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南舌与北舌

我在某篇文章中已经承认我的主要缺点就是吃。把吃说成是一个缺点是因为我胡吃。我曾经在长达数年时间,仅靠一碗红烧肉渡日,从不吃蔬菜,水果也只是偶而啖之。这样说来,我是个吃方面的蠢才。我出生并生长在福建客家山区,那是一个大啖猪肉的地方,最为夸张的是他们竟然用洗脸的脸盆盛装菜肴,常常把客人吓昏。妻来自于福建东南海边,有一回她看到我们家一盆接一盆地端出由猪的身体以及各种零配件做成的菜肴,最后端出了一小碟青菜。这就是客家土菜的含义。在客家人的古老记忆中,从中国北方向南方迁徙的疲倦队伍里,用大把的盐防腐的肉食也许是长途跋涉最好的能量补充。虽然现在客家人已经能做出精细的美食,但这种粗陋的传统仍遭到以我的妻为代表的海派食客的嘲讽。

我终于从山区来到了海边,到厦门大学读书。那些小时候仅作为咸鱼而被认识的海鲜终于在我眼前活了起来。但我还是花了数年的时间才接受这些吃了“口里淡出鸟来”的所谓海鲜。我开始接受肉、海鲜和蔬菜三而一的平衡膳食结构,但如果让我在其中三选一,我仍然会选择肉食。可见少年饮食记忆多么顽劣。

接着我来到了北京。我第一次来北京是在一九八五年,让我无法忘怀的饮食记忆中浮动着猪大肠的身影。傍晚时分,竟然走出五里地才找到一家店,贩卖一种叫“卤煮火烧”的东西,当我看到粗大的烧饼竟然用酱油和猪大肠如此不搭统统煮一锅时,连我这个出自福建山区的客家人都惊呆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锅下水,或者是一锅没有做完的东西。我嚼着烧饼,竟然闻到了生面粉味儿。我终于知道了,还有比我们客家人更恐怖的烹调手艺。

我的朋友朱大可向我提出了有关“南舌和北舌”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主要内容很简单,说南人的舌头上味蕾的感觉方式和分布结构和北人是不同的,这直接导致了南人和北人之舌在感觉上的极大差异。虽然我认为这在解剖学上是说不通的,但在经验的层次上很有道理。我迁居北京后,对这一点的体验更为深刻。我和妻在到北京后的半年内,几乎吃遍北京城,但我们寻找适合我们口味的南派酒楼的努力宣告失败。不是说北京没有南方馆子,是说它的数量本来就不多,分布范围从概率上就更少,我们不可能为了一顿中餐满北京城地找。在我们居住的范围,偶而能看到一家南方菜馆已经是幸事了,然后我们就铆定了它。只见门前冷落鞍马稀,大约不出几个月,它就关门了。也就是说,凡是被我们看上的馆子,基本上没有不关门的,我们先后“关过”一家杭州菜馆,一家广东菜馆、一家福建菜馆和一家客家菜馆。只要符合我们口味的,它的命运也就差不多了。只有像广州酒家这样的豪华酒楼仍然屹立不衰,因为在它的顾客群中,已经没有地域差别了。

但我们仍然被北方菜馆包围着。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突围方法,吃辣菜。被北京唯一全盘接受的南方菜糸就是以川菜为代表的辣味菜,包括湘菜、云贵菜和赣菜。我们终于练就了吃辣的好本领,能够抱着水煮肉和水煮鱼的汤当水喝,让土生土长的四川人瞠目结舌。殊不知一个清淡的闽人终于成就为这样一个比四川人还能吃辣的人,其中蕴藏着多少“血泪”。也就是说,我们宁愿被辣死,也不愿意吃北京菜。这种说法也许会让北京人愤怒,但它是事实。我憎恶北京菜的原因是:我弄不明白为什么这种菜中只有咸味?在南舌的味觉战略中,凡是咸的东西须得略放一点糖,它就会咸得柔和,凡是甜的东西中须得放一点盐,它就会甜而不腻。但我知道,南人是拐弯的,北人却不拐弯。我们客家是借居南方的北人,我喜欢和北人打交道,却喜欢吃南方的饮食。

但我要为北京人贡献出了“北京烤鸭”和“紫米粥”而欢呼。涮羊肉的功劳则很难算在北京人头上。但北京烤鸭无论从制作工艺和口感上基本上是南方北人外国人统吃。这是少有的具有艺术感的美味。实际上北京菜不能一言以蔽之,它分为宫廷菜和民间菜,宫廷菜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北京菜,自从某位皇帝下江南之后,发现食在南方,于是宫廷菜的主体实际上已被南方菜占据,比如宫廷的糕点并不会死甜,菜也不会死咸,倒是有淡淡的南方味儿。北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了解食品来源于大地的朴素原理,于是有了让南方人忘而生畏的美味凉菜,南人做凉菜少了北人的大气。南人的粥品则更是无法跟北人相比,一道紫米粥,如何甘冽,扑鼻有田野庄稼香,决非南方矫柔造作的皮蛋瘦肉粥可比。

我终于还是相信南舌和北舌之分,无论它是如何形成的,总归是一个事实,也许这正是一种个性,一个特色。虽然现在正是饮食大融合的时代,但我相信这不会抹煞各地的地方特色。我们总是带着我们少年的记忆。就算一直为人诟病的孩子们吃外国炸鸡的爱好,也是一个特色吧。问题不在于这里,而是入我们口的东西是否安全?如果我们吃的鸡只是一种连毛都没有的用激素催生的活动肉块,你会放心吗?如果我们在高级酒楼吃到的油居然也是再生油,你会愉快吗?就算回到了家里,用水浸泡的蔬菜就一定脱毒了吗?不,许多毒只有用臭氧才能彻底消毒,你怎么办?所以,有比美味更重要的问题存在。只有解决了安全的问题,才有美味的问题,否则美味就成了毒品的伪装,让我们吃遍天下美食的过程成为慢性中毒的过程。看来,无论是南舌北舌,能鉴别安全与否的才是好舌头。

邹洪复:对“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改革与腐败

 
    往往受宠的上去了,能干的下来了,这就是“改革”。因为全部换成领导自己的人,腐败才更有保障,排挤不同意见的同志,没有了牵制力量——就是腐败的开始和深入。再这样下去,也许针都插不进去了,还谈什么防腐反腐了呢。在事业单位,只有挖空心思“搞建设”,才会有人给领导送钱,而且这样的钱比直接贪污要安全的多,因为只有“你知、我知”,另外还没有办法查账。在腐败的环境下搞的一切改革,其结果只能是更加腐败。腐败遇上改革,真是如鱼得水啊。难怪现在单位的一把手都像旧社会作威作福的黑社会老大。
    有个朋友说,他们单位的聘任制刚刚搞完,看看那些坐在重要位置上的人,基本上都是不学无术但很会溜须拍马的人,有一位什么长居然是初中学历,美其名曰破格提拔,一些敢于仗义直言的人都滚到一边去了。
 
    聘任制,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是任人唯亲的代名词。虽然改革给中国带来生活、观念、收入的变化,人民的生活质量的确提高了。但是现在各个单位借改革之名,进行整人、收受贿赂、搞政绩、组小帮派,已经成为社会的公害,也成为社会反响很大的问题。
    其实很多东西都有法律了,就是存在执法不严的问题,什么时候司法独立了那就要好多了。其实在司法界里有很多人有正义感,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的,只不过是他们的直接领导他们挡不过罢了。
 
    但是司法并不能解决单位的一切问题,比如一把手随便挑你一个小毛病让你下岗,你能找到什么法来保护自己,替自己申辩?单位内部的事情为什么无法可依?单位内部的规则为什么只能是领导定下来的?我们为什么只有遵守的份,领导却可以逍遥于这些规则之外?所以国家应该立即建立完善的投诉和复议机制,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
 
    可以说没有基层民主,只凭官僚说了算,一切都是瞎搞。试问:事业单位的领导从产生到离任有科学的、民主的、可操作的规则吗?在许多事业单位里,那些兢兢业业工作的反而吃不开,而那些擅长于溜须拍马、上串下跳的却往往成了领导!在这种背景下的所谓“聘任制”会是什么结果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能被聘任,靠什么?一句话,靠关系!靠金钱!甚至靠性贿赂!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改革显然是官员满心欢喜的改革,而一听到改革,那些没背景,没钱没势的人,两脚就哆嗦!
    就如有朋友说他们单位的处级干部竞聘,本来只有本科以上的才有资格,但领导为了照顾一个人(中专学历),把他想当的那个处级岗位专门写了一条:放宽到中专学历以上。果然,这个人就当上了,这不是很滑稽和悲哀吗?改革,只认人唯亲了,就活生生地剥夺非帮派化之人的权利,人民群众的正当权利就完全被轻而易举搞掉。现在的改革,就是一把手想怎样搞就怎样搞,一把手的每一句话,就是真理和改革的标准!
 
    也有单位进行改革的结果是:职工工资没变化,领导们的工资翻翻地往上涨。改革的结果是领导们的工资、奖金、津贴是普通员工的几倍,员工只有敢怒不敢言。改革,已经成为了小官们整治百姓的残酷手段了。全部改革成一把手当土皇帝了,人民群众真正地当起奴隶来了,可谓是小改小腐败大改大腐败。越改革越心中无数,一个单位一个改法,全随一把手的意境。改革的直接结果是:人心毁了,人心散了。
 
    比如华中某城市某医院的院长,当了10多年了,还当,改革的结果是领导权利越来越大,当“兵”的大气都不敢出!现在不少事业单位的官员实质就是在“自残”国家事业,只为自己捞取钱色,最终钱色捞足够了,把单位搞掉就是了。事业单位内部其实有约定俗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规则:领导腐败主要从搞建设、大宗采购、进人、任命部门负责人等途径来捞钱,在这样的体制下,再详细、再具体、再健全的所谓“自律”和“他律”制度,其实都是做样子的。因此,事业单位改革必须从体制入手。目前进行的所谓改革(聘任制),只会使腐败更加严重,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大领导聘任小领导,小领导聘任工作人员。在一个单位中,首先解决好了大领导的聘任问题,聘任制就可以得以完善。这就要问,单位中的大领导怎么产生,产生后对谁负责(不要给我说对国家负责这样的大话),一旦工作不称职怎么解除聘任且由谁来解除?聘任制是为了解决事业单位的活力问题。但是,如果上级机关对大领导聘任过程中的这几个问题回答不了,或者回答错误,那么以后的所有聘任环节就没有意义了。就是说,对于聘任制,要有个完善的制度约束机制。首先应该改的是领导的产生方式和任期,其次才是聘任制。
当今,改革一词使用频率很高,早已成为大小单位的头头随心所欲用来整人的工具啦!改革是双刃剑,这把剑好人来拿,就会做好事;掌握在坏人的手里就用来干坏事。把当官的改革好了,一切都改革好了,不要全是改革老百姓,把老百姓全部搞成奴隶了,别只改革群众,不改革官!所以我们说,改革首先要改革领导,首先,由群众来聘任领导!
 
    体制扭曲人性,帮派扭曲体制,权色交易扭曲法度,权色交易扭曲人性等等的恶性循环,循环恶性,何时休也?政府还是先把官员改革好了,再改革老百姓吧。单位“一把手”是那样地大权独揽,那样地为所欲为;看到那些远不如自己的人不知通过何种途径得以升迁,看到一些实权单位有关人员的收入是那样地高,有些人是那样地花天酒地,宝马香车、佳人阔院,就很窝心!
 
    现在改革的是老百姓,吃亏是老百姓、被鱼肉的是老百姓,悲惨的是老百姓,搞地方、单位一把手之集权而已,再这样劣胜优汰下去,国将不国!不民主就没有平等,不民主是腐败的温床。实施全员聘用制,还应该逐步改变一把手委任制度,将一把手委任改变为群众直接选举,组织部门只能监督,不能强行干涉或者硬性安排。群众有权力选举自己的领导,也有权力罢免不合格的负责人,完全按照民意来办事,这样才会真正体现全员聘用制的意义。
 
    只有奴才才不喜欢民主,因为只有在不民主的环境中奴才才有特长发挥。民主的最大坏处是:领导难当了。民主最大的坏处是,领导没法说了算,要办点私事很不方便!
    中国近现代革命史都是建立在“民主”(“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上的。建立民主法制社会也是我们党追求的目标。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需要民主,不喜欢西方民主不能成为我们搞自己民主的理由,个人认为,社会主义更需要民主。
 
    当年清朝皇帝认为西方的科技是奇技淫巧,上不得堂,现在呢,全世界在用,那些说民主不适合中国的人,怎么不说西方的科技不适合中国?怎么不说西医不适合中国?互联网也是西方发明的,怎么不说互联网不适合中国?我们正用着西方的很多东西,现在却说西方的民主要不得,不知道是什么心态,难道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就很好了吗?难道马克思主义是反民主的吗?民主是人类社会永远追求的精神理想,是文明的标志,纵观古今中外多少政,成由民主败由专制。可以说,有不成功的民主,但没有成功的专制。民主的第一步:先让人民开口说自己的心里话,即使是素质低,也应该知道是什么地方素质低。
 
    民主就是由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干部不能实行终身制,任命制,而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
 
 
    二、建设制度文明
 
    政治学的核心应该是关于民主和宪政的问题,而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只接受政府的意志,只接受并遵守单位长官的意志,只享有一种沉默自由,而不能有自己对社会独立的言论和批评,立于现实之中,就觉得了内心那常常说不出的痛苦和无奈。有不少人说,鲁迅先生如果活到建国后,肯定也只能沉默或不得善终,即使他写了文章,在国内也没有报刊敢给发表。可现在已经建国50多年了,我们却还不能个人自由办报和做媒体。一个不能让民众的心自由袒露的政府怎能去求真务实呢?
 
    记得曹禺的女儿万方曾说:“长时间以来,我爸爸和许多的人,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页切除术,有时是极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这是一种对自由谨小慎微的恐惧,我知道这是非常严酷的事。”虽然这是说过去多年的事情,也感到了政府中不少仁人志士的一直努力和进步,但还是让人觉得了进步不够快。所谓进步不是仅给人以希望,不是制造舆论,而是切实脚踏实地地将先进理想实现。
 
    如果社会不再奉行长官意志和“一把手”意志,而是遵从多数人的意志,真正民主的意志,那就叫人欣慰和扬眉吐气的多,那就真正是执政为民、还政于民了。当然,这样的话,国人的整体素质和民主思想习惯也应该寓于从小到大的学校教育之中,因为一个人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一生的选择。
 
    想起这个社会上有那么多默默的善良和勤劳,瞬间有万千感慨齐涌,竞无从下笔。是的,这些年社会物质得到了有目共睹地发展,有一些人富裕了,有一些人却更贫穷了。让不断变化样子的政策来指导国民的生活,肯定不牢靠和少文明的,这些年我们一直说抓精神和物质两个文明建设,这意识很好,而文明不是两个字,也不是口号和形式,抓是抓不来的。文明是不断进步,文明是以人为本,厌弃野蛮和愚昧。文明要不得虚假。在现阶段,文明即是首先杜绝社会特权和腐败,杜绝不公平。文明即是人人平等,心理健康,坦荡交流中的以诚信为基础,籍以形成的温馨和活力。文明首先是制度文明和宪法文明。
 
    记得有句古话,大概的意思是:为官者,应该想如何为国家罗致,举荐人才,不应终日想方设法聚敛财富;为吏者,应多想如何完善自己的道德、学问,不应终日想方设法如何获取头头的“欢心”;为民者,应多想如何升华自己的品格,让世人敬重,而不应终日哀哀怜怜地算计自己还能活得多久。
 
    而在目前体制下,仅从文化上说,就产生了不少依靠舞文弄墨来投机取巧的文侩,甚至产生了不少颠倒是非的文痞和混混,他们用庸俗和世故取悦或向有关部门邀宠而有话语权,因此他们轻而易举就遮蔽了真正的文化,阻挡了艺术的纯正自由进步和向高端发展,进而破坏和误导了文化,让职业道德也江河日下,社会风气甚至已到了“礼崩乐坏”的边缘。如果各行业都出现这一状况,则肯定是因为制度的原因了。如果连一般大众都能明白这道理,而政府却执意抱残守缺,不去在制度方面做根本彻底地变革,那就显得愚蠢无比了。
 
    自由和民主,这个中国的志士仁人为民抗争了一个多世纪的事业,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实现呢?吴世昌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曾说:“中国若不培养自由主义者抬头,政治前途是没有希望了。中国政党使国家人民的苦头吃够了,应该让无党无派的人民喘一口气。”吴世昌先生1948年从国内到牛津大学任教,1962年据说响应周恩来的号召,举家回国,任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晚年担任过人大常委,曾说:“人大,人大,听起来很大,其实也没啥,就是一堆老头子吵架。”吴先生于1986年因为医生误诊而去世,享年78岁。
 
    张东荪先生也说:“文化上没有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绝无法建立自由主义。没有自由即没有民主。”而中国人最容易接受新事物,为什么偏偏对自由和民主的进程却接受地如此之慢?要知道,绝对独裁必将导致绝对腐败。一个缺少政治文明的独裁衙门,社会文明的建设和进步又将会从何谈起呢?其实,腐败的根源是来自于体制的落后,如果没有科学制度的建设和民主的确实监督,仅依靠人的自身修养来抵制腐败入侵,从人性上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依靠政策也不会消除和阻止腐败产生。政治民主的发展是用相互商量和自愿同意的方法来代替用强力从上面使多数人屈从于少数人的方法。民主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社会的和个人的生活方式。只有民主才能让人人平等,才能消灭特权,才能尽可能的消除腐败。独裁乃万恶之源。
 
    在一个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社会里抱怨将永无止境。很少有人把社会当成一个互相保护、互相受益的系统。所以自由和民主尽快渗透于我们具体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应该是奢望,自由和民主的大行其道必将使国家和社会更文明,进步更快,亦是很现实地迫切必需。自由和民主的大行其道必将是每一个公民能够到达真正生活的最佳起点和外部保证。而真正的生活即是人人活在一个崇尚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环境里。我不想让自己幼小的孩子长大后再遭受独裁跟偏见的压榨和为顺应一个缺少文明的社会而被迫丢弃自己。

管党生: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的正派写作

我从来没有和你们一样
从来没有
童年时
我就不喜欢打打闹闹
少年时你们喜欢偷/窥
我喜欢思考
青年时
你们想进入伟大的组,织
我热爱的是长江和黄河
当你们只要能够睡觉
和生孩子
就满足时
我发出来
“80找20老婆”的声音
我是人中的神仙
我考虑问题
比一般人提前20年
在你们考大学时
我已经是国家大型企业的员工
在你们整天为工作烦恼时
我成为了自由人
在你们为了一个可以合/法的洞
努力时
我已经提前知道了
“老婆不如妓女”
的号召
看看你们今天的探索实验和种种主-义
只是我20年前玩的小百货
你们神秘的讨论的改,革
在许多年前
我就高瞻远瞩
不说了
总结一下
就是
伟大的
光荣的
正确的
管党生
无所畏惧
万寿无疆

力虹:毛氏谱系,经国秘史──溪口岩头纪行(之4)

从“素居”大宅院出来,毛宝根老人把我们领引到了素居一侧的一间颓旧平屋里,与蒋经国的大娘舅之孙子毛椒初老人见面。毛椒初老人今年77岁,自小读过私塾,清瘦的脸庞戴着一副眼镜,显示出几分儒雅之气。老人卜居的陋室只有十几平米,但收拾得十分整洁,对于我们的突然到访,老人连忙搬凳让座,有点手忙脚乱。我们阻止了他去张罗茶水,说只是顺便来看看。

 

等到毛椒初老人平静下来,我才问起:“您为何仍住在这小屋里,不搬到素居大宅中去?”

 

“没办法喔,过去阿拉毛家算是地主,从解放后土改中被赶出来,一直是住在这里的……”

 

“现在不是早就落实政策了,土改房产可以收回了吗?”

 

毛宝根老人在旁插话:“政府是有政策,但到了阿拉这里就没用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

 

我又问:“当初,您毛家被划为地主,再加上蒋家和台湾这一层关系,这么多年来,历次政治运动是怎么过来的?”

 

毛椒初老人沉默了一会儿,笑笑道:“还好,还好,无非是被叫去受受批斗……更多是陪绑……”

 

“他以前当村里小学老师,为人慈善,小心谨慎,从不冒犯别人,所以人家斗斗他也就算了,没受什么大苦。”毛宝根补充道。

 

“那文革时候怎么样?被抄家了没有?”

 

这时,毛椒初老人的声音大了一些:“抄了,抄了,不知抄过多少回了,老底子留下的东西一点也没剩下来,全被抄光了!烧光了!特别是许多上几辈的古书古画,好不容易从土改那会保留下来的,到了文革,全被溪口来的红卫兵抄走了,没了,真真可惜哉……”

 

老人摘下老花眼镜,低下头,慢慢擦拭起来。这时,有一位年轻妇女抱着一个大胖婴儿走进小屋,毛宝根高兴地介绍:“诺!这是他的孙媳妇,这个小毛头就是他的重孙女儿了,哈哈哈……”

 

与毛孙媳妇打过招呼后,我在心里算了一下,如果从蒋经国这一辈算起,眼前的这个一周岁婴儿已经是第5代了。

 

于是,我趁机请毛椒初老人详细介绍一下岩头毛福梅家族的近代谱系,经当场笔录如下:毛太公,前清秀才兼经商,建造素居大宅—-毛鼎和(蒋经国外公)乡坤兼商人,开设祥丰南货店等—-长子毛怡卿、次子毛懋卿、幼女毛福梅—-毛伯衡(毛怡卿之子),宁波农民银行职员—-毛椒初,做村校教师,后一直闲居在家—-毛月树(毛椒初次子,岩头村会计。长子毛月明已故)—-毛高翔(村五金厂工人)—-毛佳露,就是眼前的这个可爱的小宝宝。

 

毛椒初老人看着我细细地记下了蒋经国外婆家的谱系,也许是心里一阵高兴,便对我们说起了稀为人知的有关“蒋经国出世”的一段秘史──唉,现在仍很少有人知道,蒋经国得以出世,曾经历了一番不便向外人言的曲折。倘若没有他祖母王采玉(蒋介石的生身母亲)的努力撮合,几乎不可能有蒋经国这个人!


1901
年春节,14岁的蒋介石19岁的毛福梅结婚,做了夫妻。那时,蒋介石充其量还是个未脱稚气的顽童。行礼那天,刚拜完天地,蒋介石就将头上的红缨帽扔在地下,奔向天井与一群看热闹的村童抢拾爆竹头。消息传到岩头岳父家,其岳父母很恼火,认为爆仗拾蒂头,夫妻难到头”,是个不吉预兆。果然,被其岳父母料中,婚后小夫妻不和,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打架。在一次争吵中,蒋介石抬起一脚正中妻子下腹,毛氏受伤当即堕胎流了产!
  

抱孙心切的蒋母王氏为之痛心责备儿子,她坚信蒋氏贵子必得原配所出,在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消度暑假之时,王氏亲自陪送媳妇毛福梅前往上海与蒋介石相聚。

殊不料蒋介石对这个土生土长的妻子全无好感,甚至连同房也不愿意。蒋母怨恼之极,为促使儿子与媳妇和好共处,她痛哭训子,并以死相胁。蒋介石虽生性顽梗,但素来事母孝顺,见母为此这般伤心,就下跪求恕。他的好友张静江、戴季陶等人也闻讯前来劝解。蒋介石迫不得已,方同意留下毛氏在沪同居。

 

这一住果成好事,不多久,毛福梅再次怀孕。蒋母得讯又喜又忧,鉴于前次被踢堕胎之惨痛教训,当机立断携带儿媳毛福梅回乡,在老家十月怀胎,所生下的便是男儿经国。蒋介石获得喜讯,当然也是欣喜不止,当即回到溪口,借故宅丰镐房房名,为儿子取乳名建丰。后因儿子属字辈,又取谱名为蒋经国

 

听了毛椒初老人披露的这一“经国秘史”,不禁有了诸多感慨。也许“自古英杰多磨难”,经国先生的出生身世竟然地经历了一番如此的“阴差阳错”和“柳暗花明”。如此看来,蒋母和毛福梅几十年如一日地吃斋念佛,终结善果。同时,这何尝不是天佑台湾的一个“佐证”,只不过这个“佐证”被深匿于故乡故土太久太久罢了!

 

2006.7.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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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吃遍馆子的小王

    小王是中原小镇的穷人家的孩子,打小只知道读书才能跳出“农门”。这目标顺利实现了,他上了大学。可以歇一歇了。他上大学的那座城市是历史悠久的消费城市,好玩好吃的太多了。小王进大学不久,就给自己下定目标,决心把那个城市的馆子吃遍,千亏万亏不能亏自己的嘴。
    为实现这个目标,小王开始捣腾生意,他的生意从明信片开始,到打折书、电话卡、明星画、小电器等等,他给同学、校友,别校的大学生卖一点小物品,渐渐做大。到大学毕业时,他的理想早已实现,别说小馆子,南北大菜他已经吃厌;另一理想已经出现。他原打算追娶他们学校的几朵名花,因为他虽然是大学生,但折子上已经有五六位数了,何况他的折腾名声传遍高校,都知道他能耐。但他考虑来去,算计成本,觉得这个想法不值,其一,这么早就把自己拴在一个女人身上,太累;其二,他父母在农村没什么文化,让他的生活跟他的父母再发生关系,他有点儿不知所措,他太习惯城市的一切了。他甚至嘲笑学长们毕业留在城市里打工,辛辛苦苦做几年,把自己抵押给银行,买了房,把父母接过来住,自己也累,父母也不适应。
    小王毕业到机关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很快跟单位说拜拜。他有些受不了单位里的科层等级制,何况年纪轻轻的他经常接待外地来的同行,他也常到下面去出差,一看见地方机关里的人,那些比父亲年龄还大的人在他面前恭顺之极,他就又鄙夷又辛酸。“王科长——”其实小王只是一个科员,但有的人甚至叫他王处长,本来好好的一个人,一个汉子,一个官员,在官大一级压死人或上面来的人面前,一下子变得如此柔媚,实在让他心里受不了。有一次,小王跟同学小李说起官场现形记来,记者小李也说他到地方去是无冕之王的待遇,小王问小李,人家叫你什么,小李说,那些局长、处长都是“李记者长李记者短”的,……二人笑倒。
    当然,公正地说,小王如此享受官场的好处仍要离开,是因为他不耐烦官场的一些臭规矩。他受不了官场“一地鸡毛”式的生活。他想过,放在古代,老子好歹也是进士、举人出身,好歹也是立马能以圣贤书治国的人物,却还要在这种地方装孙子混资本,再以这种资本去治国,这叫什么事儿。想通了的小王很快去追逐真正的资本。他进入了商场。又随波逐浪,到美国闯天下了。
    后来的事就是听人说的,小王到美国如鱼得水,他的公司在美国做得很成功。只是他很少回国,更没有回家乡,他跟父母似乎失去了联系。

傅国涌:王实味悲剧的意义

    权势的影响往往是一时、一地的,而思想、人格的影响却是跨越时空的。有时候一个悲剧人物给时代留下的影响远远要超过那些有权决定他生死的人。王实味被杀害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王实味最后平反也有十几年了,然而,我们有关王实味的话题还刚刚开始切入正题。

王实味是20世纪40年代延安最大胆、最有争议的知识分子,一个年轻的翻译家、作家。连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都曾深夜提着马灯去看《矢与的》壁报(上面最轰动的就是王实味写的短文),1945年“七大”时甚至说:“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1962年,王实味死了十几年了,已经成为全国领袖的毛泽东又一次在最高层会议上提起他。

王实味只活了41岁,1947年惨遭杀害时头上戴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头头”。这些帽子那一顶都足以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在他死后四十四年开始,三顶帽子由三个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形式陆续摘掉了,198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否定了反党五人集团的存在,1986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486”说关于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991年公安部对托派问题的结论予以纠正,宣布为王实味平反昭雪。前后经历了近十年。

王实味的悲剧,绝不是他个人的悲剧,乃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整个时代的悲剧。他的生死、命运,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由他上溯AB团的那些学生娃子,微山湖畔王文彬的冤魂①,从他之后,胡风分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命运,冥冥之中都已注定。那些当年落井下石、打“落水狗”的人们最终都未能逃脱和王实味类似的命运,作家丁玲、诗人艾青等等都在革命圣地写下了令后人难堪的人生败笔,在王实味被杀10年后他们几乎无一幸免地成了右派。他们曾极力想划清和王实味的界线,不惜用世上最肮脏、最恶毒的言辞来诅咒、批判王实味,然而这个王实味阴魂不散,10年后仍把他们的命运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历史仿佛绕了个圈子,1958年的“再批判”把他们当年的文章重新放在一起发表、一起批判,还是逃脱不了“毒草”、“反党反人民”的罪名。甚至周扬这样的革命文学“班头”也没有逃过十年“文革”的厄运。他们的经历比起王实味实在好不了多少,只是活了下来而已。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不懂得生命的意义有时候不在于是否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当年王实味在延安为千夫所指时,人们也许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可悲之处就是看见别人的人权遭到践踏,甚至杀害,只要与己无关,总是选择明哲保身,结果是谁也保护不了自己。

往往只有当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人们才发现自己成了所有人无情射杀的目标,昔日的同志、朋友,甚至亲人都纷纷站到对面去了。没有左拉的《我控诉》这样慷慨激昂的声音,没有“这不公正”的低吼,也鲜有追随丈夫走向风雪弥漫的西伯利亚的女性。因而,那些在“文革”浩劫中,和丈夫一起选择了自杀的女性将永远值得我们尊敬。我始终相信为了做人的最基本的尊严,选择绝路未尝不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肯定。

王实味,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上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特例,他是一个见证,他的死也不是康生批准的还是李克农批准的这么简单。在他的身后,共和国的天空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李九莲、王申酉……仍然没有逃脱和王实味相同的结局,因为思想而被处决。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被随意剥夺,只要有一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没有保障,那么对所有的人而言,他们的生命、权利和自由同样将受到威胁。王实味只是一个投奔革命的普通知识分子,但他死后20年共和国的元勋功臣(如贺龙、彭德怀)也惨死在自己参与缔造的这个共和国,甚至共和国的主席、执政党的第二号人物,以国家元首之尊也未能免于一死。这些人在王实味问题上立场可怕是一致的(比如贺龙),他们支持或默认了王实味的死,也就等于为自己掘好了墓。一个王实味的死,人命如草,当时除了领袖几次发脾气赔我一个王实味之外,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历史留下来的只有萧军一个人在一边倒的批判声中那声怒吼——“让他说话。萧军与王实味素不相识、从无来往,在那耻辱的一页中,他的出现像是一个异类,这个独一无二的声音60年后依然令我们感动。如果没有这唯一的一声怒吼,如果没有温济泽等人为王实味冤案的平反所付出的努力,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将会更加无地自容,杀死一个王实味,意味着所有人的命同样都是可以被草菅的,只要你不低头,只要你还保持独立思考,那怕你怎么忠诚于这个主义也不行。

《野百合花》发表后,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两次和王实味谈话,还两次给他写信,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对这一明显来自最高层的批评意见,他竟置之不理,悲剧的发生因此也就在所难免了。其实,王实味当时只要低头认罪,学学丁玲、艾青他们,把自己作践、糟蹋一番,也许就能逃过这一劫难了。王实味就是王实味,他不仅不认错,还提出退党,这样他被开除党籍、逮捕,最后被秘密处死的结局也就注定了。这就是他和其他延安知识分子的区别。

1946年春,社会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批准处死王实味。没有起诉、没有审判、没有上诉和裁定,也不需要这一切,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王实味这个被他所热爱的革命党所抛弃的人面临的只能是“秘密处死”的下场。其实,就算在和平年代,有了逮捕、起诉、审判、裁定等法律程序又能怎么样呢?党的优秀儿女张志新烈士不是死之前连可以喊“共产党万岁”的喉管也被扼断了吗?伟大领袖高瞻远瞩,总是希望留下一些反面教材(比如胡风、梁漱溟)。但人头落地,人死不能复生,他再发脾气,要赔他一个王实味也来不及了。 194891日,他在李克农就王实味问题所作的检讨报告的批示中写道:“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

王实味的观点说穿了也没有什么高深之处,他无非说出了当时延安别人没有勇气说出来的一些心里话而已。他二十岁就入党,译著等身,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有人性色彩的,所以他才批评斯大林缺乏人性,才敢直言延安的阴暗面,他不是那种只会唱赞歌的喜鹊。他在严酷的战争环境还能够坚持独立思考,真正体现了北大精神的精髓。因此他就要为自己的思想和骨头付出全部生命的代价。王实味死了,他留下的有关人性的讨论并没有结束,也永远不可能结束。

这位北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他以生命的满腔热情主动投奔的“革命圣地”呼吁民主、平等,要求政治中的人性,希望正在进行中的革命事业更加完美,这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他从来都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因为他对人性的真挚追求,他的身上永远都闪烁着人性不灭的光芒。  

注:

①王文彬,“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北平市学联常委,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微山湖抗日,在“湖西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枪毙。

卢雪松:民间互助的重建与社会观念的变迁

据《城市晚报》6月4日报道,一周前《一双病儿女 医院哭盼爹娘归》报道中呼唤的孩子父母,以不堪重负双双投湖的方式悲剧性地出现在读者面前。经历了生死离别后的一家人再度相聚,抱头痛哭的场景让人心酸。同命相怜的另外17个家庭向白家伸出救援之手,除赠送500元外,还鼓励他们加入这17家患儿家长自发组成的募捐团队。前途虽然依旧渺茫,但对作为父亲的白月涛来说,应该已经从关注与鼓励中得到了些许的生存勇气吧。

彼此之间的同情,是现代公民的基本德行,更确证着每个人的基本人性。基于普遍同情的民间互助是一个社会得以维系的枢纽。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绝境或许并非每个人都能体会到,但重大疾病的灾难性降临是每个人都无法完全避免的遭遇。在命运面前,我们都是脆弱的,因此,每个人在一个父亲的痛苦与绝望面前都应该有所触动。笔者在这则报道中发现了点滴的令人欣慰的信息:面对无法负担的白血病患儿的巨大医疗开支,17个家庭结成了一个既自助又互助的特殊团体。共同的遭遇让他们结成了血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
他们的规定是:“谁家实在拿不出钱来给孩子治病了,就从筹集款里拿出部分解这家的燃眉之急。”请注意,这是一个意义特殊的规定,它体现着这17个原先并无交往的家庭彼此间的坦诚、信任与同情。在危难之中,公民个体间的普遍交往就这样启发出人性中的善良与无私。他们一致同意把辛辛苦苦募捐到的钱转送给白家暂渡难关。随后,他们又让白家加入他们募捐的队伍,白家已一无所有,进入这个团体后必然是暂时收获多于付出。这17个家庭的决定无疑是不能仅仅用简单的爱心奉献来评价的。非常明显,这种民间互助已经具有了超越小视野和趋向大格局的内在动力。

民间互助的大格局体现为成熟、持续、开放和规模化。互助团队中的一位家长表示:这个群体的募捐活动,会在可能的情况下为更多的白血病患儿提供帮助。他们的愿望是在社会力量的帮助下,为白血病患儿设立一个救治基金会。他们关于基金会的设想是完全契合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的。虽然这些美好的愿望目前还没有变成现实,其中透露出的新的民间互助的精神元素已经为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力量。

17个家庭的所作所为昭示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在原来的僵化的观念秩序中,一向都是依赖权威、依赖管理、依赖问题的被动解决,在公民的心中没有一个活泼泼的、个体间彼此依靠交往而互相作用的现代社会。旧的基金会概念也常常成为工作上没有效率、制度上没有保证的死结构。而这些家长自发萌生的基金会想象,则充满活力,成为人生希望的创造者。这样的观念变迁与其说是转型不如说是回归,因为中国自古就曾有这样的优良传统:“出入共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韩诗外传》)的民间社会,本就该是新的公民社会建构的文明基础。

刘路:败走沧州——会见郭起真纪事之二

沧州又叫狮城,取名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铸成的铁狮子,铁狮子又名镇海吼,它是古代沧州人民反抗暴虐、寻求自由的精神象征。有诗曰:

铁骨忠魂沧州神,守土望海镇乾坤。天旋地转志不移,雄师壮美万里闻。

风烟千年,如今的铁狮子只剩下了观赏价值,另一头活狮子却又吼出了历史的强音。他叫郭起真,现在关在沧州的大牢里。郭起真因为发表网络文章被捕,属于因言获罪。他因此成了独立中文笔会的救助对象,成了我的当事人。我为履行职责,两次进入狮城,却一败再败,至今与郭起真高墙相隔,鸿书难传!

就是要羞辱律师!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可以会见当事人,家属和其他人一般情况下不能会见,家属会见当事人通常在案件判决生效以后。但是,郭起真案却出现了奇怪的颠倒,持有合法手续的律师被无辜刁难,家属和朋友却能够反复会见。

郭起真的妻子赵长芹女士对我说,她分别于6月24日、6月30日、7月1日见过郭起真,而且,看守所明确透出信息,郭案已经结束禁见,家属每个礼拜六都可以会见。更奇怪的是,甚至郭起真的一个曾经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判刑的朋友和他的夫人也可以会见,这更是破天荒的奇事了。因为根据中国的法律及监狱的规定,只要郭起真在狱中一天,他的这个朋友都是没有机会见面的。

但是,我作为律师,6月10日——14日带着助手要求会见,被在检察院和国保支队、看守所之间互相推诿(见林晓楠《行走在林冲刺配之地》),7月5日,我再次要求会见,仍然遭遇扯皮、撒谎,不得会见!

我惭愧的对眼巴巴等着我救她丈夫的赵长芹说,我没有办法见到你丈夫,我感到羞辱!

女检察官说:体谅我们吧

7月5日8点,比上班时间提前半小时,我就和助手去了检察院。结局和第一次会见一样,根本进不了大门。交涉到九点半,内勤、公诉处长、副处长的电话像是商量好了一样,统统没有人接。门卫可能看我们不见到办案人不会罢休,勉强接通了一个姓刘的女检察官的电话,女检察官生硬的说:这事你别管!连我们说话的机会都没给,就挂了电话。正无奈,门卫对我们使眼神:内勤来了。

大门口果然进来一个穿便衣的姑娘,我赶紧迎上去,说明来意,姑娘问:上次你们没有联系到办案人?我哭笑不得:你就根本没有跟我们说谁是办案人,我怎么联系?

姑娘带我们进了大门,找到四楼刚才通电话的女检察官,原来她正是办案人。她怎么可以视职务为儿戏,拒律师于门外?我虽然心里感到不快,但还是得跟她交涉,便提出看材料和会见的要求。

女检察官笑容可掬,却温和委婉的拒绝了我的要求。她说:这个案子材料很少,你们开庭以前看也完全可以辩护,不会误事。

这个理由显然很荒诞,她一个公诉人,怎么可以为我们辩护人作判断?为了减少冲撞,我没有坚持非要看那些逮捕证之类的程序性文件(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能要求看口供),但是坚持要一份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因为这份文件是检察院起诉的蓝本,将清晰表述国保支队掌握了何种事实证据、依据什么法律条文要求对郭起真起诉。最重要的是,这份文件是表示案件已经移送起诉的“证据”,有了它,看守所将没有理由再要求检察院盖章才可会见。

没想到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女检察官这次表现得有些无奈,她说,文件还需要修改,而且,案子也退查了。部分卷宗已经退回国保支队了。最后,言辞恳切的要求我们理解她。她说:这个案子特殊,你们体谅我们这些办案的吧。

我见她词意不坚,知道她手里肯定有“起诉意见书”。于是慷慨激昂:

“刘检,真正应该被体谅的是我们啊。我们上次从青岛来,住了4天,连你的面都见不到,看守所百般刁难,让我们无功而返。这次我们再来会见,我们不要求您非给我们盖章,因为没有那个规定,但是,如果您不给我们一份《起诉意见书》,看守所就会说我们不能证明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我们还是不能会见,白跑一趟。但是这一次,我们不能这样白跑了,我们上次没有见到,郭起真的妻子和朋友却在看守所里见到了郭,这不成了笑话了么?能见的人见不到,不能见的人反而见到了,这不是明摆着羞辱我们律师么?”

女检察官对这番话没有感到意外,她说,我们这里的律师,一般案子在审查起诉阶段都是可以见到的,涉黑涉毒的案子会见就难一些,这个案子其实也有特殊性。

我反驳:案子特殊我们理解,但是不能歧视我们呀。一般案子当事人家属也是不能见的,但是郭案却让见了,我们根据规定完全符合条件会见,却千方百计刁难我们不让会见,这不是歧视么?这简直就是羞辱我们外地律师呀。

女检察官沉默了好久,给我们倒了一杯茶,最后好像下了决心,把《起诉意见书》给了我们。但是她也叮嘱我们,案子宣判以前,文件最好别泄露出去。我虽然觉得这个要求有些过分,看她为难,还是答应了她。

看守所警察说:我们不管刑诉法

我和助手立即赶往看守所,把律师证、会见函、委托书以及这份起诉意见书交给上次的那个年轻看守,他看了看《起诉意见书》,问:怎么介绍信是这个样子?

我说,检察院只能提供起诉意见书,以证明案子到了它那里,进入了审查起诉阶段,不能提供什么介绍信,因为那没有法律依据。

年轻看守没有话说,坐在后面的一个上了点年纪的警察说,这个案子没有换押,仍然属于在国保支队手里,你们要有国保支队的手续。

我反驳他:我刚刚从检察院过来,案子6月16日就移交到了检察院,有起诉意见书为证,你说没有换押,我们怎么知道?

老看守说:我不管。没有国保支队的手续,我们不让见。这个案子是什么性质你应当清楚。

我大怒:你不这样说我还不提了,案子性质特殊,怎么家属可以会见,律师反而不能会见?你们执行了什么标准?

老看守:家属会见跟律师会见是两回事,两个概念。家属根据需要,经过批准可以见。

我更火:你这是公开羞辱我们律师,根据刑事诉讼法,你看守所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我们律师会见!该见的不让见,不该见的反而能见到,这是什么逻辑?什么特殊性?明摆着欺负我们律师。

老看守:我们不管刑诉法。

我大惊:原来你们这里不执行刑诉法了?

老看守自觉食言,扭头走了,不再理睬我。

我大声喊:你们是决心不让我会见了,对不对?

另一个看守:除非你拿国保支队的手续来。

我自觉再说也是白费口舌,带着助手去找国保。

国保支队长说:我不会撒谎

国保的大门好进,我亮了一下律师证,就堂皇进入,直闯四楼支队长办公室。

敲开门,支队长召集一屋子便衣警察在开会。但他只让我等了3分钟,就散会接待我。

见我带了个男助手来,他开玩笑说:这次换助手了?我说我有好几个助手呢。

支队长笑容满面:你上次带的那个小姑娘写的文章我看了,他们下载了给我看的,把我写得还不错嘛。

我不置可否。

支队长继续说:但说我们跟踪就过分了,哪有那些事呢。

我解释:跟踪一事,有好几个方面的反馈,不是猜测。赵长芹、郭庆海等见到我们的人,事后都说遭遇跟踪了。

支队长:这次来有嘛事?

我说:我们到检察院问过了,案子退查了,现在你们手里,看守所说要有你们的手续才能会见。

支队长打电话询问,然后说,没有退查。

我感到好笑:这种事我怎么能开玩笑呢。检察院我们刚刚去过,检察官明确说退查了,部分卷宗也过来了。看守所也印证了这个消息。

支队长再打电话,把办案的大队长叫过来了。

支队长:案子退查了没有?

大队长一脸无辜:没有。

真是活见鬼!我说:我有三个渠道证明案子退查了。第一、綦彦臣6月30日会见郭起真的时候,郭说又由公安来提审了,案子退查了。綦彦臣还发文章认为检察院不愿意趟这汪浑水,案子有希望。第二、检察院说退查了。第三、看守所也说案子没有换押,还等于在你们这里。

大队长解释说:是不是在中间环节?案子退查,卷宗流转要经过内勤。

我说:不可能这么久,你们6月16日移送起诉,现在都7月5日了,快20天了。再说,检察院退查一定在6月30日之前,否则你们不会提审,郭起真也不会知道,綦彦臣也不会把信息发出来。

支队长又把话题扯开:其实我们上次谈得挺好,我们的大的方向没有分歧,都是要维护国家利益和法律尊严的嘛。

我说:对。其实我对您支队长印象也不错,我们很谈得来。我其实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坚持认为,郭起真走到今天,有外部的客观原因。我们的某些机关对他不公,导致他从一个上访维权者变成一个异议分子。这个基础事实我们不能无视。

我还分析了其他的原因,最后我说,我们可能只是在法律认识上有分歧,我们会做一些技术性辩护,我很希望我们律师能跟你们司法机关协调好,妥善处理好这个案子。

大队长插话:你那个小姑娘的文章不像律师写的,她在文章结尾把一些技术性操作上升到制度层面抨击,不妥吧。

我解释:她确实还不是执业律师,只是助理。其实我们都应该注意,现在国际媒体密切关注这个案子,任何技术性的失误都可能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损害国家的形象啊。

我把话题又拉回来。说,支队长,你给我们想想办法,让我们今天会见一次,我见不到当事人,国际舆论对我国的司法形象不利啊。

支队长见无法搪塞下去,就说:真的不在我们这里,看守所那样答复是不负责任的,我不会撒谎的。

我见这位和蔼的长者一脸诚恳,内心被扯得生疼,他虽然是个秘密警察头子,但从面相上看,和蔼可亲,谦恭有理,不是那种凶神恶煞的酷吏。当着我这位晚辈的面,他说出这种话,需要多大的勇气?要忍受多少内心的折磨?我多么愿意相信他说的是真的,或者他自己相信是真的,这样,他的内心是不是会好受一点?

见我不语,他又进一步说:即使真得到了我们这里,我们也不能让你见,我要请示我的领导,由他们决定是否让你会见。我有个建议,一旦这个案子过来了,我就请示领导,及时通知你会见,我知道你的电话,你看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实实在在你的话,明明白白你的心,不让我见郭起真是你们的既定方针,我还能怎么样?

我连愤怒都无力表示了,我说:我接受你的建议,但是,我要到省厅去反映,你们歧视我们律师,你们羞辱了我的职业,你们执行了双重标准!

支队长表示理解。我们握手告别。

带着助手走出公安大楼的时候,我对苍天无声喊:

律师,你是个屈辱的职业!

律师,何辜要生在中国!

附:1、郭起真儿子给父亲的信(节选)

爸爸您好:

在我心目中,爸爸,您永远是正义的,光荣的,我为有您这样的爸爸而自豪。

爸爸,您被坏人诬陷而坐牢,我知道你的委屈。我和妈妈最担心的就是您的身体,您的那条伤腿,生怕您不爱惜自己。爸爸,您让我和妈妈放心,好么?

爸爸,您在里面一定要吃饭,不吃饭会饿坏身体,中了坏人的奸计。要吃好的,别心痛钱,缺钱了我和妈妈会给你送去,有胃口时,要多吃一点,气死那些心存诡诈的人!

爸爸,您不知道我多么想您,我是您的儿子,你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坐牢,为自由和民主、为正义和公平而坐牢,我虽然不太懂你的事业,但你让我感到骄傲。我也决不会让你失望,我会长大,我会继承你的事业。

爸爸,我要你坚强的活着,我和妈妈永远支持你,等着你,爱着你。

你最亲的儿子:郭亮

2006年7月1日

 

首发民主中国

Mockingbird: A Portrait of Harper Lee by Charles J. Shields

Mockingbird: A Portrait of Harper Lee by Charles J. Shields

Charles J. Shields is the first biographer of Nelle Harper Lee, author of To
Kill a Mockingbird
, the twentieth centurys most widely read novel. Shields
portrait, while approved by the elusive Lee, includes no direct interviews with
his subject. He spent years compiling information from libraries and dozens of
interviewees  many found through on-line connections.

Beginning with Lees family and her early years in Monroeville, Alabama, Shields
portrays the small-town Southern culture that molded the authors vision of the
world. He examines her early close friendship with Truman Capote as the two made their way through the world of neighbors and school and family challenges.
Harpers college years found her somewhat alone, even though she joined a
sorority and was editor of the “Rammer Jammer” at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Shields examines her writing life and the close relationships she developed as
an adult, and finally answers the two questions often asked about the enigmatic
author: Whatever happened to Harper Lee, and why did she only write one novel?

The Monroeville of Lees childhood foregrounds her early friendship with Truman
Capote through their common anguish. Capotes mother was anything but
attentive during the years of his childhood, while Lees mother was borderline
schizophrenic, requiring extra care and not able to be the warm presence one
associates with motherhood. The children were bound by their intellectual
curiosity and their outsider qualities in the small Southern town. Lees father
gave them a typewriter that they would haul around and use to make up stories.
Even in the early years, the once-abandoned Capote tested Lees loyalty, but she remained close. Shields describes their world: the neighbors, the school, their
tree house, and the characters that would later become models for Lees
masterpiece.

Descriptions of Lees college years reveal an eccentric, smart, and often lonely
woman coming into her own. Struggling with the dreams her father had for her and with her own desire to become a writer and to live in New York, she pursued a college career through three universities. Her fathers vision of Nelle taking
over the family law firm was halted by her decision to leave law school during
the final year. She was miserable. Difficult as it was – and without her
fathers blessing – Harper Lee took hold of her life, left the small town of
Monroeville, and moved to New York City, where she would write.

The New York years found her getting very close to a tight circle of friends: a
couple who gave her money so she could quit her menial jobs and spend time
writing; her agent and supporter; and finally her editor, with whom she worked
for three years on the manuscript of the novel. She also maintained contact with
Truman, and once the final draft of To Kill a Mockingbird was turned in to the
publisher, the friends traveled together to Kansas to gather information on the
Clutter murders.

This section of the book is fascinating, because it tells of Harper Lees
contribution to In Cold Blood. Shields reveals information Capote didn
include in the book, and also describes time in Kansas through Lees eyes. So
much has been said about Capote, we think we know the whole story; however, this rounded-out view gives a more complete picture of what actually went into the writing of In Cold Blood. Readers will understand how much Capote benefited from Lees involvement, and what a shame it was that she was not properly acknowledged by her childhood friend.

Nelle Harper Lee spent the years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her novel dealing
with the success of her Pulitzer Prize-winning novel. It was exhausting for her.
Her editors and friends sustained her during this time, as did the kindness of
Gregory Peck and others involved in the movie. She wrote, publishing a few
pieces in magazines, but never complete the second novel she so worried and
labored over. After ten years, she was nowhere near finishing the book and vowed that she would only write it if the muse came. Rather, she would continue to be the famous and elusive author of the remarkable To Kill a Mockingbird, doing all that that entailed.

Through the years following the release of her novel, Lees sister Alice called
upon her to help with family matters. She kept an apartment in New York City but
eventually moved back to Monroeville, where she still lives with Alice. Alice
took over Lees finances, the family law firm, and acted as a sort of secretary
for her famous sister, turning down offers to speak and helping shield Lee from
the intrusive world of the press and others wanting to have access to Lees
private life.

In 2005, Lee turned 79 and her sister Alice, 92. Harper travels to New York for
several months each year and visits museums, has lunch with friends and soaks up the city she called home some fifty years earlier. Her novel has been selected
for city-wide reading campaigns, even as it is banned in some libraries. Shields
has painted a vivid portrait of a woman who has made one of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s, through her remarkable book, to many of us living in these times.

Review by Sarah Bagby

Good Scout

Good Scout

 

Here is a book about a woman who knew when to get off the train. A tomboy from Monroeville, Ala., editor of her college humor magazine, The Rammer Jammer, and law school dropout, she took it on the lam to New York, got a job, made friends and managed to write a novel that hit the best-seller lists and stayed there, won a Pulitzer, got made into a major movie and became a staple of high school English along with “Romeo and Juliet” and “The Great Gatsby.” Total sales are somewhere around 30 million, and it continues to sell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opies a year. As her father, A. C. Lee, said, “it’s very rare indeed when a thing like this happens to a country girl going to New York.”

 
 
 

Time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

Harper Lee in the courthouse in Monroeville, Ala., May 1961.

MOCKINGBIRD

A Portrait of Harper Lee.

By Charles J. Shields.

Illustrated. 337 pp. Henry Holt & Company. $25.

Readers Opinions

Forum: Book News and Reviews

She worked for years on a second novel, and then, in the mid-1980’s, on a book of nonfiction about a serial murder in Alabama, neither of which worked out to her satisfaction and so she squashed them. She made her peace with being a one-book author. Unlike her friend Truman Capote, she didn’t enjoy the limelight. So she backed away from celebrity, declined to be interviewed or be honorifically degreed and simply lived her life, sometimes in Manhattan, riding city buses, visiting museums and bookstores in her running suit and sneakers, seeing old friends, and most of the time in Monroeville, in a ranch house with her older sister Alice, a house full of books. Built-in bookshelves, floor to ceiling.

Every summer, Monroeville draws crowds of tourists to see a staged version of “To Kill a Mockingbird” at the old county courthouse that was the model for the one in which Gregory Peck as Atticus Finch strode before the all-white jury to argue for Tom Robinson’s acquittal, as little Scout and her brother Jem and friend Dill looked on from the gallery. Everyone would surely loe it if Miss Lee would consent to walk out on stage and wave and take a bow, or even say a few words, but she will not do it. She has been known to show up at the high school and speak to English classes, but this is rare.

She is 80 years old and wears a hearing aid and eats out at the diner or the country club and to strangers who seek her out, she can be frosty. A reporter and photographer from Birmingham banged on her door 10 years ago and Miss Lee opened it and said, “What is it?” They asked her to autograph a copy of her book. She wasn’t happy about it but she fetched a pen. “I hope you’re more polite to other people,” she said. She signed it: “Best wishes, Harper Lee.” She said, “Next time try to be more thoughtful.” They thanked her. She gave them a big warm smile and said, “You’re quite welcome.”

Charles Shields is a former English teacher who taught Harper Lee’s book, and a scrupulous journalist who respects the lady’s privacy even as he opens up her life. This biography will not disappoint those who loved the novel and the feisty, independent, fiercely loyal Scout, in whom Harper Lee put so much of herself.

If you were going to draw a movie from this book, you’d start on York Avenue in Manhattan on a cold winter night in the late 1950’s. Pages of manuscript fluttering out of an apartment window and then a young woman, weeping, picking them up out of the snow. She is an airline ticket clerk and she has been working at her typewriter late at night ever since she came to the city over her parents’ objections in 1949. She is on her own. Her childhood pal, Truman, an effeminate boy befriended by the boyish girl, is nearby but out of range, flying high, a heralded young novelist (“Other Voices, Other Rooms”) with a Broadway musical in the works. In his wake, she strikes people as dumpy and distant. She perseveres. In November 1956, she walks into an agent’s office at 18 East 41st Street with five short stories in hand, and is encouraged. On Christmas Day, at her friends Michael and Joy Brown’s town house on East 50th, they present her with a gift, a note  “You have one year off from your job to write whatever you please. Merry Christmas.” She is bowled over by their generosity. A year later, she has the beginnings of a novel, “Go Set a Watchman,” which becomes “Atticus,” which, under the tutelage of a patient editor at Lippincott named Tay Hohoff (“dressed in a business suit with her steel gray hair pulled tightly behind her, . . . short and rail-thin with an aristocratic profile and a voice raspy from cigarettes”), after the cold winter night breakdown, she finishes in the summer of 1959.

One evening in mid-December, she meets Truman at Grand Central and they board the 20th Century Limited for Chicago. He has reserved a pair of roomettes. He’s on his way to Garden City, Kan., on assignment for The New Yorker, to write about the murders of four members of a prominent farm family, the Clutters, and he’s asked her to help him do the research. They spend a month in Kansas, an odd couple. A short man in a sheepskin coat and moccasins and a long scarf, a rather pushy self-centered New York queer, and a tall gracious Southern woman with a knack for saying the right thing. Their big breakthrough comes on Christmas Day. They’re invited for dinner at the home of Cliff Hope, the attorney of the murdered farmer, Herb Clutter. Also present are the detective Alvin Dewey and his wife, Marie. Dewey is coordinating the murder investigation and he had been put off by Truman at first, but he and his wife and the Hopes are literate people with a high regard for writers and there is a bottle of J&B Scotch and Harper Lee is a steady woman in whose presence Truman shines. And thus Dewey becomes their key source, the man who makes “In Cold Blood” possible.

It’s th beginning of the time of her life. Her book is done, a big relief, and she is getting intimations of the success to come. A lawyer’s daughter, she is on a big murder case. She works hard, takes 150 typewritten pages of careful notes, puts her writerly intelligence at the service of her friend (who will never acknowledge the extent of her help), gets engrossed in the story, feels the thrill of collaboration. She goes back to New York to correct her own galleys, returns to Kansas with Truman for the trial of the killers, then back to New York fo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on July 11, 1960. She is 34 and in six months she has had her hands on two American classics. Ahead of her is a deluge of success, a potful of money and some sort of vindication in the eyes of Monroeville. Truman will disintegrate and die at 59 and she will persist. The lady looks around at a room full of books, closes the door, and drives off with her sister to an early supper at Dave’s Catfish Cabin, a plate of fish and hush puppies and a glass of tea. Everybody at Dave’s knows who she is and nobody asks her made-up questions about writing or fame or how she explains the long run her novel has enjoyed. She is apparently in good humor and enjoying her food and not planning to go on Oprah or Charlie Rose. And so there, dear reader, you will just have to leave her.

Garrison Keillor is the host and writer of “A Prairie Home Companion” and the author of 16 books. He is the editor, most recently, of an anthology titled “Good Poems for Hard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