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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之后执拗地从南方跑来
一不小心感染了西伯利亚的风寒
她被裹挟、咳嗽，读经救济
最后她原地不动地皈依
抚正自己的衣冠
代圣立言者们感动了自己
话未说完随风舞蹈
她孤苦无助地成全汉地的秘法
牛鬼蛇神们嫉妒得发狂
狂风卷扫看客如落叶
多少人称赞她的美，劝她停步
罪恶也偷袭她，求她改辙
她说：我只是做一个人
罪人审控无罪成为大地上的风景
无数的汉语将她和我们隔离
她看见艾滋病孩子的眼睛就赞美
看见盲人的神性暗自落泪
此刻，她拈花示众，笑如般若
看客们远远地为十二月欢呼
汉语的烈士！她只想过好日子
中国女性的好日子
努力学习英语
没有用英语表达的事情
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发生
2006年8月14日北京
常在网上各个地方看文章，各种文章都看，一直是每天至少看两万字，有市场制造出来的文章，有政治播种出来的文章，有平民的声音，有知识分子的足迹；有情事，有人事，有故事，有现实，有梦想；有科学，有教育，有文化，有哲学；有呐喊，有争吵，有讴歌，有理性，有非理性，有个人私语，也有世界的声音。
在这纷繁的文字背后，看到了人性、社会、制度，看到了娱乐和热闹，也感觉到了众人对一些物事缺少自己清晰、独立的判断力和自我审视、自我辨别的准确力，盲从的确是一个大众心理现象。
感觉盲从是一种恐怖。
而网络上面的声音仅仅是网民的声音，那些不上网的人们的欲求，自然就不会在网络上出现，而这些声音和欲求却可能正是社会底层或弱势群体所没有或不能有机会在网络上表达的。
在网络上面，我们甚至无从知道那些在车间的工人们的具体生活情况和精神状况，也无从知道农民朋友们的具体欲求。
当我从网络走入现实，和工人、农民朋友聊天时，感觉到他们的不满和无奈，甚至是愤怒，也看到他们脸上那为讨生活而流淌出来的沧桑和隐忍。真想看到有心、有兴趣的朋友能深入工厂、企业和农村，详细调查一下在这些环境里生活的人们的情况，问一下他们到底有多少不满，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因为我隐约感觉到，这些不满很有可能会在某一个时间集中爆发出来，甚至是一种必然，只是时间问题。
不满的集中爆发将是社会一个大灾难。而目前的话语权或改革权却又与这些不满者无关，甚至离他们越来越远，这就更加深了矛盾。等矛盾达到沸点，必然爆发，这的确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发展的一般规律，智慧者会顺应客观规律而动。是到了那些有话语权或改革权的人们反思如何将不满降低到最低的时候了。这样的话，灾难将可以避免，假如不痛定思痛深入改革的话，灾难的到来将是迟早的事。
这是我读如此多的文章和仔细读了现实后，一时直觉到的，但愿这只是我的无稽之想法。事实证明，真相藏不住，也瞒不了，会自己显现，但愿真相是在风和日丽中优美地显现，而不是经过狂风暴雨的摧残后，才显现出来。
最近，在中国湖南卫视的屏幕上，一个词儿大行其道，这个词即是P K[源自“Player Killing”吧？──洪哲胜编按].这个由《超级女声》而为人们熟悉的词儿现在在多方面得到运用。在此，我把这个词儿用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来。
在此，我要大声地叫道：总书记，PK！
总书记，PK！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让我们尊贵的中共中央总书记站到超女的歌台上，与那些年轻的女娃娃们一起接受短信选票、专业评委或大众评委的的评定挑选吗？显然不是。我们的总书记是不会去参加超级女声这样的歌唱比赛的。那么，我高叫着让总书记PK，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PK的意思就是对决、竞争、一决高下的意思。让总书记PK，就是也要让总书记去对决、竞争、一决高下。总书记到哪里去对决？为了什么而对决？总书记自然是要到那政治竞选的平台上去对决，自然是要为了得到一个地位祟高的官职而去决。与谁对决？与竞选对手对决？谁做评委？人民，人民手中的选票就是最权威的评委。
这样说来，我们的意思就是很清楚了。我们的意思是让我们的总书记在一个业已确立起来的新的政治模式之中承担新的角色。这一新角色意味着要与过去流行的做法告别。
让总书记PK，可不是我的主意。据有关消息，让中国的中共中央总书记PK是由一个笔名为皇甫平的先生提出来的。正是他第一个提出了让中国的中共总书记PK的意见。这位先生据说是参考了越共的做法，而提出他的观点的。老实说，这个意见真是一个有意思的意见。
因为它代表了我们时代要求民主自由进步的潮流，是一种很好的呼声。让总书记PK，是主张中国党内的民主。我们知道，民主确实很难一步到位，那么，一步步地向着民主走近总是好的。让总书记P K，开始党内民主进程，不失为中国走向民主的一个利好的消息。
可是，意见归意见，主张归主张，良好的意见与主张总要人接受才行，尤其是那负有民主义务的人接受才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不曾听到我们的胡总书记对此意见的反应，我听到的倒是一个网站因为发布了一则有关让总书记PK的民意测验而被强行关闭的坏消息。据说，惩罚关闭网站的命令直接来自中国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不知道，是总书记让发布这样的命令的呢？还是中宣部擅自发布了命令。如果是前者，那么表明，我们的总书记不喜欢让他PK的主意，他不愿意放下尊贵身段去接受人民的评判，至少是接受共产党内党员的评判；如果是后者，那么就是中宣部的那帮不知好歹的先生在有意损坏我们的总书记美好的声名了──我们的总书记本来是可以明智地接受让他PK的好主意的。
封杀网站的做法让人们觉得总书记无意于中国的民主至少是无意于中国的党内民主。这样一来，我们总书记的好名声确实要受到一定的影响。想一想，到了21世纪的当今世界，还有几个国家的领导人不接受现代民主理念的？还有哪一些领导人不愿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获取官职为国家服务的？我想，我们聪明卓越的胡总书记绝不可能象那些不明智的丑陋的怪人卡斯特罗、金正日一样行事，胡总书记一定会在全世界人的面前表现出他的明智与远见的。可是，中宣部为什么要关闭那家网站呢？或许我们的胡总书记正在深思熟虑一种妥当的使中国走向民主的绝妙的好主意，我们应可等待他的行动。只是，历史过于悠久的中国人有一种十分中肯的话那就是时不我待呵，请总书记听取。
首发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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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23日狱委讯】据明报报导，因报导浙江萧山教堂被拆事件而遭警方拘留7天，并被报社开除公职的浙江自由作家、《中国海洋报》原记者昝爱宗，获释后表示，将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讨说法。 据报导，昝爱宗因上月在网上多次发表文章，报导并要求当局彻查及公开萧山教堂被拆事件真相，11日被杭州市公安局指控文章严重失实，并以“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罪名将其拘留，于18日获释。中国海洋报社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压力下，昨天已经正式通知他，催促其尽快离职。 昝爱宗说，新闻出版总署本应保护记者，现在却打击记者说真话，让记者失去工作。为了维护新闻自由和记者权益，他将向新闻出版总署讨说法。 7月29日，杭州500名公安强行拆毁位于杭州萧山区一座正在修建中的民办教堂，受到当地3千多名基督徒阻挡，结果最少有20名教徒被公安打伤，另50人被带走，而教堂则被连夜拆毁。 据悉，1969年10月出生、安徽太和县人的昝爱宗，被称为网上使用真名写作的自由作家，也是新浪网专栏作家。担任国土资源部下属中国海洋报记者、浙江记者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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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保护说真话记者 昝爱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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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不是专制独裁者的衙门，更不是迫害新闻工作者的新闻审查警察局，请出面保护记者，请不要打击记者，请保护说真话的记者。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隶属于国务院，请不能再继续干破坏国务院形象的愚蠢事，请不要继续干破坏宪法的坏事，请不要继续让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上更加丢脸。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本是保护新闻自由的，不是伤害新闻自由的，中国宪法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条款，是属于全国公民享有的权利，不是属于新闻出版总署任意剥夺的霸权。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任署长叫龙新民，原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后任市委副书记，现在终于当上正部级大官，请不要继续作恶，请为自己的后路着想。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若不为公民宪法权利着想，就等于其名称上的”中国国家”都去掉了，变成私党的新闻出版总署，变成打击新闻自由的恶棍，真正变成人民的敌人。 请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立即脱去为私党和统治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外衣，好好考虑一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真正职能和自身形象，为记者服好务，保护好记者，才不至于堕落成为人民的敌人，才能建设好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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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23日狱委讯】浙江杭州消息，自8月11-18日中国海洋报记者昝爱宗被杭州警方以”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为名拘留7日后，浙江大学出版社一编辑因出版有”严重错误”的图书被处罚的消息被悄悄传出。 8月22日，经证实，浙江大学出版社图书编辑庄道鹤先生于2006年6月19日被其所在的浙江大学给予”行政记大过”处罚，停发出版社工资和奖金已有7个多月，目前仍然不能恢复其在图书编辑岗位上的工作。 一份编号为”浙大发人2006年42号”的浙江大学文件显示：浙江大学于2006年6月19日发出文件”关于给予庄道鹤行政记大过处分的决定”，内容如下： “庄道鹤（职工号：0087399），男，浙江大学出版社编辑。” 鉴于以上事实，根据《关于印发<浙江大学教职工行政纪律处分有关规定>的通知》（浙大发人[2002]2号）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经研究决定，给予庄道鹤行政记大过处分。” 经了解，《纪检专题研究文论选辑》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被《中国经济时报》、《联谊报》等公开出版的新闻媒体称为”好书”的评论著作集，对中国纪委、监察系统所独有的”中国特色的双规制度（在规定地点、规定时间交代问题）”进行评论，尤其是对浙江台州市纪委通过”双规”迫害共产党干部陈越飞案件进行了记录，以及其他被纪委”双规”致死的案件加以盘点，引起了上级纪委的恐慌，2006年初该书就被出版社”收回销毁处理”，不再对外发行。但民间仍然有读者四处寻求这本书，视为”好书”。庄道鹤失去编辑工作后，被出版社安排”内部待业”，他不认为自己编辑了一本有”严重问题”的书，而是认为该出出版符合初审、复审、终审程序，是正常出版，浙江大学对他的处罚是”欲加之罪，何患为辞”，他表示强烈抗议纪委压制出版自由、迫害无辜的非法行为。
浙江大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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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23日狱委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香港)/中国知名学者徐友渔认为，高智晟的被捕事件不符合有关的法律程序。他还对当局压制不同意见和声音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在哲学所工作二十多年来，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哲学。他的近着包括：《‘哥白尼式’的革命》、《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 世纪》、《自由的言说》和《直面历史》等等。他在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表示，维权人士高智晟在山东被秘密抓捕，这至少在程序上不合法。 徐友渔说：“据我了解的情况，我觉得，好像是一个预谋。这种抓捕至少在程序上是非法的行动。我估计它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考虑和背景，是恐吓他或为另外一个事情做准备。他们到底想做什么，我不知道，但对我来说，一般公民关心的是，抓高智晟有没有道理，程序上合法不合法。从这两个角度看，我看都是有问题的。” 徐友渔说，高智晟被捕后，警方有人住到了高智晟的家里，这种做法更是没有法律依据。他说：“他们经常使用这种手法，我知道。以前他们抓刘小波也会采取这种办法，把人抓了以后，就有人到别人家里守着。其实，中国的司法当局从来没有严格遵守法律，但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像，就是那种赤裸裸的完全不顾法律，我觉得做的比以前糟糕得多。” 徐友渔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他没有参加社会上的各种维权活动或异议运动。但即使这样，他也受到了当局在各方面的限制和约束，对此他有相当深刻的体会和认识。 徐友渔说：“我现在不愿意做非常详尽的描述，像我这样可能是最温和、最愿意过平静生活、最不愿意去惹事的人，实际上我受到的干扰极大。我根据自己个人的生活经验，得出一条：不是你愿不愿意低调和非常理性的问题，对于一帮为所欲为的人，你的任何努力其实都是没有用的。” 徐友渔说，他非常同情高智晟，原因在于“你任何努力来约束自己都是没有用的。我有充份的经验来说明这一点。” 徐友渔的研究重点是西方哲学，但他在中国文革研究方面也有很多建树，被很多海外研究中国文革的人士公认为“文革专家”。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前一段时期，纽约有一个关于文革的国际研讨会邀请徐友渔参加，但徐友渔却无法赴会。他说：“当局为此找了我很多次，发出严厉的警告。我跟当局保证，那时我在国内会有别的活动，我不会去参加。前提是我知道去也去不了。但在开会期间，单位每天给我打电话，仍然觉得我有可能去，还用这种方式来监视我。” 徐友渔说，现在中共奉行的文革观还是建立在这个决议的基础，与其保持一致的就没事，不保持一致的就遭到压制和批判。徐友渔说，这个决议到今天已经20年，但对于当局来说，别说20年，即使200年，它能管也是要管的。徐友渔说，这也就是在大陆的文革研究人员所遇到的根本难处和问题。 |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不是专制独裁者的衙门，更不是迫害新闻工作者的新闻审查警察局，请出面保护记者，请不要打击记者，请保护说真话的记者。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隶属于国务院，请不能再继续干破坏国务院形象的愚蠢事，请不要继续干破坏宪法的坏事，请不要继续让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上更加丢脸。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本是保护新闻自由的，不是伤害新闻自由的，中国宪法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条款，是属于全国公民享有的权利，不是属于新闻出版总署任意剥夺的霸权。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任署长叫龙新民，原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后任市委副书记，现在终于当上正部级大官，请不要继续作恶，请为自己的后路着想。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若不为公民宪法权利着想，就等于其名称上的”中国国家”都去掉了，变成私党的新闻出版总署，变成打击新闻自由的恶棍，真正变成人民的敌人。
请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立即脱去为私党和统治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外衣，好好考虑一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真正职能和自身形象，为记者服好务，保护好记者，才不至于堕落成为人民的敌人，才能建设好和谐社会。
顷闻《大纪元》记者赵子法报道，我们中国的良心、我们的高智晟律师于8月15日中午12点，在山东东营市姐姐家中，被十几名突然闯入的便衣们秘密抓走！至今已过去52个小时，所有能联系到高律师的通讯手段全遭切断，高律师如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作为一位功成名就的著名执业律师，他本可以与所有体制内的法律人士一样，照“章”办事，明哲保身，去过优哉悠哉的生活。但是天降大任，良知勃发，为了中国人民遭受的无尽苦难，为了揭露中共当局反人道、反人性、反文明的惊世暴行与罪恶，更是为了早日结束地球上最大的极权暴政，挽救更多的受杀戮、受迫害、受奴役的苦难民众，高智晟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惊天地泣鬼神的凛然正气、不屈不挠、越挫越奋的奋发意志与中共暴政展开了绝世大决战！
在被中共流氓特务围困了262天的情况下，在被当局便衣数次殴打、险些丧命之后，在山东维权盲人陈光诚案将于周五18日开庭、当地警察严防声援者再度聚集临沂声援的情况下，高智晟律师被当局秘密抓走了！这是中共蓄谋已久的扼杀中国良心的罪恶大暴露，这是以黑社会绑架手段施行的最卑鄙无耻的懦夫行径！
众所周知，高律师代表的是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最朴素、最真切的良心、良知、意志和愿望，也代表着千千万万中国的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民间进步人士、维权人士和所有热爱自由、正义与光明的人们的理念与心声，也代表着海外无数华人同胞要求中国文明进步的普遍向往，高律师几乎成了全球华人心中最后的最有代表性的光明、道义与正义的象征。
虽然早有不祥的预感，早有种种最不情愿的猜测，但没想到中共当局竟然选择在这样的时机，用如此卑劣的手段绑架了高律师！我在此要警告中共当局：你们在与全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进步力量为敌的歧路上走得太远了！这是一个丧心病狂、不计后果的蠢行，如果不将高律师早日无条件释放，你们很清楚，你们面临时将是什么？
我们的高律师一向为人权、民主和信仰自由而不畏中共淫威， 经过长达262天无耻疯狂的跟踪、围堵、迫害、殴打之后，中共当局可以说已经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丧尽了一切起码道义。它们不但没有能够让高律师对中共邪恶的抨击和揭露停止过一天，反而在这个过程中，高律师的维权反迫害壮举得到海内外越来越多正义人士的声援和参与，“九评共产党”加速传播，退党大潮席卷中国大地，中国人民和世界上正义的政府和人民更加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中共极端惧怕“九评”，惧怕退党大潮，惧怕“真善忍”真理在握的法轮功，惧怕袁胜跳机脱险、投奔自由、向全世界揭露中共的群体灭绝罪，也畏惧高智晟律师这样不畏暴政、以真凭实据和天才雄辩揭露中共邪恶的无数中华民族的良心与硬骨头，它也更惧怕无数觉醒了的中国人民。中共秘密抓捕高律师本身，就是它恐惧末日来临的疯狂表现。
高律师曾经说过：我们是和整个人类史上最为邪恶的团体打交道，这个没有人性的团体在最后必定会使用最绝望的方式。在前行的路上，我们要有流血和失去生命的准备……天地已震怒，山河皆泣泪！高律师已经被秘密抓走两天了，什么严重的事情都有可能正在、或将会发生，一切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尚存信心的亲爱的同胞们都应该立即行动起来，以各种方法，勇敢地向的中共当局发声——还我高律师！还我中国的良心！
2006.8.17.宁波
—-大纪元首发
在中国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之下，我们似乎理所当然地把贵族制当成民主制的反面。不仅仅是我们，冷战时期的一些思想家也有这种倾向。如卡尔·波普就指责柏拉图所设想的贵族社会是民主社会的反面。但说到底，无论是我们的常识还是波普细致的证明都是现代民主社会出现之后的流行意识形态。“贵族”在西方的语境中非常复杂，它是整个古典传统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代表着人之为人的标准；现代社会大大降低了人的标准，并将古代在某种意义上作为自己的反面。但“贵族”是否与平民民主因而根本不兼容？
我要向托克维尔表示敬意。这是一个对现代社会有着伟大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他立足于现代，为平民民主提供了一个理论辩护，但同时又洞察到平民民主的内在问题，从而将贵族问题引入到对现代的探讨之中。在现代语境中，一般把这个问题归结为“自由”和“民主”的张力，这在大学法学院和政治学系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甚至成为了陈词滥调。但归结为“自由”问题是否完全恰当？我们不妨在这个词语之下进行一些探讨。但什么是自由？按照自由主义的一般讲法，“自由”意味着伯林所谈的“消极自由”，即免于受到侵害，对民主保持警惕则意味着，必须防范以多数人的名义侵害个人的权利。因此，法治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个老家伙可以决定整个社会命运的合法性根据。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不要忘记了，托克维尔在更多的地方谈美德，而这个问题显然就越出了“消极自由”的范围。托克维尔关心的并不仅仅是划分群己界限，更是关心如何防止大众民主所带来的“夷平”的危险。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唯物主义和个人主义有着这样的危险，它使得人越来越平庸化，人日益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日益依靠非人格化的官僚科层机构。托克维尔追问的是，在这样一个平民化的社会里，贵族是如何可能的？
其实托克维尔提的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他是以一种现代的方式去面对了古典政治哲学中就已经开始争论的问题。我们今天所讲的“贵族”，在古希腊则是城邦里的公民，古典政治哲学与国家无关，它所谈的就是城邦公民的生活。公民区别于其他之处在于，其他人为了生活的必需所迫，而公民则无需为生活必需所迫，拥有大量的闲暇，以实践美德。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探讨了公民的两种最善好的生活，其一是政治生活（行动的生活），其二是哲学生活（沉思的生活）。无论哪种生活，所关心的其实都是人的卓越。善好的生活，就是按照一种自然的正当来生活。柏拉图的《政制篇》可以说是讨论自然正当的典范。苏格拉底和几个朋友一起探讨正义问题，进而由城邦和人的灵魂的对应，先讨论一个用语言建构起来的城邦，进而理解正义对于人的意义。由此所阐明的是，现实中的城邦或是人都是不可能自身就是正义的，而是分有了正义。潜在的含义就是，无论是人的生活，还是城邦的秩序，都依据一种自然的正当而设定。由此，现实城邦的腐败被理解为对自然正当的偏离。苏格拉底之死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雅典的民主制在苏格拉底看来是有着根本缺陷的，它扩大了公民得范围，给予了每个人以相等的政治决定权，但因此就使得大众忽视了美德。最卓越的人因此被埋没，而一些平庸者掌握权力。这一批评激怒了雅典人，从而通过多数投票处死了苏格拉底。而苏格拉底之死，经过柏拉图的反思，成为政治哲学史上的基本问题。苏格拉底因此也成为古典政治哲学中“人”的典范：他认识到自然的正当并且按照它来生活。而一个按照自然正当而建立的城邦，必然是与苏格拉底这样有美德的公民之间存在内在的和谐。
古典政治思想耻于谈民主，与民主本身对于美德的偏离有关。民主必定是贫穷者的统治，而贫穷者由于为生活必须所迫，对于美德的生活非常陌生，甚至有着怨恨心理。贫穷者对于平等的无限追求，加上彼此之间的相互忌妒，彼此之间互不服从，要么会导致混乱，要么是把自己的自由交给一个更为强大有力者，从而导致暴政。政体与公民的美德是有密切关联的。考虑到公民的不同特性，最稳定的政体将是一个混合整体——柏拉图最早提出这种思想，亚里士多德更详细地阐明了这种意见。而这种政体是现实中稳定的，但本身并不就是内在正当的。
这种“自然正当”的观念要到马基雅维利才真正告一段落，而霍布斯则以更加明确的方式抛弃了自然正当，而代之于“自然权利”。自然权利诉诸于每个人对于死亡的恐惧，并在次基础上导出政治秩序。现代政治思想抛弃了古典政治思想中对于“人”的很高的期许，而把人降低到非常低的层次。人是一个欲望的存在，而政治秩序首先就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而建立的。托克维尔完全接受这个论证的前提。他对于民主的证明就是建立在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基础之上的。“自然”这个在古典思想中充满魅力的词语再次被用作合法性论证，但意义与古典已经完全不同。因为人具有类似的自然属性，具有相同的欲望，因此人的平等是自然的。民主也因此是符合自然的，并将成为现代的趋势。
但在一点上，托克维尔表现出他与古典传统的某种联系。他理想中的民主并不是大众民主，而是古典贵族民主制的扩大。并不是贵族粗鄙化成为大众，而是每个大众都成为贵族，如同贵族一样有德性的生活。也正是出于这一点，他才去比较美国人民生活与雅典公民生活的每一个可能类似之处：结社，陪审团，公民投票，等等，并探讨在现代条件下，如何过哲学的生活，如何保持优秀的灵魂。可以看到，他对于具体的个人有着深切的关注，而不仅仅是探讨抽象的个人概念——这些抽象概念，从现在来看是现代治理技术中的环节。现代思想降低了古典思想中人的标准，进而将这些一般标准抽象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实体法的程序统治，以及复杂的纪律统治。而在程序中的个人，是被隐去了面孔的，其个性无关紧要的人，高尚与否，伟大与否无关紧要。如果引入福柯的分析，我们更能理解托克维尔的忧虑。如果说，在古希腊，民主制很容易转变为暴君的统治，那么，在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出了另一种暴政，只不过统治者不是人，而是机器。人已经深深陷在他自己设计的圆形监狱里面而无法脱身。托克维尔预见到了这一切，所以他呼唤一些伟大的事物。但是在他所接受的前提逻辑之内，这些伟大的事物具有什么样的基础？它们能够是内在就具有伟大的性质吗？这种论证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托克维尔所接受的霍布斯主义前提就已经排斥了一种自然正当的秩序的存在。并并没有一种东西在现代性前面自称是具有内在的“善”的。韦伯从霍布斯主义的前提下来，最终达到了一个绝望的结论：这个世界的价值冲突是不可调和，因为这是“诸神之争”。我们所能达成的共识的地方，也许就在于那些无个性的程序技术。但这样不是使得我们越来越受那些程序技术的奴役吗？我们不是被它们分割在圆形监狱的不同房间里，越来越难以沟通了吗？
注意托克维尔的
论证方式：他论证一些“伟大的事物”，如宗教的时候，探讨的并不是其内在是否正确，而是讨论他们对于社会整合的影响。伟大的事物，并不能因为效用而成为伟大，当托克维尔说它们伟大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仅仅是沿用一个传统的说法吗？还是因为托克维尔运用了谎言，他内心具有一个信仰的理由，但说出来的时候采用了另一个理由？无论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越来越多地采用这样地一种论证方式，同时置身于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巨大张力之中。如果托克维尔的说法是真诚的，这些伟大的事物之伟大也只有通过民主的方式得到确认。但这不是又回到讨论的起点了吗？当我们探讨高贵的时候，我们头脑中所浮现出来的雅典和斯巴达，抑或罗马的形象是否仍然具有意义？当我们谈正义和美德的时候，在霍布斯主义的前提下，难道不需要问“谁之正义？何种美德”吗？
我们必须向托克维尔表示尊敬。在他那里，一种真正现代的思维方式已经达到成熟。这种思维方式并不是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和对历史进步的幻想，而是带着一点怀旧的情绪——不断试图回到古希腊，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罗马，但试图面对的是当下的危机。这样，思考的结果并不是回到古代，而是更进一步地推进了现代性本身。当托克维尔带着贵族的忧郁注视大众民主的扩展的时候，忧郁本身就是一个标志: 古代已经过去，虽然还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进入我们的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