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向具备崇高信仰的民主运动者杨天水学习致敬！

黄河清

 

民主运动者、异议人士、狱中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杨天水被中共当局无理判处十二年徒刑，正在大陆监狱中受到折磨摧残。他为大陆的民主、自由早日降临牺牲了个人自由。

我是杨天水的朋友，对杨天水是了解的。为着祖国的民主事业，他是任劳任怨的苦干者，是不畏艰险、视死如归的勇敢者，是不事张扬、脚踏实地的实干者，更是有着崇高信仰的最坚定的民主运动者。他是我们民族的精英。

我强烈抗议中共当局对杨天水的政治迫害，希望一切致力献身于祖国民主运动事业者向杨天水学习，呼吁有心人向杨天水伸出援手，在各方面帮助他。祝愿杨天水平安健康，早日恢复自由！

2006年6月4日于西班牙马德里

 

位于华盛顿的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IWMF)设有勇气奖和终身贡献奖两个奖项，每年分别颁发给有杰出表现的女性新闻从业者。今年的终身贡献奖的获奖人是墨西哥的记者兼作家伊莲娜·波妮亚托芙思卡（Elena Poniatowska）。

另外三名女性,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高瑜女士和两位在伊拉克和黎巴嫩遭到绑架并侥幸从汽车爆炸事件中死里逃生的记者一同获得了勇气奖。

国际传媒基金会于1990年开始设置勇气奖，为表彰那些在特别艰难的环境中从事新闻工作时，表现了独特的勇气和人格力量的女性。今年的颁奖典礼将分别于10月24日和11月2日在洛杉矶举行。

高瑜女士于1995年就获得了这个奖项，但是她当时因言获罪，身系狱中，不克前来领奖。基金会的评审委会主席朱迪·伍德汝芙认为高女士和另外两位记者都冒险并承受危险的后果，以非凡的勇气来描述
战争、政治、和妇女的权益等重要主题。

下面是几位获奖人的小传：

终身贡献奖伊莲娜·波妮亚托芙思卡（Elena Poniatowska）出生于法国，她将近半世纪的时间都献身于为Novedades报纸工作，直到2000年退休为止。她是墨西哥的最大的出版社和几家杂志的创办人。她的作品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

勇气奖获奖人

高瑜，62岁，以报道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而著名。1993年她因通过香港的报刊发表文章，而被控泄露国家机密，判刑6年。1999年3月高女士将近刑满时，以保外就医之名释放。高瑜的写作和她在八九民运期间的介入，表现她甘冒人身安全和事业前途受挫的危险，奋力争取言论自由，为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信念做出了贡献。

吉尔·卡罗(Jill Carroll)， 28岁，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她于1月7日同一名司机在伊拉克被绑架，她的翻译艾伦·恩伊夫亚被杀害。卡罗被囚禁82日之后，于3月30日被释放并返回美国。

梅·奇蒂亚克（May Chidiac）42岁，原为黎巴嫩广播公司的记者，是黎巴嫩电视台的知名记者，每周日都播出“美好的一日”的节目，以批评叙利亚介入黎巴嫩政治而著称。去年9月她的汽车被暗藏炸弹，因而失去了一只手和一条腿，因为她主持一个节目，揭露叙利亚可能参与了谋杀黎巴嫩前总理的案子。奇蒂亚克身体已经大致恢复，打算重新加入广播事业。

   

姓名 郭起真 

笔名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57年？月？日

出生地点 河北省沧州市

居住地点 河北省沧州市荷花池小区五号楼404室 

教育程度 小学

职业     原河北省沧州市新华房管所工作人员，自由撰稿人 

笔会会员 否

拘捕日期 2006年5月12日拘留

拘捕机构 河北省沧州市公安局

拘捕原因 不明

罪名     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审判日期 未定

审判机构 未定

刑期     未判

辩护人   

关押地点 河北省沧州市公安局第二看守所 

狱中情况 不明 

出狱时间 不明

家属联系 妻赵长芹，电话：0086－317－3077580，8950065手机：13091160820 

捐款办法

救助小组

个案现状 关押禁见

参考资料 http://big5.soundofhope.org/programs/162/39737-1.asp 

http://www.rfa.org/cantonese/xinwen/2006/05/15/china_dissident/ 

http://asiademo.org/gb/author/guoqizhen.htm 

http://www.zhongguohun.com/viewpoint/story/039.html 

　

在不自由的社会里像个自由人那样活着
——著名网路人士野渡先生访谈

对付侵犯人权的行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这种行为放到阳光底下。今年六四期间，各地不断传出民主人士基本人权受到侵犯的消息，原“民主与自由”网站站长、著名网路人士野渡先生也受到广州市公安的严重骚扰，那么经过情形如何？广州市公安是怎样侵犯野渡先生人权的？还有，野渡先生半年前曾被广州市公安逐出市区，面对这种困境，他和家人是如何对待的？怀着这些问题，我通过网路采访了野渡先生。

卫子游：野渡先生好！很高兴你能接受我的采访！从网路上得知，今年六四期间你受到广州市公安的特殊关照，网路上有两天没怎么看到你，后来听说是因为家里的网路给切断了。朋友听说后都非常担心，以为他们要下你的重手，后来见你出现，我们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能不能说说这事发生的经过？

野渡：卫先生你好！6月2号，我接到警察电话，要求这几天不准外出，第二天晚上在人民警察“热情”招待下去“喝茶”。在2号我的宽带网路被停止。电信开始的答复是帐号密码有问题，要求去营业厅修改，后来又说是被人停了，一直到4号才有电信内部人士透露，是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才停了我的网路。在得知被停网的真实情况后，经过再三交涉，指出这种行为严重侵犯公民的通讯自由，并表示晚上不恢复的话，将向国外媒体披露真相并向法院起诉此种侵权行为。在抗议后终于在4号晚上网路正常恢复使用。

卫子游：现在离公安逼迫你离开广州市已经过去半年左右了，面对这种明显违法的行为，野渡兄没有屈服，而是人虽不得不辗转异地，该干的工作仍然坚持。野渡兄的这种精神再一次赢得大家尊敬。能不能说说你现在的情况？公安还有没有找你麻烦？还有，他们当初赶你走，有没有出具法律手续？

野渡：感谢你和朋友们的关心。在被迫离开广州数月后，在刘晓波先生、赵达功先生、唐荆陵律师等众多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已于最近得已重返广州。自2004年开始警察一直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多次采用威胁房东的方法迫使我搬家，为纳税人服务的执法部门公然采用此种黑社会的手法侵犯公民的人权是对宪法明文所载“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极大嘲讽，而且此种极端恶劣的做法不是个别的现象，我的朋友中象小乔、陈永苗、长风、熊忠俊等人都有多次被骚扰驱赶的经历。

卫子游：呵呵，我还不知道你已经回广州市了。但是即使你回来了，你被迫与妻儿两地分居还是有近半年。这半年时间对家庭肯定有相当大的影响，能详细谈谈吗？比如你的妻子的困难，孩子的想法，经济上给你们增加了多大的负担等等？

野渡：长达数年的颠簸流离，频繁的失去工作和变换住所，确实在生活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我不想在这里说有多大的困难，毕竟比起那些系狱的朋友们，我们的困难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我一直认为对自由的追求是出于心灵对自由的向往，自由就是生命和灵魂，追求自由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是尊严地像个人一样活着，而不是行尸走肉，更不是把自由作为可以出售的货物，换取权力、金钱。既然自由是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其他的代价都是可以承受的了。

卫子游：在我的印象中，野渡兄赢得公众尊敬并得到广泛关注，最开始的原因，是办“民版”，也就是“民主与自由”网站。这个网先后被封了47次，但你们屡封屡建，真可称得上是百折不挠。你们的精神因此也得到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国际主流媒体的极大关注。华邮刊登了对野渡先生的专访。这是很了不起的，当初江泽民以中国共产党党首的身份，想上华邮头版都不可得。那么，现在这么些年过去了，“民主与自由”网现在怎么样了？有什么打算？

野渡：“民主与自由”网站在这个月的12号刚好就是成立五周年的日子。在这五年的时间里，长达47次的被封关停历程见证了在这个国度争取言论自由的艰难。正如有人说“互联网是上帝赐给中国人最好的礼物”，我一直认为如同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术推进了西方人的文明历程一样，西方人发明的互联网必然改变中国人的文明历程走向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民主与自由”网站目前已被关闭了47次，更有不锈钢老鼠刘荻、蔡陆军、罗永忠、罗长福、姜力均等版主或站友为了他们的信念而付出很大的代价，其他主持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而在去年底网站被关闭并取缔备案，从大陆的互联网管理法规的角度讲，取消备案意味着网站在大陆的彻底关闭。但是，在一些朋友的努力下，“民主与自由”网站第48次重开的日子不会太远。“民主与自由”网的未来正如刘晓波先生文章所说的一样”网站第四十七被关，绝非民间网站的墓志铭，民主与自由不死，以“民主与自由“命名的网站，也决不会屈从于官权的高压”。

卫子游：野渡兄写作好象不多。但你这次所写的《怎一声感叹了得我看郭飞熊公开信》却得到不少人的赞同。从你所写的有限的帖子中，看得出来，你是相当理性温和的。能不能谈谈对这时局的看法？对中国自由民主进程，民主前景等的个人观点？

野渡：我一直很反感“异议人士”这个称呼，我认为它是一种自我矮化，我们就是公民，是这个国家受法律保护的公民，了解时事、参与政治、监督政府、不同意见的表达都是我们的公民权利，共产党不是我们公民的敌人，我们公民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公民的敌人只能是践踏公民权利的专制、独裁、极权者，而专制、独裁、极权者的敌人是自由、是民主，公民社会的建立和成长需要官权与民权的良性互动，使公民在公民社会里得到自由，使政府在公民社会里得到自由，使治理者和被治理者都免于恐惧。任何一方把对方敌人化、妖魔化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认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之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必须以理性温和逐步争取和扩大民间社会的民权，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

卫子游：师涛出事后，杨天水李云龙等人又因为网路活动被抓了。网路风险现在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作为一个网路专业人士，能不能对增强网路安全提供某些建议？还有，这一段国内对网路的封锁好象又有加强的趋势，能不能从技术层面谈谈突破这种封锁的方法？

野渡：对网路的监控、对言论的打压、对师涛等以言治罪在一个法治社会里都是不应该出现的，它把一个国家里的公民降低到了臣民的境地。所以首先要无所畏惧，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体现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尊严，它应该是公开性的、阳光下的。但是鉴于目前的状况，不论是为自己还是为了朋友，多注意点网路安全问题还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对自己的个人电脑方面，建议使用Windows优化大师等软体清除自己的上网记录和痕迹，使用档粉碎机等档管理工具彻底删除档（只是简单在电脑删除的话依然是可以使用软体恢复资料的），对不能删除资料可以使用加密精灵等加密软体来保护。

网路方面，不要轻易在QQ、MSN上谈论话题。QQ的资料是可以在伺服器上找到的，而MSN命令所使用的ASCLL码可以被网路管理者使用嗅探工具轻易掌握谈话的完整内容。建议尽量使用skype，它目前所采用的128位加密还是比较安全有效的，而且也能方便地使用语音交流。邮箱则应该使用除了雅虎等劣迹斑斑的公司外的其他国外邮箱。

目前的突破封锁软体无界、自由门等已不能正常使用，所以可以多使用活动代理，象代理中国（网址http://www。proxycn。com）等每天都有更新的代理位址发布，另外使用其中的匿名代理还可以达到隐藏自己的IP位址访问、发表文章的作用。

卫子游：谢谢野渡先生的良好建议！谢谢接受采访！(

大纪元6月6日

　  刚刚在华盛顿结束的2006年美国书展。
　　
　　英美两国的出版商扯掉了过去温文尔雅的面纱，开始为各自势力范围的划分高声争吵。
　　
　　在刚刚结束的美国书展上，这一问题成了公开讨论的议题。来自大西洋两岸的出版商，出现在一次名为“势力范围之战”（TurfWars）的座谈会上，试图划定未来英语出版物的国际疆界。
　　
　　由于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强势地位日益明显，全球各地对英语出版物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作为最肥的市场，欧洲大陆历来由英国出版商牢牢掌控，但虎视耽耽的美国人利用互联网和市场开放的机会，开始向欧洲输入更为廉价的平装本图书，并通过亚马逊这样的网络销售平台，直接向包括英国消费者在内的欧洲读者销售。
　　
　　英国图书显然无法在价格上与美国版抗衡，因此便向代理商施压，要求保证自己在欧洲大陆的专有发行权。美国人变得越来越愤怒。在座谈会上，西蒙和舒斯特公司总裁卡罗琳·雷迪（CarolynReidy）高声谴责英国人在争夺地盘时用得是“最薄的法律和商业伪装。”但阿歇特英国公司主席蒂姆·哈奇森（TimHelyHutchinson）警告说，如若允许美国图书涌入欧盟，“英国市场便有被摧毁的危险。”

今年8月，季羡林先生将迎来他的95岁寿诞，中国青年出版社近日出版了季羡林的新作《我的人生感悟》，收录了他不同时期所写的人生经历、人生体验与人生回忆的散文。

　　该书内容侧重于“人生”二字，全书以“修身”、“治学”、“寄情”、“旷达”为题，以真人真事为题材，但并不追求情节的完整与结构的清晰，而是以篇幅不等、形式自由来表现作者的性情。该书的编者孟昭毅教授表示：“这些散文无论是回忆往事、记述师友，还是写物抒情、感时言志，都洋溢着真情。”

　　该书还收录了季先生所有怀念与回忆文字中惟一一次写恋情的文章《迈耶一家》。

　　据悉，《我的人生感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季老惟一授权的一本书，他的另一部作品《病榻杂忆》正在写作中。

日前在青岛举行的2006中国小说半岛都市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位著名作家、评论家就中国小说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展开了讨论。

　　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导师孟繁华指出，新世纪中国小说的创作呈现出的是一种“向后看”的现象。传统作为一个伟大的资源正越来越受到作家的重视。当然，这个“传统”不止是狭隘的民族传统，而是包括西方在内的所有值得借鉴和尊重的文学经验。“向后看”具体表

现的方面有:在小说中呈现的“文人”气息、作家重新寻找小说的“意味”、对传统生活的书写、探索乱世与太平中的人性以及重新走向内心的幻路等。孟繁华认为，小说创作向传统学习或回归，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文学转折。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文学想象日趋枯竭、创造性越来越呈现出力不从心的情况下，向传统发掘有益的文学资源，无疑是一条可行、前景光明的道路。

　　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长篇小说获奖者刘醒龙也呼吁，要为中国的现实主义小说正名。他说现实主义小说就像父母，做子女的自以为很了解他们，其实一点儿也不。他认为，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无论虚构得怎样不可思议，它建立的一整套经验却应该是可以被读者接受的。

　　对此，青年评论家谢有顺认为，所有作家都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每个人都在描写自己心目中的现实。而读者希望作家提供一个更真实的生活面貌，更有说服力的精神叙事。但往往是细节瓦解了读者对小说的信任感。我们的很多作家在写一个时代的故事时，却连那个时代的器物都不敢“碰”。所以小说写作需要坚实的物质、经验基础，就像《达·芬奇密码》，它所有的细节都是真实的，但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虚拟的，这值得中国的作家借鉴。

　　《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则认为，现实如果不加界定是空旷无边的。他分析了近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中遇到的问题:很多长篇小说开篇时气势宏大，但往往后继乏力，草草了事。因此他得出结论:当代作家面临着长篇小说写作的重大困难。这与作家的精神境遇和身体境遇密切相关。所以，李敬泽对当代作家追求古典的、完整的精神叙事的可能性存在疑问。他认为，当代作家现在的状态、经验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托尔斯泰或者陀斯妥耶夫斯基，所以如果他们在回归十九世纪的同时，背弃了二十世纪的精神，背弃了二十世纪给我们的经验，那么，恰恰不能对现实有一个全面、贴近的表达。

　　最后，《中华文学选刊》主编王干提出“让小说回家”。他说，小说存在的最关键的意义是让人看，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小说“新潮流”却把小说读者都赶跑了，因此重新找回小说的读者是摆在作家面前的一个艰难的课题。

近日网上传出余华小说《兄弟》成为美国的大学教材的消息，余华对此表示否认，称近日网上的相关报道实属误读。他说，“国外所谓的教材概念，与国内的教材完全是两码事。‘作品入选美国大学教材’的说法太笼统了。”

　　如果遇到生存危机，人们往往选择两条路：要么直面危机，要么逃离危机。而事实上，如果威胁远远超出生存的可能时，大多人会选择逃离，而且在逃离的过程中，人们既要改变原本的身份，更要转变先前的性格意识。因此，如果逃离，身份和性格都将重新洗牌。
　　
　　双人鱼所著的小说《花错了》，就是对一位白领女性在逃离过程中实现身份的放弃和性格特征转变的生动阐释。
　　
　　小说中，女主角秦雯曾爱过一个有妇之夫周子芹，爱得轰轰烈烈，爱得身心俱废。小说一开始就展示了冲突：秦雯逃离了北京，原因是她不堪忍受绝望的情感，挥刀刺向了曾经的爱人。到达上海之后，她把原来的名字“秦雯”改成了“秦非”，后来又有个洋名“JUDY”，通过这些，她实现了身份的变化。
　　
　　改变身份就意味着个体肉身的重获新生。这不是一件难事，况且现在造假技术已经高明到足以以假乱真的程度。但性格特征的转变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毕竟人的思维方式具有延续性。因此，身份改变之后，尽管新生活表面上平静如水，但却暗流涌动。新的职业、新的人群、新的生存环境，使先前的秦雯现在的JUDY不得不继续面对男性的追逐与女性的嫉妒。面对SAM、DAVY这两个男人，JUDY最终选择了后者，但却不得不面对DAVY家人的风刀霜剑。而在此之前，她理智而果断地拒绝了周子芹的情感挽求，但即便如此，周的到来还是使秦雯的身份重新暴露了出来。
　　
　　与此同时，在情感的博弈过程中，JUDY尽管努力要实现灵魂的脱胎换骨，但始终无法摆脱发自内心的精神状态。无论是那个经常做的噩梦，无论是同邻居的网上交流，无论是对故乡生活的留恋，都让她在新的生存环境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她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不乏柔情，不乏理智，更不乏孤独。
　　
　　逃离可以临时忘却现实的残酷与失望，却永远不能指望它可以兑现永恒的解脱。偶然发现父亲的婚外情真相，加之DAVY的情感旧事的刺激，JUDY再一次选择了逃离——回到北京。然而，这次逃离，却让她有了新的身份——强奸犯的女儿。打击仍旧毫不留情，SAM的自杀，DAVY的车祸使JUDY最终选择了回到了故乡。也许，只有在故乡，逃离才会真的结束。
　　
　　逃离是一场绝望的游戏：既然生活在物化的世界上，逃离注定还要回归。所以，那个邻居的爱情逃离，也许是明智的。
　　
　　小说弥漫着唯美主义的气息。自由的笔法和凄清的情调，让读者不禁动情，以至于听到《Dreamcatcher》的旋律，想象芙蓉花开时会有别样的滋味。作者双人鱼在慨叹“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的时候，在写到“相知满天下，知心有几人”的时候，在署下“花错了”的书名时，一定也会想到：花之错，当是人之过。
　　
　　突然想起一句话：可怜花错耽佳期，不知谁是惜花人。
　　

香港，对其是文化沙漠的误会已经有很多年了。其实，香港只不过是一个疏离政治的典型。其精英文化可以很精英，其草根的可以很草根。梁文道和黄子华都是哲学科班出身，但从来不作高深言辞，因为本来就没有必要把一个常识道理说的玄而又玄来卖弄自己。陶杰的中西造诣并不差，但他却可以以日常时事来形容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又以英美文学之典故来比兴街市俚俗。香港人之中，有学识的却都会很低调。象周星弛那样肯思想的电影人，岂只一个而已？从新浪潮的谭家明徐克许鞍华，直到新一代的陈果彭浩翔麦婉欣，其实，家国之情，大都市小人物，从来都没有停下他们自己的思索。
　　
　　象进念那样敢于突破创新的剧团，在华语世界，也不多见。象牛棚书院，象许氏兄弟那样，高等知识分子主动俯身到屋村草根基层，让艺术啊电影啊音乐啊什么的不再高高在上，而成为他们身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自觉的普及者，流行艺术的推广者，也不多见。香港和台湾一样，同样保存了中国文化的许多传统，新亚书院，钱穆牟宗三杜维明这些新儒家都以此为基地。沾叔的老师，国学大师饶宗颐就说过：“香港绝对不是文化沙漠！”饶公对于社会上常常用“文化沙漠”形容香港，很不以为然。“中国近代史上很多大人物都在香港待过。比如蔡元培、孙中山。如果查香港旧报纸，做这样的研究，不得了。”他批评说：“用沙漠这个词不公道，香港始终是商业社会，对文化的兴趣较淡。”
　　
　　顺手转一段龙应台在港大讲座的报道：
　　龍應台是華文世界重量級的公共知識份子，來港之後，感覺香港高等學府人才濟濟如深山懷寶，但是與香港社會的互動，尤其是對於形塑香港未來的影響及參與，似乎值得更多努力，於是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支持下發起「思索香港」論壇。二零零四年十一月，龍應台在港大演講「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香港有甚麼可能」深入探討並挑戰西九龍思維，是為論壇開端。論壇此後之系列，不論是探索或是批判，社會參與極為熱烈。每一次論壇，除了極多青年人參與之外，媒體、學界、文化界及政府官員，均以高比例出席。凸顯香港人對香港文化願景關切的程度。
　　
　　香港文化更强调的,是一种贴身参与的现场感,而并非高楼建瓯的俯瞰感．湯禎兆的《雜踏香港》，就评论本身，也是把文化回歸至一種最原本的生活體驗（lived experience）定義，而不僅是文本之間無關痛癢的互涉。他擁抱大眾文化，并通过自己在亲身体验这些文化现象之后，写下自己的閱讀流行文化之crossover心得体会．这一种，也是香港文化人所奉行的，跨界性和实践性观念．香港人有些时候不是不喜欢某类文化，但他们却不想只把他们当作天九翅或一哥九头鲍，而想把他们当成天天大排挡茶餐厅都吃得着的碗仔翅和罐头装冰糖燕窝．
　　
　　因此,香港的文化特色,和台湾的文化特色是不同的类型.台湾,是先解构而后建构,对传统的承继很多,但也承袭了很多糟粕.香港则承继东方的同时,也融合了许多西方色彩.为此,其一直是处于解构之中,批判性多而建设性少.香港没有台湾那种深厚的乡土文学积淀,因此,也很难诞生陈映真那样的乡土大家,但是,李昂的杀夫语境,本身也不可能在李碧华的语境下呈现.但李碧华那样的地理和历史视野,也不是李昂们可以呈现出来的.事实上,除了本土的黄碧云、西西之外，外来者如张爱铃、施叔青，对这个城市产生认同后所带来的作品，同样具有香港性。举个例子，台湾出的包青天，还是非常依附于神权与君权，并且倚赖于道德迷信的，但香港两个电视台出的包青天，则非常注意刻画包公案中每个普通人的人性困境，并每每把质疑指向君权与神权，包公和小民的每次胜利，都是普通人人性的觉醒与反抗的胜利，同时也是君权和神权不得不退后的挫折。
　　
　　香港作品反映出来的香港性，一个在于其草根性，二在于其无父无君性，三在于其移民性与浪子性，四，还有一点遗民心态。周星驰之所以为这么多老百姓喜欢，本身就有其草根叙事的共鸣在里面。这个不是在大话西游可以看到的，而应该在鹿鼎记、苏乞儿、审死官、白面包青天、国产零零漆、喜剧之王和功夫里，才可以看到的。他在里面对权威、君主、官员、政府等的藐视和嘲讽，这种勇气，刚刚好是华人世界里最少有这种表现形式的。因为，他是以小市民所乐见的喜剧形式来表达，呈现出一种原本应是悲剧式反抗的，庶民的胜利。香港叙事里面，要么就不知道该跟那个老大，要么就干脆不认任何一个老大。这种风格，是华语文化中所不可复制的一个标本。
　　
　　但早在台湾还在回归本土，回归族群的时代，香港就已经有认组归宗的尝试了。香港流行曲里所不同于台湾民谣的学院风格，是因为其来源直接来自旧上海时代曲和南音粤剧戏曲小调这两个传统，看看罗文就很清楚了，他又唱夜上海、爱你变成害你这些国语曲，又唱柳毅传书、满江红这些老粤曲小调。香港当年包容了陈蝶衣和姚敏这些海派余孽，早于台湾左宏元刘家昌之前就成为华语地区流行曲的大本营，白光葛兰潘迪华当年的影响力兼及东南亚。即使是宝岛的青山姚苏容等也时常以此作为舞台。当然，香港本地粤语曲的兴盛，还得益于本土人才，如辉黄、许冠杰等的涌现，既承继了国语时代曲，也取材了粤曲小调，甚至还吸收了西洋曲风和东南亚民歌的养分在内。KON TON POP后来的流行不仅仅是流行而已。背后也正好反映出来一个市民社会城市兴盛起飞的社会心态脉络。
　　
　　黄沾当年写〈勇敢的中国人〉＜我的中国心＞，郑国江写〈话长江〉，潘源良写〈国旗〉，黄家驹刘卓辉写〈大地〉<长城＞，梁本熙拍〈归土〉，严浩拍〈似水流年〉，徐克的〈刀马旦〉和倩女三部曲，余力为〈明日天涯〉、张婉婷〈北京乐与路〉和移民三部曲……当年的香港人对于根和家园的自觉性探索，对故土的认同，对于现实性的执着，其实，甚至走在台湾之前。台湾所依托的乡土史，只能追索到二二八，或者六七十年代的起飞。但香港所依托的历史与地理，则可以很广。许鞍华当初拍的越南三部曲和张婉婷的移民三部曲，同样，不是侯孝贤或杨德昌可以拍得出来。
　　
　　当年邵氏和国泰电懋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融合南北电影人才，拍出过非常有现实性或开拓性的东西了。电懋造就了一批香港电影史上少有的、中西合璧得恰到好处而具中产趣味的作品，在工业上的贡献是率先推行明星制度与大力支持独立制片。早在五○年代初已投资支持国、粤语独立制片。邵氏则开创了电影史上的几个独有片种，功夫动作片、黄梅戏、歌舞片、清宫片、风月片，至今还对香港电影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还不应该忘记长城和凤凰这些左翼电影机构。当年曾改编过多部名著。根据徐吁原著小说改拍的《盲恋》、根据托尔斯泰原著小说改拍的《荡妇心》、根据姚克舞台剧原著改拍的《清宫秘史》、根据曹禺原著剧本改拍的《日出》。而7月10日至11日，则在香港太空馆演讲厅放映文学电影，包括
张爱玲编剧，尤敏、雷震主演的《小儿女》，巴金原著，夏梦、鲍方主演的《故园春梦》，郑慧原著、紫罗莲主演的《黛绿年华》，曹禺原著，梅琦、张瑛主演的《日出》。至于《屈原》，已被熟知了。台湾有胡金铨，香港也一样有张彻、楚原。有林黛的〈蓝与黑〉，有李翰祥的〈倾国倾城〉，有许冠文的〈大军阀〉。而当年两个版本的〈七十二家房客〉和〈南北和〉，这个也是香港才有的五湖四海南北融合的特色。
　　
　　香港不是没有不同族群，但都是难民中的族群，于是，更多的是需要同舟共济的情怀。他们唯一缺少的，就是在侯孝贤他们心目中那种怀乡的感觉。但是王家卫用〈阿飞正传〉告诉了我们，无根才是香港。王家卫一直在追寻，包括旧上海和东南亚等一切可能的养分，但他的都市，就是没有乡土的依托。这个就是香港的特色。不厚重，但先验和深刻，并且有很多广博的地方。许鞍华徐克曾试验过了许多新的手法，王家卫更有甚之，杜琪峰也通过〈暗花〉〈非常突然〉到〈枪火〉的尝试，完成了他的宿命和静态暴力观在镜头下的实验演练。全华人地区，我敢说，没有人能香港电影人那样的勇敢尝试，并勇敢妥协。这是一种跃进式的，非连续性的美学。有人象舒琪那样拍纪念天安门的〈没有太阳的日子〉吗？有人象麦婉欣那样把对政治与血缘上的父权恐惧都融合到〈蝴蝶〉这部表现弱势群体的电影去吗？有人能有〈黄飞鸿〉里那种家国情怀和世界视野吗？有人有〈千言万语〉中那种沉重又无语，却正好与中国历史一脉相承的沧桑吗？台湾，正如你所言，恰好是另一个大陆之我的镜象。而香港的意义，在于提供一个他者的可能性。因为北京和台北有很多本质上的贴近，但和香港的内在气质，都完全不同。偏偏，这种类型的都市在华人世界的存在，恰好提示了，华人文化本来可以有这样的发展路向。因为香港，最善于妥协。
　　
　　表江说“内地电影和台湾电影都未曾出现过香港电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面腾飞，那时候整个亚洲都为小马哥或周星驰疯狂。内地电影和台湾电影都在追寻厚重的历史意味里失去了电影最原始的活力，辉煌的第五代成就不了电影工业，而台湾“新电影”也更像是后来奄奄一息的台湾电影最后一丝的回光返照，只有香港电影在看似芜杂、粗俗的外表下，保持着最旺盛的生命力。”
　　
　　罗大佑在香港的音乐工厂时期，我以为，也是他人生的又一个高峰。这个高峰，日后很难再现了。音乐工厂时期,非常富有香港性隐喻和大中华视野的三部曲，恰好是林夕给到他的。也许是相互给予的灵感，林夕后来的高度，也没有恢复到那个层次。但罗从这个时期开始，从前工业时代推进到了后工业时代。因为林夕的反思，本身就是基于现代都市下的反思。罗之前的反思和黄舒骏相象，都有基于历史的脉络在。但是对于现代性，没有人可以象郑智化那样在屏弃后选择自我放逐。既然逃脱不掉，就好好思考如何在都市里活着吧。林夕除了在皇后大道东和首都、飞车里对政治的思考之外，也有在赤子、出走、新生代里对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反思。
　　
　　当然他不是孤军作战，自郑国江起，林振强、潘源良、周耀辉等香港词人就在反思这个都市，批判这个都市了。他们在林子祥、达明作品中的批判意识和刘卓辉黄家驹在BEYOND里的批判意识，有不同也有相同。前者是一种精英的反思，后者则是一种草根的质疑和不满，并且提出自己的建构理想。香港音乐人其实并不太喜欢完全的解构和叛逆，因为他们相对于大陆摇滚，却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在支撑。
　　
　　香港也曾有过民谣时代的,像欧瑞强 陈秋霞 卢冠廷 蔡国权 陈百强 他们所探索过的.在当时正好与台湾遥相呼应,也与电影新浪潮相呼应.陈秋霞,对台湾民谣也有过其影响力,<偶然>就是她作曲原唱的.
　　
　　当然，他们的乐队历史也要久远一些，潘迪华很早就和JOHN LENNIN合作过了，温拿是第一支中文BAND队，夏韶声林子祥早在七十年代就在玩摇滚，软硬玩RAP也是中文音乐界之先河。不过就是起的早，而玩的不深。香港并不崇尚无能的力量，但信望爱却会有其市场。他没有罗大佑陈明章林强陈升的那种乡土少年成长史，但会有人山人海阿麦书房这种操作熟练的INDIE品牌。台北一下子就把这个城市从校园文艺过渡到小资世界去了，但香港的林夕黄伟文们却一直在对这个都市进行后现代的剖析。实情是，台北还刚刚进入工业社会前期的商业繁荣期，香港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了。
　　
　　香港的今天就是台北的明天。林忆莲成就最高的唱片〈野花〉，还是在香港时期制作，去了台湾滚石之后，却再无这样的水准。本身就说明，台湾能够出〈骆驼飞鸟鱼〉但不代表同时就可以制作出〈野花〉〈神经〉〈天佑爱人〉〈天演论〉这样的后现代都市语境下的专辑。正如蔡明亮的镜头虽然和王家卫一样落寞，但他却反映不出王家卫冷漠背后的另一重无根漂泊的失重感。小津和黑泽明，本来就各有各的话题叙述的。拍不出来，代替不了，不等于谁比谁要高出一筹。
　　
　　文化是什么？除了哲学，艺术，文学，电影，音乐，文化还很广泛地包括了人整体的生活方式，思维与行为。文化其实离不开人与人的日常生活。
　　
　　因此，单纯以严肃与否去探讨作品的艺术性是否水分充足。我以为，还要加上其外在语境。〈归土〉和〈明日天涯〉的探讨非常严肃，但在香港主流语境下并不能成为焦点。〈无间道〉和〈黑社会〉的票房成功，不仅代表了主流的认同，同时也代表了现阶段这个都市里的文化心态。市场就反映了人的内心认同和诉求。“无间道”在香港语境里，并非两个卧底的故事，而是角色认同与角色混淆的故事。麦兆辉专门在剧本里放入回归背景，正是为了衬托这点，刘建明就是香港人自己。同样，黑社会也不是讲述黑帮而已，而是为了影射京港政治生态，JIMMY也同样寄寓了香港人自己的角色投射在里面。因此，票房好并不等于文化艺术上的含金量低。做一部成功的商业片，同样需要很多好头脑。辛德勒名单和拯救大兵雷恩的商业价值同样不低，但其艺术价值无须质疑。
　　
　　我有一个观点，正是回归本身伤害了香港文化的独立性。官方介入过多，有好有坏。已经有很多香港电影人为了CEPA而不惜自阉了。零三年的低谷，导致香港主体性爆发，七一的结果，大家后来都见到了。这个，香港主体性的提高不是统一性加强，而是与北京更加疏离的结果。台湾行政院的电影基金导致了台湾电影只走高端和奖项路线，而忽视了商业市场。结果曲高和寡，比香港电影世道还差。看看金马奖变成第二个香港金像奖，你就应该知道，艺术的出路不在官方援助，而应该在市场本身。
　　
　　去年香港音乐市场的结果，陈奕迅〈U87〉的市场与口碑都大获全胜就反映出来，有诚意的艺术，不会被市场所拒绝的。做你喜爱的音乐，你也会得到好报的。香港的文化艺术成果，从来都没有靠过谁，而只是靠自己而已。因此，自主度最高，也最有抗争力度。从港英时期对殖民当局的抗争，到1989之
后对北京，1997之后对港府。〈监狱风云〉到〈等候董建华发落〉，基本上，天然地远离和质疑政治和当局。即使有过妥协的低潮，但其实却是两岸三地中骨头最硬的一群。每年的昨天，维多利亚公园，就跟七一那时一样，聚集了那么多的烛光。从沾叔的慈祥鹏到林夕的万佛朝宗，潘源良的圣诞九七。香港那几个小文人，偏偏就一直固执地不肯忘记这一个昨天。
　　
　　当然，历史上的每次言论自由，都是这样，靠自己一步步的争取出来的。哪怕是美国，第一修正案之后，也依然有安德鲁．汉米尔顿为出版自由辩护的声明，有战争时期的小泽卡赖亚·查菲教授和冷战时期的道格拉斯法官为言论自由限度所作的辩护。香港自己的言论自由史和独立的文化发展史，也跟种族平等权从林肯到小马丁路德金所走过的漫长过程一样。港英当局当初对左派工会有那么好的脸色么？苹果初到台湾时，有那么多人看好他么？从党外到美丽岛到现在的高铁和驸马，从雷震李敖到如今的邱毅陈文茜，难道言论自由是先一夜全面开放了，就立即可以建成的罗马么？也许新精南都的历史还将继续重演，但苹果和明报的今天就会是他们的明天。
　　
　　大众不说，但不代表他们会被蒙蔽。某年某人离世的那个春天，全国最商业化的广东上京到那胡同里哀悼的人却是最多。我原本以为只有老一辈记得，但年轻人，原来也非常清楚这段历史。商业化本身的发展，也会同时驱使相关的阶层，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自身的力量所在．一开始苹果只是资本所驱动的结晶，但他们要赢得市场，就要顺从和定位市场．当他们把自己定位在中产代言报纸的时候，苹果的声音，也免不了向文艺雅皮和政治独立的方向发展．苹果反建制立场的成功，不是因为他鼓动起了更多的反建制分子，而是在于当局本身的失误连连造就了社会上大批的反对者，积压了大批政治和经济双失阶层的怨气和戾气．这个道理，跟苏乞儿谏喻皇帝是一样的：乞丐的多少不是我决定而是你决定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谁肯去做天地会？苹果越骂政府就越好销路，只是因为政府表现低迷导致市场需要一个宣泄的管道．因此，这个也是市场自身的选择，因为大众自己的需求口味，形成了苹果这种文化现象．香港文化本身，也同样遵从这条市场规律．
　　
　　一份苹果一本一周刊，能有什么力量蒙蔽和驱使大众去他们所想要的方向呢？那只能有关于真相的力量。角度多了，你只会更接近于真相。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连一个中学生都可以去到NYTIME网站去的时代，我不担心还会有人可以肆意地蒙蔽真相。只是他们掩耳盗铃而已。阿多塞的确担心信息渠道会被控制，从而让流水线上的文化工业控制思想。但是，现在洗脑一点都不容易了，宣宣们自己连流行些什么都不清楚，如何谈及搞控制，他们制造出来的那些所谓标本，又有无市场？制造市场，也需要非常现代化的脑子才可以的。英雄无极那玩意连他自己那关都过不了，还想去糊弄淫民群众？群众的眼睛可都是贼亮的。
　　
　　费死克关于大众文化的另一个解释是，其实是市场上各方合力所共同驱动和创作的一个集体成果。这个当中，没有谁可以完全控制其主导权。就跟EEG以为BOYZ、TWINS这样的偶像组合就可以吃定市场，不料市场口味已经变化了，今年只好推出泳儿胡琳这样的实力派新人一样。市场体制不是计划体制，不是说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只能顺其来势，水到渠成。对经济是这样，对于文化，也是一样。
　　
　　小报之所以有市场,本身就是市民社会发达的结果.开放更多，选择更多，自然没有人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就算狂热，也和政治无关，也和稳定无关。市场社会的好处是大家都可以用脚投票，是好是怀，自有人心口碑做参照。