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是中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投票的第一天，就在这天，六名合法公民在湖北省仙桃市聚会交流独立参选经验时受到当地警方的传唤，受到海内外关注。以独立竞选人大代表获得成功而闻名海内外的姚立法先生，在准备与朋友交流竞选经验时竟遭到警察传讯，虽然在经过六个小时后获释，但原来的计划却泡汤了。姚立法先生到家一个小时后，在电话中接受了我的采访。

聚会的目的是交流选举经验
此次聚会发起人姚立法先生，职业是教师，从一九八七年开始，以民间独立人士身份连续参选五届湖北潜江市和一届省级人大代表，并于一九九八年当选市人大代表，外界称他为非钦点的「布衣代表」。

姚立法说：这次聚会我们约好的本来有十多个人，我们刚到，坐下还没有二十分钟，还有些朋友没赶到，警察就来了。先到的六人都遭到了传唤。六人中，除姚立法先生外，还有仙桃市本地的三位公民，两位泛蓝联盟的年轻朋友，即法学博士左晓环先生和中国泛蓝联盟的孙不二先生。

姚立法介绍：聚会的目的是交流如何竞选的经验，法律上对竞选有哪些规定，法律上的条文在实际中如何操作，以往组织者如何操纵选举，我们现在应当怎样影响选民来关注选举、参与选举，影响更多人自主竞选，或者来投票，等等。

受到警察非法传唤
据另一位参加聚会的当地人士鄢烈汉先生说，当日聚会的场所是仙桃市一家叫作「天马宾馆」二楼的秋菊厅。姚立法回忆当时的情景：来的全是便衣，没着装。十多个人，只有一个出示了证件，是公安的，应该是仙桃市国保大队的吧。一进门来，就录像，然后要我们跟他们走。警方一共出动了六、七辆警车，把六个人全部带走，一个人一辆警车。把我们拉到沙嘴派出所里。到派出所后，要我们每个人按指印，十个指头都要按，然后分开搞讯问笔录。给我做笔录的两个警察的名字我还记得，一个叫周国怀，一个叫田华。他们说我们在非法聚会。我反问：什么叫非法聚会？作为警察，连《治安处罚法》都没学好。《治安处罚法》中，有没有非法聚会？只有非法集会。非法集会是在公共露天场所，表达不同意志。我们是在宾馆里，不是露天，是吃饭聊天，没有表达不同意见。跟非法集会有什么相干？荒唐得很！

看好民主前景
尽管遭到警方打压，姚立法先生依然看好中国民主前景，他说：现在的选举，有形式，没内容，有假的，没真的。法律的语义很模糊，很多半截话，语义表达不清。我们国家选举法只三千多字的内容，美国一个州的选举法，就有十三万字左右，非常详细。这样，选举就可以按规矩来，不按规矩，就会受惩罚。他们的程序法非常好，操作性强。中国的选举法没操作性。全国人大的解释，也非常模糊。全国人大编的书，立法解释方面的，比如乔晓阳等人编的，很厚，但内容非常空洞。这样的法律，就是让胡锦涛吴邦国他们去组织，去领导每个选区的选举，也搞不好的。

尽管如此，姚立法先生认为今后中国的选举制度一定会实现。他认为，实现普选需要公民去争取，自己所做的，旨在用行动唤醒公民意识，用行动竞选，挑战恶法，使恶的一方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百姓们都知道。

首发<动向>八月号

 

 

屹立在华南边陲的弹丸之地香港，曾经是苦难中国黑幕重重之下一个令人向往的自由港、一面自由的旗帜。89“6.4”大屠杀之后更成为千千万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的避风港和温馨的“家园”。每年的“6.4”烛光悼念晚会和每年的“7.1”大游行，让全世界的华人为之骄傲、振奋与敬佩！

以反自由、反文明为天性的中共极权暴政怎能容忍这一卡在它的咽喉处的“自由港”的存在呢？为了扼杀香港的民主与自由，中共简直是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政治高压、栽培代理人、派遣大量特务、金钱收卖舆论公器、出台一系列恶法等等……近年来，关乎中国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就这样频繁地发生在香港的土地上。

8月6日，经过连续五天的所谓“审议”，香港特区立法会通过了《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当天，中共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迅速予以大张旗鼓地宣传报导。《人民日报》8月7日发表的“护法社论”的标题是《〈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有效保障市民利益及社会治安》。阴谋得逞之后的兴奋之态溢于言表！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少光表示，条例草案提供了一个相当完善的制衡机制，在保障公共安全和良好治安方面，以及保障人权和隐私方面，已达致平衡。李少光表示，这条法例对香港的治安和内部安全非常重要。

而中共港首曾荫权透过新华社表示“《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比其他地方有关的条例更为公平及开明，而且更能保障市民的利益，也更能有效保障社会的治安”。而草案最终获得立法会通过，“是社会理性讨论的成果”，“我相信这个制度是可以媲美任何地区的有关条例，我们应该放心。”

有了如此能明目张胆地“截取通讯及监察”港人通讯与言论的恶法，中共极权暴政和特务机关是可以“放心”、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我们──包括港人和大陆同胞在内的人们──却被置于他们所设下的无孔不入的监听、监控网络之中了。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将被他们任意“载取”与“监察”，并随时作为构陷我们的“罪证”。这种被监视、被奴役的生活，大陆民众已经过了57年，现在终于要轮到香港同胞了！

其实，中共为了早日拿下这一“自由港”，可谓机关算尽、处心积虑。出于开展统战之需，必需有自己的喉舌。而由自己直接办媒体，色彩太明显，没有公信力，必然没有读者。于是他们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从80年代开始，中共文化特务或在香港的外围人士已经以不同面目渗透到香港的民办媒体，现在正在发挥作用，这是“打进去”。“拉出来”则是对媒体老板或高层进行统战，或给予在中国做生意的方便，或授予各项政治荣誉，如政协委员之类，从而把他们划入“体制”之内，牢牢控制。近日传出香港《信报》和邵氏无线电线已然“染红”的消息，预示着香港媒体的沦陷不可避免。

7月10日前港督彭定康访问香港。他在出席美国商会的午宴后表示，“香港有自由，但无民主。我很欣慰在法治下，香港仍然是一个自由社会，让我感到失望的是，香港没有同时拥有民主。”他还说：“争论多年，在我在任的时候就开始争取，港人是成熟、理性、有学识的，能够妥善地自己掌握民主制度。”彭定康曾引以为傲的“香港自由”，现在看来正受到来自专制黑手的极大威胁。

据外电报导，这个邪恶的《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是“立法会”在反对派议员集体退席抗议的情况下强行通过的。这项新法案允许当局透过电话窃听、拦截电子邮件与一般邮件以及其他秘密手法，监控民间通讯的内容，也允许当局进行诸如卧底渗透等实体监控行动。反对派与批评人士担心，这项允许政府秘密监控的法案将侵犯港人隐私权，进一步箝制香港的公民自由。该法案将赋予警方监听反对派政治人物的权力。新闻从业团体也担心，当局如今可以堂而皇之的拦截记者与消息来源，或律师与诉讼委托人之间的谈话内容。

民主人士认为，在如此紧迫的情况下，政府提出一个瑕疵百出的法案，并指这是自2003年反颠覆法后，对公民权造成最大威胁的法案。议员梁国雄表示，现在这个议会已经是为求目的，不择手段，是一部机器，这部机器就叫做国家机器，是很恐怖的。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胡丽云就日前通过的，发表了意见，她担心，执法人员日后截听记者与消息来源电话对话，成为“合理化”行为，破坏新闻界保护消息来源的防线。

多家香港独立媒体当即批评“香港民主大倒退！”并有议员惊呼：“香港政治将正式步入黑暗！”

多年来，身处大陆黑暗统治下的广大民主斗士、维权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对香港是充满期待的，国内的重重黑幕、异议人士遭受的苦难、统治者的累累罪恶和广大民众的呼声，总能通过香港独立媒体和进步人士的发声，甚至是热心港人的游行示威得到回响与声援。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还能通过与香港各界的联络，与国际社会（西方媒体、人权组织和民主国家政府）取得必要的协调和互动，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现在，中共借“香港立法会”出笼此《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草案》，其险恶用心就是要将大陆民众通过香港与西方文明世界的联系通道一刀截断，并透过“截取通讯及监察”的特务手段，最大程度地获得反对派与异议人士的情报，实施“无产阶级专政”！

呜呼！我们的“东方之珠”已黯然失色，曾经的自由港已岌岌可危，香港曾经的所谓“有自由而无民主”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但是，在我看来，这是倒行逆施的极权暴政行将灭亡前的最后疯狂，螳臂岂能挡车轮，蝙蝠焉能撼大树，一部见不得阳光的“偷鸡摸狗”式恶法，绝对阻挡不住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伟大的前进步伐！

2006.8.14.宁波
首发民主论坛 

独裁体制下的跛足改革，导致腐败泛滥和两极分化的急遽扩大，由此引发出新一轮改革大论战。

御用派的权贵经济学

主流经济学家努力为跛足改革辩护。二○○六年八月九日，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一篇名为《着名经济学家称我国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的专访，就是这种辩护的最新版本。接受採访的五位主流经济学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北京大学教授萧灼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赵人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

五人中，只有吴敬琏先生的回答偏离了官方定调。他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到现在这种程度，表明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生病了。”在此前的六月二十六日，吴敬琏更为直率地指出：一，过分重视效率而轻视公平的畸形发展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二，垄断导致普遍腐败和机会不平等，二者加剧了两极分化。

其他四人的回答都是在为跛足改革下的两极分化作辩护。他们认为：一，现行改革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二，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三，两极分化并非现行改革造成的，而是传统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造成的。四，现在的两极分化不会引起社会动荡。五，政府不断通过各种措施来抑止贫富差距的扩大。

萧灼基、赵人伟、樊纲、李实对两极分化的解释，可以代表“权贵经济学”的思路。他们拥护“稳定第一”和“经济优先”的跛足政策，肯定官权垄断下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御用智囊作为权贵阶层的一员，他们非常害怕权贵阶层的“竭泽而渔”的掠夺方式逼出底层造反。所以，他们要向高层进言，提出缓解民众不满和社会危机的应对之策。他们从维持政权稳定和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出发，希望独裁集团能够看得远一点，放弃苛政而走向仁政，从“无节制的掠夺”转向“有节制的剥夺”，以缓和日益加深的底层不满和公正危机。他们认为，胡温上台以来，提出关注弱势群体和社会公正的“亲民路线”，实乃统治策略的明智转换，表现出胡温体制高於江朱体制之处。这是走向施仁政的开明专制或王道统治的良好开端。

伪激进的新左派

在此次改革大论战中，“新左派”对“御用派”的攻击最为激烈，也最容易把社会不满误导向毛体制老路上去。“新左派”高举“社会公正”大旗，把自己打扮成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他们祭出毛泽东亡灵，对毛泽东遗产进行后现代包装。

“新左派”针对两极分化开出的药方，带有强烈毛式民粹主义甚至文革式特徵：一方面，他们主张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停止“民进国退”的国企改革而回归“国进民退”的计划体制，甚至公开主张回到毛时代的强权式平等分配，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干预，扶持国有经济而削弱私有经济，为近乎疯狂的权贵私有化进程减速。另一方面，通过自下而上的大众化经济民主，最大限度地发动底层百姓参与经济管理，削弱上层权贵对底层百姓的强势地位。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上、下结合，才能达到抑富济贫的财富再分配。

在现行制度的前提下，如果照“新左派”的激进思路行事，独裁化强权干预和大众化底层造反相结合，就将带来大倒退，即便不会全面退回到文革，起码会导致“打土豪、分田地”的经济文革。

其实，“新左派”对改革和主流经济学的抨击再激烈，也是“伪激进”。因为，“新左派”是最善於投机取巧的一群，最鲜明的特点是“柿子捡软的捏”和言行背离。首先，他们只敢把两极分化加剧归结为经济的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而断断不敢直面根本原因——现行独裁体制；他们也只敢向私营富豪和御用经济学家兴师问罪，而断断不敢揭露从中央到地方的权贵家族。

御用派和新左派是孪生兄弟

在信奉古典自由主义公正原则的我看来，无论“御用派”和“新左派”如何相互抨击，但在“跛足经济学”这点上，二者却是孪生兄弟——只问经济问题而回避政治制度。正如中共改革只追求经济高增长而搁置政治进步一样。因为，两极分化来自跛足改革，跛足改革的制度支撑恰恰是一党独裁；所以，无论何派何论，只要不敢直面一党独裁和贪婪的权贵家族，即便说得天花乱坠，实质上仍然是极端自私的机会主义。

个人自由优先於分配正义

事实上，当下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首先是自由之有无的问题，而非财富分配是否平等的问题。分配不公源於自由权利匮乏。自由问题在中国就是民权之有无的问题，两极分化不过是官权过大而民权奇缺的后果而已。所以，在中国谈论分配正义问题，理论上必须坚持自由优先，实践上首先要致力於争取民权和削弱官权，即首先争取自由权利的平等分配，其次才是财富分配的公正，因为平等的自由权利（特别是财产权）是社会公正的基础。自由离国人多遥远，社会公正也同样遥远。

面对“御用派”和“新左派”两面夹击下的自由主义，不仅要有勇气和智慧，更要有足够的坚韧，对中国转型的艰难漫长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既不会屈从於权贵主义的淫威，也不会被民粹主义潮流所裹挟，而是坚定不移地伸张自由优先原则，并将其贯彻到言行之中：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实现社会公正，就要在思想上争取达成民间社会对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的基本共识，就要在行动上动员出更大的反抗独裁制度的民间力量，大声抗议官权对基本人权的肆意侵犯，争取从私产权到言论权的个人自由，并力争把诸种个人自由提升到法治保护的水平，即通过致力於民权不断扩张和官权不断萎缩。

在个人自由先於分配正义的意义上，我甚至主张大陆的现代转型之路，最好借鉴香港的成功经验：先致力於保障个人自由的法治建设，后进行全民普选的民主。也不妨汲取台湾民主化的经验，在保障私产权和法治化市场的基础上，先进行有限的地方自治和言论自由，再循序渐进地开放党禁报禁和制定自由主义宪法，最后走向普选式民主。

二○○六年八月九日於北京家中 首发动向

《江泽民文选》三卷一起推出，超过了当年《邓选》陆续推出的气势，故坊间猜测此为江欲显个人声名的行为即强行确定精神领袖地位，或为染指十七大高层权布局配而作，云云。这样的说法，不无一定道理。但是，就前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与政党政治的运行架构而言，《江选》的集中推出凸显出了中国社会政治史无前例的政治窘境，即意识形态高度混乱。

这种混乱状况，从毛的阶级斗争到华的“两个凡是”，再从华的“两个凡是”到邓的“真理标准”，均没出现过。邓在确掌了“真理标准”的巨大意识形态资料后，迅速转为经济建设中心论（后又附“两手都要硬”），创造了一个放松意识形态刚性──推进社会整体庸俗化的相对宽松环境，其间赵紫阳提出了“共产党员也是人（庸俗之人）”的现实主义论断，无疑大大缩短了执政精英集团与民众的心理距离。

一、“中下之主”的无可奈何

邓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实际上是“经济增长说明一切”的模式，但其匆忙所选接班人江泽民不过是个“中下之材”，既无法解决邓的“增长主义”所带来的问题如环境污染与两极分化，又无创制之能力，所以才出了“1992抵触”，迫使邓不得不南巡放话，试图在废黜胡、赵之后再度“行废立之事”。

虽经见机转舵之无奈且又在独立掌政后推出了“三个代表”，向国内崛起的中产阶级特别是权贵资产阶级让步，并向国际社会模糊示意自己在选择“江氏拐点”如库恩所撰《江传》表示江有民主化的倾向与模糊战略观，但是总的来看，江在意识形态放松上既没循序而进也没创新主见，其间，未定型的“江话体系”又突遭法轮功挑战。无论《江选》还是《江传》都清楚地表明了江在此事上的惊恐不安、手足失措之状。如此，则有：（1）不仅清楚地说明了一个“中下之材”变成“中下之主”的窘状，而且逼使他选择一种核心安全机制，不惜权宜地采取“以腐败换团结”之策，这也是至今为人诟病的“上海帮”问题的政治根源；（2）江的“13年”实际上不过是邓去世后的“五、六年光景”，况且邓深知此“中下之材”不足守业，故而才有隔代指定接班人的非常之举，“胡温（新）政治”在逻辑上成了对江氏政治的一个否定。

二、胡锦涛面对政治负资产亦陷窘境

胡锦涛执政以来，面临了大量的上两代政治负资产：（1）增长主义带来的两极分化问题；（2）“腐败换团结”导致的全面政治失信问题；（3）社会多元化自然发展的欠账问题，如公民政治权利公约从1998年的政府认可，拖至今天已近八年仍无议会批准之望，故致维权运动形成了执政高层惊恐的“第一社会问题”。

在这三大的政治负资产无法一时弥平的情况下（应当说取消农业税与“建设新农村”之行动与口号，收效不小！），改革的伦理性遭到了全民性质疑，底层社会的维权就更具伦理合法性，而社会的官民对立（以群体事业为表征）也呈现出高度紧张之状。在知识精英集团内部关于（继续）改革是否具有伦理合法性的问题也呈愈吵愈烈之状，以致胡锦涛不得不亲自表态“坚持改革”。

胡锦涛执政以来，清楚地表明他要创一套新意识形态的冲动，从高调的“两个务必”，中经“寻找马克思”，落脚到“八荣八耻”，足见功利之急。

“胡语体系”基本上以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分”为狭义意识形态合法性本源，属务虚部分。甚至说客观上抛开“三个代表”的创新企图可比拟成于新时代的“唐僧取经”，但是，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与国际格局变化中突发因素之多，“取经”的耗时性是远水不解近渴的。“胡语体系”的务实部分寄托于文化合法性，其“荣辱论”更多地以民族主义（特别是儒家文化加少许墨家精神）为内含。

三、清算权贵资产阶级存在可能

人们无法排除胡温（新）政治的“时代影响沉淀与个人行为选择”因素可能产生“新文革”的冲动。因为他们这一代人大都出生于1945年前后，在其人生价值观念成长期经历了中国政治的三大突变：其一者，1957年的“反右”，这批人均在社会认知起点的少年时代（12岁）；其二者，“文革”高峰期如1969年，他们正处青年理想时代（24岁）；其三者，彻底否定“文革”、社会转入“增长主义”始点是1981年，这批人（36岁）正向中年定型期迈进。

对于这一代人，权力目标当然重要，而重新创制又有三大政治负资产的前两项为扼喉之力，难以有实际行动。同时，在保证短期均衡（即不崩盘）的情况下，又要给出一个长期均衡的战略示意──“我们有能力将中国送到民主轨道”。在诸种压力不得缓解且底层社会对“平均”形成宗教般的诉求后，就不可避免可要采取表面是铁腕而实质上是“迁就民众”的非常措施。

这种措施的最好的操作切入点就是实行“经济文革”，清算江时代“以腐败换团结”所形成的梯度社会腐败后果──各级次的权贵资产阶级。这是江在有生之年最不乐见的情状，因为这个情状第一步就会使“以腐败换团结”组织起来的松散联盟遭到政治清算。在中共历史，这样的例子已经不是“新生事物”了，至少有邓时代清理“三种人”可作成规而循。如果说《江选》一定有什么私心的话，那就是要让社会而不是党内给他那个联盟以时间，平平安安地从权力漩涡中“甩出来”。

结语：不许社会评论《江选》

作为政治家无论是“中材之下”还是忍人所不能忍的“高士”，都会有一套绝然不同于表意意识形态的分析系统。网络监控、宣传系统的社情搜集、政府的形势研判乃至于情治系统的特殊手段，都会印证中国既便是完全处于最传统的古典社会中，也到了意识形态整合的时期了。而哪个派系或集团有能力来整合，则完全交给了随机概率。《江选》就是他那个“江话体系”参与博弈的一种强烈表达，而权力分配早已淡化成次要问题。

总的来说，《江选》虽在社会上公开销售，但是根本上还是一个欲补“胡语系统”不足的“内部说法”。因为，来势凶猛的“江话系统”竟然不允许网民评论，任何一个关于《江选》的网络新闻的“网友评论”都保持为“0条”，而点击评论（或发表评论）也被告知“网页有错误”。

这个“小故事儿”又成了21世纪初中国新闻管制的一段“趣话”，此中原因也许要等到“江泽民时代”真正地结束了，才会有人以揭密历史的方式告诸天下。 
 

民主论坛
 

周一清晨七点过，在学校旁小巷菜市正付钱给一位农妇，一凶神恶煞中年女人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窜到跟前，二话不说，从农妇菜筐里抓起一把空心菜就往菜筐上狠狠甩打。我还没回过神，这把空心菜已经被甩得稀巴烂。扔了，又抓另一把甩打。看这架势，就知道是城管、协管什么的。我质问：“凭什么扔人家的东西？”她不与我理会，一把抓住农妇的平板三轮车柄要拖走破三轮和筐里所剩不多的几把菜。农妇怯怯说了一句：“何必嘛。我这就马上走。”她不依不饶，非拖走农妇的车不可。我有些火了，说：“人家不偷不抢，靠劳动挣钱，你凶什么？”两个身穿制服、手提电警棍的男人闻讯过来，这女人见来了自己人，愈发来劲，提高音调冲我说：“你同情她你给她钱嘛！”这般蛮不讲理，我懒得理。但两个男城管舞着警棍颐指气使呵斥农妇，让人恶心，我也提高音调：“舞警棍干什么？谁给你们权力在这里横行霸道？”他们气壮如牛，说这是在执法。执法？近乎搞笑。这城管来历不明，要执的所谓法来路可疑，“执法”行为则足以颠覆法与非法的界限，令全世界大吃一惊。仅我在学校东、西两校门外亲眼所见，城管执法，就是打人、掀摊、抢东西；耳闻的，就更热闹了。可以说，自打这个叫“城管”的机构冒出来，其劣行昭昭、如匪行状就名满华夏了。

虽说城管从机构到所执之法都来路不明，执的“法”，至今也没见哪一级立法机构出来承认是经由自己出生的，但城管的权力范围特别宽，什么事都插得上手。不过，就人们日常观察和经验，这机构似乎主要是为着围追堵截在街上挑担行走和集市里的流动小贩而创造出来的；针对的是这批底层劳动者而不是靠偷摸扒窃弄钱的寄生虫。这不，每天都有一帮小偷来菜市“上班”，每个摊位的摊主都认熟了这些面孔，一般会悄悄提醒顾客注意自己钱包，但城管睁只眼闭只眼，从不在小偷身上浪费“执法热情”，他们的“执法热情”要留给流动小贩。

其实，不管挑货担走街串巷，还是到集市卖蔬果，都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正当谋生方式。城管出现之前，这种谋生方式虽然辛劳，但是和其他劳动方式一样光明正大，不低人一等，不需要躲着什么执法者。而今世道变了，这种自食其力的谋生方式非法了，对这部分劳动者的暴力围堵、驱赶、没收、抢夺，成了执法。城管眼里，流动小贩根本算不得有人格、有尊严的人，呵斥、辱骂、当街打人，如家常便饭。似乎握有上方宝剑，城管有恃无恐地干这等事，其威风、凶悍，令流动小贩闻风丧胆。只要听到一句：“城管来了！”如惊弓之鸟的流动小贩，立刻四下奔逃。这种条件反射积累着这个群体经历的无数次被城管以执法名义打骂、掠夺的教训，也积累着群体的屈辱和卑贱感，而在这种辛酸的积累中流失的，是他们作为劳动者的人格和尊严。

有人戏称“恶意讨薪”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我看权力怪胎“城管”可以跟它并列。因为我实在想不出这地球上还有别的什么地方专门组织了这么一支城市里无处不在的庞大暴力队伍来对付流动小贩这样的劳动者群体。这个群体主要是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和其他种种原因而生活困窘的城乡下层民众。他们走街串巷、流动摆摊，这种劳动方式极其艰辛。拿那农妇来说，空心菜几毛钱一把，平板三轮装满，全部卖完也不过二十来元。还不说种菜付出的劳力，仅仅为了赶在清晨城管出来前卖完菜，就得半夜下地摘菜，还要一小把一小把扎整齐，然后六点之前赶到菜市。如果有更好的出路，怕是没谁想干这吃力费时挣钱少还担惊受怕的营生。这部分劳动者的艰难景况，政府本来就负有责任，没给他们提供帮助更属失职。人家劳动自救，非但不感谢，反而围堵、打击，断人家生路，而且打击越来越严厉、调门越来越高，实在过于病态。有网友说，防小贩超过了防恐怖分子。这可不是玩笑话。不信，看看北京正在怎么折腾着花大把钱让城管全身披挂上阵。为了对付艰难谋生的小贩，连PDA终端、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都用上了。然而，人家要生存，再怎么打击，许多人还得走这条路。于是，有了一场无休止的猫捉老鼠游戏。城管逮小贩，小贩防城管，在有的城市，“小贩逃跑路线图”应运而生。

在自己的国家，靠劳动谋生竟狼狈到如此地步，不是这方土地的人，准会觉得匪夷所思。然而，比这荒唐离奇的，国人都见识过。为何要这样对付小贩？人们心照不宣：利益驱动下对任何一种谋生渠道和方式的控制。这种控制既反映了无制约的权力的张狂和习惯性僭越，也暴露了不放过任何敲骨吸髓机会的极度贪婪。“没有摊位就是不准卖！”——那甩菜的凶妇一语道破“钱”机。我问过一些摊主，他们每年要为一个小小露天摊位交一笔不菲的钱。待日后这里大棚完工，一个摊位得好几万元，有摊主表示：那时，这生意就没法再做了，挣的钱还不够交费。而天不亮来此赶早市卖菜的，多半是农民，无非用自产的农作物换几个小钱贴补家用。摊位费一交，恐怕连血本都要赔上。一个政府，对底层毫无体恤，一门心思往钱眼里钻，不管底层民众生存状态多么艰难，都要以收费这个门槛来设置障碍；迈不过这道“钱”槛而自行摆摊的，对不起，城管伺候！

如何伺候？周一清晨近距离目睹的一幕，其实太过寻常。比起群殴记者、踢破农妇脾脏、砸赈灾募捐摊点、高喊“我就是土匪”、打死批评他们的老人，还有为地盘之争街道城管当街扒掉市城管的裤子等惊心动魄场面，我看到的不过是每日定时上演的常规节目；那暴力性动作和恃权而强的嘴脸，也是常态。只要上菜市，都有机会反复目睹。据我观察，入了这行当，成了有执照的行暴者中一员，这种针对底层的常规行为方式会改变其中许多人的心性，连女性也没了天性的和平与富于同情的心灵，变得暴戾、冷酷，却习而不察。那扔农妇菜的女人和我去年在这菜市经常看见的另一位对小贩凶巴巴的女人都这样。扔农妇菜的女人特别有意思，冲我喊了一句：“你去告我们嘛！”这般有恃无恐，自然是因为有权力撑腰。

城管的暴力倾向、恃权嘴脸和小贩的狼狈、可怜，其实从一个侧面把政权和民众关系的颠倒没遮没拦、赤裸裸地演示了出来。

如果权力民授，如果用权受到严格监管，如果有新闻自由，没有哪个权力部门敢创造出专门拿生活困窘的底层当撒野、逞凶对象的机构；用不着信誓旦旦说什么“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民众反应和问责制度就会把政府用权方向规导到提供公共服务上，至少，可以使掌权者在自己位置上行为规矩。

2006-8-12星期六

首发民主中国

　　以前看这部电影感触不深，直到读了福科的《疯癫与文明》，回过头来，有恍然大悟的心情。
　　
　　就像前面所说，土匪就是不承认农民-地主产权关系的人，那么精神病人也有一半就是不承认现有的文明制度以及禁忌的人。换句话说，精神病人也是一种土匪，一种精神领域内的土匪。
　　
　　就像片中的尼科尔森饰演的主角麦克默菲。一开始是一个土匪，最后在疯人院终于成为了白痴。
　　
　　但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这个话题。我从来只对细节感兴趣。
　　　　
　　在一次例行的心理治疗的讨论会上，麦克默菲举手发言，对护士长说：“今天是世界棒球锦标赛揭幕，我想建议把现在的讨论改到晚上，这样我们大家可以看比赛的实况转播。”
　　
　　护士长拉齐德小姐严肃的说：“你要求改变的是一项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必须进行一次表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然后他们就表决了。
　　
　　就是这个细节让我不胜低徊。前面提到的电影《闻香识女人》，尽管是对于教育体制的批评，但人家被批评的体制比起我们不敢批评的来，已经好上许多。一个校长要处分学生，还要以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向他行贿，这已是我们不敢于设想的了。对于做恶作剧整蛊校长的学生进行处分，居然还要召开全校师生和家长参加的听证会，按一个准司法的程序来决定。
　　
　　我们可有一个学校，对于学生的处分（即使是成年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有一套公开的允许辩护和质证的的处罚程序？以及对一个精神病人的动议还要民主表决的？在我们看来，也是“听说过没见过二万五千里，有的说没得做怎知不容易”。
　　
　　尤其学生和精神病人，都是一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所谓民主就是简单的总统选举吗？从这样两个不经意的细节来看，真正的差距，似乎还与政治无关，而在我们的周围。一百多年了，只希望这个差距不会是二万五千里。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自由撰稿人刘晓波的新著《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最近问世；该书对“和平时期聚集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人加以抨击，提醒人们警惕“极端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的结合”。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博讯新闻网14号一篇介绍《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一书的短文援引了刘晓波在该书题记中的一段话；刘晓波说：“除非面对外族入侵带来的主权领土的危机，否则的话，我从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恰恰相反，在和平时期，聚集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就是颠三倒四的疯子。”该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独裁爱国主义”–也就是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的结合–“越来越具有危险的进攻性”。

旅美科学家方励之表示，爱国主义是一个有复杂内涵的词汇，大多数中国人的爱国实际上是爱家园、爱乡土。他感到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的确存在，但是他说，所谓“在和平时期，聚集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就是颠三倒四的疯子”的说法是“一概而论”，“是不对的”：“我的周围当然有爱国主义者，也有非常反对爱国主义的人。就在大学里头。非常反对美国现在提倡爱国主义。前几年底特律美国工人砸日本汽车，这是什么行为？“

记者: “方教授，你怎么看待十三亿中国人民当中多数人的爱国主义？” 方励之：“我觉得多数人的爱国主义是爱乡土，爱自己的家园。爱国主义的‘国’字当然又是政权。”

记者：“方教授，您如何看待刘晓波这句话‘聚集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就是颠三倒四的疯子。’ 方励志：“这样一概而论是不对的。底特律工人砸汽车，也是从他的利益出发，也不能说他是疯子。极端民族主义现在是有，但很难说是不是占社会的主导。”

政论家、作家何频表示，“爱国主义”本身是一个“很高尚的字眼”；他对大多数中国人的爱国主义予以肯定：“热爱一个国家就像维护一个家庭一样的，是一个国民的基本义务，基本的素养，基本的认知。如果做为一个国家的国民他不热爱这个国家的话，他不足以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国民。”

记者：“对于十三亿中国人民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的爱国主义，您是不是给于充分肯定？”

何频：“当然是这样的。我前面讲得非常清楚。一个国之所以成立的一个基础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热爱这个国家。中国是多灾多难的。中国还存在非常多的问题。但不会因此影响我热爱这个国家。制度可能是短暂的。政府可能是短暂的。政客可能是短暂的。但是国家和国民是长远的。”

这位政论家说，刘晓波也许是想让人们警惕政客们对于爱国主义的利用，用意还是好的。何频说，一些政客假借爱国主义的名义，以排斥人权和民主等文明规范；需要批判的是政客们对爱国主义的利用，而不是爱国主义本身：“但是刘晓波先生所批评的爱国主义是不是还含另一层意思呢？就是说，在一些国家，有一些政客利用了爱国主义来拒绝基本上的文明规范。比如说，不尊重人权，或者以国情做为借口，拒绝进行民主制度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爱国主义被狭隘地利用了。”

在何频看来，在当代部分中国人中间所弥漫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一种自卑、焦虑和自信的矛盾体，是对于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临时填补，如果任其走向极端，势必在国际国内引起反弹。

从博讯的短文来看，刘晓波的新著所批判的内容包括：“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的大陆民族主义，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反台独的民族主义，强权与收买下的香港爱国主义”等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最近在中国颇有影响的引进版畅销书、美籍阿富汗裔作家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日前在英国被投票选为本年度“阅读小组奖”获奖作品。这是胡塞尼的第一本小说。阅读小组奖是一项由企鹅出版社和奥兰治奖联合设置的、通过分布在民间的许多喜爱阅读的小团体以及大众投票评出获奖者的奖项，旨在鼓励全民读书。进入决选名单的60本书的最终排名也同时揭晓。

　　卡雷尔·胡塞尼说，他本人为名列榜首而感到“惊恐”，他说《追风筝的人》也许并非最佳，但是令读书团体的人产生了最大的共鸣。“读书团体是对书和阅读的一种表彰”，他说，“因此，获得一个由一直生活在书的海洋里、有无数选择的民众评选出来的奖，对我而言有很多意义。”

　　奥德雷·尼芬内格的《时间旅者之妻》获得了亚军，莱昂诺尔·施莱弗的《我们得谈谈凯文和安德里亚·莱维的小岛》排名第三。

　　这份榜单中还有经典的畅销名著，例如哈珀·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获得了第五名，而去年让人眼睛一亮的小说、玛丽娜·卢伊克卡的处女作《乌克兰拖拉机简史》排名第六。

　　阅读小组奖评审委员会委员之一，珍妮·哈特利教授对此结果感到欣慰。她说，虽然一些被推选出来的书赢得了奥兰治小说奖或进入了该奖的决选名单，但看到最后是一本三年前出版的、没有拿过一个文学奖的小说处女作得到第一名，还是令人感到很有意思。这说明优良的阅读小组传统仍然和以前一样强大。

“武侠在仁道，天地有公心”。

这是近期由大陆的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新武侠系列典藏书系”的序列，将一些颇有人气的新武侠小说写手的作品汇集成册，以每人作品对应每个字，计划将推出十人，现已出《小椴作品》《步非烟作品》《小非作品》《杨叛作品》四本。

大陆“新武侠”这一概念是由一本杂志《今古传奇·武侠版》首倡的、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以中国大陆作家的创作为核心的所有新武侠写作的总称。旨在提倡“新江湖、新侠情、新体验、大武侠”。

因为大陆新武侠的发展，许多作者投身武侠创作，且大多是从网络写手开始而受到追捧。这批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中，很大一部分拥有高学历，既有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也有英美名校的“海归”派。诸如今年三十三岁的杨叛长期旅居加拿大，年仅二十五岁的步非烟仍在北大攻读硕士。

金庸等人武侠小说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始终强调“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始终强调传统的“做人”标准。而这一批在新时期成起来的作家，人性追求和个性释放直接影响了他们人生观和文学观的形成，不顾忌什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也不顾忌什么雅文化提升和俗文化普及，只是将自己的观念表现出来，将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人生“活法”展现出来。

武侠评论专家、西南师范大学教授韩云波如是总结了大陆新武侠的四种路数：其一是回归古典，尝试追求一种甚至比梁羽生更灵动、比金庸更韵雅的武侠风格；其二是靠近玄幻，一些武侠作家试图创造中国的玄幻，同时重点在其中张扬了人性的因素；其三是电玩动漫；其四是灵智写作，如步非烟在书中构建庞大复杂的迷局。

事实上，在阅读这些作者的作品时，几乎总能看到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影子。如何摆脱既有武侠小说的模式，建立独特的武侠小说审美形态，则是横亘在他们面前所必须解决的。

反观金庸作品“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诗句每字代表一部作品)，新人们的“武侠在仁道，天地有公心”似乎就显得单薄许多。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群像，而没有哪位能有抗鼎之作，能完全祭起“新武侠”这面大旗。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汤哲声直指，“大陆新武侠”的“新”，可以是人性写作，可以是女性写作，可以是动漫写作，也可以是网络写作。但不管怎样设定，自我和厚重都是需要的，因为只有有了自我才能称得上超越，只有有了厚重才会出现大师。“大陆的青年作家要想超越金庸等人，就应该在保持金庸等人演绎中国传统文化水平的同时，更多角度、更多层次地演绎各类文化。”

　德国著名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京特·格拉斯日前在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采访时，首次向公众披露了自己在二战中一段鲜为人知并令自己不堪回首的往事。格拉斯表示，自己曾经是德国纳粹党卫军的一员，作为预备役负责保卫希特勒的安全。他还坦承，当时由于年轻幼稚，在战争期间没有丝毫的负罪感，而在此之后，那段经历成为他一生所背负的耻辱，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
　　战争经历成个人污点
　　京特.格拉斯8月12日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说，自己15岁的时候曾想进入德意志第三帝国海军潜艇部队，但因为年龄小而遭到拒绝；第二年他成为纳粹党卫军冲锋队的一员，作为预备役负责保卫希特勒的安全。一年后他负伤住进了野战医院，之后的一年又成为美军战俘营中的一名战俘。1946年，当他从美军的战俘营获释时，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难民了。而自己当时之所以想参军完全是为了逃离那个让他倍受压抑的家，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想法真是很“疯狂”。

　　格拉斯在采访中否认自愿加入党卫军，并在后来对自己的行为有了“罪恶感和羞耻感”。格拉斯说：“这种情况发生在许多与我一样年龄的人身上。我们被限制在工役制下，1年后，我们发现了桌上的召集通知，便迫不及待地应征入伍。当我来到德雷斯顿后，我才知道，自己应征入伍的，竟然是纳粹党卫军。”当年幼稚的他“愚蠢地相信德国不会做出这些事情，并认为这些都是敌对方的恶意宣传而已”，一直到纽伦堡审判纳粹领导人时他才清醒。他坦承当时由于年轻幼稚，在战争期间没有丝毫的负罪感，而在此之后，那段经历成为他一生所背负的耻辱，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

　　总结人生将出回忆录

　　格拉斯1928年出生于在但泽市(即现在波兰的格但斯克)，1959年因描写二战期间人们生存状态的小说《铁皮鼓》而闻名世界。1999年，他凭借此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文学院对格拉斯的评语是：“因其戏谑的黑色寓言描绘了历史中被遗忘的一面。”格拉斯是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奠基人、曾担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维利.勃兰特的好朋友，并与挪威和瑞典的反纳粹势力有紧密的联系，多年来一直是和平爱好者。

　　在将近半个世纪后，这位目前78岁高龄的文学巨匠即将于今年9月出版自传体回忆录《剥洋葱》。他把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都写进了新书：“我想再次弄清楚当年所发生的一切。我这么多年的沉默也是为了有一天能将它写下来，我必须坦诚。”在谈及这两部相差近半个世纪的作品时，格拉斯表示，他希望通过另外一个视角去追溯二战时德国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他说，直到现在，仍有一些人坚持认为，当年可怜的德意志民族是被希特勒这一小撮“黑色势力”劫持，从而落入了战争的无底洞。他在这本新书中将以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其实并不能如此简单地概括。他认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很多年轻人在当时如此激进好战，很大一部分源于自身主观的原因。当然，在纳粹的鼓动下很容易忽视战争的可怕性和危险性。

　　不过，格拉斯的坦诚并没有赢来喝彩，77岁的德国作家沃尔特.肯波夫斯基认为他的坦诚来得“有点晚”。格拉斯的传记作者迈克尔.于尔格斯则对此表示失望，遗憾“道德权威的结束”。据悉，《剥洋葱》预计9月份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