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9、困惑与乐观
成都的运动总要晚一步。十九中大部分同学是从十一月才逐渐了解到北京批判“对联”的消息。假如说在北京，当批判“对联”的活动展开时，还遭遇到某些老红卫兵的顽强抵抗；那么在成都，对立面却几乎是不战而溃。
以十九中为例。其实，校红卫兵的解体并非都是批判“对联”的结果。早在中央宣布“对联”为反动之前，校红卫兵的许多成员就已经追随大学生造反派，参加社会上的“炮轰”“火烧”活动，因而变成了造反派。等到一些同学摩拳擦掌，准备在学校里好好清理一番血统论的流毒时，他们发现已经没有几个对手了。从北京串联归来不久的王诗臣、姚利华写出了第二张大字报《彻底批判我校的谭氏人物》，点名批评了我班那位新支书。应该承认，新支书的确是十九中贯彻“对联”路线最坚决的一个。这张大字报让许多同学感到很解气；不过也有人表示不妥：“这不又是学生斗学生吗？”
我当然赞同王、姚的第二张大字报，但我又觉得关于不要学生斗学生的批评也有它的道理。中央首长说，反动血统论是“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利用“天真的青年”而加以推行的。这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批判的锋芒指向那“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而不是指向受蒙蔽、被利用的青年学生。可是，这“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又在哪里？从头到尾，血统论不都是一些青年学生自己搞起来的吗？要批判血统论而又不要直接批评这些同学难道是可能的吗？中央转发过一份军委的紧急指示，要求为在运动初期被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和销毁有关材料，那么，许许多多遭辱骂、被批判的所谓黑五类同学，是否也应该平反，或者是向我们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我想，最好的办法是开一个大会。如果整过我们的那些同学依然坚持原来的观点，我们不妨再痛痛快快地辩论一场。可惜的是，我这种想法并无实现的可能。如今的学校已是无政府状态，许多同学到外地串联去了，有些同学则忙于参加社会上的造反活动，还有不少同学──包括那几位推行血统论最得力 的同学──干脆呆在家里不来学校，经常来校参加运动的人还不到四分之一。诚然，我们不再受到血统论的压迫；可是，我们也不能有效地清除前阶段血统论肆虐的余毒。王诗臣、姚利华发起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取名红战兵团，他们在校园里召开了一次批判血统论的大会，但参加的同学并不很多。成都九中的造反派在市体育场举行了一个批判血统论的大会，我前往参加，发现会场也不如我期待的那么踊跃热烈。大学生造反派在市中心人民南路广场设立了一个广播站，我投去了一篇批判血统论的短稿，好象未被选播。当初“对联”横行一时，铺天盖地，如今批判“对联”的活动却搞得如此冷清。我不禁有几分怅然。
“对联”被判处了死刑，可是我们的处境并未得到根本的好转。在当初敢于反对“对联”的人们之中，那些出身好的或者至少是不算坏的同学赢得了大家的敬重，而如我一般的黑五类同学仍然被别人以另眼相看。我们从打击对象上升为团结对象，但仍然不是依靠对象。中央首长把“对联”定性为“反动的剥削阶级血统论”，其上纲之高，令我意外；然而他们对出身不好的青年的评价和态度，又未免让我有些失望。周恩来说：“出身好是一好，出身好要加上表现好才是两好。”照这样讲，出身不好而表现好就只是一好，因此总是有所不足。江青说：“阶级出身是要给人打烙印的，但不起决定作用。”“要看人的成份，但不以它为主。”显然，这还是在重复文革前的“重在表现”政策。不仅如此，我发现，事情变得比文革前还要差。前阶段流行血统论，家庭出身大讲特讲，给大家都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现在批判血统论了，但那个印象却留在了人们心中。譬如说我自己，熟悉不熟悉的同学都记住了我是反动家庭出身，生父是被共产党镇压的；跟我打交道时免不了心里先犯疑。这在文革前还不至如此。
尽管我有着这样的困惑，但总的来说，我的心情是乐观的，开朗的。“对联”被否定总是一件好事。我努力说服自己，要更积极、更认真地参加文化大革命，我要通过实际行动来证明我自己。
（略）
258. 发现《出身论》
寂静多时的校园重新热闹起来了，我又想起批判“对联”的事情。前阶段的批判煮成了夹生饭，同学之间的隔阂与对立显然还没有真正消除。我无意针对任何个人。我强烈地希望能从道理上把所谓阶级路线的问题彻底争辩清楚。此前，我读过几篇来自北京的批判文章，只觉得它们在要紧处总是差那么一两步。这一方面刺激起我写作的冲动，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我的犹豫和不安:既然别人的观点都和我不一致，那么会不会是我自己错了呢?所以我迟迟未能动笔。然而，越是反复地思考，我越是觉得自己的看法更有道理。我决定写一篇文章，系统地阐明我的全部见解。可是在最关键的一点上，我依然无法具有充分的自信。我知道我所反对的不只是文革初期猖獗一时的“对联”，而且还包括文革之前就长期实行的所谓阶级路线。好象作一道数学难题，我发现自己的答案和别人的答案，包括和老师给出的标准答案都不一样；我反复检查，找不出自己有什么错误。我决定交出自己的答案，但心里总还有一点不踏实。
就在这时，我发现了遇罗克的《出身论》。这天，一位高三(二)班的同学告诉我，他在成都铁路中学一位朋友那里见到一篇批判“对联”的文章，精彩极了。我立即和他赶往铁中。在一间昏暗而凌乱的学生宿舍里，那位同学拿出了一份皱巴巴的《中学文革报》(专刊)，上面以整整三版的篇幅登出《出身论》。我急不可耐地抓起就读，以一目十行的速度；我相信我没有漏掉文中的任何一个论点和论据，我对它们太熟悉了；我觉得我不象是在读别人的文章，而象是在读自己的思想。我第一次发现在阶级路线的问题上还有别人和我想的完全一样，我的信心一下就增强了无数倍。这真是一种奇妙无比的感觉，你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思想，因为与众不同而总是不够自信，如今，你无非是在另一个人那里找到了共鸣──这个声音很可能也和你一样孤单，可是，你立刻就有了十足的把握。这就是理性的力量。一份无名小报刊出的一篇无名作者的文章，既没有多数的撑腰，又没有权威的首肯，只是凭着它那周详严谨的理性论证，一下子就让你确信:这就是真理。这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出身论》开篇第一句话写道:“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问题。”就是这样一句平实的陈述，作者便把批评的锋芒不只局限于文革初期的“对联”，而且直截了当地指向文革之前的阶级路线。在展开批评时，作者先从分析“对联”入手，指出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这就驳倒了“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基本如此”。接下来，作者着重讨论了“重在表现”问题。《出身论》对这条所谓阶级路线釜底抽薪，它指出家庭出身和本人的阶级成份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把“有成份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这一套用在对待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们身上纯粹是张冠李戴，“不看对象”。文章深刻地批判了那种“既看出身，又看表现”的谬论。作者写道，“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杀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作者进一步指出:“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出身多么容易看，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一般人图省事，也是图保险，自然倾向于重出身，轻表现，或者干脆只看出身，不看表现。针对那种把出身歧视说成是对别人的“考验”的革命高调，作者有力地反驳道:“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的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够多么不道德!”《出身论》还反驳了如下一种观点──“你们的爸爸压迫过我们的爸爸，所以我们现在对他们不客气!”这种观点极少见之于公开的文字，可是那却是许多出身歧视论者心照不宣的深层意识。作者特意挑明，从而把对方置于尴尬的境地。最后，文章号召“受压抑最深的青年”，“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起来战斗，“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259.《出身论》风格小议
匆匆读完《出身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知道我绝不可能写的比它还好。我只有一点不够满意之处。我觉得透过一些词句，隐隐约约流露出作者饱受压抑的忿忿之情。我当然不认为这种情绪有什么不对，我只是耽心它会刺激起某些读者的反感，从而影响他们对文章的理解和接受。一个极其严峻的事实是，我们面对的决不仅仅是所谓一小批特权阶级子弟，而是一个庞大的、充满傲慢的偏见与偏狭的激情的所谓“好汉”群体。我们必须尽量避免对方的情绪性反应，努力把他们引入平心静气的理性思考。二十七年之后，我结识了《中学文革报》的主编、原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我向他讲起我当初对《出身论》的这点小小的意见，他说他那时也有同感。牟志京说文章原稿的情绪还要强，他曾作过一些修改，遇罗克认为这样改一改更好。
《出身论》文辞优雅，风格纯净，在当年那种文化环境下堪称奇迹。和昔日名噪一时的各种雄文大作相比，仅从文风着眼，《出身论》也是鹤立鸡群。那时盛行的文风是浮夸、霸道、粗率、武断，唯《出身论》出污泥而不染，朴素、平和、细致、缜密。《出身论》的署名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既不是什么兵团、公社、战斗队、战斗组，也不叫“革命”、“造反”、“东方红”、“井岗山”，实在是别具一格。它离当年中国的流行文化比谁都远，可是，它离当年中国的社会现实却比谁都近。我初次阅读《出身论》，虽然强烈地感受到它那卓尔不群的珍奇风格，但一时间还不能充分领悟其中的深刻意义。多年以后我再回味咀嚼，才渐渐有了较多的体会。
《出身论》的精彩之处不仅在于它的论点，更在于它的论证。文革中有的是以论点尖锐大胆著称的文章，遗憾的是，这些文章的论证大都粗疏单薄，乏善可陈。《出身论》则不然。《出身论》里的论证极其有力地支持了它的论点，而且常常还给读者更广泛的联想和启示。譬如，在分析“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为什么实际上会变成“只看出身，不看表现”时，作者举了一个小例子，北京市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主要就两项内容，一项是出身，一项是本人简历。作者写到，“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几年沉淀下来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在这里，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指责用工单位；应该说，作者对用工单位的处境还是满同情的。假如说在当时，若干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普遍存在的宁左勿右的心态，那么，遇罗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懂得那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政策的问题，制度的问题。众所周知，在抓人判罪的问题上，共产党一向宣称要“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然而在事实上却导致了大量的冤案。一般人只是责怪具体的办案者，以为上述原则还是正确的；殊不知问题恰恰就出在原则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凡是遇到“既不要这样，又不要那样”(或“既要这样，又要那样”)的一类问题，大多数当事人势必会小心权衡，宁肯犯一种对自己麻烦较小的错误──哪怕这种错误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不肯犯一种对自己麻烦较大的错误──哪怕这种错误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更小。除非我们着眼于社会效果的优劣，明确告诉人们宁可这样不要那样，例如在司法问题上“宁纵勿枉”，或者是只要这样不要那样，例如在升学招工问题上只论表现不论出身；否则就必然导致“宁可错抓，绝不错放”和“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偏向。当年我报考重点高中未被录取，我深感不平却苦于找不到责怪的具体对象。我知道那并非是招生单位存心无视我的表现，但既然其原则之一是要看出身，而他们对我的表现又不可能有十足的了解，到头来自然是把我打入另册了。《出身论》把这一点讲得很透彻。作者对一般人性的弱点，对一定的政治机制和一般的行为趋势二者间的有机关系看得很清楚。这就使得其论述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
象《出身论》这样的好文章，深者见深，浅者见浅。当年初读，我主要是掌握了它的具体论点论据；日后再读，我进而领会到它的文风和思路。假如说在一开始，我对家庭出身这一特定问题的认识便已经达到和遇罗克相同的程度；那么，在更广泛的学识背景和思考能力上，我还相差甚远。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若干年后重读《出身论》，敬佩之情更胜过当初，因为我读出了许多我先前不曾读出的东西。
260. 创办《中学战报》
有了《出身论》，我想我用不着再写什么大块文章了；当务之急是努力扩大《出身论》的影响。文章太长，抄写油印都不方便，何不自己也办份小报全文转载呢?回到十九中，我立即找到红战兵团的负责人姚利华(两天前我加入了这个组织)，向他介绍了《出身论》，提出了办报纸的设想。姚利华非常高兴，极表赞同。然后，我们向全团战士(那时把成员都叫战士)讲明意图，征得大家同意。当初，红战兵团即以批“对联”起家，投至麾下者大都是坚决反对“对联”的，故而对深入批判“对联”很容易达成共识。
四川大学印刷厂离十九中只有一箭之遥。我们见到厂长，恳请他们帮我们印报。费了一番唇舌，厂长竟答应了，条件是我们需帮他们作大扫除。接下来，我赶到铁中借《中学文革报》。可惜我来晚一步。铁中同学说那份登有《出身论》的报纸已经破损不堪，再向北京方面索取也来不及了。幸亏那位同学手中还有另一期《中学文革报》，上面有“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另一篇文章《“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我粗看一遍，觉得也很好，于是便带回来，准备转载在我们的报纸上。
第二天一早，红战兵团派出大队人马前往川大印刷厂。看来，川大印刷厂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清扫了，又脏又乱，野草丛生。同学们辛辛苦苦劳动了一整天，把厂房清理得干干净静。我和其余三四个同学则忙于出报纸。一个同学找来一小方木头，刻成毛体《中学战报》作刊头。厂方提供一幅毛泽东和林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照片。我一边计算着剩余的版面，一边赶着写文章。先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一篇发刊词，再以“冲霄汉”的笔名写了一篇“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拟了一篇启事，呼吁全市更多的同学共同参与办好《中学战报》，忙了一个通宵。印刷厂只有几个工人上班，没有校对。我们几个同学又权作校对。第二天下午，三千份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中学战报》终于印好了。
这一天是三月七日。
261.差强人意的反响
报纸印好了，红战兵团的同学们都很兴奋。大家忙着在校园内散发张贴，兵团还派出一批同学前往闹市区春熙路一带张贴售卖。我顾不上休息，随后也赶到春熙路，只见在每处贴着《中学战报》的地方都有三三俩俩的群众在观看，买报的人也不少，心中略感欣慰。
由于校对时的粗疏，报上的错字很多，有一处“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竟印成了“无寿无疆”。发现后，有几个同学顿时紧张起来，象这样的错误，搞不好是会打成反革命的。姚利华立即以兵团的名义写出“紧急更正”，表示“沉痛检讨”，“向毛主席请罪”。我是《中学战报》的实际主编。我觉得问题并不严重，这明显是排印上的错误而非政治上的错误，群众应该是能谅解的。不想第二天，校园里果然出现一张来者不善的小字报，作者是两位原保守派红卫兵，抓住我们报纸的这点错误大做文章，攻击我们“猖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好在这张小字报没人响应，我们总算平安无事。
众所周知，在文革中，仅仅是因为写错一个字、喊错一句口号而被批斗、甚至被打成反革命的委实不在少数。其实，一般人何尝不知此类错误都是无心之失；可是，为了显示自己革命，为了打击别人，有些人故意小题大作，无限上纲。这种打击通常是针对那些孤立的、其地位本来就比较脆弱的个人，有时也发生在对立的派别之间–当然，那往往是强势的一派去打击弱势的一派。弱势的一派要想用这种办法打击强势的一派，多半不会奏效。在十九中，保守派早已一蹶不振。经过半年多的运动，大部份同学已经对这种吓人战术见怪不怪，所以这张小字报没能掀起什么风浪。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很忙碌。各班都有同学向我们索取报纸，找我们谈话；兵团还接待了几批外校的客人；回到家中，我妹妹又引来她的几位同学和朋友。大家讲起前阶段“对联”的肆虐横行，讲起长期以来对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严重歧视。我向他们阐述了《出身论》的观点，强调“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听者无不深表赞同。只是在赞同之余，也有一些人流露出怀疑的情绪。他们说，这些话在道理上都是对的，可是在实际上能做到吗?我说，只要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那就一定能做到。
不难想见，在被《中学战报》所吸引的同学中，以出身不好的居多数。遗憾的是，其中的大部份人在运动中是沉默的、消极的。他们对我们寄予极大的同情、敬佩和希望，可是他们自己却并不直接参与。至于其他的同学，包括十九中的其他几家造反组织则显得对深入批判血统论没什么兴趣。这份报纸激起的反响，看来仍然比我预期的要低。
262. 《中学战报》一期而终
三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按照创刊号上登出的启事，以编辑部的名义在成都市锦江中学举行了一次会议，邀约外校的志同道合者共同办好《中学战报》。到会者有二十余人，分别来自七、八所学校。
《中学战报》是成都市中学生创办的第一份、在当时也是唯一的一份铅印小报。大家参与的热情都很高。我们交换了对形势的看法，讨论了有关组稿和编排等具体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印刷的问题。川大印刷厂不肯再帮忙了，下一期报纸怎么出?我呼吁与会者分头联系印刷厂，但一时间谁也没成功。就在这段期间，成都地区的镇反运动和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日趋白热化，连红战兵团的骨干成员也都被卷了进去，深入批判血统论的口号愈加乏人问津。不久，从北京又传来消息，中央文革宣判《出身论》是大毒草。于是，我们的《中学战报》，在出版了仅有的一期创刊号之后，也就没了下文。
《中学战报》远远未能产生我期待的效应，除了天时不利之外，大概也和选登的文章有关。如果我们当初就转载了《出身论》，反响肯定会强烈得多。我本来打算在第二期刊登《出身论》，谁知战报一期而终。虽然遇罗克的其他几篇文章(包括《“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都是紧紧围绕出身歧视这一主题，补充、印证和发挥《出身论》的观点；不过，它们终究不如《出身论》那样鲜明、系统、严谨、富于冲击力和说服力。
当然，《“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也有其独到之处。例如在阐释文化革命的意义，阐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意义时，作者就写得很精彩。作者针对那种挥舞阶级斗争的大棒威吓打击普通群众的“联动”理论，指出，具体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不象解放战争时期，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二不象土改时期，是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三不象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四不象反右斗争时期，是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在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95%以上的革命群众和党内走资派之间的矛盾。所谓复辟，那并不等于扶持原有的政治僵尸。“赫鲁晓夫复辟，沙皇尼古拉并没有上台；铁托复辟了，贝尔格来德有限股份公司的股东并没有被找回来当经理。同样地，彭罗陆杨刘邓陶等等篡党份子，也并不打算请蒋介石回来实行独裁，也不必让原来的剥削份子发号施令。难道新兴的资产阶级份子还不够用吗?”
读到这段雄辩的文字，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忍不住拍案叫绝。过去，一讲到资本主义复辟，必定把矛头指向老的、早已被打倒的“阶级敌人”。这种观念的发明者其实也是毛泽东。毛泽东一再提醒人们“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随时都在梦想夺回失去的天堂。毛泽东用危言耸听的方式描绘出资本主义复辟的可怕图景，那就是，“让地、富、反、坏一起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于是乎劳动人民“千百万人头落地，整个国家也就改变颜色了”。如今，遇罗克却向人们指明，资本主义复辟根本用不着让老的阶级敌人重新出场，党内走资派自己就正在演出复辟的丑剧。“和平演变并不需要刀光箭影.而到了关键时刻，敌人的屠刀也绝不会落在你们(即联动份子)的绿军衣上，正是你们用双手接过去，挥舞着它，砍死了王光华(北京六中学生，资本家出身)，砍死了徐霈田(北京六中退休工友)!这不是复辟吗?”我们知道，文革中，若干青年思想家在阐发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名义下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具有异端色彩的观点和主张。应该说，遇罗克的上述见解便属于其中最早的一波。
263.《出身论》孤军奋战
后来我了解到，《出身论》一文在北京曾经造成很大的反响。登有《出身论》的那期《中学文革报》前后印刷了十一万份；北京人，凡是对文革略表关心者，几乎无人不晓。《出身论》激起了正反两种观点的尖锐对立。本来，赞同《出身论》的人很多；可是，由于赞同者们大多出身不好，长期受压，缺少自信，缺少勇气，很少有人敢于公开表态，直面抗争。与此同时，反对者们则来势汹汹，咄咄逼人。他们不仅给《出身论》扣上骇人的罪名，而且还采取许多粗暴的手段，譬如撕抢报纸，砸抄编辑部，围攻以至殴打赞同《出身论》的人。不消说，对《出身论》敌意最深并采取粗暴手段者主要是那批联动份子。他们人数甚少，能量却很大，虽然屡次被中央文革点名批评，甚而被宣判为反动组织，还逮捕了若干骨干成员，但至少是在打击所谓“狗崽子翻天”这一点上，他们依然是肆无忌惮，十分张狂。在当时的北京，先前的保守组织早已七零八落，造反派不论在人数上还是在地位上都处于优势。问题在于，这些造反派组织要么参与对《出身论》的围剿，要么对之作壁上观，刻意与《出身论》保持距离。以北京之大，声名赫赫的造反组织之多，竟然没有一家响当当的造反派以组织的名义公开支持过《出身论》。外省市的情况也相差无几。在全国范围内，我还不知道有哪个规模较大的群众组织曾经公开站在《出身论》一边。
这无疑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照理说，在北京，《出身论》问世的时机相当好。元旦社论刚刚发表，其中专有一段文字批判血统论。通过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清算，许多群众都体会到一种解放之感，从而对社会上的种种事情多了一道重新审视的眼光，因此能够以较为开放的态度去对待那些先前视为禁忌的若干新奇观念。出身歧视问题由来已久，人人心知肚明；《出身论》论证周详，几乎无懈可击。如此说来，要让一般群众接受《出身论》的观点似乎并非难事。尤其是对造反派，尤其是对造反派中更激进的派别(例如大学生中的三司，中学生中后来被称为四三派的那部份人)，既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程度不等地尝过出身歧视的苦头，理当更支持《出身论》。然而事情偏偏不是这样。可见，当年的所谓解放思想，当年的所谓造反精神，远远不象很多人夸耀的那么深刻。
264.为什么造反派也不支持《出身论》
我有一位朋友，文革前就读于某大学，因“散布反动思想”被校方开除。文革爆发，校领导在劫难逃；紧接着又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校领导进一步遭到批斗，罪状之一是“镇压群众”。这位朋友闻讯大喜，以为自己有了申冤之日，连夜写成大字报，现身说法，控诉校领导对自己的打击迫害。他夹着大字报来到学校，迎面见到造反派贴出的校领导“十大罪状”，其中有一条是“包庇牛鬼蛇神”，竟是以他的故事为例证!这下子他才明白，原来，在造反派心目中，他当年被开除一事非但不算“走资派镇压群众”，反而算作“走资派包庇牛鬼蛇神”。
类似的事情在文革中是相当普遍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是文革中最振奋人心的一幕，可是这一幕也充满了荒诞。基本上，造反派把批判的对象限制在文革这段期间。譬如批判出身歧视，造反派只批判文革中嚣张一时的“对联”，却不去触动文革前就长期实行的所谓阶级路线。《出身论》的批判锋芒超出了造反派设定的界限，所以造反派对之保持沉默，甚至表示反对。不错，造反派也清算文革前的十七年；但是，造反派往往是站在更“左”的立场清算十七年的“右”。至少在口头上、在理论上，你必须把你要反对的东西打上“右”的标记，如此你才师出有名。遇罗克也试图借用这样的办法。他说，文革前的出身歧视和文革中的“对联”一样，同属形左实右。走资派一方面包庇地富反坏右份子，重用资产阶级权威，一方面排斥打击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份接班人，故而还是从右的方面搅乱了阶级阵线。这种讲法固然十分机智，但显然太牵强。所以一般人不会接受。
正如我在先前讲过的那样，文化革命是一场比赛革命的革命。在文革中，人们之所以采取某种政治观点，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那种观点是正确的，是革命的，而且还因为他们发现采取那种观点更容易证明自己革命，更容易显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或者是更不容易被他人误会为不革命以至反革命。一事当前，大多数人总是宁可采取一种比他们真心认为正确的立场还要左上几分的立场。这就是为什么一付幼稚荒谬的对联居然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所向披靡，没几个人敢正面反对；而颠扑不破的《出身论》却从一开始便陷于孤立，没几个人敢公开支持的原因。
265.沉默的意味
造反派公开反对《出身论》的并不太多，相当一批造反派对之保持沉默。在把旗帜鲜明视为美德，把模棱两可视为羞耻的政治时尚下，素以敢想敢说著称的造反派对一个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话题保持沉默，这是很不寻常的。在这里，沉默比表态更意味深长。
为什么沉默?因为拿不定主意，搞不清是对是错?出身歧视的问题尽人皆知，遇罗克的文章说理透辟。只要你承认事实，服从道理，你很容易对这篇文章作出自己的判断。依我看，导致沉默的主要原因，对有些人而言是不敢，唯恐犯了右倾的错误。他们的沉默意味着暗中同情。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说不出理由的不以为然。造反派的主导力量既然是一批自以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因此，他们的沉默不表示同情而是表示不赞成。这种人的心理是，一方面，他们知道《出身论》“有它的道理”，难以反驳–否则他们早就反驳了；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这篇文章总有点什么不对头，不对味，看不见，说不出，但闻得到。所以他们闷不作声。
其实，反对《出身论》的一派也有同样的矛盾心理。他们气势汹汹地找遇罗克辩论，洋洋洒洒地写文章批判《出身论》，其中头脑稍微清楚一点的差不多都知道自己是在强词夺理。遇罗克指明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不是一回事。这本来是最清楚最明白的一个问题，反对者却总是故意置若罔闻，故意继续混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越是辩不过驳不倒，他们越是拼命地反对。这当然是十足的霸道，但又不只是霸道。因为他们很可能确实有种顽强的感觉，使他们相信《出身论》就是错的。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在《“出身论”必续连根铲除》一文中干脆说:“老实告诉你们(指黑五类子女)，就是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和工农子女相同的待遇。”
批判血统论易，接受《出身论》难。因为否定“对联”只是否定了出身歧视的极端形式。重要的是，它没有直接否定许多红五类同学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所以他们不难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黑五类同学表示宽容，表示接纳。可是《出身论》的情形不一样。《出身论》理直气壮地要求平等。它拒不承认红五类享有政治上的优越地位。这样，很多人就不能接受了。问题是，那些对《出身论》反感的人能够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反感，但却说不清这种反感的理由；或者是知道自己反感的理由，但是又发现这些理由不大说得出口，很难摆得上台面。当时，反对者齐声指责《出身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有趣的是，在文革过去二三十年之后，不少学者在解释《出身论》在当年何以遭到孤立时，也说它“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如果我们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言论和著作，那么，以遇罗克对毛泽东著作的娴熟运用，我必须说，《出身论》绝不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依据毛泽东思想为标尺，《出身论》无懈可击。反对者对它的批判，即便从毛泽东思想的角度看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然而，反对者们理不直气却壮。他们相信他们一定能打倒《出身论》，而且，他们果然也把它打倒了。
266.关于“客观主义”
四月下旬的一天，成都市街头出现了一张“北京动态”:戚本禹在接见首都中学红代会代表时的讲话。戚本禹批评《出身论》是大毒草。他说:“《出身论》是让人们不要阶级成份，否认阶级观点，用一种客观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的观点攻击社会主义，它实际上是宣扬彭真那一套，煽动青年反党。”
我陷入痛苦的思索。此前我坚信《出身论》是正确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然而，当我读到戚本禹的讲话，我却并不感到特别意外。
戚本禹的话很短，用的都是理论术语，但只是扣帽子，没有分析，极为武断。这正是意识形态大法官的特色。因为是搞意识形态的，所以言必称主义；因为是大法官，所以只是宣布判决而无须乎论证。有的话显然不通。譬如说《出身论》不要阶级成份，一望而知是肆意混淆出身与成份的区别。再有所谓“宣扬彭真那一套”，无非是重复文革前阶级路线是右倾而不是左倾的神话。至于“攻击社会主义”和“煽动青年反党”这两句话，那是在威胁，谁若继续坚持《出身论》的观点，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些批评于我毫不新鲜。在这段话中，唯一令我困惑的只有“客观主义”一语，因此我就围绕着这个概念紧张地思考。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一个概念，我不懂“客观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周围也没有什么可以查询求证的材料。我独自冥思苦索，努力要弄明白它的含义。以前我知道主观主义不是个好东西。说一个人看问题主观就是批评他看问题看得不对，都说看问题应该客观才对；为什么客观而成了主义便又是错的了呢?我猜想客观主义之错大概就错在它没有站在正确的立场吧。一讲到立场，事情就不大说得清了。我们被教导说只有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可是立场并不是地理位置而是思想状态、思想境界，所以它不是你想站对就能站对的。你主观上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可是由于你水平不高，觉悟有限，世界观还没彻底改造好，因而到头来你很可能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照这样讲，我们每个人–除了那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可能陷入这样一种可悲的困境:我们自以为是对的，其实我们错了；然而我们又看不出自己有什么错和为什么错。照这样讲，如果我们的看法和党的看法不一致，那当然是党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必须顺着党的判断找出自己的错误，然而由于我们的立场不对，我们很可能找不出自己的错误；但那决不证明我们是对的，那只证明我们错得更严重。
不难看出，依据这样的逻辑，我们简直无法对自己的判断具有任何信心。从这里甚至可以引出一种颠倒的思考模式。既然由于我们的立场有问题，因此我们自以为是对的实际上很可能是错的，那么把它颠到过来，我们把我们认为是对的说成是错的，这岂不就对了吗?还真有人采取这种态度。有的黑五类同学，一见《出身论》就宣称是大毒草。多年之后问他当时何以有这样的看法。他回答说，正因为我心底里认为《出身论》很有道理，考虑到我的出身有问题因此立场也可能有问题，我以为是对的大概很可能是错的，所以我就说《出身论》是错的。
我猜想，客观主义之所以是个坏东西，这就意味着一个人要力图客观地、不偏不倚地看问题势必就是站在了资产阶级一边(后来我下乡插队落户当知青，从友人处得到一本苏联人编的《哲学词典》，打开后想找的第一个词条就是“客观主义”，一读之下，发现其定义和我先前的猜想是一致的)。一事当前，我们首先要考虑什么对无产阶级有利，什么对广大劳动人民有利。然而当初我思考家庭出身的问题时，我早就从这个角度思考过；我认为由此还是不能得出出身歧视有理的结论，因为你出身于某一阶级的家庭并不等于你就从属于某一阶级。如果硬要为出身歧视找出理由，我能够想到的唯一的一条理由是，因为亲子之情，父母总是希望其子女得到更大的利益，那也就是满足了父母的利益。因此，在红五类当家作主的国家，就要给予红五类的子女更大的利益。《出身论》要求一视同仁，所以它是错误的。可是，这是怎样的一种理由啊?这怎么能算作理由呢?难道无产阶级不是最大公无私的阶级吗?难道共产主义事业不是全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吗?
267.没有放弃，但，也没有坚持
戚本禹讲话传送出两条重要的信息。第一，它警告我们，继续坚持《出身论》的观点将遭到严厉的惩罚。这层意思从字面上不明显，但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人们都能领会得很清楚。第二，它宣布，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是要把最大的优惠给予所谓“无产阶级”的子女，就是不对你们“资产阶级”的子女讲什么平等。这层意思从字面上更看不见，字面上只有一个语义暧昧的“客观主义”。
这就是共产党意识形态语言的妙处。在字面上，它永远是严正的、冠冕堂皇的、讲道理的、理论化的、甚至带点学究气的；但实际上，它是恐怖的、霸道的、蛮不讲理的、邪恶的和无耻的。我们熟悉这套语言，因此我们都能读出那明文下的暗示。可是我们又难免不为这套语言所惑，以至于总是要去纠缠于那些表面上的文字。于是到头来，我们常常自己都弄不清楚我们究竟是被吓住了抑或还是被说服了。如果我们清楚地知道对方仅仅是仰仗暴力而根本不握有真理，我们至少可以在内心坚持高傲的反抗。如果我们相信对方确实是凭借真理而非以力服人，我们就会自由自在地和对方辩论。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却既没有这样又没有那样。我们没有公开地争辩反驳，因为我们怕挨整。但与此同时，我们又没有义愤填膺，因为我们还疑心是自己错了。
接下来好几天，我都感到十分苦恼。我反反复复地思考，无论如何也找不出自己有什么错误。我觉得我读出了戚本禹讲话的内在依据，但我就是不能接受。我和姚利华等几位同学私下交换了各自的看法，发现彼此的感受都差不多；这反过来又加强了我们的自信。当然也有一些同学动摇了，不过我们这几个都还算坚定。我们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也没有继续公开地坚持。
或许是因为当初《出身论》没有在成都造成广泛的影响，如今，戚本禹讲话在成都似乎也没有引起多少反应。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街头，我都不曾见到有谁贴出过声讨《出身论》或针对我们《中学战报》和红战兵团的大字报。当初，我们都为我们的报纸未能获得更大的注意而感到遗憾；如今我们却不禁为此而感到侥幸了。我们没有感到多少外部的压力，可是我们的内心却相当沉重。一位共同办报的同学后来对我说，这次事件于他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他失去了对文革的纯真的热情。我当然也是如此，倘若我先前还曾经有过纯真的话。本来，通过前阶段批判反动路线，我心中的疏离感已经淡了许多；现在它变得加倍的浓重，再也化不开。我读到戚本禹讲话居然没感到太意外，这说明我内心深处的疏离感要比我愿意承认的强得多。
268. 不虞效应
据原《中学文革报》主编牟志京说，当初他登载《出身论》引起强烈反响，有几个四中同学在下面对他说那是帮了倒忙。这几个同学私下都是赞成《出身论》的，但是他们认定中央绝不会支持《出身论》。中央不会走那么远。中央决定批“对联”，批血统论，这已经就很不容易了。现在出了《出身论》，正好给”联动”份子一个反攻的机会。如果中央只说反血统论，黑五类的日子就好过些；如果中央说既反血统论又反《出身论》，黑五类的日子很可能更糟糕。
这番话无疑讲得极老到。我当时从不曾想到过这一步。想不到的原因是我预先没有估计到中央一定会反对《出身论》。不错，我当初也没有热烈地期待它一定能够得到中央的支持。事实上，在我决定办报纸，传播《出身论》的观点时，我没有对中央可能的反应考虑许多。我只是认定《出身论》的观点是正确的，我希望能够说服更多的人接受它。当然，我决定付诸行动，那本身就意味着我起码是不认为中央一定会反对它；否则我大概就不会去做了。
细心观察极权社会可以发现，在这里，有一种可以称为不虞效应的现象。很多事情，人们越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去推动，它越是实现不了；有时你不那么专心推动了，作为其他某种事件的副产品，它反而倒出现了。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正打歪着，歪打正着。老红卫兵鼓吹“对联”，结果引出批血统论；《出身论》呼吁平等，结果使歧视加深。如那几位四中同学所说，假如只有血统论，中央就只说反左，右的东西的空子就可能更多一些；既有血统论又有出身论，中央就要既反左又反右，偏偏一般人宁左勿右，到头来就会更左一些。谁能说这种分析毫无道理呢?
造成不虞效应的原因并不复杂，那就是权力的否定性和绝对性。权力的功能主要是否定的。照林彪的话，“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无怪乎一部中共统治史总是伴随着反这个反那个的整人运动。极权统治者的权力是绝对的。它忌讳任何其他的力量出现。一旦出现，必要压制。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其结果便是，一种非正统的思潮，越是被人们大力鼓吹，越是显得有力量或是有潜力，当局便越是要压制，因此也就越是为相反的东西留下了发展的空间。这当然不是说各种非正统思潮都是半斤八两。《出身论》的价值当然十分不同于血统论。另外，从不虞效应也不该引出纯粹消极的结论，似乎任何为真理、为自由的正面抗争都是无谓之举，都是帮倒忙。不错，每一次失败的越狱都可能会强化狱方的控制，而囚犯的驯服则常常会导致监管的软化和松弛。然而，要是人们已经习惯于被管制而放弃了反抗，那些软化和松弛最终又有什么意义?再有，对反压迫的斗争而言，被压迫者一方的斗志与自信心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挫败诚然可能引起暂时的沮丧和无力感；可是，不进行正面的抗争势必更不利于斗志与自信的形成。我们必须承认，失败与成功同是难能可贵，因为它们都属于勇于进取之人。
269.《出身论》后来的命运
《出身论》遭到残酷的压制而消声匿迹。进入七十年代，青年人又面临到招工、招生、入团、入党和提干一类升迁的问题。所有的人都发现，此时的出身歧视比前几年，也比文革之前还要严重。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在阶级斗争被归结为路线斗争的文革前三年(当然，除开“对联”横行的那几个月)，群众至少还可以通过选择站在那一边来表示自己的革命性，这就冲淡了那种无可选择的出身背景造成的阴影。既然是“亲不亲，线上分”，家庭出身的份量就减轻了。当群众性的路线斗争基本结束，阶级斗争又大体上回复到它传统的形式(这里我暂且不论及所谓群众性路线斗争的其他利弊；只论及它和出身歧视之间的关系)，家庭出身问题自然又突显出来。由于在这段时期，业务、知识比文革前更不受重视，政治标准压倒一切；重政治标准难免不简化成重家庭出身–出身多么容易看，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这层道理遇罗克早就分析过了。
出身歧视问题在“四人帮”垮台后终于告一段落。一九八零年九月十二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划破夜幕的陨星》纪念遇罗克。十年前，遇罗克为他的《出身论》一文付出了最高的代价；十年后，这篇文章赢得了最广泛的赞扬。包括那些当初最敌视这篇文章的原联动份子，今天也很难不对《出身论》表示肯定。你可以说血统论如今也在复活。在“培养革命接班人”这件事上，中共当局正在加紧兑现“老子英雄儿好汉”，努力把权力私相授受给自家的子女。“还是自己的孩子靠得住，他们至少不会挖我们的祖坟”。话讲到这一步，不但理不直，连气也不壮了。真理获胜，不是、也几乎不可能是一切人等均谨遵实行。它是、大概也只能是一些人谨遵实行，另一些人在表面上也附和肯定；至少是不便公然否定。倘如此，我们就可以说《出身论》的思想已经获胜。
270.“乾坤特重我头轻”
八零年年底，我探亲回到成都家中。这天，母亲拿出她收藏的登有遇罗克事迹的《光明日报》对我说:“要是你那时候在北京，恐怕也和他是一样的命运。”六七年四月，中央点名批判《出身论》，《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此后几个月,作者和编者似乎都平安无事。可是，到第二年一月，遇罗克终于被捕了，由公安部长亲自批准，罪名是莫须有的“组织反革命集团”(据牟志京讲，还有一条更莫须有的罪名“谋害伟大领袖”)。两年后，七零年三月五日，遇罗克遭到枪决。据说，判处死刑的决定是最高当局作出的。“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说:“这样的人不杀，杀什么人?”
参与和宣传过《出身论》的中学生大部份没受到追究，但也有少数中学生以“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罪名遭到迫害。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女生郑晓舟因坚持《出身论》的观点并公开向中央文革提出质问而被捕，于六八年六月死于狱中。六八年秋，十九中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被编入学习班挨批判，那时给我加上了大大小小的许多问题。偶尔听到一位同情我的学生造反派头头，如今的校革委委员，在下面讲起“胡平和北京的反动组织没有联系”；这样我才知道，我这次被清理原来和当初转载遇罗克的文章大有关联。
事实上，直到那时为止，我对《出身论》作者的情况一无所知。有关遇罗克其人其事，我是在两年后才从朋友处零零星星地了解到一些的。七一年夏，我获悉遇罗克已遭枪决，无比悲愤。七八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此后，我从若干新交的朋友，特别是民主墙的朋友那里知道了关于他的更多的故事。我对遇罗克越了解，我便对他越崇敬。在八零年年底北京大学的自由竞选活动中，一批中文系的同学向竞选者提出一份问答表，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最敬佩谁”，我毫不犹豫地写下“遇罗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