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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一位友人 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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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民主中国
胡平:为什么成王败寇？
1、从“一个王朝的背影”谈起
在《山居笔记》中“一个王朝的背影”一文里，作者余秋雨写道，尽管满族的康熙皇帝
曾经以大兴文字狱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文化，因此，就
连当时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这一戏剧性的和解，以与清廷不共戴
天的李愚和黄宗羲的软化作为历史标记。曾以武装抗清闻名的黄宗羲，居然因康熙的礼仪有
加而改派自己的儿子助皇帝修撰明史。
在讲述了这段故事后，余秋雨写道：“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
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的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
认同呢？”
这种解读未免太轻浮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因为满族皇帝认同了汉文化，因而
汉人就失去了抵抗满族政权的正当理由，那当初千千万万为抵抗满族侵略者而死难的汉人岂
不是白白牺牲了他们的生命？那些拒绝屈从、继续坚持抗争的志士岂不成了破坏安定团结，
唯恐天下不乱的害群之马？岂不成了不希望国家强大，不喜欢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的人民公
敌？
日本人可是从一开始就声明要尊重汉文化的，连区区小队长鸠山都能随口念出“对酒当
歌，人生几何”的诗句（比土八路、军宣队的水平高多了），可见别人对汉文化是何等热爱
与精通，更何况日本人从不搞什么“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之前，
日本人的方针都是以华治华，在东北，台前的是满洲国，是溥仪；在华北，台前的是汪精卫.
日本人并不曾像满族人那样建立日本人自己的王朝。如果上述逻辑可以成立，那么，中国人
又有什么正当理由非抗日不可呢？
撇开上述矛盾不谈，不过我们应该承认，余秋雨这段话确实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凡
粗知明末清初那段历史的人，都不难体会到当年黄宗羲一类知识分子的尴尬：随着清政权的
巩固，他们发现，他们原先据以反对清政权的价值基础正在迅速地消失。
我们知道，明末遗民反清抗清，最初的理由是忠于明室，志在复明。不过这个理由从一
开始就不够充分。满人说得不错，大明帝国早就让“流寇”灭了，满人不过是从“流寇”手
里夺得中原而已。再说，明末的腐败尽人皆知，这样的政权为什么还非要恢复不可？于是，
顾炎武便提出“亡国”与“亡天下”之辩.顾炎武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
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换句话，在顾炎武看来，“国家”（state）是一家一姓之事，
亡国不亡国和我们一般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那是肉食者操心的事；亡天下则不然，所谓
“天下”是指文化，指文明，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文明遭到威胁，那就和我们每一个
人都密切相关了。这就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遗憾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
句话，现在被改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几乎颠倒了顾炎武的本意）。
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把反清抗清的理由放在文化、文明上。这个理由看上去要比忠于明
室深刻得多，重要得多，但它也引出另外两个问题：第一、在同一文化圈内部发生的争夺权
力，改朝换代，全都成了“肉食者谋之”的事，老百姓祇是消极地接受其结果，谁赢了就归
谁.这岂不荒唐？二、如果被视为蛮夷的满清政府不但不消灭黄、顾等人视为安身立命的文
化、文明，而且还对这种文化、文明表现出更大的尊敬与认同，那等于釜底抽薪，消解了黄、
顾等人藉以反抗的价值基础，试问，黄、顾等人将何以自处？
据说近些年来大陆兴起的清宫戏热，其实颇有借古讽今之意。按照这些人的说法，虽然
中共在“六四”开枪杀人，但它并不因此而停止改革，相反，中共在“六四”后还加快了改
革的步伐，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既然如此，我们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转而与中共和解，
支持和认同中共呢？
我读过杨鲁军在香港出的一本书《中共第三代批判》，里面写到，邓小平九二年南巡，
使“六四”后的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因担心改革夭折而产生种种忧虑和失望情绪，
甚至想回归毛泽东时代的人，看到国家重新走上改革和快速发展的轨道，也就从低迷的‘怀
旧’情绪中走了出来，放心了。对于平息‘动乱’一直怀有不满甚至抵触情绪的人，看到共
产党改革的勇气不减当年，气也就平了下来——他们意识到，与其对着干不如顺着来，还是
在共产党的体制内有步骤有秩序地搞改革比较现实。即使心没有平下来的人，现在也作出了
新的选择，政治抗议不如下海捞钱.新的改革浪潮把人们引向紧张的市场竞争，原来以社会
批判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了，分散了，再没有时间去回味过去
了的一切。‘六四’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隐退了。改革越是深入，‘六四’就越是没有什么
文章可做，这样，那些走到对立面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就渐渐失去号召力，处于一种十
分尴尬的境地。”
2、成王败寇是怎样造成的？
让我们暂且放下现实，先回到历史。
其实，像黄宗羲、顾炎武们所遭遇到的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宋末元初的
情况就与之十分相似。
当初，那些矢志忠于大宋王朝的汉人，满怀着无比的道德自信抗击强大的蒙古军队。他
们自以为占有无可争议的道义制高点.难道不是吗？他们坚持的是正统反对的是篡夺，坚持
的是自卫反对的是侵略，坚持的是文明反对的是野蛮，道理全让他们占完了，天下不可能有
比这还政治正确的行为了。他们知道，也许他们会失败，甚至肯定会失败，但是他们坚信他
们在道义上永远是胜利者，他们必将永远赢得人们的敬重。
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一切就都变了。他们输掉了战
争，输掉了政权，到头来也就输掉了道德，输掉了人心。失败了，彻底地失败了；但是在起
先，他们还被众人敬仰，可是不久，他们就被众人冷淡，然后是被怜悯，继而被嘲讽，最后
甚至被谴责。不错，死节的文天祥仍被视为忠臣烈士而受到某种尊重，但是文天祥以后仍在
坚持抗元的志士们就被视为匪寇了。一个非法的强权就转化为合法的权力了。
南宋遗民邓牧，怀着无限的悲愤与沉痛，给后人留下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
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的政治。你赢了，你就对了；你输了，你就错了。当然，这
里有个时间差，成者不是马上就被尊为王，败者也不是马上就被斥为寇。但通常不超过一代
人的时间.我想，当邓牧写下“成王败寇”这四个字时，他心中一定也充满困惑。他当然不<
BR>能接受这句话，但是他发现自己又找不出反对它的坚实理由。随波逐流最省心，因为随波逐
流本身就意味着放弃思考，放弃对原则的寻求与坚持。抗拒潮流则不然，除非你能为自己找
到一种坚实的理由，否则你是不可能继续抗拒下去的。
顾炎武母亲为明朝尽忠自缢，给儿子信中责成儿子“无仕二姓”。这条要求多半祇有一
代人的约束力。老子当过朱家的臣子，因此就不能再去当爱新觉罗家的臣子；儿子没有当过
明朝的官，故而无碍于当清朝的官。这或许就是中国人少有韧性的反抗的原因，因为我们的
文化为反抗提供的精神资源祇有一代人的时效。
在中国人的政治词典里，“汉奸”是最厉害的贬义词之一，可是偏偏对这个词最缺少明
确的定义.通常我们可以把“汉奸”定义为投靠异族侵略者的人，但问题是，祇要这个异族
侵略者占据了中原坐稳了江山，异族就成了我族，敌朝就成了本朝，于是汉奸就不再是汉奸
而成了英雄，说不定还是民族英雄呢。
成王败寇就是这样造成的：因为除了“成”和“败”之外，我们就再没有其他可以区分
“王”与“寇”的标准了。
3、确立合法性概念
这就逼出了政权合法性概念。所谓政权合法性，就是为了解答“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
题.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和其他文明国家一样，政权合法性是建立在天命论或君权神授论之
上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和基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以及日本这样的神道国家相比，在古
代中国，君权神授的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从史书记载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
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到神话小说《西游记》里“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类
俗语可见一斑。这就造成了古代中国帝制的两个相反的特点：一是其脆弱性。由于君权缺少
足够的神圣光环，成了人皆可欲的一份大家产，上至外戚权臣悍将，下到枭商耕夫流氓，都
不乏觊觎王位之辈。在中国，从秦始皇称帝到清宣统退位这两千一百多年，改朝换代竟然多
达二十几次。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中是很少见的。另一个特点是严酷。既然天下都是抢来的，
抢到手的人唯恐别人有样学样，篡党夺权，所以对臣民格外严加防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两者相反相成，形成了既严酷又脆弱的恶性循环，愈严酷则愈脆弱，愈脆弱则愈严酷。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谓天子受命于天的“天”，不完全
是超越性的宗教概念，它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天意常常被解释为人心、民意（所谓“顺天
应人”）。这就是说，一旦君主被认为失德，失去人心，就可以被他人取代，“得人心者得
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那么，如何来判断君主是不是有德，是不是得人心呢？从这里出
发向前推进一步，本来是可以得出主权在民的观念以及再由此发展出一套确立民意的操作程
序的，可惜的是古人未能作此推进.由于缺少和平竞选多数票决这种形式或规则，到头来难
免不堕入暴力。不兴“数人头”，遂成“砍人头”，凡是能打赢能保住的政权就可以自我标
榜为得民心，凡是没打赢或者没保住的政权就被宣判为失民心。这就又走到成者为王败者为
寇的路子上去了。
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治道而无政道。这就是说，古人祇提
出过“应该如何统治”（施仁政）的问题，却没有提出过“应该由谁来统治”的问题.有鉴
于此，新儒家极力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民主，因为祇有民主才能解决现代人关于政权合法性
的要求。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等在1958年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
宣言》（该宣言被称为“当代新儒家宣言”），在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同时，对西方的民主
宪政表示高度赞赏.他们承认，缺少民主宪政的思想与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这并不
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民主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新儒家声称，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民
主思想的萌芽，而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发展到今天，必然要求民主建国。顺便一提，近来，国
内有些学者倡议把儒家学说立为国教，而他们看上儒家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儒家的仁政学说
不关心为政者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祇关心为政者如何运用权力；也就是说儒家学说缺少合
法性概念，这就能给正在发愁缺少合法性的中共当局维护其专制权力提供了一条出路。这种
主张在理论上是对新儒家的严重倒退，在实践中则是为专制政权效劳，故不足道。
一旦我们确立了政权合法性概念，并且把民主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标准，我们就跳出了成
王败寇的陷阱。我们坚持认为：一个政权，除非它是建立在民主之上，否则就是不合法的，
无论它看上去有多强大，也无论它在某些领域有多成功。我们不能让成功成为我们的裁判。
我们反对用权力裁判良心而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这并非祇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因为我
们知道，祇要我们坚持用良心裁判权力，那么我们就总有一天会控制权力，驯服权力，也就
是使民主从理念变为现实。◆
首发北京之春
陈破空:六四屠城的后果：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六四”屠城，震惊世界。每当人们提到这件影响中外历史的大事件，中共当局就辩解
说：那是为了保持中国的稳定，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云云。
且不说这一“经济成就”的虚实，“六四”惨剧酿成，本身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民主机制。避
免这种悲剧的唯一出路，就是政治改革，实现中国民主化。“六四”前夕，中国经济已经进
入全面发展高潮。“六四”屠杀，不仅在政治上、社会上、国际上带来严重后果，即便在经
济上，也直接带来负面后果。
后果之一，不仅葬送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也增加了中国经济改革的难度。因为，
不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体制弊端，都是改革的核心；而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
改革经济体制，必触动政治体制。
“六四”之后，中共党内保守派更加理直气壮地以“反对自由化”和“反对和平演变”
为名，抗拒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借政治改革的无限期推后、以及经
济改革的放缓和停滞，更加肆无忌惮地洗劫国有资产，暴敛财富。
十七年来，发生在城市及其郊区的强行拆迁和暴力拆迁，以及发生在农村的强行征地和
暴力征地，愈演愈烈，就是对上述发展趋势的活生生写照。特权利益集团的膨胀，为改革构
成更大阻力。尤其政治改革，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八九时期，示威学生要求“反腐败”，当局镇压，等于为贪官撑腰。果然，“六四”镇
压后，贪官污吏愈加猖狂，加倍鲸吞中国经济成果，贪官外逃，资金外逃，国有资产被严重
掏空。与此同时，旧的政治体制得以延续，不仅为大规模官场腐败提供了最佳气候和肥沃土
壤，而且，长官意志继续凌驾于民主与科学决策之上，形成高成本、高消耗、高浪费、高污
染的恶性循环.后果之二，中共制造“六四”屠杀后，一直受到国际制裁。一些关键的经济
制裁，至今没有解除。比如，美国、欧盟、和日本，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都限制向中国
输出高精技术.与西方75%的生产力来自技术进步相反，中国75%的生产力仍然来自人力、原
料、能源等原始资源。换言之，搞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仍然处于出卖资源、充当
苦力、承办初级加工的原始阶段。增长而不发展。
后果之三，中国知识分子主体蜕变。回顾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八九民运，除
了政治改革的诉求，经济层面，在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这些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实际
上也起了中介或中间人的作用，“反腐败”的口号，就是无形的体现.“六四”镇压后，中
共一方面监禁和迫害民主运动的带头人，另一方面，又加紧收买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
英，通过再三加工资和分配福利房，让知识分子“收声”，甚至变为己用。知识分子主体的
失声和蜕变，使官民之间和贫富之间，都失去了籍以调节和润滑的中间地带。如今，每年高
达八万多起的抗争事件，已经直接来自农民、工人等广大弱势群体.少数保存风骨、坚持仗
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则融入到这类抗争中，通称为“维权”。换言之，“六四”之后，知识
分子也被分化为两大阵营，一方替政府说话，一方为民众代言。
目前，中国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都达到“世界之最”。标志贫富分化的基
尼系数，官方承认已经超过0.45，达到世界公认的“警戒线”；如果算上中国官场和社会精
英中，无处不在的“灰色收入”，这一数字更高，甚至可能高达0.6，不仅超过“警戒线”，
还创下“世界纪录”。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可以说，这些，
都是“六四”镇压的后果。
如果八九民运成功，中国民主转型和平达成，彼时，初露苗头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
必然得到及时遏制。断不至于像今天这样，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时至今日，当局要想解决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既可能朝前走，也可能往后退。朝前走，
就是切实展开拖延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民主和透明机制，监督官商两界，平抑收入差
距，进而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对中国而言，这无疑是康庄大道。惟将触动特权阶层的既得
利益，主导者可能冒莫测的风险.往后退，就是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以胡锦涛
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往后退”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毕竟，中国早有古训：“不患
寡，而患不均。”如果胡锦涛往后退，祇需搞几波“杀富济贫”，暂时也能缩小收入差距，
祇不过是“治标不治本”。
今年五月底，中共政治局就“缓解地区之间和社会阶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召开
专门会议.据说，在这次会议上，一贯“温文尔雅”的总书记胡锦涛，“训话”中颇有几分
“火气”。看上去，是流露其对从中央大员到地方官吏之阳奉阴违的不满和不耐烦。但也很
可能祇是借机敲打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为明年“十七大”人事安排铺路：排斥江系人马，
扶持团派子弟。
因为，目前很显然，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大多出自“上海帮”或江系势力。如果胡锦
涛的“火气”，仅仅是出于这种权力斗争的需要，那么，所谓解决中国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
也不过就是一句空话，仿如各种“严打”运动般，刮一阵风罢了。
毫无疑问，“六四”屠杀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如果按照中共的逻辑，今日
中国的经济成就乃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上。推理下去，“六四”不仅不能平反，一
旦再现，还要再度屠杀；为了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面对任何民主呼声，都要一直镇压和屠
杀下去；即便有一天，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更要镇压和屠杀，若不那样，何以保持
“世界第一”？ ◆
首发北京之春
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度“狱中作家奖”的评选办法要点
奖名：狱中作家奖
奖金：两千美元
授奖人数：一人
提名范围：本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狱中作家”名单（及国际笔会名单中国部分）中仍
在系狱或获释后仍在“剥夺政治权利”期者；
评选程序：会员提名，狱委投票决定，报理事会批准；
提名时间：2006年7月20日至9月30日；
颁奖日期：2006年11月10日的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
颁奖项目：奖状，奖金，颁奖辞。
提名邮寄信箱：[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度林昭纪念奖评选办法要点
（2006年7月20日）
一， 独立中文笔会自2005年起创设并颁发林昭纪念奖。本奖每年颁发一次，获奖人1名（特殊情况下可酌定2人并列获奖）。本年度奖金为2000美元。
二，林昭纪念奖旨在表彰和奖掖因倡导并力行自由写作精神，遭受政治迫害或被剥夺人身自由，处于逆境创作不息而具有突出表现与实绩的，年龄在40岁以下的优秀中文作家个人（特殊情形年龄不限）。
三，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均可提名推举候选人。非本会会员的作家、学者及民间文化机构亦可参加提名推举候选人。推举候选人，应附获选理由。候选人经1人提名，再获另1人附议后有效。
四，候选人可以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也可以是非本会会员的任何符合候选人资格的人士。
五，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成员和自由写作委员会成员不参加候选，不具备候选人身份。
六，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为林昭纪念奖评选的日常工作班子，本届成员为孟浪、余杰、余世存、马建、杨炼、北村、王一梁。
七，提名推举候选人应以电邮方式直接同时提交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和秘书处（电邮信箱地址分别是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不采用公开提名方式。
八，本年度提名推举候选人阶段，自北京时间7月20日晨0时起，至9月20日夜12时截止。
九，自由写作委员会对汇总的合格被提名候选人名单初步遴选，于9月30日前向理事会提交决选的候选人2至3名，由理事会投票决定获奖人。
十，独立中文笔会笔会将于10月20日前公布本年度林昭纪念奖获奖者名单，并向媒体发布。有条件时，可在中国大陆地区或以外地点公开举行颁奖活动，获奖者也将出席。
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度自由写作奖评选办法要点
(2006年7月20日）
一， 独立中文笔会创设并颁发自由写作奖。本奖每年颁发一次，获奖者1名 （特殊情况下可酌定2人并列获奖）。2006年度奖金为2000美元。
二，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旨在表彰和奖掖因倡导并力行自由写作、自由表达精神，具有突出表现和创作实绩的中文作家个人或群落。
三，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均可提名推举候选人。非本会会员的作家、学者及民间文化机构亦可参加提名推举候选人。推举候选人，应附获选理由。候选人经1人提名，再获另1人附议后有效。
四， 候选人可以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也可以是非本会会员的任何符合候选人资格的人士。
五，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成员和自由写作委员会成员不参加候选，不具备候选人身份。
六，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为自由写作奖评选的日常工作班子，本届成员为孟浪、余杰、余世存、马建、杨炼、北村、王一梁。
七， 提名推举候选人应以电邮方式直接同时提交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和秘书处(电邮信箱地址分别是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不采用公开提名方式。
八，本年度提名推举候选人阶段，自北京时间7月20日晨0时起，至9月20日夜12时截止。
九，自由写作委员会对汇总的合格被提名候选人名单初步遴选，于9月30日前向理事会提交决选的候选人2至3名（组），由理事会投票决定获奖人。
十，独立中文笔会笔会将于10月20日前公布本年度自由写作奖获奖者名单，并向媒体发布。有条件时，可在中国大陆地区或以外地点公开举行颁奖活动，获奖者也将出席。
中宣部出面查封民主与自由网站 海外媒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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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20日狱委讯】7月16日中午中共中央宣传部下令中国电信关闭国内著名的思想网站民主与自由（观点）网后，海外媒体纷纷予以强烈关注。当天博讯新闻网第一个发出了该网被封的消息，接着大纪元和看中国等网络媒体也发出了报道。 由中宣部出面关闭个人思想网站实属罕见，因此平面媒体等都纷纷跟进报道。7月17日，香港出版的《南华早报》和《苹果日报》立即报道了中宣部出面查封，民主与自由网站第48次被封的消息。自由亚洲电台继在16日发出一则民主与自由网被封的简短消息后，在17日的粤语节目里播出了记者李建军的报道《“民主与自由网”第四十八次被当局关闭》。报道指： 异见网站“民主与自由网”由周日开始第四十八次被当局强行关闭，网主指责当局违反中国宪法，侵犯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及权利。而一直支持中共政权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福建的网站周一凌晨被黑客攻击，并被贴上批评政府的内容。 民主与自由网在本周日中午再度被封锁，直至周一黄昏为止，网站仍然显示网站未缴费因此被封锁，未能恢复正常服务。这次是民主与自由网自二零零一年启用以来，第四十八次被封闭。 网主吴伟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粤语组记者访问时指，中国电信向他们透露，中宣部是以言论内容敏感为理由，要求中国电信封锁民主与自由网。吴伟认为，由于平均个半月被封一次，加上中国国内愿意接受按月缴费客户的服务供应商不多，要重开都需要一段时间。 他指中国当局一次又一次封网，是违反宪法的行为，侵犯了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权利。他说：我觉得这种是一种不正常的表现，因为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是宪法赋予的权利，网上言论自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不应该剥夺这个权利。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曾向负责民主与自由网备案工作的广东省通讯管理局查询，但未得到任何回应。 民主与自由网，又名观点网，在二零零一年成立，曾于北京、成都和广州等地正式备案注册，但亦多次被信息产业部，以政治理由取缔备案而关闭。 同一天，美国之音也播出了记者致远在香港发回的报道《中国民主与自由网站第48次被封》。报道说：曾经倡议联合国内知名知识分子要求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进行司法解释的中国大陆网站民主与自由论坛星期天被中宣部下令关闭。中国当局最近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关闭一些网吧、阻断电子邮件及搜索引擎，屏蔽海外新闻网站、并引进新的过滤系统限制政治敏感词汇的网上搜索。 民主与自由网2006年7月16日中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下令封闭。民主与自由网站负责人野渡在接受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说，中宣部使用了非正式渠道，因为按照规定中宣部没有权力令某一网站关闭，因此中宣部便强行下令给有关电信部门关闭网站。 中宣部以有敏感文章为由下令关闭一个个人思想网站，但是却无从提供任何法律依据。 野渡说：“根本就没说。因为叫他们说，估计他们说不出来，因为如它指出哪一篇文章违法的话，我们把文章拿来一看没有，它怎么和我们辩论呢。所以它关闭网站的理由很抽象，就说有敏感内容，有政治文章，诸如此类。” 独立中文笔会作家赵达功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共当局现在对媒体控制前所未有的紧张、严格，关闭网站不讲理由。 赵达功说：“它现在可以不讲理由，什么理由都不讲，它不跟你明说什么，关掉就完了。在搜索引擎里，比如贺卫方这三个字，都是敏感词，都会被过滤掉。中共当局现在对舆论控制得前所未有的紧张，前所未有的严格。” |
廖亦武：活下去(第一卷选)
活下去(
姐姐(散文)
基督的女儿 (散文) ――伟大的自由主义者林昭 ◎ 黄 翔 匹兹堡大学英语系的系主任恰克·铿德(CHUCK KINDER)，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参加一个小型派对，这是为他的夫人退休而举行的。因为正值盛夏，许多人度假去了，所以来的人不多，但食物却异常丰盛。极大的桌子上摆满了菜肴，其中有一个特大的盘子，里面盛满了水果，有葡萄、草莓、菠萝、切开的苹果、香瓜和哈密瓜，水淋淋的特别诱人。 一旁壁架上撂满恰克家族的照片，其中有恰克小孩时的，他母亲年青时代的，还有一张是他父亲和母亲穿着泳裤和泳衣躺在沙滩上的照片，背后是一片木栅，阳光很好，却看不见海水。我突然发现恰克母亲美丽的仪容极象一个人，一个东方女人。谁呢？啊林昭！ 我手持着杯盘，注视着这个照片，刹那间，竟忘了身边喧哗的人声，也忘了室内温馨的气氛。刹那间，竟不知自己此时此刻置身何处，也无心与别人再谈些什，眼里突然感觉似乎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泪水。因为我想起的林昭，当然不是仅仅与恰克母亲容貌酷似的林昭，而是藏匿在这张漂亮的脸孔背后的黑暗中的林昭。是在狱中被狱警故意纵容，被一群女犯又打、又抓，把衣服、裤子撕破的那个林昭！是被折磨得头发一夜变白、被人大把抓落、头上留下光秃秃的头皮的那个林昭！是害怕在狱中被人奸污，无奈把衣服、裤子缝在一起，大小便时撕开、撕开后又重新缝上的那个林昭！ 我发现我在如此欢乐、美好的时刻早已禁不住泪流满面，只差点哭出声来。人家一定会惊讶，这个来自中国的诗人今天怎么啦？为什么突然之间举止这么奇怪和反常？天呀，因为我实在忍受不了仿佛火光一闪的刹那，在我面前竟同时出现“两个林昭”：一个林昭没有死，她还很年青，正活在这个世界上，度过自己青春时代的大学生活。属于她的是课堂、是图书馆、草地、球场或游泳池。或享有理应属于她自己的爱情、事业、阳光和沙滩。她也可能象恰克的母亲一样，大学毕业以后走向社会，而过着有丈夫、有孩子的安宁的家庭生活。 然而她却死了，象那个时代许多死去的无辜者一样，她是被暴力枪杀、强行踹出这个令人眷恋的世界、踹出我们这个美丽的蓝色星球的。 另一个林昭却是先前的那个林昭，她无端失去自由、被人监禁。她在狱中因不堪虐待而叫喊、而绝食、而自杀未遂，而整夜擂动监狱的牢门！她因书写血书和蔑视暴虐而被人反铐、双铐，胃痛时不解开、月经来临时也不解开、甚至大小便时也不解开她身上的镣铐！ 这同一个林昭，在狱中以愤怒之火书写她的诗句、以鲜血书写“自由万岁”的绝命书，书写她对这个黑暗社会的控诉和诅咒！ 这是一个伟大的圣徒般高洁的精神殉难者！是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女儿！她自己也被暴力和强权钉上了十字架！ 自由精神在当代的承传和继续 林昭是不该死的，然而她却死了！这样的“死亡”还照样在世界上蔓延！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蔓延！ 在这样的死亡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而我们冷漠纵容、不能制止或未能阻止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结束，我们每一个活着的生者都应有内疚并为此深感不安！ 然而，我们就这样木然，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如果一个新的“林昭”出现并经历同样的命运，我们仍然看着她从我们身边离开，眼睁睁地“就地蒸发”乃至被一颗子弹结束生命！ 林昭的存在，是我们中国女性精神生命存在的奇迹。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并没有绝迹，我从当代许多后来者中看到林昭的自由精神的承传。这些人与林昭一样同样是女性，她们是一些良心犯、民间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们的妻子，她们的名字足以连成一条闪闪发光的珠串：贾建英、陈明先、傅湘、蒋美丽、路坤、曾金燕、袁伟静、芳草和吴玉琴……其中，芳草是数度入狱的我的朋友张林的夫人，我曾是她的“日记体”文稿的读者，使我深为感动的，与其说是她的文笔，不如说是文字中的那份真实。吴玉琴是偏远贵州的友人廖双元的妻子，廖双元是上个世纪最早投身民主运动者之一，曾数次失去人生自由。而与他相依为命的吴玉琴，却患有乳腺癌，医疗费高达十万元人民币，一介平民这笔钱哪里去找？因无钱医治而拖延，只好听天由命。医生说如果治疗还可活四年；如果不治只可活一年。她就想在走前的有限时间中，放下生死，尽力在生前安排好老母和丈夫的生活。她也并没有由此放弃对民主中国的追求、而退出中国民主运动。她的勤奋写作人们有目共睹，我们常在海外《民主论坛》上看到她的身影。发表点东西，也同时为补贴家用。袁伟静是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太太，她始终与一双追求精神之光的“盲目”同在，仅凭这一点，就倍加令人尊重和感动。何德普和杨建利都是早年相识，在此向他们的夫人贾建英和傅湘致意。其他令人尊敬的女士们的同样优秀的先生们，就不在这里一一提及了。 为大地上所有的受难者赎罪 最早接触林昭的事迹，是看北京“独立制片人”胡杰采访、拍摄的关于林昭的电视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民间拍摄的纪录片，在当时的纽约还几乎绝无仅有，是一位朋友特别邀约去他的家里看到的。 后来不多久我与秋潇雨兰就离开了新泽西去了匹兹堡。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记得在赴匹兹堡的长途火车上，我整个白天沿途看大地、看风景，秋潇雨兰一个人一直独自看圣经。天早已黑尽，碰巧火车中途停车，灯光突然熄了。人地生疏、夜空漆黑、前方站仿佛是个未知数，心中一片渺茫。人在黑暗中，有一种失去支撑的感觉。秋潇雨兰安详地坐我身旁，手捧圣经，在心中默默祈祷。那个夜晚，黑暗中生命瞬间遭遇奇迹，这是雨兰也是我今生的一次感动。她对我说，我徘徊已久，我找到主了。生命在基督里生长，我的心被主的光充满。这时候，我想起一个人，一个消失了的我的“姐妹”林昭。 我“认识”林昭、包括对林昭背后的基督第一次充满了感动、充满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感性精神认识，是经由秋潇雨兰，也是因为有了秋潇雨兰。这份微妙的感觉是别人无从感受、也无法领略的。虽然我读圣经年代很早，但那仅仅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而真正从生命中“读懂”它，却是瞬间通过秋潇雨兰对圣经的心灵领悟。 林昭是我的姐妹。秋潇雨兰说得很轻，却使我深心震动。她是赎罪的羔羊，她为这个世界赎罪，为大地上的受难者赎罪！林昭是基督的女儿、是主的女儿。她来自上帝的身边，现在已经回到了上帝那儿。在地球上最黑暗的一片大陆、在东方，她出现、她牺牲、她流血、她献祭，为使人拯救、使好人、坏人同时受拯救。 上帝赦免每一个人，我们也要赦免所有亏欠我们的人，我们的心境在赦免中豁达。 人若是信了神，就不再拒绝耶和华，就会深化对神的认识。世界是神所设计，人若违拗了神的意志，耶和华必给这样的人以惩罚。 秋潇雨兰总是给我以灵感、以激发、以启迪。那一年，在奔赴匹兹堡的长途火车上，她手持圣经同我谈话，谈东方的黑暗、谈林昭，并把林昭引入我们共同的心灵世界。那个夜晚，在列车奔驰的黑夜茫茫的星空下，我经受了一次感性的基督教人文精神的洗礼。 也许，正是从那个夜晚开始，我就没有终止并持续发出追问：“是谁害死了林昭”、“是谁还在继续杀害林昭们？”、“杀死林昭的仅仅是一种制度、还是人性‘恶’的本身”？ 我们要揪出或制止的，不仅是那只罪恶之手；那只血手和黑手背后的满脸粉刺的极权制度，撕下它脸上的伪装、冲去它满脸涂抹的脂粉，还它嗜血成性的本来面目！我们要审视的是人性本身、包括我们自己。为世界赎罪也是为我们自己赎罪。拯救这个世界，也是拯救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从相异于佛经的圣经中所读到的、所听到的、所感觉到的什么，这其中似乎有一种东西方人文精神之间的微妙的差异。 而我们从林昭身上分明感受到的，却不是这两者之间的各别，而是“差异”的消失。 迟到三十八个年头的祭奠 林昭是被一颗子弹杀死的，是被一个制度杀死的！她作为一个“人”首先就是被“人”杀死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必须重新阐释和剖析什么是“‘人’杀‘人’”的世界？为什么人类屠杀人类、就象我们由来已久、习以为常地屠宰牲畜和家禽？！ 我们经历了一个贴着“红太阳毛泽东”的标签的时代，它曾使一个世代的生命在暴力的鞭笞下持续痉挛。它曾以一颗子弹中止了一个美丽女人的青春、也终止了一个人的今生。它同时击碎了她眼中的梦幻、脸上的微笑和头顶灿烂的云空！我们首先要追究的是这颗子弹和抠动枪枝扳机的手，然后要追究的是这个“人杀人”的罪恶体制，最后要追究的是主宰人和体制命运的那个人或那一群人！今天我们为林昭发出呼喊，这呼喊也就是对历史的清算和罪恶的清算的开始！面对林昭的冤魂，我们要追问杀死林昭和屠戮千百万生命者的是谁？！这呼喊早就应该开始，却已经迟到了三十八个年头！纵使如此，我们至今仍然不被允许呼喊！今天我们为林昭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伟大先行者所承受的惨烈苦难震惊不已和感动莫名，而我们感动的眼泪却是迟至三十八个年头后才涌出我们的眼眶！因为我们过去甚至失去了对追求自由者公开表达精神认同的的勇气、对其所遭受的迫害和苦难同情和悲愤的权利！ 三四十年后，人们才得以聚集在一个死者的墓前，为她而悼念、而举行葬礼。才找回死者生前的“一缕头发”、“一撮骨灰”和一条生命青春年代系过的“丝巾”。 这座监狱叫“中国”也叫“极权主义” 林昭是北京大学高才生。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许多行使言论自由权利者，都被指为“思想反动”、被先后打成右派。而这些“自由言论”却一度使年青的林昭两眼放光、兴奋、激动乃至失眠，当它们受到抵毁、打压和围攻时，她情不自禁地在日记本上写下了“是这样的吗”的质疑，并且果断地自我肯定：“不！决不是！”。于是一个右派同情者自己也被人打成了右派分子！以后言行被受到监控并多次失去自由。 头上戴上了紧箍咒，却并未终止林昭的独立思考，依然书生意气、同一帮朋友谈政治，并共同编印了一本名为《星火》的刊物。在这一未获批准公开散发的刊物中，林昭发表了她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诗歌表达的是那个时代极罕见的生命自由精神，也显示出林昭作为一个女诗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早露的气质和才华。然而，厄运也随之而降，林昭同她的朋友们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1960年10月，林昭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在苏州被捕。 入狱后的林昭，面对迫害却不改天生性情。别人“低头认罪”，她却视自己清白无罪；别人“坦白交待”，她却引吭高歌，为此引发全监狱犯人附和，使监狱几近沸腾状态。狱方见她“毫无悔改”、“不堪改造”，只好将她单独监禁。为进一步制服她，甚至把她押上公审台、在全监对她组织批判、斗争。但当全监狱久闻大名的林昭在众囚犯面前终于亮相时，全体犯人见到的竟是一个“黄毛丫头”、全都几乎傻了眼、被震慑住了。狱方要他们呼喊口号时，整个会场竟寂然无声！这种从未有过的事，使狱警也不禁惊疑，感到似有一股冷气穿胸而过，他们甚至不敢与弱女子林昭那双喷出怒火的眼晴对视。 公审会后，林昭仍被押回单独监禁的囚室，为的是避免她在狱中继续煽动和引发可能的骚乱。母亲和妹妹来探监时，需要跨过一道又一道的门，最后才发现林昭竟被关押于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母亲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婉言劝说女儿不要让自己死在别人手中，害家人也害自己。不意女儿决心已定、执意同狱方之间坚持“制服”与“反制服”抗争，毫不犹豫地回绝了毋亲的劝阻。 林昭囚禁于狱中小屋，但她在单独囚禁中却清楚地看见还另有一间更大的囚室！它占据了九万六十五万平方公里的空间！它她的名字就叫“中国”或叫“极权主义”！所有囚禁其中的人，同她一样都是“极权制度”的精神奴仆和囚徒！ 以血为自己也为同时代人书写 数十年前，在那个被共产意识形态“滴水不漏”全面封锁的时代，林昭是早期捅穿它的人！不仅她的思想、包括她的勇气及其所受到的践踏和蹂躏都为某些后来者所不及！相比于她的同时代人，她是个超前的、彻底的思想者和觉悟者。她不仅社会政治人文意识超前、而且宗教意识也超前。这个在囚禁中失去身体自由的“囚徒”，却在狱中拥有在当时极为罕见的精神自由意识。她是个最早的共产主义的叛逆，也是最早的极权制度的死敌，同时是一个在狱中自觉选择皈依上帝的当代最早的基督徒之一。 当全体中国人普遍离上帝尚远的时候，她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靠近上帝的身边。 当整个中国对基督教人文精神还感到陌生的时候，她却投以了全生命的信赖与热诚。 无论就其信仰还是她的独立精神，她在自己的年代无疑是孤独的，然而她的力量正源于她的信仰和对上帝的敬畏。正因为这样，她才会自己刺破自己的手指，在狱中以血在纸上书写；以血在一条一条撕破的衣服和白被单上留下文字，并且以血在监狱的墙壁恣肆汪洋地涂抹。这个无罪的思想者、寂寞的信仰者，同时也是一个尼采所说的“以血成书”的诗人！ 在她以血书写的文字中，不仅有她的血，也渗透和浸满了我们的血并留下一个时代血的笔触和迹印。她为自己书写，也代替我们书写。我们从这些文字中读出了“思想”、也发现了“诗”！ 生前“不准说话”死前“堵住嘴巴” 一颗罪恶的子弹，击毁了林昭的生命、击碎了一个青春女性头顶的云天；在林昭倒下的同时，也预示了一个时代终将在她的身后随之倒下！它不是被子弹击倒、而是被自已击倒、被时间击倒！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早已预言：“历史很忍耐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这个时刻已经来临！因为林昭身体倒下的地方，她的灵魂却展开了翅膀并从未收拢；她头顶的云空一度破碎，而自由却从来没有也绝对不会从升腾的至高点上陨落！ 有目击者曾亲眼看到，林昭死前被人反手绑架，口中塞着橡皮塞，脖子上勒着塑料绳。她被人从腰部一脚踢倒，并被逼迫跪下。两个武装警察执刑，其中一人从背后先朝她开枪，她倒在地上挣扎着，又强行爬了起来。刽子手又朝她补了两枪，林昭终于躺下，不再动弹。 目击者如今尚在人世，但言及此事时却神情呆滞、欲言又止。仿佛仍然未从昔日的惊惧和恐怖中清醒过来。记忆中仍是那个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的时代；全社会惊惶不安、面无人色的时代。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那个时代曾生活过怎样的一代人？！ 林昭死了，身后留下的是孤苦无告的母亲和她的眼泪。还有刽子手登门追索的五分钱子弹费！在这个意义上，在施暴者的眼中，五分钱竟也意味着或等同于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活着的生者在他们看来是多么卑微？！ 林昭躺在那儿，这是个生前不准说话，死前被堵住嘴巴的人。这是个被那个社会视为“危险”的美丽的女人！她口中塞有橡皮塞子，是为了怕她死前喊口号。但这橡皮塞子绷住的不仅是林昭的嘴，而是要堵住整整一代人的喉咙，使无数生命濒于精神窒息！她的脖子上套有塑料绳，但这“绞索”式的绳子要封杀的不仅是林昭个人的声音，而是要扼杀和勒断一个时代的精神呼吸！林昭的身上流着血，留下了永远不会愈合的一个世代的伤口，而这个伤口至今仍然敞开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血还在持续地流！流！流！直到它卷起汹涌的血涛，直到它浩如翻滚的汪洋，将一个绝灭人性的制度连同它的冥顽不化的执政者颠覆其中！！！ 不容忍“女儿”也不容忍“母亲” 林昭被处决后，她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当即昏了过去，从此再没有从“晕眩”中清醒。 这个世界也许对她从此只能是一种永久的旋转状态，她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让她得以安宁和喘息的立足点。监狱里通知家属去收拾林昭遗物，她母亲昏昏沉沉地去了，与其去“收拾”什么，不如说是去“寻觅”什么，因为一颗“母亲”的心灵，怎么样也不能接受“女儿”在这个人世上从此消失了的这一事实。 她恍恍惚惚、颤巍巍地立于监狱的大门口，立于曾关押她死去的女儿的地方，孤单而无言。她已经没有什么可说、也说不出什么。或者说她从来只是听别人怎么说、自己却什么也没有说过，纯属“哑默无声”、“洗耳恭听”的人群中的大多数。 她回到家里，又从家中出走。仿佛总有什么在驱逐着她，她在哪里都呆不住。唯一的寄托就是徘徊在这个世界上，寻觅一种已经不复存的事物。家里长时间失去她的信息，以为她早已在人间失踪；等到她重新出现的时候，传来的却是她的死讯。她已经死了、死在街头，死在围观的人群中！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只是一具衰老、枯竭的人体，和一个死者在世间仅有的一点“财产”：一根被踩断了的竹杖、一个乞食的竹篮和一只死前失落一边的鞋！ 她是被人活活打死的，以“毛主席的红卫兵”的名义！打死她的原因是出于“革命”的义愤，因为她生下了一个“孽种”，因为她是一个“最大的反革命分子”的母亲！毛主席的“红卫兵”们不能让这种人出现在城市的街头、在“红彤彤”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活下去！ 而先于她死去的女儿却是被枪杀的，以“人民”的名义、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女儿在生前的最后日子，物质上也象母亲一样赤贫，遗留于世的，唯有一件被人在狱中反复检查过的破烂棉袄，一床血迹斑斑的白色被单，一堆被撕成条状的写满血字和溅满血泪的布条！ 女儿是被刽子手“秘密”处决的，在那个“无寿无疆”之声不绝于耳、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普照人间的年代，女儿死了母亲甚至连遗体也不得一见？！ 一个不能容忍“女儿”的社会，也是一个同样不能容忍“母亲”的社会！ 这事远远发生在天安门大屠杀之前、发生在“天安门母亲”群体出现之前；也发生在法轮功“儿女”和“母亲”遭受惨绝人寰的迫害之前。后者只是前者的承传和更大规模发生的杀戮；而前者也是在这个政权建立前、早就开始了的血腥年代“镇压”的继续。 如果说“女儿”林昭仅为对这个社会“说过些什么”就必死无疑；那么她的母亲却是“什么也没有说”也难逃一死！女儿和母亲之死，犯罪者都是同样“以人民的名义”、假“人民”之手实施；而“人民”却不仅默许、也从未表示过异议。“人民”事实以“木然”纵容了谋杀、以羸弱和沉默“参与”了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对生命的公开屠宰！ 体制内“混混”是专制之基石 如果说，“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人民”，那么，也可以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正如象今天的中国大陆的情况一样。在那个社会的“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这一广大“群体”的某一阶层中，有一种类似某种植物的“知识菁英”，他们在任何性质、任何条件下的社会环境中，都不择土壤地照样萌发、破土而出、旺盛生长。包括以往的历届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都同样如此。因为这类带有毒性的“植物”，具有政治上“寄生”、“依附”、“攀缘”、“恭顺”等诸多令人鄙夷的生长特性。它们在中国已经构成了一部自古至今专事“繁衍丑恶”和蔓延“精神病毒”的另类历史，当代有必要把他们从他们的老祖宗到现当代都有名有姓列举出来、公诸于世，填补这一领域的史料性空白，这事有待于专人着手和专文论述。 正是这样一个令人厌恶的社会族群的存在和精神延续，这类人对统治者的公然效劳和对自身“特殊利益”的维护，才成为今天中国“独裁”和“专制”社会“长治久安”和“持续稳定”的悲剧性基础和前提！ 今天的中国、今天中国的社会性质，其深层本质同它以往的历史一样，没有丝毫变化，尽管它虚胖的面孔已经被涂得五颜六色、煞是好看。我不知道所有今天生活在专制体制内的菁英“混混”们，所有正儿八经头顶“专家”、“学者”、“教授”、“作家”、“诗人”、“艺术家”头衔、受到一个专制社会“认同”的“权威”、“名流”们，你们是否在混迹“官场”、“准官场”或“伪民间”中，尚有一丝“真人”的最后品性、骨血与良知，是否面对现实和历史还残存一点公义、正直和真诚，特别是当你们以你们所书写的各类“作品”、包括现当代社会史、思想史、政治史和自由文学史呈现给一个社会的时候？！ 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一个“言论自由”受禁的社会中，奇迹般地竟然会“浑身发光”、“大红大紫”，是否正因为自身先天性“耳朵失聪”和“双目失明”？！是否正因为“该看见的看不见”、“该听见的听不见”的那份“聪明和机智”？成了一个完全、彻底的、“现实和历史”的“双料混混”？！对当代人不负责、对后人不负责、对海内外不负责，只对自己“一己功利”负责、对“现实社会”负责！面对世界，只拥有别人的嘴巴、耳朵和眼睛，而彻底丢失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精神意义上的独立、自由与尊严？！ “林昭死了，她是为什么死的？！她给这世界、给当代人和后来者留下的是什么？！在人类进入新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是否还能继续容忍主宰人类生命自由的极权主义的存在，容忍它占据和融入我们的生活、精神和心灵，无论它是露出本来面目还是涂脂抹粉地已经改头换面？！” 2006年6月19日夜即兴 (“文化”女性“精神肖象”之十二) 《自由写作》首发 杨显惠 烜 笠：定西孤儿院纪事
黄 翔：基督的女儿 (散文)
火光一闪的刹那中“两个林昭”
而这个专制的“十字架”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未倒、十字架上的“钉子”至今未生绣！林昭的后来者们还在因思想独立和言论自由继续受到空前的、与这个体制的以往一脉相承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政治控制和迫害！
所不同的，是少有象她这样的囚徒敢于大声叫出，而所有的人却回应以麻木的沉默。也少有谁敢于以自己的血性书写表达对这个社会及其“法律”的蔑视，而所有的人都只能唯唯诺诺。这是个全社会男人和女人都窝囊的时代！正如看过林昭电视纪录片的崔卫平教授所言：“林昭是我们时代的圣女贞德”、是复活的秋瑾！也如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所指出的：“林昭是跨越‘反右’与‘文革’这一历史阶段的历史性人物”！
最后我还要对你们说，请扪心自问，你们是否听见一个声音、一个来自历史深处、也来自当前现实的声音？它正向所有当下活着的人发问、也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对此作出回答：
2006年6月21日夜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