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沙龙人物

林奕华：香港戏剧导演，曾执导︽张爱玲，请留言︾、︽半生缘︾等多部作品。

陈山：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张爱玲的作品在内地风行一时，而张爱玲的多部作品如《半生缘》、《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一再被改编为影视剧及话剧。近几年，关于张爱玲文学的讨论及研究尚未尘埃落定，影视及话剧的改编又一再掀起高潮。近日，著名导演李安要将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搬上银幕，又一次引发了对《色·戒》及张爱玲影视改编现象的关注和讨论。本报采访了几位文学和影视专家，他们肯定了李安对《色·戒》的选择，同时对“张爱玲热”作出了不同的解读。

“张爱玲热”在内地持续高烧但有文化隔阂，在民间影响并不大。温儒敏甚至认为“张爱玲热”反映了社会心理的不正常状态。

张爱玲在香港曾亲手编剧过多部电影，这是1957年上映的《情场如战场》。

1984年许鞍华执导、周润发主演的《倾城之恋》，被当时的评论界认为是一部不太成功的改编作品。

《色·戒》原型人物郑苹如1937年7月登上了影响颇大的《良友画报》封面。

《色·戒》是短篇中最适合拍电影的

●张爱玲的作品可以变成像莎士比亚式的张爱玲剧团。

●因为可以非常集中地去处理戏中人物的关系和各自的心理活动。

新京报：李安要拍张爱玲的《色·戒》。张爱玲小说吸引李安的原因在哪？

林奕华：其实我也动过《色·戒》的念头。这个小说与张爱玲其他小说有明显不同，它的情调很不一样，所以我一直都没敢动它。虽然我也跟很多演员说过，张爱玲的作品可以变成像莎士比亚式的张爱玲剧团。你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学习她在三四十年代的创作。

后来听到李安说要拍，我就觉得他选对了。

因此虽然《色·戒》是短篇小说，但女主角的心境和环境是非常密切的。表面上是纹丝不动，但其复杂性和戏剧味道的浓度一点都不亚于张爱玲写的长篇。

《色·戒》在张的短篇小说中是最合适改编成电影的。

因为可以非常集中地去处理戏中人物的关系和各自的心理活动。大家都知道戏中有一对立的关系，就是一个汉奸和革命党学生。问题是，它与其他同背景创作的小说不一样的是，它特别写到，这两个对立角色之间怎么去看彼此的关系，尽管他们在表面上没有很明显的关系。可以这样说，他们另一个身份是猎物和猎人，这种关系又可倒过来。其实被诱惑的人也是个猎人。因为到后来他是个胜利者。这是用另一种方法呈现出的两者之间的权利关系。

李安拍张氏电影肯定没问题

●他从小受的文化教育成分当中就有张爱玲的成分在里面。

●我相信李安都会表现得非常有快感。

新京报：李安会给《色·戒》带来怎样的风格？我们能不能做个猜想？

陈山：李安拍张氏电影肯定没问题。我对李安一直有信心。他毕竟在台湾，张爱玲对台湾的影响非常大。你细读琼瑶以后的言情女作家，她们都有张爱玲的影子在里头。李安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精英，他从小受的文化教育成分当中就有张爱玲的成分在里面。我估计他会拍好。李安的风格就是家庭伦理的风格比较多一些。

林奕华：关于改编小说，李安有一个很聪明的取向。他情愿用一些时间来铺排小说里的细节。而不是说就要按照长篇小说中大刀阔斧地将其改动。这就帮助观众去看小说中人物的心境变化。

李安是现在华人导演里讲故事讲得最动听的。而且我就觉得我对这个电影有个希望。李安对女性的立场或心境都有一些关怀。其实他有很多电影包括在《饮食男女》、《卧虎藏龙》中都有一些勇敢的女性在里面。

李安去拍的话会有很多特写。我这个特写是个比喻，并不是说每个镜头都是特写，而是说他会比较近距离的，而且可以达到从放大镜看到毛孔的效果。我一看到李安要拍，就觉得一个很戏剧的导演找到了一个很戏剧的题材。

我会蛮期待去看他是怎么处理演员的，我觉得这个戏里的演员很重要。就是眉毛怎么动一动啊都是很有戏剧性的。

对环境的甚至是很微细的东西的处理，比如说拿起一张麻将牌，怎么看一眼，再打出去。我相信李安都会表现得非常有快感。这是非常有戏剧性的。

改编好作品乏善可陈

●张爱玲小说和电影似乎有一种亲缘关系。

●张爱玲的东西需要深度扮演。

新京报：张爱玲的许多小说被搬上了银幕，而且导演不断地开拓一些新的视角。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张爱玲剧备受青睐？改编情况如何？

温儒敏：张爱玲的小说情节大都比较传奇，有故事性，注重心理探究，也就是“有戏”，适合改编成电影。事实上张爱玲的写作生涯开始于为上海的西文报纸撰写剧评影评，后来自己也曾编写电影剧本。

张爱玲小说和电影似乎有一种亲缘关系，也许这是她始终甚得电影编导青睐的原因吧。

陈山：张爱玲写得最好的是《金锁记》。这不是我的评价，而是夏志清评的。然而，电视剧改编得好的却不多。我最喜欢的是解放前改编的《不了情》和《太太万岁》，那真是深得张爱玲的精髓。后来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半生缘》我也喜欢。许鞍华的《半生缘》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

林奕华：比较可惜的是我们看到很多人拿到她的小说来改编会留有一些遗憾。因为张爱玲还不是金庸，金庸剧所有的情节搬演就有效果。没有经过诠释的话，张爱玲的作品被搬上电视、还是会让我们觉得可惜。那样的张剧会只有一个形状，而没有神趣。

张爱玲作品表面上很流行，但它其实是真正的文学，不是流行小说。流行小说你怎么拍都行，流行就是很多东西就很表面，张爱玲的东西需要深度扮演。她有一种深度也有一种前瞻性。

“病态”？小资？虚荣？

●“张爱玲热”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不是光一个“小资”就可以归纳，可以拿来形容她的。

温儒敏：“张爱玲热”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今持续“高烧”不退，现在电影编导还那么热衷于改编张爱玲，主要还是因为有票房需求。从深一层次看，“张爱玲热”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当人们告别了所谓“宏大叙事”，回归日常与世俗生活，当拜金主义和物欲膨胀日益挤压着人性，张爱玲那种既热衷于世俗人生又对人生惘惘的威胁感到无助的体验，就颇能赢得一些读者的共鸣。不过，不应当忘记，张爱玲的艺术世界本来衍发于她那对社会人生的病态的体验，她是以病态的怀疑的目光发现并表现“时代沉落中”的“人的生存状态”的。

文坛有张爱玲自然色彩更加斑斓，而且张爱玲作品改编电影也无可厚非，但以读者反应理论来观察，像张爱玲这样带有病态的、“看破红尘”

的作家居然能长时间赢得众多读者的迷醉，对我们的社会心理是否也要有所反思？

林奕华：张爱玲的剧本，是怎么演都会让观众有感觉的。这也是经常
提到的张爱玲小说中具有小资情调的问题。

小资也是很时髦的东西。

小资是对情感、对生活都有一种自己的执着，都有个人的一种个人主义性的东西。这随着每个人的消费能力而有所增强，从而凸显个人。对有些人来讲，思想不够高层次，但其实也是一种敢于表达对生活的诉求，或者争取自己在感情上的自足。这种东西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很容易就被找到，可以借题发挥的空间。张爱玲是非常具有批判性的，她的批判自觉性非常高，不是光一个“小资”就可以归纳，可以拿来形容她的。

我常常说虚荣的部分，你看张爱玲的作品包括她的人生，她从来不讳言自己是个虚荣的人，也非常爱物质，官能上面的享受。我今天还在猜，虚荣是不是憎恨自己的补偿。虚荣是你要将自己通过各种手段，让自己美好的一面被放大，有优越感，产生愉悦的感觉。首先它反映的是自己的不足。

陈山：张爱玲的小说非常现代。她的根非常深。既很现代又有传统。她找到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衔接点。这是中国走向市场值得研究的个案。她的文化路子走对了，是具有适合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路子，具有未来性。

张爱玲文化修养很高，却能将通俗小说结合得非常好。

她找到了一个点。这对我们现在还是具有启示意义的。我们常常在说艺术片和商业片的分歧。其实我们不是要找艺术片和商业片的区分，而是结合点。

海外的“隔”与内地的“隔”

●有些汉学家谈论张爱玲显得有点“隔”。

●内地尽管80年代以后出现了张爱玲热，但内地有很长时间的隔阂。

新京报：有人曾说“张爱玲在香港象征纯文学，在台湾成为经典偶像，其作品内涵却在文化生产、商品炒作中层层剥落，以至在内地成为流行文化符号”的，该做怎样的理解？

温儒敏：海外的研究比较看重张爱玲对人性的剖析，这的确是张爱玲的拿手好戏。

不过，在中国社会变革文化转型当中为何会出现张爱玲这种精神现象？汉学家是注意不够的。有些汉学家谈论张爱玲显得有点“隔”。她的《秧歌》写到土改的时候，完全就是凭空想象。

林奕华：有很多人认为可以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去认识张爱玲的创作。但是张爱玲的创作并不是跟着一个主义走的，而是根据自己的观察，然后把他们进行想象。通过描写，让我们分享到她怎么看男人和女人。在这方面，我觉得自己虽然跟她隔了那么多的时代，但还是觉得很亲密。

温儒敏：至于“张爱玲经过大众传播扩大到公共空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的说法，我曾经有一篇文章讨论过，其中也谈到应当注意张爱玲的缺陷。大致过程是这样，在80年代，先是文学史家“发掘”出张爱玲，给张爱玲重新定位并将其经典化。接下来，专家的意见被影视传媒吸收转化，张爱玲为广大读者观众了解。

再进一步，文化商业通过商业机制选择并包装了张爱玲，张爱玲成为90年代最显目而成功的文化商品和符号。但需要注意，这样被制造出来的张爱玲是一个根据商业原则被过滤了的张爱玲，其结果就是所谓的“张爱玲热”。

对张爱玲持续“高烧”应当泼点冷水了。张爱玲在新文学里是很复杂的，她自有一套文化批判的眼光，其对人性批评的力度，是她创作最重要的价值。而经过商业化过滤包装的张爱玲，则更多地表现了其世俗化、欲望化、商业化的一面，迎合了世俗的小市民的某些消极颓唐的心理。

陈山：内地尽管80年代以后出现了张爱玲热，但内地有很长时间的隔阂。经过几十年的空白这隔阂不光来自文化精英部分，包括第五代导演，对张爱玲没有感情上的联系，民众也是如此，尽管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张爱玲喜欢得不得了。张爱玲对中国的影响还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知识阶层中，从民间来说影响并不是太大。一批第五代导演拍的老上海，以我老上海的视角来看，我觉得并不像。（记者 李健亚　实习生 张力）

　　民间视角

吴宏（学生）

《色·戒》是不是太情节剧了，适合李安吗？会不会在电影中很类似《茉莉花开》啊？总之，觉得《色·戒》不是张爱玲小说中最典型的一个，觉得这样的本子，也许不适合李安。不知道改为影视作品，心理描写是否还可以这样精彩。也许《色·戒》吸引人的就是这种纸背后的含蓄，我不确认影视是否适合表达。

90年代之后的“张爱玲热”其实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莎士比亚也被永远地谈论。很多原因都使得现代的人愿意在张的书中找到一种旧旧的怀念吧，但是其实这样的热似乎也不是很健康的，毕竟很多人忽视了她的学术研究和散文以及戏剧的成就吧。还是希望更多人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解读张爱玲的作品。

盛芳（公司职员）

大家现在学的张爱玲都是学她的上海情调，其实她的整个调子更像红楼。以前看张爱玲的小说是看故事，觉得她女人的内心曲折和故事发展写得好。现在觉得她的语言特色也很显著，就是写得很狠。

她不是说自己的文字就是苍凉嘛，确实有那种猩红的苍凉的感觉。这个是很多作家怎么学也学不像的。

改编的影视剧我看了一点黎明版的。但是一直不喜欢翻拍出来的电影。现在张爱玲剧改成电影后，还是照本宣科，觉得既没了张爱玲的味道更不知道导演的位置，很乏味。

《色·戒》及史料钩沉

《色·戒》小说描写了非职业特工王佳芝，暗杀汉奸易先生时因为感情用事，放走易先生后被杀害的过程。

《圣母峰》是沃森2004年推出的短篇小说集《摩西》中的一篇。“她以强有力的叙述手法，很有技巧地通过一个孩子的想象，探讨了在南非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凯恩奖评委会主席娜娜·威尔逊-塔戈埃在一份声明中说道，“小说拥有短篇小说所需要的因素，并给读者很大的思考空间，吸引读者不停地去思考。”

　　张悦然和韩寒分别于5日晚和6日中午在博客上发文批评郭敬明，韩寒的文章名字就叫《开始搜集郭敬明粉丝的经典言论》。韩寒在文章中说，郭敬明的不少粉丝“傻，幼稚，没有是非观，心智就不齐全，发育就不完善。”

　　韩寒还表示，这些粉丝觉得别人都在借着自己的偶像出名。

　　张悦然也在文章中说，郭敬明的部分崇拜者为了捍卫他，有失正义地诋毁了别人。

　　对于韩寒和张悦然对自己粉丝的批评，郭敬明在为自己粉丝辩护的文章中说，任何的过错或者误解都不是自己粉丝引起或者制造的，并称矛头可以直接指到自己身上。

　　虽然郭敬明告诉大家不要因为讨厌自己而讨厌自己的粉丝，但他却说可以因为讨厌自己的读者而讨厌自己，因为“毕竟是他们对我们的喜欢，引起了你的嫉妒，不满，或者某种我无法知晓和理解的情绪。”

第一个选项维持现状不作变革或者不作基础性的变革，只是在维持现
存制度与政权的前提下作些局部与小量的改革。这一选项是目前的执
政党—共产党所欢迎并正在实行着的实际的政策。这一选项也是不少
头脑不开窍的中国人所认可的。如果我们在这一选项上打上一个赞同
认可的钩，结果将是如何呢？结果将是中国的专制制度得以维持下
去，民主自由的中国将变成遥遥无期的梦中幻影，执政党与社会的整
体腐败日益恶化，民众的人权仍然得不到落实与保护，中国社会将会
仍然与现代文明世界处于体制与价值观的对立之中而苦苦挣扎。鉴于
这一选项的负面结果，显然，我们不能认同这一选项。

第二个选项是暴力革命强行改变中国的社会体制与现政权。我们必须
承认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如果一个制度是
压制性的，一个政权是裹挟民意的，受着奴役的人民有权以各种方式
反抗压迫他们的制度与政权，包括暴力反抗。世界历史上发生的许多
革命即是以暴力反抗压迫的社会变革实例，如法国大革命，日本的明
治维新等，这些革命与维新都起到了极大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但
是，在现代文明世界内，在现代人道主义日益巩固的今天，暴力革命
也日益显示出它的反人性、残忍、负面效果极大的不可取的一面。至
少暴力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的人命与健康的伤害是整个社会与人民所无
法接受的。在现时代，谁也不会接受一次革命死去千百万人的结果
了。象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红色共产主义革命那样的以牺牲千
百万人生命为代价的革命一方面已日益受到人们的谴责，另一方面也
已成为绝不可复制的血色革命的坏的榜样。如此，我们也不能认同此
一选项，我们只能在此选项上打上一个叉字。

第三个选项就是和平演变。什么是和平演变？和平演变最初是西方政
治家对于共产主义国家变革的设想，无疑这一设想是对的，也已为许
多的事实所证明。前苏联与东欧等国家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变革基本
都是在这一原则引领或启示下发生的，中国自然也不能例外。中国作
为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至少它在社会政治制度与意识形
态领域是这样的国家）已如一座巨大的孤岛矗立在自由民主世界的汪
洋大海之上，此一孤岛显然有其发生积极社会变革的必要。从专制走
向民主，从奴役走向自由是一条中国社会与人民的必由之路。而通过
和平演变的方式达到变中国共产主义反人性反科学反理性社会制度与
政权的目的是中国人民应当加以认真考量与实行的正当行为。和平演
变，以和平的方式变革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政权是所付代价最小的一种
选择。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意识意志的改变，共产主义偏见的日益
删除，市场经济的增长，人们个人财富的增加与保有，这一切都有利
于国家社会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走向民主自由。诚然，和平不是绝对
的，冲突也将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必须努力避免那种恶性的冲突结
果，这不是因为懦弱，而是出于人道的考量。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人
们将不得不承受一切可能会有的最坏的结果，那就是正当防卫，通常
将是专制力量首先使用野蛮武力压制民主（专制力量惯于使用野蛮武
力），而人们不得不拿起武器自卫。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将不复存
在，只有战斗才能结束冲突，而只有胜利才能使正义的民主自由在大
地上立足。

正义之光

陈光诚幼年失明，学习法律却因为是残疾人不能毕业。这个“赤脚律师”利用有限的法律知识为村民提供法律服务。去年他的计划生育调查以及帮助村民依法维权使他成了当地的英雄人物。

认识陈光诚的人都说他是个性温和、意志坚定、明辨是非的人。“他虽是盲人，却是正义的光芒。”律师赵昕说。“全国各地的律师都在努力营救他。”

去年陈光诚向外界公开了一份“手记”。“手记”记述了山东省计生官员对村民采取的强制流产等种种暴行，陈光诚也随之成为当地的英雄人物。同时，他也成了政府的危险人物。

据陈光诚的调查，为了能完成计生指标，在千万人口的临沂及周边地区有数万对夫妻接受强迫流产、强制绝孕。

然而国家计生官员却坚称人口政策是非强制性的，目前国家人口已超过13亿，独生子女政策确保了庞大的人口能够获得充足的资源，从而帮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生活。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名不副实，而是国家政策的保护伞下多种条条框框拼凑起来的东西。少数民族被排除在政策之外，城市父母都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有权利生第二胎，农村家庭第一胎是女孩的也可以再有第二胎，有些人交了罚款后就能生更多孩子。

而北京当局借口该政策自1979年实行以来已减少了4亿人口出生，继续迫使地方政府完成计生指标，这刺激了滥用暴力。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4月份曾说：“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从根本上保持稳定，该政策是应对未来五年内第四次生育高峰的基本措施。”

尽管在其他地方也有强迫人流的情况，维权人士称临沂的强迫流产非同一般，因为政府把当地村民当作人质扣押。律师们和当地居民说，女人们惧怕做人流逃走了，官员就抓了她们的父母、叔侄、表亲做交换，迫使女人们回来。

板桥村村民梁叔和（音）说，他和妻子去年被拘留了一个月。因为他的弟弟、弟妹打算要第三胎，当地政府找不到他弟妹就把他们抓了起来。

“我们俩都挨了打，我老婆被打得更厉害，”他说，“现在她的腰和背隔上一段时间就会疼。”

当地官员不相信梁叔和说他不知道弟妹的去向，强迫他到中国东北找了10天。梁无功而返后又被拘留起来。他说，他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夫妻俩的下落。

一位只肯透漏姓氏的王姓妇女说，她丈夫的一个亲戚有两个女儿，去年怀了第三胎想要个男孩。计生官员找不到那个亲戚就把王和她丈夫夏京山（音）抓了起来。王说她很快就被放了，可丈夫却被关了将近一个星期。

“他们用皮带打他，一直打到他喘不上气。”她说。“他被打得几乎走不成路，那些当官的却把他拉起来，无论如何都要他去找他的亲戚。现在每逢阴雨天他的腰还是会疼。”

王说那对怀孕的亲戚害怕夏京山被打死还是回来了，被迫做了流产，当时女的已经怀孕八个月了。“是个男婴，黑头发都长出来了。”王说。“夫妻俩非常难过。”

大约一年后，尽管有国际上的压力、律师界的广泛支持，当局也承认他曝光的许多内幕都是事实，35岁的陈光诚仍被拘留了。他的经历是个警告：在一个处处警惕威胁其政权统治的制度下，维护正义之路并不平坦。

国际注目下的迫害

陈光诚的维权工作也是他声名远播，他的案子得到了联合国官员、国外政府及国际特赦组织的帮助。时代杂志将他评为“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同时入选的还有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

对此，山东的官员没有被打动，当陈向公众曝光真相后他们选择了对他施加迫害。在中国，由于法律薄弱，一党专政极力扼杀政治挑战，地方政府可以滥用“维护治安”的手段也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手段包括威胁、恐吓以及含混的法律指控。

去年八月，山东省官员把陈光诚从北京带回，然后将其软禁家中。有报道说他被打了，而且被禁止接受治疗。三月，陈光诚因打算告发家人被警方传唤、失踪，直到三个月后才知道他已被警方拘留。今年六月，陈被正视逮捕，理由是涉嫌故意破坏财物、“聚众扰乱交通秩序”。

他的一个律师说：星期一，这位盲人维权斗士的妻子被调查，一个支持者被打，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举动显然是对陈揭露中国计生工作强制流产、节育劣行的惩罚和威胁。

星期一，陈光诚的妻子、著名爱滋病活动人士胡佳以及陈的一个支持者正朝陈的房子走着，有30多个人把胡佳围起来打了半个小时。陈的委托律师腾彪说：“他的手臂受了伤，我不知道伤得有多严重。”腾说警察姗姗来迟，而且并没有试图阻止打人者，陈的妻子袁伟静却被他们带走审问去了。

临沂双堠镇派出所的一名警察说，星期一没有殴打或是陈妻被审问的记录。这位拒绝告知姓名的警察说“我什么也不知道。”然后就挂了电话。

上个月陈光诚通过他的律师从狱中发布一项声名，称警方不断威胁、殴打他，警告他如果不认罪就有可能死在狱中。

律师：不惧威胁，伸出援手

尽管北京当局近期加紧了对替异议人士辩护的律师的限制，陈光诚一案还是吸引了超过十二名中国律师为他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本月，律师们聚在北京一家餐馆的包间里讨论案件，只要门有响动就会有人警惕地抬眼看一下。律师们说目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诉诸法庭，一条是向媒体求助。他们希望群众支持能迫使顽固的地方政府重新考虑他们对一个关心社会不公的残疾人是否下手太重了。

“表面上看似乎这是个普通案件，”陈的另一个律师李劲松说，“事实上这是政府在对个人进行报复。”

律师们说中央如果知道了这个案件的前因后果会站在他们一边的，不过他们相信中央已经被地方政府混淆视听了。

陈光诚把暴行曝光后北京的中央计生办对地方政府的行为组织过一次调查。去年九月计生办承认了临沂的计划生育实施存在有问题，并称几个地方官员已经被免职了。然而村民们怀疑这只是一种掩饰手段。

几个为陈光诚案子奔走的律师说，他们都曾被骚扰、殴打、威胁、拘留过。受过陈光诚帮助的村民希望他能马上被释放了。

“我们真得很感谢他。”梁叔和说。“如果不是他，我们没有机会去讨说法。他是我们这些村民的恩人。”

在中国，一个很普遍的反常现象是，维权、揭黑人士即使取得部分成功，但其本人却为此而身陷牢狱。最明显的例子是郑恩宠案，他为业主维权，将地霸送入班房，却激怒了地方衙门官员，结果被罗织罪名，打入大牢。另一个例子是将“下跪的副市长”揭倒的李玉春，也因此而遭遇牢狱之灾。如今轮到陈光诚，尽管他揭露出来的黑幕被中央政府所承认，但他却要为揭露这些黑暗承担后果，不断遭到来自政府明目张胆的野蛮报复。当地政府从限制人身自由发展到以莫须有的罪名起诉陈光诚，使这位盲人生活在双重的黑暗——失明造成的黑暗与制度造成的黑暗。从前面的例子及中国司法制度的惯例看，郑恩宠等人的命运，也将是陈光诚的命运。否则，上级政府不会纵容当地政府对陈光诚进行如此猖獗的报复行为（但愿这个判断是错误的）。这是该案的黑点之一，由制度造成。

陈光诚是继孙志刚、刘荻等人之后，又一个广受瞩目的案子。陈光诚的勇气及贡献不但没有受到当局的嘉奖，反而受到公然的野蛮报复，这从道义上、从人道上来说，都令人难以容忍，所以才引起巨大的反应。但从大家对陈光诚的关注点来看，多数只关注他的人身安全，而少有提出废止不合理的计生法的。不像前几年的孙志刚案，废法的呼声非常强烈。这是维权者、支持者无意中造成的黑点。

临沂及中国各地发生野蛮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案件，直接与计生法及各级的计生委有关，正因为有这个法外之法的保护，才会有这么大规范的野蛮计生案例发生。而不少民众对这样的法律和行为的宽容及“理解”，又使得野蛮计生横行了二十多个年头。很多人被当局的片面宣传所迷惑，那就是：中国人多，不强制计生，就会造成社会不安，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所以要强制计生。但大家都看到了，人口比以前多的中国，经济反而发展了；经济发展了，孤儿却多了，光棍多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多了，看不起病的人多了，上不起学的人多了，买不起房的人多了，生不起孩子的人多了，罪案多了……。连最原始的生育权都被剥夺，还谈什么其他的权利？因此，如果不提出废法，即使这次的关注可以保护陈光诚，但下一次呢？不废法，就会有更多野蛮又荒唐的事情发生。比如重庆最近推出的上网规定，在家上网要向公安局备案，违例者将被罚款及停机。这跟生孩子要申请准生证，违者被罚款及强制上环、堕胎、结扎如出一辙。因此，废除不合理的法律，用文明的法律取而代之，才算是维权的成功。

陈光诚案的亮点，是给予陈光诚帮助的法律专业人士比以往的维权案子都多，光北京就有十多名律师自告奋勇组成律师团，为陈光诚辩护，其他出面声援的也不少，这是民间维权运动突起的异军。他们的投入，对推动民间理性的维权运动很有促进作用。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维权的遭遇、黑政府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地向外界通报，临沂大事记、陈光诚案跟踪、暴徒嘴脸等等，都放大到公众的视线，引起最广泛的关注，这不失为一个维权策略。法律专业人士是介于民间与政府的桥梁之一，这么多的声音，多少会化解一点政府的专制意识。

陈案的另一亮点，是受到众多的中外媒体的关注，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的更多的真实。今年4月30日，陈光诚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之一。随着当局对陈光城的迫害升级，媒体对陈案的观察更为密切。舆论的作用对于黑手操作的司法是个无形的压力，受害者会因而受到或多或少的保护。

作者为《观察》评论员

《自由神的眼泪》是我的孩子，从产生写她的念头到该书完成，前后将近四十年。作为她的母亲，这四十年的人生歷程走得相当艰难，怀著孩子跋涉，其中的艰辛就更加不言而喻。

四十年前的一个早上，五个男公安一个女公安到重庆和平路我家里，其中一个为首的用手枪对著我胸口大喊「不许动，举起手来，现在宣佈逮捕你」时，我刚才还在做的「居里夫人」梦 ，顷刻间灰飞烟灭，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要把这写出来。」 那时，我二十岁。高中毕业后，我想出国读书，他们以反革命叛国投敌罪，判我十三年徒刑。

想不到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竟然如此顽固，她不声不响地跟随我走了几乎一生。

在监狱里，精神的极度禁錮和肉体的极度疲劳，使我完全没精力没心情去想起自己怀有孩子。

一次，有个女犯问我：「齐家贞，十三年刑期好长，你为什么不悲观？」我脱口而出：「这有什么？付出了代价，不会没有收穫。」意思是，坐了牢，就有坐牢的经歷，就能写出坐牢的故事。

这种想法其实很愚蠢也很荒唐，监狱的残酷足以摧毁人生最美好的一切，没人会以十年青春的代价去换取坐牢的体歷，为了写一本相关的书！

与其说这话很阿Q，不如说是孩子在提醒这年轻的女囚，妈妈呀，别忘记我。

狱中十年，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胎动”。

十年劳改出狱，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没有理想没有梦，只有衣食住行活下去，几乎不记得有个孩子怀在我肚子里。直到读完一个年轻人从文革火堆里捡回家的《大卫.科波菲尔》，一位朋友把他女儿没来得及自我革命掉的《悲惨世界》借我看，我才发现，我的心灵多么荒漠，它需要清泉；我才想起，肚子里有个胎儿，胎儿正在轻轻呼唤，妈妈，我需要养料。

世界重新美丽，那是因为有伟大的雨果，那是因为有伟大的狄更斯……

我去夜校高中班读中文，近四十岁的女人和十几岁的孩子坐在一起，教室里只有我最忙；我到中学语文老师培训班听课，半年结业，我有长足的进步。

吃够了社会主义的苦，理该尝尝社会主义的甜。不久，这个四十四岁的前科反革命，费尽心机鉆进了电视大学《党政干部专修班》带薪读书。学中文的梦，因年龄超过三十五而破碎。

两年电视大学苦读，我肚子里养料多了一点，毕业论文试写了一篇文学评论，得了个「优」。我开心极了，那是一种母亲独有的开心。

孩子啊，你有望了。这个优，就是你的名额，就是你的出生证啊。

十年监狱，毁掉了我一生的前途；十年不幸的婚姻，毁掉我心灵神殿最后的一点私产——神圣的爱情。在痛苦与无望的忍受中，我想到过自杀。但是，我怎麼能自杀，孩子还在我的肚子里，我哪有死的权利！

四十六岁，我出了国，求生存求立足求发展，还要从零开始学英文，生命度过了充满希望然而更加艰苦的又十年。

我曾经两次中风住院，心里很害怕，并非怕死神，而是怕孩子没有妈，没有妈，怎么能有她！

出院后，我的记忆力直綫急下，三次走路去上班，三次忘记汽车停在车房里。我意识到，再不抓紧时间，有一天，我会把我的孩子全忘光。

九八年三月下旬，父亲在洛杉磯病故。他没来得及做他要做的事，他没来得及讲他要讲的话，满怀遗憾地离开了人世。自信「三十年里死不了」的父亲，说走就走，难道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说不定我哪天又中风，一夜之间变成白痴，或者头晚睡下去一眠到底，彻底完蛋。

不行！我发誓，决不重蹈父亲的覆辙。

我向死神下跪，请求你动手要晚一点，让我把孩子生下。

我坐立不安烦燥难忍，一天到晚像有根针扎在心上。

当时，我和丈夫在做加油站和便利店生意，生意不好，雇不起人。我们向亲戚借了钱，用借的钱来付工资雇人上班。每天我获解放五小时，写作五小时，再接着去上班。

白天，我驼着背伏在矮茶几上书写，写累了，换个姿式，还累，干脆跪在地上。九个月后，初稿完成，我膝盖下面多了两个黑色的大茧疤。稿子的修改工作全在半夜里进行。睡几小时后，像充了电有了气力，我就起床改稿，改两三小时，再上床睡觉，第二天才有精神像疯婆子一样做事。

谢天谢地，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孩子终于呱呱坠地。二千年五月，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自由神的眼泪》。

二十岁“怀孕”，六十岁做母亲。

我从青春少女等到了白发苍苍，从初升的太阳等到了夕阳黄昏，我感慨万千，悲喜交集。

满含热泪，看着孩子踏着蹣跚的脚步向社会走去。孩子啊，孩子，你有四十年沉积的生命力，现在，你要勇敢地向前走到底。妈妈累了，妈妈老了，她不再有很多的精力照顾你，但是，她用她的眼睛和爱心，追随你，直到永远，永远。

（二） 我怎样对待这本书的写作——真诚至高无上

真诚二字在此的意义有两层，第一层是整个故事包括细节的真实，第二层是作者用心的诚恳。

提笔写书之前，我有两个顾虑：第一是担心这本书写不好，使读者无兴趣读下去；第二个顾虑是我在监狱里很糟糕的狗熊表现，如何向读者交待。

我高中教室的黑板上方，贴有两排醒目的大字，“天才在於勤奋，聪明在於积累 ”，它说明后天的培养与努力对一个人潜能的发挥至关重要，这讲出了成功的真諦。对此，我牢记於心，一生不敢张狂不敢懈怠。

写作也是一样，能力高低，既有天赋的条件，更有后天的努力，天赋是火花，后天的努力是柴禾，没有柴禾，火花转瞬即逝。

有了这种从小就扎根於心的认识，加上十年劳改之后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吃苦耐劳精神——我们劳改队员唯一值得炫耀的成绩——不计功利、不考虑回报，坚持拾柴禾，火，总会燃烧起来。

何况，生活里真实发生的故事比作家的想象不知要丰富多少倍，她更能打动人心。我相信，自己亲身体验的生活是独特的，只有我才能把自己要讲的话写出来。我必须旁无它顾，付出全部的努力学习写作，就能用真情拨动读者的心弦。

第二个顾虑，才是我的最大心病。

我说我是个狗熊，取决於我选择的参照系。首先，是我曾经期望自己怎样，而实际上的我又是怎样；再者，是我与监狱里的英雄们相比之后，我对自己的评价。

通过看电影和读小说，我从小就受英雄主义的鼓舞，暗暗起誓，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做个不怕死的英雄。

可是，当生活提供我一个做英雄的绝好机会时，我却是另外一种表现。

六个公安来家逮捕我，手枪对準我胸口，我赶快举起双手投降；提到“西庄”审讯，本想只交待自己决不出卖他人，嘴一张就竹筒倒豆子，抖了个完，把亲人好友个个推进火坑。

到了劳改队，齐家贞就彻里彻外是个驯服的好敌人了。在那里，狱吏们口口声声责駡我们是人民的敌人，自己也鸚鵡学舌重復“我成了人民的敌人 ”，可敌人在哪里？心里面一个也找不到，找不到敌人，朝着谁去当英雄？这，或许可以是我没当成英雄的托辞，但通观我监
狱里的表现，哪有一点英雄的味道：在狱吏前我从来不敢说声“不”，他们让我说啥我就说啥，他们叫我干啥我就干啥，吹瞎了灯都不敢犟一下，这付窝囊相，只够资格当狗熊。

以上是我个人的纵向比较。再作横向比较，看看监狱里的英雄们。

在无產阶级专政的监狱里当英雄，比战场上当英雄不知要艰难多少倍，它靠的是八年十年整个一生对真理的坚守，是灵与肉被长久蹂躪的忍辱负重与不屈不饶，是明辩是非拒不受骗的智慧，是面对残暴的精神压力、加刑和枪毙的威胁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

男犯中队里，英雄为数不少，首推我的父亲。他在执行铁腕政策的监狱里，以闯过人生第三关“威武不能屈”作为精神支柱，不低头认罪，全监闻名。一队向宗芳，反毛泽东诗词之意填写了三十余首合诗，其中最深刻的一句，“挥动党棍八百万，搅得中国漆黑”，当所谓的向宗芳反革命集团案爆发后，他拒绝交代自杀身亡，以死表示了对权威的蔑视。还有贫下中农的儿子江开华，誓与专制集团斗争到底，数次加刑，最后枪毙……

他们是蓝天上大写的人。我齐家贞只能汗顏无地。

我的中队里也不乏女英雄。

家庭妇女熊兴珍寧愿当反革命死，坚决不向毛泽东的画像低头；牟光珍为她去臺湾的丈夫守满“寒窑”（大陆）十八年，开始“反改造”，关进了小监房；残疾人刘伯祥坚持没有喝酒哪里有醉（罪），从不改口。这些弱女子付出她们的生命，完成了英雄的壮举。

三个人都在我的组里，我只敢在心里悄悄敬佩。

就连那些不识几个字，不一定看过宣扬英雄主义电影小说的少年犯，也比我英雄。她们十二三岁进了少管所，之前在社会上游荡数年所习染的江湖义气，在女犯中队也光芒四射。

有一对水汪汪大眼睛，胸部象两个馒头美丽地高高撑起的吴桂英，要她吐真情，要她检举人，铁杠都撬不开她的嘴。那是一种很特别的英雄气概。

廖汝秀，为了捍卫心中高贵的爱情，提著脚镣链子走进全监大会场，那种藐视法律权威的勇气，那副目空一切的傲慢神情，光彩照人，全场震惊。我齐家贞一辈子也别想有一次这种浩然正气的精彩表演。

本来，我齐家贞只有这点斤两，当不成英雄，只能暗地里羡墓别人，也就罢了。但我最感理亏心虚的是，做了今生自己最痛恨最不齿之事——检举人。我连小女孩吴桂英、廖汝秀都不如。

特别是我翻译了我们反革命小组欧文芳的信——一封错别字连天、语法完全不通、无人能看懂的信，被我看懂了，并且帮队长译了出来。我完全可以天衣无缝地搪塞队长，告诉她没办法我也看不懂，但我逞能，我要感谢队长，他们把信交给我翻译，那是对我的信任。

这封译出来的信，很可能就是欧文芳后来被加刑的主要事实根据。我是在作孽，一想至此，我就痛恨自己。

还有，队长们，包括监狱长夏鈺钦都对我很好——当然是从上往下俯视的那种好，他们提前释放了我，同时枪毙了我们小组的熊兴珍——一个善良无比又极其无知的良家妇女。

这些事情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叫我怎样说的清！

印度已故总理尼赫鲁在狱中写成了《尼赫鲁自传》。他在前言中说，写自己是最困难的事情，讲自己好话时，读者听起来刺耳，讲自己坏话时，自己又感到痛心。这是真话。

不过，我想，如果你好话坏话有啥写啥，真诚地摊开自己的红心黑心灰心良心；如果你对“刺耳”、“痛心”不置一顾，写出真实的你自己，不就把“最困难的事”变得最不困难了吗？

是的，我齐家贞遗憾此生没当成英雄，有什麼办法，那就写你这个狗熊吧。写一个真实的狗熊，比写一个虚假的英雄好一百倍一千倍。写一个真实的狗熊是怎样从狗洞里爬出来，在仰望英雄的光辉里看到自己狗熊的丑态。

一句话，齐家贞的歷史是自己写就的，你无权篡改。

至於，有的读者会因此指责批评甚至遣责咒骂我，那不正好吗，我对自己不是极不满意甚为痛恨吗，假如这一切是真心的，为什么不允许别人也对我很不满意甚为痛恨呢？

这个决定一下，我就轻鬆自如、大笔流星地行笔走字了。

我从不担心自己会忘记家里的事，但是我深恐因岁月的流逝而忘记我的同犯（监内彼此称同犯）们。来澳后，我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卡片上，定期过目。有了名字，他们的故事就纲举目张，活活泼泼跟在后面走来了。在写作的过程中，有的人和事（比如男犯中队发生的），我弄不清楚，就情愿不提，有的事印象不深记忆模糊，就乾脆捨去。总之，地点时间人名事件细节力求準确。

定稿后，有人建议把几个犯人的故事综合到一个人身上（比如说综合到我身上），这样会更集中更有典型性。我觉得，我没有这种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只愿意扮演我自己，那怕是个软体动物的我自己。《自由神的眼泪》这本书不是小説创作，她是讲一个家庭和一批人的真实命运，我用我的真诚写真实发生的故事。

真诚至高无上。

（三） 一颗永不安寧的心

《自由神的眼泪》已经出版了，但是，一想到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劳改英雄们，一想到我离自己的英雄理想天差地别，我无法不责备痛恨自己，我的心永远不得安寧。

今天，我这隻狗熊幸运地出了国，我唯一能做的事，是把这段歷史记录下来。记忆是一种前进的力量，它提醒我们不要倒退。恳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些受害人和已经逝去的故事，永远不要忘记。

在此，请让我利用这个机会，要求朋友们同我一起，向那些已经默默死去，活著，但已经疯掉了，活著，却发不出活人声音的我的同犯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