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宜三:胡锦涛“八荣八耻”新例证

—-上海交大证实“汉芯”造假 开除陈进院长职务

武宜三按:造假?在中共统治下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除了贪官汙吏、江河汚染、土地沙化、工农奴隶、艾兹泛滥是真的之外,还有什么东西不是假的?“以枪治国”叫做民主,贪汚腐败叫做模范,丧权卖国叫做崛起,贫病交加叫做小康,水深火热谓之和谐……陈进的“汉芯”,算得了什么?

2005年12月,上海交大接到对微电子学院院长、汉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进等人涉嫌造假的举报后,立即对有关情况进行初步调查,随后又请求国家权威部门对事件进行深入全面调查。

2006年1月28日,科技部、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成立专家调查组并开始工作。调查显示,陈进在负责研制“汉芯”系列芯片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造假和欺骗行为,以虚假科研成果欺骗了鉴定专家、上海交大、研究团队、地方政府和中央有关部委,欺骗了媒体和公众。为严肃学术规范、维护学术声誉,上海交大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决定:撤销陈进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职务;撤销陈进的教授职务任职资格,解除其教授聘用合同。

科技部根据专家调查组的调查结论和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有关规定,决定终止陈进负责的科研项目的执行,追缴相关经费,取消陈进承担国家科技计划课题资格;教育部决定撤销陈进“长江学者”称号,取消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资格,追缴相应拨款;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终止陈进负责的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的执行,追缴相关经费。 (2006年05月12曰《新华网》)

力虹:离绪别恨,国难家仇──溪口岩头纪行(之2)

山河依旧,物是人非,唯有碧绿岩溪的流动还是那样的清脆,那样的迷人。离开桥堍,我们逆着溪流向上走去,一间低矮简朴的临溪小屋吸引了我的眼睛──小屋门口挂着一块不起眼的木牌,上面竟然写着“岩头村老年协会”的字样。啊,这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吗?

 

我们一进门便受到了二位老人的热诚接待,当我提到欲寻访蒋经国故事时,他们更是表现出“欢欣雀跃”的样子,连忙搬来竹椅,沏上绿茶,仿佛是在接待久别归乡的亲人!

 

二位老人皆满头银发,精神健朗。那位毛宝根老人今年72岁,左手残疾,是老年协会的创办人和会长。另一位老人名叫毛恩友,1917年出生,今年已是89岁高寿了。毛宝根老人告诉我,这个老年协会是他们村里的毛姓耆老们自发办起来的,没要过政府一分钱,全靠老人们捐资和创收来维持,协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充当义务导游,向来自四方八地的游客介绍“岩头外甥蒋经国”!

 

清宣统庚戌(1910)年农历3月18日凌晨,在离此地五里地的溪口镇一个名叫“丰镐房”的旧宅里蒋经国呱呱坠地了。溪口蒋姓的第29代子孙出世了,这无疑是一个特大喜讯,整个蒋家族沸腾了。新生儿长得天庭饱满,额冲鼻耸,浓眉大眼,方头大耳,与他母亲毛福梅的长相十分相像。蒋氏门族中,尤其是蒋经国的母亲和祖母的那种喜悦心情,不言而喻。孩子是娘的心头肉。自从有了小经国,毛氏常年沉郁的脸上有了笑容。她把小经国视为掌上明珠,爱之殷切,处处流露出她那拳拳的慈母心。
  

当时,蒋介石常年奔走于国内外,难得回家,毛福梅就经常抱着襁褓中的经国,到岩头娘家居住。她的娘家尚称殷实,其父毛鼎和开一爿南货店。小经国从断奶到独立行走的一段时间,都在外婆家抚养。据曾任蒋家家庭教师的陈志坚老人回忆,“我到蒋家任教那年,经国刚4岁。他喊我姨娘,朝夕共处,非常亲热,他的仪表、性情像他娘,稳重文雅,懂事听话,尊敬长辈,他祖母说他‘略无乃父童年的那样顽态,唯因她婆媳过分疼爱,戏玩不让远离膝前,使小时的经国不免娇怯易哭’”

自从蒋介石不久有了如夫人后,与毛福梅的感情更趋疏淡。为此,毛福梅把所有的爱几乎都倾注到了小经国身上,但蒋介石对亲生独子还是钟爱有加的。小经国7岁入武山小学启蒙。次年12月,蒋介石又亲自将经国拜托于顾清廉(也是蒋介石18岁时的业师)。到了11岁,又聘王欧声在家教读。当时,蒋介石曾写信来勉训儿子:“……在家当听祖母汝母之命,说话走路,皆要稳重,不可轻浮。读书总以烂熟为度。”
  

经国12岁时,又到县城锦溪小学就读,寄住芦荻弄陈志坚家,生活托陈母照料。蒋经国16岁那年,蒋介石要将他送去苏联学习深造。当时,毛福梅说什么也不同意让经国远行,还是众亲友好说歹说,晓之以理,她才最后勉强同意。临行那天,毛福梅不顾山高水长,颠着小脚远送经国,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程哭一程,十里长亭,难舍难分,泪水湿透了她的衣襟……

蒋经国去苏联留学,一去就是13年之久!最初的三、四年中,他还时常有信寄回家乡,向母亲诉说离情,报告平安。当时陈志坚还为毛福梅代笔写过几封信。可是后来便断了信息,再也盼不来爱子有片言只字寄回家乡。这下可把毛福梅想坏了,急坏了,也愁坏了。她几乎每天都要念叨她的经国,经常暗自伤心,长叹垂泪。蒋介石每次回乡,她一见丈夫面就又哭又吵,向他讨还儿子。蒋介石无可奈何,每次只有加以宽慰,要她尽管放心。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乡养伤,由毛福梅亲自护理。一天,蒋介石对她说:“福梅,你这多年来的委屈和痛苦,我都明白。现在你有哪些事要办?需要些什么东西?只管说,我一定替你办到。”毛福梅听了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你还我经国!”蒋介石顿时颔首缄言,无语以答。

其实,早在1927年国共关系恶化蒋经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王储”已斯大林扣留,被作了政治人质。由于他特殊的身份涉及斯大林与托洛斯基的党内斗争,曾被下放至西伯利亚工厂劳动,其间与白俄罗斯姑娘芬娜(后改名蒋方良)结婚。直到1937抗战爆发前夕,蒋经国才得以离开苏联,携妻带子回到跨别了13年的溪口故乡,这对苦命母子才得以重聚……

当我坐在岩头村老年协会的小屋中,问二位老人见没见过小时候的蒋经国时,毛恩友老人笑呵呵地说:“见过的,见过的!经国小时来外婆家住,和阿哥他们到溪坑边玩耍,我是常常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看见过的……”

 

“那么,经国先生小时候长得什么样子?”我问。

 

“他小来辰光虎头虎脑的,个子不高,胖乎乎的模样,不像其阿爹蒋介石,长得又瘦又高,呵呵呵……”

 

我又好奇地问道:“听说蒋介石小时候老爱打架,经国先生那时和小伙伴打架吗?”

 

毛恩友老人摇摇头:“不打哦,不打哦,其从不会和村里小顽们吵闹的,还常常去外公开的南货店拿糖果分给大家吃!其从小性情蛮友善的……可惜后来长蛮蛮一段辰光见不到经国了,听说被其阿爹送到苏联去了……”

 

“岩头人再见到经国时,已经是那次他来为其娘亲奔丧的辰光了!”毛宝根老人在一旁补充道。

 

1939年农历11月初2,是蒋经国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6架日本飞机窜扰宁波上空轰炸溪口镇。敌机轰炸的目标显然是蒋家故居丰镐房和武岭头文昌阁别墅。蒋家当场遇难的有担任帐房的外甥宋涨生、教方良国语的董老师等6人,另有多人受伤。董老师的大腿被炸断,飞上了邻家的屋顶。等到敌机远遁,硝烟散尽后,逃出在外的人们先后回来了,唯独不见毛福梅。人们四处寻找无着,正焦急之际,发现后门不远处屋弄有炸倒的墙头。于是,蒋家就雇了20个小工,点起灯火挖掘。其中果然有尸体,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可怜的毛福梅!
  

当时,毛氏从后门逃出时正遇炸弹掷下,人伤墙倒,毛氏被压在下面死亡。查看尸体上身完好,下部大腿断裂,肠子外流。家人紧急电告尚在江西的蒋经国。农历11月初四,蒋经国从赣州日夜兼程,驱车赶来葬母。车到家尚未停稳,他便飞身下车,呼喊着“姆妈”, 跌跌绊绊地扑向摩诃殿,扑倒在灵柩上,顿时泪如泉涌,号陶痛哭……为不让经国哀伤过度,人们暂时对他隐瞒了其母炸死惨状,只告知是墙倒压死的。
  

那时正值峰烟遍地,国难当头,毛氏入殓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墓地,经国当即决定葬母于摩诃殿前侧。他流着泪哽咽道:“母亲生前最喜爱这个地方,九泉有知,也必乐意。”言毕,挥笔愤书“以血洗血”四字,嘱人刻石立于其母罹难之处,以表示他誓向日寇报仇雪恨的决心。

谁能想象,从岩头到溪口,这一片满目葱郁、溪流叮咚的故乡山水,曾经见证过那么深重的离绪别恨与国难家仇!曾经流淌过那么多的泪水和乡愁……

2006.7.6.宁波

—–首发民主论坛

力虹:白头老翁在,闲坐说经国──溪口岩头纪行(之1)

泛蓝联盟孙不二今天被传唤

泛蓝联盟孙不二今天被传唤

黄琦

 

【2006年7月7日狱委讯】20分钟前,正在武汉的民主维权人士邓永亮电话告诉我:“我就在武汉,我早上到的,刚才,不二被传唤了,他准备来接我 ,就被传唤了,你可以打电话去他家,他妈妈会告诉你”。 

笔者迅速找到了孙不二的母亲,老人家告诉我:不二上午被警察喊去了,没有什么事,下午就会回来。

其后,笔者设法通过电话与孙不二直接联系,但是,电话已经关机。

昨天,泛蓝联盟成员通过天网发布了[自发绝食接力绝食声明],该声明称:

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张起自6月22日被非法拘留已有14天了,(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中共重庆当局在国内外强烈要求释放张起的呼吁面前顽固不化,继续无罪关押张起先生。中国泛蓝联盟为表达对中共重庆当局这种践踏人权﹑藐视宪法的行径的抗议;为表达对失去自由的张起先生的思念;为表达泛蓝联盟毫不动摇的三民主义信念,决定自7月6日起自发接力绝食直至张起先生被释放为止。

基本可以肯定,孙不二今天被传唤既与接力绝食声明有关,也和他准备前往迎接民主维权人士邓永亮有关。当局不希望他们走到一起。

来源:六四天网 

 

李长青自狱中的来信

 

【2006年7月7日狱委讯】

必圣,我亲爱的弟兄:

您好!
今天从干部手中接过您的来信,我真是欣喜若狂,这是超出我所思所想的!从工厂到临舍的路上,我的脚底虚飘飘的,心里想着您信中给我的当是何等甘美的话。现在已经熄灯了,借着从走廊透进号房的灯光,我以被为桌,给您写这封信。

亲爱的兄弟,我们毕竟是同一个父亲给的生命,您的每一句话都如同从磐石的泉眼中流出,极其甘美。是的,我们已有600多个日夜没见面了,我对您的思念贯穿了这600多天。我总是在回忆我们相聚时的每个细节,我们心灵成长的每个瞬间。现在,我们从空间上来说是分离了,但从心灵深处,彼此的交通永无止息,只有更加柔细、隐秘、深沉。您不必为我担心,这一路行来,我除了仰望、交托,仍只有仰望、交托,祝福便也伴随了这一路。一生一世总有恩惠伴随着我。所以,亲爱的兄弟,您放心吧,并转告阿康他们也放心。

现在书读少了,知识也不是我的支撑了,真实的心才能出来。我不会轻易放弃这天赋之三年,这三年其实是耶拿鱼腹中的三天,拉撒路的三天,于我是极宝贝的。我们并不乏怜悯,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表露形式,我总是心怀感恩,使我有这样的历练,让我的生命沉重而壮实,让需要爱和得安慰者总不至于失望。这一年多来,身处此境,才知道草根生命的艰辛和顽强,知道怎样去爱人,爱祖国和人民。我虽然少有力气,也没有多少本钱,就像电影中的庄稼汉,有时要靠锄头和扁担,一股提稍显孟浪的豪情,去维护一个群体(如知识分子)的荣誉和尊严。我永远感谢80年代,正因为有理想主义的高涨,才使我们摆脱了低俗、琐碎、败坏,才有了生命的实际选择,才愿意做一个勇敢的背负者,向消极事物走去,去追求人类的普遍价值。不去经历一切只有影像、道理、没有实际,没有“油”,他的话语没有重量,不能从深处安慰人,不能修补破碎。

现在,身体虽然劳乏些,但精神很好,除了腰、背的老毛病外,感冒、胃痛基本上是没有了。我一直惦记着阿康的身体,希望他少劳累些。晓玲来见过一次,更成熟了,内心也更安静了些。高兴但也感伤。您和开颜要常去看望她。还有点点,她去信中的一些话真让我吃惊,经历让她的成熟提速,我既安慰又担心。我本来想现在就给她写信,又担心影响她中考,只好拖几天。等她考完后,如有条件,您和开颜带她到大自然中走走,放松一下身心。

还有将近600天才能见面,如果能减到刑,相聚的日子就会提前来到。等待让每一天都充满希望,散发着自由的馨香!
多来信!

紧紧拥抱您!

李长青

十年砍柴:做清客帮闲的学问

鸳鸯在戏弄刘姥姥,以哄贾母、夫人等当权派高兴之前,就明确是要把刘姥姥当成“女清客”。这姥姥若算清客的话,恐怕是一个精明而厚道的清客,比贾政身边那班清客强多了,和那个有官职在身而甘愿做贾府清客的人相比,人品更是霄壤之别。

清客用来是干什么的?无非是富贵人家,在吃腻了山珍海味,玩够了姨太太们以后,还是不过瘾,需要有一种文化上的声名,土财主总是不好听的。那时候没有高尔夫球场,也没有发明飞机,富贵人士很难飘洋过海去国际舞台上秀一把,除了玩玩票,捧捧戏子,比较高尚的爱好就是养一帮清客,没事在一起吟诗作赋,以显示诗礼之家的“文化底蕴。”

贾政自许为正人君子,显然不能和他的哥哥贾赦那般,与赌棍色鬼混在一起,因此他和清客的交往最多,有名有姓的就能数出来几位:詹光、程日兴、胡斯来、单聘仁等。这些读书人大多是来帮闲的,心甘情愿给大户人家做富贵景象的点缀。如贾府为迎接元妃省亲,修了大观园。贾政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名曰群策群力来琢磨匾额如何题,实际上是让这些人来烘托宝二爷的。这些具有专业水准的清客,当然不会傻到去抢宝玉的风头,而是小心翼翼作铺垫,最后目的是要突出宝玉的才华。当年王勃应阎都督的邀请去参加滕王阁落成典礼,本来是让他做个清客的,写《滕王阁序》这样的风头是要让自己女婿出的。可王勃没有做清客的自觉,毫不客气地提笔写就《滕王阁序》。——他是去交趾看望父亲路过南昌,不需要巴结阎都督,因此可以不需要有清客的帮闲嘴脸。

鲁迅将古代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忙文人,一类是帮闲文人。所谓帮忙文人,是给主子出谋划策、起草文件的,位居重臣;而帮闲文人,则是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

贾府中这些清客,是靠什么活,难道他们的全家的生活完全由贾府包起来?我看未必。在帮闲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些物质利益,比如修建大观园,一些清客参加了施工的设计、管理,这当然是贾政老爷看他们帮闲有功,给一点还差事给他们做做。但我以为最关键的是积累“无形资产”,长期出入公侯之门,这是张很管用的虎皮,很能吓住一些人的。比如他们有人作奸犯科,或者剽窃某位民间诗人的诗文,东窗事发了,地方官要想动他们还得掂量掂量,因为人家和贾府老爷在一起喝过酒的。如果有一天,机缘巧合能进入官场,从帮闲变成帮忙,那么给贾府当过清客的历史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雨村的升迁,就是和当年给贾府的姑爷林如海当过家庭教师很有关系。

古代中国是一个盛产清客的国度,这和科举制在中国的兴盛关系极大。一个帝国长期维持一支庞大的不做工不务农不经商而专门读书的人群,这些读书人能鱼跃龙门,中举、中进士走进仕途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能混个秀才功名就谢天谢地了。这些人总要吃饭穿衣、娶妻生子,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做师爷是一条出路,在地方包揽官司也是出路,当然做清客也是出路。而且清客是可以兼职的,一个给贾府帮闲的清客,如果揽了一个官司,恐怕打赢的几率比不做清客的讼师高得多。

对文人来说,帮闲只是一个手段,一个过程,他们最终是想进入权力中枢,名正言顺地“帮忙”。司马相如就不满于帮闲的地位,时常称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献殷勤,却躲在家里暗暗地作封禅文,以示自己有帮忙的本领。李白在自荐信中巴结人家:“生不愿做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位谪仙人最终的清客生涯到了顶点,给皇帝和贵妃专写歌功颂德的诗文。“云想衣裳花想容”,写得多美呀,看来李太白做清客还是很有天赋的。可是他不满足写写诗文,总想一展平生抱负。这样皇帝就不乐意了,人家本来就让你来点缀太平盛世的,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好了,赐金归山,连专职清客的位置都没有了。——缺你一个算什么,大唐帝国中想给皇帝做清客的,如果排队的话估计能从皇宫排到长安城外。

 

不要以为帮忙才是正道,帮闲不如帮忙,有时候帮闲比帮忙更重要。贾府的焦大,救过老太爷的命,方才有了贾府后来的富贵,这是大大的“帮忙”,可怎么样?不如陪着贾政闲谈的清客,也不如陪着贾母打牌的老仆。历朝历代,多少帮了老皇帝许多大忙的开国元勋,最后被老皇帝三下五除二杀掉,而那些专门吹捧朝廷英明、皇帝万岁的“清客”文臣,却享尽荣华富贵。明代嘉靖皇帝想长生不老,信奉道教,常常用“青词”祷告上苍。因此他的内阁大臣们,必须要写得一手好“青词”,才能得到重要。当过首辅的夏言和严嵩都被称为“青词宰相”。你看看,要想做“帮忙”的大事,首先要帮好闲,否则的话连帮忙的资格都不可能取得。

焦大不读书,不知道帮闲的重要性,还想着当年帮忙的功劳,因此被灌了马粪;而刘姥姥同样不读书,可很知道作清客去帮闲的学问,因而深得贾母欢心。看来学问并非是做清客的最重要素质,做清客最重要的素质是要了解主子需要什么。而且要有自轻自贱的心理素质,要知道自己给主子上了一首颂诗被夸奖,哪怕主子还尊称自己为某某先生,步韵和了一首,那都是主子在万机之暇,给清客们玩玩而已,要是真以为主子把自己当回事,那么清客的日子也就到头了。

那些到处给官员们讲课,告诉官员们要如何治国爱民的学问家们,不要以为自己真的是帝王师,说穿了,不过是一个写青词的清客而已,离真正入阁帮忙距离还远着呢,所以得意还为时过早呀!

林达:为什么这些石块如此重要

  以色列记者巴尔加听说西郊一家古董店出售的一块石碑是当年犹太人墓碑,开始四处搜寻。在上海郊县乡镇,他找到了近百块幸存的犹太墓碑,这些墓碑有些被用作铺路石,墙基石,有些被当成了洗衣板,阴沟盖,还有一些常年埋在淤泥里
   
  作者:林达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新闻报道,讲的是我们家乡的事情,自然吸引了我的注意。6月16日,新的犹太人中心,在上海正式开张。新闻报道里还讲述了一个年轻的以色列记者迪文·巴尔加(DvirBar-Gal)在上海搜寻犹太人墓碑的故事。

  上海,是全世界犹太人心目中的避难之所,一个吉祥之地。我们的犹太朋友山道尔是祖籍俄国而出生在美国的犹太人,每次提起上海,仰慕感恩之情,溢于言表。上海在犹太人心中的独特地位,不是来自于早年犹太人哈同、沙逊和嘉道理在上海的发迹,而是来自于俄国十月革命后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上海曾经敞开大门,庇护了在欧洲遭受迫害的近三万个犹太人。上海救了这些无家可归的落难犹太人一命,全世界犹太人从此念念不忘。尽管这些犹太人后来大多离开了上海,尽管后来的上海曾经不再那么开放,尽管我们这些后来的上海人大多并不了解那段历史,犹太人却没有忘记。

  上海原来有四个犹太人墓地。城市发展再加上“文化大革命”,这四个墓地都消失了。可是有一些比人类尸骨更为坚固的东西,那就是人类对历史的记录。犹太人墓地的墓碑,就是这种记录。以色列记者巴尔加在听说西郊一家古董店出售的一块石碑是当年犹太人墓碑以后,开始四处搜寻。在上海郊县乡镇,他找到了近百块幸存的犹太墓碑,这些墓碑有些被用作铺路石,墙基石,有些被当成了洗衣板,阴沟盖,还有一些常年埋在淤泥里,水沟里。不能怪上海人用物不当,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个中缘由。当巴尔加找到这些墓碑,向主人讲述这些石块的来历以后,上海人说,这些原来就是人家先人的物事,我们怎么可以不交还给人家呢?

  巴尔加说,“当我第一次把一块石头翻过来,看到上面刻着的希伯来文的时候,真是激动莫名,我找到的是很多人在苦苦寻找的先人遗物。”以后他之所以四处搜寻,不是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因为他和其他犹太人一样,感觉到人和人“互相之间的责任感”。巴尔加为每一块发现的墓碑做了记录,公布在互联网上。随意打开一条记录,可以读到:维塔森·查尔曼,来自俄国,生于1874年,死于1947年,碑文上半部为希伯来文,下半部为俄文;材质为白色大理石,80×50公分,有破损;发现地徐泾镇;发现日期2002年7月16日。此外还记录说:这是我们正式确定这个搜寻计划的第一天发现的第一块墓碑,它在路边,靠着一堵墙。六个月后,陆仁清先生(Mr.LuRenQin)非常慷慨地把石碑捐给了我们。

  据巴尔加估计,上海的犹太人墓地,原有大约3700块墓碑墓石,他现在收集到的只是极小一部分。只要你了解上海城市发展,就能理解搜集这近百块墓碑,已属不易。这些石块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们记录着犹太人的一段历史,而历史的记录和传承,对于犹太民族有着关乎民族生存的意义。

  我们的犹太朋友山道尔的妻子,曾经在上海教学和工作过。照她的观察,犹太人和我们中国人,有些地方很相似。我们都源于最古老的文明,都有悠久的历史,都注重家庭,都崇尚勤奋和节俭,都推崇智慧和聪明。但是,我们和犹太人又有很不同的民族经历和价值观。最近两百年,检点人类文明的重大成就,犹太人的创新成绩令人肃然起敬,不服不行。从弗洛伊德、马克思,到爱因斯坦,全是开创时代的大师。以色列人发明推广的滴灌,硬是在缺水的沙漠里创造出了农业的奇迹。好像各行各业犹太人都站在人类发明创新的前沿,随时随地一鸣惊人。

  这只是犹太人令人瞩目的一面,是他们将成就显示给世人的一面。在这一表象的后面,是犹太人更为深沉,更为稳定的一面,那就是他们独特的历史感。犹太人这个曾经没有家园,四处遭人驱逐达一千多年的民族,是靠着对共同历史的记忆而生存下来的。这种历史记忆,是他们的超越性终极价值的一部分。他们的六角形大卫之星,他们的服饰,他们的逾越节食物,都是他们抓住历史记忆的殊死努力。他们能够生生复活已经不再日常使用的古希伯来语,成为今天的以色列“国语”。年轻记者巴尔加在上海寻找那散落的墓碑,是这全民族努力中的一个点滴。

  我们和犹太人一样,既然有悠久的历史,也就明白,历史是会消失的。不要说绝技会失传,即使是成千上万人亲历亲见的事情,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人类群落,要在历史变革中有长进,得倚仗对历史的记忆。而记忆历史,是需要作出努力的。

  当听说有一个年轻的以色列记者巴尔加在我们的家乡上海寻找着残破的墓碑的时候,我不禁想,什么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来对待我们先人的墓碑吗?

网络:无耻时代

网络初兴的时候,有人欢呼雀跃:民主时代即将来临。事实证明,网络只是对专制统治技术的一个考验,专制权力很快就利用自身对知识的垄断权与发展权发明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屏蔽技术,一切民主的诉求都被迅速即时的排除在了网络之外,网络如同其他曾经为老大哥利用以吁求民主的媒体一样,也成为了歌颂老大哥的工具。而且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工具。于是,民主的呼号消失了,自由娱乐之声响彻网络,网络见证着我们这个时代在娱乐方面的空前开放程度与老大哥的臣民们在娱乐上不断更新换代勇攀高峰的创造力与激情。

我想,这是必然的结局。百年来,中国走过的路都是中体西用之路。无数的人都曾经对这条路充满了乐观的想象与纯洁的希望,然而,结果呢?

遥想百五十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们面对鸦片战争的屈辱得出的教训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才有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只可惜,甲午海战以多战少,一败涂地的事实证明了仅仅“师夷长技”是不行的,而且,如果仅仅“师夷长技”,这长技也是“师”不好的。然后,又有了“维新变法”。尽管变法并没有触及专制王权的根本大法之分毫,还是以百日草草,君子喋血收场。是悲剧,也是闹剧。只是到了皇家的私家别墅被“八国联军”一把火给烧了之后,才进行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实际上是追认昔日维新变法的正当性,甚至于有过之而不及,所以才有了日德宪政考察团的出行。可惜的是这只是一场不甘心的骗局,最后,才逼出了辛亥革命。

可见,晚清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中体西用之实践不断溃败破产的历史。在这一段历史之中,统治者为了坚持“中体”,不断对变法改良者予以屠杀,最后才逼出了自己的掘墓人:革命者。当然,晚清统治者还是从这不断破产的变法中获得过很大的乐趣的,那就是,以“师”来的“长技”——枪炮,屠杀反叛与异端,那种血流成河的快感,想必是冷兵器所无法带来的吧。此后的四十年,是军阀混战、是两兄弟相争,当然,其中夹着这百年来唯一的一场正当战争:抗日战争。只是在这抗日战争中也时不时的出现两兄弟小规模的自相残杀。最后,自然是老大哥利用外族获得了胜利。

老大哥胜利之后怎么样呢?自然是变法。毛泽东是一个不断进行变法的老大哥,但没有一项没有失败,而且,没有哪一项没有给其治下的臣民带来不可弥补的灾难。为什么他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竟没有一项获得成功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也是中体西用的无意识奉行者——他从来就没有想过变一变自己的法!他如果想过要变自己的法,让自己的地位不是来源于战争年代,也不是来源于他身后簇拥着的枪炮;他如果想过要变自己的法,让自己的治国方略是来自于所有人的智慧而不是他一个人的狂热想象,情况会怎么样呢?可惜的是,历史不能假设。当然,他终究还是死了,幸而,他死了!——这一点他也没变成功。想当年,他自己令所有人跌破眼睛的在宪法中写上“毛主席万岁!”时,大约充满了改变生命法则的豪情吧,他怎么就没有想到,他是一个注定的失败者呢!

此后,又是变法,新的名称叫“改革开放”。这一回的变法是标准的“洋务运动”,由于是全民的共识,运动很快就取得了相当的效果,然而,更快,运动的局限也出来了——运动改变不了一个特权阶层垄断一切资源与财富的事实,于是有了要求更进一步改革的呼声,这样的呼声明显威胁到了那个阶层的地位与利益,然后,自然是呼声的暗哑,其间自然洋溢着从“师来的长技”中得到的血腥快感!

结果,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拥有娱乐自由的时代了。这个时代,其实也是可以称为“维新变法”时代的,因为“体”总是牢牢的,毫无松动的迹象,而“用”嘛,只要你西方有,就可以尽为我所用。君不见,我们这个时代的娱乐,没有西方最高级的“用”,能这么全民参与吗?看看“超女”,看看“世界杯”,在手机、卫星电视、网络……的笼罩之下,实在是红火之极、恢弘之极、盛大之极……那是何等伟大的“中体西用”啊!

如果说,晚清时代是“中体西用”不断破产的时代,那么,现在这个时代,是统治术明显升级的老大哥总能利用一切“西用”维护“中体”,让全民其乐无穷,自己则躲在暗隐中享受操控一切,天下尽在我手的快感时代。这样的时代,当然是一个没有对立面的时代,因为没有对立面,所以,公开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合情的,于是,一切现实存在都体现着这个时代的精神实质与文明层次及道德级别。那么,这样的时代,在文明的意义上,或者说在精神、道德的层面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让我们先来看一段文字:君子曾经吃香,伪君子便大行其道;无耻成了品牌,假装无耻风行天下。假装无耻也有各式各类,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想靠假装无耻出名发财,比方有的作家,硬要把自己说成妓女或嫖客,他们赌咒发誓,证明他们写的就是自己的生活,那才是真人性,才是文学的本质。他们真敢这么无耻吗?我不相信!不是他们不会无耻,不想无耻,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胆量这般无耻。真让他们无耻看看,说不定就是个银样蜡枪头。可是多数人的假装无耻,却是迫于无奈。他们内心其实非常敏感和自尊,却处处碰壁,处处被嘲笑。只好也一脸漠然,假装无耻起来。

这是王跃文《多数人的假装无耻是迫于无奈》中的一段话。王是作家,又是电视人,他之所见所闻自然非我等农民可比,然而,他所认识的生活,却和我这等农民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这实在是这个社会没有对立面的结果,否则,以我等农民的狭隘眼光与浅陋智商,怎么可能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呢?当然,王先生是上层人物,有些话他浅尝辙止,不能不有所顾忌,有些真相,他不敢理清,只能混乱描述,我嘛,卑微之至,说透析清了无妨。

伪君子大行其道的时代,实际上是君子统治的时代,因为君子享有文化政治及一切领域的优势,所以,那些非君子们为了分一杯羹,就只有假装成君子了,这样的时代,还是有所可为的时代。这一点王先生是没有说错的,但下面一句话就离谱了——无耻成了品牌,假装无耻风行天下——无耻成了品牌,自然是竞相无耻风行天下,怎么可能是假装无耻风行天下呢?我明白,王先生是厚道人,还对良知与道德的挣扎留下了一点想象与期待的空间,但这却是不合逻辑的,既不合事实逻辑,也不合话语逻辑。以他所讲的标榜无耻标榜卖淫嫖妓的作家为例,王先生说,那些作家之所以赌咒发誓,就因为他们虽然看出了无耻与卖淫嫖妓是时代的主流,是升官发财的门径,所以才假装的,要来真的,他们还没这个胆。我想,王先生这里有点以已之心度他人之腹的嫌疑。他自己不敢,因为有良知的监督,所以便以为别人也不敢,然而,一个敢赌咒发誓说自己卖淫嫖妓的人还有什么不敢的呢?莫非还指望这样的人有良知的反省吗?他(她)之所以敢赌咒发誓,实际上是肆无忌惮了,他(她)有什么好忌惮的呢?无耻是光荣的啊,人一无耻,就有名有利,何乐而不为呢!王先生显然在这里又犯了逻辑错误。至于他说“多数人的假装无耻是迫于无奈”,也基本上是迂腐之言。这个时代,谁无耻谁就会成为名利场中的宠儿,谁又不想真正的无耻呢?“假装”多累多屈多冤多白痴啊!只不过多数人没有机会无耻而已。比如说,作家无耻,他可以畅销作品,一方面可见,社会风气是鼓励无耻的,另一方面也可见,作家是有机会无耻的,换一个普通人说自己卖淫嫖妓,有这效果吗?不敢说没有,但效果肯定要小得多!我想,这多数人正是无耻风行的最好的土壤!这些土壤们其实多么渴望走上无耻的前台啊!

我多嘴多舌说了这么多,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纠正王先生在语法逻辑上的错误,而是为了用事实说明,王先生尽管看出了无耻风行于这个时代,却还没能发现,无耻正是这个时代的最高精神与德行!想一想,让十几亿人全部变成无耻的土壤,这样远远超过三峡的浩大工程,其难度是何其之大,没有老大哥们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大事鼓吹,这是可能的吗?所以,我们时代万众嘱目的明星,总是血腥厚黑的政客;所以,我们时代最有财富的老板,总是级别高超的官员;所以,煤矿一塌再塌,总没有人出来引咎辞职;所以,教育、医疗、房产三座大山巍峨高耸,总不见改变的意向;所以,电信、铁道、石油所有这些掌握人民生命与生存命脉的部门日益垄断化,却总是一幅我行我素看你能奈我何的嘴脸;所以,才有气魄宏大的将军大手一挥说准备用三分之二的人口打一场核战争……当然,这样伟大的工程,没有知识精英的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以身蹈险,理论护法也是不可能的。于是,就有经济学家说,腐败是改革开放的最好动力,只有每个北大教授都有了别墅和小车才算是小康了;于是,就有法学家说,黑社会老大刘涌是对我们社会有贡献的;于是,就有张艺谋氏,据说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导演用美仑美奂的画面与曲折离奇的故事论证说,专制统治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于是,有陈凯歌氏次伟大导演面对云南天池的累累伤痛说拍片是为了向世界无极限的推荐香格里拉;于是,就有王蒙大师呼吁躲避崇高季羡林太师号召闭着眼睛宽容;于是,就有下半身文学承担起解放人性的神圣使命;于是,大哥大爷大师们小弟小妹们众口一词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要有了快感便拼命叫喊……看吧,我们怎么能否认,正是权力与知识的辛勤交媾,才夯实了无耻的土壤,才结出了芙蓉姐姐、木子美、超女、我型我秀、梦想中国、旁观者世界杯盛宴……这样无数艳丽灿烂的花果!

这些花果们艳丽的开放着,见证着我们时代无耻的崇高光芒,可是仅仅有花果是算不上阳光普照的,还得要有大片大片的绿叶与大面积大面积的草坪才算是五彩缤纷,相得益彰,四海同庆。于是,我们看到,这些艳美的花果刺激着我们这个时代进一步的无底限的滑向更无耻的深潭,使无耻的绿叶和草坪蔓远无际。

自古以来,抄袭的不道德,是君子与非君子们的共识,然而,当曾颖可怜兮兮的说自己的文章被人抄袭的时候,他却被无数的板砖砸得头破血流,这些手拿凶狠板砖的绿叶与草坪们气势汹涌的说,妈的,抄白居易的是抄,抄苏东坡的是抄,抄你的就怎么抄不得了!言外之意是,他曾颖还得要感激才是——他被抬举了啊!于是,我们看到,在法律都作出了抄袭的事实裁决后,郭敬明依然说,坚决不道歉。他的粉丝们说,好,就是不道歉!啊,不道歉,真帅啊,太有型了,我们支持你!我们爱你!想一想,他郭敬明敢有耻的道歉吗?他正好顺坡就驴,享受无耻的无极限快感与利益。于是,在那位英勇的将军说要以三分之二的人口打核战争的时候,网络沸腾了——真有气魄啊,比毛主席都要有气魄!

有什么样的肥料就有什么样的土壤,有什么样的土壤就有什么样的花,三者之间先成顺时钟决定与被决定,后又互相促进,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生态循环圈,周而复始,终于使“无耻”这个词成为汉语辞典的恶梦,他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深入的解放了人性,获取了几乎所有国民的情感认同,把这个时代塑造成了没有丝毫对立面的立足之地只能在无耻的平面上打滚的时代,从而使其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空前的举世嘱目的道德与文明高标。——有什么样的国度又有什么样的文明如此神奇呢!

网络时代,就这样帮助老大哥完成了将文明彻底无耻化的崇高伟业,再也没有什么“中体西用”之说了,一切都在“中体”的掌控之中。于是,在无耻的猎猎大旗之下,我想谄媚的对世界说:我也想无耻,我能无耻吗?

                                  2006627日匆匆草于网上

卢雪松:负面影响与鸵鸟思维

《南方周末》报道,网上的一个帖子将河南郑州市惠济区党政机关大楼的照片贴出,并形容为“世界第一区政府”。这个帖子让惠济区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邢宇辉很烦恼。他说:“这个帖子给我们区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十分恶劣。我们追查过,采取了一定措施,但网络太难控制。”邢宇辉的一席话透露出一种奇怪的“鸵鸟”思维:倘若惠济区的党政机关大楼的规模引发争议,这种“负面影响”并不是这一政府办公楼本身造成的,而是网络上的帖子造成的。换句话说,见过这一建筑群的人越少,该区在公众中的负面影响就越小!

所谓鸵鸟思维,就是拒绝面对现实,一味自欺欺人。鸵鸟在遭遇危险时,只是把头埋在沙子里,以为这样它看不到对方,对方也看不见它。岂不知整个身子都露在外面,又埋头不动,样子怪怪的,遭到攻击的危险被这种愚蠢的反应大大加剧了。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论惠济区政府有关部门是否有权力随意“追查”和“控制网络”,因为无论地方政府中的个别人怎样难以摆脱千年人治的行为惯性,毕竟能够对公民表达自由加以限制的只有法律。且说这种“追查”背后的幽暗意识:政府行为不应被置于公众的目光之下,不应成为公众审视与评论的对象,对政府行为的评价必须符合其要求。否则,一旦对政府形象造成损失,需要对此负责的不是政府而是公众。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它的思维一定是幽暗的,它以这种幽暗的方式寻求安全,注定不会成功。现代政府行为更不可能在封闭的结构中“孤芳自赏”,假如没有互联网,惠济区的机关建筑群依然挺立在那里,老百姓每天走过它门前,心中在想什么?目光中流露出什么?你有信心那里面包含的一定都是赞许与骄傲吗?

惠济区政府的这位官员也许想不明白:为什么“采取了一定措施”,仍然无法消除“十分恶劣”的“负面影响”?其实道理很简单,你采取的“措施”,并不是阳光下的措施。政府行为应当是公开和透明的,应当是自愿接受公众监督的,政府的良好形象是依靠政府自身的努力创造的。而新闻舆论的监督正是代表公众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的一种重要的形式。我们并不确定惠济区党政机关大楼的建设一定存在什么严重问题,但关于资金的具体数字也“搞不清楚”,并拒绝记者对相关数据向财政局进行了解,这种遮遮掩掩的做法肯定是一种拒绝新闻舆论监督的失败的“措施”。现代政府行为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是开放互动的,公共财政在面对纳税人的质询时更不应存在什么难言之隐。惠济区政府官员所采取的措施,以及背后透出的那种对网络评论和记者调查的隐隐的敌意,是与现代政府的行为准则极不相称的。鸵鸟思维的要害在于,它以对方为敌,把头埋在沙子里也只是为了躲避敌人;惠济区政府官员想将自己每日工作的办公大楼“遁形”于网络海洋之外,每日栖身于网络上的也不过就是芸芸众百姓,没见到有敌人啊,抬头看看墙上写的“执政为民”,他们躲避的究竟是什么呢?

(此文刊于《新京报》、《城市晚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