewhere, sales are rising). But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e web has hastened the decline. In his book The Vanishing Newspaper, Philip Meyer calculates that the first quarter of 2043 will be the moment when newsprint dies in America as the last exhausted reader tosses aside the last crumpled edition. That sort of extrapolation would have produced a harrumph from a Beaverbrook or a Hearst, but even the most cynical news baron could not dismiss the way that ever more young people are getting their news online. Britons aged between 15 and 24 say they spend almost 30% less time reading national newspapers once they start using the web.

Up to a podcast, Lord Copper?

Advertising is following readers out of the door. The rush is almost unseemly, largely because the internet is a seductive medium that supposedly matches buyers with sellers and proves to advertisers that their money is well spent. Classified ads, in particular, are quickly shifting online. Rupert Murdoch, the Beaverbrook of our age, once described them as the industry’s rivers of goldbut, as he said last year, Sometimes rivers dry up. In Switzerland and the Netherlands newspapers have lost half their classified advertising to the internet.

Newspapers have not yet started to shut down in large numbers, but 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Over the next few decades half the rich world’s general papers may fold. Jobs are already disappearing. According to the Newspaper Association of America, the number of people employed in the industry fell by 18% between 1990 and 2004. Tumbling shares of listed newspaper firms have prompted fury from investors. In 2005 a group of shareholders in Knight Ridder, the owner of several big American dailies, got the firm to sell its papers and thus end a 114-year history. This year Morgan Stanley, an investment bank, attacked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the most august journalistic institution of all, because its share price had fallen by nearly half in four years.

Having ignored reality for years, newspapers are at last doing something. In order to cut costs, they are already spending less on journaism. Many are also trying to attract younger readers by shifting the mix of their stories towards entertainment, lifestyle and subjects that may seem more relevant to people’s daily lives th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politics are. They are trying to create new businesses on- and offline. And they are investing in free daily papers, which do not use up any of their meagre editorial resources on uncovering political corruption or corporate fraud. So far, this fit of activity looks unlikely to save many of them. Even if it does, it bodes ill for the public role of the Fourth Estate.

Getting away with murder

In future, as newspapers fade and change, will politicians therefore burgle their opponents’ offices with impunity, and corporate villains whoop as they trample over their victims? Journalism schools and think-tanks, especially in America, are worried about the effect of a crumbling Fourth Estate. Are today’s news organisations up to the task of sustaining the informed citizenry on which democracy depends? asked a recent report about newspapers from 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a charitable research foundation.

Nobody should relish the demise of once-great titles. But the decline of newspapers will not be as harmful to society as some fear. Democracy, remember, has already survived the huge television-led decline in circulation since the 1950s. It has survived as readers have shunned papers and papers have shunned what was in stuffier times thought of as serious news. And it will surely survive the decline to come.

That is partly because a few titles that invest in the kind of investigative stories which often benefit society the most are in a good position to survive, as long as their owners do a competent job of adjusting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 Publications like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hould be able to put up the price of their journalism to compensate for advertising revenues lost to the internetespecially as they cater to a more global readership. As with many industries, it is those in the middleneither highbrow, nor entertainingly populistthat are likeliest to fall by the wayside.

The usefulness of the press goes much wider than investigating abuses or even spreading general news; it lies in holding governments to accounttrying them in the court of public opinion. The internet has expanded this court. Anyone looking for information has never been better equipped. People no longer have to trust a handful of national papers or, worse, their local city paper. News-aggregation sites such as Google News draw together sourc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website of Britain’s Guardian now has nearly half as many readers in America as it does at home.

In addition, a new force of citizen journalists and bloggers is itching to hold politicians to account. The web has opened the closed world of professional editors and reporters to anyone with a keyboard and an internet connection. Several companies have been chastened by amateur postingsof flames erupting from Dell’s laptops or of cable-TV repairmen asleep on the sofa. Each blogger is capable of bias and slander, but, taken as a group, bloggers offer the searcher after truth boundless material to chew over. Of course, the internet panders to closed minds; but so has much of the press.

P>For hard-news reportingas opposed to commentthe results of net journalism have admittedly been limited. Most bloggers operate from their armchairs, not the frontline, and citizen journalists tend to stick to local matters. But it is still early days. New online models will spring up as papers retreat. One non-profit group, NewAssignment.Net, plans to combine the work of amateurs and professionals to produce investigative stories on the internet. Aptly, $10,000 of cash for the project has come from Craig Newmark, of Craigslist, a group of free classified-advertisement websites that has probably done more than anything to destroy newspapers’ income.

In future, argues Carnegie, some high-quality journalism will also be backed by non-profit organisations. Already, a few respected news organisations sustain themselves that wayincluding the Guardia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nd National Public Radio. An elite group of serious newspapers available everywhere online, independent journalism backed by charities, thousands of fired-up bloggers and well-informed citizen journalists: there is every sign that Arthur Miller’s national conversation will be louder than ever.

【2006年9月2日狱委讯】               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约二十多名成员今天（9月1日）上午到中共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门外示威，要求北京当局立即释放程翔，落实保障新闻自由和公民的基本权利. 上午十一时许，多位支联会常委、立法会议员梁耀忠、张文光和李卓人等约二十名支联会代表在港岛西区警署集合，然后游行至中联办抗议，期间示威代表带着抗议布条、高喊口号到达中联办门外，示威者在门外朗读声明，并将印有程翔图像的纸版放在中联办门外，并将黄丝带绑在铁栏上，然后和平散去。          示威完毕后，李卓人接受记者访问时指责北京当局在不公开、不公平、不公平的「黑箱」制度下，判处程翔间谍罪名成立并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表示极度失望、不满和强烈抗议，并要求北京当局立即释放程翔. 李卓人批评由拘捕程翔至判刑的整个程序，严重打击香港整个新闻自由. （博讯特约记者 刘泰 图文报道）          附: 支联会9月1日新闻稿 《抗议黑箱审判！立即释放程翔！》          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对中国政府和司法当局在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的「黑箱」制度下，判处新闻工作者程翔间谍罪名成立并判处有期徒刑5年，表示极度失望、不满和强烈抗议！支联会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程翔，并落实保障新闻自由和公民的基本权利！          香港资深传媒人、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程翔自去年4月22日被指为台湾做间谍扣查，至今已经超过16个月，案件引起香港社会以至国际的关注。程翔被扣期间一直不获与外界联络，而所谓法院审讯又以涉及国家机密为借口在毫不公开的方式下进行，令外界不能不质疑处理程翔案是既不公平、亦不公正的「黑箱作业」；同时，在缺乏公开审讯、缺乏公开有关证据、缺乏对涉案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保障等情况下，为程翔强加「间谍帽子」，更判处5年徒刑，再次突显中国内地法治极不健全，以及中国当局透过司法程序进行政治迫害的赤裸裸事实。          正如不少新闻团体（如香港记者协会）所指出，中国内地所谓国家机密，缺乏客观公开的定义，可说是「地雷处处」，令即使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也感到无所适从；今次程翔一案，再次暴露出内地有关国家机密法例存在不少问题。因此支联会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全面修改有关法例，让人民（特别是新闻工仍者）清晰了解何谓国家机密，以免再出现类似今次程翔的冤案。          支联会重申，在目前缺乏清晰法律规定、缺乏证据与事实根据、缺乏公开公平公正的司法程序的情况下，中国当局必须立即释放程翔，让他回复自由及与家人团聚，还程翔一个公道。          抗议黑箱审判！立即释放程翔！          还我程翔！还我新闻自由！

【2006年9月2日狱委讯】今天上午9点12分，河北沧州法院刑事一庭电话通知赵长芹：喊律师马上来，要开庭了。其后，赵长芹再次前往沧州法院刑事一庭，该庭工作人员李燕芹告诉她：郭起真案将于9月12日开庭。同时,知情人还告诉我们,当地公安每天都上网搜索郭起真的消息。 检察官刘秀珍态度最恶劣 郭起真夫人赵长芹介绍了上述情况后说：我每周都去检察院了解情况，沧州检察院负责郭起真案件的检察官刘秀珍态度最恶劣，她不准门卫打电话通知里面，就是不让我进去了解情况。她还骗我说：案件一直在公安局。 赵长芹还说：法官告诉我，你说郭起真因为反腐败遭到报复，现在不能提，我们这次搞的是郭起真骂共产党，攻击胡锦涛，想推翻共产党。 由独立中文笔会资助的李建强律师对笔者说：我下周一去沧州看守所会见郭起真，然后准备辩护。 忧心忡忡 公安上网搜索[变天帐] 2006年5月12日上午，沧州市新华区政法委阎亚明曾扬言要对郭起真判刑三年到五年，下午就立竿见影，国安采取了撬门藏菜刀的方式，黑夜铐走郭起真。 有趣的是，尽管沧州当局装出一副雄壮的架势，群情激昂地要把反腐败维权人士郭起真推入监狱。然而，不知出于何种缘故，他们很关心网络舆论。 据知情人提供的准确消息：沧州公安等司法人员每天都在上网搜索阅读郭起真的所有消息。 看来，网络舆论监督正在震慑着各级“犯罪分子”，他们忧心忡忡地担心记录在案，担心郭起真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 记者无国界称：人权活动家郭起真 郭起真是中国第一代网络民主斗士，曾经在上世纪前往成都天网寻人事务所做义工，和撰写89死难者周国聪索赔案《11年来，孩子依旧半睁着双眼看着世界、看着我们、看着他们》的志愿者曾全福以及郑会路（大嘴老歪）等不少志士一道，为无数冤民上网呐喊呼吁见[旧版走向论坛]。 2006年5月12日，郭起真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新华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并于2006年5月25日移送沧州市公安局立案侦察，同日被沧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其后，记者无国界于2006年6月3日发表公开声明呼吁释放“人权活动家郭起真”，还多次致电天网，了解郭起真情况并提供3000元帮助郭起真家属。 6月13日，最近入狱的天网义工邓永亮和民运前辈任畹町等数十人公开呼吁[谴责政治迫害 请为郭起真伸出温暖的手]；独立中文笔会还派李建强律师为郭起真辩护；国内外不少朋友也在设法排除干扰给赵长芹捐款，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不难看出，由于郭起真专门揭露河北沧州政府官员的的腐败行为、为老百姓维权，当地腐败官员是注定要把他搞进监狱的，当然，他们找了个由胡温政权买单的借口：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2006年9月2日狱委讯】记者无国界/中国 一网络异议人士被拘留第三周，另一名面临颠覆罪审判 “记者无国界”今日呼吁释放因前往沂南旁听持不同政见者陈光诚庭审而于8月18日在山东沂南被捕的网络异议人士和民主活动家邓永亮。 同时呼吁释放将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于9月12日开庭审判的湖北沧州网络异议人士郭起真。 “上述二人只是行使了中国宪法所赋予他们的自由言论的权利，”记者无国界说，这种屡屡用以压制网络异议人士的所谓的”颠覆罪”是一种变异的法律。 邓永亮经常为博讯网站(http://www.boxun.com/) 写文章并在六四天网( http://www.64tianwang.com/)主持一个论坛，六四天网说邓计划就陈光诚庭审写一篇现场报道。陈是一个盲人，因为批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中的职权滥用而被判狱4年3个月。 邓永亮8月18日被软禁在沂南一家宾馆，然后转送陕西西安，现在碑林公安局手中，迄今羁押已进入第三周。其妻朱玉玲说当局不让她见他丈夫，但告诉她不用担心，邓永亮很好，还叫她不需要再去找他们。 另一异议人士郭起真因为向海外网站投发批评政府腐败的文章而遭迫害。郭的被捕还因他参与了一个抗议侵犯人权的接力绝食活动。郭被捕的5月12日是郭绝食日的前夜。 记者无国界授权六四天网翻译,请以法、英文版本为准.

       备受瞩目的上海市社保基金案正在继续查处之中。8月29日，中共上海宝山区委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读中共上海市委通知，区委常委、副区长斯福民被任命为宝山区委副书记，并作为宝山区区长候选人，主持区政府工作；免去秦裕的中共宝山区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其行政职务的免除将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所谓“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是指按照法律规定，免去秦裕的宝山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这道手续，要由宝山区人民代表大会来履行。秦裕身兼党政职务，区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可以由党组织直接任免，但作为行政职务的区长只能由区人大任免，这是没有疑义的。

　　今年7月6日，秦裕从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职位上调任宝山区委副书记，一周后就任宝山区代理区长。同样是按照法律规定，7月25日，宝山区五届人大五次会议补选秦裕为宝山区区长，这一天，离8月24日下午上海委员官员证实“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秦裕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调查”，刚好一个月时间。

　　宝山区人民政府区长不是一个普通的行政职位，其任免需要经过宝山区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区人大代表大会。秦裕现在已被查出涉及上海社保基金案，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宝山区区长，宝山区人大大约会很快履行手续将其罢免。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一个月前，宝山区人大又是怎样将秦裕选举为区长的呢？尽管当时区人大并不知道秦裕与社保基金“有染”，不知道他是一个问题官员，但是，除了他的一纸简历——1981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哲学专业，后获博士学位，2002年2月任上海市政府市长秘书，同年11月任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之外，宝山区人大对他的素质、才能等综合情况又知道多少呢？将一个20天前刚从市委市政府“空降”过来、“底细”并不为人熟知的官员选举为区长，现在，这个区长刚刚为人民服务了一个月，区人大又要将其罢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秦裕是如何轻而易举地当选为区长的呢？谁又能保证如此选举是足够慎重和成熟的呢？

　　秦裕因严重违纪只当了一个月的“短命区长”，区人大是什么方式选举他，现在就得以什么方式罢免，请神容易，送神也容易。与秦裕不同，有一些“短命区长”、“短命市长”并非由于本人出了问题，而是由于工作需要另有任用，于是，当初行礼如仪选举他为区长、市长的区人大、市人大，现在又行礼如仪将他免职，同时像当初选举他那样又选举新的区长、市长，而且即便这个新区长、市长个人不出问题，也不能保证他一定能干满法定任期而不被中途换将。一个经人大选举产生的区长、市长就这样一调了之，你可以说他被免职的程序未免不够严肃，但谁又能说，这个可以一调了之的区长、市长的被选举程序就一定是很严肃呢？在被选举的程序上，他们与秦裕并无根本的不同。

　　被宝山区人大选举为区长的秦裕现在出事了，似乎未见有人要追究人大选举失察之责任。虽然，这里面有种种“可以理解”的因素，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追问：谁能够对当初人大的选举负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